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在我國的文學史上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和地位,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余秋雨抒情散文，希望大家喜歡。

　　余秋雨抒情散文：寂寞天柱山

　　現在有很多文化人完全不知道天柱山的所在，這實在是不應該的。

　　我曾驚奇地發現，中國古代許多大文豪、大詩人都曾希望在天柱山(潛山)安家。他們走過的地方很多，面對著佳山佳水一時激動，說一些過頭話是不奇怪的;但是，聲言一定要在某地安家，聲言非要在那里安度晚年不可，而且身處不同的時代竟不謀而合地如此聲言，這無論如何是罕見的。

　　唐天寶七年，詩人李白只是在江上路過時遠遠地看了看天柱山，便立即把它選為自己的歸宿地：“待吾還丹成，投跡歸此地。”過了些年，安祿山叛亂，唐玄宗攜楊貴妃出逃蜀中，《長恨歌》《長生殿》所描寫過的生生死死大事件發生在歷史舞臺上，那個時候李白到哪里去了呢?原來他正躲在天柱山靜靜地讀書。唐代正在漫漫艷情和浩浩狼煙間作艱難的選擇，我們的詩人卻選擇了天柱山。當然，李白并沒有煉成丹，最終也沒有“投跡歸此地”，但歷史還是把他的這個真誠愿望留下了。

　　想在天柱山安家的愿望比李白還要強烈的，是宋代大文豪蘇東坡。蘇東坡在40 歲時曾遇見過一位在天柱山長期隱居的高人，兩人飲酒暢敘三日，話題總不離天柱山，蘇東坡由此而想到自己在顛沛流離中年方40而華發蒼然，下決心也要拜謁天柱山來領略另一種人生風味。“年來四十發蒼蒼，始欲求方救憔悴。他年若訪潛山居，慎勿逃人改名字。”這便是他當時隨口吟出的詩。后來，他在給一位叫李惟熙的友人寫信時又說：“平生愛舒州風土，欲卜居為終老之計。”他這里所說的舒州便是天柱山的所在地，也可看作是天柱山的別稱。請看，這位游遍了名山大川的旅行家已明確無誤地表明要把卜居天柱山作為“終老之計”了。他這是在用誠懇的語言寫信，而不是作詩，并無夸張成分。直到晚年，他的這個計劃仍沒有改變。老人一生最后一個官職竟十分巧合地是“舒州團練副使”，看來連上天也有意成全他的“終老之計”了。他欣然寫道：

　　青山抵在古城隅

　　萬里歸來卜筑居

　　把到天柱山來說成是“歸來”，分明早已把它看成了家。但如所周知，一位在朝野都極有名望的60余歲老人的定居處所已不是他本人的意向所能決定的了，和李白一樣，蘇東坡也沒有實現自己的“終老之計”。

　　與蘇東坡同時代的王安石是做大官的人，對山水景物比不得李白、蘇東坡癡情，但有趣的是，他竟然對天柱山也抱有終身性的迷戀。王安石在30多歲時曾做過3年舒州通判，多次暢游過天柱山，后來雖然宦跡處處，卻怎么也丟不下這座山，用現代語言來說，幾乎是打上了一個松解不開的“情結”。不管到了哪兒，也不管多大年紀了，他只要一想到天柱山就經常羞愧：

　　相看發禿無歸計，

　　一夢東南即自羞!

　　這兩句取自他《懷舒州山水》一詩，天柱山永遠在他夢中，而自己頭發禿謝了也無法回去，他只能深深“自羞”了。與蘇東坡一樣，他也把到天柱山說成是“歸”。

　　王安石一生經歷的政治風浪多，社會地位高，但他總覺得平生有許多事情沒有多大意思，因此，上面提到的這種自羞意識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浮現于心頭：

　　看君別后行藏意，

　　回顧潛樓只自羞。

　　只要聽到有人要到天柱山去，他總是送詩祝賀，深表羨慕。“攬轡羨君橋北路”，他多么想跟著這位朋友一起縱馬再去天柱山啊，但他畢竟是極不自由的，“宦身有吏責，筋事遇嫌猜”，他只能把生命深處那種野樸的欲求克制住。而事實上，他真正神往的生命狀態乃是：

　　野性堪如此，

　　潛山歸去來。

　　還可以舉出一些著名文學家來。例如在天柱山居住過一段時間的黃庭堅此后總是口口聲聲“吾家潛山，實為名山之福地”，而實際上他是江西人，真正的家鄉離天柱山(潛山)還遠得很。

　　再列舉下去有點“掉書袋”的味道了，就此打住吧。我深感興趣的問題是，在華夏大地的崇山峻嶺中間，天柱山究竟憑什么贏得了這么多文學大師的厚愛?

　　很可能是它曾經有過的宗教氣氛。天柱山自南北朝特別是隋唐以后，佛道兩教都非常興盛。佛教的二祖、三祖、回祖都曾在此傳經，至今三祖寺仍是全國著名的禪宗古剎;在道教那里，天柱山的地理位置使它成為“地維”，是“九天司命真君” 的居住地，很多道家大師都曾在這里學過道。這兩大宗教在此交匯，使天柱山一度擁有層層疊疊的殿宇樓閣，氣象非凡。對于高品位的中國文人來說，佛道兩教往往是他們世界觀的主干或側翼，因此這座山很有可能成為他們漫長人生的精神皈依點。這種山水化了的宗教，理念化了的風物，最能使那批有悟性的文人暢意適懷。例如李白、蘇東坡對它的思念，就與此有關。

　　也可能是它所蘊含的某種歷史魅力。早在公元前106年，漢武帝曾到天柱山祭祀，封此山為南岳，這次祭山是連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也跟隨來了的。后來，天柱山地區出過一些讓一切中國人都難以忘懷的歷史人物，例如赫赫大名的三國周瑜，以及“小喬初嫁了”的二喬姐妹。這般風流倜儻，又與歷史的大線條連結得這般緊密，本是歷代藝術家恒久的著眼點，無疑也會增加這座山的誘惑力。王安石初到此地做官時曾急切詢問當地百姓知道不知道這里出過周瑜，百姓竟然都不知道，王安石深感寂寞，但這種寂寞可能更加增添了誘惑。一般的文人至少會對喬氏姐妹的出生地發生興趣：“喬公二女秀所鐘，秋水并蒂開芙蓉。只今冷落遺故址，令人千古思余風。”(羅莊：《潛山古風》)

　　當然，還會有其他可能。

　　但是在我看來，首要條件還是它的自然風景。如果風景不好，佛道寺院不會競相在這里筑建，出了再大的名人也不會叫人過多地留連。那么，且讓我們進山。

　　我們是坐長途汽車進天柱山的，車上有10多個人，但到車停下以后一看，他們大多是山民和茶農，一散落到山岙里連影子也沒有了，真正來旅游的只是我們。

　　開始見到過一個茶莊，等到順著茶莊背后的山路翻過山，就再也見不到房舍。山外的一切平泛景象突然不見，一時涌動出無數奇麗的山石，山石間掩映著叢叢簇簇的各色林木，一下子就把人的全部感覺收服了。我在想，這種著名的山川實在是造物主使著性子雕鏤出來的千古奇跡。為什么到了這里，一切都變得那么可心了呢?在這里隨便選一塊石頭搬到山外去都會被人當作奇物供奉起來，但它就是不肯勻出去一點，讓外面的開闊地長久地枯燥著，硬是把精華都集中在一處，自享自美。水也來湊熱鬧，不知從哪兒跑出來的，這兒一個溪澗，那兒一道瀑布，貼著山石幽幽地流，歡歡地濺。此時外面正是炎暑炙人的盛夏，進山前見過一條大沙河，渾濁的水，白亮的反光，一見之下就平添了幾分煩熱;而在這里，幾乎每一滴水都是清徹甜涼的了，給整個山谷帶來一種不見風的涼爽。有了水聲，便引來蟲叫，引來鳥鳴，各種聲腔調門細細地搭配著，有一聲，沒一聲，搭配出一種比寂然無聲更靜的靜。你就被這種靜控制著，腳步、心情、臉色也都變靜。想起了高明的詩人、畫家老是要表現的一種對象：靜女。這種女子，也是美的大集中，五官身材一一看去，沒有一處不妥貼的，于是妥貼成一種難于言傳的寧靜。德國哲學家萊辛曾在《拉奧孔》一書中嘲笑那種把美女的眼睛、鼻子、嘴巴分開來逐個描繪的文學作品，這是嘲笑對了的。其實風景也是一樣，我最不耐煩有的游記作品對各項自然風景描摹得過于瑣細，因此也隨之不耐煩書店里的《風景描寫辭典》之類。站在天柱山的谷岙里實在很難產生任何分割性的思維，只覺得山谷抱著你，你又抱著山谷，都抱得那樣緊密，途不到一絲造字造句的空間。猛然想起黃庭堅寫天柱山的兩句詩：

　　哀懷抱絕景，

　　更覺落筆難。

　　當然不是佳句，卻正是我想說的。

　　長長的山道上很難得見到人。記得先是在一處瀑布邊見到過兩位修路的民工，后來在通向三祖寺的石階上見過一位挑肥料的山民，最后在霹靂石邊上見到一位蹲在山崖邊賣娃娃魚的婦女。曾問那位婦女：整個山上都沒有人，娃娃魚賣給誰呢?婦女一笑，隨口說了幾句很難聽懂的當地士話，像是高僧的偈語。色彩斑斕的娃娃魚在瓶里停佇不動，像要從寂寞的亙古停佇到寂寞的將來。

　　山道越走越長，于是寧靜也越來越純。越走又越覺得山道修筑得非常完好，完好得與這個幾乎無人的世界不相般配。當然得感謝近年來的悉心修繕，但毫無疑問，那些已經溶化為自然景物的堅實路基，那些新橋欄下石花蒼然的遠年橋墩，那些指向風景絕佳處的磨滑了的石徑，卻鎸刻下了很早以前曾經有過的繁盛。無數的屋檐曾從崖石邊飛出，籌鈸聲此起彼伏，僧侶和道士們在山道間拱手相讓，遠道而來的士子們更是指指點點，東張西望。是歷史，是無數雙遠去的腳，是一代代人登攀的虔誠，把這條山道連結得那么通暢，踩踏得那么殷實，流轉得那么瀟灑自如。

　　如果在荊莽叢中劃開一條小路，一次次低頭曲腰地鉆出身子來，麻煩雖然麻煩，卻絕不會寂寞;今天，分明走在一條足以容納浩浩蕩蕩的朝山隊伍的暢亮山道上，卻不知為何突然消失了全部浩浩蕩蕩，光剩下了我們，于是也就剩下了寂寞，剩下了惶恐。

　　進山前曾在一堵墻壁上約略看過游覽路線圖，知道應有許多景點排列著，一直排到最后的天柱峰。據說站在天池邊仰望天柱峰，還會看到一種七彩光環層層相套的“寶光”。但是，我們走得那么久了，怎么就找不到路線圖上的諸多景點呢?也許根本走錯了路?或者倒是抄了一條近路，天柱峰會突然在眼前冒出來?人在寂寞和惶恐中什么念頭都會產生，連最后一點意志力也會讓位給僥幸。就在這時，終于在路邊看到一塊石頭路標，一眼看去便一陣激動;天柱峰可不真的走到了!但定睛再看時發現，寫的是天蛙峰，那個蛙字遠遠看去與柱字相仿。

　　總算找到了一個像樣的景點。天蛙峰因峰頂有巨石很像一只青蛙而得名。與天蛙峰并列有降丹峰和天書峰，一峰峰登上去，遠看四周，云翻峰涌，確實是大千氣象。峰頂有平坦處，舒舒展展地仰臥在上面，頓時山啊，云啊，樹啊，烏啊，都一起屏息，只讓你靜靜地休憩。汗收了，氣平了，懶勁也上來了，再不想挪動。這兒有遠山為墻，白云為蓋，那好，就這樣軟軟地躺一會兒。

　　有一陣怪異的涼風吹在臉上，微微睜開眼，不好，云在變色，像要下雨，所有的山頭也開始探頭探腦地冷笑。一骨碌起身，突然想起一路絕無避雨處，要返回長途汽車站還有漫長的路途。不知今天這兒是否還會有長途汽車向縣城發出?趕快返回吧，天柱峰在哪兒，想也不敢去想了。

　　后來，等我們終于趕回到那幅畫在墻上的游覽線路圖前才發現，我們所走的路，離天柱峰還不到三分之一。許許多多景點，我們根本還沒有走到呢。

　　我由此而不能不深深地嘆息。

　　論爬山，我還不算是一個無能者，但我為何獨獨消受不住天柱山的長途和清寂呢?我本以為進山之后可以找到李白、蘇東坡他們一心想在山中安家的原因，為什么這個原因離我更加遙遠了呢?

　　也許不能怪我。要不然堂堂天柱山為何游人這般稀少呢?

　　據說，很有一些人為此找過原因。有人說，雖然漢武帝封它為南岳，但后來隋文帝卻把南岳的尊稱轉讓給了衡山，它既被排除在名山之外，也就冷落了。對這種說法只可一笑了之。因為天柱山真正的興盛期都在撤銷封號之后，更何況從未被誰封過的黃山、廬山不正熱鬧非凡?

　　也有人認為是交通不便，從合肥、安慶到這里要花費半天時間。這自然也不成理由，那些更其難于抵達的地方如峨眉乃至敦煌，不也一直熙熙攘攘?

　　我認為，天柱山之所以能給古人一種居家感，一個比較現實的原因是它地處江淮平原，四相鉤連，八方呼應，水陸交通暢達，雖幽深而無登高之苦，雖奇麗而無柴米之匾，總而言之，既寧靜又方便。但是，正是這種重要的地理位置，險要而又便利的生存條件，使它一次次成了兵家必爭之地，成了或要嚴守、或要死攻的要塞所在。這樣，它就要比其他風景勝地不幸得多。不間斷的兵燹靜乎燒毀了每一所寺院和樓臺，留下一條挺像樣子卻又無處歇腳的山路，在寂靜中蜿蜒。

　　我敢斷定，古代詩人們來游天柱山的時候，會在路邊的寺廟道院里找到不少很好的食宿處，一天一天地走過去，看完七彩寶光再灑灑脫脫地逛回來。要不然，怎么也產生不了在這兒安家的念頭。

　　因此，是多年的戰爭，使天柱山喪失了居家感，也使它還來不及為現代游人作應有的安排。

　　空寂無人的山岙，留下了歷史的強蠻。

　　天柱山一直沒有一部獨立的山志，因此我對它的歷史滄桑知之不詳。約略可說一點的只是—— 　　南宋末年，義民劉源在天柱山區率10萬軍民結寨抗元達18年之久，失敗后天柱山遭到掃蕩，劉源本人則犧牲在天柱峰下;　　明朝末年，張獻忠與官軍多次以天柱山為主戰場進行慘烈的搏斗，佛光寺等寺院都付之一炬，僅在崇禎十五年九月的一場戰斗中，張獻忠的起義軍戰死10余萬人，天柱山地區“尸橫二十余里”;　　以后，朱統價又以天柱山為據點抗清復明，余公亮也在這里聚眾造反。他們都失敗了，天柱山又一次受到血與火的蕩滌;　　天柱山成為最大的戰場是在清代咸豐、同治年間，太平天國的將領陳玉成在此與清兵廝殺十幾年，進進退退，燒燒殺殺，待太平天國失敗后再去打點這個舊戰場，全山寺廟幾乎都已不復存在;　　…… 　　是的，天柱山有宗教，有美景，有詩文，但中國歷史要比這一切蒼涼得多，到了一定的時候，茫茫大地上總要凸現出圓目怒睜、青筋責張的主題，也許是拼死掙扎，也許是血誓報復，也許是不用無數尸體已無法換取某種道義，也許是舍棄強暴已不能驗證自己的存在，那就只能對不起宗教、美景和詩文了，天柱山乖乖地給這些主題騰出地盤。

　　它本該早就徹底荒蕪，任蛇蝎橫行、豺狼出沒，但總還有一些人在戰場廢墟上低頭徘徊，企圖再建造一點大體可以稱作文明或文化的什么。例如直到本世紀20年代還有一個妙高和尚棲息在馬祖洞旁的草庵里日夜開荒積糧，又四方化緣，竟以多年精力重建起寺院，實在是創造了個人意志力的驚人奇跡。但這又有什么用呢?本世紀依然兵荒馬亂，油漆嶄新的殿宇很快又在戰火中頹圯。現在，戰爭停息已有很多年了，這兒，也許可以比較長久地改換一個主題?

　　終于又想起李白、蘇東坡、王安石他們了，在我們遼闊的土地上，讓這樣的文人能產生終老之計的山水，總應該增加一些而不是減少下去吧。冷漠的自然能使人們產生故園感和歸宿感，這是自然的人化，是人向自然的真正挺進。天柱山的盛衰升沉，無疑已觸及到這個哲學和人類學的本原性問題。蘇東坡、王安石本是不錯的哲學家，天柱山寺廟的僧侶中一定也隱伏過許多玄學大師，他們在山間漫步沉思的時候，是否也曾碰撞到這些問題的邊緣?王安石一直嘆息在這里沒有人能與他談學問，他是否也想摩挲一下這方面的玄機?

　　至于我，現今也到了蘇東坡所說“年來四十發蒼蒼”的年歲，浪跡四野，風塵滿身。當然不會急著在這里覓地建房，但走在天柱山的山道上，卻時時體會著“萬里歸來卜筑居”的深味。我不是也一直在尋找嗎?

　　好像尋找的人還相當的多。耳邊分明響起比我年輕的人的懇切歌聲：“我想有個家……”

　　余秋雨抒情散文：青云譜隨想

　　恕我直言，在我到過的省會中，南昌算是不太好玩的一個。幸好它的郊外還有個青云譜。

　　青云譜原是個道院，主持者當然是個道士，但原先他卻做過10多年和尚，做和尚之前他還年輕，是堂堂明朝王室的后裔。不管他的外在身份如何變化，歷史留下了他的一個最根本的身份：17世紀晚期中國的杰出畫家。

　　他叫朱耷，又叫八大山人，雪個等，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寧獻工朱權的后代。在朱蓮出生前223年，朱權被封于南昌，這便是青云譜出現在南昌郊外的遠期原因。朱權也是一個全能的藝術家，而且也信奉道家，這都與200多年后的朱耷構成了一種神奇的遙相呼應，但可憐的朱耷已面臨著朱家王朝的最后覆沒，只能或僧或道，躲在冷僻的地方逃避改朝換代后的政治風雨，用畫筆來營造一個孤獨的精神小天地了。說起來，處于大明王朝鼎盛時代的朱權也是躲避過的，他因事見疑于明成祖，便躲在自筑的“精廬”中撫琴玩曲。但相比之下，朱耷的躲避顯然是更絕望、更凄楚，因而也更值得后人品味了。

　　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院落，能給中國藝術史提供那么多的觸目的荒涼?究竟是一些什么樣的朽木、衰草、敗荷、寒江，對應著畫家道袍里裹藏的孤傲?我帶著這些問題去尋找青云譜，沒想到青云譜竟相當熱鬧。

　　不僅有汽車站，而且還有個火車小站。當日道院如今成了一個旅游點，門庭若市，園圃蔥翠，屋宇敞亮，與我們日常游玩的古典式園林沒有什么兩樣。游客以青年男女居多，他們一般沒有在宅內展出的朱耷作品前長久盤桓，而樂于在花叢曲徑間款款緩步。突然一對上年歲的華僑夫婦被一群人簇擁著走來，說是朱耷的后代，滿面威容，步履沉重。我不太尊敬地投去一眼，心想，朱耷既做和尚又做道士，使我們對他的婚姻情況很不清楚，后來好像有過一個叫朱抱墟的后人，難道你們真是朱抱墟之后?即便是真的，又是多少代的事啦。

　　這一切也不能怪誰。有這么多的人來套近乎，熱熱鬧鬧地來紀念一位幾百年前的孤獨藝術家，沒有什么不好。庭院既然要整修也只能修得挺刮一點，讓擁擠的游客能夠行走得比較順暢。然而無可奈何的是，這個院落之所以顯得如此重要的原始神韻完全失落了，朱耷的精神小天地已沓不可見。這對我這樣的尋訪者來說，畢竟是一種悲哀。

　　記得年前去四川流青城山，以前熟記于心的“青城天下幽”的名言被一支摩肩接踵、喧嘩連天的隊伍趕得無影無蹤。有關那座山的全部聯想，有關道家大師們的種種行跡，有關畫家張大干的縹緲遐思，也只能隨之煙消云散。我至今無法寫一篇青城山游記，就是這個原因。幸好有關青云港的聯想大多集中在朱耷一人身上，我還可以在人群中牢牢想著他，不至于像在青城山的山道上那樣心情煩亂。

　　沒到青云港來時我也經常想起他。為此，有一年我招收研究生時曾出過一道歷史文化方面的知識題：“略談你對八大山人的了解。”一位考生的回答是：“中國歷史上八位潛跡山林的隱士，通詩文，有傲骨，姓名待考。”

　　把八大山人說成是八位隱士我倒是有所預料的，這道題目的“圈套”也在這里;把中國所有的隱士一并概括為“通詩文，有傲骨”，十分有趣;至于在考卷上寫 “待考”，我不禁啞然失笑了。朱耷常把“八大山人”這個署名連寫成“哭之”、 “笑之”字樣，我想他見到我這位考生也只能哭之笑之的了。

　　與這位考生一樣的對朱耷的隔膜感，我從許多參觀者的眼神里也看了出來。他們面對朱聾的作品實在不知道好在哪里，這樣潦倒的隨意涂抹，與他們平常對美術作品的欣賞習慣差距太大了。中國傳統藝術的光輝，17世紀晚期東方繪畫的光輝，難道就閃耀在這些令人喪氣的破殘筆墨中么?

　　對于中國繪畫史，我特別看重晚明至清一段。這與我對其他藝術門類歷史發展階段的評價有很大的差別。朱耷就出現在我特別看重的那個階段中。

　　在此前漫長的繪畫發展歷史上，當然也是大匠如林、佳作疊出，有一連串說不完、道不盡的美的創造，但是，要說到藝術家個體生命的強悍呈現，筆墨丹青對人格內核的直捷外化，就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徐渭、朱耷、原濟以及“揚州八怪”等人了。

　　毫無疑問，并不是畫到了人，畫家就能深入地面對人和生命這些根本課題了。中國歷史上有過一些很出色的人物畫家如顧愷之、閻立本、吳道子、張萱、周訪、顧閎中等等，他們的作品，或線條勻停緊挺，或設色富麗諧洽，或神貌逼真鮮明，我都是很喜歡的，但總的說來，被他們所畫的人物與他們自身的生命激情未必有密切的血緣關聯。他們強調傳神，但主要也是很傳神地在描繪著一種異己的著名人物或重要場面，藝術家本人的靈魂歷程并不能酣暢地傳達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倒是山水、花鳥畫更有可能比較曲折地展示畫家的內心世界。

　　山水、花鳥本是人物畫的背景和陪襯，當它們獨立出來之后一直比較成功地表現了“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美學意境，而在這種意境中又大多溶解著一種隱逸觀念，那就觸及到了我所關心的人生意識。這種以隱逸觀念為主調的人生意識雖然有濃有淡，有枯有榮，而基本走向卻比較穩定，長期以來沒有太多新的伸發，因此、久而久之，這種意識也就泛化為一種定勢，畫家們更多的是在筆墨趣味上傾注心力了。

　　所謂筆墨趣味認真說起來還是一個既模糊又復雜的概念說低一點，那或許是一種頗感得意的筆墨習慣;說高一點，或許是一種在筆墨間帶有整體性的境界、感覺、悟性。在中國古代，凡是像樣的畫家都會有筆墨趣味的。即便到了現代，國畫家中的佼佼者也大抵在或低或高的筆墨趣味間邀游。

　　這些畫家的作品常常因高雅精美而讓人嘆為觀止，但畢竟還缺少一種更強烈、更坦誠的東西，例如像文學中的《離騷》。有沒有可能，讓藝術家全身心的苦惱、焦灼、掙扎，癡狂在畫幅中燃燒，人們可以立即從筆墨、氣韻，章法中發現藝術家本人，并且從根本上認識他們，就像歐洲人認識拉斐爾、羅丹和梵高?

　　很多年以前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過一次歷代畫展，我在已經看得十分疲倦的情況下突然看到徐渭的一幅葡萄圖，精神陡然一震。后來又見到過他的《墨牡丹》《黃甲圖》《月竹》，以及我很喜歡的《雜花圖長卷》。他的生命奔瀉出淋漓而又灑潑的墨色與線條，躁動的筆墨后面游動著不馴和無奈。在這里，僅說筆墨趣味就很不夠了，僅說氣韻生動也太矜持了。

　　對徐渭我了解得比較多。從小在鄉間老人口中經常聽“徐文長”的故事，年長后細讀了他的全部文集，洗去了有關他的許多不經傳說，而對他的印象卻愈來愈深。他實在是一個才華橫溢、具有充分國際可比性的大藝術家，但人間苦難也真是被他嘗盡了。他由超人的清醒而走向孤傲，走向佯狂，直至有時真正的瘋癡。他遭遇過復雜的家庭變故，參加過抗倭斗爭，又曾惶恐于政治牽連。他曾自撰墓志銘，九次自殺而未死。他還誤殺過妻子，坐過六年多監獄。他厭棄人世、厭棄家庭、厭棄自身，但他又多么清楚自己在文化藝術史上的千古重量，這就產生了特別殘酷、也特別響亮的生命沖撞。浙江的老百姓憑著直覺感觸到了他的生命溫度，把他作為幾百年的談資。老百姓主要截取了他佯狂的一面來作滑稽意義上的衍伸，而實際上他的佯狂背后埋藏的都是悲劇性的激潮。在中國古代畫家中，人生經歷像徐渭這樣凄厲的人不多，即便有，也沒有能力把它幻化為一幅幅生命本體悲劇的色彩和線條。

　　明確延續著這種在中國繪畫史上很少見到的強烈悲劇意識的，便是朱耷。他具體的遭遇沒有徐渭那樣慘，但作為已亡的大明皇室的后裔，他的悲劇性感悟卻比徐渭多了一個更寥廓的層面。他的天地全都沉淪，只能在紙幅上拼接一些枯枝、殘葉、怪石來張羅出一個個地老天荒般的殘山剩水，讓一些孤獨的鳥、怪異的魚暫時躲避。這些鳥魚完全掙脫了秀美的美學范疇，而是夸張地袒露其丑，以丑直換人心，以丑傲視甜媚。它們是禿陋的，畏縮的，不想惹人，也不想發出任何音響的，但它們卻都有一副讓整個天地都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著，而且把這冷冷地看當作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它們似乎又是木訥的，老態的，但從整個姿勢看又隱含著一種極度的敏感，它們會飛動，會游弋，會不聲不響地突然消失。毫無疑問，這樣的物像也都走向了一種整體性的象征。

　　中國畫平素在表現花鳥蟲獸時也常常講究一點象征，牡丹象征什么，梅花象征什么，喜鵲象征什么，老虎象征什么，這是一種層次較低的符號式對應，每每墮入陳詞濫調，為上品格的畫家們所鄙棄，例如韓斡筆下的馬，韓滉筆下的牛就并不象征什么;但是，更高品位的畫家卻會去追求一種整體性的氛圍象征，這是強烈的精神能量要求在畫幅物像中充分直觀所必然導致的要求。朱耷的鳥并不具體在影射和對應著什么人，卻分明有一種遠遠超越自然鳥的功能，與殘山剩水一起指向一種獨特的精神氣氛。面對朱耷的畫，人們的內心會不由自主地產生一陣寒噤。

　　比朱耷小十幾歲的原濟也是明皇室后裔，用他自己的詩句來說，他與朱耷都是 “金枝玉葉老遺民”。人們對他比較常用的稱呼是石濤、大滌子、苦瓜和尚等。他雖與朱耷很要好，心理狀態卻有很大不同，精神痛苦沒有朱耷那么深，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與更廣闊的自然有了深入接觸，悲劇意識有所泛化。但是，當這種悲劇意識泛化到他的山水筆墨中時，一種更具有普遍意義的美學風格也就蔚成氣候。沉郁蒼茫，奇險奔放，滿眼躁動，滿耳流蕩，這就使他與朱耷等人一起與當時一度成為正統的“四王”(即王時敏、王鑒、王翠、王原祁)潮流形成鮮明對照，構成了很強大的時代性沖撞。有他們在，不僅是“四王”，其他中國繪畫史上種種保守、因襲、精雅、空洞的畫風都成了一種萎弱的存在，一對比，在總體上顯得平庸。　　徐渭、朱耷、原濟這些人，對后來著名的“揚州八怪”影響極大，再后來又滋養了吳昌碩和齊白石等現代畫家。中國畫的一個新生代的承續系列，就這樣構建起來了。我深信這是中國藝術史上最有生命力的激流之一，也是中國人在明清之際的一種驕傲。

　　齊白石在一幅畫的題字上寫的一段話使我每次想起都心頭一熱，他說：

　　青藤(即徐渭)、雪個(即朱耷)、大滌子(即原濟)之畫，能橫涂縱抹，余心極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為諸君磨墨理紙，諸君不納，余于門之外餓而不去，亦快事也。

　　早在齊白石之前，鄭燮(板橋)就刻過一個自用印章，其文為：

　　青藤門下走狗

　　這兩件事，說起來都帶有點瘋癡勁頭，而實際上卻道盡了這股藝術激流在中國繪畫史上是多么珍罕，多么難于遇見又多么讓人激動。世界上沒有其他可能會如此折服本也不無孤傲的鄭板橋和齊白石，除了以筆墨做媒介的一種生命與生命之間的強力誘惑。為了朝拜一種真正值得朝拜的藝術生命，鄭、齊兩位連折辱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了。他們都是鄉間窮苦人家出身，一生為人質樸，絕不會花言巧語。

　　我在青云譜的庭院里就這樣走走想想，也消磨了大半天時間。面對著各色不太懂畫、也不太懂朱蓮的游人，我想，事情的癥結還在于我們沒有很多強健的現代畫家去震撼這些游人，致使他們常常過著一種缺少藝術激動的生活，因此也漸漸與藝術的過去和現在一并疏離起來。因此說到底還是藝術首先疏離了他們。什么時候我們身邊能再出幾個像徐渭這樣的畫家，他們或悲或喜的生命信號照亮了廣闊的天域，哪怕再不懂藝術的老百姓也由衷地熱愛他們，編出各種故事來代代相傳?或者像朱耷這樣，只冷冷地躲在一邊畫著，而幾百年后的大師們卻想倒趕過來做他的仆人?

　　全國各地歷史博物館和古代藝術家紀念館中熙熙攘攘的游客，每時每刻都有可能匯成涌向某個現代藝術家的歡呼激潮。現代藝術家在哪里?請從精致入微的筆墨趣味中再往前邁一步吧，人民和歷史最終接受的，是坦誠而透徹的生命。

　　余秋雨抒情散文：白發蘇州

　　前些年，美國剛剛慶祝過建國200周年。洛杉磯奧運會的開幕式把他們兩個世紀的歷史表演得輝煌壯麗。前些天，澳大利亞又在慶祝他們的200周年，海灣里千帆競發，確實也激動人心。

　　與此同時，我們的蘇州城，卻悄悄地過了自己2500周年的生日。時間之長，簡直有點讓人發暈。

　　入夜，蘇州人穿過2500年的街道，回到家里，觀看美國和澳大利亞國慶的電視轉播。窗外，古城門藤葛垂垂，虎丘塔隱人夜空。

　　在清理河道，說要變成東方的威尼斯。這些河道船楫如梭的時候，威尼斯還是荒原一片。

　　蘇州是我常去之地。海內美景多得是，唯蘇州，能給我一種真正的休憩。柔婉的言語，姣好的面容，精雅的園林，幽深的街道，處處給人以感官上的寧靜和慰藉。現實生活常常攪得人心志煩亂，那么，蘇州無數的古跡會讓你熨帖著歷史走一定情懷。有古跡必有題詠，大多是古代文人超邁的感嘆，讀一讀，那種鳥瞰歷史的達觀又能把你心頭的皺折慰撫得平平展展。看得多了，也便知道，這些文人大多也是到這里休憩來的。他們不想在這兒創建偉業，但在事成事敗之后，卻愿意到這里來走走。蘇州，是中國文化寧謐的后院。

　　做了那么長時間的后院，我有時不禁感嘆，蘇州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公平的。歷來很有一些人，在這里吃飽了，玩足了，風雅夠了，回去就寫鄙薄蘇州的文字。京城史官的眼光，更是很少在蘇州停駐。直到近代，吳依軟語與玩物喪志同義。

　　理由是簡明的：蘇州缺少金陵王氣。這里沒有森然殿闕，只有園林。這里擺不開戰場，徒造了幾座城門。這里的曲卷通不過堂皇的官轎，這里的民風不崇拜肅殺的禁令。這里的流水太清，這里的桃花太艷，這里的彈唱有點撩人。這里的小食太甜，這里的女人太悄，這里的茶館太多，這里的書肆太密，這里的書法過于流利，這里的繪畫不夠蒼涼遒勁，這里的詩歌缺少易水壯士低啞的喉音。

　　于是，蘇州，背負著種種罪名，默默地端坐著，迎來送往，安分度日。卻也不愿重整衣冠，去領受那份王氣。反正已經老了，去吃那種追隨之苦作甚?

　　說來話長，蘇州的委屈，2000多年前已經受了。

　　當時正是春秋晚期，蘇州一帶的吳國和浙江的越國打得難分難解。其實吳、越本是一家，兩國的首領都是外來的冒險家。先是越王勾踐把吳王闔閭打死，然后又是繼任的吳王夫差擊敗勾踐。勾踐利用計謀卑怯稱臣，實際上發憤圖強，終于在十年后卷土重來，成了春秋時代最后一個霸主。這事在中國差不多人所共知，原是一場分不清是非的混戰，可惜后人只欣賞勾踐的計謀和忍耐，嘲笑夫差的該死。千百年來，勾踐的首府會稽，一直被稱頌為“報仇雪恥之鄉”，那末蘇州呢，當然是亡國亡君之地。

　　細想吳越混戰，最苦的是蘇州百姓。吳越間打的幾次大仗，有兩次是野外戰斗，一次在嘉興南部，一次在太湖洞庭山，而第三次，則是勾踐攻陷蘇州，所遭慘狀一想便知。早在勾踐用計期間，蘇州人也連續遭殃。勾踐用煮過的稻子上貢吳國，吳國用以撒種，顆粒無收，災荒由蘇州人民領受;勾踐慫恿夫差享樂，亭臺樓閣建造無數，勞役由蘇州人民承擔。最后，亡國奴的滋味，又讓蘇州人民品嘗。傳說勾踐計謀中還有重要一項，就是把越國的美女西施進獻給夫差，誘使夫差荒婬*無度，慵理國事。計成，西施卻被家鄉來的官員投沉江中，因為她已與“亡國”二字相連，霸主最為忌諱。蘇州人心腸軟，他們不計較這位姑娘給自己帶來過多大的災害，只覺得她可憐，真真假假地留著她的大量遺跡來紀念。據說今日蘇州西郊靈巖山頂的靈巖寺，便是當初西施居住的所在，吳王曾名之“館娃宮”。靈巖山是蘇州一大勝景，游山時若能遇到幾位熱心的蘇州老者，他們還會細細告訴你，何處是西施洞，何處是西施跡，何處是玩月池，何處是吳王井，處處與西施相關。正當會稽人不斷為報仇雪恥的傳統而自豪的時候，他們派出的西施姑娘卻長期地躲避在對方的山巔。你做王他做王，管它亡不亡，蘇州人不大理睬。這也就注定了歷代帝王對蘇州很少垂盼。

　　蘇州人甚至還不甘心于西施姑娘被人利用后又被沉死的悲劇。明代梁辰魚(蘇州東鄰昆山人)作《烷紗記》，讓西施完成任務后與原先的情人范蠡泛舟太湖而隱遁。這確實是善良的，但這么一來，又產生了新的麻煩。這對情人既然原先已經愛深情篤，那么西施后來在吳國的奉獻就太與人性*相背。

　　前不久一位蘇州作家給我看他的一部新作，寫勾踐滅吳后，越國正等著女英雄西施凱旋，但西施已經真正愛上了自己的夫君吳王夫差，甘愿陪著他一同流放邊荒。

　　又有一位江蘇作家更是奇想妙設，寫越國隆重歡迎西施還鄉的典禮上，人們看見，這位女主角竟是懷孕而來。于是，如何處置這個還未出生的吳國孽種，構成了一場政治、人性*的大搏戰。許多怪誕的境遇，接踵而來。

　　可憐的西施姑娘，到今天，終于被當作一個人，一個女性，一個妻子和母親，讓后人細細體諒。

　　我也算一個越人吧，家鄉曾屬會稽郡管轄。無論如何，我欽佩蘇州的見識和度量。

　　吳越戰爭以降，蘇州一直沒有發出太大的音響。千年易過，直到明代，蘇州突然變得堅挺起來。

　　對于遙遠京城的fu敗統治，竟然是蘇州人反抗得最為厲害。先是蘇州織工大暴動，再是東林黨人反對魏忠賢，朝廷特務在蘇州逮捕東林黨人時，遭到蘇州全城的反對。柔婉的蘇州人這次是提著腦袋、踏著血泊沖擊，沖擊的對象，是皇帝最信任的“九千歲”。“九千歲”的事情，最后由朝廷主子的自然更替解決，正當朝野上下齊向京城歡呼謝恩的時候，蘇州人只把五位抗爭時被殺的普通市民，立了墓碑，葬在虎丘山腳下，讓他們安享山色和夕陽。

　　這次浩蕩突發，使整整一部中國史都對蘇州人另眼相看。這座古城怎么啦?脾性*一發讓人再也認不出來，說他們含而不露，陽說他們忠奸分明，說他們報效朝廷，蘇州人只笑一笑，又去過原先的日子。園林依然這樣纖巧，桃花依然這樣燦爛。

　　明代的蘇州人，可享受的東西多得很。他們有一大批才華橫溢的戲曲家，他們有盛況空前的虎丘山曲會，他們還有了唐伯虎和仇英的繪畫。到后來，他們又有了一個金圣嘆。

　　如此種種，又讓京城的文化官員皺眉。輕柔悠揚，瀟灑倜儻，放浪不馴、艷情漫漫，這似乎又不是圣朝氣象。就拿那個名聲最壞的唐伯虎來說吧，自稱江南第一才子，也不干什么正事，也看不起大小官員，風流落拓，高高傲傲，只知寫詩作畫，不時拿幾幅畫到街上出賣。

　　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閑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

　　這樣過日子，怎么不貧病而死呢!然而蘇州人似乎挺喜歡他，親親熱熱叫他唐解元，在他死后把桃花庵修葺保存，還傳播一個“三笑”故事讓他多一樁艷遇。唐伯虎是好是壞我們且不去論他。無論如何，他為中國增添了幾頁非官方文化。人品、藝品的平衡木實在讓人走得太累，他有權利躲在桃花叢中做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中國這么大，歷史這么長，有幾個才子型、浪子型的藝術家怕什么?深紫的色*彩層層涂抹，夠沉重了，涂幾筆淺紅淡綠，加幾分俏皮灑潑，才有活氣，才有活活潑潑的中國文化。

　　真正能夠導致亡國的遠不是這些才子藝術家。你看大明亡后，唯有蘇州才子金圣嘆哭聲震天，他因痛哭而被殺。

　　近年蘇州又重修了唐伯虎墓，這是應該的，不能讓他們老這么委屈著。

　　一切都已過去了，不提也罷。現在我只困惑，人類最早的城邑之一，會不會、應不應淹沒在后生晚輩的競爭之中?

　　山水還在，古跡還在，似乎精魂也有些許留存。最近一次去蘇州，重游寒山寺，撞了幾下鐘，因俞樾題寫的詩碑而想到曲園。曲園為新開，因有平伯先生等后人捐贈，原物原貌，適人心懷。曲園在一條狹窄的小巷里，由于這個普通門庭的存在，蘇州一度成為晚清國學重鎮。當時的蘇州十分沉靜，但無數的小巷中，無數的門庭里，藏匿著無數厚實的靈魂。正是這些靈魂，千百年來，以積聚久遠的固執，使蘇州保存了風韻的核心。

　　漫步在蘇州的小巷中是一種奇特的經驗。一排排鵝卵石，一級級臺階，一座座門庭，門都關閉著，讓你去猜想它的蘊藏，猜想它以前、很早以前的主人。想得再奇也不要緊，2500年的時間，什么事情都可能發生。

　　如今的曲園，辟有一間茶室。巷子太深，門庭大小，茶客不多。但一聽他們的談論，卻有些怪異。陣陣茶香中飄出一些名字，竟有戴東原、王念孫、焦理堂、章太炎、胡適之。茶客上了年紀，皆操吳依軟語，似有所爭執，又繼以笑聲。幾個年輕的茶客廳著吃力，呷一口茶，清清嗓子，開始高聲談論陸文夫的作品。

　　未幾，老人們起身了，他們在門口拱手作揖，轉過身去，消失在狹狹的小巷里。

　　我也沿著小巷回去。依然是光光的鵝卵石，依然是座座關閉的門庭。

　　我突然有點害怕，怕哪個門庭突然打開，涌出來幾個人：再是長髯老者，我會既滿意又悲涼;若是時髦青年，我會既高興又不無遺憾。

　　該是什么樣的人?我一時找不到答案。

　　
看過“余秋雨抒情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