余秋雨散文有著厚重的歷史文化蘊涵和對人文精神的張揚 ,下面是小編整理的余秋雨作品，以供大家閱讀。

　　余秋雨作品：自己的真相

　　阿姆斯特丹說得上是一個色彩之都。

　　鮮花出口數量全世界第一，又擁有最會擺弄色彩的倫勃朗和梵高。如果再加上櫥窗里赤裸裸站立的各種色情女郎，太讓人眼花繚亂了。

　　但是，色彩似乎永遠會帶來麻煩。它會鼓勵混亂、引誘騷擾嗎?也許。

　　我們到阿姆斯特丹之后立即分兩組拍攝街景，兩輛車停在不同的停車場。一小時后傳來消息，一輛被砸，一輛被撬。我的一臺新買的數碼相機，以及隨隊記者的兩臺手提電腦均不翼而飛。我從希臘開始拍攝的照片，全都貯存在那臺數碼相機里，這下算是全完了。

　　停車場是收了管理費的，卻說這樣的事情他們管不著。其實兩個停車場都不大，里邊發生的任何事都能一眼看到。

　　到達才一小時就已經這樣，這個平靜的下馬威使我們對這個色彩之都納悶起來。

　　到處都在修路，又是陰雨綿綿，幾個肥胖的黑人在小街中狂奔亂叫，似極度興奮又似極度憤怒;吸食大麻的蒼白青年坐在露天木階上手足無措，獨自傻笑;木階下面是河道，有不少船停泊，又有一大堆廢棄的腳踏車在水里浸泡。

　　對色彩本身，阿姆斯特丹也產生過很大的混亂，現在好像是為這種混亂后悔了，但又有點遮遮蓋蓋。

　　我是說倫勃朗在這里的遭遇。

　　在西方大畫家中，平生境遇最悲慘的恰恰正是兩個荷蘭人，倫勃朗和梵高。但梵高在阿姆斯特丹的時間不長，境遇中又有較多的時代因素和個人因素，暫且不論;而倫勃朗碰到的實在是一件群體性的審美冤案，而且與這座城市密切相關，在我看來，有點不可原諒。

　　這件事，略知西方美術史的人都不陌生。但我站在阿姆斯特丹的倫勃朗故居前，忍不住還想復述幾句。

　　事情發生在一--二年，倫勃朗三十六歲。這件事給畫家的后半生全然蒙上了陰影，直到他六十三歲去世還沒有平反昭雪。這件事幾乎中斷了他靠藝術創作來維持生計的正常生活，窮困潦倒，去世時只夠花費一個乞丐的喪葬費用。因此，這不是一個階段性的厄運，而是通貫一代藝術大師終身的嚴重事件。今天的阿姆斯特丹不應該輕描淡寫。

　　那年有十六個保安射手湊錢請倫勃朗畫群像，倫勃朗覺得要把這么多人安排在一幅畫中非常困難，只能設計一個情景。按照他們的身份，倫勃朗設計的情景是：似乎接到了報警，他們準備出發去查看，隊長在交代任務，有人在擦槍筒，有人在扛旗幟，周圍又有一些孩子在看熱鬧。

　　這幅畫，就是人類藝術史上的無價珍品《夜巡》。任何一本哪怕是最簡單的世界美術史，都不可能把它漏掉;任何一位哪怕是對美術未必摯愛的外國游客，也要千方百計擠到博物館里看上它一眼。

　　但在當時，這幅畫遇上了真正的麻煩。那十六個保安射手認為沒有把他們的地位擺平均，明暗、大小都不同，不僅拒絕接受，而且上訴法庭，鬧得紛紛揚揚。

　　整個阿姆斯特丹不知有多少市民來看了這幅作品，看了都咧嘴大笑。這笑聲不是來自藝術判斷，而是來自對他人遭殃的興奮。這笑聲又有傳染性，笑的人越來越多，人們似乎要用笑來劃清自己與這幅作品的界線，來洗清它給全城帶來的恥辱。

　　最讓后人驚訝不已的是那些藝術評論家和作家。照理他們不至于全然感受不到這幅作品的藝術光輝，他們也有資格對愚昧無知的保安射手和廣大市民說幾句開導話，稍稍給無端陷于重圍的倫勃朗解點圍，但他們誰也沒有這樣做。他們站在這幅作品前頻頻搖頭，顯得那么深刻。市民們看到他們搖頭，就笑得更放心了。

　　有的作家，則在這場可恥的圍攻中玩起了幽默。“你們說他畫得太暗?他本來就是黑暗王子嘛!”于是市民又哄傳開“黑暗王子”這個綽號，倫勃朗再也無法掙脫。

　　只有一個掙脫的辦法，當時親戚朋友也給他提過，那就是再重畫一幅，完全按照世人標準，讓這些保安射手們穿著鮮亮的服裝齊齊地坐在餐桌前，餐桌上食物豐富。倫勃朗理所當然地拒絕了。

　　那么，他就注定要面對無人買畫的絕境。他還在畫畫，而且越畫越好，卻始終貧困。

　　直到他去世后的一百年，阿姆斯特丹才驚奇地發現，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波蘭的一些著名畫家，自稱接受了倫勃朗的藝術濡養。

　　倫勃朗?不就是那位被保安射手們怒罵、被全城恥笑、像乞丐般下葬的窮畫家嗎?一百年過去，阿姆斯特丹的記憶模糊了。

　　那十六名保安射手當然也都已去世。他們，怒氣沖沖、罵罵咧咧地走向了永垂不朽。

　　他的故居，這些年重新裝修好了，看起來他晚年不太貧困。但我記得在一本傳記中讀到，這房子當年因倫勃朗無力還債，被公證處拍賣掉了，倫勃朗不得不搬到一處極其簡陋的猶太人的房子里去居住。這一點，故居的解釋詞中沒有說明。里邊反復放映的一部影片，主要是介紹這些年修復故居的認真和艱難。

　　對此我有點不大高興，便把導演劉璐拉過一邊，告訴她，我以前讀到過一本德國人寫的倫勃朗傳記，有一個情節一直無法釋懷。

　　好像是在去世前一年吧，大師已經十分貧困，一天磨磨蹭蹭來到早年的一個學生家。學生正在畫畫，需要臨時雇用一個形貌粗野的模特兒，裝扮成劊子手的姿態。大師便說：“我試試吧!”隨手脫掉上衣，露出了多毛的胸膛……

　　這個姿態他擺了很久，感覺不錯。但誰料不小心一眼走神，看到了學生的畫框。畫框上，全部筆法都是在模仿早年的自己，有些筆法又模仿得不好。大師立即轉過臉去，滿眼黯然。他真后悔這一眼。

　　記得我當初讀到這個情節時心頭一震，淚如雨下。不為他的落魄，只為他的自我發現。

　　低劣的文化環境可以不斷地糟踐大師，使他忘記是誰，迷迷糊糊地淪落于鬧市、求生于巷陌——這樣的事情雖然悲苦卻也不至于使我下淚，因為世間每時每地都有大量杰出人物因不知自己杰出、或因被別人判定為不杰出而消失于人海;不可忍受的是他居然在某個特定機遇中突然醒悟到了自己的真相，一時如噩夢初醒，天地倒轉，驚恐萬狀。

　　此刻的倫勃朗便是如此。他被學生的畫筆猛然點醒，一醒卻看見自己脫衣露胸像傻瓜一樣站立著。更驚人的是，那個點醒自己的學生本人卻沒有醒，正在得意洋洋地遠覷近瞄、涂色抹彩，全然忘了眼前的模特兒是誰。

　　作為學生，不理解老師是稀世天才尚可原諒，而忘記了自己與老師之間的基本關系卻無法饒恕。從《夜巡》事件開始，那些無知者的誹謗攻擊，那些評論家的落井下石，固然顛倒了歷史，但連自己親手教出來的學生也毫無惡意地漠然于老師之為老師了，才讓人泫然。

　　學生畫完了，照市場價格付給他報酬。他收下，步履蹣跚地回家。

　　這個情節，今天稍稍復述還是心里難受，便轉身離開劉璐，來到故居底層，買了一條印有大師簽名的紅領帶，找一個無人的角落戴上。

　　今天，他的名字用各種不同的字體裝潢在大大小小的門面上，好像整個城市幾百年來都為這個名字而存在，為這個名字在歡呼。但我只相信這個印在領帶上的簽名，那是大師用最輕微又最強韌的筆觸在塵污中爭辯：我是誰。

　　余秋雨作品：玲瓏小國

　　1

　　一個主權國家的全部面積不到二平方公里，摩納哥實在太小了。但是，這個袖珍小國卻濃縮著四個隱型大國：賭博大國、郵票大國、賽車大國、旅游大國。

　　這四個隱形大國都具有俯視世界的地位。就說賭博大國吧，蒙特卡洛賭場那種地毯厚厚、燈光柔柔、家具舊舊的老派貴族派頭，連美國氣魄宏大的拉斯維加斯也要鞠躬示敬，更不待說墨爾本、吉隆坡、澳門的那些豪華賭場了。全世界的賭場選“大老”，看來還是非蒙特卡洛莫屬。

　　更讓人驚異的是賽車。那么小的國家不可能另選賽車場地了，這些蜿蜒于山坡上的真實街道就是賽車跑道。到時候街道邊人山人海，擁擠著來自世界各國的觀眾，而跑道上則奔馳著五光十色的各種賽車。我們沒有趕上賽車季節，只是順著賽車的路線繞了兩圈，奇怪的是每輛車的駕駛員似乎都認得路線，一問，原來都是從每次賽車的電視轉播中看熟了的，可見影響之大，印象之深。

　　其實在摩納哥，最能沖擊游人感官的是海濱山崖上一排排豪宅。這是世界各地大量超級富豪選擇的終老之地。據我歷來讀到的資料，很多綁匪、巨盜、毒梟瘋狂斂財，都是為了達到一個目標，能在摩納哥舒舒服服地隱居。為此，我每次來摩納哥都會看著這些房子出神，心想多少人終于沒有拿到鑰匙而只能永久地呆在監獄里傻想了，而拿到了鑰匙的，大概也有不少人不敢出門，或者不愿與鄰居寒暄。一扇扇花崗巖框的木門緊鎖著，腳下碧波間白色的私家游艇也很少解纜。偶爾解纜于沒有風浪的月夜，如貼水而飛的白鷗，把全部秘密傾吐給地中海。

　　但是，摩納哥自身的秘密，并沒有被賭場、賽車、豪宅所窮盡。甚至可以說，即使把四個隱形大國疊加在一起，也無法填充一個最大的缺漏。

　　尋找這個缺漏并不難，它便躲藏在那幢最宏偉的公共建筑———海洋學博物館里。

　　如果有時間把這個博物館看得細一點，就會發現種種奇麗珍罕的展品都出自于一種長年累月的出海考察。于是你會對那些有關出海考察的展覽發生興趣，逐一觀察當年的船只、器具、槍支和泛黃的照片，直至那時剛剛學會拍攝的無聲電影紀錄短片。看著看著又有了新的發現，原來這一切的指揮者就是摩納哥的國家元首阿爾貝一世。

　　這位國家元首并不是撥款資助專家去考察，而是親自以專家的身份率隊出海，整整二十八次，科研成果卓著，成了世界近代海洋學的創始人。

　　海洋學博物館三樓可以觀看當年拍攝的無聲電影紀錄短片，我連看兩段就很感動，遲遲不愿離開。阿爾貝一世在顛簸的海船上完全不像一個國家元首，而是一名不辭辛勞的科學家。夜晚來臨，他們只能棲宿荒島，狂風襲來，他慌忙去撿拾吹落的風帽。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歐洲大地正兵荒馬亂，他統治的小國寡民哪有周旋之力，于是干脆轉身，背對戰塵面對蔚藍。就在他撿拾風帽的時刻，多少歐洲君主也在為撿拾皇冠而奔忙。唯有這樣的風帽他戴得舒適，軟軟地扣在頭頂，他的力量和榮譽，早已不在帽子上。

　　作為小國之君他無足輕重，但在人類探索自然的領域，他做過真正的君王。

　　2

　　比摩納哥大一點的小國，是圣馬力諾。所謂“大一點”卻大了三十多倍，總共六十平方公里吧，大約是上海市的百分之一。

　　圣馬力諾嵌在意大利中部，進出要經過意大利海濱小城里米尼，那我們干脆就在里米尼住下了。其實在里米尼停駐的很多游人和我們一樣，為的是去圣馬力諾。

　　游人們沒到目的地就在大門口玩上了。里米尼海灘確實很棒，碧海藍天間最出風頭的是皮膚曬得黝黑的苗條女子和身材健碩的光頭男子。奇怪的是，苗條女子身邊總有一個男友，而光頭男子背后卻沒有女性，只跟著幾個小伙子。

　　靠近海灘的街道上，有一種營生很熱鬧，就是替剛剛從海水里鉆出來的年輕旅客描繪皮膚花紋。只是描繪，不是刺青。皮膚已經曬黑，描上金線銀線，花草搖曳、魚蟲舞動，描得多了就像繃了一件貼身花衫。至少今晚上不能洗澡了，那就安靜躲汗，明朝帶一身花花綠綠去圣馬力諾。

　　圣馬力諾是一座山城，道路盤旋重疊。據說公元三世紀一個叫馬力諾的石匠為逃避宗教迫害從亞得里亞海的對岸來此藏身并傳教，因而有了這個地名。看來看去，這真是一個藏身的好地方。

　　從種種傳說看，這位石匠留下了一些淳樸的政治遺囑，而這個小國后來也確實成了歐洲最早的共和國。由于它實在太小，產生不了什么國際影響，卻也不會輕易地在一些立國方針上受別國影響，因此它所保存的政治生態像是存在于一個隔離艙內，顯得特別純凈。

　　當年拿破侖縱橫歐洲，把誰也不放在眼里，有一天突然發現，在意大利的國土之內居然還有如此一個芥末小國。他饒有興趣地吩咐部下，找這個小國的首領來談一談歷史。誰知一談之下他漸漸嚴肅起來，雙目炯炯有神，立即宣布允許圣馬力諾繼續獨立存在，而且可以再撥一些領土給它，讓它稍稍像樣一點。

　　但是，圣馬力諾人告訴拿破侖，他們的國父說過：“我們不要別人一寸土地，也不給別人一寸土地。”國父，就是那位石匠出身的馬力諾

　　我相信這個回答一定使拿破侖沉默良久。他連年奪城掠地，氣焰熏天，沒想到在這最不起眼的地方碰撞到了另一個價值系統。他沒有發火，只是恭敬地點頭，同意圣馬力諾對加撥領土的拒絕。

　　與拿破侖對話的人，是圣馬力諾的最高行政長官，也叫執政。他的出任方式，不僅與拿破侖不一樣，也有別于全世界各國的行政長官，是一種特別原始又特別徹底的民主選舉辦法。

　　簡單說來，全國普選產生六十名議員，不識字的選民由年輕的女學生代為投票，因為女學生潔凈無瑕;由這六十名議員在普通公民中選擇二十名最高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再投票從中選出六人，最后從民眾中挑出一個盲童，讓他從六人中抽出兩人的名單，作為最高行政長官。

　　最高行政長官的國際地位，相當于各國總統，但只任期半年，不得連任，每月薪金只有五美元，因此也很難連任。如果被選出的人拒絕上任或半途離任，卻要承受巨額罰款。上任時儀式隆重，當任長官長袍圓帽，佩戴勛章，在鼓號樂隊的簇擁下全城游行。

　　這些奇怪的規定，體現了一種樸素的民主政治理念，保存在一個小國中就像保存一種標本，值得珍惜。

　　我最感興趣的是在全國最高領導人選舉中女生和盲童的作用。他們早早地懂得，越是處理復雜事務，便越是需要動用孩童般的單純。

　　現在國際間的政治運作還在日趨繁復，有些地方更是縱橫捭闔、黑幕重重，但是無論如何，那些疲憊不堪、揮汗如雨的操作者，都無顏面對圣馬力諾的女生和盲童。

　　但是，為什么一定要盲童呢若讓一個孩子封目抽簽，辦法很多，何必真盲也許有一個傳說故事對此，我還要打聽，還要思索。

　　3

　　再大一號的小國是列支敦士登，夾在瑞士和奧地利中間，一百六十平方公里，大約是北京市的百分之一。

　　列支敦士登的首都叫瓦杜茲，最明顯的標志是山巔危崖上的一個王子城堡，當今皇家住處，瓦杜茲就在危崖腳下。其實這個首都只是干干凈凈一條街，齊齊整整兩排樓，在熱鬧處敞開著幾十家店鋪。

　　一進店就知道這里富裕，價格足以說明一切。

　　小國多是郵票大國，列支敦士登也不例外，很多商店都有賣。剛一打眼就看上了，印得實在精美。連對集郵興趣不大的我，也毫不猶豫地買下了王室成員婚禮和王室收藏的魯本斯繪畫各一套，又配上幾套雜票，結算時價格不菲，才知輕重。

　　我很想用步行方式把整個首都快速走完，便不顧一切地急速邁步了。路上新舊建筑交雜，無論新舊都很見氣韻。相比之下，郵票大廈最有派頭，這與經濟收益有關。大廈廊廳邊上見到一些信箱，聯想到列支敦士登為了吸引外資，制訂了極其方便的公司注冊的規則，甚至連房子地址都不要，只須申請一個郵政信箱即可。這事對我有點誘惑，心想何不輕輕松松開辦一家注冊在列支敦士登的文化傳播公司，然后再在國內找個公司搞中外合資。劉璐、溫迪雅、王多多她們都躍躍欲試，但一想山高水遠也就哈哈一笑不當真了。

　　我終于找到了做過首相府的那棟樓，現在是一家老式旅館。做首相府那些年，法院也在里邊，而且我還知道，地下室是監獄。

　　這些知識，都來自于一個未被查證的傳說。

　　那天晚上，副首相被一要事所牽，下班晚了，到大門口才發現門已被鎖，無法出去。他敲敲打打，百般無奈。地下室上來一個人，拿出鑰匙幫他開了門。副首相以為是開門人住在地下室，一問，誰知這是關在下面的囚徒。

　　囚徒為什么會掌握大門鑰匙是偷的，還是偷了重鑄后又把原物放回這不重要，副首相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囚徒掌握了鑰匙為什么不逃走于是他就當面發問。

　　囚徒說：“我們國家這么小，人人都認識，我逃到哪兒去”

　　“那么，為什么不逃到外國去呢”

　　囚徒說：“你這個人，世界上哪個國家比我們好”

　　于是他無處可逃，反鎖上門，走回地下室。

　　這件事聽起來非常舒服。

　　4

　　這些袖珍小國中最大的一個是安道爾，四百多平方公里，不到北京市的三十分之一。

　　都德曾經說過：“你沒有去過安道爾那還算什么旅行家”這樣的口氣我們都知道要反著聽。表面上好像在說安道爾是非去不可的國家，其實是用夸口的方式提出了要成為旅行家的至高標準。因此反而證明，安道爾在他的時代很難到達。

　　當然很難。從法國到安道爾，必須翻越比利牛斯山。這中間要穿峽谷、爬山頂、跨激溪，即便是被稱為“山口”的地方也要七轉八拐地旋上去。我們去時，已在下雪。

　　安道爾在法國和西班牙之間，一直被它們爭來奪去，十三世紀開始向它們進貢。我對于七百年不變的進貢數字很感興趣。

　　安道爾每逢單數年向法國進貢九百六十法郎，相當于一百多美元;雙年數則向西班牙進貢四百三十比塞塔，相當于兩個多美元。同時各附火腿二十只，腌雞十二只，奶酪十二塊。直到今天仍是這個數字，就像一個山民走親戚。不知作為發達國家的法國和西班牙，以什么儀式來迎接這些貢品我覺得應該隆重。因為現代社會雖然富有，卻缺少原始政治的淳樸風味。唯淳樸才能久遠。

　　進入安道爾國土之后，到首都安道爾城還有很長一段路。路邊間或有房，以灰色石塊為墻，以黑色石片作瓦，樸實而美麗。城市的房舍就沒有這么美麗了，但在鬧市的中心有水聲轟鳴，走近一看竟是山溪匯流，如瀑如潮，壯觀在不便壯觀的地方，因此更加壯觀。

　　在安道爾的商店里我看著每件商品的標價牌就笑了。

　　安道爾小得沒有自己的貨幣，通用法國的法郎和西班牙的比塞塔。旅游是它的第一財政收入，而旅游者來自世界各國，因此需要在每件商品上標明以各國貨幣換算的多種價格。但用哪一種文字來標呢想來想去采用了一個辦法，即用各國的國旗代表各國貨幣，一目了然。

　　這一來，事情就變得非常有趣。你即使去買一雙襪子，拿起標價牌一看就像到了聯合國總部門口，百旗并列，五光十色，一片熱鬧。每個國家，尤其是領頭的那些發達國家，全都莊嚴地舉著國旗在為安道爾的一雙襪子而大聲報價，而且由于那么多國家擠在一起，看上去還競爭激烈。

　　這真是小商品的大造化，小國家的大排場。

　　夜宿安道爾，高山堵窗，夜風甚涼。讀書至半夜，想到窗外是被重重關山包圍著的小空間，這個小空間身在歐洲卻藏得很深，今夜我也隨著它躲藏起來了，突然覺得有點奇怪。我們一生艱難備嘗，卻還從未有過隱縮在萬里之外大山深處的體驗。

　　近處山巒的頂部已經積雪。這還只是秋天，不知到了嚴冬季節，這兒的人們會不會出行又如何出行甚至，是否會出現因某次雪崩而消失了一個國家的新聞?

　　余秋雨作品：北歐童話

　　一步跨進北歐，立即天高地闊。

　　我們從德國進入丹麥，地緣相鄰，天象殊異。就在剛才，德國的樹林還在以陰郁的灰綠抗擊寒風，轉眼，丹麥的樹林早已抖盡殘葉，只剩下蕭蕭寒枝，就連農家門外的灌木矮墻，也已凍成與泥土同色。因此，天無遮蔽，地無裝飾，上下一片空明。

　　這是我第一次來丹麥，滿目陌生。

　　我驚愕地看著周圍的一切，因為我不能容忍這般陌生，就像不能容忍一位曾經長年通信的長者初次見面時一臉冷漠。我與丹麥算得上“長年通信”了，在人生的荒涼季節，這兒竟然一再地成為我的精神投注地。

　　一點不錯，我童年時的精神陪伴者是安徒生，青年時的精神陪伴者是勃蘭兌斯，中年時的精神陪伴者多了，其中一個是克爾愷郭爾，他們全是丹麥人。

　　我想更多地端詳這片土地，但明明是下午時分，天已黑了。北歐的冬夜如此漫長如此絕望，那些直貫東方的精神難道都是在黑暗中產生第一天夜宿日德蘭半島上的古城里伯市。天下著雨，夜色因濕濡而更加深沉。熬夜不如巡夜，我們在路口跟上了一位更夫。

　　更夫左手提一盞馬燈，右手握一根戟棒，一路上用丹麥話吟唱著類似于“火燭小心”之類的句子。走到河邊特別警惕，彎下腰去觀察水情，岸邊有一枚石柱刻明，一六三四年的洪水曾使小城滅頂，更夫離開河邊又回到街道，偶爾有一二只蒼老的手輕撩窗簾，那是長夜的失眠者聽到了他的腳步聲。

　　與更夫聊天，他說，在丹麥過日子，要學會如何度過長夜。連當今的瑪格麗特女王也試著適應，她說過：“在冬季王宮的長夜里，我把優美的法國散文翻譯成丹麥文，作為消遣。”果然，她成了一位杰出的文學翻譯家。在我眼中，她以女王之尊，現身說法地道出了長夜與文學的關系。

　　第二站便是奧登塞，安徒生的家鄉。我起了個大早穿過市場去找他出生的那間紅頂房。圣誕節又臨近了，特意瀏覽了一下市場，賣火柴小女孩心中的圣誕樹和烤鵝，依然在這里碧綠焦黃。一轉彎就看到了街那頭的紅頂房。急速趕去，快步踏入，房間非常狹小。當年這里是貧民窟，房頂下住了很多人家。安徒生家更是貧困，祖母做過乞丐，父親是個木匠，母親替別人洗衣……哪種愁苦他沒有受過他把這一切都囫圇咽下，終于明白了這世上唯一可以傾心的，只有孩子。

　　孩子們的眼睛沒有國籍又最善于尋找，很快從世界各地教室的窗口，盯上了這間紅頂房。

　　但是，哪怕是全世界兒童的眼睛集合起來也幫不了安徒生，安徒生還是久久地缺少自信。不僅出身貧寒，而且是小語種寫作，是否能得到文學界的承認他一直想成為當時比較有名的奧倫斯拉格AdamOehlenschlager這樣的丹麥作家，卻受到各方面的嘲笑。

　　他很想獲得丹麥之外的歐洲文學界支持，努力結交文化名人，結果反讓人家覺得有“搖尾乞憐的奴態”。即便他后來終于受到廣泛承認，人們也只認為他是一個善于編制漂亮童話的有趣作家，并不認為他是文學巨匠。因此，直到他臨死之時，還渴求會見任何訪問者，希望在他們的話語中找到賞識自己的點滴信息。他敏感脆弱，極易受傷。

　　他不知道，自己早已成為一個偉大的文學巨匠。那些他所羨慕、拜訪、害怕的名人，沒有一個能望其項背，更不必說像奧倫斯拉格這樣的地區性人物了。

　　今天，當我們早已長大，不再留連童話，那就有資格說了：他是一個永恒的坐標，審核著全人類的文學在什么程度上塑造了世道人心。

　　他肯定已經塑造了世道人心，證據是，很少懸掛國旗的丹麥，把一面國旗端端正正地升起在那幢紅頂房上。

　　漫漫長夜我們車隊進入哥本哈根才下午三點半，天已黑了。當地朋友說，到明天早晨八點，它才亮。

　　終于知道，什么叫漫漫長夜。

　　黑暗和寂寞能夠幫助深思。一個只有五百萬人的小國在世界科學界成果卓著，尤其在電磁學、光學、天文學、解剖學、醫學、核物理學等方面甚至大師輩出，這大概與長夜有關吧。短暫的白天減少了粗淺型勞動的有效時間，卻不會減少一個國家的智能水平。

　　然而，黑暗和寂寞還有大量的負面效應。人們的憂郁大多在陽光中消遁，在朋友中散發，這種可能在這里大大減少，因此越積越厚，越燜越稠，造成一種群體性的心理傾向，產生廣泛而強烈的自殺欲望。在冥冥之中只有教堂的鐘聲會起一點心理舒緩作用，但這種作用也因習以為常而漸漸減弱。

　　我想起了克爾愷郭爾。

　　哥本哈根對他來說幾乎是一個天生的地獄。父親的驚恐苦悶和行為失檢幾乎打碎了他整個童年，家里災禍不斷，自己體質很差。為從地獄解脫他選擇了神學，而選擇神學又使他不得不放棄初戀。“她選擇了哭泣，我選擇了痛苦”，但令人感動的是，他一生的寫作，都是為了樹立一個悼念愛情的紀念碑。克爾愷郭爾的這一切行止，都與這個城市有關。

　　更重要的當然是他在黑暗中的思考。他最為大家熟悉的思考成果是把人生境界劃分為三個階段，一為審美階段，二為道德階段，三為宗教階段。由淺入深，層層否定，而終點便是第三階段。

　　其實他所說的審美階段，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感性階段，即追求感官滿足的階段。很多人終其一生都停留在這個階段，但也有一些人領悟到其間的無聊和寡德，便上升到道德階段。人在道德階段是非分明、行為完美、無瑕可擊，但更多地出自于一種外在規范，一種自我克制，因此必然因壓抑天性而陷入痛苦。能夠意識到這種痛苦并愿意從更高層面上獲得解脫的人，就有可能進入宗教階段。克爾愷郭爾認為在那個階段一個人就會不受物質誘惑，不怕輿論壓力，掙脫塵世網絡，漠然道德評判，只是單獨站在曠野上與上帝對話，在償還人生債務的劇痛中感受極樂。

　　在我看來，克爾愷郭爾在理論上最精彩的地方不是對于他認為最高境界的第三階段的描繪，而在于他對第一、第二階段所存在的問題的揭露。其實所謂審美階段和道德階段，很接近于西方哲學家反復論述過的感性階段和理性階段，只不過他把它們引伸到了人生，成為一種人生哲學。西方哲學家早就指出過的感性的片面性和理性的片面性，由他貼合到人生過程中來具體闡述，有力地說明了那兩種人生狀態的致命弊病。因此，他所說的宗教階段，實際上只是為從那兩種人生狀態中奔逃出來的人指出的一塊空地。這塊空地上應該沒有原先的弊病了，但它究竟是什么，卻又只能是抒情性、憧憬性的描述。能騰出這么一塊空地就很不容易，我們不能苛求他在那里建造什么樣的神學樓宇或哲學樓宇。

　　比這一點更值得我們珍視的，是克爾愷郭爾指出了人們在這三個階段面前的“可選擇狀態”。三個階段不是對每個人都依次排列、循序漸進，它只供選擇。而且這種選擇時時存在，處處存在。一個人因選擇的差異而跳躍性地進入不同的人生境界，其間距離，可以判若天壤。不難看出，他的這種主張，已經有了存在主義哲學的萌芽，因此后世的存在主義哲學家們總要把克爾愷郭爾尊為前輩，甚至稱他為“精神上的父親”。

　　可惜，當他還活在哥本哈根的時候，一切都非常糟糕。這位偉大的哲學家只活到四十二歲，在他生命的最后、也最重要的幾年里，真可謂心力交瘁。他是虔誠的_，但越虔誠越厭倦丹麥教會的諸多弊端，因此終于與教會決裂。一般市民只相信教會就是信仰所在，于是也就隨之引起了親朋好友、包括唯一的哥哥與他的決裂，使他空前孤獨。

　　另一件事情是，這位大哲學家不幸與哥本哈根一家誰也惹不起的攻陷性小報發生了磨擦。哲學家當然寸步不讓，小報則恨不得有這么一個學者與他們糾纏，于是一片混戰。遺憾的是，一般市民只相信小報起哄式的謠言和誹謗，于是反倒是他，成了市民們心目中的“第一流惡棍”。

　　我對著窗下黑黝黝的哥本哈根想，克爾愷郭爾具體遇到的對手是兩個，一是教會，二是小報，但最后真正成為對手的卻是廣大市民。市民們總也不會站在大師一邊，因此我要說，這座城市對自己的大師實在不公。

　　一八五五年十月二日身心疲憊的哲學大師散步時跌倒，下肢癱瘓，卻拒絕治療，拒絕探望，也拒絕領圣餐，十一月十一日去世。

　　十九世紀最耀眼的哲學星座，熄滅于哥本哈根這過于漫長的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