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是當代學者散文的典范。他的散文具有巨大的歷史容量,歷史的深邃蒼涼、滄海桑田常被訴諸于筆端。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余秋雨散文作品，希望大家喜歡。

　　余秋雨散文作品一：海牙的老人

　　海牙的清晨，濕漉漉的廣場上擺滿了舊書攤，很多老年人把畢生收集的書籍、古董陳列在那里，讓人選購。

　　在博物館前的那個角落，一位年邁的攝影師擺出了自己拍攝的數千張舊照片，按年份日期排列，邊上還擺放著三臺老相機，足可把他的一生概括;而他，又能從自己的角度把荷蘭的歷史概括。

　　見我仔細翻閱，老人兩眼放光。但最后，我當然還是讓他失望。他用英語向我嘟噥：全拿走吧，實在不貴。

　　我暗自責備自己翻閱得太久了，使他產生誤會，因此躲避著他的目光。但我還是抬起頭來看著他，向他道謝。我想他應該認出，我是中國人。連他們這么小的一個國家也無法把自己的歷史圖像收入博物館，任其在博物館門外長期求售，那可想而知，我們中國流浪在外面的歷史符號就更多了。我們怎能，不先收拾自己的門庭，反把人家的歷史圖像帶走我們中國人太知道，這些歷史圖像一旦被帶走，就再也沒有回來的時日。

　　中國人也許做過很多不該做的事情，但從來沒有把別人的歷史藏在自己家里。

　　老人見我要離開，又說了一句：“也可以拆開了買走，譬如，先生出生的那一年……”

　　這話使我心里一動。因為曾經聽說，一些企圖申請奧運會主辦權的城市，想送一些充滿個人情誼而又無行賄嫌疑的小禮物給國際奧委會委員，最漂亮的是一份某委員出生那天的《泰晤士報》，讓他看看，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世界發生了一些什么事。那么，照老人的提議，我也可以在這里找到自己生命出現時的某些遠地風景我連忙回頭再看那些照片排列，找到我出生那一年，厚厚一疊，但我再看前前后后，每一年都齊整無缺，可見至今沒有人零拆買走。從老人的生活狀態看，他未必擁有保存底片并再度復印的技術設備。我笑著向他搖搖頭，心想，我算什么呢一個如此平凡的生命，一個在濕漉漉的早晨偶爾駐足的過客，豈能為了比照自己的存在，抽散這位老人的平生勞作我相信，在他的同胞中，會出現一個更負責的收藏者，將這些照片保存得更完整、更有意義。再等一年半載吧，老大爺。

　　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出現了麻煩，能不能不要打仗，而由一個法律機構來仲裁這是人類的理性之夢，結果便是海牙國際法院的出現。

　　到海牙總要去看看國際法院，世界各國的旅行者都這樣想。于是市中心的和平宮柵欄外，停滿了各種旅行車輛，擠滿了一隊隊來自各國的游人。

　　和平宮就是國際法院的所在地，由美國企業家卡納基捐款修建，竣工于一九一三年，第二年就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好像冥冥中加重了這棟樓屹立在世界上的必要性。

　　這棟樓造得莊嚴、大氣，但更漂亮的是環繞著它的巨大庭院。因此，從鐵柵欄到和平宮的主樓還有很長的距離，中間是蔥蘢的草地，遠處林木茂密。

　　國際法院不是一個紀念性遺址，而是一個天天都在忙碌的聯合國司法機構，當然不允許旅行者參觀。因此，鐵柵欄外的參觀，其實只是遠眺。

　　我們幾個撥開眾人，找到了第一層正門，說我們來自何方，兩天前曾來過電話，承蒙同意入內參觀。門衛立即向里邊打電話，然后態度變得非常客氣，要我們等一等，說很快就會有人出來接引。

　　出來的是一位女士，講法語，讓我們每個人把護照交給門衛。門衛一一登記了，一并歸還。女士一笑，攤開手掌往里邊一讓，我們就在各國旅行者驚訝和羨慕的眼光中魚貫而入。

　　被那么多目光注視背后，總覺得不自在，不知哪位伙伴說：“干脆，神態凝重一點，裝成被告或原告模樣吧，讓那些不能進來參觀的人心里平衡一點。”

　　我說：“裝不了。誰都知道，中國人從不在國際法院找麻煩。”

　　又一位伙伴說：“該不會遇到米洛舍維奇吧，說不定這些天引渡過來了。”

　　我說：“那歸前南特別法庭管，不在這里。這里是法院，統領那個法庭。”

　　說著，已走到和平宮主樓的正門，那里站著兩位警衛。領路的女士與他們說了一陣，警衛拿出一本登記簿讓她寫了一些東西，然后她轉身向我們揮手。原來她已完成任務，要離開了。主樓里邊，已有一位年輕的小姐等著我們。

　　我們跟著這位小姐輕步前行，繞來繞去，居然從主樓的后門繞到了一座新樓。那里有幾排椅子，她叫我們坐下休息，說過一會兒會有一位官員來接我們。

　　大概等了十來分鐘，聽到一聲熱情的招呼，是一位戴眼鏡的中年女士，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顯然她比較重要，因為她講話很多，無拘無束。

　　從她口里越來越多聽到一個人的名字，說他要破例接待我們，今天一早就親自給她打電話作安排。我們問那人是誰，她一怔，然后笑了，說：“我以為你們都知道呢。他是國際法院副院長，今天特地空出時間來等你們。我現在正領你們去他的辦公室。”

　　這條路有點復雜，上二樓，走過一條長長的玻璃走廊，又回到了主樓。她先領我們看了看各位大Fa官審案前開會的會議室，再看隔壁的審判庭。這兩個地方今天都空著，一派古典貴族式的莊嚴肅穆。

　　從審判庭出來，又走了一些路。她向我們先做了一個手勢，然后在一個灰色的門前屏息站定，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表，抬起右手輕輕地敲了兩下。

　　才兩下，門就開了，站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老人，而且是一個中國老人“你們來了請進請進”———這更讓我吃驚了，居然滿口濃重的上海口音這便是堂堂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史久鏞大Fa官。

　　國際法院的法官由聯合國會議選舉產生。史先生在這里極具威望，是國際法院的靈魂人物，但他并不代表中國。

　　他的辦公室分兩大間，外面一間堆著各種文件和電腦，里面一間有他的大寫字臺。寬寬的落地窗前一個會客的空間，我們在那里坐下了。窗外，是法國式的園林，卻又帶有英國園林的自然風味。

　　我們盡管經常在媒體上看到國際法院，但對它的了解實在太少，因此一開始就有許多最淺顯的問題期期艾艾地提了出來，他一聽就笑了。例如———問：你們有事干嗎國與國，不是打仗就是談判，怎么會想著打官司答：我們在這兒忙極了，堆滿了案件。你看，積壓在手邊的就是幾十宗。

　　問：你們判決以后，那些敗訴的國家會遵照執行嗎答：幾十年來只有一個例外，美國。我們判它輸，但它不執行，事情遞交到安理會，它作為常任理事國投了否決票。國際法院是聯合國的下屬機構，這樣一來就沒辦法了。

　　由此開始，我們的問題越來越多，幾乎已經涉及到一切國際大事，但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種與外交官全然不同的語言方式。外交官囿于一國，卻旋轉著表里兩層結構，看誰旋轉得漂亮，可謂腳盤固定而手法靈活。而他則相反，除了法律和正義，沒有固定的國家立場，也沒有言談的手法，全然是一種國際式的平正，毫無修飾和諱避。我們聽起來句句入耳，卻又有一點陌生。

　　就像過去一個大家族里各個分立的門戶長年對峙，人們早已聽熟他們各自的立場，不知哪天突然來了一位“老娘舅”，他沒有立場，只有規矩，大家一時有點吃驚。

　　他是一個國際公民，現在住在海牙，但要經常回上海省親。以前他長期居住在上海，我問他住在上海何處，他說原來住在華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動遷了。

　　我們又問，既然經常回上海，會不會像剛才與我們談的那樣，與國內法律界的朋友談談國際法律精神這位國際大Fa官淡淡地說：“我不善于交際，也不喜歡交際。每次回上海，只通知家人。”

　　天天斡旋著國際間最纏人的麻煩事，卻明確聲言“不善于交際，也不喜歡交際”，這就突然讓我們明白，人們一般理解的“交際”，究竟是什么含義。

　　我略微有點走神，思路飄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帶：踩踏著秋天的落葉，漫步著一位極普通的老人，誰也不知道他是誰。

　　余秋雨散文作品二：藍旗和孩子

　　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大堂門口，一束燈光照射著那面靜靜垂落的藍旗。在它后面，一排排國旗相擁而立，做它的后盾。這些國旗原先高高地飄揚在各國的國界前，自從有了它，大家都紛紛收回，到這里來享受清靜。

　　原來只是為了反戰而結盟，不料卻給世界帶來了新的結構、新的制衡，對此我們似乎還缺少關心。昨天晚上我請教中國駐比利時大使宋明江先生：當前歐洲什么事情最應該引起中國人重視?

　　大使說：歐盟。

　　按照一般觀念，布魯塞爾哪里有巴黎、倫敦、柏林重要?但正是它的不重要，造成了今天的重要。

　　任何大國都不可能把自己的首都作為國際協調中心而取信于其它大國。因此，小得不可能對別人構成威脅而又地處中心的比利時正當其選。因歐盟總部所在，布魯塞爾已成為一個國際外交中心和新聞中心，對此不僅我們沒有料到，連很多國家的政府首腦也沒有料到。

　　沒有料到的原因，是仍然按照傳統的國際政治觀念在思考問題，總覺得歐盟只不過是一個國際組織罷了，怎么比得上一個國家實在?其實歐盟正是針對這種國家至上觀念而出現的，因為歷史已經反復證明，這種觀念的極端形態不僅導致了太多的人間災難，而且肢解了歐洲大地的活力，造成了全球均勢的失衡。

　　在目前，歐盟的大行動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面，著力于營造一個共同大市場。為此，連貨幣都趨于統一，實在是大手筆。在當前這樣的經濟時代，貨幣是體現一個國家主權的重要方面，這些國家連這份主權都愿意受到沖刷，切莫小看了它們聯合的決心。我們這一路看到那么多歐洲國家已完全不在乎邊界防守，所有的車輛長驅直入，遇到的唯一障礙就是貨幣了。如果歐元全然通行，將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暢快感?歐元目前在國際市場上比值受挫，但這是暫時的，從長遠看，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存在。

　　一路上還看到，歐盟對于已經入盟的貧困國家，援助得非常實在。西班牙、希臘、愛爾蘭、葡萄牙每年接受的援助款項在國民經濟中占據很重要的地位。像愛爾蘭，由于善用這筆款項，近年來發展巨大，國際間刮目相看。

　　以經濟的聯合為基礎，防務、外交、內政、司法諸方面都會一一呼應起來。當然麻煩不少，歐盟也步履謹慎，但一直沒有后退。從未后退的小步子，日積月累，轉眼間就會跨上一個大臺階。

　　政治家們會注意歐盟的每一個動作帶來的實際后果，而我關心的是它對傳統國際政治概念的搖俺，很多習以為常的范疇需要另起爐灶，很多目為經典的命題需要重新尋找內涵和外延。前些年一直擔懮信息革命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世界的人文構架還那么老舊，現在看到歐盟的穩步前進，纔發現歐洲已經用一個大行為迫使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不能不以新的形態進入新的時代，只可惜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還沒有意識到，顯得嚴重滯后。

　　朋友們一直覺得我到歐洲旅行一定會醉心于它的歷史文化，其實我一路上倒是特別留心當前的發展。到了布魯塞爾就像提納挈領，豁然開朗地看著歐洲如何企圖在陳舊結構中脫胎換骨，揮別昨天。當然這種企圖在文化生態上還會面對嚴重障礙，因此只能由實務開頭，而把最大的希望，寄托給下一代。

　　記得在斯特拉斯堡歐盟的另一個辦公處我曾聯想到都德在《最后一課》中刻畫的小佛朗士和一個后來為歐洲聯合作出過巨大貢獻的女士路易·韋絲，他們都生長在歐洲沖突的拉鋸地帶，我因此感嘆人類的一切崇高理念，也許都來自麻煩之地男孩和女孩癡想的眼神。

　　沒想到來到布魯塞爾歐盟的最高總部一看，門口鐵柵欄上竟然真的爬著一大群男孩女孩的雕塑。看上去他們都是那樣調皮、潑辣，大大咧咧爬到歐盟大門口來了，而且都抬頭仰天、說說笑笑，幾年都不下來。

　　我真佩服雕塑家們的設計，成人們最大膽的政治構思，無一不暗合孩子們的幻想;大凡孩子們無法理解的彎彎曲曲，成人們遲早也會擺脫出來。這些孩子沒有一點小紳士或小騎士的老成姿態，頭發不理、衣服不整，全然拒絕舊時代對自己的打扮，扭頭只顧新世紀，不知是由他們來塑造新世紀還是讓新世紀來改塑他們。

　　因此，歐盟總部大門口的這些孩子，是雕塑，是裝飾，是門衛，更是理念。

　　荷蘭水

　　第一次聽到荷蘭這個地名，我六歲，在浙江余姚(今慈溪)鄉下。

　　我讀書早，六歲已二年級。那天放學，見不少人在我家里，圍在桌子邊看我媽媽寫信。原來河西老太病重，親戚們正在通知她在上海的兒子快速回鄉。

　　七嘴八舌中媽媽手下的筆停住了，河西老太這兩天一直念叨要吃一種東西，大家幾番側耳細聽都沒有聽明白。

　　『等到她兒子回來后再說吧。”大家說。

　　“不，”媽媽說，“也許她要吃的東西只有上海有，問明白了我寫給她兒子，讓他帶來。不然就來不及了。”

　　媽媽說得有道理，大家都沉默了。

　　“我去聽聽看!”這是祖母的聲音。祖母和河西老太早年曾生活在上海，是抗日戰爭開始后一起逃難回鄉的。

　　祖母是小腳，按她的說法，小時纏腳時痛得直流淚，她母親不忍心，偷偷地放松了，所以是“半大腳”，但走路還是一拐一拐的。她除了去廟里念經，很少出門，更不會去河西，因為那里有一座老石橋，石板早已打滑。這天，我扶著她，她把我當拐杖，一步步挪到了河西。

　　壩西老太躺在床上，見到祖母很高興，想伸手卻抬不起來。祖母連忙俯下身去，輕聲問她想吃什么。

　　河西老太似乎有點不好意思，但終究喃喃地說了。

　　祖母皺了皺眉，要她再說一遍，然后笑了，抬起頭來對眾人說：『她要喝荷蘭水。”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種奇怪的水名，回到家里問媽媽。媽媽只說荷蘭是一個很遠的國家，卻也不知道荷蘭水是什么，就要祖母描述一下。等祖母簡單地說了荷蘭水的特征，母親“哦”了一聲：“那就是汽水!”

　　原來，在祖母一代，汽水還叫荷蘭水。

　　上海的第一代汽水是從荷蘭傳入的嗎?還是汽水本由荷蘭制造，然后別國的汽水也叫了荷蘭水?

　　對此我從未考證。

　　只知道媽媽寫完信后，由一位后生快速地跑到北邊逍林鎮去寄出，媽媽特地關照他寄“快信”，不可延誤。

　　幾天以后，河西老太的兒子回來了，一到就從旅行袋里摸出一個玻璃瓶，上面封著小鐵蓋。他又從口袋里取出一個開關，輕輕一扳，鐵蓋開了，瓶里的水冒著密密的氣泡。也不倒在杯子里了，直接湊上了河西老太的嘴。

　　壩西老太喝了兩口，便搖頭，不想再喝。她兒子把那大半瓶汽水放在一邊，也不再說話。我當時不明白，是河西老太不想喝了，還是她覺得兒子買錯了?

　　當天晚上，老太就去世了。

　　這事早就遺忘，今天到了荷蘭，輕輕地念一聲國名，纔如沈屑泛起，突然記得。

　　上幾代中國的普通百姓對于西方世界茫然不知，偶有所聞，大多是由于那時開始傳入中國的西方器物，包括衣食享用。這就像西方普通人對中國的了解也長期局限于絲綢、瓷器和茶葉。這種充滿質感的生態交流，看似瑣碎，卻直接滲透到生活底層。甚至滲透到生命底層，有著遠遠超越政治、軍事、外交領域各種大命題的深刻性。你看這位只在上海住過一段時間的老婦人，生命中最后念叨的居然是一個西歐小國的國名。

　　我猜想河西老太在上海第一次喝到汽水時一定不會適應的，但很快就從不適應中找到了一種舒鼻通喉的暢快。這個短暫的轉變過程包含著兩種生態文化的愉快對接，后來失去了對接的可能，就成了一種遺囑般的思念。思念中的一切都比事實更加美好。離開上海很久的老太其實已經重新適應了傳統風俗，因此她對于那瓶好不容易來到嘴邊的汽水，第一口失望，第二口搖頭。她終于沒有了牽掛，撒手塵寰，也就這樣丟棄了荷蘭。

　　她以生命的結束，完成了一場小小的兩種生態文明的拉鋸戰。

　　這中間一個最有爭議的問題是向大城市聚集的移民潮。很多證據證明，這股大潮增加了城市的負擔，降低了生活的質量，平添了意外的災難;但也有一些學者指出，城市的每次大發展都與移民有關，而歐洲很多城市的發展其實還有待于移民，問題是提高移民的質量。一個城市發展程度越高，移民的整體水平也越高，不符合要求的移民只能移向他方。

　　然而這只是說著痛快，在實際操作上，這些國界越來越松散的歐洲國家，該如何來選擇移民質量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這是城市遇到的最大隱懮，至今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

　　從一路上走過的歐洲各國來看，倫敦和巴黎的市民搬離城市的比例稍高一些;幾個貧困國家像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則不會出現這種趨向，因為那里的農村還荒漠一片;德國、瑞士、奧地利等國家城鄉并榮，處于一種平衡狀態。很多有識之士認為，既要避免“城市病”又要阻止對農村的擴張，行之有效的辦法是兩個：一是在市郊營造設施齊全的小區;二是在城內擴大自然空間。

　　那么，文化韻味和審美意態也只能在這多種生存方式中各別挖掘，而不宜夸張對于村野生態的向往情懷了。

　　總之，我們躋身其間的大城市雖然毛病多多，卻還沒有到可以大聲詛咒、大步背離的時候。知道遠處有森林綠坡、小鎮馬蹄，但我們注定要與平庸和喧鬧一起棲宿。

　　那個巨人

　　我終于來到了滑鐵盧。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下午，一頭雄獅在這里倒下。歐洲的王室松了一口氣，重新從這里抬起驕傲的腳步。

　　古戰場的遺址上堆起一座山丘，山丘頂上鐵獅威武。但這頭鐵獅并非紀念那頭雄獅，而是相反，紀念對他的制服。

　　山丘的泥土全部取自戰場，這小小的兩公里擁擠過十幾萬廝殺的人群，每一寸都浸泡過鮮血。當時剛剛獲勝的威靈頓長長一嘆，說：“勝利，是除了失敗之外的最大悲劇”

　　山丘由列日市的婦女背土筑成，因為她們支持過拿破侖，這是懲罰性的勞役。

　　為什么獨獨要讓婦女們來承擔這個勞役說是她們的男人正在接受更大的懲罰。但在我看來，那是出于勝利者們對那個失敗者殘存的嫉妒。男人間的嫉妒往往與女人有關，因此必然會讓支持過他、崇拜過他的她們，來確認他的失敗，這可能是對他最大的羞辱。

　　女人們用柔軟的雙手捧起泥土，哪里還分得清什么勝方敗方只知道這是男人的血，這是不干的土。加幾滴我們的眼淚進去拌一拌吧，至于這座山丘的含義，我們心里清楚。

　　滑鐵盧戰場遺址，自然由當年的勝利者保存和修復，但奇怪的是，幾乎所有的游人在心中祭拜的，都是那位騎著白馬的失敗者。那座紀念山丘，兩百多級高高的臺階，連小阿也在那里步步攀登。一隊比利時的小學生全部爬到了頂部，一問，他們只知道拿破侖，不知道威靈頓。他們是小孩，而且并不是法國的。因此，當年壘筑這座山丘的意圖，已經全部落空。

　　以往我們習慣于把戰爭分作正義和非正義兩種，說起來很明快，其實事情要比這種劃分復雜得多。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是非分明的戰爭比較好辦，第一次世界大戰分起來就有一點麻煩了。如果分不清就說成是『狗咬狗”，那么，多數古戰場就成了一片狗吠，很少找得到人的蹤影。

　　戰爭雙方，如果沒有逾越人類公理的底線，那么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后留下的只有意志的比照、智謀的競賽、人格的對壘，成為永久的話由、寫作的題材。《三國演義》里的馬蹄硝煙，蘇東坡如此悠悠緬懷，羅貫中如此娓娓道來，只因為那已是審美意義上的征戰。

　　滑鐵盧的戰事之所以與敦刻爾克大撤退、諾曼底登陸不同，是因為雙方都沒有逾越人類公理，因此一起成了后代的審美對象。審美一旦開始，勝敗立即退居很次要的地位，人們投注的是人格視線，即便是匹馬夕陽、荒原獨吼，也會籠罩著悲劇美。因此，拿破侖就有了超越威靈頓的巨大優勢，正好與勝敗相反。

　　審美心理曲線是一條長長的拋物線，以值得關注的奇異強勢作為起點。人們關注拿破侖由來已久，尤其是他從放逐的小島上直奔巴黎搶回皇位的傳奇，即使不喜歡他的人也會聲聲驚嘆。滑鐵盧只是那個漂亮行程的一個終點。可憐威靈頓，雖然勝利，卻只有點而沒有線。誰有那么好的視力去關注一個孤零零的點呢，因此難怪比利時的小學生不知道他，反而爬著他的勝利高坡，來懷念他的手下敗將。

　　其實豈止是今天的小學生，即便是戰事結束不久，即便不是法國人，大家說起滑鐵盧，也已經作為一個代表失敗的詞匯。可見，人們都把拿破侖當作了主體，都不自覺地站到了他的一邊。

　　亞里士多德說，詩比歷史更真實、更普遍。他所說的詩，泛指美學行為。

　　滑鐵盧遺址中有一個房子是雨果構思《悲慘世界》的地方，那么，詩中的滑鐵盧也擁有一個自己的指揮前沿。

　　雨果提起拿破侖時總是反復地念叨著“那個巨人”、“那個巨人”，其實發出這個聲音的也是巨人。“那個巨人”不知道身后會有一個文化巨人對他那么關注，這關注將把他隆重地送入另一部歷史，一代代觀者如堵。

　　余秋雨散文作品三：尋常威尼斯

　　在歐洲，威尼斯算是比較熟悉的城市之一。

　　對威尼斯我還沒有資格稱為老朋友，但見面時早就不驚不咋，剩下的也只是平靜打量，尋常話語。

　　不管哪一次，人總是太多，而且越來越多，我為它感到累。

　　我一直在想，為什么世界各地的旅客，不管地區，不管老幼，也不管文化層次，都愿意先到威尼斯來呢論風景，它說不上雄偉也說不上秀麗;說古跡，它雖然保存不少卻大多上不了等級;說風情，它只知忙忙碌碌，沒有太多刺激性的奉獻;說美食，說特產，雖可列舉幾樣卻也不能見勝于歐洲各地。那么，究竟憑什么我覺得，主要是憑它有趣的生態景觀。

　　首先，它身在現代居然沒有車馬之喧。一切交通只靠船楫和步行，因此它的城市經絡便是蛛網般的河道和小巷。這種水城別處也有，卻沒有它純粹。對世界各國的多數旅客來說，徜徉于威尼斯的河道小巷，就像來到童年時代的夢境;其次，這座純粹的水城緊貼大海，曾經是世界的門戶、歐洲的重心、地中海的霸主、莎士比亞的話題。甚至一度，還是自由的營地、人才的倉庫、教廷的異數。它的昔日光輝，都留下了遺跡，而主要遺跡便是水邊那一棟棟緊密排列又不大清楚年代和歸屬的樓房，包括那些教堂和廣場。這使歷史成為河岸景觀，旅客行船閱讀歷史，讀得質感又讀得粗糙。此間似乎有點象征在我看來，這種行船方式非常符合多數旅客不喜歡粘滯歷史卻喜歡瀏覽歷史的中學生心理;再次，它雖然那么特殊又那么有趣，卻擁擠著密密層層的商市，把自己和周邊地區歷史上最讓外人喜悅的工藝品集中呈現，再加上品類各異的食肆，以便游客留連。更重要的是，它沒有世界某些旅游地那種任眼花繚亂的低層次攤販拉扯游客的喧鬧，給人一種無須躲避什么的安全感。一個個門面那么狹小又那么典雅，輕手輕腳進入，只見店主人以嘴角的微笑作歡迎后就不再看你，任你選擇或離開，這種氣氛十分迷人。

　　……

　　當然還有更多的精彩處，但我按平常目光看來，大致就是這樣。

　　不幸的是，正是這些優點，給它帶來了禍害。既然大家是來看一種有趣的生態景觀，那就要設法保護，防止損壞。但保護山巖、瀑布容易，保護文物、古跡困難，保護生態景觀更是難而又難。

　　小巷只能讓它這么小著;老樓只能讓它在水邊浸著;那么多人來來往往，也只能讓一艘艘小船解纜系纜地麻煩著;白天臨海氣勢不凡，黑夜只能讓狂惡的海潮一次次威脅著;區區的旅游收入當然抵不過攔海大壩的筑造費用和治理污染、維修危房的支出，也只能讓議員、學者、市民們一次次呼吁著。

　　大家難道沒有注意到，墻上的警戒線表明，近三十年來，海潮淹城已經一百余次大家難道沒有發現，運河邊被污水浸泡的很多老屋，早已是風燭殘年、岌岌可危，彎曲的小河道已經發出陣陣惡臭，偏僻的小巷道也穢氣撲鼻毫無疑問，既有旅客在欣賞、游玩，也有旅客在撒野、排泄。

　　威尼斯因過于出色而不得不任勞任怨。

　　我對威尼斯的小巷小門特別關注，還有一個特殊原因。

　　威尼斯的生態景觀幾百年來沒有太大變化，那么一個與我們中國關系密切的人物也應該熟悉這副景象。他從這兒走出，然后在遙遠的東方思念著這一切。這對他是一種預先付出的精神代價，報償卻是驚人，那就是以后很多西方人一次次念叨著他的名字開始思念東方。

　　當然，我是說馬可·波羅。

　　馬可·波羅是否真的到過中國，他的游記是真是偽，國際學術界一直有爭議，而且必然繼續爭論下去。沒有引起爭議的是：一定有過這個人，一個熟悉東方的旅行家，而且肯定是威尼斯人。

　　關于他是否真的到過中國，反對派和肯定派都拿出過很有力度的證據。例如，反對派認為，他游記中寫到的參與攻打襄陽，時間不符;任過揚州總管，情理不符，又史料無據。肯定派則認為，他對元大都和盧溝橋的細致描繪，對刺殺阿合馬事件的準確敘述，不可能只憑道聽途說。我在讀過各種資料后認為，他確實來過中國，只是在傳記中夸張了他游歷的范圍、身份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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