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經典優美散文
在我國的當代文壇中,余秋雨的散文應該說是獨樹一幟。一直以來,很多學者對于他的散文特色和風格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余秋雨經典優美散文，希望大家喜歡。
余秋雨經典優美散文：西湖夢
西湖的文章實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歷代高手，再做下去連自己也覺得愚蠢。但是，雖經多次違避，最后筆頭一抖，還是寫下了這個俗不可耐的題目。也許是這汪湖水沉浸著某種歸結性的意義，我避不開它。
初識西湖，在一把劣質的摺扇上。那是一位到過杭州的長輩帶到鄉間來的。折扇上印著一幅西湖游覽圖，與現今常見的游覽圖不同，那上面清楚地畫著各種景致，就像一個立體模型。圖中一一標明各種景致的幽雅名稱，凌駕畫幅的總標題是“人間天堂”。鄉間兒童很少有圖畫可看，于是日日逼視，竟爛熟于心。年長之后真到了西湖，如游故地，熟門熟路地踏訪著一個陳舊的夢境。
明代正德年間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寫過這樣一首詩：
昔年曾見此湖圖，
不信人間有此湖。
今日打從湖上過，
畫工還欠費工夫。
可見對許多游客來說，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舊夢重溫的味道。這簡直成了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常用意象，摩挲中國文化一久，心頭都會有這個湖。
奇怪的是，這個湖游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來。過于玄艷的造化，會產生了一種疏離，無法與它進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飲食不宜于排場，可讓兒童偎依的奶媽不宜于盛妝，西湖排場太大，妝飾太精，難以叫人長久安駐。大凡風景絕佳處都不宜安家，人與美的關系，竟是如此之蹊蹺。
西湖給人以疏離感，還有別一原因。它成名過早，遺跡過密，名位過重，山水亭舍與歷史的牽連過多，結果，成了一個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游覽可以，貼近去卻未免吃力。為了擺脫這種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獨個兒游了長長一程，算是與它有了觸膚之親。湖水并不涼快，湖底也不深，卻軟絨絨地不能蹬腳，提醒人們這里有千年的淤積。上岸后一想，我是從宋代的一處勝跡下水，游到一位清人的遺宅終止的，于是，剛剛弄過的水波就立即被歷史所抽象，幾乎有點不真實了。
它貯積了太多的朝代，于是變得沒有朝代。它匯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虛幻，像一個收羅備至的博覽會，盛大到了縹緲。
二
西湖的盛大，歸攏來說，在于它是極復雜的中國文化人格的集合體。
一切宗教都要到這里來參加展覽，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這里的熱鬧;再苦寂的，也要分享這里的一角秀色。佛教勝跡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據了一座葛嶺，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喚著繁密的腳印。作為儒將楷模的岳飛，也躋身于湖濱安息，世代張揚著治國平天下的教義。寧靜淡泊的國學大師也會與荒誕奇瑰的神話傳說相鄰而居，各自變成一種可供觀瞻的景致。
這就是真正中國化了的宗教。深奧的理義可以幻化成一種熱鬧的瀏覽方式，與感官玩樂溶成一體。這是真正的達觀和“無執”，同時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隨意。極大的認真伴和著極大的不認真，最后都皈依于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國的原始宗教始終沒有像西方那樣上升為完整嚴密的人為宗教，而后來的人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于自然界，與自然宗教遙相呼應。背著香袋來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并無多少教義的蹤影，眼角卻時時關注著桃紅柳綠、莼菜醋魚。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抑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歸之于非常實際、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義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對者們在理性上的完整性的普及性;而中國宗教，不管從順向還是逆向都激發不了這樣的思維習慣。綠綠的西湖水，把來到岸邊的各種思想都款款地搖碎，溶成一氣，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閃，嫣然一笑，科學理性精神很難在它身邊保持堅挺。也許，我們這個民族，太多的是從西湖出發的游客，太少的是魯迅筆下的那種過客。過客衣衫破碎，腳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趕路，也在尋找一個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邊上，定會被萬千悠閑的游客看成是乞丐。也許正是如此，魯迅勸阻郁達夫把家搬至杭州。
錢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隨波不可尋，
平楚日和憎健翮，
小山香滿蔽高岑。
墳壇冷落岳，
梅鶴凄涼處士林，
何似舉家游曠遠，
風波浩蕩足行吟。
他對西湖的口頭評語乃是：“至于西湖風景，雖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連記返，湖光山色，也會消磨人的志氣的。如像袁子才，身上穿一件羅紗大褂，如蘇小小認認鄉親，過著飄飄然的生活，也就無聊了。”(川島：《憶魯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然而，多數中國文人的人格結構中，對個充滿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總有很大的向心力。社會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繹，秀麗山水間散落著才子、隱士，埋藏著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華和郁憤，取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點。
景點，景點，總是景點，再也讀不到傳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龍飛風舞的楹聯。
再也找不見慷慨的遺恨，只剩下幾座既可憑吊也可休息的亭臺。
再也不去期待歷史的震顫，只有凜然安坐著的萬古湖山。
修繕，修繕，再修繕，群塔入云，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著千年藻苔。
三
西湖勝跡中最能讓中國文人揚眉吐氣的，是白堤和蘇堤。兩位大詩人、大文豪，不是為了風雅，甚至不是為了文化上的目的，純粹為了解除當地人民的疾苦，興修水利，浚湖筑堤，終于在西湖中留下了兩條長長的生命堤壩。
清人查容詠蘇堤詩云：“蘇公當日曾筑此，不為游觀為民耳。”恰恰是最懂游觀的藝術家不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游觀物，于是，這樣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間特別顯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論，游西湖最暢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獨個兒漫步于蘇堤。也沒有什么名句逼我吟誦，也沒有后人的感慨來強加于我，也沒有一尊莊嚴的塑像壓抑我的松快，它始終只是一條自然功能上的長堤，樹木也生得平適，鳥鳴也聽得自如。這一切都不是東坡學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這里做了太守，辦了一件盡職的好事，就這樣，才讓我看到一個在美的領域真正卓越到了從容的蘇東坡。
但是，就白居易、蘇東坡的整體情懷而言，這兩道物化了的長堤還是太狹小的存在。他們有他們比較完整的天下意識、宇宙感悟，他們有比較硬朗的主體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峰巔和精英。他們本該在更大的意義上統領一代民族精神，但卻僅僅因辭章而入選為一架僵硬機體中的零件，被隨處裝上拆下，東奔西顛，極偶然地調配到了這個湖邊，搞了一下別人也能搞的水利。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歷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會實績的極致。盡管美麗，也就是這么兩條長堤而已。
也許正是對這類結果的大徹大悟，西湖邊又悠悠然站出一個林和靖。他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隱居孤山二十年，以梅為妻，以鶴為子，遠避官場與市囂。他的詩寫得著實高明，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兩句來詠梅，幾乎成為千古絕唱。中國古代，隱士多的是，而林和靖憑著梅花、白鶴與詩句，把隱士真正做道地、做漂亮了。在后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蘇東坡固然值得羨慕，卻是難以追隨的;能夠偏偏到杭州西湖來做一太守，更是一種極偶然、極奇罕的機遇。然而，要追隨林和靖卻不難，不管有沒有他的才分。梅妻鶴子有點煩難，其實也很寬松，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那兒找不到幾叢花樹、幾雙飛禽呢?在現實社會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個林和靖是最容易不過的。
這種自衛和自慰，是中國分子的機智，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實現于社會，便躲進一個自然小天地自娛自耗。他們消除了志向，漸漸又把這種消除當作了志向。安貧樂道的達觀修養，成了中國文化人格結構中一個寬大的地窯，盡管有濃重的霉味，卻是安全而寧靜。于是，十年寒窗，博覽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與社會交手不了幾個回合，便把一切沉埋進一座座孤山。
結果，群體性的文化人格日趨黯淡。春去秋來，梅凋鶴老，文化成了一種無目的的浪費，封閉式的道德完善導向了總體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進，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鶴羽，像畫簽一般，夾在民族精神的史冊上。
四
與這種黯淡相對照，野潑潑的，另一種人格結構也調皮地擠在西湖岸邊湊熱鬧。
首屈一指者，當然是名妓蘇小小。
不管愿意不愿意，這位妓女的資格，要比上述幾位名人都老，在后人詠西湖的詩作中，總是有意無意地把蘇東坡、岳飛放在這位姑娘后面：“蘇小門前花滿枝，蘇公公堤上女當壚”“蘇家弱柳猶含媚，岳墓喬松亦抱忠”……就是年代較早一點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寫成是蘇小小的欽仰者：“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
如此看來，詩人袁子才鐫一小章曰：“錢墉蘇小是鄉親”，雖為魯迅所不悅，卻也頗可理解的了。
歷代吟詠和憑吊蘇小小的，當然不乏輕薄文人，但內心厚實的飽學之士也多的是。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度，一位妓女競如此尊貴地長久安享景仰，原因是頗為深刻的。
蘇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個夢。她很重感情，寫下一首《同心歌》曰“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樸樸素素地道盡了青年戀人約會的無限風光。美麗的車，美麗的馬，一起飛駛疾馳，完成了一組氣韻奪人的情感造像。又傳說她在風景勝處偶遇一位窮困書生，便慷慨解囊，贈銀百兩，助其上京。但是，情人未歸，書生已去，世界沒能給她以情感的報償。她不愿做姬做妾，勉強去完成一個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蔑視著精麗的高墻。她不守貞節只守美，直讓一個男性的世界圍著她無常的喜怒而旋轉。最后，重病即將奪走她的生命，她卻恬然適然，覺得死于青春華年，倒可給世界留下一個最美的形象。她甚至認為，死神在她十九歲時來訪，乃是上天對她的最好成全。
難怪曹聚仁先生要把她說成是茶花女式的唯美主義者。依我看，她比蔡花女活得更為瀟灑。在她面前，中國歷史上其他有文學價值的名妓，都把自己搞得太逼仄了，為了個負心漢，或為了一個朝廷，顛簸得過于認真。只有她那種頗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為中國文人心頭一幅秘藏的圣符。
由情至美，始終圍繞著生命的主題。蘇東坡把美衍化成了詩文和長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與白鶴，則蘇小小，則一直把美熨貼著自己的本體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轉捩，只是憑借自身，發散出生命意識的微波。
妓女生涯當然是不值得贊頌的，蘇小小的意義在于，她構成了與正統人格結構的奇特對峙。再正經的鴻儒高士，在社會品格上可以無可指摘，卻常常壓抑著自己和別人的生命本體的自然流程。這種結構是那樣的宏大和強悍，使生命意識的激流不能不在崇山峻嶺的圍困中變得恣肆和怪異。這里又一次出現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論：社會污濁中也會隱伏著人性的大合理，而這種大合理的實現方式又常常怪異到正常的人們所難以容忍。反之，社會歷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犧牲人本體的許多重要命題為代價。單向完滿的理想狀態，多是夢境。人類難以掙脫的一大悲哀，便在這里。
西湖所接納的另一具可愛的生命是白娘娘。雖然只是傳說，在世俗知名度上卻遠超許多真人，在中國人的精神疆域中早就成了種更宏大的切實存在。人們慷慨地把湖水、斷橋、雷峰塔奉獻給她。在這一點上，西湖毫無虧損，反而因此而增添了特別明亮的光色。
她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燦爛：只愿做一個普普通通的人。這個基礎命題的提出，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極大的挑戰性。
中國傳統思想歷來有分割兩界的習慣性功能。一個渾沌的人世間，利刃一劃，或者成為圣、賢、忠、善、德、仁，或者成為奸、惡、邪、丑、逆、兇，前者舉入天府，后者淪于地獄。有趣的是，這兩者的轉化又極為便利。白娘娘做妖做仙都非常容易，麻煩的是，她偏偏看到在天府與地獄之間，還有一快平實的大地，在妖魔和神仙之間，還有一種尋常的動物：人。她的全部炎難，便由此而生。
普通的、自然的、只具備人的意義而不加外飾的人，算得了什么呢?厚厚一堆二十五史并沒有為它留出多少筆墨。于是，法海逼白娘娘回歸于妖，天庭勸白娘娘上升為仙，而她卻拚著生命大聲呼喊：人!人!人!
她找上了許仙，許仙的木訥和萎頓無法與她的情感強度相對稱，她深感失望。她陪伴著一個已經是人而不知人的尊貴的凡夫，不能不陷于寂寞。這種寂寞，是她的悲劇，更是她所向往的人世間的悲劇，可憐的白娘娘，在妖界仙界呼喚人而不能見容，在人間呼喚人也得不到回應，但是，她是決不會舍棄許仙的，是他，使她想做人的欲求變成了現實，她不愿去尋找一個超凡脫俗即已離異了普通狀態的人。這是一種深刻的矛盾，她認了，甘愿為了他去萬里迢迢盜仙草，甘愿為了他在水漫金山時殊死拚搏。一切都是為了衛護住她剛剛抓住一半的那個“人”字。
在我看來，白娘娘最大的傷心處正在這里，而不是最后被鎮于雷峰塔下。她無懼于死，更何懼于鎮?她莫大的遺憾，是終于沒能成為一個普通人。雷峰塔只是一個歸結性的造型，成為一個民族精神界的愴然象征。
一九二四年九月，雷峰塔終于倒掉，一批“五四”文化闖將都不禁由衷歡呼，魯迅更是對之一論再論。這或許能證明，白娘娘和雷峰塔的較量，關系著中國精神文化的決裂和更新?為此，即使明智如魯迅，也愿意在一個傳說故事的象征意義上深深沉浸。
魯迅的朋友中，有一個用腦袋撞擊過雷峰塔的人，也是一位女性，吟罷“秋風秋雨愁煞人”，也在西湖邊上安身。
我欠西湖的一筆宿債，是至今未到雷峰塔廢墟去看看。據說很不好看，這是意料中的，但總要去看一次。
余秋雨經典優美散文：玲瓏小國
1
一個主權國家的全部面積不到二平方公里，摩納哥實在太小了。但是，這個袖珍小國卻濃縮著四個隱型大國：賭博大國、郵票大國、賽車大國、旅游大國。
這四個隱形大國都具有俯視世界的地位。就說賭博大國吧，蒙特卡洛賭場那種地毯厚厚、燈光柔柔、家具舊舊的老派貴族派頭，連美國氣魄宏大的拉斯維加斯也要鞠躬示敬，更不待說墨爾本、吉隆坡、澳門的那些豪華賭場了。全世界的賭場選“大老”，看來還是非蒙特卡洛莫屬。
更讓人驚異的是賽車。那么小的國家不可能另選賽車場地了，這些蜿蜒于山坡上的真實街道就是賽車跑道。到時候街道邊人山人海，擁擠著來自世界各國的觀眾，而跑道上則奔馳著五光十色的各種賽車。我們沒有趕上賽車季節，只是順著賽車的路線繞了兩圈，奇怪的是每輛車的駕駛員似乎都認得路線，一問，原來都是從每次賽車的電視轉播中看熟了的，可見影響之大，印象之深。
其實在摩納哥，最能沖擊游人感官的是海濱山崖上一排排豪宅。這是世界各地大量超級富豪選擇的終老之地。據我歷來讀到的資料，很多綁匪、巨盜、毒梟瘋狂斂財，都是為了達到一個目標，能在摩納哥舒舒服服地隱居。為此，我每次來摩納哥都會看著這些房子出神，心想多少人終于沒有拿到鑰匙而只能永久地呆在監獄里傻想了，而拿到了鑰匙的，大概也有不少人不敢出門，或者不愿與鄰居寒暄。一扇扇花崗巖框的木門緊鎖著，腳下碧波間白色的私家游艇也很少解纜。偶爾解纜于沒有風浪的月夜，如貼水而飛的白鷗，把全部秘密傾吐給地中海。
但是，摩納哥自身的秘密，并沒有被賭場、賽車、豪宅所窮盡。甚至可以說，即使把四個隱形大國疊加在一起，也無法填充一個最大的缺漏。
尋找這個缺漏并不難，它便躲藏在那幢最宏偉的公共建筑———海洋學博物館里。
如果有時間把這個博物館看得細一點，就會發現種種奇麗珍罕的展品都出自于一種長年累月的出海考察。于是你會對那些有關出海考察的展覽發生興趣，逐一觀察當年的船只、器具、槍支和泛黃的照片，直至那時剛剛學會拍攝的無聲電影紀錄短片。看著看著又有了新的發現，原來這一切的指揮者就是摩納哥的國家元首阿爾貝一世。
這位國家元首并不是撥款資助專家去考察，而是親自以專家的身份率隊出海，整整二十八次，科研成果卓著，成了世界近代海洋學的創始人。
海洋學博物館三樓可以觀看當年拍攝的無聲電影紀錄短片，我連看兩段就很感動，遲遲不愿離開。阿爾貝一世在顛簸的海船上完全不像一個國家元首，而是一名不辭辛勞的科學家。夜晚來臨，他們只能棲宿荒島，狂風襲來，他慌忙去撿拾吹落的風帽。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歐洲大地正兵荒馬亂，他統治的小國寡民哪有周旋之力，于是干脆轉身，背對戰塵面對蔚藍。就在他撿拾風帽的時刻，多少歐洲君主也在為撿拾皇冠而奔忙。唯有這樣的風帽他戴得舒適，軟軟地扣在頭頂，他的力量和榮譽，早已不在帽子上。
作為小國之君他無足輕重，但在人類探索自然的領域，他做過真正的君王。
2
比摩納哥大一點的小國，是圣馬力諾。所謂“大一點”卻大了三十多倍，總共六十平方公里吧，大約是上海市的百分之一。
圣馬力諾嵌在意大利中部，進出要經過意大利海濱小城里米尼，那我們干脆就在里米尼住下了。其實在里米尼停駐的很多游人和我們一樣，為的是去圣馬力諾。
游人們沒到目的地就在大門口玩上了。里米尼海灘確實很棒，碧海藍天間最出風頭的是皮膚曬得黝黑的苗條女子和身材健碩的光頭男子。奇怪的是，苗條女子身邊總有一個男友，而光頭男子背后卻沒有女性，只跟著幾個小伙子。
靠近海灘的街道上，有一種營生很熱鬧，就是替剛剛從海水里鉆出來的年輕旅客描繪皮膚花紋。只是描繪，不是刺青。皮膚已經曬黑，描上金線銀線，花草搖曳、魚蟲舞動，描得多了就像繃了一件貼身花衫。至少今晚上不能洗澡了，那就安靜躲汗，明朝帶一身花花綠綠去圣馬力諾。
圣馬力諾是一座山城，道路盤旋重疊。據說公元三世紀一個叫馬力諾的石匠為逃避宗教迫害從亞得里亞海的對岸來此藏身并傳教，因而有了這個地名。看來看去，這真是一個藏身的好地方。
從種種傳說看，這位石匠留下了一些淳樸的政治遺囑，而這個小國后來也確實成了歐洲最早的共和國。由于它實在太小，產生不了什么國際影響，卻也不會輕易地在一些立國方針上受別國影響，因此它所保存的政治生態像是存在于一個隔離艙內，顯得特別純凈。
當年拿破侖縱橫歐洲，把誰也不放在眼里，有一天突然發現，在意大利的國土之內居然還有如此一個芥末小國。他饒有興趣地吩咐部下，找這個小國的首領來談一談歷史。誰知一談之下他漸漸嚴肅起來，雙目炯炯有神，立即宣布允許圣馬力諾繼續獨立存在，而且可以再撥一些領土給它，讓它稍稍像樣一點。
但是，圣馬力諾人告訴拿破侖，他們的國父說過：“我們不要別人一寸土地，也不給別人一寸土地。”國父，就是那位石匠出身的馬力諾
我相信這個回答一定使拿破侖沉默良久。他連年奪城掠地，氣焰熏天，沒想到在這最不起眼的地方碰撞到了另一個價值系統。他沒有發火，只是恭敬地點頭，同意圣馬力諾對加撥領土的拒絕。
與拿破侖對話的人，是圣馬力諾的最高行政長官，也叫執政。他的出任方式，不僅與拿破侖不一樣，也有別于全世界各國的行政長官，是一種特別原始又特別徹底的民主選舉辦法。
簡單說來，全國普選產生六十名議員，不識字的選民由年輕的女學生代為投票，因為女學生潔凈無瑕;由這六十名議員在普通公民中選擇二十名最高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再投票從中選出六人，最后從民眾中挑出一個盲童，讓他從六人中抽出兩人的名單，作為最高行政長官。
最高行政長官的國際地位，相當于各國總統，但只任期半年，不得連任，每月薪金只有五美元，因此也很難連任。如果被選出的人拒絕上任或半途離任，卻要承受巨額罰款。上任時儀式隆重，當任長官長袍圓帽，佩戴勛章，在鼓號樂隊的簇擁下全城游行。
這些奇怪的規定，體現了一種樸素的民主政治理念，保存在一個小國中就像保存一種標本，值得珍惜。
我最感興趣的是在全國最高領導人選舉中女生和盲童的作用。他們早早地懂得，越是處理復雜事務，便越是需要動用孩童般的單純。
現在國際間的政治運作還在日趨繁復，有些地方更是縱橫捭闔、黑幕重重，但是無論如何，那些疲憊不堪、揮汗如雨的操作者，都無顏面對圣馬力諾的女生和盲童。
但是，為什么一定要盲童呢若讓一個孩子封目抽簽，辦法很多，何必真盲也許有一個傳說故事對此，我還要打聽，還要思索。
3
再大一號的小國是列支敦士登，夾在瑞士和奧地利中間，一百六十平方公里，大約是北京市的百分之一。
列支敦士登的首都叫瓦杜茲，最明顯的標志是山巔危崖上的一個王子城堡，當今皇家住處，瓦杜茲就在危崖腳下。其實這個首都只是干干凈凈一條街，齊齊整整兩排樓，在熱鬧處敞開著幾十家店鋪。
一進店就知道這里富裕，價格足以說明一切。
小國多是郵票大國，列支敦士登也不例外，很多商店都有賣。剛一打眼就看上了，印得實在精美。連對集郵興趣不大的我，也毫不猶豫地買下了王室成員婚禮和王室收藏的魯本斯繪畫各一套，又配上幾套雜票，結算時價格不菲，才知輕重。
我很想用步行方式把整個首都快速走完，便不顧一切地急速邁步了。路上新舊建筑交雜，無論新舊都很見氣韻。相比之下，郵票大廈最有派頭，這與經濟收益有關。大廈廊廳邊上見到一些信箱，聯想到列支敦士登為了吸引外資，制訂了極其方便的公司注冊的規則，甚至連房子地址都不要，只須申請一個郵政信箱即可。這事對我有點誘惑，心想何不輕輕松松開辦一家注冊在列支敦士登的文化傳播公司，然后再在國內找個公司搞中外合資。劉璐、溫迪雅、王多多她們都躍躍欲試，但一想山高水遠也就哈哈一笑不當真了。
我終于找到了做過首相府的那棟樓，現在是一家老式旅館。做首相府那些年，法院也在里邊，而且我還知道，地下室是監獄。
這些知識，都來自于一個未被查證的傳說。
那天晚上，副首相被一要事所牽，下班晚了，到大門口才發現門已被鎖，無法出去。他敲敲打打，百般無奈。地下室上來一個人，拿出鑰匙幫他開了門。副首相以為是開門人住在地下室，一問，誰知這是關在下面的囚徒。
囚徒為什么會掌握大門鑰匙是偷的，還是偷了重鑄后又把原物放回這不重要，副首相認為最重要的問題是：囚徒掌握了鑰匙為什么不逃走于是他就當面發問。
囚徒說：“我們國家這么小，人人都認識，我逃到哪兒去”
“那么，為什么不逃到外國去呢”
囚徒說：“你這個人，世界上哪個國家比我們好”
于是他無處可逃，反鎖上門，走回地下室。
這件事聽起來非常舒服。
4
這些袖珍小國中最大的一個是安道爾，四百多平方公里，不到北京市的三十分之一。
都德曾經說過：“你沒有去過安道爾那還算什么旅行家”這樣的口氣我們都知道要反著聽。表面上好像在說安道爾是非去不可的國家，其實是用夸口的方式提出了要成為旅行家的至高標準。因此反而證明，安道爾在他的時代很難到達。
當然很難。從法國到安道爾，必須翻越比利牛斯山。這中間要穿峽谷、爬山頂、跨激溪，即便是被稱為“山口”的地方也要七轉八拐地旋上去。我們去時，已在下雪。
安道爾在法國和西班牙之間，一直被它們爭來奪去，十三世紀開始向它們進貢。我對于七百年不變的進貢數字很感興趣。
安道爾每逢單數年向法國進貢九百六十法郎，相當于一百多美元;雙年數則向西班牙進貢四百三十比塞塔，相當于兩個多美元。同時各附火腿二十只，腌雞十二只，奶酪十二塊。直到今天仍是這個數字，就像一個山民走親戚。不知作為發達國家的法國和西班牙，以什么儀式來迎接這些貢品我覺得應該隆重。因為現代社會雖然富有，卻缺少原始政治的淳樸風味。唯淳樸才能久遠。
進入安道爾國土之后，到首都安道爾城還有很長一段路。路邊間或有房，以灰色石塊為墻，以黑色石片作瓦，樸實而美麗。城市的房舍就沒有這么美麗了，但在鬧市的中心有水聲轟鳴，走近一看竟是山溪匯流，如瀑如潮，壯觀在不便壯觀的地方，因此更加壯觀。
在安道爾的商店里我看著每件商品的標價牌就笑了。
安道爾小得沒有自己的貨幣，通用法國的法郎和西班牙的比塞塔。旅游是它的第一財政收入，而旅游者來自世界各國，因此需要在每件商品上標明以各國貨幣換算的多種價格。但用哪一種文字來標呢想來想去采用了一個辦法，即用各國的國旗代表各國貨幣，一目了然。
這一來，事情就變得非常有趣。你即使去買一雙襪子，拿起標價牌一看就像到了聯合國總部門口，百旗并列，五光十色，一片熱鬧。每個國家，尤其是領頭的那些發達國家，全都莊嚴地舉著國旗在為安道爾的一雙襪子而大聲報價，而且由于那么多國家擠在一起，看上去還競爭激烈。
這真是小商品的大造化，小國家的大排場。
夜宿安道爾，高山堵窗，夜風甚涼。讀書至半夜，想到窗外是被重重關山包圍著的小空間，這個小空間身在歐洲卻藏得很深，今夜我也隨著它躲藏起來了，突然覺得有點奇怪。我們一生艱難備嘗，卻還從未有過隱縮在萬里之外大山深處的體驗。
近處山巒的頂部已經積雪。這還只是秋天，不知到了嚴冬季節，這兒的人們會不會出行又如何出行甚至，是否會出現因某次雪崩而消失了一個國家的新聞?
余秋雨經典優美散文：自己的真相
阿姆斯特丹說得上是一個色彩之都。
鮮花出口數量全世界第一，又擁有最會擺弄色彩的倫勃朗和梵高。如果再加上櫥窗里赤裸裸站立的各種色情女郎，太讓人眼花繚亂了。
但是，色彩似乎永遠會帶來麻煩。它會鼓勵混亂、引誘騷擾嗎?也許。
我們到阿姆斯特丹之后立即分兩組拍攝街景，兩輛車停在不同的停車場。一小時后傳來消息，一輛被砸，一輛被撬。我的一臺新買的數碼相機，以及隨隊記者的兩臺手提電腦均不翼而飛。我從希臘開始拍攝的照片，全都貯存在那臺數碼相機里，這下算是全完了。
停車場是收了管理費的，卻說這樣的事情他們管不著。其實兩個停車場都不大，里邊發生的任何事都能一眼看到。
到達才一小時就已經這樣，這個平靜的下馬威使我們對這個色彩之都納悶起來。
到處都在修路，又是陰雨綿綿，幾個肥胖的黑人在小街中狂奔亂叫，似極度興奮又似極度憤怒;吸食大麻的蒼白青年坐在露天木階上手足無措，獨自傻笑;木階下面是河道，有不少船停泊，又有一大堆廢棄的腳踏車在水里浸泡。
對色彩本身，阿姆斯特丹也產生過很大的混亂，現在好像是為這種混亂后悔了，但又有點遮遮蓋蓋。
我是說倫勃朗在這里的遭遇。
在西方大畫家中，平生境遇最悲慘的恰恰正是兩個荷蘭人，倫勃朗和梵高。但梵高在阿姆斯特丹的時間不長，境遇中又有較多的時代因素和個人因素，暫且不論;而倫勃朗碰到的實在是一件群體性的審美冤案，而且與這座城市密切相關，在我看來，有點不可原諒。
這件事，略知西方美術史的人都不陌生。但我站在阿姆斯特丹的倫勃朗故居前，忍不住還想復述幾句。
事情發生在一六四二年，倫勃朗三十六歲。這件事給畫家的后半生全然蒙上了陰影，直到他六十三歲去世還沒有平反昭雪。這件事幾乎中斷了他靠藝術創作來維持生計的正常生活，窮困潦倒，去世時只夠花費一個乞丐的喪葬費用。因此，這不是一個階段性的厄運，而是通貫一代藝術大師終身的嚴重事件。今天的阿姆斯特丹不應該輕描淡寫。
那年有十六個保安射手湊錢請倫勃朗畫群像，倫勃朗覺得要把這么多人安排在一幅畫中非常困難，只能設計一個情景。按照他們的身份，倫勃朗設計的情景是：似乎接到了報警，他們準備出發去查看，隊長在交代任務，有人在擦槍筒，有人在扛旗幟，周圍又有一些孩子在看熱鬧。
這幅畫，就是人類藝術史上的無價珍品《夜巡》。任何一本哪怕是最簡單的世界美術史，都不可能把它漏掉;任何一位哪怕是對美術未必摯愛的外國游客，也要千方百計擠到博物館里看上它一眼。
但在當時，這幅畫遇上了真正的麻煩。那十六個保安射手認為沒有把他們的地位擺平均，明暗、大小都不同，不僅拒絕接受，而且上訴法庭，鬧得紛紛揚揚。
整個阿姆斯特丹不知有多少市民來看了這幅作品，看了都咧嘴大笑。這笑聲不是來自藝術判斷，而是來自對他人遭殃的興奮。這笑聲又有傳染性，笑的人越來越多，人們似乎要用笑來劃清自己與這幅作品的界線，來洗清它給全城帶來的恥辱。
最讓后人驚訝不已的是那些藝術評論家和作家。照理他們不至于全然感受不到這幅作品的藝術光輝，他們也有資格對愚昧無知的保安射手和廣大市民說幾句開導話，稍稍給無端陷于重圍的倫勃朗解點圍，但他們誰也沒有這樣做。他們站在這幅作品前頻頻搖頭，顯得那么深刻。市民們看到他們搖頭，就笑得更放心了。
有的作家，則在這場可恥的圍攻中玩起了幽默。“你們說他畫得太暗?他本來就是黑暗王子嘛!”于是市民又哄傳開“黑暗王子”這個綽號，倫勃朗再也無法掙脫。
只有一個掙脫的辦法，當時親戚朋友也給他提過，那就是再重畫一幅，完全按照世人標準，讓這些保安射手們穿著鮮亮的服裝齊齊地坐在餐桌前，餐桌上食物豐富。倫勃朗理所當然地拒絕了。
那么，他就注定要面對無人買畫的絕境。他還在畫畫，而且越畫越好，卻始終貧困。
直到他去世后的一百年，阿姆斯特丹才驚奇地發現，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波蘭的一些著名畫家，自稱接受了倫勃朗的藝術濡養。
倫勃朗?不就是那位被保安射手們怒罵、被全城恥笑、像乞丐般下葬的窮畫家嗎?一百年過去，阿姆斯特丹的記憶模糊了。
那十六名保安射手當然也都已去世。他們，怒氣沖沖、罵罵咧咧地走向了永垂不朽。
他的故居，這些年重新裝修好了，看起來他晚年不太貧困。但我記得在一本傳記中讀到，這房子當年因倫勃朗無力還債，被公證處拍賣掉了，倫勃朗不得不搬到一處極其簡陋的猶太人的房子里去居住。這一點，故居的解釋詞中沒有說明。里邊反復放映的一部影片，主要是介紹這些年修復故居的認真和艱難。
對此我有點不大高興，便把導演劉璐拉過一邊，告訴她，我以前讀到過一本德國人寫的倫勃朗傳記，有一個情節一直無法釋懷。
好像是在去世前一年吧，大師已經十分貧困，一天磨磨蹭蹭來到早年的一個學生家。學生正在畫畫，需要臨時雇用一個形貌粗野的模特兒，裝扮成劊子手的姿態。大師便說：“我試試吧!”隨手脫掉上衣，露出了多毛的胸膛……
這個姿態他擺了很久，感覺不錯。但誰料不小心一眼走神，看到了學生的畫框。畫框上，全部筆法都是在模仿早年的自己，有些筆法又模仿得不好。大師立即轉過臉去，滿眼黯然。他真后悔這一眼。
記得我當初讀到這個情節時心頭一震，淚如雨下。不為他的落魄，只為他的自我發現。
低劣的文化環境可以不斷地糟踐大師，使他忘記是誰，迷迷糊糊地淪落于鬧市、求生于巷陌——這樣的事情雖然悲苦卻也不至于使我下淚，因為世間每時每地都有大量杰出人物因不知自己杰出、或因被別人判定為不杰出而消失于人海;不可忍受的是他居然在某個特定機遇中突然醒悟到了自己的真相，一時如噩夢初醒，天地倒轉，驚恐萬狀。
此刻的倫勃朗便是如此。他被學生的畫筆猛然點醒，一醒卻看見自己脫衣露胸像傻瓜一樣站立著。更驚人的是，那個點醒自己的學生本人卻沒有醒，正在得意洋洋地遠覷近瞄、涂色抹彩，全然忘了眼前的模特兒是誰。
作為學生，不理解老師是稀世天才尚可原諒，而忘記了自己與老師之間的基本關系卻無法饒恕。從《夜巡》事件開始，那些無知者的誹謗攻擊，那些評論家的落井下石，固然顛倒了歷史，但連自己親手教出來的學生也毫無惡意地漠然于老師之為老師了，才讓人泫然。
學生畫完了，照市場價格付給他報酬。他收下，步履蹣跚地回家。
這個情節，今天稍稍復述還是心里難受，便轉身離開劉璐，來到故居底層，買了一條印有大師簽名的紅領帶，找一個無人的角落戴上。
今天，他的名字用各種不同的字體裝潢在大大小小的門面上，好像整個城市幾百年來都為這個名字而存在，為這個名字在歡呼。但我只相信這個印在領帶上的簽名，那是大師用最輕微又最強韌的筆觸在塵污中爭辯：我是誰。
看過“余秋雨經典優美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