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集一：古本江先生

葡萄牙，里斯本，老旅館，對這位老人而言都沒有根脈維系，也沒有情緣牽扯。他本該悠然而過，無印無跡，但他終于住下了，再也舍不得離開。

他知道，自己已經慢慢地走近那個決定。

連他自己也驚訝，怎么會是這里。

直到他去世人們纔知道，一個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世界級文化基金會，將在這里成立，純資產十八億美金。他的名字，就叫古本江。

從此，在文化版圖上，葡萄牙將不再是原來的葡萄牙，里斯本也將不再是原來的里斯本。

古本江先生哪里來那么多錢呢?原來，他是波斯灣石油開采的早期推動者。他探明波斯灣石油貯藏豐富，又深知石油在二十世紀的重大意義，便風塵仆仆地周游列國，苦口婆心地動員他們開采。如果動員有效，他又幫助設計開采規模，聯系國際市場。作為對他積極推動的報酬，每項開采計劃中都讓他占有百分之五的股份。后來干脆成為定例，大家都叫他“百分之五先生。”

百分之五的比例乍看不大，但試想波斯灣的石油有多少，二十世紀對石油的需求有多少，在如此龐大的財富洪流中把百分之五歸入一個人門下，如何了得。

古本江先生面對自己的巨額資產想做幾件事，一是推動教育事業，二是推動藝術事業，三是推動科學事業，四是推動慈善事業。原來他當初推動石油開采只是淺層目的，背后還隱藏著這四項事業。這四項事業已足以證明，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要實行這四項事業必須設立一個基金會，論方便和影響力，葡萄牙的里斯本并不具備設立的資格，但古本江先生看中了這里的樸實、安寧和好客。

有了古本江基金會，素來貧困的葡萄牙不僅自己可以源源不斷地獲得大筆文化教育經費，而且也成了國際文化交流和文化資助的重心。在世界很多城市，都有古本江基金會的辦事處、科研所、文化中心、圖書館，連巴黎、倫敦也不例外，而總部卻在里斯本。這是一種多大的文化氣勢。

希望這件事，能對世間一切有心于文化建設的們有所啟發———文化無界，流蕩天下，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濃度，主要取決于它的吸引力，而不是生產力;文化吸引力的產生，未必大師云集，學派叢生。一時不具備這種條件的城市，萬不可在這方面拔苗助長，只須認真打理環境。適合文化人居住，又適合文化流通的環境，其實也就是健康、寧靜的人情環境;在真正的大文化落腳生根前，虛張聲勢地夸張自己城市已有的一些文化主題，反而會對流蕩無駐的文化實力產生排斥。因此，大凡們在向可能進入的文化力量介紹本市文化優勢的時候，其實正是在推拒他們。這并非文人相輕，同行相斥，而是任何成氣候的文化力量都有自身獨立性，不愿淪為已有主題的附庸。古本江先生選中里斯本，至少一半，是由于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空靈;就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文化建設是機制，是氣氛，是吐納關系，是超越空間的策劃能力和投資能力，而不是作品。古本江先生正是把這一切留給了里斯本，而不是留下了一堆論著、幾許詩文。

古本江基金會大廈矗立在古本江公園里邊，占地不小，設備先進，我們去時正在進行翻修。大廈正門右側的花壇里，樹立著古本江先生的塑像。塑像是面對街道的，前面有衛護欄，不能靠近。

我站在街道上端詳著他的塑像，心思立即飛到了前些年去過的波斯灣。那里本是古文明的滋生地，現在早已破落得不成樣子，而最近的災難，又與爭奪石油有關。我在巴比倫遺址中見到過幾千年前鋪設的瀝青路殘跡，可見古文明的創造者們也發現了石油，但他們無法預料，這種地下的液體燃料將會點燃起無窮無盡的戰火，結果，連同古文明一起被世人恥笑。

今天纔知，僅僅通過一個人，那片古老而悲涼的土地還拿出過百分之五的氣力，滋養著現代文明。

又想起了他的孤獨。里斯本的老旅館，閉門謝客的外國老人，不知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哪怕是橫貫千年的大事，哪怕是連通萬里的壯舉，如果屬于文化，往往總由一副蒼老的肩頭承擔著。

像走私犯，像逃亡者，一路躲閃，一路暗訪，尋找著一個托付地。托付的決定總是寫在遺囑上，因此注定不可能活著闡明自己生命的文化含義。

一旦離開便闡明了，順便，也闡明了波斯灣和里斯本有可能發掘出來的文化含義。

余秋雨散文集二：我的窗下

里斯本往西去有危崖臨海，大西洋冷霧迷茫。這里的正式地名叫羅卡角，俗稱歐洲之角，因為這是歐洲大陸的最西點。在人們還不知道地球形狀的古代，這里理所當然地被看成是天涯海角。

風很大，從大西洋吹來，幾乎噎得人不能呼吸。海邊樹立著一座石碑，上有十字架，碑文是葡萄牙古代詩人卡蒙斯寫的句子：

大地在此結束，

滄海由此開始。

我在石碑背風的一面躲了一會兒風，瞇眼看著大西洋，身心立即移到五百年前，全然理解了當年葡萄牙航海家們的心思。海的誘惑太大了，對“結束”和“開始”說法的懷疑太大了，對解除懷疑的渴望太大了。

據我過去的閱讀所留下的粗淺印象，對于近代航海事業，葡萄牙覺悟最早。那時德國、意大利還在封建割據，英國、法國還無心問鼎新的航道，而葡萄牙、西班牙的三桅帆船和其它航海技術都有了長足的進步。我相信葡萄牙王室的航海專家們曾一次次來到羅卡角，在這海風雨霧間思考著遠行的路線。作為“熱身賽”，他們已經親自率隊航行過非洲。他們的最終目標，與當時絕大多數歐洲航海家一樣，都是《馬可·波羅游記》中記述的中國。

今天我在這里又找到了新的證據，羅卡角南方不遠處，正是古代王室居住地。一代王朝就在這大西洋的山崖上思念著海那邊的東方。海的哪一邊呢葡萄牙王室中的航海專家已有初步的判斷。他們認為，應該從羅卡角向南，到達非洲海域后仍然向南，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后再折向東。顯然，他們的判斷是正確的。

就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遇到了哥倫布。哥倫布決定橫渡大西洋去尋找馬可·波羅的腳印，希望獲得葡萄牙王室的資助。葡萄牙王室太內行了，一聽就覺得方向有誤，未予支持。哥倫布轉而向西班牙王室求援，伊莎貝爾女王支持了他。結果，葡萄牙由于太內行而失去了哥倫布，而哥倫布也因為沒有理會葡萄牙王室的意見而失去了馬可·波羅。他橫渡大西洋果然沒有找到東方，卻歪打正著地找到了美洲。

哥倫布由錯誤的航線而導致的巨大成功，使葡萄牙王室心里發酸。所謂錯誤，都是一定坐標下的產物;按馬可·波羅的目標，哥倫布沒有走對，但新大陸的發現已使哥倫布的盛名超過了馬可·波羅，他已自成坐標，那還何錯之有但葡萄牙王室暗想，盡管哥倫布已經名動天下，東方，還應該是一個目標。

于是，五年后，葡萄牙人達·伽馬果然按照南下折東的路線，準確地找到了印度。他回來時，葡萄牙人舉行隆重儀式歡迎，他帶回來的財富，是遠征隊全部費用的六十倍，其中寶石和香料讓歐洲人眼花繚亂，一時的影響，超過了哥倫布。二十年后，葡萄牙人麥哲倫奉西班牙政府之命干脆把地球繞了一圈，但他沒有回來。

然而無論是達·伽馬還是麥哲倫，都還沒有進入《馬可·波羅游記》里描寫的世界，這總于心不甘，于是，葡萄牙還是一心要從海上尋找中國。

我在這里看到一份資料，提及葡萄牙國王在一五O八年二月派出一個叫塞夸拉的人率領船隊到馬六甲，要他在那里打聽：中國有多大中國人長多高勇敢還是怯懦信什么宗教用什么兵器有趣的是，當時葡萄牙遠征船隊在東方胡作非為，但國王卻特別下令，不準向中國人挑釁，不準奪取中國人的戰利品。顯然，他對神秘的中國保留著太多的敬畏。

幾年后又派出一個叫皮萊斯的人來偵探，皮萊斯的情報抄本現在已經發現，他說中國人非常懦弱，用十艘船就能完全征服，奪取全中國。

即使情報如此荒唐，葡萄牙人與中國人打交道之初還是比較恭順有度的，中國地方官員沒有國際知識和外交經驗，互相都在小心翼翼地窺探。葡萄牙人先要停泊，后要借住，借住綁也繳稅繳租;中國官員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做壞事，特地在他們的借住地外面筑了一道城墻，把握關閘大權，定期開閘賣一點食物給他們。這種情景，居然也維持了幾百年，說明雙方心氣都比較平和。

我對這種尚未發展成惡性事件時的對峙，很感興趣，因為這里邊最容易看出文化差異。葡萄牙人當然以歐洲文明為本，把自己當作是發現者，而又認為發現者便是特權的擁有者，甚至是占領者，只不過一時懾于中華帝國的宏大，不敢像在其它地方那樣囂張罷了;中國官員開始好像沒有把他們的來到太當一回事，這與傳統觀念對『番夷”的慣性理解有關。后來發生一些事，也處處表現出因妄自尊大和閉塞無知所造成的可笑。

但是歷史終于朝著惡性的方向走去了。葡萄牙突然對中國張狂起來，是鴉片戰爭之后。看到中國在英國的炮火前一敗涂地，便趁火打劫，單方面宣布澳門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躍而成為西方列強欺侮中國的浪潮中的一員。其實它與中國已打了幾百年交道，而當時國勢也已衰落，竟然一變而成為這個形象，有點不大光彩。

在資料中，有兩個細節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個細節是，葡萄牙人最早抵達中國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達的地點是屯門外的伶仃島，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對面;第二個細節是，他們正式與中國的行政機構取得聯系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點在南頭關防，又正恰在我住所的西窗前面。

———既然你們那么早就來到我的窗下，那么，我也理應來看看你們出發的碼頭，以及你們的家鄉。

余秋雨散文集三：他們的麻煩

葡萄牙人喜歡用白色的小石塊鋪城市的人行道。里斯本老城人行道的石塊，已被歲月磨成陳年骨牌。沿骨牌走去，是陡坡盤繞的山道，這樣的山道上居然還在行駛有軌電車。

山道很窄，有軌電車幾乎從路邊民房的門口擦過，民房陳舊而簡陋，門開處伸出一頭，是一位老者，黑發黃膚，恰似中國早年的賬房先生，但細看并非中國人。

骨牌鋪成的盤山道很滑，虧得那些電車沒有滑下來，陳舊的民房沒有滑下來。我們已經爬得氣喘吁吁，終于到了山頂，那里有一個巨大的古城堡，以圣喬治王子命名。

古城堡氣勢雄偉，居高臨海，顯然是守扼要地。羅馬時代就在了，后來一再成為兵家必爭的目標。它最近一次輝煌紀錄，就是圣喬治王子一五八O年在這里領導抗擊西班牙入侵者。抗擊很英勇，在其它地方已經失守的情況下，這個城堡還固守了半年之久。

一算年代，那時明代正在澳門筑墻限制島上的葡萄牙人活動，而葡萄牙人又已開始向中國政府繳納地租。當時中國并不衰弱，但與這些外國人打交道的中國地方官員完全不知道，葡萄牙人自己的國家主權已成為嚴重問題。

我順著城堡的石梯上上下下，一次次鳥矙著里斯本，心想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如果只從我們中國人的眼光看，葡萄牙人是有陰謀地一步步要吞食澳門，但是聯想到里斯本的歷史，就會知道他們未必如此從容。巨大的災難一次次降臨在他們頭上，有的來自自然，有的出于人為，只是中國地處遙遠，全然不知。

你看，航海家達·伽馬發現了印度后返回里斯本纔六年，葡萄牙人剛剛在享受發現東方的榮耀，一場大瘟疫籠罩了里斯本。他們在馬六甲的遠航船隊開始探詢中國的情報，但更焦急的是探詢遠方親友的安危。據我們現在知道的當時里斯本疫情，可知船隊成員探詢到的親友消息一定兇多吉少。

疫情剛過不久，里斯本又發生大地震，第一次，正是他們的船隊要求停泊于澳門的時候;第二次，則是他們要求上岸搭棚暫住的五十年代。

說得再近一點，十八世紀中期的里斯本更大的地震至今仍保持歐洲最大地震的紀錄，里斯本數萬個建筑只剩下幾千。就算他們在澳門問題上囂張起來的十九世紀，里斯本也更是一刻不寧。英國欺侮中國是后來的事，對葡萄牙的欺侮卻長久得多了，而法國又來插一腳，十九世紀初拿破侖攻入里斯本，葡萄牙王室整個兒逃到了巴西，此時這個航海國家留給世間的只是一個最可憐的逃難景象，處境遠比當時的中國朝廷狼狽。后來一再地發生資產階級革命，又一次地陷于失敗，整個葡萄牙在外侮內亂中一步步衰竭。

中國人哪里曉得眼前的“葡夷”身后發生了那么多災難，我們在為澳門的主權與他們磨擦，而他們自己卻一次次差點成了亡國奴，欲哭無淚。可能少數接近他們的中國官員會稍稍感到有點奇怪，為什么他們一會兒態度強蠻，一會兒又脆弱可憐，一會兒忙亂不堪，一會兒又在那里長吁短嘆……在信息遠未暢通的年代，遙遠的距離是一層厚厚的遮蓋。現在遮蓋揭開了，纔發現遠年的賬本竟如此怪誕。怪誕中也包含著常理：給別人帶來麻煩的人，很可能正在承受著遠比別人嚴重的災難，但人們總習慣把麻煩的制造者看得過于強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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