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不僅在散文體制上大膽創新更以深刻的人性關懷,冷靜的歷史反思及沉重的文化憂患博得了讀者的青睞。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余秋雨代表作品，希望大家喜歡。

　　余秋雨代表作品：筆墨祭

　　中國傳統文人究竟有哪些共通的精神素質和心理習慣，這個問題，現在已有不少海內外學者在悉心研究。這種研究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但也時時遇到麻煩。年代那么長，文人那么多，說任何一點共通都會涌出大量的例外，而例外一多，所謂共通云云也就很不保險了。如果能對例外作一一的解釋，當然不錯，但這樣一來，一篇文章就成了自己出難題又自己補漏洞的尷尬格局。補來補去，痛快淋漓的主題都被消磨掉了，好不為難煞人。

　　我思忖日久，頭腦漸漸由精細歸于樸拙，覺得中國傳統文人有一個不存在例外的共同點;他們都操作著一副筆墨，寫著一種在世界上很獨特的毛筆字。不管他們是官屠宰輔還是長為布衣，是俠骨赤膽還是蠅營狗茍，是豪壯奇崛還是脂膩粉漬，這副筆墨總是有的。

　　筆是竹竿毛筆，墨由煙膠煉成。濃濃地磨好一硯，用筆一舔，便簌簌地寫出滿紙黑生生的象形文字來。這是中國文人的基本生命形態，也是中國文化的共同技術手段。既然如此，我們何不干脆偷偷懶，先把玩一下這管筆、這錠墨再說呢?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態載體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遇到過一場載體的轉換，即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這場轉換還有一種更本源性的物質基礎，即以“鋼筆文化” 代替“毛筆文化”。五四斗士們自己也使用毛筆，但他們是用毛筆在呼喚著鋼筆文化。毛筆與鋼筆之所以可以稱之為文化，是因為它們各自都牽連著一個完整的世界。

　　作為一個完整的世界的毛筆文化，現在已經無可挽回地消逝了。

　　誠然，我并不否定當代書法的成就。有一位朋友對我說，當代書法家沒有一個能比得上古代書法家。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古代書法家的隊伍很大，層次很多，就我見聞所及，當代一些書法高手完全有資格與古代的許多書法家一比高低。但是，一個無法比擬的先決條件是，古代書法是以一種極其廣闊的社會必需性為背景的，因而產生得特別自然、隨順、誠懇;而當代書法終究是一條刻意維修的幽徑，美則美矣，卻未免失去了整體上的社會性誠懇。

　　在這一點上有點像寫古詩。五四以降，能把古詩寫得足以與古人比肩的大有人在，但不管如何提倡張揚，唐詩宋詞的時代已絕對不可能復現。詩人自己可以寫得非常得心應手(如柳亞子、郁達夫他們)，但社會接納這些詩作卻并不那么熱情和從容了。久而久之，敏感的詩人也會因寂寞而陷入某種不自然。他們的藝術人格，或許就會因社會的這種選擇而悄悄地重新調整。這里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問題。

　　我非常喜歡的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幾個傳本法帖，大多是生活便條。只是為了一件瑣事，提筆信手涂了幾句，完全不是為了讓人珍藏和懇掛。今天看來，用這樣美妙絕倫的字寫便條實在太奢侈了，而在他們卻是再啟然不過的事情。接受這張便條的人或許眼睛一亮，卻也并不驚駭萬狀。于是，一種包括書寫者、接受者和周圍無數相類似的文人們在內的整體文化人格氣韻，就在這短短的便條中泄露無遺。在這里，藝術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藝術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筆并不意味著一種特殊的職業和手藝，而是點化了整體生活的美的精靈。我相信，后代習摹二王而惟妙惟肖的人不少，但誰也不能把寫這些便條的隨意性學到家。

　　在富麗的大觀園中筑一個稻香村未免失之矯揉，農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鄉村里。時裝表演可以引出陣陣驚嘆，但最使人舒心暢意的，莫過于街市間無數服飾的整體鮮亮。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燦爛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們之間。在毛筆文化鼎盛的古代，文人們的衣衫步履、談吐行止、居室布置、交際往來，都與書法構成和諧，他們的生命行為，整個兒散發著墨香。

　　相傳漢代書法家師宜官喜歡喝酒，卻又常常窘于酒資，他的辦法是邊喝邊在酒店墻壁上寫字，一時觀者云集，紛紛投錢。你看，他輕輕發出了一個生命的信號，就立即有那么多的感應者。這與今天在書法展覽會上讓人贊嘆，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整個社會對書法的感應是那樣敏銳和熱烈，對善書者又是如此尊敬和崇尚。這使我想起現代的月光晚會，哪個角落突然響起了吉他，整個晚會都安靜下來，領受那旋律的力量。

　　書法在古代的影響是超越社會蕃籬的。師宜官在酒店墻上寫字，寫完還得親自把字鏟去，把墻壁弄得傷痕斑斑，但店主和酒保并不在意，他們也知書法，他們也在驚嘆。師直官的學生梁鴿在書法上超越了老師，結果成了當時的政治權勢者爭奪的人物。他曾投于劉表門下，曹操破荊州后還特意尋訪他，既為他的字，也為他的人。在當時，字和人的關系難分難舍。曹操把他的字懸掛在營帳中，運籌帷幄之余悉心觀賞。在這里，甚至連政治軍事大業也與書法藝術相依相傍。

　　我們今天失去的不是書法藝術，而是烘托書法藝術的社會氣氛和人文趨向。我聽過當代幾位大科學家的演講，他們寫在黑板上的中文字實在很不像樣，但絲毫沒有改變人們對他們的尊敬。如果他們在微積分算式邊上寫出了幾行優雅流麗的粉筆行書，反而會使人們驚訝，甚至感到不協調。當代許多著名人物用毛筆寫下的各種題詞，恕我不敬，從書法角度看也大多功力不濟，但不會因此而受到人們的鄙棄。這種情景，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因為這里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信號系統和生命信號系統。

　　古代文人苦練書法，也就是在修煉著自己的生命形象，就像現代西方女子終身不懈地進行著健美訓練，不計時間和辛勞。

　　由此，一系列現代人難以想象的奇跡也隨之產生。傳說有人磨墨寫字，日復一日，把貯在屋檐下的幾缸水都磨干了;有人寫畢洗硯，把一個池塘的水都洗黑了;有人邊走路邊在衣衫上用手指劃字，把衣衫都劃破了……最令人驚異的是，隋唐時的書法家智永，寫壞的筆頭竟積了滿滿五大麓子，這種簏子每只可容一百多斤的重量，筆頭很輕，但五簏子加在一起，也總該有一二百斤吧。唐代書法家懷素練字，用壞的筆堆成了一座小丘，他索性挖了一個坑來掩埋，起名曰“筆冢”。沒有那么多的紙供他寫字，他就摘芭蕉葉代紙，據說，近旁的上萬株芭蕉都被他摘得光禿禿的。這種記載，即便打下幾成折扣，仍然是十分驚人的。如果僅僅為了練字謀生，完全犯不著如此。

　　“古墨輕磨滿幾香，硯池新浴燦生光”。這樣的詩句，展現的是對一種生命狀態的喜悅。“非人磨墨墨磨人”，是啊，磨來磨去，磨出了一個個很道地的中國傳統文人。

　　在這么一種整體氣氛下，人們也就習慣于從書法來透視各種文化人格。顏真卿書法的厚重莊嚴，歷來讓人聯想到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同樣品格。李后主理所當然地不喜歡顏字，說“真卿得右軍之筋而失之粗魯”，“有指法而無佳處，正如叉手并腳田舍漢。”初次讀到這位風流皇帝對顏真卿的這一評價時我忍不住笑出了聲，從他的視角看去，說顏字像“叉手并腳田舍漢”是非常貼切的。這是一個人格化的比喻，比喻兩端連著兩種對峙的人格系統，往返觀看煞是有趣。

　　蘇東坡和董其昌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人。在董其昌看來，濃冽、放達、執著的蘇東坡連用墨都太濃麗了，竟譏之為“墨豬”。他自己則喜歡找一些難貯墨色的紙張，滑筆寫去，淡遠而又浮飄。

　　趙孟頫的字總算是漂亮的了，但是耿直俠義的傅青主卻由衷地鄙薄。他實在看不慣趙孟頫以趙宋王朝親裔的身份投降元朝的行為，結果從書法中也找出了奴顏媚骨。他說：“予極不喜趙子昂，薄其人，逸惡其書。”他并不是故意地以人格取消書法，只要看他自己的書法，就會知道他厭惡趙書是十分真誠的。他的字，通體古拙，外逸內剛。

　　有些書法家的人格更趨近自然，因此他們的筆墨也開啟出另一番局面。宋代書法家政黃牛喜歡揣摩兒童寫的字，他曾對秦觀說：“書，心畫也，作意則不妙耳。故喜求兒童字，觀其純氣。”漢代書法家蔡邕則一心想把大自然的物象納入筆端，他說：“凡欲結構字體，皆須像其一物，若鳥之形，若蟲食禾，若山若樹，縱橫有托，運用合度，方可謂書。”這些書法家在講寫字，更在吐露自己的人生觀念、哲學觀念、宗教觀念。如果僅僅就書法技巧論，揣摩兒童筆畫，描畫自然物象，不是太離譜了么?只有把書法與生命合而為一的人，才會把生命對自然的渴求轉化成筆底風光。

　　在我看來，書法與主客觀生命狀態的關系，要算韓愈說得最生動。他在《送高閉上人序》中說及張旭書法時謂：“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斗，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后世。”記得宗白華先生就曾借用這段話來論述過中國書法美學中的生命意識。

　　宗白華先生是在研究高深的美學，而遠在唐朝的韓愈卻在寫著一篇廣傳遠播的時文。韓愈的說法今天聽來頗為警策，而在古代，卻是萬千文人的一種共識。相比之下，我們今天對筆墨世界里的天然律令，確已漸漸生疏。

　　文章寫到這里，很容易給人造成一個誤會，以為古代書法可以與各個文人的精神品格直接對應起來。“文如其人”、“書如其人”，這些簡陋的觀點確也時常見之于許多文章。

　　“文如其人”有大量的例外，這一點已有錢鐘書先生作過列述。書法藝術在總體上是一種形式美，它與人品的關系自然更加曲折錯綜。要說對應也只是一種“泛化對應”，在泛化過程中交糅進了種種其他因素。

　　不難舉出，許多性格柔弱的文人卻有一副奇崛的筆墨，而沙場猛將留下的字跡倒未必有殺伐之氣。有時，人品低下、節操不濟的文士也能寫出一筆矯健溫良的好字來。例如就我親眼所見，秦檜和蔡京的書法實在不差。

　　人的生命狀態的構建和發射是極其復雜的。中國傳統文人面壁十年，博覽諸子，行跡萬里，宦海沉浮，文化人格的吐納幾乎是一個渾沌的秘儀，不可輕易窺探。即如秦檜、蔡京者流，他們的文化人格遠比他們的政治人格曖昧，而當文化人格折射為書法形式時，又會增加幾層別樣的云靄。

　　被傅青主所瞧不起的趙孟頫，他的書法確有甜媚之弊，但甜媚之中卻又嶙嶙峋峋地有著許多前人風范的沉淀。因寫《藝舟雙揖》而出名的清代書法理論家包世臣說，見到一幅趙孟頫的墨跡，乍看全是趙孟頫，但仔細一看，這個過于純凈的趙孟頫就不可能是趙孟頫。趙孟頫學過二王，學過李北海，學過諸河南，沒有這些先師們的痕跡，趙盂頫只剩了一種字形，顯然是贗品。

　　這個論斷著實高妙。像趙孟頫這么復雜的文人，只能是多重人格結構匯聚和溶化的結果;已經匯聚、溶化成了一個卓然獨立的大家，竟還可以一一尋其脈絡，并在墨跡指認出來。這種現象，與人們平時談藝時津津樂道的“溶匯百家而了無痕跡” 正好相悻。這里，展露了中國文化的一種重要特征。

　　“溶匯百家而了無痕跡”的情況也是有的，主要出現在早期創業者群體中。如王羲之，曾悉心學習過衛夫人的書法，后來又追慕鐘繇和張芝，還揣摩過其他許多秦漢以來的碑跡。他自稱隸勝鐘而草遜張，終于融會貫通而攀上萬世矚目的書學峰巔。要在王羲之行書中一一辨認出他所師法過的前代書家痕跡，不太容易。但是，當高峰樹起之后，它也就成了后世書家不能不繼承的遺產。繼承者又成了高峰，遺產也就累聚成一座深幽重疊的迷宮，使代代子孫既富足又惶恐，即便力求創新也擺脫不了遺傳的干系。蘇東坡算得敢于獨立創新的了，但清代翁方綱卻一眼看破，說蘇字中最好的仍然是帶有晉賢風味的那一種。二王余緒的遠代流注，連蘇東坡也逃不過。

　　膽子更大一點的書法革新家，雖然高舉著叛逆的旗幡，卻也要有意無意地讓人看出種種承襲的游絲，其中有人還專門著文來說明自身隱潛的連脈。米芾承顏而恣野，鄭板橋學黃山谷而后以隸為楷，怪怪的金農自稱得意于“禪國山碑”和“天發神讖碑”，趙之謙奇峰兀立而其實“顏底魏面”……

　　這就是可敬而可嘆的中國文化。不能說完全沒有獨立人格，但傳統的磁場緊緊地統攝著全盤，再強悍的文化個性也在前后牽連的網絡中層層損減。本該健全而響亮的文化人格越來越趨向于群體性的互滲和耗散。互滲于空間便變成一種社會性的認同。互滲于時間便變成一種承傳性定勢。個體人格在這兩種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維艱。生命的發射多多少少屈從于群體情性的熏染，剛直的靈魂被華麗的重擔漸漸壓彎。請看，僅僅是一支毛筆，就負載起了千年文人的如許無奈。

　　比較徹底的文化革新很難從這么漫長的歲月中站起身來。別的且不說，看尛尛百代，偌大的中國會有哪個人，敢用別的書寫工具來寫信記帳?

　　也許，應該靜靜地等待時間的自然流變。

　　但是，既然整個傳統文化早已構成互滲性的一統，時間并不能把中國文化推上逐級進化的臺階。

　　記得郭沫若曾經為書法提供過一則時間性變遷的范例，斷定王羲之的字跡應不脫魏晉隸書筆意，傳世《蘭亭序》因此是偽作。《蘭亭序》的真偽且不去說它，就基本思路論，我覺得郭沫若忽視了中國文化前后左右的互滲關系，忽視了中國文人復雜的藝術可能性，忽視了在前面這兩個前提下魏晉時代書法藝術面對不同的實際需要(如刻碑、修帖、寫便條)所必然產生的多元性。

　　從魏晉開始的一個極其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在書法領域內部，幾乎一切都是可能的。因為這是一個渾然一統的世界。顛倒、錯位、裹卷、渦旋、復舊、超前，什么也不用奇怪。大體的階段和脈絡有一點，時肥時瘦，時濃時枯，但一旦要作過于科學的裁割，立即會顧此失彼，手忙腳亂。

　　事情必須要等到一個整體性變革的來臨，才能出現根本性的阻斷。

　　終于，有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

　　終于，有了胡適之和白話文。

　　終于，有了留學生和“煙土披里純”。①

　　終于，有了化學分子式和數學定理。

　　①英文“靈感”一詞的音譯，五四前后常見諸報刊，有人還把這5個字寫入白話詩中。

　　毛筆文化的一統世界開始動搖了。起初，誰也沒有想到新的時代會對遍灑中國的無數枝毛筆過不去。大家先從文化的內容著眼，因內容而想到載體，于是提倡白話文。毛筆只是一種手段性的工具，對它的去留人們不大在意。

　　林琴南用文言文翻譯了大量的外國文藝作品，用的當然是毛筆。懂外文的助手們捧著原著把文意口述給他聽，他的毛筆在紙頁上飛快地舞動著，一頁又一頁，一疊又一疊，一本又一本，涌向書肆，散落到無數青年手上。這或許是中國毛筆文化極成功的一次后期呈現，你看，就憑著毛筆和文言文，不是把城外的新文藝生動地介紹了么?它不是已經適應了新的時代和世界潮流了么?誰說舊瓶不能裝新酒呢?

　　但是，喝了新酒的人漸漸上了癮，他們開始用疑惑的眼光來打量這家專做二道生意的林氏酒坊。他們發現了原裝酒，一喝，勁兒大多了，他們不再滿足林琴南手上那只古色古香的小酒壇。

　　許多新文化的迷醉者因林譯小說的啟蒙而學了外文，因學外文而放棄了毛筆。毛筆之外的天地是那么廣闊，他們變得義無返顧。

　　林琴南握著毛筆的手終于顫抖了。他停止了翻譯，用毛筆寫下了聲討白話文兼及整個新文化的憤怒檄文。他的文章，是對毛筆文化的一次系統維護。人們對這位老人懷著一種復雜的情感：他是窗戶的開啟者，又是大門的把守者。他可以用毛筆指點一些什么，卻絕不允許讓毛筆文化的整體構架渙散。

　　相比之下，當時新文化的斗士們卻從容得多，除了蔡元培給林琴南寫了一封回信，劉半農假冒“王敬軒”給他開了個玩笑，沒有再與這位老人多作爭辯。他們洞悉世界大潮和時代走向，信心十足，忙著干許多更重要的事。他們沒有更多的精力與一種頑固的邏輯怪圈糾纏日久，對于他們自己也在用的毛筆，更不作任何攻難。

　　新文化隊伍中的人士，寫毛筆字在總體上不如前代。他們有舊學根基，都能寫;但當主要精力已投注到新的文化方式之后，筆墨的優劣已不是他們的價值系統中的敏感部位。陳獨秀和胡適的毛筆字都寫得一般，魯迅、郭沫若、茅盾寫得較好，魯、郭兩位或許還能躋身書法家的行列。對他們來說，毛筆字主要已成為一種并不強悍的工具形態。“文房四寶”，已完全維系不住他們的人格構架。

　　然而，事情又一次地出現了負面。

　　毛筆文化既然作為一個完整的世界存在過數千年，它的美色早已鍛鑄得極其燦爛。只要認識中國字，會寫中國字，即便是現代人，也會被其中溫煦的風景所吸引。吸引得深了，還會一步步登堂入室，成為它的文化圈中新的成員。

　　五四文化新人與傳統文化有著先天性的牽連，當革新的大潮終于消退，行動的方位逐漸模糊的時候，他們人格結構中親近傳統一面的重新強化是再容易不過的。像一個渾身濕透的弄潮兒又回到了一個寧靜的港灣，像一個筋疲力盡的跋涉者走進了一座舒適的庭院，一切都顯得那么自然。中國文化的帆船，永久載有這個港灣的夢;中國文人的腳步，始終沾有這個庭院的土。因此，再壯麗的航程，也隱藏著回歸的路線。

　　我們很難疾言厲色，說這種回歸是叛變。文化人格學的闡釋，要比社會進化論達觀得多。中國的事情總是難辦，重要原因就在于有這一幅幅文化人格圖譜不易索解。

　　陳獨秀夠激進的了，但他在杭州遇到沈尹默時，卻首先批評了這位青年書法家的字：“昨天看見你寫的一首詩，詩很好，字則其俗在骨。”對這句話，沈尹默刻骨銘心。沈尹默后來也寫寫白話詩，但主要精力卻投注在書法上，終身不懈。成了中國現代毛筆文化的一個重要孑遺。

　　周作人不失為五四前期頭腦特別清醒的斗士之一，他竟能在本世紀初年就一把抓住人的主題，提出“人的文學”的口號，在人文理性品格上明顯地高人一籌。但他后來卻深深地埋向毛筆文化而不可自拔，即便每天用毛筆抄一些古書古文也怡然自得。他抄書為文當然也有一系列并不落后的文化哲學觀念在左右，但留給社會的整體形象，已成為一個毛筆世界里不倦的爬剔者。他寫于1936年2月的一篇散文《買墨小記》，道盡了他所沉溺的那個天地，也展露了那個天地中的他。文章寫得很有韻味，不妨抄下一段：

　　我寫字多用毛筆，這也是我落伍之一，但是習慣了不能改，只好就用下去，而毛筆非墨不可，又只得買墨。本來墨汁是最便也最經濟的，可是膠太重，不知道用的什么煙，難保沒有“化學”的東西，寫在紙上常要發青，寫稿不打緊，想要稍保存就很不合適了。……

　　買墨為的是用，那么一年買一兩半兩就夠了。這話原是不錯的，事實上卻不容易照辦，因為多買一兩塊留著玩玩也是人之常情。

　　墨到可玩的地步當然是要有年代的，周作人買來磨的是光緒至道光年間的墨。據說嚴格一點應該用光緒五年以前的墨，再后面，墨法已遭浩劫。周作人還搜集到了俞樾、趙之謙、范寅等人的著書之墨，“舍不得磨，只是放著看看而已。”周作人不是收藏家，他的玩墨，反映了一種人格情趣。而這種人格情趣又偏偏出現在一位新文化代表人物的身上，真是既奇異又必然。

　　很巧，就在周作人寫《買墨小記》的半年前，他的哥哥魯迅也寫了一篇有關筆墨的文章，題曰《論毛筆之類》。盡管不是故意的，兄弟倆圍繞著同一個問題發表的意見大相徑庭，真可稱作是一場“筆墨官司”了。魯迅說：

　　我自己是先在私塾里用毛筆，后在學校里用鋼筆，后來回到鄉下又用毛筆的人，卻以為假如我們能夠悠悠然，洋洋焉，拂硯伸紙，磨墨揮毫的話，那么，羊毫和松煙當然也很不壞。不過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寫得多，可就不成功了，這就是說，它敵不過鋼筆和墨水。譬如在學校里抄講義罷，即使改用墨盒，省去臨時磨墨之煩，但不久，墨汁也會把毛等膠住，寫不開了，你還得帶洗筆的水池，終于弄到在小小的桌子上，擺開“文房四寶”。況且毛筆尖觸紙的多少，就是字的粗細，是全靠手腕作主的，因此也容易疲勞，越寫越慢。閑人不要緊，一忙，就覺得無論如何，總是墨水和鋼筆便當了。

　　兩位成熟的大學者忽然都在乍看起來十分瑣碎的用筆用墨問題上大做文章，似乎令人奇怪，但細細品味他們的文句即可明白，這里潛伏著一種根本性的人格對峙。魯迅灑筆開去，從用筆說到了中國社會變革的一個大課題：“便于使用的器具的力量，是決非勸諭，譏刺，痛罵之類的空言所能制止的。假如不信，你倒去勸那些坐汽車的人，在北方改用騾車，在南方改用綠呢大轎試試看。”魯迅說，改造傳統很艱難，而禁止青年人卻很容易。在中國，當“改造傳統”和“禁止青年”各不相讓的時候，常常是后者占上風。但禁止的結果只能是“使一部分青年又變成舊式的斯文人”。

　　魯迅究竟是魯迅，他從筆說到了人。“筆墨官司”所打的，原來是青年一代中國文人的人格選擇。

　　這種人格選擇的實際范疇當然比用筆用墨大得多。就在周氏兄弟寫文章的前兩年，當年諷刺過林琴南的五四文化新人劉半農作為教授參加北京大學招生閱卷，見到一位考生把“昌明文化”誤寫成了“倡明文化”，他竟為此發表了詩作并加注，考證“倡”即“娼”，嘲笑學生是不是指“文化由娼妓而明”。劉半農的這種諷刺顯然是極不厚道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如今心目中青年學生應有的形象已經納入一條乾嘉式的道路。為此，其他新文化人士十分不滿，記得曹聚仁還借此發表了一個著名的觀點：我們以為青年人錯了的地方，很可能恰恰是對的，我們今天以為正字的，很可能是真正的別字;中國文字構架如此宏大繁復，青年人難免會經常寫別字、讀別字，這是青年人應享的權利。

　　曹聚仁也夠水準，他同樣從別字說到了人，與魯迅相呼應。他國學根底深厚，卻不主張讓青年人重返港灣和庭院，反對他們在毛筆文化中把聰明才智耗盡。寧肯魯莽粗糙一點，也不要成為古風翩然、國學負擔沉重的舊式斯文人。

　　過于迷戀承襲，過于消磨時間，過于注重形式，過于講究細節，毛筆文化的這些特征，正恰是中國傳統文人群體人格的映照，在總體上，它應該淡隱了。

　　這并不妨礙書法作為一種傳統藝術光耀百世。喧鬧迅捷的現代社會時時需要獲得審美慰撫，書法藝術對此功效獨具。我自己每每在頭昏腦脹之際，近乎本能地把手伸向那些碑帖。只要輕輕翻開，灑脫委和的氣韻立即撲面而來。

　　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國人能夠擅長此道，但良知告訴我，這個民族的生命力還需要在更寬廣的天地中展開。健全的人生須不斷立美逐丑，然而，有時我們還不得不告別一些美，張羅一個個酸楚的祭奠。世間最讓人消受不住的，就是對美的祭奠。

　　只好請當代書法家們好生努力了，使我們在祭奠之后還能留下較多的安慰。

　　余秋雨代表作品：臘梅

　　人真是奇怪，蝸居斗室時，滿腦都是縱橫千里的遐想，而當我在寫各地名山大川游歷記的時候，倒反而常常有一些靜定的小點在眼前隱約，也許是一位偶然路遇的老人，也許是一只老是停在我身邊趕也趕不走的小鳥，也許是一個讓我打了一次瞌睡的草垛。有時也未必是旅途中遇到的，而是走到哪兒都會浮現出來的記憶亮點，一閃一閃的，使飄飄忽忽的人生線絡落下了幾個針腳。

　　是的，如果說人生是一條一劃而過的線，那末，具有留存價值的只能是一些點。

　　把那些枯萎的長線頭省略掉吧，只記著那幾個點，實在也夠富足的了。

　　為此，我要在我的游記集中破例寫一枝花。它是一枝臘梅，地處不遠，就在上海西郊的一個病院里。

　　它就是我在茫茫行程中經常明滅于心間的一個寧靜光點。

　　步履再矯健的人也會有生病的時候，住醫院對一個旅行者來說可能是心理反差最大的一件事。要體力沒體力，要空間沒空間，在局促和無奈中等待著，不知何時能跨出人生的下一站。

　　看來天道酬勤，也罰勤。你們往常的腳步太灑潑了，就驅趕到這個小院里停駐一些時日，一張一弛。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習慣不習慣。

　　那次我住的醫院原是一位外國富商的私人宅邸，院子里樹木不少，可惜已是冬天，都凋零了。平日看慣了山水秀色，兩眼全是饑渴，成天在樹叢間尋找綠色。但是，看到的只是土褐色的交錯，只是一簇簇相同式樣的病房服在反復轉圈，越看心越煩。病人偶爾停步攀談幾句，三句不離病，出于禮貌又不敢互相多問。只有兩個病人一有機會就高聲談笑，護士說，他們得的是絕癥。他們的開朗很受人尊敬，但誰都知道，這里有一種很下力氣的精神支撐。他們的談笑很少有人傾聽，因為大家拿不出那么多安慰的反應、勉強的笑聲。常常是護士陪著他們散步，大家遠遠地看著背影。

　　病人都喜歡早睡早起，天蒙蒙亮，院子里已擠滿了人。大家趕緊在那里做深呼吸，動動手腳，生怕天亮透，看清那光禿禿的樹枝和病懨懨的面容。只有這時，一切都將醒未醒，空氣又冷又清爽，張口開鼻，搶得一角影影綽綽的清晨。

　　一天又一天，就這么過去了。突然有一天清晨，大家都覺得空氣中有點異樣，驚恐四顧，發現院子一角已簇擁著一群人。連忙走過去，踮腳一看，人群中間是一枝臘梅，淡淡的晨曦映著剛長出的嫩黃花瓣。趕近過去的人還在口中念叨著它的名字，一到它身邊都不再作聲，一種高雅淡潔的清香已把大家全都懾住。故意吸口氣去嗅，聞不到什么，不嗅時卻滿鼻都是，一下子染透身心。

　　花，僅僅是一枝剛開的花，但在這兒，是沙漠駝鈴，是荒山涼亭，是久旱見雨，是久雨放晴。病友們看了一會，慢慢側身，把位置讓給擠在后面的人，自己在院子里踱了兩圈，又在這兒停下，在人群背后耐心等待。從此，病院散步，全成了一圈一圈以臘梅為中心的圓弧線。

　　住院病人多少都有一點神經質。天地狹小，身心脆弱，想住了什么事怎么也排遣不開。聽人說，許多住院病人都會與熱情姣好的護士產生一點情感牽連，這不能全然責怪病人們逢場作戲，而是一種脆弱心態的自然投射。待他們出院，身心恢復正常，一切也就成為過眼煙云。

　　現在，所有病人的情感都投射在臘梅上了，帶著一種超常的執迷。與我同病房的兩個病友，一早醒來就說聞到了臘梅的香氣，有一位甚至說他簡直是被香氣熏醒的，而事實上我們的病房離臘梅不近，至少隔著四五十米。

　　依我看來，這枝臘梅確也當得起病人們的執迷。各種雜樹亂枝在它身邊讓開了，它大模大樣地站在一片空地間，讓人們可以看清它的全部姿態。枝干虬曲蒼勁，黑黑地纏滿了歲月的皺紋，光看這枝于，好象早就枯死，只在這里伸展著一個悲槍的歷史造型。實在難于想象，就在這樣的枝干頂端，猛地一下涌出了那么多鮮活的生命。花瓣黃得不夾一絲混濁，輕得沒有質地，只剩片片色影，嬌怯而透明。整個院子不再有其他色彩，好像葉落枝黃地鬧了一個秋天，天寒地凍地鬧了一個冬天，全是在為這枝臘梅鋪墊。梅瓣在寒風中微微顫動，這種顫動能把整個鉛藍色的天空搖撼。病人們不再厭惡冬天，在臘梅跟前，大家全部懂了，天底下的至色至香，只能與清寒相伴隨。這里的美學概念只剩下一個詞：冷艷。

　　它每天都要增加幾朵，于是，計算花朵和花蕾，成了各個病房的一件大事。爭論是經常發生的，爭執不下了就一起到花枝前仔細數點。這種情況有時發生在夜里，病人們甚至會披衣起床，在寒夜月色下把頭埋在花枝間。月光下的臘梅尤顯圣潔，四周暗暗的，唯有晶瑩的花瓣與明月遙遙相對。清香和夜氣一拌和，濃入心魄。

　　有一天早晨起來，天氣奇寒，推窗一看，大雪紛飛，整個院子一片銀白。臘梅變得更醒目了，裊裊婷婷地兀自站立著，被銀白世界烘托成仙風道骨，氣韻翩然。幾個年輕的病人要冒雪趕去觀看，被護士們阻止了。護士低聲說，都是病人，哪能受得住這般風寒?還不快回!

　　站在底樓檐廊和二摟陽臺上的病人，都柔情柔意地看著臘梅。有人說，這么大的雪一定打落了好些花瓣;有人不同意，說大雪只會催開更多的蓓蕾。這番爭論終于感動了一位護士，她自告奮勇要冒雪去數點。這位護士年輕苗條，剛邁出去，一身白衣便消融在大雪之間。她步履輕巧地走到臘梅前，捋了捋頭發，便低頭仰頭細數起來。她一定學過一點舞蹈，數花時的身段讓人聯想到《天女散花》。最后，她終于直起身來向大樓微微一笑，沖著大雪報出一個數字，惹得樓上樓下的病人全都歡呼起來。數字證明，承受了一夜大雪，臘梅反而增加了許多朵，沒有凋殘。

　　這個月底，醫院讓病人評選優秀護士，這位冒雪數花的護士得了全票。

　　過不了幾天，突然下起了大雨，上海的冬天一般不下這么大的雨，所有的病人又一下子擁到了檐廊、陽臺前。誰都明白，我們的臘梅這下真的遭了難。幾個眼尖的，分明已看到花枝地下的片片花瓣。雨越來越大，有些花瓣已沖到檐下，病人們憂愁滿面地仰頭看天，聲聲惋嘆。就在這時，一個清脆的聲音在耳邊響起“我去架傘!”

　　這是另一位護士的聲音，冒雪數梅的護士今天沒上班。這位護士雖然身材頎長，卻還有點孩子氣，手上夾把紅綢傘，眸子四下一轉。人們像遇到救星一樣，默默看著她，忘記了道謝。有一位病人突然阻止了她，說紅傘太刺眼，與臘梅不太搭配。護士噘嘴一笑，轉身回到辦公室，拿出來一把黃綢傘。病人中又有人反對，說黃|色對黃|色會把臘梅蓋住。好在護士們用的傘色彩繁多，最后終于挑定了一把紫綢傘。

　　護士穿著-乳-白色雨靴，打著紫傘來到花前，拿一根繩子把傘捆扎在枝干上。等她捆好，另一位護士打著傘前去接應，兩個姑娘互摟著肩膀回來。

　　春天來了，臘梅終于凋謝。病人一批批出院了，出院前都到臘梅樹前看一會兒。

　　各種樹木都綻出了綠芽，地上的青草也開始抖擻起來，病人的面色和眼神都漸漸明朗。不久，這兒有許多鮮花都要開放，蜜蜂和蝴蝶也會穿墻進來。

　　病房最難捱的是冬天，冬天，我們有過一枝臘梅。

　　這時，臘梅又萎謝躲避了，斑駁蒼老，若枯枝然。

　　幾個病人在打賭：“今年冬天，我要死纏活纏闖進來，再看一回臘梅!” 　　護士說：“你們不會再回來了，我們也不希望健康人來胡調。健康了，趕路是正經。這臘梅，只開給病人看。”

　　說罷，微微紅了點臉。

　　余秋雨代表作品：五城記

　　一、開封

　　它背靠一條黃河，腳踏一個宋代，像一位已不顯赫的貴族，眉眼間仍然器宇非凡。

　　省會在鄭州，它不是。這是它的幸運。曾經滄海難為水，老態龍鐘的舊國都，把忙忙顛顛的現代差事，灑脫地交付給鄰居。

　　陪同我的人說，宋史上記載的舊地名，都在今天開封地底下好幾公尺。黃河經常決水，層層淤泥堆積，把宋代繁密的腳印深深潛藏。龐貝古城潛藏得過于轟轟烈烈，中國人溫文爾雅，連自然力也入鄉隨俗，一層層地慢慢來。開封古都，用災難的刷把，一次次刷新。人們逃了又來了，重新墾殖，重新營建，重新喚醒古都氣韻，重新召來街市繁榮。開封最驕傲的繁榮，見之于《清明上河圖》。

　　開封就像我們整個民族，一再地在災難的大漠上重新站立，立誓恢復淤泥下的昔日繁華。但是，淤泥下的一切屬于記憶，記憶像銀灰色的夢，不會有其他色彩。于是，開封成了一個褪色的遺址。

　　只有最高大、最堅牢的構建未曾掩埋。臺階湮沒了，殿身猶在;高塔被淤沒底層，仍然巍然不摧。那天我與友人同去開封，不知爬了多少臺階，古塔、古塔、古塔，宮殿、宮殿、宮殿。我累了，上下環顧，對友人說：“我真想把荒草間的石階拍下來，題名時間。”友人說：“別拍了，一端相機便成了現代。” 　　倒也是。時間的力量只能靠著體力慢慢去爬、去體會，不能拿著一張照片輕松地去看。一輕松，全都變味。

　　國內許多古塔已經禁止人們攀援，而開封古塔卻聽便。不必過于擔心有無數的人在塔中擁擠，爬塔是一種體力和意志的考驗。塔階很窄、很陡、也很暗，不拼力爬到每層的窗洞口你不可能停下，到了窗洞口又立即產生更上一層觀看的渴念。爬塔心理可以構成一種強烈的懸念線，塔頂塔尖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召喚。要么不進塔。進了它，爬了它，很少有人半途而返。讓體力心力不濟的人們靜靜仰望吧，塔身中天天地進行著青春和生命的接力賽。千年前建塔的祖先們，不經意地留下了物理上和心理上的兩個制高點，來俯瞰一代代的子孫是否有點出息、有點能耐。當我爬到最后一層，我真想氣喘吁吁地叫一聲：“我報到，我的祖先!”

　　是的，只有遠遠高于現實的構建，才有能力召喚后代。

　　二、南京

　　六朝金粉足能使它名垂千古，何況它還有明、清兩代的政治大潮，還有近代和現代的殷殷血火。

　　許多事，本來屬于全國，但一到南京，便變得特別奇崛，讓人久久不能釋懷。歷代妓女多得很，哪像明末清初的“秦淮八艷”，那樣具有文化素養和政治見識，使整整一段政治文化史都染上了艷麗色彩?歷代農民起義多得很，哪像葬身紫金山的朱元璋和把南京定都為天京的洪秀全，那樣叱咤風云，鬧成如此氣象?歷代古都多得很，哪像南京，直到現代還一會兒被外寇血洗全城，一會兒在炮火中作歷史性永訣，一次次搞得地覆天翻?

　　中華民族就其主干而言，挺身站起于黃河流域。北方是封建王朝的根基所在，一到南京，受到楚風夷習的侵染，情景自然就變得怪異起來。南京當然也要領受黃河文明，但它又偏偏緊貼長江，這條大河與黃河有不同的性格。南京的怪異，應歸因于兩條大河的強力沖撞，應歸因于一個龐大民族的異質聚匯。

　　這種沖撞和聚匯，激浪喧天，聲勢奪人。因此，南京城的氣魄，無與倫比，深深銘刻著南北交戰的宏大的悲劇性體驗。玄武湖邊上的古城墻藤葛拂拂，明故宮的遺址仍可尋訪，雞鳴寺的鐘聲依稀能聞，明孝陵的石人石馬巍然端立，秦淮河的流水未曾枯竭，夫子廟的店鋪重又繁密，棲霞山的秋葉年年飄落，紫金山的架勢千載不移，去中山陵、靈谷寺的林蔭道，永遠是那樣令人心醉。

　　別的故都，把歷史濃縮到宮殿;而南京，把歷史溶解于自然。在南京，不存在純粹學術性的參觀，也不存在可以舍棄歷史的游玩。北京是過于鋪張的聚集，杭州是過于擁擠的沉淀，南京既不鋪張也不擁擠，大大方方地暢開一派山水，讓人去讀解中國歷史的大課題。我多次對南京的朋友說，一個對山水和歷史同樣寄情的中國文人，恰當的歸宿地之一是南京。除了夏天太熱，語言不太好聽之外，我從不掩飾對南京的喜愛。

　　心中珍藏的千古名詩中，有不少與南京有關，其中尤以劉禹錫的《石頭城》為最：

　　山圍故國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東邊舊時月，

　　夜深還過女墻來。

　　1000多年前的詩人已把懷古的幽思開拓到如此氣派，再加上1000年，南京城實在是氣可吞天。

　　三、成都

　　對整個中國版圖來說，群山密布的西南躲藏著一個成都，真是一種大安慰。　　我初次入川，是沿寶成鐵路進去的。已經看了那么久的黃土高原，連眼神都已萎黃。山間偶爾看見一條便道，一間石屋，便會使精神陡然一震，但它們很快就消失了，永遠是寸草不生的連峰，隨著轟隆隆的車輪聲緩緩后退，沒完沒了。也有險峻的山勢，但落在一片灰黃的單色調中，怎么也顯現不出來。造物主一定是打了一次長長的瞌睡，把調色板上的全部灰黃都傾倒在這里了。

　　開始有了隧洞，一個接一個，過洞時車輪的響聲震耳欲聾，也不去管它，反正已張望了多少次，總也沒有綠色的希望。但是，隧洞為什么這樣多呢，剛剛沖出一個又立即竄進一個，數也數不清。終于感到，有這么隆重的前奏，總會有什么大事情要發生了。果然，不知是竄出了哪一個隧洞，全車廂一片歡呼：窗外，一派美景從天而降。滿山綠草，清瀑飛濺，黃花灼眼，連山石都濕淥淥地布滿青苔。車窗外成排的桔子樹，碧綠襯著金黃，碩大的桔子，好像伸手便可摘得。土地黑油油的，房舍密集，人畜皆旺。造物主醒了，揉眼抱愧自己的失責，似要狠命地在這兒補上。

　　從此，我們一刻也不愿離開車窗，直至成都的來到。

　　有了一個成都作目的地，古代的旅行者可以安心地飽嘗入川的千里之苦了。蜀道雖難，有成都在，再難也是風雅，連瘦弱文人也經受得了。

　　中華文明所有的一切，成都都不缺少。它遠離東南，遠離大海，很少耗散什么，只知緊緊匯聚，過著濃濃的日子，富足而安逸。那么多山嶺衛護著它，它雖然也發生過各種沖撞，卻沒有卷入過鋪蓋九州的大災荒，沒有充當過赤地千里的大戰場。只因它十分安全，就保留著世代不衰的幽默;只因它較少刺激，就永遠有著麻辣的癖好;只因它有飛越崇山的渴望，就養育了一大批才思橫溢的文學家。

　　成都是中國歷史文化的豐盈偏倉。這里的話題甚多，因此有那么多茶館，健談的成都人為自己準備了品類繁多的小食，把它們與歷史一起細細咀嚼品嘗。

　　成都的名勝古跡，有很大一部分是外來游子的遺跡。成都人挺大方，把它們仔細保存，恭敬瞻仰。比之于重慶，成都的沉淀力強得多。正是這種沉淀力，又構建了它的穩健。重慶略嫌浮囂。

　　重慶也有明顯的長處，它的朝天門碼頭，虎虎地朝向長江，遙指大海，通體活氣便在這種指向中回蕩。沉靜的成都是缺少這種指向的，古代的成都人在望江樓邊灑淚揖別，解纜揮槳，不知要經過多少曲折，才能抵達無邊的寬廣。

　　成都的千古難題至今猶在：如何從深厚走向寬廣?

　　四、蘭州

　　常聽人說，到西北最難適應的是食物。但我對蘭州印象最深的卻是兩宗美食：牛肉面與白蘭瓜。

　　因此，這座黃河上游邊的狹長古城，留給我兩種風韻：濃厚與清甜。

　　蘭州牛肉面取料十分講究，一定要是上好黃牛腿肉，精工烹煮，然后切成細丁，拌上香蔥、干椒和花椒;面條粗細隨客，地道的做法要一碗碗分開煮，然后澆上適量牛肉湯汁，蓋上剛剛炒好的主料。滿滿一大碗，端上來面條清齊、油光閃閃、濃香撲鼻。一上口味重不膩，爽滑麻燙。另遞鮮湯一小碗，如若還需牛肉，則另盤切送，片片干挺而柔酥，佐蒜泥辣醬。在蘭州吃牛肉面，一般人都會超過平時的食量。

　　我蘭州的朋友范克峻先生是一位歷盡磨難之人，經常帶我到一家鋪子吃牛肉面。掌勺的馬師傅年事已高，見范先生來便親自料理一切，不容有半點差池。范先生輕聲告訴我，這位馬師傅實在是一位俠義之士，別看他每天只是切肉煮面，你完全可以把一切信托于他。30多年前，一位每天到這兒吃面的演員突然遭冤被捕，關在監獄里，判刑不輕。妻子親朋都離他而去，過年過節時也沒人來探望。他萬萬沒有想到，竟然是這位馬師傅出現在鐵窗之前，手提一包干切牛肉，無言捧上。如此者每年不斷，一直延續整整20年之久。20年后，演員的冤案昭雪平反，他又重登舞臺，名震全城。不管他用什么方式來邀請和感謝，馬師傅全不接受，只在他每天早晨來吃牛肉面時，投以輕輕一笑。

　　正說著，馬師傅的牛肉面已經煮好端來，只一口，我就品出蘭州的厚味來了。

　　在風味上，白蘭瓜與牛肉面正恰構成強烈對比。這種瓜吃時須剖成長條，入口即滿嘴清涼，味不濃，才嚼幾下就消融在咽喉之間，立時覺得通體潤爽。據說白蘭瓜是外來品種，蘭州接納了它，很快讓它名揚中華。蘭州雖然地處僻遠的西北，卻是聞名的瓜果之鄉。只要是好瓜好果大多都能在蘭州存活，而且加添上一份香甜。火車經過蘭州站，車廂里會變戲法一樣立即貯滿了各種瓜果，性急的旅客立即取刀削食，滿車都是甜津津的清香。

　　瓜果的清香也在蘭州民風中回蕩。與想象中的西北神貌略有差異，這兒的風氣頗為疏朗和開放。衣著入時，店貨新潮，街道大方，書畫勁麗，歌舞鼎盛，觀眾看戲的興趣也灑脫的正常。京劇、越劇、秦腔都看，即便是演一個外國話劇，票房價值仍然很高。去敦煌必須經蘭州，因此在蘭州的外國旅游者很多。蘭州的一大缺憾，是機場離市區實在太遠，極為不便;但蘭州機場女播音員的英語水平，在我聽來，在全國機場之上，這又給國際友人帶來了一種舒坦。

　　這便是蘭州，對立的風味和諧著，給西北高原帶來平撫，給長途旅人帶來慰藉。中華民族能在那么遙遠的地方挖出一口生命之泉噴涌的深井，可見體力畢竟還算旺盛的。有一個蘭州在那里駐節，我們在穿越千年無奈的高原時也會浮起一絲自豪。

　　五、廣州

　　終究還得說說廣州。

　　前年除夕，我因購不到機票，被滯留在廣州、許多朋友可憐我，紛紛來邀請到他們家過年。我也就趁機，輪著到各家走了走。

　　走進每家的客廳，全是大株鮮花。各種色彩都有，名目繁多，記不勝記。我最喜歡的是一株株栽在大盆里的金桔樹，深綠的葉，金黃的果，全都亮閃閃的。一位女作家順手摘下兩枚，一枚遞給我，一枚丟進嘴里。她丈夫笑著說：“不到新年，準被她吃光!”而新年就在明天。

　　那天下午，幾位朋友又來約我，說晚上去看花市，除夕花市特別熱鬧;下午就到郊區去看花圃。到花圃去的路上，一輛一輛全是裝花的車。廣州人不喜愛斷枝摘下的花，習慣于連根盆栽，一盆盆地運。許多花枝高大而茂密，把卡車駕駛室的頂都遮蓋了，遠遠看去，只見一群群繁花在天際飛奔，神奇極了。這些繁花將奔入各家各戶，人們在花叢中斟酒祝福。我覺得，比之于全國其他地方，廣州人更有權利說一句：春節來了!

　　可惜，從花圃回來，我就拿到了機票，立即趕向機場，晚上的除夕花市終于沒有看成。

　　在飛機上，滿腦子還盤旋著廣州的花。我想，內地的人們過春節，大多用紅紙與鞭炮來裝點，那里的春意和吉祥氣，是人工鋪設起來的。唯有廣州，硬是讓運花車運來一個季節，把實實在在的春天生命引進家門，因此慶祝得最為誠實、最為透徹。

　　據說，即便在最動蕩的年月，廣州的花市也未曾停歇。就像廣州人喝早茶，天天去，悠悠然地，不管它潮漲潮退、云起云落。

　　以某種板正的觀念看來，花市和早茶，只是生活的小點綴，社會大事多得很，哪能如此迷醉。種種凌厲的號令遠行千里抵達廣州，已是聲威疏淡，再讓它旋入花叢和茶香，更是難以尋見。“廣州怎么回事?”有人在吆喝。廣州人好像沒有聽見，嘟噥了一聲很難聽懂的廣州話，轉身喚了嗅花瓣，又端起了茶盞。

　　廣州歷來遠離京城，面對大海。這一方位使它天然地與中國千年封建傳統構成了逆反。千里驛馬跑到這里已疲倦不堪，而遠航南洋的海船正時時準備拔錯出發。

　　當驛馬實在攪得人煩不勝煩的時候，這兒兀兀然地站出了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孫中山，面對北方朗聲發言。一時火起，還會打點行裝，慷慨北上，把事情鬧個青紅皂白。北伐，北伐，廣州始終是北伐的起點。

　　北上常常失敗。那就回來，依然喝早茶、逛花市，優閑得像沒事人一樣，過著世俗氣息頗重的情感生活。

　　這些年，廣州好像又在向著北方發言了，以它的繁忙，以它的開放，以它的勇敢。不過這次發言與以前不同，它不必暫時舍棄早茶和花市了，濃濃冽冽地，讓慷慨言詞拌和著茶香和花香，直飄遠方。

　　像我這樣一個文人，走在廣州街上有時也會感到寂寞。倒也不是沒有朋友，在廣州，我的學生和朋友多得很，但他們也有寂寞。我們都在尋找和期待著一種東西，對它的創造，步履不能像街市間的人群那樣匆忙，它的功效，也不像早茶和花市，只滿足日常性、季節性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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