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風行海內外之后,他被認為是當代中國的散文大家,一時好評如云,成為近年文壇的一大景觀。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余秋雨散文名篇，希望大家喜歡。

　　余秋雨散文名篇一：漂泊者們

　　其一

　　很難相信一座如此繁華的城市會放逐出一塊如此原始的土地，讓它孤零零地呆在一邊。從新加坡東北角的海岬雇船渡海，過不久就能看到這個島。

　　船靠岸的地方有三兩間簡陋的店鋪，一間廢棄的小學。小學操場上壅塞著幾十輛破舊轎車，據說是由于年老從城市里退休下來的，但因性能完好不忍毀棄，堆在這里，誰想逛島駛一輛走就是。車蓋車身積滿了泥灰，看來并沒有多少人來麻煩它們。

　　往里走，就是密密層層的蕉叢和椰林了。遍地滾滿了熟落的椰子，多得像河邊的鵝卵石。荒草迷離，泥淖處處，山坡上偶爾能見到一兩家人家，從山腳開始，一層柵欄，又一層柵欄，層層包圍上去，最終抵達房舍，房舍并不貼地而筑，都高踞吊腳臺上。背后屏擋著原始林，四周掩映著熱帶樹，煞似一座小小的城堡。沒見哪一座是開門的，也沒見哪一座閃現過一個人影，滿耳只是潮水般的鳥鳴。

　　這邊山崖上露出一角飛檐，似有一座小廟，趕緊找路，攀援而上。廟極小，縱橫三五步足矣，多年失修，香火卻依然旺盛。供品是幾枚染著艷色的米糕，一碟茶葉，一堆熱帶水果。另有一大疊問卜的簽條掛在墻上。直眼看去，仿佛到了中國內地的窮鄉僻壤，一樣的格局，一樣的寒傖，一樣的永恒。小廟供的是“大伯公”，一切闖南洋的中國漂泊者心中的土地神。家鄉的土地容不下他們了，他們踏上了搖擺不定的木船。但是，這群世世代代未曾離開過黃土地的軒轅氏后代怎么也舍棄不了心中的土地神，舍棄了，整個兒生命都失去平衡。因此，這兒也是大伯公，那兒也是大伯公，大大小小的土地廟一路蓋過去，千萬里海途蠕動著千萬里香火。就這么一個彈丸小島，野林荒草間，竟也不聲不響地飄浮著一縷香火。這縷香火飄得有年頭了，神位前的石鼎刻于清朝道光年間。

　　離別了土地又供奉著土地，離別了家鄉又懷抱著家鄉，那么，你們的離別又會包含著多少勇氣和無奈!在中國北方的一些山褶里有一些極端貧瘠的所在，連挑擔水都要走幾十里的來回，但那里的人家竟世世代代不肯稍有搬遷——譬如，搬遷到他們挑水的河邊。他們是土地神的奴隸，每一個初生嬰兒的啼哭都宣告著永久性的空間定位。你們倒好，背著一個土地神滿世界走，哪兒有更好的水土就在哪兒安營扎寨。你們實在是同胞中的精明人，但你們又畢竟是屈原的后代，一步三回頭，滿目眷戀，把一篇《離騷》化作了綿遠不足的生命體驗。

　　其實，這個島的真正土地神不是大伯公，而是我去拜訪的老人。他叫林再有， 80多歲，福建人。很年輕的時候就到了南洋，挑著一副擔子做貨郎。貨郎走百家，漂泊者們的需求最了然于心。

　　家家戶戶都癡癡地詢問著有沒有家鄉用慣了的那種貨品，林再有懂得這份心思，盡力一一采辦。天長日久，他的貨郎擔成了華人拴住家鄉生活方式的鎖鏈，而他的腳步，他的笑容，也成了天涯游子的最大安慰。人們向他訴說苦惱，他也就學著一一排解，于是，家家的悲歡離合都與他有了牽連。

　　漂泊者中的絕大部分是獨身男子。在離開家鄉時，他們在父老兄弟面前發了誓，成了家的，則在妻兒跟前抹了淚，下決心不混出個人樣兒不回來。但是，他們之中能有幾個真正發達，可以衣錦還鄉或挾著一大筆盤纏把全家老小接來?當時的南洋，濕褥煙瘴，精壯男子一個個倒下了，沒有親人，沒有祠堂，沒有家族的墳山。一切還是請這位貨郎四方張羅吧，林再有不知掩埋過多少失敗者的遺恨，插立過多少寫不出準確姓名的木牌。每次做完這些事，他在第二天挑著貨郎擔挨家挨戶游蕩的時候，會給大家簡略通報死者的情況，發幾聲感嘆，算是作了一篇悼詞，一篇祭文。

　　就這樣，林先生一年年老去，在地方上的威信也越來越高。他沒有擔任過任何職位，沒有積聚多少錢財，也沒有做過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每天，只要這位身材瘦小的老貨郎還在風雨驕陽中一搖一晃，這些村落也就安定了。

　　他的住所在全島離碼頭最遠的地方，一座高爽的兩層木樓，也有幾道柵欄圍著，卻又緊貼路邊。哪家發生了什么事都來找他，他的家必須向大路敞開。柵欄門虛掩著，我輕輕推門時，老人正佝僂著身子在翻弄什么。陪我去的陳小姐以前來過這里，便大聲告訴他來了中國客人。

　　老人一聽，立即敏捷地跳將起來，伸著手朝我走來。他不是握手，而是捧著我的手輕輕撫摩著，口里喃喃說著我不能完全聽懂的福建話。然后返身進屋，顫顛顛地端出一盤切開的月餅，又移過幾案上原來就放著的一套喝功夫茶的茶具，開始細細篩茶。我猜想這些年來不大會有中國人像我這樣摸到這個小島上來逛，因此見多識廣的老人稍稍有點慌張。鐵觀音一杯杯篩下去，月餅一塊塊遞過來，一味笑著，也不問我的職業，以及為什么到新加坡來。當我實在再也吃不下月餅時，他定睛打量我是不是客氣，然后說：“那好，就看看我的家。”

　　他先領我們朝檐廊東邊走去，突然停步，嘿嘿一笑。我抬頭四顧，竟然是幾十架巨大的鐵絲籠，里邊鳥在飛翔，猴在攀援，蛇在蜿蜒，活生生一個動物園。我正待細細觀賞，他卻拉著我的手從邊門進入了屋內。屋內非常干凈，一間間看去，直到廚房。廚房一角有一個碩大冰箱，大到近似一間房子，應該稱作冰庫才合適。老人見我注意到了大冰箱，非常滿意，便又請我上樓。樓梯很陡，樓上是他家臥室，更是一塵不染。朝南有一個木架陽臺，站在那里抬眼一望，可看到小半個濃綠叢叢的島嶼。我相信，清晨或傍晚時分，老人會站在這兒細細打量自己的“領地”，雖然削看熟了的地方，有時不免也會發幾聲感嘆。大大的中國不呆，漂洋過海找到這么一個小島，在這里度過一生，又在這里埋葬。這是一個多么酸楚又多么浪漫的故事啊。老人忽然拍拍自己的頭，對我說：“你看，差點給忘了，我那兒還有房!” 說著指了指東南方向的海灘。

　　當然還得跟他去。路不近，一路上遇到不少島民，大家都恭敬地立在一邊向老人問好。老人莊重地向他們點點頭，然后趨身過去輕輕說一句：“中國來的!”他是在向他們介紹我，我都聽到了。

　　終于到了海灘，那里有一個不小的魚塘，魚塘靠海的一邊有一道堅固的閘門。到這里才知道，這是老人近年來的生活來源。這個魚塘和閘門，可以在海潮漲落之間為老人提供為數可觀的海鮮，大部分出售，小部分自享，廚房里的大冰庫該是天天常滿。問邊有一間小小的木屋，開門進去，見寬闊的床鋪，日常生活器具，乃至炊事設備，一應俱全。老人打開南富，赤道的長風鼓蕩進來，涼爽極了。海天盡頭隱隱約約處，已是印度尼西亞。不難設想，老人是經常住在這里等待潮漲潮落的，有時風雨太大，懶得回去了，就在這里過夜。他已不必出海捕魚，只是守株待兔，開出一個小小的閘門靜等魚蝦自來。海明威《老人與海》中的老人太辛苦了，我們這個老人安詳得多，中國的血統給了他一種中庸委和的生態。

　　老人在小屋里慢悠悠地對我說，現在他已不大到小屋來住了，小屋一直空著。如果我有心緒，有時間，要看點書或寫點什么的，盡可以住到這間小屋里來，與海作伴，伴海同眠，住上十天半月。

　　實在，這是一種天大的福分，要是我能夠。我一生做過許多有關居舍的夢，這間小屋，今后無疑會經常在我夢中徘徊。

　　等我們從海灘回到他的家，家門口卻等著兩個印度人。老人用英語與他們交談，才知他們是zheng府官員，前來考察這座島的開發問題了。是啊，剛才我還一直在驚訝寸金寶地的新加坡怎么會讓這樣一個島嶼荒蕪著呢。新加坡zheng府做事干脆利落，只要他們下決心開發，過不了一兩年，全島會徹底換個模樣。是成為一個國際俱樂部，一個度假別墅群，還是一個大企業的所在地，或者一個廢品處理所?這一切都不知道了，等考察之后看。這兩個官員不知從哪里打聽到老人對這個島的重要性，專程尋來了解一些資料。

　　老人聽罷，手忙腳亂地在檐廊堆雜物的桌上翻找，好半天找出幾本皺巴巴的小簿子，紙張都已發黃了，遞給官員。他沒有請這兩位高個兒印度人坐，只是仰著頭給他們說著什么，聲音輕輕的。我突然覺得有點不忍去聽，一種不可避免的事情就要發生了，一種綿長的生態就要結束了，兩個高高的印度人站在這個華族老貨郎、島的老領主面前，大大的文件夾攤開在手上，老人遞上去的黃紙小簿落在文件夾中，鐵絲籠里的動物沖著兩個膚色陌生的客人亂叫，這一切，老人都要承受了。

　　官員抄錄了一些什么，很快就走了。我們也默默站起身，準備告辭。老人進屋換了件襯衫，說“我陪你們走”。我再三推阻，他全不理會，也不關門，已經走到了路上。

　　我不知道老人平時走路是不是這樣走的，一路行去，四處打量，仰頭看看樹頂，豎耳聽聽鳥鳴，稍稍給我指點一些什么，有時又在自言自語。這神態，既像是一個領主巡行，又像是在給自己領地話別。

　　我按著他的指引、他的節奏走著，慢慢地，像是走了幾十年。貨郎擔的鈴聲，漂泊者的哭笑，拌和著一陣陣蕉風椰雨。老人走了一輩子，步態依然矯健，今天陪著我，一個不知任何詳情，只知是中國人的人，一起搖搖擺擺，走出一段歷史。說實話，我真想扶他一把，但他用不著。

　　走到碼頭了，老人并不領我到岸邊，而是拐進一條雜草繁密的小徑，說要讓我看一看“大伯公”。我說剛才已經看過，他說“你看到的一定是北坡那一尊，不一樣。”說著我們已鉆到一棵巨大無比的大樹蔭下，只見樹身有一人字形的裂口，構成一個尖頂的小門形狀，竟有級級石階通入，恍若跨入童話。石階頂端，供著一個小小的神像，銘文為“拿督大伯公”。老人告訴我，“拿督”是馬來語，意為“尊者”。從中國搬來的大伯公冠上了一個馬來尊號，也不要一座神廟，把一棵土生土長的原始巨樹當作了神廟，這實在太讓我驚奇了。老人說，當初中國人到了這兒，出海捕魚為生，命運兇吉難卜，開始懷疑北坡那尊純粹中國化的土地神大伯公是否能管轄得住馬來海域上的風波。于是他們明智地請出一尊“因地制宜”的大伯公，頭戴馬來名號，背靠扎根巨樹，完全轉換成一副土著模樣，從樹洞里張望著赤道海面上的華人檣帆。

　　老人很哲理地朝我笑笑，說：“入鄉隨俗，總得跟著變。”是啊，本來是捧著一尊傳統老神闖蕩世界，小心翼翼像捧著家譜，捧著根本，捧著一個到哪兒都散不了架的小天地。沒想到真的落腳一處，連老神在內，一切都得變。老人已經回身，招呼我去碼頭了。看著他的背影，我想，這位連英文也已熟習的“拿督大伯公”是會接受小島即將面臨的變化的，哪怕這個變化是那么大，又發生在他晚年。他一生告別過太多的東西，最后靜靜地守著這座人丁稀少的島嶼。現在要他告別這種寧靜了，他的魚塘，他的海灘小屋，他的家庭動物園，也許都會失去。他會受得了的，作為漂泊者，他已習慣于告別。

　　那好，我也要與他告別了。船碼頭那三兩間店鋪有點熱鬧，原來已到了吃午飯的時分。老人真誠地邀我們在一家小吃店坐下，要請我們吃飯。店鋪里的人有點惶恐，好像總統突然宣布要在這里舉辦國宴。老人大聲地對他們說：“這是中國客人!” 眾人一律笑臉，唯唯稱諾。

　　我們婉謝了老人的好意，雇船解纜。半晌，老人還站在岸邊揮手。

　　其二

　　一天，我和一位朋友在一個鬧市區游逛，朋友突然想要去銀行取款，我懶得陪他過馬路，就在這邊街口等。剛等一會兒就覺得無聊，開始打量起店鋪來了。身后正好是一家中藥店，才探頭，一股甘草、薄荷和其他種種藥材相交糅的香味撲鼻而來。

　　這是一種再親切不過的香味。在中國，不管你到了多么僻遠的小鎮，總能找到一兩家小小的中藥店。都是這股氣味，一聞到就放心了，好像長途苦旅找到了一個健康保證，盡管并不去買什么藥。這股氣味，把中國人的身體狀況、-陰-陽氣血，組織成一種共通的旋律，在天涯海角飄灑得悠悠揚揚。我覺得，沒有比站在中藥店里更能自覺到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的了。站在文物古董商店也會有這個感覺，但那太高雅，太脫離世俗。不像在中藥店，幾乎和一切中國人有關，而那股味道又是那樣真切，就像直接從無數同胞的身心中散發出來的，整個兒把你籠罩。

　　很想多聞一會兒，但新加坡商店的營業員都很殷勤，你剛有點駐足的意思他們就迎過來打招呼了，因此我得找一點什么由頭。正好，藥店深處有一堵短墻，墻側放一張桌子，有一老人正坐在邊上翻書，他頭旁的墻上貼著字幅，說明他是“隨堂中醫”。這種在一家藥店擺張桌子行醫的醫生，過去中國也很多，后來不知怎么取消了。我想，如果有重病，當然還是到醫院去妥當，但大數的小毛小病請這種隨堂醫生看看倒是十分方便的，犯不著堂而皇之地到大醫院去掛號、預檢、排隊、問診、配藥、付款，一關一關走得人真地生起病來。我在這位老醫生身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用輕松的口氣說：“醫生，我沒什么病，只是才來南洋幾個月，總覺得有點內熱。”

　　這是真的，我所說的“熱”不是西醫里的fever，體溫很正常，根本沒有發燒。如果說給西醫聽，多半會被趕出來，只能說給中醫聽，他們才懂。這位老中醫會怎么做我也知道，不等他要求，我已伸出手去讓他按脈，并且張開嘴讓他看舌苔。

　　“是啊是啊，是有點熱。”他說。于是開藥方，他用握毛筆的手法握著鋼筆直行書寫，故意在撤捺之間發揮一下，七分認真三分陶醉。一切上了年紀的中醫都是這樣的，在這種時候，你的目光應該既贊嘆又佩服地看著他的那枝筆，這比說任何感謝的話都強。

　　正事很快辦完了，我拿起藥方要去取藥，老醫生用手把我按住了，說：“不忙，過會兒我去取。先生從國內來?府上在哪里?”這里年老的華人不習慣說“從中國來”，而是說“從國內來”，光這么一個說法就使得我想多坐一會兒了。他顯然也是想與我聊一會兒。我轉頭看看店外街口，朋友正在東張西望找我，趕緊出去說明情況。朋友說：“那你們就好好談一會兒吧，我正好可以在隔壁超級市場買點東西。”

　　老醫生是客家人，年輕時離開中國大陸，曾在臺灣、香港、馬來西亞等地行醫，晚年定居新加坡。“人就是怪，青年時東問西闖不在乎，年紀一過50就沒完沒了地想起老家來。”他說，“變成一個長長的夢，越做越離奇，也越做越好看。到了這時候，要是不回去，就會變成一種煎熬。”

　　“10多年前，可以回去了，你知道我有多緊張。那些天也不行醫了，成天扳著手指回憶村子里有哪些人家，那么多年沒回去，禮物一家也不能漏。中國人嘛，一村就像一個大家。”

　　“我就這樣肩扛、手提、背馱，拖拖拉拉地帶著一大批禮物回去了，可是在中國海關遇到了麻煩，因為太像一個走私犯了。我與幾個年輕的海關人員說了半天，說我不是走私犯，而是圣誕老人，分發禮物去了。海關人員愕愕地看著我。”

　　“我又說，其實這些禮物送給誰，我也不知道。村子里的人我還能認識幾個?你們收下也可以，我的心盡了。我說的是真話，但海關人員以為我在諷刺他們，非常生氣。”

　　“我知道我錯了。他們這么年輕，哪會理解老華僑瘋瘋癲癲的一片癡心?最后我只得與他們商量，有沒有年老的負責人出來與我談一談。他們真的找來一位，沒談幾句，全都理解了。很快辦了手續，放了我這位圣誕老人。”

　　“接著是一路轉車換船，好不容易摸回到了村里。奇怪的是，那些老鄉不知怎么回事，拿了禮物掂量著，連聲謝謝也不太愿意說，我腆著臉想與他們敘家常，卻總也敘不起來。”

　　“屋后那座山，應該是翠綠的，卻找不到幾棵像樣的樹了。我左看右看，有點疑惑，也許原來就是這個樣子。反正幾十年翠綠色的夢褪了顏色了，我該回來了。”

　　“但回來剛安定下幾個月，又想念了。夢還在做，變成了瓦灰色，瓦灰色也牽腸掛肚。于是再籌劃回去一次。不瞞你說，這些年來，我一共已經去了7次。每次去都心急火燎，去了都有點懊喪，回來后很快又想念，顛來倒去，著了魔一般。” 　　“從去年開始，我與此地幾個同鄉華僑商議，籌款為家鄉辦一所小學。到今年已籌到20萬，上個月我又回去了，與地方上談辦小學的事。可惜那些人不大喜歡多談校舍設計和教師聘用，喜歡談錢。”

　　“現在我的氣又消了。錢不夠就再多籌一點吧，只要小學能辦起來。” 　　老醫生就這樣緩緩地給我說著。他抱歉地解釋道，很少有地方可以說這樣的話。說給兒孫們聽吧，兒孫們譏笑他自作多情、自作自受、單相思;說給這兒的同鄉華僑聽吧，又怕籌不到款，他只能在籌款對象面前拼命說家鄉可愛。他把許多話留在嘴里，留得難受了，就吐給了我，一個素昧平生卻似乎尚解人意的中國人。除了感動得有點慌亂的目光，我不知道該怎么來安慰他，哪怕是幾句比較得體的話。

　　老醫生面前的桌子很小，只有小學生的課桌那么大，這是自然的，藥店本身就不大，勻不出那么多地方給隨堂醫生。桌上放著幾本早就翻舊了的中醫書籍。他與我講話時不斷請我原諒，說占了我的時間。最后在要不要付醫藥費的問題上又與我爭執起來。我懇求他按照正常計價收取醫藥費，他終于算出來了，一共8元。報了這個低廉的數字，他還連聲說著“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我在他跟前足足坐了2個小時，沒見另外有人來找他看病，可見他的生意清淡。 “回去都以為我是華僑富商，哪兒啊。你看我這，打腫臉充胖子罷了。”他的語氣帶著靦腆和羞愧，羞愧自己沒有成為百萬富翁。

　　其三

　　本地的報紙陸續刊登了我講學的一些報道，他看到了，托一位古董店的老板來找我。帶來的話是：很早以前，胡愈之先生曾托他在香港印了一批私用稿紙，每頁都印有“我的稿子”四字，這種稿紙在他家存了很多，想送幾刀給我，順便見個面。

　　這是好愉快的由頭啊，我當然一口答應。他70多歲，姓沈，半個世紀前的法國博士。在新加坡，許多已經載入史冊的國內國際大事他都親身參與，與一代政治家有密切的過從關系。在中國，他有過兩個好友，一個吳晗，一個華羅庚，都已去世，因此他不再北行。他在此地資歷深，聲望高，在我見他那天，古董店老板告訴我，陪著我想趁機見他一面的人已不止一個。其中一個是當地戲劇界的前輩，廣受人們尊敬，年歲也近花甲，但一見他卻恭敬地彎腰道：“沈老，40年前，我已讀您的文章;30年前，我來報考過您主持的報社，沒有被您錄取……”

　　沈老從古董店那張清代的紅木凳上站起身來，遞給我那幾刀大號直行稿紙，紙頁上已有不少黃棕色的跡斑。稿紙下面，是一本美國雜志Newsweek，他翻到一頁，那里介紹著一個著名的法國哲學家E.M.Cioran，有照片。沈老說，這是他的同學、朋友，今年該是78歲了。我一眼看去，哲學家的照相邊上印著一段語錄，粗劃黑體，十分醒目：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suicide，I　would　have　killed　myse lf　long　ago.

　　沈老說，這本雜志是最新一期，昨天剛剛送到，不是因為有這篇介紹才特意保存的。“一輩子走的地方太多，活的時間又長，隨手翻開報刊雜志都能發現熟人。我的熟人大多都是游蕩飄零的人，離開了祖國，熬不過異國他鄉的寂寞，在咖啡館蹲蹲，在河邊逛逛，到街心花園發發呆，互相見了，眼睛一對就知道是自己的同類，那份神情，怎么也逃不過。不管他是哪個國家來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一起上酒吧，一起嘆氣說瘋話，最后又彼此留地址，一來二去，成了好友。很快大家又向別的地方游蕩去了，很難繼續聯系，只剩下記憶。但這種記憶怎么也淡忘不了，就像白居易怎么也忘不了那位琵琶女。你看我和這個Cioran，幾十年前的朋友，照片上老得不成樣子了，我一眼就認了出來。”

　　顯然這是確實的。Newsweek編輯部說Cioran原是羅馬尼亞人，1937年他26歲時才到巴黎，一個典型的漂泊者。現在，七老八十的他，已經成了世界上讀者最多的哲學家之一，一接受采訪開口還是談他的故鄉羅馬尼亞，他說由于歷史遭遇，羅馬尼亞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懷疑主義者。可以設想，在巴黎的酒店里，年輕的Cioran和年輕的沈博士相遇時話是不會少的，更何況那時中國和羅馬尼亞同時陷于東西方法西斯鐵蹄之下。

　　我們一伙，由古董店老板作東，在一家很不錯的西菜館吃了午餐。餐罷，談興猶濃，沈博士提議，到一家“最純正的倫敦風味”的咖啡座繼續暢談。

　　新加坡幾乎擁有世界各地所有種類的飲食小吃，現在各店家之間所競爭的就是風味的純正地道與否了。要精細地辨別某地風味，只有長居該地的人才有資格。沈博士在這方面無疑享有廣泛和充分的發言權。他領著我們，一會兒過街，一會兒上樓，一會兒乘電梯，七轉八彎，朝他判定的倫敦風味走去。一路上他左指右點，說這家日本餐館氣氛對路，那家意大利點心徒有其名。這么大年紀了，步履依然輕健，上下樓梯時我想扶他一把，他像躲避什么似地讓開了，于是他真的躲開了衰老，在全世界的口味間一路逍遙。終于到了一個地方，全是歐美人坐著，只有我們一群華人進去，占據一角。

　　“完全像在倫敦。你們坐著，我來張羅。”沈博士說：“別要中國茶，這兒不會有。這兒講究的是印度大吉嶺茶，一叫‘大吉嶺’，侍者就會對你另眼看待，因為這是一種等級，一種品格，比叫咖啡神氣多了。茶點自己去取，隨意，做法上也完全是倫敦。”

　　當“大吉嶺”、咖啡、茶點擺齊，沈老的精神更旺了。那架勢，看來要談一個下午，就像當年在巴黎，面對著Cioran他們。他發現我對漂泊世界的華人有興趣，就隨手拈來講了一串熟人。

　　“我在巴黎認識一個同胞，他別的事情都不干，只干一件事，考博士。他沒有其他生活來源，只有讀博士才能領到獎學金，就一個博士學位、一個博士學位地拿下去。當我離開巴黎時，他已經拿到8個博士學位，年歲也已不小。后來，他也不是為生計了，這么多學位戴在頭上，找個工作是不難的。他已經把這件事情當作一種游戲，憋著一口氣讓歐洲人瞧瞧，一個中國人究竟能拿到幾個博士!也許他在民族自尊心上受過特殊刺激，那在當時是經常有的事，也是必然有的事，我沒有問過他。見面只問：這次第幾個了?”

　　“他是一個真正的、無可救藥的酒鬼。只要找到我，總是討酒喝。喝個爛醉，昏睡幾天，醒來揉揉眼，再去攻博士。漂泊也要在手上抓根纜繩，抓不到就成了無頭蒼蠅，他把一大串學位拿酒拌一拌，當作了纜繩。我離開巴黎后就沒聽到過他的消息，要是還活著，準保還在考。”

　　我忙問沈老，這個酒鬼的8個博士學位，都是一些什么專業?沈老說，專業幅度相差很大，既有文學、哲學、宗教，也有數學、工程、化學，記不太清了。這么說來，他其實是在人類的知能天域中漂泊了，但他哪兒也不想駐足，像穿了那雙紅鞋子，一路跳下去。他不會不知道，他的父母之邦那樣缺少文化，那樣缺少專家，但他卻睹氣似地把一大群專家、一大堆文化集于一身，然后頹然醉倒。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永不起運的知識酒窖，沒準會在最醇濃的時候崩坍。

　　他肯定已經崩坍，帶著一身足以驗證中國人智慧水平的榮耀。但是，不要說祖國，連他的好朋友也沒有接到噩耗。

　　“還有一位中國留學生更怪誕，”沈老說：“大學畢業后沒找到職業，就在巴黎下層社會瞎混，三教九流都認識，連下等妓院的情況都了如指掌。不知怎么一來，他成了妓院區小教堂的牧師，成天拯救著巴黎煙花女和嫖客們的靈魂。我去看過他的布道，那情景十分有趣，從他喉嚨里發出的帶有明顯中國口音的法語，竟顯得那樣神秘;我們幾個朋友，則從這種聲音里聽出了潦倒。”

　　“虧他也做了好幾年，我們原先都以為他最多做一二年罷了。不做之后，他開始流浪，朝著東方，朝著亞洲，一個國家一個國家逛過來。逼近中國了，卻先在外圍轉悠。那天逛到了越南西貢，在街上被一輛汽車截住，汽車里走出了吳庭艷，他在巴黎時的老熟人。吳庭艷那時正當政，要他幫忙，想來想去，他當過牧師，就在西貢一所大學里當了哲學系主任。據說還當得十分稱職，一時有口皆碑，儼然成了東南亞一大碩儒。后來越南政局變化，他不知到哪里去了……”

　　我想，這個人的精神經歷，簡直可以和浮士德對話了。他的漂泊深度，也許會超過那位得了很多博士學位的人。如果以這樣的人物作為原型寫小說，該會出現何等的氣魄!中國近代的悲劇性主題，大半匯集在陳舊國門的隆隆開啟之中。一代文人把整個民族幾個世紀來的屈辱和萎靡，馱著背著，行走在西方鬧市間，走出一條勉強可以跨步的人生路。現代喧囂和故家故國構成兩種相反方向的磁力拉扯著他們，拉得他們腳步踉蹌，心神不定。時間一久，也就變得怪異。

　　這么想著，我也就又一次打量起沈老本人。他還是一徑慢悠悠地講著，也不回避自己。他自己的經歷由于常與著名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牽涉在一起，難于在這里復述，我只能一味建議：“沈老，寫回憶錄吧，你不寫，實在太浪費了。” 　　沈老笑著說：“為什么我家藏有那么多稿紙?還不是為了寫回憶錄!但是我寫過的幾稿都撕了，剩下的稿紙送人。”

　　我問他撕掉的原因，他說：“我也說不清，好像是找不準方位。寫著寫著我就疑惑，我究竟算是什么地方的人?例如有一年在一個國際會議上一位zheng府首長要我尋找中國大使，我找了幾次都錯了，亞洲國家的人都長得很像，最后我憑旗袍找到大使夫人，再引出大使本人。這樣寫本來也不錯，但是寫到最后出問題的是敘述主體。我是誰?算是什么人?在找什么?……我回答不了這些問題，越寫越不順，把已經寫了的都撕了，撕了好幾次。”

　　我問沈老，什么時候會回中國大陸看看?他說，“心里有點怕，倒也不怕別的，是怕自己，就像撕那一疊疊的稿紙一樣，見到什么和感到什么，都要找方位，心里毛毛亂亂的。何況老朋友都不在了，許多事情和景物都變了，像我這樣年紀，經不大起了。”

　　“但我最后一定會去一次的。最后，當醫生告訴我必須回去一次的時候。”他達觀地笑了。

　　在等待這最后一次的過程中，老人還會不會又一次來了興致，重新動手寫回憶錄?我默默祝祈這種可能的出現。但是，他會再一次停筆、再一次撕掉嗎?

　　他畢竟已經把一疊稿紙送給了我。稿紙上，除了那一點點蒼老的跡斑，只是一片空白。

　　余秋雨散文名篇二：臘梅

　　人真是奇怪，蝸居斗室時，滿腦都是縱橫千里的遐想，而當我在寫各地名山大川游歷記的時候，倒反而常常有一些靜定的小點在眼前隱約，也許是一位偶然路遇的老人，也許是一只老是停在我身邊趕也趕不走的小鳥，也許是一個讓我打了一次瞌睡的草垛。有時也未必是旅途中遇到的，而是走到哪兒都會浮現出來的記憶亮點，一閃一閃的，使飄飄忽忽的人生線絡落下了幾個針腳。

　　是的，如果說人生是一條一劃而過的線，那末，具有留存價值的只能是一些點。

　　把那些枯萎的長線頭省略掉吧，只記著那幾個點，實在也夠富足的了。

　　為此，我要在我的游記集中破例寫一枝花。它是一枝臘梅，地處不遠，就在上海西郊的一個病院里。

　　它就是我在茫茫行程中經常明滅于心間的一個寧靜光點。

　　步履再矯健的人也會有生病的時候，住醫院對一個旅行者來說可能是心理反差最大的一件事。要體力沒體力，要空間沒空間，在局促和無奈中等待著，不知何時能跨出人生的下一站。

　　看來天道酬勤，也罰勤。你們往常的腳步太灑潑了，就驅趕到這個小院里停駐一些時日，一張一弛。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習慣不習慣。

　　那次我住的醫院原是一位外國富商的私人宅邸，院子里樹木不少，可惜已是冬天，都凋零了。平日看慣了山水秀色，兩眼全是饑渴，成天在樹叢間尋找綠色。但是，看到的只是土褐色的交錯，只是一簇簇相同式樣的病房服在反復轉圈，越看心越煩。病人偶爾停步攀談幾句，三句不離病，出于禮貌又不敢互相多問。只有兩個病人一有機會就高聲談笑，護士說，他們得的是絕癥。他們的開朗很受人尊敬，但誰都知道，這里有一種很下力氣的精神支撐。他們的談笑很少有人傾聽，因為大家拿不出那么多安慰的反應、勉強的笑聲。常常是護士陪著他們散步，大家遠遠地看著背影。

　　病人都喜歡早睡早起，天蒙蒙亮，院子里已擠滿了人。大家趕緊在那里做深呼吸，動動手腳，生怕天亮透，看清那光禿禿的樹枝和病懨懨的面容。只有這時，一切都將醒未醒，空氣又冷又清爽，張口開鼻，搶得一角影影綽綽的清晨。

　　一天又一天，就這么過去了。突然有一天清晨，大家都覺得空氣中有點異樣，驚恐四顧，發現院子一角已簇擁著一群人。連忙走過去，踮腳一看，人群中間是一枝臘梅，淡淡的晨曦映著剛長出的嫩黃花瓣。趕近過去的人還在口中念叨著它的名字，一到它身邊都不再作聲，一種高雅淡潔的清香已把大家全都懾住。故意吸口氣去嗅，聞不到什么，不嗅時卻滿鼻都是，一下子染透身心。

　　花，僅僅是一枝剛開的花，但在這兒，是沙漠駝鈴，是荒山涼亭，是久旱見雨，是久雨放晴。病友們看了一會，慢慢側身，把位置讓給擠在后面的人，自己在院子里踱了兩圈，又在這兒停下，在人群背后耐心等待。從此，病院散步，全成了一圈一圈以臘梅為中心的圓弧線。

　　住院病人多少都有一點神經質。天地狹小，身心脆弱，想住了什么事怎么也排遣不開。聽人說，許多住院病人都會與熱情姣好的護士產生一點情感牽連，這不能全然責怪病人們逢場作戲，而是一種脆弱心態的自然投射。待他們出院，身心恢復正常，一切也就成為過眼煙云。

　　現在，所有病人的情感都投射在臘梅上了，帶著一種超常的執迷。與我同病房的兩個病友，一早醒來就說聞到了臘梅的香氣，有一位甚至說他簡直是被香氣熏醒的，而事實上我們的病房離臘梅不近，至少隔著四五十米。

　　依我看來，這枝臘梅確也當得起病人們的執迷。各種雜樹亂枝在它身邊讓開了，它大模大樣地站在一片空地間，讓人們可以看清它的全部姿態。枝干虬曲蒼勁，黑黑地纏滿了歲月的皺紋，光看這枝于，好象早就枯死，只在這里伸展著一個悲槍的歷史造型。實在難于想象，就在這樣的枝干頂端，猛地一下涌出了那么多鮮活的生命。花瓣黃得不夾一絲混濁，輕得沒有質地，只剩片片色影，嬌怯而透明。整個院子不再有其他色彩，好像葉落枝黃地鬧了一個秋天，天寒地凍地鬧了一個冬天，全是在為這枝臘梅鋪墊。梅瓣在寒風中微微顫動，這種顫動能把整個鉛藍色的天空搖撼。病人們不再厭惡冬天，在臘梅跟前，大家全部懂了，天底下的至色至香，只能與清寒相伴隨。這里的美學概念只剩下一個詞：冷艷。

　　它每天都要增加幾朵，于是，計算花朵和花蕾，成了各個病房的一件大事。爭論是經常發生的，爭執不下了就一起到花枝前仔細數點。這種情況有時發生在夜里，病人們甚至會披衣起床，在寒夜月色下把頭埋在花枝間。月光下的臘梅尤顯圣潔，四周暗暗的，唯有晶瑩的花瓣與明月遙遙相對。清香和夜氣一拌和，濃入心魄。

　　有一天早晨起來，天氣奇寒，推窗一看，大雪紛飛，整個院子一片銀白。臘梅變得更醒目了，裊裊婷婷地兀自站立著，被銀白世界烘托成仙風道骨，氣韻翩然。幾個年輕的病人要冒雪趕去觀看，被護士們阻止了。護士低聲說，都是病人，哪能受得住這般風寒?還不快回!

　　站在底樓檐廊和二摟陽臺上的病人，都柔情柔意地看著臘梅。有人說，這么大的雪一定打落了好些花瓣;有人不同意，說大雪只會催開更多的蓓蕾。這番爭論終于感動了一位護士，她自告奮勇要冒雪去數點。這位護士年輕苗條，剛邁出去，一身白衣便消融在大雪之間。她步履輕巧地走到臘梅前，捋了捋頭發，便低頭仰頭細數起來。她一定學過一點舞蹈，數花時的身段讓人聯想到《天女散花》。最后，她終于直起身來向大樓微微一笑，沖著大雪報出一個數字，惹得樓上樓下的病人全都歡呼起來。數字證明，承受了一夜大雪，臘梅反而增加了許多朵，沒有凋殘。

　　這個月底，醫院讓病人評選優秀護士，這位冒雪數花的護士得了全票。

　　過不了幾天，突然下起了大雨，上海的冬天一般不下這么大的雨，所有的病人又一下子擁到了檐廊、陽臺前。誰都明白，我們的臘梅這下真的遭了難。幾個眼尖的，分明已看到花枝地下的片片花瓣。雨越來越大，有些花瓣已沖到檐下，病人們憂愁滿面地仰頭看天，聲聲惋嘆。就在這時，一個清脆的聲音在耳邊響起“我去架傘!”

　　這是另一位護士的聲音，冒雪數梅的護士今天沒上班。這位護士雖然身材頎長，卻還有點孩子氣，手上夾把紅綢傘，眸子四下一轉。人們像遇到救星一樣，默默看著她，忘記了道謝。有一位病人突然阻止了她，說紅傘太刺眼，與臘梅不太搭配。護士噘嘴一笑，轉身回到辦公室，拿出來一把黃綢傘。病人中又有人反對，說黃|色對黃|色會把臘梅蓋住。好在護士們用的傘色彩繁多，最后終于挑定了一把紫綢傘。

　　護士穿著-乳-白色雨靴，打著紫傘來到花前，拿一根繩子把傘捆扎在枝干上。等她捆好，另一位護士打著傘前去接應，兩個姑娘互摟著肩膀回來。

　　春天來了，臘梅終于凋謝。病人一批批出院了，出院前都到臘梅樹前看一會兒。

　　各種樹木都綻出了綠芽，地上的青草也開始抖擻起來，病人的面色和眼神都漸漸明朗。不久，這兒有許多鮮花都要開放，蜜蜂和蝴蝶也會穿墻進來。

　　病房最難捱的是冬天，冬天，我們有過一枝臘梅。

　　這時，臘梅又萎謝躲避了，斑駁蒼老，若枯枝然。

　　幾個病人在打賭：“今年冬天，我要死纏活纏闖進來，再看一回臘梅!” 　　護士說：“你們不會再回來了，我們也不希望健康人來胡調。健康了，趕路是正經。這臘梅，只開給病人看。”

　　說罷，微微紅了點臉。

　　余秋雨散文名篇三：筆墨祭

　　中國傳統文人究竟有哪些共通的精神素質和心理習慣，這個問題，現在已有不少海內外學者在悉心研究。這種研究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但也時時遇到麻煩。年代那么長，文人那么多，說任何一點共通都會涌出大量的例外，而例外一多，所謂共通云云也就很不保險了。如果能對例外作一一的解釋，當然不錯，但這樣一來，一篇文章就成了自己出難題又自己補漏洞的尷尬格局。補來補去，痛快淋漓的主題都被消磨掉了，好不為難煞人。

　　我思忖日久，頭腦漸漸由精細歸于樸拙，覺得中國傳統文人有一個不存在例外的共同點;他們都操作著一副筆墨，寫著一種在世界上很獨特的毛筆字。不管他們是官屠宰輔還是長為布衣，是俠骨赤膽還是蠅營狗茍，是豪壯奇崛還是脂膩粉漬，這副筆墨總是有的。

　　筆是竹竿毛筆，墨由煙膠煉成。濃濃地磨好一硯，用筆一舔，便簌簌地寫出滿紙黑生生的象形文字來。這是中國文人的基本生命形態，也是中國文化的共同技術手段。既然如此，我們何不干脆偷偷懶，先把玩一下這管筆、這錠墨再說呢?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態載體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遇到過一場載體的轉換，即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這場轉換還有一種更本源性的物質基礎，即以“鋼筆文化” 代替“毛筆文化”。五四斗士們自己也使用毛筆，但他們是用毛筆在呼喚著鋼筆文化。毛筆與鋼筆之所以可以稱之為文化，是因為它們各自都牽連著一個完整的世界。

　　作為一個完整的世界的毛筆文化，現在已經無可挽回地消逝了。

　　誠然，我并不否定當代書法的成就。有一位朋友對我說，當代書法家沒有一個能比得上古代書法家。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古代書法家的隊伍很大，層次很多，就我見聞所及，當代一些書法高手完全有資格與古代的許多書法家一比高低。但是，一個無法比擬的先決條件是，古代書法是以一種極其廣闊的社會必需性為背景的，因而產生得特別自然、隨順、誠懇;而當代書法終究是一條刻意維修的幽徑，美則美矣，卻未免失去了整體上的社會性誠懇。

　　在這一點上有點像寫古詩。五四以降，能把古詩寫得足以與古人比肩的大有人在，但不管如何提倡張揚，唐詩宋詞的時代已絕對不可能復現。詩人自己可以寫得非常得心應手(如柳亞子、郁達夫他們)，但社會接納這些詩作卻并不那么熱情和從容了。久而久之，敏感的詩人也會因寂寞而陷入某種不自然。他們的藝術人格，或許就會因社會的這種選擇而悄悄地重新調整。這里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問題。

　　我非常喜歡的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幾個傳本法帖，大多是生活便條。只是為了一件瑣事，提筆信手涂了幾句，完全不是為了讓人珍藏和懇掛。今天看來，用這樣美妙絕倫的字寫便條實在太奢侈了，而在他們卻是再啟然不過的事情。接受這張便條的人或許眼睛一亮，卻也并不驚駭萬狀。于是，一種包括書寫者、接受者和周圍無數相類似的文人們在內的整體文化人格氣韻，就在這短短的便條中泄露無遺。在這里，藝術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藝術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筆并不意味著一種特殊的職業和手藝，而是點化了整體生活的美的精靈。我相信，后代習摹二王而惟妙惟肖的人不少，但誰也不能把寫這些便條的隨意性學到家。

　　在富麗的大觀園中筑一個稻香村未免失之矯揉，農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鄉村里。時裝表演可以引出陣陣驚嘆，但最使人舒心暢意的，莫過于街市間無數服飾的整體鮮亮。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燦爛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們之間。在毛筆文化鼎盛的古代，文人們的衣衫步履、談吐行止、居室布置、交際往來，都與書法構成和諧，他們的生命行為，整個兒散發著墨香。

　　相傳漢代書法家師宜官喜歡喝酒，卻又常常窘于酒資，他的辦法是邊喝邊在酒店墻壁上寫字，一時觀者云集，紛紛投錢。你看，他輕輕發出了一個生命的信號，就立即有那么多的感應者。這與今天在書法展覽會上讓人贊嘆，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整個社會對書法的感應是那樣敏銳和熱烈，對善書者又是如此尊敬和崇尚。這使我想起現代的月光晚會，哪個角落突然響起了吉他，整個晚會都安靜下來，領受那旋律的力量。

　　書法在古代的影響是超越社會蕃籬的。師宜官在酒店墻上寫字，寫完還得親自把字鏟去，把墻壁弄得傷痕斑斑，但店主和酒保并不在意，他們也知書法，他們也在驚嘆。師直官的學生梁鴿在書法上超越了老師，結果成了當時的政治權勢者爭奪的人物。他曾投于劉表門下，曹操破荊州后還特意尋訪他，既為他的字，也為他的人。在當時，字和人的關系難分難舍。曹操把他的字懸掛在營帳中，運籌帷幄之余悉心觀賞。在這里，甚至連政治軍事大業也與書法藝術相依相傍。

　　我們今天失去的不是書法藝術，而是烘托書法藝術的社會氣氛和人文趨向。我聽過當代幾位大科學家的演講，他們寫在黑板上的中文字實在很不像樣，但絲毫沒有改變人們對他們的尊敬。如果他們在微積分算式邊上寫出了幾行優雅流麗的粉筆行書，反而會使人們驚訝，甚至感到不協調。當代許多著名人物用毛筆寫下的各種題詞，恕我不敬，從書法角度看也大多功力不濟，但不會因此而受到人們的鄙棄。這種情景，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因為這里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信號系統和生命信號系統。

　　古代文人苦練書法，也就是在修煉著自己的生命形象，就像現代西方女子終身不懈地進行著健美訓練，不計時間和辛勞。

　　由此，一系列現代人難以想象的奇跡也隨之產生。傳說有人磨墨寫字，日復一日，把貯在屋檐下的幾缸水都磨干了;有人寫畢洗硯，把一個池塘的水都洗黑了;有人邊走路邊在衣衫上用手指劃字，把衣衫都劃破了……最令人驚異的是，隋唐時的書法家智永，寫壞的筆頭竟積了滿滿五大麓子，這種簏子每只可容一百多斤的重量，筆頭很輕，但五簏子加在一起，也總該有一二百斤吧。唐代書法家懷素練字，用壞的筆堆成了一座小丘，他索性挖了一個坑來掩埋，起名曰“筆冢”。沒有那么多的紙供他寫字，他就摘芭蕉葉代紙，據說，近旁的上萬株芭蕉都被他摘得光禿禿的。這種記載，即便打下幾成折扣，仍然是十分驚人的。如果僅僅為了練字謀生，完全犯不著如此。

　　“古墨輕磨滿幾香，硯池新浴燦生光”。這樣的詩句，展現的是對一種生命狀態的喜悅。“非人磨墨墨磨人”，是啊，磨來磨去，磨出了一個個很道地的中國傳統文人。

　　在這么一種整體氣氛下，人們也就習慣于從書法來透視各種文化人格。顏真卿書法的厚重莊嚴，歷來讓人聯想到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同樣品格。李后主理所當然地不喜歡顏字，說“真卿得右軍之筋而失之粗魯”，“有指法而無佳處，正如叉手并腳田舍漢。”初次讀到這位風流皇帝對顏真卿的這一評價時我忍不住笑出了聲，從他的視角看去，說顏字像“叉手并腳田舍漢”是非常貼切的。這是一個人格化的比喻，比喻兩端連著兩種對峙的人格系統，往返觀看煞是有趣。

　　蘇東坡和董其昌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人。在董其昌看來，濃冽、放達、執著的蘇東坡連用墨都太濃麗了，竟譏之為“墨豬”。他自己則喜歡找一些難貯墨色的紙張，滑筆寫去，淡遠而又浮飄。

　　趙孟頫的字總算是漂亮的了，但是耿直俠義的傅青主卻由衷地鄙薄。他實在看不慣趙孟頫以趙宋王朝親裔的身份投降元朝的行為，結果從書法中也找出了奴顏媚骨。他說：“予極不喜趙子昂，薄其人，逸惡其書。”他并不是故意地以人格取消書法，只要看他自己的書法，就會知道他厭惡趙書是十分真誠的。他的字，通體古拙，外逸內剛。

　　有些書法家的人格更趨近自然，因此他們的筆墨也開啟出另一番局面。宋代書法家政黃牛喜歡揣摩兒童寫的字，他曾對秦觀說：“書，心畫也，作意則不妙耳。故喜求兒童字，觀其純氣。”漢代書法家蔡邕則一心想把大自然的物象納入筆端，他說：“凡欲結構字體，皆須像其一物，若鳥之形，若蟲食禾，若山若樹，縱橫有托，運用合度，方可謂書。”這些書法家在講寫字，更在吐露自己的人生觀念、哲學觀念、宗教觀念。如果僅僅就書法技巧論，揣摩兒童筆畫，描畫自然物象，不是太離譜了么?只有把書法與生命合而為一的人，才會把生命對自然的渴求轉化成筆底風光。

　　在我看來，書法與主客觀生命狀態的關系，要算韓愈說得最生動。他在《送高閉上人序》中說及張旭書法時謂：“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斗，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后世。”記得宗白華先生就曾借用這段話來論述過中國書法美學中的生命意識。

　　宗白華先生是在研究高深的美學，而遠在唐朝的韓愈卻在寫著一篇廣傳遠播的時文。韓愈的說法今天聽來頗為警策，而在古代，卻是萬千文人的一種共識。相比之下，我們今天對筆墨世界里的天然律令，確已漸漸生疏。

　　文章寫到這里，很容易給人造成一個誤會，以為古代書法可以與各個文人的精神品格直接對應起來。“文如其人”、“書如其人”，這些簡陋的觀點確也時常見之于許多文章。

　　“文如其人”有大量的例外，這一點已有錢鐘書先生作過列述。書法藝術在總體上是一種形式美，它與人品的關系自然更加曲折錯綜。要說對應也只是一種“泛化對應”，在泛化過程中交糅進了種種其他因素。

　　不難舉出，許多性格柔弱的文人卻有一副奇崛的筆墨，而沙場猛將留下的字跡倒未必有殺伐之氣。有時，人品低下、節操不濟的文士也能寫出一筆矯健溫良的好字來。例如就我親眼所見，秦檜和蔡京的書法實在不差。

　　人的生命狀態的構建和發射是極其復雜的。中國傳統文人面壁十年，博覽諸子，行跡萬里，宦海沉浮，文化人格的吐納幾乎是一個渾沌的秘儀，不可輕易窺探。即如秦檜、蔡京者流，他們的文化人格遠比他們的政治人格曖昧，而當文化人格折射為書法形式時，又會增加幾層別樣的云靄。

　　被傅青主所瞧不起的趙孟頫，他的書法確有甜媚之弊，但甜媚之中卻又嶙嶙峋峋地有著許多前人風范的沉淀。因寫《藝舟雙揖》而出名的清代書法理論家包世臣說，見到一幅趙孟頫的墨跡，乍看全是趙孟頫，但仔細一看，這個過于純凈的趙孟頫就不可能是趙孟頫。趙孟頫學過二王，學過李北海，學過諸河南，沒有這些先師們的痕跡，趙盂頫只剩了一種字形，顯然是贗品。

　　這個論斷著實高妙。像趙孟頫這么復雜的文人，只能是多重人格結構匯聚和溶化的結果;已經匯聚、溶化成了一個卓然獨立的大家，竟還可以一一尋其脈絡，并在墨跡指認出來。這種現象，與人們平時談藝時津津樂道的“溶匯百家而了無痕跡” 正好相悻。這里，展露了中國文化的一種重要特征。

　　“溶匯百家而了無痕跡”的情況也是有的，主要出現在早期創業者群體中。如王羲之，曾悉心學習過衛夫人的書法，后來又追慕鐘繇和張芝，還揣摩過其他許多秦漢以來的碑跡。他自稱隸勝鐘而草遜張，終于融會貫通而攀上萬世矚目的書學峰巔。要在王羲之行書中一一辨認出他所師法過的前代書家痕跡，不太容易。但是，當高峰樹起之后，它也就成了后世書家不能不繼承的遺產。繼承者又成了高峰，遺產也就累聚成一座深幽重疊的迷宮，使代代子孫既富足又惶恐，即便力求創新也擺脫不了遺傳的干系。蘇東坡算得敢于獨立創新的了，但清代翁方綱卻一眼看破，說蘇字中最好的仍然是帶有晉賢風味的那一種。二王余緒的遠代流注，連蘇東坡也逃不過。

　　膽子更大一點的書法革新家，雖然高舉著叛逆的旗幡，卻也要有意無意地讓人看出種種承襲的游絲，其中有人還專門著文來說明自身隱潛的連脈。米芾承顏而恣野，鄭板橋學黃山谷而后以隸為楷，怪怪的金農自稱得意于“禪國山碑”和“天發神讖碑”，趙之謙奇峰兀立而其實“顏底魏面”……

　　這就是可敬而可嘆的中國文化。不能說完全沒有獨立人格，但傳統的磁場緊緊地統攝著全盤，再強悍的文化個性也在前后牽連的網絡中層層損減。本該健全而響亮的文化人格越來越趨向于群體性的互滲和耗散。互滲于空間便變成一種社會性的認同。互滲于時間便變成一種承傳性定勢。個體人格在這兩種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維艱。生命的發射多多少少屈從于群體情性的熏染，剛直的靈魂被華麗的重擔漸漸壓彎。請看，僅僅是一支毛筆，就負載起了千年文人的如許無奈。

　　比較徹底的文化革新很難從這么漫長的歲月中站起身來。別的且不說，看尛尛百代，偌大的中國會有哪個人，敢用別的書寫工具來寫信記帳?

　　也許，應該靜靜地等待時間的自然流變。

　　但是，既然整個傳統文化早已構成互滲性的一統，時間并不能把中國文化推上逐級進化的臺階。

　　記得郭沫若曾經為書法提供過一則時間性變遷的范例，斷定王羲之的字跡應不脫魏晉隸書筆意，傳世《蘭亭序》因此是偽作。《蘭亭序》的真偽且不去說它，就基本思路論，我覺得郭沫若忽視了中國文化前后左右的互滲關系，忽視了中國文人復雜的藝術可能性，忽視了在前面這兩個前提下魏晉時代書法藝術面對不同的實際需要(如刻碑、修帖、寫便條)所必然產生的多元性。

　　從魏晉開始的一個極其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在書法領域內部，幾乎一切都是可能的。因為這是一個渾然一統的世界。顛倒、錯位、裹卷、渦旋、復舊、超前，什么也不用奇怪。大體的階段和脈絡有一點，時肥時瘦，時濃時枯，但一旦要作過于科學的裁割，立即會顧此失彼，手忙腳亂。

　　事情必須要等到一個整體性變革的來臨，才能出現根本性的阻斷。

　　終于，有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

　　終于，有了胡適之和白話文。

　　終于，有了留學生和“煙土披里純”。①

　　終于，有了化學分子式和數學定理。

　　①英文“靈感”一詞的音譯，五四前后常見諸報刊，有人還把這5個字寫入白話詩中。

　　毛筆文化的一統世界開始動搖了。起初，誰也沒有想到新的時代會對遍灑中國的無數枝毛筆過不去。大家先從文化的內容著眼，因內容而想到載體，于是提倡白話文。毛筆只是一種手段性的工具，對它的去留人們不大在意。

　　林琴南用文言文翻譯了大量的外國文藝作品，用的當然是毛筆。懂外文的助手們捧著原著把文意口述給他聽，他的毛筆在紙頁上飛快地舞動著，一頁又一頁，一疊又一疊，一本又一本，涌向書肆，散落到無數青年手上。這或許是中國毛筆文化極成功的一次后期呈現，你看，就憑著毛筆和文言文，不是把城外的新文藝生動地介紹了么?它不是已經適應了新的時代和世界潮流了么?誰說舊瓶不能裝新酒呢?

　　但是，喝了新酒的人漸漸上了癮，他們開始用疑惑的眼光來打量這家專做二道生意的林氏酒坊。他們發現了原裝酒，一喝，勁兒大多了，他們不再滿足林琴南手上那只古色古香的小酒壇。

　　許多新文化的迷醉者因林譯小說的啟蒙而學了外文，因學外文而放棄了毛筆。毛筆之外的天地是那么廣闊，他們變得義無返顧。

　　林琴南握著毛筆的手終于顫抖了。他停止了翻譯，用毛筆寫下了聲討白話文兼及整個新文化的憤怒檄文。他的文章，是對毛筆文化的一次系統維護。人們對這位老人懷著一種復雜的情感：他是窗戶的開啟者，又是大門的把守者。他可以用毛筆指點一些什么，卻絕不允許讓毛筆文化的整體構架渙散。

　　相比之下，當時新文化的斗士們卻從容得多，除了蔡元培給林琴南寫了一封回信，劉半農假冒“王敬軒”給他開了個玩笑，沒有再與這位老人多作爭辯。他們洞悉世界大潮和時代走向，信心十足，忙著干許多更重要的事。他們沒有更多的精力與一種頑固的邏輯怪圈糾纏日久，對于他們自己也在用的毛筆，更不作任何攻難。

　　新文化隊伍中的人士，寫毛筆字在總體上不如前代。他們有舊學根基，都能寫;但當主要精力已投注到新的文化方式之后，筆墨的優劣已不是他們的價值系統中的敏感部位。陳獨秀和胡適的毛筆字都寫得一般，魯迅、郭沫若、茅盾寫得較好，魯、郭兩位或許還能躋身書法家的行列。對他們來說，毛筆字主要已成為一種并不強悍的工具形態。“文房四寶”，已完全維系不住他們的人格構架。

　　然而，事情又一次地出現了負面。

　　毛筆文化既然作為一個完整的世界存在過數千年，它的美色早已鍛鑄得極其燦爛。只要認識中國字，會寫中國字，即便是現代人，也會被其中溫煦的風景所吸引。吸引得深了，還會一步步登堂入室，成為它的文化圈中新的成員。

　　五四文化新人與傳統文化有著先天性的牽連，當革新的大潮終于消退，行動的方位逐漸模糊的時候，他們人格結構中親近傳統一面的重新強化是再容易不過的。像一個渾身濕透的弄潮兒又回到了一個寧靜的港灣，像一個筋疲力盡的跋涉者走進了一座舒適的庭院，一切都顯得那么自然。中國文化的帆船，永久載有這個港灣的夢;中國文人的腳步，始終沾有這個庭院的土。因此，再壯麗的航程，也隱藏著回歸的路線。

　　我們很難疾言厲色，說這種回歸是叛變。文化人格學的闡釋，要比社會進化論達觀得多。中國的事情總是難辦，重要原因就在于有這一幅幅文化人格圖譜不易索解。

　　陳獨秀夠激進的了，但他在杭州遇到沈尹默時，卻首先批評了這位青年書法家的字：“昨天看見你寫的一首詩，詩很好，字則其俗在骨。”對這句話，沈尹默刻骨銘心。沈尹默后來也寫寫白話詩，但主要精力卻投注在書法上，終身不懈。成了中國現代毛筆文化的一個重要孑遺。

　　周作人不失為五四前期頭腦特別清醒的斗士之一，他竟能在本世紀初年就一把抓住人的主題，提出“人的文學”的口號，在人文理性品格上明顯地高人一籌。但他后來卻深深地埋向毛筆文化而不可自拔，即便每天用毛筆抄一些古書古文也怡然自得。他抄書為文當然也有一系列并不落后的文化哲學觀念在左右，但留給社會的整體形象，已成為一個毛筆世界里不倦的爬剔者。他寫于1936年2月的一篇散文《買墨小記》，道盡了他所沉溺的那個天地，也展露了那個天地中的他。文章寫得很有韻味，不妨抄下一段：

　　我寫字多用毛筆，這也是我落伍之一，但是習慣了不能改，只好就用下去，而毛筆非墨不可，又只得買墨。本來墨汁是最便也最經濟的，可是膠太重，不知道用的什么煙，難保沒有“化學”的東西，寫在紙上常要發青，寫稿不打緊，想要稍保存就很不合適了。……

　　買墨為的是用，那么一年買一兩半兩就夠了。這話原是不錯的，事實上卻不容易照辦，因為多買一兩塊留著玩玩也是人之常情。

　　墨到可玩的地步當然是要有年代的，周作人買來磨的是光緒至道光年間的墨。據說嚴格一點應該用光緒五年以前的墨，再后面，墨法已遭浩劫。周作人還搜集到了俞樾、趙之謙、范寅等人的著書之墨，“舍不得磨，只是放著看看而已。”周作人不是收藏家，他的玩墨，反映了一種人格情趣。而這種人格情趣又偏偏出現在一位新文化代表人物的身上，真是既奇異又必然。

　　很巧，就在周作人寫《買墨小記》的半年前，他的哥哥魯迅也寫了一篇有關筆墨的文章，題曰《論毛筆之類》。盡管不是故意的，兄弟倆圍繞著同一個問題發表的意見大相徑庭，真可稱作是一場“筆墨官司”了。魯迅說：

　　我自己是先在私塾里用毛筆，后在學校里用鋼筆，后來回到鄉下又用毛筆的人，卻以為假如我們能夠悠悠然，洋洋焉，拂硯伸紙，磨墨揮毫的話，那么，羊毫和松煙當然也很不壞。不過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寫得多，可就不成功了，這就是說，它敵不過鋼筆和墨水。譬如在學校里抄講義罷，即使改用墨盒，省去臨時磨墨之煩，但不久，墨汁也會把毛等膠住，寫不開了，你還得帶洗筆的水池，終于弄到在小小的桌子上，擺開“文房四寶”。況且毛筆尖觸紙的多少，就是字的粗細，是全靠手腕作主的，因此也容易疲勞，越寫越慢。閑人不要緊，一忙，就覺得無論如何，總是墨水和鋼筆便當了。

　　兩位成熟的大學者忽然都在乍看起來十分瑣碎的用筆用墨問題上大做文章，似乎令人奇怪，但細細品味他們的文句即可明白，這里潛伏著一種根本性的人格對峙。魯迅灑筆開去，從用筆說到了中國社會變革的一個大課題：“便于使用的器具的力量，是決非勸諭，譏刺，痛罵之類的空言所能制止的。假如不信，你倒去勸那些坐汽車的人，在北方改用騾車，在南方改用綠呢大轎試試看。”魯迅說，改造傳統很艱難，而禁止青年人卻很容易。在中國，當“改造傳統”和“禁止青年”各不相讓的時候，常常是后者占上風。但禁止的結果只能是“使一部分青年又變成舊式的斯文人”。

　　魯迅究竟是魯迅，他從筆說到了人。“筆墨官司”所打的，原來是青年一代中國文人的人格選擇。

　　這種人格選擇的實際范疇當然比用筆用墨大得多。就在周氏兄弟寫文章的前兩年，當年諷刺過林琴南的五四文化新人劉半農作為教授參加北京大學招生閱卷，見到一位考生把“昌明文化”誤寫成了“倡明文化”，他竟為此發表了詩作并加注，考證“倡”即“娼”，嘲笑學生是不是指“文化由娼妓而明”。劉半農的這種諷刺顯然是極不厚道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如今心目中青年學生應有的形象已經納入一條乾嘉式的道路。為此，其他新文化人士十分不滿，記得曹聚仁還借此發表了一個著名的觀點：我們以為青年人錯了的地方，很可能恰恰是對的，我們今天以為正字的，很可能是真正的別字;中國文字構架如此宏大繁復，青年人難免會經常寫別字、讀別字，這是青年人應享的權利。

　　曹聚仁也夠水準，他同樣從別字說到了人，與魯迅相呼應。他國學根底深厚，卻不主張讓青年人重返港灣和庭院，反對他們在毛筆文化中把聰明才智耗盡。寧肯魯莽粗糙一點，也不要成為古風翩然、國學負擔沉重的舊式斯文人。

　　過于迷戀承襲，過于消磨時間，過于注重形式，過于講究細節，毛筆文化的這些特征，正恰是中國傳統文人群體人格的映照，在總體上，它應該淡隱了。

　　這并不妨礙書法作為一種傳統藝術光耀百世。喧鬧迅捷的現代社會時時需要獲得審美慰撫，書法藝術對此功效獨具。我自己每每在頭昏腦脹之際，近乎本能地把手伸向那些碑帖。只要輕輕翻開，灑脫委和的氣韻立即撲面而來。

　　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國人能夠擅長此道，但良知告訴我，這個民族的生命力還需要在更寬廣的天地中展開。健全的人生須不斷立美逐丑，然而，有時我們還不得不告別一些美，張羅一個個酸楚的祭奠。世間最讓人消受不住的，就是對美的祭奠。

　　只好請當代書法家們好生努力了，使我們在祭奠之后還能留下較多的安慰。

　　
看過“余秋雨散文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