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余秋雨及其文學創作的研究歷程經過了從贊譽到批判的兩極狀態,雖在新世紀后逐漸走向學理,卻仍有待學界的努力。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余秋雨散文名篇，希望大家喜歡。

　　余秋雨散文名篇一：上海人

　　近代以來，上海人一直是中國一個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跡沒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領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們有許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內心規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說得響亮一點，可以稱之為“上海文明”。一個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車上，在商店里，還是在街道間，很快就會被辨認出來，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語言，而是這種上海文明。

　　同樣，幾個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顯得十分觸目，即使他們并不一定講上海話。

　　一來二去，外地人惱怒了。幾乎全國各地，對上海人都沒有太好的評價。精明、驕傲、會盤算、能說會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領導、缺少政治熱情、沒有集體觀念、對人冷淡、吝嗇、自私、趕時髦、浮滑、好標新立異、瑣碎，世俗氣……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國有點離不開上海人，又都討厭著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門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輕工業產品用起來也不錯，上海向國家上繳的資金也極為可觀，可是交朋友卻千萬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會桌上喝不了幾杯酒，與他們洽談點什么卻要多動幾分腦筋，到他們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擁擠不堪又處處講究。這樣的朋友如何交得?

　　這些年，外地人富起來了，上海人精明到頭還是十分窮困。這很讓人泄氣。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輛電車上，一個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擾了一位上海婦女，象平時每天發生的一樣，上海婦女皺一下眉，輕輕嘟囔一句：“外地人!”這位外地人一觸即發，把歷來在上海所受的怨氣全都傾泄出來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錢嗎?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個零頭;要比文化嗎?我的兩個兒子都是大學畢業生!”是啊，上海人還有什么可驕傲的呢?聽他講罷，全車的上海人都發出酸澀的笑聲。

　　上海人可以被罵的由頭比上面所說的還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個擾亂了全國的政治惡棍是從上海發跡的，你上海還有什么話說?不太關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語，偶爾只在私底下嘀咕一聲：“他們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來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區的農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鄉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種無法自拔的尷尬。這種尷尬遠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終是中國近代史開始以來最尷尬的一群。

　　剖視上海人的尷尬，是當代中國文化研究的一個沉重課題。榮格說，文化賦予了一切社會命題以人格意義。透過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們或許能看到一些屬于全民族的歷史課題。

　　我們這個民族，遇到過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種什么契機，撞擊出了上海文明?它已緊纏著我們走了好一程，會不會繼續連結著我們今后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匯附近造了一家豪華的國際賓館，叫華亭賓館，這個名字起得不錯，因為上海古名華亭。明代弘治年間的《上海縣志》稱：

　　“上海縣舊名華亭，在宋時，番商輻續，乃以鎮名，市舶提舉司及榷貨場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華亭東北五鄉，立縣于鎮，隸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華亭人。但是，這與我們所說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認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進士徐光啟，他可算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上海人。他的墓，離華亭賓館很近。兩相對應，首尾提摯，概括著無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種素質，可在徐光啟身上找到一些蹤影。這位聰明的金山衛秀才，南北游逛，在廣東遇到了意大利傳教士郭居靜，一聊起來，十分融洽，徐光啟開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這年他34歲，對以儒學為主干的中國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剛剛聽說的西方宗教當作西洋鏡一笑了之，也不僅僅作為一種域外知識在哪篇著作中記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來。他并不想放棄科舉，4年后赴北京應試，路過南京時專門去拜訪更著名的歐洲傳教士利瑪竇，詢問人生真諦。以后又與另一位傳教士羅如望交給，并接受他的洗禮。

　　洗禮后第二年，徐光啟考上了進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這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來說已跨進了一道很榮耀的門坎，可以安安心心做個京官了。但這個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當時正在北京的利瑪竇，探討的話題已遠遠超出宗教，天文、歷法、數學、兵器、軍事、經濟、水利，無所不及。其中，他對數學興趣最大，穿著翰林院的官服，癡癡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數學思維。不久，他居然與利瑪竇一起譯出了一大套《幾何原本》，付諸刊行。當時還是明萬歷年間，離鴉片戰爭的炮火還有漫長的230多年光-陰-。

　　這個上海人非常善于處世，并不整天拿著一整套數學思維向封建政治機構尋釁挑戰，而是左右逢源，不斷受到皇帝重用。《幾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禮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禮部尚書。獲得了那么大的官職，他就正兒八經地宣揚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學文明，延聘重用歐籍人士，忙乎了沒幾年，勞累而死。徐光啟死后，崇禎皇帝還“輟朝一日”，以示哀悼，靈柩運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匯居地，開始稱為“徐家匯”。徐光啟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種奇異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會立的拉丁文碑銘。

　　開通、好學、隨和、機靈，傳統文化也學得會，社會現實也周旋得開，卻把心靈的門戶向著世界文明洞開，敢將不久前還十分陌生的新知識吸納進來，并自然而然地匯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張居正那樣為興利除弊深謀遠慮，不像廣東人海瑞那樣拼死苦諫，不像江西人湯顯祖那樣摯情吟唱，這便是出現在明代的第一個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態度相當現實的徐光啟是不大考慮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細說起來，他的身后流澤實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匯成了傳播西方宗教和科學文明的重鎮。著名的交通大學從上一世紀末開始就出現在這里，復旦大學在遷往江灣之前也一度設在附近的李公祠內。從徐家匯一帶開始，向東延伸出一條淮海路，筆直地劃過上海灘，它曾經是充分呈現西方文明的一道動脈，老上海高層社會的風度，長久地由此散發。因此有人認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個等級，最高一個等級也可名之為徐家匯文明。

　　徐光啟的第十六代孫是個軍人，他有一個外孫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國現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遠遠地繼承了先祖的風格，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長數學。她所哺育的幾個女兒對中國現代社會的巨大影響，可看作徐光啟發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這一包涵著必然歷史邏輯的傳承系脈，在今天常常被現實喧鬧湮沒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讀一本從英文轉譯過來的《宋美齡傳》，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遠祖寫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來是“文定公”，徐光啟的溢號。忘記了徐光啟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遠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曾使上海人一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爾在收音機里聽到宋慶齡女士講話，居然是一口道地的上海口音。連多年失去自信的上海人自己也有點不習慣：一代偉人怎么會是上海口音?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個中國文人背負著古老文化破天荒地與一個歐洲人開始商談《幾何原本》時，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現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會看中上海。北京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的京城：背靠長城，面南而坐，端肅安穩;上海正相反，它側臉向東，面對著一個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則是一條橫貫九域的萬里長江。對于一個自足的中國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為道;但對于開放的當代世界而言，它卻俯瞰廣遠、吞吐萬匯、處勢不凡。

　　如果太平洋對中國沒有多大意義，那末上海對中國也沒有多大意義。一個關死了的門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會漏進來戶外的勁風，傳進門口的喧囂，擾亂了房主的寧靜。我們有兩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糧食，上海又遞繳不了多少稻米;我們有數不清的淡水河網，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們有三山五岳安駐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連個像樣的峰巒都找不到;我們有縱橫九州的寬闊官道，繞到上海還要兜點遠路;我們有許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連個縣的資格都年齡太輕……這個依附著黃河成長起來的民族，要一個躲在海邊的上海作甚?　　上海從根子上就與凜然的中華文明不太協調，不太和順。

　　直到19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職員黎遜向zheng府投送了一份報告書，申述上海對新世界版圖的重要性，上海便成為南京條約中開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國軍艦打開了上海。從此，事情發生了急劇的變化。西方文明挾帶著惡濁一起席卷進來，破敗的中國也越來越把更多的賭注投入其間，結果，這兒以極快的速度出現了能被地球每個角落都聽得見的鬧騰。

　　徐光啟的后代既有心理準備，又仍然未免吃驚地一下子陷入了這種鬧騰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險家、暴發戶、流氓、地痞、妓女、幫會一起涌現;另一方面，大學、醫院、郵局、銀行、電車、學者、詩人、科學家也匯集其間。黃浦江汽笛聲聲，霓虹燈夜夜閃爍，西裝革履與長袍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語與歐美語言交相斑駁，你來我往，此勝彼敗，以最迅捷的頻率日夜更替。這里是一個新興的怪異社會，但嚴格說來，這里更是一個進出要道，多種激流在這里撞合、喧嘩，卷成巨瀾。

　　面對這樣一個地方，哪個歷史學家都會頭腦發脹，索解不出一個究竟。你可以說它是近代中華民族恥辱的淵藪，但是，一個已經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終抵拒現代沖撞，就不恥辱了嗎?你也可以說它是中國人走向現代的起點，但是，哪一個民族走向現代時的步履會像在上海那樣匆促、慌張、自怯、雜亂無章?你又可以說它是對抗著農業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種城市文明會像上海始終深受著弘廣無比的農村力量的覬覦、分解、包圍和籠罩?

　　總之，它是一個巨大的悖論，當你注視它的惡濁，它會騰起耀眼的光亮，當你膜拜它的偉力，它會轉過身去讓你看一看瘡痍斑斑的后墻。

　　但是，就在這種悖論結構中，一種與當時整個中國格格不入的生態環境和心理習慣漸漸形成了。本世紀初年，許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緝，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們的庇護地。特別重要的是，對于這種追緝和庇護，封建傳統和西方文明在上海發生了針鋒相對的沖突，上海人日日看報，細細辨析，開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國際眼光來看，中國歷代遵行的許多法律原則是多么顛倒是非、不講道理。就從這一個個轟傳于大街小巷間的實際案例，上海人已經隱隱約約地領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義，對于經不起對比的封建傳統產生了由衷的蔑視。這種蔑視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從實際體察中作出的常識性選擇，因此也就在這座城市中具有極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這一個個案例發生的同時，更具象征意義的是，上海的士紳、官員都紛紛主張拆去上海舊城城墻，因為它已明顯地阻礙了車馬行旅、金融商情。他們當時就在呈文中反復說明，拆去城墻，是“國民開化之氣”的實驗。當然有人反對，但幾經爭論，上海人終于把城墻拆除，成了封建傳統的心理框范特別少的一群。

　　后來，一場來自農村的社會革命改變了上海的歷史，上海變得安靜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數上海人，他們被要求與內地取同一步伐，并對內地負起經濟責任。上海轉過臉來，平一平心旌，開始做起溫順的大兒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覺新，肩上擔子不輕，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鬧騰。陣陣海風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車間的機器在隆隆作響，上班的電車擁擠異常，大伙都累，夜上海變得寂靜冷清。為了更徹底地割斷那段惑人的繁華，大批內地農村的干部調入上海;為了防范或許會來自太平洋的戰爭，大批上海工廠遷向內地山區。越是冷僻險峻的山區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廠，淳樸的山民指著工人的背脊笑一聲：“嘿，上海人!” 　　這些年，上海人又開始有點不安穩。廣州人、深圳人、溫州人起來了，腰囊鼓鼓地走進上海。上海人瞪眼看著他們，沒有緊緊跟隨。有點自慚形穢，又沒有完全失卻自尊，心想;要是我們上海人真正站起來，將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許是一種自|慰吧，不妨姑妄聽之。

　　也許上海人的自|慰不無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種精神文化特征。單單是經濟流通，遠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個體自由基礎上的寬容并存。對上海人來說，寬容已不是一種政策和許諾，而是一種生命本能。

　　在中國，與上海式的寬容相抵觸的是一種與封建統治長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態。即便封建時代過去了，這種心態的改良性遺傳依然散見處處。這種心態延伸到省城、縣城，構成一種幅度廣大的默契。不管過去是什么性質的洪流起的作用，這種心態在上海被沖刷得比較淡薄。只要不侵礙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別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與鄰居交往較少，萬不得已幾家合用一個廚房或廁所，互相間的磨擦和爭吵卻很頻繁，因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獨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寬容并不表現為謙讓，而是表現為“各管各”。在道德意義上，謙讓是一種美質;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義上，“各管各”或許更貼近現代寬容觀。承認各種生態獨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認到可以互相不相聞問，比經過艱苦的道德訓練而達到的謙讓更有深層意義。為什么要謙讓?因為選擇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讓你就要與你爭奪。這是大一統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點。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為選擇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誰也不會吞沒誰。這是以承認多元世界為前提而派生出來的互容共生契約。

　　上海下層社會中也有不少喜歡議論別人的婆婆媽媽。但即使她們也知道，“管閑事”是被廣泛厭棄的一種弊病。調到上海來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會苦惱于如何把“閑事”和“正事”區別開來。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與工作任務有關的個人事務，都屬于別人不該管的“閑事”范疇。

　　上海人口語中有一句至高無上的反法語，曰“關依啥事體?”(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個姑娘的服飾受到同事的批評，她會就批評內容表述自己的觀點，如“裙子短一點有什么不好”、“牛仔褲穿著就是方便”之類，但一到上海姑娘這里，事情就顯得異常簡單：這是個人私事，即使難看透頂也與別人無關。因此，她只說一句“關依啥事體”，截斷全部爭執。說這句話的口氣，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嬌嗔的，但道理卻是一樣。

　　在文化學術領域，深得上海心態的學者，大多是不愿意去與別人“商榷”，或去迎戰別人的“商榷”的。文化學術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著不同的路，互相遙望一下可以，干嗎要統一步伐?這些年來，文化學術界多次出現過所謂“南北之爭”、“海派京派之爭”，但這種爭論大多是北方假設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 了也很少反擊，他們固執地堅持著自己的觀點，對于反對者，他們心中回蕩著一個頑皮的聲音：“關依啥事體?”

　　本于這種個體自立的觀念，上海的科學文化往往具有新鮮性和獨創性;但是，也正是這種觀念的低層次呈現，上海又常常構不成群體性合力，許多可喜的創造和觀念顯得比較單薄。

　　本于這種個體自立的觀念，上海人有一種冷靜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靜。一位旅臺同胞回上海觀光后寫了一篇文章，說“上海人什么沒有見過”。誠然，見多識廣導向了冷靜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們習慣于事物的高頻率變更，因此也就領悟到某種相反相成的哲理，變成了逆反性的冷靜。他們求變，又進而把變當作一種自然，善于在急劇變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詫異別人在變更中所處的不同態勢。

　　根據這種心理定勢，上海人很難在心底長久而又誠懇地服從一個號令，崇拜一個權威。一個外地的權威一到上海，常常會覺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個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著真正覺得舒心的人物。京劇好些名角的開始階段，都是在上海唱紅了的。并不是京劇重鎮的上海，以那么長的一個時間衛護住了一個奇特的周信芳，這在另一座城市也許有點難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講任何道理，一夜之間喜歡上了初出茅廬的越劇小生趙志剛、滬劇演員茅善玉，根本不管他還還沒有唱上幾回戲，或剛剛來自農村。那些想用資歷、排行、派頭來壓一壓上海人的老藝術家，剛到上海沒幾天就受到了報紙的連續批評。對于晉京獲獎之類，上海藝術家大多不感興趣。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要來上海演《茶館》等戲，作出這個決定時我正在北京參加全國文代會。北京戲劇界的朋友們十分擔心：如此蒼老的一個劇團，演幾臺老派戲，在上海這個流通碼頭能否成功?我和幾個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對真正的藝術表示了誠懇的熱忱，管它是舊是新。但是，在北京轟動萬分的“人體畫大展”，一搬到上海卻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靜。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對實際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許是徐光啟的《幾何原本》余脈尚存，也許是急速變化的周圍現實塑造成了一種本領，上海人歷來比較講究科學實效，看不慣慢吞木訥的傻樣子。

　　搞科學研究，搞經營貿易，上海人膽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國各單位都會有一些費腦子的麻煩事，一般清上海人來辦較為稱職。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實上現在遞交給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腦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華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構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歡大請客，酒海內山;不喜歡“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歡連續幾天伴陪著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對友情的忠誠;不喜歡聽大報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長篇發言;上海的文化沙龍怎么也搞不起來，因為參加者一估算，賠上那么多時間得不償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條件也不太樂意往豪華賓館，因為這對哪一方面都沒有實際利益……凡此種種，都無可非議，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這些地方，那就不算討厭。

　　但是，在這座城市，你也可以處處發現聰明過度的浪費現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內一個較遠的地方去，會花費不少時間思考和打聽哪一條線路、幾次換車的車票最為省儉，哪怕差三五分錢也要認真對待。這種事有時發生在公共汽車上，車上的旁人會脫口而出提供一條更省儉的路線，取道之精，恰似一位軍事學家在選擇襲擊險徑。車上的這種討論，常常變成一種群體性的投入，讓人更覺悲哀。公共宿舍里水電、煤氣費的分攤糾紛，發生之頻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國之最。

　　可以把這一切都歸因于貧困。但是，他們在爭執時嘴上叼著的一支外國香煙，已足可把爭執的費用雙倍抵回。

　　我發現，上海人的這種計較，一大半出自對自身精明的衛護和表現。智慧會構成一種生命力，時時要求發泄，即便對象物是如此瑣屑，一發泄才會感到自身的強健。這些可憐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們沉重的累贅。沒有讓他們去鉆研微積分，沒有讓他們去畫設計圖，沒有讓他們去操縱流水線，沒有讓他們置身商業竟爭的第一線，他們怎么辦呢?去參加智力競賽，年紀已經太大;去參加賭|博，聲名經濟皆受累。他們只能耗費在這些芝麻綠豆小事上，雖然認真而氣憤，也算一種消遣。

　　本來，這樣的頭腦，這一份口才，應出現在與外商談判的唇槍舌劍之間。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構成了一種群體性的邏輯曲線，在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處處晃動、閃爍。快速的領悟力，迅捷的推斷，彼此都心有靈犀一點通。電車里買票，乘客遞上一角五分，只說“兩張”，售票員立即撕下兩張七分票，像是比賽著敏捷和簡潔。一切不能很快跟上這條邏輯曲線的人，上海人總以為是外地人或鄉下人，他們可厭的自負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員、營業員，服務態度在全國不算下等，他們讓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們常常要求所有的顧客都有一樣的領悟力和推斷力。凡是沒有的，他們一概稱之為“拎勿清”，對之愛理不理。　　平心而論，這不是排外，而是對自身智慧的悲劇性執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體現為一種“雅俗共賞”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較現實的，不會對已逝的生活現象迷戀到執著的地步，總會釀發出一種突破意識和先鋒意識。他們文化素養不低，有足夠的能力涉足國內外高層文化領域。但是，他們的精明使他們更多地顧及到現實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當傷痕斑斑、求告無門的孤獨英雄，也不喜歡長期處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賞的形態。他們有一種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學理融化于世俗，讓世俗閃耀出智慧。毫無疑問，這種化解，常常會使嚴謹繽密的理論懈弛，使奮發凌厲的思想圓鈍，造成精神行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它又會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實質性進展，獲得慷慨突進者所難于取得的效果。這很可稱之為文化演進的精明方式。

　　特別能體現上海文明雅俗共賞特征的，是那張《新民晚報》。它始終保持著雅俗文化之間的巧妙平衡，結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讀《新民晚報》當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規程的，而教授學者也絕不會把它鄙棄。它開辟了一個頗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帶，大雅大俗均可隨腳出入，而一個上海城就座落其間。由此我們可以聯想到上海的戲劇、繪畫、影視、小說，都有類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種心理品性，是發端于國際交往歷史的開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國范圍內，上海人面對國際社會的心理狀態比較平衡。他們從來在內心沒有鄙視過外國人，因此也不會害怕外國人，或表示超乎常態的恭敬。他們在總體上有點崇洋，但在氣質上卻不大會媚外。我的朋友沙葉新幽默地提出過他的人生態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過來概括上海人的心態。

　　毫無疑問，這與這座城市的歷史密切有關。老一代人力車夫都會說幾句英語，但即使低微如他們，也敢于在“五卅”的風潮中與外國人一爭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國僑民住著，長年的鄰居，關系也就調節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營業員不會把一個外國顧客太當作一回事，他們常常還會估量外國顧客的經濟實力，幫他出點購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稱外國人為“老外”，這個不算尊稱也不算鄙稱的有趣說法，似乎挺密切，實則很生分，至今無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語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國人統稱為“外國人”，只要知道國籍，一般總會具體地說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日本人。這說明，連一般市民，與外國人也有一種心理趨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個階層，上海人對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國留學。到日本邊讀書邊打工是已經走投無路了的青年們自己的選擇;只要子女還未成年，家長是不作這種選擇的，他們希望子女能正正經經到美國留學。這里普及著一種國際視野。

　　其實，即使在沒有開放的時代，上海人在對子女的教育上也隱隱埋伏著一種國際性的文化要求，不管當時能不能實現。上海的中學對英語一直比較重視，即使當時幾乎沒有用，也沒有家長提出免修。上海人總要求孩子在課余學一點鋼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們被吸收到當時很有吸引力的部隊文工團。一度在全國十分響亮的哈爾濱軍事工業大學，歷來對上海的優秀考生構不成向往。在“__”動亂中，好像一切都滅絕了，但有幾次外國古典音樂代表團悄悄來臨，報紙上也沒作什么宣傳，不知怎么立即會卷起搶購票子的熱潮，這么多外國音樂迷原先都躲在哪兒呢?開演的時候，他們衣服整潔，秩序和禮節全部符合國際慣例，很為上海人爭臉。前些年舉行貝多芬交響音樂會，難以計數的上海人竟然在凜冽的寒風中通宵排隊。兩年前，我所在的學院試演著名荒誕派戲劇《等待戈多》，按一般標準，這出戲看起來十分枯燥乏味，國外不少城市演出時觀眾也不多。但是上海觀眾卻能靜靜看完，不罵人，不議論，也不歡呼，其間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們知道這是一部世界名作，應該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戲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這批去了那批來，平靜而安詳。

　　毋庸諱言，上海的下層社會并不具備國際性的文化追求，但長期置身在這么一個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養成了對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過“讀書無用論”，但情況與外地略有不同，絕大多數家長都不能容忍一個能讀上去的子女自行輟學，只有對實在讀不好的子女，才用“讀書無用論”作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鄰居搪塞一下。即使在“__”動亂中，“__最后一批大學畢業生始終是視點集中的求婚對象，哪怕他們當時薪水很低，前途無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中，這種對文化的景仰帶有非實利的盲目性，最講實利的上海人在這一點上不講實利，依我看，這是上海人與廣州人的最大區別之一，盡管他們在其他不少方面頗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還可以舉出一些來，但從這幾點已可看出一點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個構成極為復雜的群體，因此，這種文明并不體現為一個規定死了的群體，而是呈現為一種無形的心理秩序，吸納著和放逐著來來去去的過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還未能皈依這種文明，相反，有的人進入不久便神魂與共。這便產生了非戶籍意義上，而是心理文化意義上的上海人。

　　無疑，上海人遠不是理想的現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歷史限制了他們，也塑造了他們;一個特殊的方位釋放了他們，又制約了他們。他們在全國顯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顯得有點怪異。

　　在文化人格結構上，他們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傳統?靠新潮?靠內地?靠國際?靠經濟?靠文化?靠美譽?靠實力?靠人情?靠效率?他們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點依稀朦朧。他們最容易灑脫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種灑脫的孤獨。

　　他們做過的，或能做的夢都太多太多。載著滿腦子的夢想，拖著踉蹌的腳步。好像有無數聲音在呼喚著他們，他們的才干也在渾身沖動，于是，他們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們也感覺到了自身的陋習，憬悟到了自己的窩囊，卻不知挽什么風，捧什么水，將自己洗滌。

　　他們已經傾聽過來自黃土高原的悲愴壯歌，也已經領略過來自南疆海濱的輕快步履，他們欽羨過，但又本能地懂得，欽羨過分了，我將不是我。我究竟是誰?該做什么?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參加一個國際會議，聽一位中國問題專家說：“我作了認真調查，敢于斷言，上海人的素質和潛力，絕不比世界上許多著名的城市差!”這種激勵的話語，上海人已聽了不止一次，越聽，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

　　每天清晨，上海人還在市場上討價還價，還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不斷吵架。晚上，回到家，靜靜心，教訓孩子把英文學好。孩子畢業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嘆息一聲，撫摸一下自己斑白的頭發。

　　一部怪異的上海史，落到這一代人手上繼續書寫。

　　續寫上海新歷史，關鍵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義，是人格結構的調整。對此請允許我說幾句重話。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結構，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濃度繁榮和動亂的遺留。在本世紀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見了一番世面，但無可否認，那時的上海人在總體上不是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長期處于仆從、職員、助手的地位，是外國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線，承受著創業的樂趣和風險。眾多的上海人處于第二線，觀看著，比較著，追隨著，參謀著，擔心著，慶幸著，來反復品嘗第二線的樂趣和風險。也有少數上海人沖到了第一線，如果成功了，后來也都離開了上海。這種整體角色，即使上海人見聞廣遠，很能適應現代競爭社會，又缺少自主氣魄，不敢讓個體生命燦爛展現。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適的崗位仍是某家跨國大企業的高級職員，而很難成為氣吞山河的第一總裁。上海人的眼界遠遠超過闖勁，適應力遠遠超過開創力。有大家風度，卻沒有大將風范。有鳥瞰世界的視野，卻沒有縱橫世界的氣概。

　　因此，上海人總在期待。他們眼界高，來什么也不能滿足他們的期待，只好靠發發牢騷來消遣。牢騷也僅止于牢騷，制約著他們的是職員心態。

　　沒有敢為天下先的勇氣，沒有統領全局的強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與怯弱相伴隨。他們不會高聲朗笑，不會拼死搏擊，不會孤身野旅，不會背水一戰。連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顧后盼，拖泥帶水。連談戀愛也少一點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發。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種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龍氣，只聽得機敏的言詞滾滾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動;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場合耍弄機智，每每墮于刻薄和惡濾;再糟糕一點的，則走向市儈氣乃至流氓氣，成為街市間讓人頭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過得并不順心，但由于他們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劇性的體驗，而缺少悲劇性體驗也就缺少了對崇高和偉大的領受;他們號稱偏愛滑稽，但也僅止于滑稽而達不到真正的幽默，因為他們不具備幽默所必須有的大氣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時失卻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屬于生命體驗的兩大基元對他們都頗為黯淡。本來，中國的藝術文化走到今天不應該再完全寄情于歸結歷史的反思形態，上海理應在開拓新的時空中有更大的作為，但上海人的這種素質一時擔當不了這個重任，對生命體驗的黯淡決定了他們的小家子氣。中國文化在可以昂首突進的地方找不到多少歷險家，卻遇到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職員。

　　即便是受到全國厭棄的那份自傲氣，也只是上海人對于自己生態和心態的盲目守衛，做得瑣瑣碎碎，不成氣派。真正的強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無恐的精神力量使他們變得大方而豁達，不會只在生活方式;言談舉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總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結構盡管不失精巧，卻缺少一個沸沸揚揚的生命熱源。于是，這個城市失去了燙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蕩的勃發。

　　可惜，譏刺上海人的鋒芒，常常來自一種更落后的規范：說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離經叛道;要上海人重歸樸拙、重返馴順、重組一統。對此，胸襟中貯滿了海風的上海人倒是有點固執，并不整個兒幡然悔悟。暫時寧肯這樣，不要匆忙趨附。困惑迷惘一陣子，說不定不久就會站出像模像樣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結構的合理走向，應該是更自由、更強健、更熱烈、更宏偉。它的依憑點是大海、世界、未來。這種人格結構的群體性體現，在中國哪座城市都還沒有出現過。

　　如果永遠只是一個擁擠的職員市場，永遠只是一個新一代華僑的培養地，那么，在未來的世界版圖上，這個城市將黯然隱退。歷史，從來不給附庸以地位。

　　不久前，我讀到一則國外通訊社的報道，說德國一座城市中有一家奇跡般的書店，在這家書店里竟能買到上海地圖!外國記者的驚嘆使我心酸，他們的報道的前文中已說明，這家書店出售著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地圖。可是為什么多了一張上海地圖，就這樣大驚小怪?

　　上海的地位，本不是這樣，本不應這樣!

　　如果人們能從地理空間上發現時間意義，那就不難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國，也就失落了一個時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余秋雨散文名篇二：狼山腳下

　　狼山在南通縣境內，并不高，也并不美。我去狼山，是沖著它的名字去的。　　在富庶平展的江淮平原上，各處風景大多都頂著一個文縐縐的名稱。歷代文士為起名字真是絞盡了腦汁，這幾乎成了中國文化中一門獨特的學問。《紅樓夢》中賈政要賈寶玉和一群清客為新建的大觀園中各種景致起名題匾，鬧得緊張萬分，其實，幾乎所有的文人都干過這種營生。再貧陋的所在，只要想一個秀雅的名稱出來，也會頓生風光。名號便是一切，實質可以忽略不計，這便是中國傳統文明的毛病之一。記得魯迅說過，只要翻開任何一部縣志，總能找到該縣的八景或十景，實在沒有景致了，也可想出“遠村明月”、“蕭寺清鐘”、“古池好水”之類的名目，于是，一個荒村，一所破廟，一口老并，也都成了名勝。這個縣，立即變得古風蘊藉、文氣沛然，不必再有長進。魯迅激憤地說，這種病菌，似乎已經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勢力不在亡國病菌之下。

　　我愿意把事情說得平和一點。起點名字本也無妨，便于人們尋訪和辨認，但一切都調理得那么文雅，蒼勁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自然的最美處，正在于人的思維和文字難于框范的部分。讓它們留住一點虎虎生氣，交給人們一點生澀和敬畏，遠比抱著一部《康熙字典》把它們一一收納，有意思得多。

　　早就這么想著，突然看到千里沃野間愣頭愣腦冒出一座狼山，不禁精神一振。這個名字，野拙而獰厲，像故意要與江淮文明開一個玩笑。

　　起這個名的由頭，有人說是因為山形像狼，有人說是因為很早以前這里曾有白狼出沒。不管什么原因吧，我只知道，就在很早以前，人們已受不住這個名字。宋代淳化年間，當地官僚終于把它改成“瑯山”。幸虧后來又被改了回來，如果仍叫瑯山，那多沒勁。

　　狼山蹲在長江邊上。長江走了那么遠的路，到這里快走完了，即將入海。江面在這里變得非常寬闊，渺渺茫茫看不到對岸。長江一路上曾穿過多少崇山峻嶺，在這里劃一個小小的句點。狼山對于長江，是歡送，是告別，它要歸結一下萬里長江的不羈野性，因而把自己的名字也喊得粗魯非凡。

　　狼山才100多米高，實在是山中小弟，但人們一旦登上山頂，看到南邊腳下是浩蕩江流，北邊眼底是無垠平川，東邊遠處是迷朦的大海，立即會覺得自己是在俯視著大半個世界。狼山沒有云遮霧障的仙氣，沒有松石筆立的風骨，只有開闊和實在。造物主在這里不再布置奇巧的花樣，讓你明明凈凈地鳥瞰一下現實世界的尋常模樣。

　　我想，長江的流程也像人的一生，在起始階段總是充滿著奇瑰和險峻，到了即將了結一生的晚年，怎么也得走向平緩和實在。

　　游玩狼山不消很多時間，我倒是在山腳下盤桓長久。那里有一些文人的遺跡，使小小的狼山加重了分量，使萬里長江在入海前再發一聲浩嘆。

　　狼山東麓有“初唐四杰”之一的駱賓王墓。恕我孤陋寡聞，我原先并不知道他的墓在這里。那天，隨著稀疏的幾個游人，信步漫走，突然看到一座冷僻的墳去，墓碑上赫然刻著五字：“唐駱賓王墓”。歷史名人的墓見過不少，但一見他的墓，我不由大吃一驚。

　　略知唐代文事的人都能理解我的吃驚。駱賓王的歸宿，歷來是一個玄秘的謎。武則天統治時期，這位據說早在幼年就能賦詩的文學天才投筆從戎，幫助徐敬業起兵討伐武則天。他寫過一篇著名的《討武曌檄》，雄文勁采，痛快淋漓。連武則天讀了，也驚嘆不已。徐敬業終于失敗，駱賓王便不知去向。有人說他已經被殺，有人說他出家做了和尚，都沒有確實憑據。他像一顆瞬息即逝的彗星，引得人們長久地關注著他的去路。怎么，猜測了1000多年，他竟躲在這里?

　　對于駱賓王的歸宿，我傾向于做和尚一說。當然拿不出考證材料，全是被早年聽到過的一個故事感染的。

　　這個故事說，在駱賓王事敗失蹤后的許多年，一天，一位叫來之間的詩人到杭州靈隱寺游覽。夜間，他就借宿在靈隱寺里。宋之問看著月色下寂靜的寺院，寺前黑黝黝的奇峰，產生了寫詩的沖動。他沉思再三，吟出了這樣兩句：“鷲嶺郁岧峣，龍宮隱寂寥。”下面呢?他一時滯塞，怎么也接不上去了，只是苦苦在殿閾間徘徊，不斷地重復著這兩句，不知不覺間步進了一個禪堂。

　　突然，一個蒼老而洪亮的聲音從耳邊響起：“這位少年，深夜不眠，還在作詩?” 宋之間連忙抬頭，只見一位須眉皓齒的老僧正在上方端坐，抖抖瑟瑟的長明燈把他的身影照得十分巨大。

　　宋之問心想僧侶中不乏詩中高手，便把已作的兩句讀給他聽，并說自己正詩思枯塞。老憎聽罷，立即嘡聲說道：

　　“何不接這樣兩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

　　宋之問一聽著實一驚，這是多好的詩句啊，遠遠高出于自己的水平!他在惶惑中趕緊謝別，后面的詩句也就源源而來。他這首詩的全文是這樣的：

　　鷲嶺郁岧峣，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飄。們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落花更發，冰輕葉未凋。風齡尚遐異，搜對滌煩囂。待入天臺路，看君度石橋。

　　方家一眼就可看出，這是一首平庸之作，總體詩格不高，宋之問畢竟只是一個小詩人。但是，“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兩句，確實器宇不凡，在全詩中很覺觸目。

　　宋之問第二天醒來，想起昨夜遭遇，似夢似真。趕到禪堂一看，早已空寂無人。找到一個正在掃地的小和尚，死纏死磨地問了半天，小和尚才把嘴湊到他的耳朵邊輕聲告訴他：“這就是駱賓王!今天一早，他又到別處云游去了。”

　　這個故事很能使得后代文人神迷心醉。這位從亂軍中逃命出來的文學天才躲進了禪堂，在佛號經卷間打發著漫長的歲月，直至須發俱白。但是，藝術的天分并未因此而圓寂，勃郁的詩情一有機遇就會隨口噴出。政事、兵刀、討伐、敗滅阻遏了他的創造，只落得這位名播九州的巨子隱名埋姓、東奔西藏。中國文學史在戰亂中斷了一截，在禪堂中毀了幾章。留下了數不清的宋之問，在寫寫弄弄，吟吟唱唱。

　　更有魅力的是，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大可懷疑。宋之問那夜遇到的，很可能是另一位大詩人。如果是這樣，那末，故事中的駱賓王就成了一大批中國文學天才的 “共名”。

　　但是，我們仍然不妨設想，駱賓王自覺那夜因一時莽撞漏了嘴。第二天一早又踏上了新的旅程。年老體衰走不得遠路了，行行止止，最后選中了長江和狼山，靜靜地在那里終結了波涌浪卷的一生。我相信，文學大師臨江而立時所產生的文思是極其燦爛的，但他不愿再像那天晚上隨口吐露，只留下讓人疑惑的一座孤墳。墳近長江入海處，這或許正是他全部文思的一種凝聚，一種表征。

　　據《通州志》記載，駱賓王的墓確實在這里，只不過與現在的墳地還有一點距離。240多年前，人們在一個叫黃泥口的地方發現一壞浸水的黃土，掘得石碑半截，上有殘損的“唐駱”二字，證之《通州志》，判定這便是文學大師的喪葬之地。于是稍作遷移，讓它近傍狼山，以便游觀憑吊。

　　駱賓王《討武曌檄》中有著名的兩句：“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他當然不是在預言自己，但是這兩句又頗近預言，借了來，很可描述中國文人的神秘命運。

　　狼山腳下還有另一座墓，氣派大得多了，墓主是清末狀元張謇。

　　張春中狀元是1894年，離1905年中國正式廢除延續千年的科舉制度只有10年，因此，他也是終結性的人物之一，就像終結長江的狼山。

　　中國科舉，是歷代知識分子恨之咒之、而又求之依之的一脈長流。中國文人生命史上的升沉榮辱，大多與它相關。一切精明的封建統治者對這項制度都十分重視。《唐摭言》記，唐太宗在宮門口看見新科進士級行而出，曾高興地說：“天下英雄，人吾彀中矣。”一代代知識分子的最高期望，就是通過科舉的橋梁抵達帝王的“彀中”。駱賓王所討伐的武則天也很看重科舉，還親自在洛城殿考試舉人。科舉制度實在是中國封建統治結構中一個極高明的部位，它如此具有廣泛的吸引力，又如此精巧地把社會競爭欲挑逗起來，納入封建政治機制。時間一長，它也就塑造了一種獨特的科舉人格，在中國文人心底代代遺傳。可以設想，要是駱賓工討伐武則天成功了，只要新的帝王不廢棄科舉，中國文人的群體性道路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改觀。

　　這事情，拖拖拉拉千余年，直到張謇才臨近了結。張謇中狀元時41歲，已經感受到大量與科舉制度全然背道的歷史信息。他實在不錯，絕不做“狀元”名號的殉葬品，站在萬人羨慕的頂端上極目瞭望，他看到了大海的湛藍。

　　只有在南通，在狼山，才望得到木海。只有在長江邊上，才能構成對大海的渴念。面壁數十載的雙眼已經有點昏花，但作為一個純正的文人，他畢竟看到了世紀的暖風在遠處吹拂，新時代的文明五光十色，強勝弱滅。

　　我們記得，如果那個故事成立，千年前的駱賓王隨口吐出過“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的詩句;如果是宋之問自己寫的，或者是別的詩人幫著寫的，也同樣可以證明中國古代文人對大海的依稀企盼。這番千古幽情，現在要由張騫來實現了。他正站在狼山山頂，山頂上，有一幅石刻對聯：

　　登高一呼，山鳴谷應;

　　舉目四顧，海闊天空

　　于是，他下得山來，著手辦紗廠、油廠、冶鐵廠、墾牧公司、輪埠公司，又辦師范、職業學校、圖書館、博物館、公園、劇場、醫院、氣象臺，把狼山腳下搞成一塊近代氣息甚濃的綠洲。直到今天，我們還能看到他這一宏偉實驗的種種遺址。

　　一個狀元，風風火火地辦成了這一大串事，這實在是中國歷史的Paradox——我只能動用這個很難翻譯的英語詞匯了，義近反論、悻論、佯謬吧。其實，駱賓王身上也有明顯的Paradox的，出現在他的文事與政舉之間;不同的是，張謇的Paradox 受到了大時代的許諾，他終于以自己的行動昭示：真正的中國文人本來就蘊藏著科舉之外的蓬勃生命。

　　張謇的事業未能徹底成功。他的力量不大，登高一呼未必山鳴谷應;他的眼光有限，舉目四顧也不能窮盡海闊天空。他還是被近代中國的政治風波、經濟旋渦所淹沒，狼山腳下的文明局面，未能大幅度向四周伸拓。但是，他總的來說還應該算是成功者，他的墓地寬大而堂皇，樹影茂密，花卉絢麗，真會讓一抔黃土之下的駱賓王羨煞。

　　不管怎樣，長江經過狼山，該入海了。

　　狼山離入海口還有一點距離，真正的入海口在上海。上海，比張春經營的南通更走向現代，更逼近大海。在上海，現代中國文人的命運才會受到更嚴峻的選擇和考驗。

　　如果有誰氣吐萬匯，要跨時代地寫一部中國文人代代更替的史詩，那末我想，這部史詩比較合適的終結地應該是上海。那里，每天出現著《子夜》式的風化，處處可聞張愛玲式的惋嘆。最后一代傳統文人，終于在街市間消亡。

　　汽笛聲聲，海船來了又去了，來去都是滿載。狼山腳下的江流，也隨之奔走得更加忙碌，奔向上海，奔向大海。

　　汽笛聲聲，驚破了沿途無數墳地的寧靜。

　　余秋雨散文名篇三：風雨天一閣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閣對于我，一直有一種奇怪的阻隔。照理，我是讀書人，它是藏書樓，我是寧波人，它在寧波城，早該頻頻往訪的了，然而卻一直不得其門而入。1976年春到寧波養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師盛鐘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設法把我弄到天一間里去看一段時間書，但按當時的情景，手續頗煩人，我也沒有讀書的心緒，只得作罷。后來情況好了，寧波市文化藝術界的朋友們總要定期邀我去講點課，但我每次都是來去匆匆，始終沒有去過天一閣。

　　是啊，現在大批到寧波作幾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來后都在大談天一閣，而我這個經常鉆研天一閣藏本重印書籍、對天一閣的變遷歷史相當熟悉的人卻從未進過閣，實在說不過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寧波講課，終于在講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這個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長裴明海先生，天一閣正屬他管轄，在對我的這個可怕缺漏大吃一驚之余立即決定，明天由他親自陪同，進天一閣。

　　但是。就在這天晚上，臺風襲來，暴雨如注，整個城市都在柔弱地顫抖。第二天上午如約來到天一閣時，只見大門內的前后天井、整個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樹葉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磚墻間透出濕冷冷的-陰-氣。

　　看門的老人沒想到文化局長會在這樣的天氣陪著客人前來，慌忙從清潔工人那里借來半高統雨鞋要我們穿上，還遞來兩把雨傘。但是，院子里積水太深，才下腳，鞋統已經進水，唯一的辦法是干脆脫掉鞋子，挽起褲管趟水進去。本來渾身早已被風雨攪得冷颼颼的了，赤腳進水立即通體一陣寒噤。就這樣，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腳低一腳地向藏書樓走去。天一閣，我要靠近前去怎么這樣難呢?明明已經到了跟前，還把風雨大水作為最后一道屏障來阻攔。我知道，歷史上的學者要進天一閣看書是難乎其難的事，或許，我今天進天一閣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舉行一個獰厲的儀式?

　　天一閣之所以叫天一閣，是創辦人取《易經》中“天一生水”之義，想借水防火，來免去歷來藏書者最大的憂患火災。今天初次相見，上天分明將“天一生水” 的奧義活生生地演繹給了我看，同時又逼迫我以最虔誠的形貌投入這個儀式，剝除斯文，剝除參觀式的優閑，甚至不讓穿著鞋子踏入圣殿，卑躬屈膝、哆哆嗦嗦地來到跟前。今天這里再也沒有其他參觀者，這一切豈不是一種超乎尋常的安排?

　　不錯，它只是一個藏書樓，但它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極端艱難、又極端悲槍的文化奇跡。

　　中華民族作為世界上最早進入文明的人種之一，讓人驚嘆地創造了獨特而美麗的象形文字，創造了簡帛，然后又順理成章地創造了紙和印刷術。這一切，本該迅速地催發出一個書籍的海洋，把壯闊的華夏文明播揚翻騰。但是，野蠻的戰火幾乎不間斷地在焚燒著脆薄的紙頁，無邊的愚昧更是在時時吞食著易碎的智慧。一個為寫書、印書創造好了一切條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擁有和保存很多書，書籍在這塊土地上始終是一種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這個民族的精神天地長期處于散亂狀態和自發狀態，它常常不知自己從哪里來，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誰，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會為這個民族產生一種對書的企盼。他們懂得，只有書籍，才能讓這么悠遠的歷史連成纜索，才能讓這么龐大的人種產生凝聚，才能讓這么廣闊的土地長存文明的火種。很有一些文人學士終年辛勞地以抄書、藏書為業，但清苦的讀書人到底能藏多少書，而這些書又何以保證歷幾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功名資財、良田巍樓尚且如此，更逞論區區幾箱書?宮廷當然有不少書，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構不成整體文化意義上的藏書規格，又每每毀于改朝換代之際，是不能夠去指望的。鑒于這種種情況，歷史只能把藏書的事業托付給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這種人必得長期為官，有足夠的資財可以搜集書籍;這種人為官又最好各地遷移，使他們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處的版本;這種人必須有極高的文化素養，對各種書籍的價值有迅捷的敏感;這種人必須有清晰的管理頭腦，從建藏書樓到設計書櫥都有精明的考慮，從借閱規則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這種人還必須有超越時間的深入謀劃，對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書保存下去有預先的構想。當這些苛刻的條件全都集于一身時，他才有可能成為古代中國的一名藏書家。

　　這樣的藏書家委實也是出過一些的，但沒過幾代，他們的事業都相繼萎謝。他們的名字可以寫出長長一串，但他們的藏書卻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這些名字也就組合成了一種沒有成果的努力，一種似乎實現過而最終還是未能實現的悲劇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個人呢，哪怕僅僅是一個，他可以把上述種種苛刻的條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繼承諸項關節琢磨到極端，讓偌大的中國留下一座藏書樓，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憐可憐中國和中國文化吧。

　　這個人終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閣的創建人范欽。

　　清代乾嘉時期的學者阮元說：“范氏天一閣，自明至今數百年，海內藏書家，唯此巋然獨存。”

　　這就是說，自明至清數百年廣闊的中國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書籍文明，終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歸攏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長歷史，不去說它了，明以后沒有被歸攏的書籍，也不去說它了，我們只向這座房子叩頭致謝吧，感謝它為我們民族斷殘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個小小的棲腳處。

　　范欽是明代嘉靖年間人，自27歲考中進士后開始在全國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陜西、河南，南至兩廣、云南，東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跡。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職不算小了。這就為他的藏書提供了充裕的財力基礎和搜羅空間。在文化資料十分散亂，又沒有在這方面建立起像樣的文化市場的當時，官職本身也是搜集書籍的重要依憑。他每到一地做官，總是非常留意搜集當地的公私刻本，特別是搜集其他藏書家不甚重視、或無力獲得的各種地方志、政書、實錄以及歷科試士錄，明代各地位人刻印的詩文集，本是很容易成為過眼煙云的東西，他也搜得不少。這一切，光有搜集的熱心和資財就不夠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務之暇把玩書籍，而事實上他已經把人生的第一要務看成是搜集圖書，做官倒成了業余，或者說，成了他搜集圖書的必要手段。他內心隱潛著的輕重判斷是這樣，歷史的宏觀裁斷也是這樣。好像歷史要當時的中國出一個藏書家，于是把他放在一個顛簸九州的官位上來成全他。

　　一天公務，也許是審理了一宗大案，也許是彈劾了一名tan官，也許是調停了幾處官場恩怨，也許是理順了幾項財政關系，衙堂威儀，朝野聲譽，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過傍晚時分差役遞上的那個薄薄的藍布包袱，那里邊幾冊按他的意思搜集來的舊書，又要匯入行篋。他那小心翼翼翻動書頁的聲音，比開道的鳴鑼和吆喝都要響亮。

　　范欽的選擇，碰撞到了我近年來特別關心的一個命題：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過來說，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沒有這種東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輕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輕。他曾毫不客氣地頂撞過當時在朝廷權勢極盛的皇親郭勛，因而遭到延杖之罰，并下過監獄。后來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權奸嚴氏家族，嚴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嚴嵩卻說：“范欽是連郭勛都敢頂撞的人，你參了他的官，反而會讓他更出名。”結果嚴氏家族竟奈何范欽不得。我們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個成功的藏書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個強健的人。

　　這一點我們不妨把范欽和他身邊的其他藏書家作個比較。與范欽很要好的書法大師豐坊也是一個藏書家，他的字毫無疑問要比范欽寫得好，一代書家董其昌曾非常欽佩地把他與文徵明并列，說他們兩人是“墨池董狐”，可見在整個中國古代書法史上，他也是一個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學問也超過范欽，例如他的專著《五經世學》，就未必是范欽寫得出來的。但是，作為一個地道的學者藝術學，他太激動，大天真，太脫世，太不考慮前后左右，太隨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條心變賣掉家里的千畝良田來換取書法名帖和其他書籍，在范欽的天一閣還未建立的時候他已構成了相當的藏書規模，但他實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聲聲尊他為師的門生們也可能是巧取豪奪之輩，更不懂得藏書樓防火的技術，結果他的全部藏書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毀于火災，最后只得把剩余的書籍轉售給范欽。范欽既沒有豐坊的藝術才華，也沒有豐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種冷峻的理性提煉了豐坊也會有的文化良知，使之變成一種清醒的社會行為。相比之下，他的社會人格比較強健，只有這種人才能把文化事業管理起來。太純粹的藝術家或學者在社會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轉力，是辦不好這種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與范欽構成對比的藏書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從小受叔父影響，不少方面很像范欽，例如他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國外，而內心又對書籍有一種強烈的癖好;他學問不錯，對書籍也有文化價值上的裁斷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書，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據說有一次他向范欽借書而范欽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書樓來悄悄與叔父爭勝，歷數年努力而樓成，他就經常邀請叔父前去作客，還故意把一些珍貴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隨意取閱。遇到這種情況，范欽總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這里，叔侄兩位藏書家的差別就看出來了。侄子雖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樣子，但背后卻隱藏著一個意氣性的動力，這未免有點小家子氣了。在這種情況下，他的終極性目標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樓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沒有的版本，他就會欣然自|慰。結果，這位作為后輩新建的藏書樓只延續幾代就合乎邏輯地流散了，而天一閣卻以一種怪異的力度屹立著。

　　實際上，這也就是范欽身上所支撐著的一種超越意氣、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時間的意志力。這種意志力在很長時間內的表現常常讓人感到過于冷漠、嚴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閣就是靠著它延續至今的。

　　藏書家遇到的真正麻煩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欽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變成一種不可動搖的家族遺傳。不妨說，天一間真正堪稱悲壯的歷史，開始于范欽死后。我不知道保住這座樓的使命對范氏家族來說算是一種榮幸，還是一場延綿數百年的苦役。

　　活到80高齡的范欽終于走到了生命盡頭，他把大兒子和二媳婦(二兒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遺產繼承事項。老人在彌留之際還給后代出了一個難題，他把遺產分成兩份，一份是萬兩白銀，一份是一樓藏書，讓兩房挑選。

　　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遺產分割法。萬兩白銀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樓藏書則除了沉重的負擔沒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為范欽本身一輩子的舉止早已告示后代，藏書絕對不能有一本變賣，而要保存好這些藏書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筆費用。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書的責任和萬兩白銀都一分為二讓兩房一起來領受呢?為什么他要把權利和義務分割得如此徹底要后代選擇呢?

　　我堅信這種遺產分割法老人已經反復考慮了幾十年。實際上這是他自己給自己出的難題：要么后代中有人義無返顧、別無他求地承擔艱苦的藏書事業，要么只能讓這一切都隨自己的生命煙消云散!他故意讓遺囑變得不近情理，讓立志繼承藏書的一房完全無利可圖。因為他知道這時候只要有一絲摻假，再隔幾代，假的成分會成倍地擴大，他也會重蹈其他藏書家的覆轍。他沒有絲毫意思想譏刺或鄙薄要繼承萬兩白銀的那一房，誠實地承認自己沒有承接這項歷史性苦役的信心，總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誠實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無疑問，范欽更希望在告別人世的最后一刻聽到自己企盼了幾十年的聲音。他對死神并不恐懼，此刻卻不無恐懼地直視著后輩的眼睛。

　　大兒子范大沖立即開口，他愿意繼承藏書樓，并決定撥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當藏書樓的保養費用。

　　就這樣，一場沒完沒了的接力賽開始了。多少年后，范大沖也會有遺囑，范大沖的兒子又會有遺囑……，后一代的遺囑比前一代還要嚴格。藏書的原始動機越來越遠，而家族的繁衍卻越來越大，怎么能使后代眾多支脈的范氏世譜中每一家每一房都嚴格地恪守先祖范欽的規范呢?這實在是一個值得我們一再品味的艱難課題。在當時，一切有歷史跨度的文化事業只能交付給家族傳代系列，但家族傳代本身卻是一種不斷分裂、異化、自立的生命過程。讓后代的后代接受一個需要終生投入的強硬指令，是十分違背生命的自在狀態的;讓幾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經自身體驗就來沿襲幾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沖動，也難免有許多憋氣的地方。不難想象，天一閣藏書樓對于許多范氏后代來說幾乎成了一個宗教式的朝拜對象，只知要誠惶誠恐地維護和保存，卻不知是為什么。按照今天的思維習慣，人們會在高度評價范氏家族的豐功偉績之余隨之揣想他們代代相傳的文化自覺，其實我可肯定此間埋藏著許多難以言狀的心理悲劇和家族紛爭，這個在藏書樓下生活了幾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孫免不了會產生一種好奇，樓上究竟是什么樣的呢?到底有哪些書，能不能借來看看?親戚朋友更會頻頻相問，作為你們家族世代供奉的這個秘府，能不能讓我們看上一眼呢?

　　范欽和他的繼承者們早就預料到這種可能，而且預料藏書樓就會因這種點滴可能而崩坍，因而已經預防在先。他們給家族制定了一個嚴格的處罰規則，處罰內容是當時視為最大屈辱的不予參加祭祖大典，因為這種處罰意味著在家族血統關系上亮出了“黃牌”，比杖責鞭笞之類還要嚴重。處罰規則標明：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3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書櫥者，罰不與祭1年;擅將藏書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罰不與祭3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懲外，永行擯逐，不得與祭。

　　在此，必須講到那個我每次想起都很難過的事件了。嘉慶年間，寧波知府丘鐵卿的內侄女錢繡蕓是一個酷愛詩書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閣讀點書，竟要知府作媒嫁給了范家。現代社會學家也許會責問錢姑娘你究竟是嫁給書還是嫁給人，但在我看來，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時代既不看重錢也不看重勢，只想借著婚配來多看一點書，總還是非常令人感動的。但她萬萬沒有想到，當自己成了范家媳婦之后還是不能登樓，一種說法是族規禁止婦女登樓，另一種說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當時已屬于旁支。反正錢繡蕓沒有看到天一閣的任何一本書，郁郁而終。

　　今天，當我抬起頭來仰望天一閣這棟樓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錢繡蕓那憂郁的目光。我幾乎覺得這里可出一個文學作品了，不是寫一般的婚姻悲劇，而是寫在那很少有人文主義氣息的中國封建社會里，一個姑娘的生命如何強韌而又脆弱地與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從范氏家族的立場來看，不準登樓，不準看書，委實也出于無奈。只要開放一條小縫，終會裂成大隙。但是，永遠地不準登樓，不準看書，這座藏書樓存在于世的意義又何在呢?這個問題，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規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開閣門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閣門的鑰匙和書櫥的鑰匙由各房分別掌管，組成一環也不可缺少的連環，如果有一房不到是無法接觸到任何藏書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決權，久而久之，每房也都產生了終極性的思考：被我們層層疊疊堵住了門的天一閣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這時，傳來消息，大學者黃宗羲先生要想登樓看書!這對范家各房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震撼。黃宗羲是“吾鄉”余姚人，對范氏家族沒有任何血緣關系，照理是嚴禁登樓的，但無論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氣節、學問而受到全國思想學術界深深欽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聞。盡管當時的信息傳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黃宗羲的行為舉止實在是奇崛響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間造成非凡的轟動效應。他的父親本是明末東林黨重要人物，被魏忠賢宦官集團所殺，后來宦官集團受審，19 歲的黃宗羲在廷一質時竟義憤填膺地錐刺和痛毆漏網余黨，后又追殺兇手，警告阮大鋮，一時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時他與兩個弟弟在家鄉組織數百人的子弟兵“世忠營”英勇抗清，抗清失敗后便潛心學術，邊著述邊講學，把民族道義、人格道德溶化在學問中啟世迪人，成為中國古代學術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歷史學家。他在治學過程中已經到紹興鈕氏“世學樓”和祁氏“淡生堂”去讀過書，現在終于想來叩天一閣之門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嚴規矩，但他還是來了，時間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黃宗羲先生登樓，而且允許他細細地閱讀樓上的全部藏書。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個驗證。他們是藏書家，本身在思想學術界和社會政治領域都沒有太高的地位，但他們畢竟為一個人而不是為其他人，交出了他們珍藏嚴守著的全部鑰匙。這里有選擇，有裁斷，有一個龐大的藏書世家的人格閃耀。黃宗羲先生長衣布鞋，悄然登樓了。銅鎖在一具具打開，1673年成為天一閣歷史上特別有光彩的一年。

　　黃宗羲在天一閣翻閱了全部藏書，把其中流通來廣者編為書目，并另撰《天一閣藏書記》留世。由此，這座藏書樓便與一位大學者的人格連結起來了。

　　從此以后，天一閣有了一條可以向真正的大學者開放的新規矩，但這條規矩的執行還是十分苛嚴，在此后近200年的時間內，獲準登樓的大學者也僅有10余名，他們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國文化史的。

　　這樣一來，天一閣終于顯現了本身的存在意義，盡管顯現的機會是那樣小。封建家族的血緣繼承關系和社會學術界的整體需求產生了尖銳的矛盾，藏書世家面臨著無可調和的兩難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發揮社會價值而任之耗散。看來像天一閣那樣經過最嚴格的選擇作極有限的開放是一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但是，如此嚴格地在全國學術界進行選擇，已遠遠超出了一個家族的職能范疇了。

　　直到乾隆決定編纂《四庫全書》，這個矛盾的解決才出現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諭旨各省采訪遺書，要各藏書家，特別是江南的藏書家積極獻書。天一閣進呈珍貴古籍600余種，其中有96種被收錄在《四庫全書》中，有370余種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謝天一閣的貢獻，多次褒揚獎賜，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書樓都仿照天一閣格局營建。

　　天一閣因此而大出其名，盡管上獻的書籍大多數沒有發還，但在國家級的“百科全書”中，在欽定的藏書樓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稱乾隆下今天一閣為《四庫全書》獻書是天一閣的一大浩劫，頗覺言之有過。藏書的意義最終還是要讓它廣泛流播，“藏”本身不應成為終極目的。連堂堂皇家編書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動用天一閣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變成了一種行政性的播楊，這證明天一閣獲得了大成功，范欽獲得了大成功。

　　天一閣終于走到了中國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國近代總會變得怪異起來，這座古老的藏書樓開始了自己新的歷險。

　　先是太平軍進攻寧波時當地小偷趁亂拆墻偷書，然后當廢紙論斤賣給造紙作坊。曾有一人出高價從作坊買去一批，卻又遭大火焚毀。

　　這就成了天一閣此后命運的先兆，它現在遇到的問題已不是讓不讓某位學者上樓的問題了，竟然是竊賊和偷兒成了它最大的對手。

　　1914年，一個叫薛繼渭的偷兒奇跡般地潛入書樓，白天無聲無息，晚上動手偷書，每日只以所帶棗子充饑，東墻外的河上，有小船接運所偷書籍。這一次幾乎把天一閣的一半珍貴書籍給偷走了，它們漸漸出現在上海的書鋪里。

　　薛繼渭的這次偷竊與太平天國時的那些小偷不同，不僅數量巨大、操作系統，而且最終與上海的書鋪掛上了鉤，顯然是受到書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書商用這種辦法來侵吞一個古老的藏書樓，我總覺得其中蘊含著某種象征意義。把保護藏書樓的種種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欽確實沒有在防盜的問題上多動腦筋，因為這對在當時這樣一個家族的院落來說構不成一種重大威脅。但是，這正像范欽想象不到會有一個近代降臨，想象不到近代市場上那些商人在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期會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書櫥空了，錢繡蕓小姐哀怨地仰望終身而未能上的樓板，黃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過的樓板，現在只留下偷兒吐出的一大堆棗核在上面。

　　當時主持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先生聽說天一閣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書商正準備把天一閣藏本賣給外國人，便立即撥巨資搶救，保存于東方圖書館的“涵芬樓” 里。涵芬樓因有天一閣藏書的潤澤而享譽文化界，當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過營養。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終竟又全部焚毀于日本侵略軍的炸彈之下。

　　這當然更不是數百年前的范欽先生所能預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終于失效。

　　然而毫無疑問，范欽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現代并沒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張元濟先生外，還有大量的熱心人想努力保護好天一閣這座“危樓”，使它不要全然成為廢墟。這在現代無疑已成為一個社會性的工程，靠著一家一族的力量已無濟于事。幸好，本世紀3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至80年代，天一閣一次次被大規模地修繕和充實著，現在已成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人們游覽寧波時大多要去訪謁的一個處所。天一閣的藏書還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溝通便捷的現代，它的主要意義已不是以書籍的實際內容給社會以知識，而是作為一種古典文化事業的象征存在著，讓人聯想到中國文化保存和流傳的艱辛歷程，聯想到一個古老民族對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愴和神圣。

　　我們這些人，在生命本質上無疑屬于現代文化的創造者，但從遺傳因子上考察又無可逃遁地是民族傳統文化的了遺，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閣傳代系統的繁衍者，盡管在范氏家族看來只屬于“他姓”。登天一閣樓梯時我的腳步非常緩慢，我不斷地問自己：你來了嗎?你是哪一代的中國書生?

　　很少有其他參觀處所能使我像在這里一樣心情既沉重又寧靜。閣中一位年老的版本學家顫巍巍地捧出兩個書函，讓我翻閱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錄，一部上海志，深深感到，如果沒有這樣的孤本，中國歷史的許多重要側面將沓無可尋。由此想到，保存這些歷史的天一閣本身的歷史，是否也有待于進一步發掘呢?裴明海先生遞給我一本徐季子、鄭學博、袁元龍先生寫的《寧波史話》的小冊子，內中有一篇介紹了天一閣的變遷，寫得扎實而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實。但在我看來，天一閣的歷史是足以寫一部宏偉的長篇史詩的。我們的文學藝術家什么時候能把他們的目光投向這種蒼老的屋宇和庭園呢?什么時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許多家族數百年來的靈魂史袒示給現代世界呢?

　　
看過“余秋雨散文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