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散文,直接繼承二十世紀初期現代文學先驅創立的思想文化傳統,它以其磅礴大氣,文采橫溢的藝術風格,精深博大的文化意蘊,在中國文壇上筑起長達十年的亮麗風景,同時也帶給人們許多啟示。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余秋雨作品優美散文，希望大家喜歡。

　　余秋雨作品優美散文：上海人

　　近代以來，上海人一直是中國一個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跡沒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領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們有許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內心規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說得響亮一點，可以稱之為“上海文明”。一個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車上，在商店里，還是在街道間，很快就會被辨認出來，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語言，而是這種上海文明。

　　同樣，幾個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顯得十分觸目，即使他們并不一定講上海話。

　　一來二去，外地人惱怒了。幾乎全國各地，對上海人都沒有太好的評價。精明、驕傲、會盤算、能說會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領導、缺少政治熱情、沒有集體觀念、對人冷淡、吝嗇、自私、趕時髦、浮滑、好標新立異、瑣碎，世俗氣……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國有點離不開上海人，又都討厭著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門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輕工業產品用起來也不錯，上海向國家上繳的資金也極為可觀，可是交朋友卻千萬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會桌上喝不了幾杯酒，與他們洽談點什么卻要多動幾分腦筋，到他們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擁擠不堪又處處講究。這樣的朋友如何交得?

　　這些年，外地人富起來了，上海人精明到頭還是十分窮困。這很讓人泄氣。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輛電車上，一個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擾了一位上海婦女，象平時每天發生的一樣，上海婦女皺一下眉，輕輕嘟囔一句：“外地人!”這位外地人一觸即發，把歷來在上海所受的怨氣全都傾泄出來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錢嗎?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個零頭;要比文化嗎?我的兩個兒子都是大學畢業生!”是啊，上海人還有什么可驕傲的呢?聽他講罷，全車的上海人都發出酸澀的笑聲。

　　上海人可以被罵的由頭比上面所說的還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個擾亂了全國的政治惡棍是從上海發跡的，你上海還有什么話說?不太關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語，偶爾只在私底下嘀咕一聲：“他們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來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區的農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鄉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種無法自拔的尷尬。這種尷尬遠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終是中國近代史開始以來最尷尬的一群。

　　剖視上海人的尷尬，是當代中國文化研究的一個沉重課題。榮格說，文化賦予了一切社會命題以人格意義。透過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們或許能看到一些屬于全民族的歷史課題。

　　我們這個民族，遇到過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種什么契機，撞擊出了上海文明?它已緊纏著我們走了好一程，會不會繼續連結著我們今后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匯附近造了一家豪華的國際賓館，叫華亭賓館，這個名字起得不錯，因為上海古名華亭。明代弘治年間的《上海縣志》稱：

　　“上海縣舊名華亭，在宋時，番商輻續，乃以鎮名，市舶提舉司及榷貨場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華亭東北五鄉，立縣于鎮，隸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華亭人。但是，這與我們所說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認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進士徐光啟，他可算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上海人。他的墓，離華亭賓館很近。兩相對應，首尾提摯，概括著無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種素質，可在徐光啟身上找到一些蹤影。這位聰明的金山衛秀才，南北游逛，在廣東遇到了意大利傳教士郭居靜，一聊起來，十分融洽，徐光啟開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這年他34歲，對以儒學為主干的中國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剛剛聽說的西方宗教當作西洋鏡一笑了之，也不僅僅作為一種域外知識在哪篇著作中記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來。他并不想放棄科舉，4年后赴北京應試，路過南京時專門去拜訪更著名的歐洲傳教士利瑪竇，詢問人生真諦。以后又與另一位傳教士羅如望交給，并接受他的洗禮。

　　洗禮后第二年，徐光啟考上了進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這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來說已跨進了一道很榮耀的門坎，可以安安心心做個京官了。但這個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當時正在北京的利瑪竇，探討的話題已遠遠超出宗教，天文、歷法、數學、兵器、軍事、經濟、水利，無所不及。其中，他對數學興趣最大，穿著翰林院的官服，癡癡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數學思維。不久，他居然與利瑪竇一起譯出了一大套《幾何原本》，付諸刊行。當時還是明萬歷年間，離鴉片戰爭的炮火還有漫長的230多年光-陰-。

　　這個上海人非常善于處世，并不整天拿著一整套數學思維向封建政治機構尋釁挑戰，而是左右逢源，不斷受到皇帝重用。《幾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禮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禮部尚書。獲得了那么大的官職，他就正兒八經地宣揚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學文明，延聘重用歐籍人士，忙乎了沒幾年，勞累而死。徐光啟死后，崇禎皇帝還“輟朝一日”，以示哀悼，靈柩運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匯居地，開始稱為“徐家匯”。徐光啟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種奇異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會立的拉丁文碑銘。

　　開通、好學、隨和、機靈，傳統文化也學得會，社會現實也周旋得開，卻把心靈的門戶向著世界文明洞開，敢將不久前還十分陌生的新知識吸納進來，并自然而然地匯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張居正那樣為興利除弊深謀遠慮，不像廣東人海瑞那樣拼死苦諫，不像江西人湯顯祖那樣摯情吟唱，這便是出現在明代的第一個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態度相當現實的徐光啟是不大考慮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細說起來，他的身后流澤實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匯成了傳播西方宗教和科學文明的重鎮。著名的交通大學從上一世紀末開始就出現在這里，復旦大學在遷往江灣之前也一度設在附近的李公祠內。從徐家匯一帶開始，向東延伸出一條淮海路，筆直地劃過上海灘，它曾經是充分呈現西方文明的一道動脈，老上海高層社會的風度，長久地由此散發。因此有人認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個等級，最高一個等級也可名之為徐家匯文明。

　　徐光啟的第十六代孫是個軍人，他有一個外孫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國現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遠遠地繼承了先祖的風格，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長數學。她所哺育的幾個女兒對中國現代社會的巨大影響，可看作徐光啟發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這一包涵著必然歷史邏輯的傳承系脈，在今天常常被現實喧鬧湮沒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讀一本從英文轉譯過來的《宋美齡傳》，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遠祖寫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來是“文定公”，徐光啟的溢號。忘記了徐光啟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遠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曾使上海人一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爾在收音機里聽到宋慶齡女士講話，居然是一口道地的上海口音。連多年失去自信的上海人自己也有點不習慣：一代偉人怎么會是上海口音?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個中國文人背負著古老文化破天荒地與一個歐洲人開始商談《幾何原本》時，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現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會看中上海。北京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的京城：背靠長城，面南而坐，端肅安穩;上海正相反，它側臉向東，面對著一個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則是一條橫貫九域的萬里長江。對于一個自足的中國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為道;但對于開放的當代世界而言，它卻俯瞰廣遠、吞吐萬匯、處勢不凡。

　　如果太平洋對中國沒有多大意義，那末上海對中國也沒有多大意義。一個關死了的門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會漏進來戶外的勁風，傳進門口的喧囂，擾亂了房主的寧靜。我們有兩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糧食，上海又遞繳不了多少稻米;我們有數不清的淡水河網，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們有三山五岳安駐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連個像樣的峰巒都找不到;我們有縱橫九州的寬闊官道，繞到上海還要兜點遠路;我們有許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連個縣的資格都年齡太輕……這個依附著黃河成長起來的民族，要一個躲在海邊的上海作甚?　　上海從根子上就與凜然的中華文明不太協調，不太和順。

　　直到19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職員黎遜向zheng府投送了一份報告書，申述上海對新世界版圖的重要性，上海便成為南京條約中開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國軍艦打開了上海。從此，事情發生了急劇的變化。西方文明挾帶著惡濁一起席卷進來，破敗的中國也越來越把更多的賭注投入其間，結果，這兒以極快的速度出現了能被地球每個角落都聽得見的鬧騰。

　　徐光啟的后代既有心理準備，又仍然未免吃驚地一下子陷入了這種鬧騰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險家、暴發戶、流氓、地痞、妓女、幫會一起涌現;另一方面，大學、醫院、郵局、銀行、電車、學者、詩人、科學家也匯集其間。黃浦江汽笛聲聲，霓虹燈夜夜閃爍，西裝革履與長袍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語與歐美語言交相斑駁，你來我往，此勝彼敗，以最迅捷的頻率日夜更替。這里是一個新興的怪異社會，但嚴格說來，這里更是一個進出要道，多種激流在這里撞合、喧嘩，卷成巨瀾。

　　面對這樣一個地方，哪個歷史學家都會頭腦發脹，索解不出一個究竟。你可以說它是近代中華民族恥辱的淵藪，但是，一個已經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終抵拒現代沖撞，就不恥辱了嗎?你也可以說它是中國人走向現代的起點，但是，哪一個民族走向現代時的步履會像在上海那樣匆促、慌張、自怯、雜亂無章?你又可以說它是對抗著農業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種城市文明會像上海始終深受著弘廣無比的農村力量的覬覦、分解、包圍和籠罩?

　　總之，它是一個巨大的悖論，當你注視它的惡濁，它會騰起耀眼的光亮，當你膜拜它的偉力，它會轉過身去讓你看一看瘡痍斑斑的后墻。

　　但是，就在這種悖論結構中，一種與當時整個中國格格不入的生態環境和心理習慣漸漸形成了。本世紀初年，許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緝，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們的庇護地。特別重要的是，對于這種追緝和庇護，封建傳統和西方文明在上海發生了針鋒相對的沖突，上海人日日看報，細細辨析，開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國際眼光來看，中國歷代遵行的許多法律原則是多么顛倒是非、不講道理。就從這一個個轟傳于大街小巷間的實際案例，上海人已經隱隱約約地領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義，對于經不起對比的封建傳統產生了由衷的蔑視。這種蔑視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從實際體察中作出的常識性選擇，因此也就在這座城市中具有極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這一個個案例發生的同時，更具象征意義的是，上海的士紳、官員都紛紛主張拆去上海舊城城墻，因為它已明顯地阻礙了車馬行旅、金融商情。他們當時就在呈文中反復說明，拆去城墻，是“國民開化之氣”的實驗。當然有人反對，但幾經爭論，上海人終于把城墻拆除，成了封建傳統的心理框范特別少的一群。

　　后來，一場來自農村的社會革命改變了上海的歷史，上海變得安靜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數上海人，他們被要求與內地取同一步伐，并對內地負起經濟責任。上海轉過臉來，平一平心旌，開始做起溫順的大兒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覺新，肩上擔子不輕，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鬧騰。陣陣海風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車間的機器在隆隆作響，上班的電車擁擠異常，大伙都累，夜上海變得寂靜冷清。為了更徹底地割斷那段惑人的繁華，大批內地農村的干部調入上海;為了防范或許會來自太平洋的戰爭，大批上海工廠遷向內地山區。越是冷僻險峻的山區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廠，淳樸的山民指著工人的背脊笑一聲：“嘿，上海人!” 　　這些年，上海人又開始有點不安穩。廣州人、深圳人、溫州人起來了，腰囊鼓鼓地走進上海。上海人瞪眼看著他們，沒有緊緊跟隨。有點自慚形穢，又沒有完全失卻自尊，心想;要是我們上海人真正站起來，將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許是一種自|慰吧，不妨姑妄聽之。

　　也許上海人的自|慰不無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種精神文化特征。單單是經濟流通，遠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個體自由基礎上的寬容并存。對上海人來說，寬容已不是一種政策和許諾，而是一種生命本能。

　　在中國，與上海式的寬容相抵觸的是一種與封建統治長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態。即便封建時代過去了，這種心態的改良性遺傳依然散見處處。這種心態延伸到省城、縣城，構成一種幅度廣大的默契。不管過去是什么性質的洪流起的作用，這種心態在上海被沖刷得比較淡薄。只要不侵礙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別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與鄰居交往較少，萬不得已幾家合用一個廚房或廁所，互相間的磨擦和爭吵卻很頻繁，因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獨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寬容并不表現為謙讓，而是表現為“各管各”。在道德意義上，謙讓是一種美質;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義上，“各管各”或許更貼近現代寬容觀。承認各種生態獨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認到可以互相不相聞問，比經過艱苦的道德訓練而達到的謙讓更有深層意義。為什么要謙讓?因為選擇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讓你就要與你爭奪。這是大一統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點。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為選擇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誰也不會吞沒誰。這是以承認多元世界為前提而派生出來的互容共生契約。

　　上海下層社會中也有不少喜歡議論別人的婆婆媽媽。但即使她們也知道，“管閑事”是被廣泛厭棄的一種弊病。調到上海來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會苦惱于如何把“閑事”和“正事”區別開來。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與工作任務有關的個人事務，都屬于別人不該管的“閑事”范疇。

　　上海人口語中有一句至高無上的反法語，曰“關依啥事體?”(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個姑娘的服飾受到同事的批評，她會就批評內容表述自己的觀點，如“裙子短一點有什么不好”、“牛仔褲穿著就是方便”之類，但一到上海姑娘這里，事情就顯得異常簡單：這是個人私事，即使難看透頂也與別人無關。因此，她只說一句“關依啥事體”，截斷全部爭執。說這句話的口氣，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嬌嗔的，但道理卻是一樣。

　　在文化學術領域，深得上海心態的學者，大多是不愿意去與別人“商榷”，或去迎戰別人的“商榷”的。文化學術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著不同的路，互相遙望一下可以，干嗎要統一步伐?這些年來，文化學術界多次出現過所謂“南北之爭”、“海派京派之爭”，但這種爭論大多是北方假設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 了也很少反擊，他們固執地堅持著自己的觀點，對于反對者，他們心中回蕩著一個頑皮的聲音：“關依啥事體?”

　　本于這種個體自立的觀念，上海的科學文化往往具有新鮮性和獨創性;但是，也正是這種觀念的低層次呈現，上海又常常構不成群體性合力，許多可喜的創造和觀念顯得比較單薄。

　　本于這種個體自立的觀念，上海人有一種冷靜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靜。一位旅臺同胞回上海觀光后寫了一篇文章，說“上海人什么沒有見過”。誠然，見多識廣導向了冷靜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們習慣于事物的高頻率變更，因此也就領悟到某種相反相成的哲理，變成了逆反性的冷靜。他們求變，又進而把變當作一種自然，善于在急劇變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詫異別人在變更中所處的不同態勢。

　　根據這種心理定勢，上海人很難在心底長久而又誠懇地服從一個號令，崇拜一個權威。一個外地的權威一到上海，常常會覺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個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著真正覺得舒心的人物。京劇好些名角的開始階段，都是在上海唱紅了的。并不是京劇重鎮的上海，以那么長的一個時間衛護住了一個奇特的周信芳，這在另一座城市也許有點難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講任何道理，一夜之間喜歡上了初出茅廬的越劇小生趙志剛、滬劇演員茅善玉，根本不管他還還沒有唱上幾回戲，或剛剛來自農村。那些想用資歷、排行、派頭來壓一壓上海人的老藝術家，剛到上海沒幾天就受到了報紙的連續批評。對于晉京獲獎之類，上海藝術家大多不感興趣。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要來上海演《茶館》等戲，作出這個決定時我正在北京參加全國文代會。北京戲劇界的朋友們十分擔心：如此蒼老的一個劇團，演幾臺老派戲，在上海這個流通碼頭能否成功?我和幾個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對真正的藝術表示了誠懇的熱忱，管它是舊是新。但是，在北京轟動萬分的“人體畫大展”，一搬到上海卻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靜。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對實際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許是徐光啟的《幾何原本》余脈尚存，也許是急速變化的周圍現實塑造成了一種本領，上海人歷來比較講究科學實效，看不慣慢吞木訥的傻樣子。

　　搞科學研究，搞經營貿易，上海人膽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國各單位都會有一些費腦子的麻煩事，一般清上海人來辦較為稱職。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實上現在遞交給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腦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華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構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歡大請客，酒海內山;不喜歡“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歡連續幾天伴陪著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對友情的忠誠;不喜歡聽大報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長篇發言;上海的文化沙龍怎么也搞不起來，因為參加者一估算，賠上那么多時間得不償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條件也不太樂意往豪華賓館，因為這對哪一方面都沒有實際利益……凡此種種，都無可非議，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這些地方，那就不算討厭。

　　但是，在這座城市，你也可以處處發現聰明過度的浪費現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內一個較遠的地方去，會花費不少時間思考和打聽哪一條線路、幾次換車的車票最為省儉，哪怕差三五分錢也要認真對待。這種事有時發生在公共汽車上，車上的旁人會脫口而出提供一條更省儉的路線，取道之精，恰似一位軍事學家在選擇襲擊險徑。車上的這種討論，常常變成一種群體性的投入，讓人更覺悲哀。公共宿舍里水電、煤氣費的分攤糾紛，發生之頻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國之最。

　　可以把這一切都歸因于貧困。但是，他們在爭執時嘴上叼著的一支外國香煙，已足可把爭執的費用雙倍抵回。

　　我發現，上海人的這種計較，一大半出自對自身精明的衛護和表現。智慧會構成一種生命力，時時要求發泄，即便對象物是如此瑣屑，一發泄才會感到自身的強健。這些可憐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們沉重的累贅。沒有讓他們去鉆研微積分，沒有讓他們去畫設計圖，沒有讓他們去操縱流水線，沒有讓他們置身商業竟爭的第一線，他們怎么辦呢?去參加智力競賽，年紀已經太大;去參加賭|博，聲名經濟皆受累。他們只能耗費在這些芝麻綠豆小事上，雖然認真而氣憤，也算一種消遣。

　　本來，這樣的頭腦，這一份口才，應出現在與外商談判的唇槍舌劍之間。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構成了一種群體性的邏輯曲線，在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處處晃動、閃爍。快速的領悟力，迅捷的推斷，彼此都心有靈犀一點通。電車里買票，乘客遞上一角五分，只說“兩張”，售票員立即撕下兩張七分票，像是比賽著敏捷和簡潔。一切不能很快跟上這條邏輯曲線的人，上海人總以為是外地人或鄉下人，他們可厭的自負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員、營業員，服務態度在全國不算下等，他們讓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們常常要求所有的顧客都有一樣的領悟力和推斷力。凡是沒有的，他們一概稱之為“拎勿清”，對之愛理不理。　　平心而論，這不是排外，而是對自身智慧的悲劇性執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體現為一種“雅俗共賞”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較現實的，不會對已逝的生活現象迷戀到執著的地步，總會釀發出一種突破意識和先鋒意識。他們文化素養不低，有足夠的能力涉足國內外高層文化領域。但是，他們的精明使他們更多地顧及到現實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當傷痕斑斑、求告無門的孤獨英雄，也不喜歡長期處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賞的形態。他們有一種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學理融化于世俗，讓世俗閃耀出智慧。毫無疑問，這種化解，常常會使嚴謹繽密的理論懈弛，使奮發凌厲的思想圓鈍，造成精神行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它又會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實質性進展，獲得慷慨突進者所難于取得的效果。這很可稱之為文化演進的精明方式。

　　特別能體現上海文明雅俗共賞特征的，是那張《新民晚報》。它始終保持著雅俗文化之間的巧妙平衡，結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讀《新民晚報》當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規程的，而教授學者也絕不會把它鄙棄。它開辟了一個頗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帶，大雅大俗均可隨腳出入，而一個上海城就座落其間。由此我們可以聯想到上海的戲劇、繪畫、影視、小說，都有類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種心理品性，是發端于國際交往歷史的開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國范圍內，上海人面對國際社會的心理狀態比較平衡。他們從來在內心沒有鄙視過外國人，因此也不會害怕外國人，或表示超乎常態的恭敬。他們在總體上有點崇洋，但在氣質上卻不大會媚外。我的朋友沙葉新幽默地提出過他的人生態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過來概括上海人的心態。

　　毫無疑問，這與這座城市的歷史密切有關。老一代人力車夫都會說幾句英語，但即使低微如他們，也敢于在“五卅”的風潮中與外國人一爭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國僑民住著，長年的鄰居，關系也就調節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營業員不會把一個外國顧客太當作一回事，他們常常還會估量外國顧客的經濟實力，幫他出點購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稱外國人為“老外”，這個不算尊稱也不算鄙稱的有趣說法，似乎挺密切，實則很生分，至今無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語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國人統稱為“外國人”，只要知道國籍，一般總會具體地說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日本人。這說明，連一般市民，與外國人也有一種心理趨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個階層，上海人對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國留學。到日本邊讀書邊打工是已經走投無路了的青年們自己的選擇;只要子女還未成年，家長是不作這種選擇的，他們希望子女能正正經經到美國留學。這里普及著一種國際視野。

　　其實，即使在沒有開放的時代，上海人在對子女的教育上也隱隱埋伏著一種國際性的文化要求，不管當時能不能實現。上海的中學對英語一直比較重視，即使當時幾乎沒有用，也沒有家長提出免修。上海人總要求孩子在課余學一點鋼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們被吸收到當時很有吸引力的部隊文工團。一度在全國十分響亮的哈爾濱軍事工業大學，歷來對上海的優秀考生構不成向往。在“__”動亂中，好像一切都滅絕了，但有幾次外國古典音樂代表團悄悄來臨，報紙上也沒作什么宣傳，不知怎么立即會卷起搶購票子的熱潮，這么多外國音樂迷原先都躲在哪兒呢?開演的時候，他們衣服整潔，秩序和禮節全部符合國際慣例，很為上海人爭臉。前些年舉行貝多芬交響音樂會，難以計數的上海人竟然在凜冽的寒風中通宵排隊。兩年前，我所在的學院試演著名荒誕派戲劇《等待戈多》，按一般標準，這出戲看起來十分枯燥乏味，國外不少城市演出時觀眾也不多。但是上海觀眾卻能靜靜看完，不罵人，不議論，也不歡呼，其間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們知道這是一部世界名作，應該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戲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這批去了那批來，平靜而安詳。

　　毋庸諱言，上海的下層社會并不具備國際性的文化追求，但長期置身在這么一個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養成了對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過“讀書無用論”，但情況與外地略有不同，絕大多數家長都不能容忍一個能讀上去的子女自行輟學，只有對實在讀不好的子女，才用“讀書無用論”作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鄰居搪塞一下。即使在“__”動亂中，“__最后一批大學畢業生始終是視點集中的求婚對象，哪怕他們當時薪水很低，前途無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中，這種對文化的景仰帶有非實利的盲目性，最講實利的上海人在這一點上不講實利，依我看，這是上海人與廣州人的最大區別之一，盡管他們在其他不少方面頗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還可以舉出一些來，但從這幾點已可看出一點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個構成極為復雜的群體，因此，這種文明并不體現為一個規定死了的群體，而是呈現為一種無形的心理秩序，吸納著和放逐著來來去去的過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還未能皈依這種文明，相反，有的人進入不久便神魂與共。這便產生了非戶籍意義上，而是心理文化意義上的上海人。

　　無疑，上海人遠不是理想的現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歷史限制了他們，也塑造了他們;一個特殊的方位釋放了他們，又制約了他們。他們在全國顯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顯得有點怪異。

　　在文化人格結構上，他們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傳統?靠新潮?靠內地?靠國際?靠經濟?靠文化?靠美譽?靠實力?靠人情?靠效率?他們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點依稀朦朧。他們最容易灑脫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種灑脫的孤獨。

　　他們做過的，或能做的夢都太多太多。載著滿腦子的夢想，拖著踉蹌的腳步。好像有無數聲音在呼喚著他們，他們的才干也在渾身沖動，于是，他們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們也感覺到了自身的陋習，憬悟到了自己的窩囊，卻不知挽什么風，捧什么水，將自己洗滌。

　　他們已經傾聽過來自黃土高原的悲愴壯歌，也已經領略過來自南疆海濱的輕快步履，他們欽羨過，但又本能地懂得，欽羨過分了，我將不是我。我究竟是誰?該做什么?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參加一個國際會議，聽一位中國問題專家說：“我作了認真調查，敢于斷言，上海人的素質和潛力，絕不比世界上許多著名的城市差!”這種激勵的話語，上海人已聽了不止一次，越聽，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

　　每天清晨，上海人還在市場上討價還價，還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不斷吵架。晚上，回到家，靜靜心，教訓孩子把英文學好。孩子畢業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嘆息一聲，撫摸一下自己斑白的頭發。

　　一部怪異的上海史，落到這一代人手上繼續書寫。

　　續寫上海新歷史，關鍵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義，是人格結構的調整。對此請允許我說幾句重話。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結構，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濃度繁榮和動亂的遺留。在本世紀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見了一番世面，但無可否認，那時的上海人在總體上不是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長期處于仆從、職員、助手的地位，是外國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線，承受著創業的樂趣和風險。眾多的上海人處于第二線，觀看著，比較著，追隨著，參謀著，擔心著，慶幸著，來反復品嘗第二線的樂趣和風險。也有少數上海人沖到了第一線，如果成功了，后來也都離開了上海。這種整體角色，即使上海人見聞廣遠，很能適應現代競爭社會，又缺少自主氣魄，不敢讓個體生命燦爛展現。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適的崗位仍是某家跨國大企業的高級職員，而很難成為氣吞山河的第一總裁。上海人的眼界遠遠超過闖勁，適應力遠遠超過開創力。有大家風度，卻沒有大將風范。有鳥瞰世界的視野，卻沒有縱橫世界的氣概。

　　因此，上海人總在期待。他們眼界高，來什么也不能滿足他們的期待，只好靠發發牢騷來消遣。牢騷也僅止于牢騷，制約著他們的是職員心態。

　　沒有敢為天下先的勇氣，沒有統領全局的強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與怯弱相伴隨。他們不會高聲朗笑，不會拼死搏擊，不會孤身野旅，不會背水一戰。連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顧后盼，拖泥帶水。連談戀愛也少一點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發。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種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龍氣，只聽得機敏的言詞滾滾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動;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場合耍弄機智，每每墮于刻薄和惡濾;再糟糕一點的，則走向市儈氣乃至流氓氣，成為街市間讓人頭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過得并不順心，但由于他們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劇性的體驗，而缺少悲劇性體驗也就缺少了對崇高和偉大的領受;他們號稱偏愛滑稽，但也僅止于滑稽而達不到真正的幽默，因為他們不具備幽默所必須有的大氣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時失卻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屬于生命體驗的兩大基元對他們都頗為黯淡。本來，中國的藝術文化走到今天不應該再完全寄情于歸結歷史的反思形態，上海理應在開拓新的時空中有更大的作為，但上海人的這種素質一時擔當不了這個重任，對生命體驗的黯淡決定了他們的小家子氣。中國文化在可以昂首突進的地方找不到多少歷險家，卻遇到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職員。

　　即便是受到全國厭棄的那份自傲氣，也只是上海人對于自己生態和心態的盲目守衛，做得瑣瑣碎碎，不成氣派。真正的強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無恐的精神力量使他們變得大方而豁達，不會只在生活方式;言談舉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總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結構盡管不失精巧，卻缺少一個沸沸揚揚的生命熱源。于是，這個城市失去了燙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蕩的勃發。

　　可惜，譏刺上海人的鋒芒，常常來自一種更落后的規范：說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離經叛道;要上海人重歸樸拙、重返馴順、重組一統。對此，胸襟中貯滿了海風的上海人倒是有點固執，并不整個兒幡然悔悟。暫時寧肯這樣，不要匆忙趨附。困惑迷惘一陣子，說不定不久就會站出像模像樣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結構的合理走向，應該是更自由、更強健、更熱烈、更宏偉。它的依憑點是大海、世界、未來。這種人格結構的群體性體現，在中國哪座城市都還沒有出現過。

　　如果永遠只是一個擁擠的職員市場，永遠只是一個新一代華僑的培養地，那么，在未來的世界版圖上，這個城市將黯然隱退。歷史，從來不給附庸以地位。

　　不久前，我讀到一則國外通訊社的報道，說德國一座城市中有一家奇跡般的書店，在這家書店里竟能買到上海地圖!外國記者的驚嘆使我心酸，他們的報道的前文中已說明，這家書店出售著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地圖。可是為什么多了一張上海地圖，就這樣大驚小怪?

　　上海的地位，本不是這樣，本不應這樣!

　　如果人們能從地理空間上發現時間意義，那就不難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國，也就失落了一個時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余秋雨作品優美散文：這里真安靜

　　我到過一個地方，神秘得像寓言，抽象得像夢境。

　　很多長住新加坡的人都不知道有這么個地方，聽我一說，驚訝萬分。

　　是韓山元先生帶我去的。韓先生是此地一家大報的高級編輯，又是一位滿肚子掌故的鄉土歷史學家。那天早晨，他不知怎么摸開了我住所的大鐵門，從花園的小道上繞到我臥室的南宮下，用手指敲了敲窗框。我不由林然一驚，因為除了一位輕手輕腳的馬來亞園丁，還從來沒有人在這個窗下出現過。

　　他朝我詭秘地一笑，說要帶我去一個很少有人知道的奇怪地方。我相信了他，他一定會發現一點什么的，就沖他繞來繞去繞到我這個窗下的勁頭。

　　我打開大門，那里還等著兩位女記者，韓先生的同事，也算我在這里的學生。她們都還年輕，對探幽索秘之類的事，興趣很大。于是，一行四人。

　　其實韓先生也不太記得路了。在車上他托著下巴，支支吾吾地回憶著、囁嚅著。駕車的女記者每到岔道口就把車速放慢，好讓他猶豫、判斷、罵自己的記性。韓先生尋路的表情越艱難，目的地也就變得越僻遠、越離奇。

　　目的地竟是一個墳地。

　　新加坡的墳地很多，而且都很堂皇。漂泊者們葬身他鄉已經夠委屈的了，哪能不盡量把墳地弄得氣派一點?但是，這個墳地好生奇特，門面狹小，黑色的舊鐵欄萎萎縮縮。進得里面才發現占地不小，卻冷冷清清不見一個人影。一看幾排墓碑就明白，這是日本人的墳地。

　　“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墳地比它更節儉的了。你看這個碑”，韓先生用手一指，那只是許多墓碑中的一個矮小的方尖碑，上面刻著六個漢字：

　　納骨一萬余體

　　碑下埋著的，是一萬余名侵略東南亞的“皇軍”的骨灰。

　　“再看那邊，”順著韓先生的指點，我看到一片廣闊的草地上，鋪展著無數星星點點的小石樁，“一個石樁就是一名日本妓女，看有多少!”

　　用不著再多說話，我確實被震動了。人的生命，能排列得這樣緊縮，擠壓得這樣局促么?而且，這又是一些什么樣的生命啊。一個一度把亞洲攪得暈暈乎乎的民族，將自己的媚艷和殘暴揮灑到如此遙遠的地方，然后又在這里劃下一個悲劇的句號。多少情笑和吶喊，多少脂粉和鮮血，終于都喑啞了，凝結了，凝結成一個角落，凝結成一種躲避，躲避著人群，躲避著歷史，只懷抱著茂草和鳥鳴，懷抱著羞愧和罪名，不聲不響，也不愿讓人靠近。

　　是的，竟然沒有商人、職員、工人、旅游者、水手、醫生躋身其間，只有兩支最喧鬧的隊伍，浩浩蕩蕩，消失在這么一個不大的園子里。我們不能不把腳步放輕，怕踩著了什么。腳下，密密層層的萬千靈魂間，該隱埋著幾堆日本史，幾堆南洋史，幾堆風流史，幾堆侵略史。每一堆都太艱深，于是只好由艱深歸于寧靜，像一個避世隱居、滿臉皺紋的老人，已經不愿再哼一聲。

　　到底是日本人，擠到了這么一個地方，依然等級森嚴。

　　一般士兵只立集體墓碑。除了“納骨一萬余體”外，還有一個含糊其詞的所謂 “作業隊殉難者之碑”，也是一個萬人碑，為太平洋戰爭時戰死的士兵而立。另一個“陸海軍人軍屬留魂之碑”，則是馬來西亞戰爭中戰死日軍的集體墓，原在武吉知馬山上，后被抗日人士炸毀，日本人在碎墟中打點收拾殘骨，移葬這里。

　　軍曹、兵長、伍長，乃至準尉級的仕官，皆立個人墓碑。一根根細長的木樁緊緊地排著，其中稍稍高出周圍的是準尉。

　　以上均立石碑，到了高級軍銜大佐，則立大理石碑。

　　讓開這所有的群體，獨個兒遠遠地坐東面西的，則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陸軍元帥、日本南方軍總司令寺內壽一的大墓。這座墓，傲氣十足，俯瞰著自己的數萬屬下。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對寺內壽一這個名字十分敏感。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后，寺內壽一曾被任命為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在他的指揮下，日軍由北平進占山西、陜西、甘肅，直取蘭州。在著名的平型關戰役中遭受中國軍隊慘重打擊的板垣師團，也屬于他的部下。這么一個把古老的黃河流域整個兒浸入血泊的軍閥，最終竟然躲到了這個角落!

　　我呆呆地佇立著，死死地看著這座墓。我深知，幾乎未曾有過中國人，會轉彎抹角地找到這里，盯著它看。那么，今天也算是你寺內元帥與中國人的久別重逢吧。你躲藏得好偏僻，而我的目光背后，應是華北平原的萬里云天。

　　寺內壽一改任南方派遣軍總司令是在1941年10月東條英機上臺組閣之后，他與山本五十六的海軍聯合艦隊相配合，構成了震動世界的太平洋戰爭。他把他在華北的兇殘傾泄到了南洋，從西貢直搗新加坡。他的死亡是在日本投降之后，死因是腦溢血。

　　元帥的死亡，震動了當時由英軍看守的日軍戰俘營。正是那些早就被解除武裝、正在受到公審、正在受到全世界唾罵的戰俘，張羅著要為寺內壽一筑墳，而且是筑一座符合元帥身份的墳。從我接觸到的一些資料看，為了眼前這座墳，當時日軍戰俘營里所發生的事，今天想來依然觸目驚心。

　　這些戰俘白天在英軍的監視下做苦工，到了夜晚空下來，就聚集在宿舍里密謀。他們決定，寺內壽一的墓碑必須采用柔佛(今屬馬來西亞)南部的一座石山上的石料，因為這座石山上曾發生過日軍和英澳聯軍的激戰，好多石塊就浸染了日本軍人的鮮血。他們要悄悄派出幾個目睹當年激戰的人去，確定當年日軍流血最多的地方，再從那里開采巨石，躲過人們耳目，拼死長途運來。

　　這些戰俘開始行動了。他們正兒八經向看守他們的英國軍官提出申請，說想自己動手修建戰俘營的宿舍，需要到外面去采伐、搬運一些木料石料。同時，他們又搜集身邊帶著的日本小玩意兒來籠絡英軍及其家屬。英軍同意了他們的申請，結果他們開始大規模地采運石料，不僅為寺內壽一，而且為其他戰死的日軍筑墳。柔佛那方染血的巨石完全不像修宿舍的材料，只能在星夜秘密偷運。運到離現在墓地8公里之外一座荒棄的橡膠園里，搭起一個帳篷，用兩天時間刻琢碑文，刻好之后又運到墓地，恭恭敬敬豎好，澆上水泥加固。我現在死死盯著看的，就是這個墓碑。　　這一切，竟然都是一個戰敗國的俘虜們偷偷做成的，實在讓人吃驚。我想，如果有哪位電影大師拍一部影片，就表現一群戰俘在黑夜偷運染血巨石來作元帥墓碑的艱苦行程，一定會緊扣人心。山道上，椰林下，低聲的呼號，受過傷的肩膀，勒入肌肉的麻繩，搖晃的腳步，警覺的耳朵，尤其是月光下，那一雙雙不肯認輸服罪的眼睛……

　　資料告訴我，即使在國際法庭公審和處決戰犯之后，那些日軍戰俘，竟還想盡各種辦法，通過各種途徑，弄到了每一戰犯處決時灑血的泥土，匯集起來到這個墳地“下葬”，豎起一個“殉難烈士之碑”。這個碑，我進人墓園不久就看到了的，不知底細的人怎會知道“烈士”是誰?

　　韓山元先生曾聽守墓人說，別看這個墳地冷清，多年來，總有一些上年歲的人專程從日本趕來，跪倒在哪幾座墓碑前獻酒上香，然后飲泣良久。這些年，這樣的老人看不到了，或許他們也都有了自己的墓碑。于是，墳地真正冷清了，不要說戰爭，就是那星夜運石的呼號，也已成了遙遠的夢影。但是，只要你不小心走進了這個地方，在這些墓碑間巡脧一遍，你就會領受到人類精神中極其可怖的一個部分，-陰-氣森森。這里上下有序，排列整齊，傲骨嶙峋，好像還在期待著某種指令……

　　現在該來看看那些可憐的日本妓女了。

　　論資格，這些妓女要比埋在近旁的軍人老得多。大概從本世紀初年以來，日本妓女蜂擁來南洋有過幾次高|潮，每次都和日本經濟的蕭條有關。而當時的南洋，由于橡膠和錫礦的開采，經濟頗為繁榮，大批在國內不易謀生的日本少女就不遠千里，給南洋帶來了屈辱的笑顏。

　　日本女子的美貌和溫柔使她們很快壓倒了南洋各地的其他娛樂項目，轟轟烈烈地構成了一種宏大的職業。從野心勃勃的創業者到含辛茹苦的錫礦工人，都隨時隨地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日本娼寮。各國、各族的嫖客，都在日本妓院中進進出出。在這個時候，日本民族在南洋的形象，顯得既柔弱又可憐。

　　既然日妓南下與日本經濟蕭條有密切關系，而經濟蕭條又是日本必須向外擴張的根本動因，那么，不妨說，日本妓女的先來和日本軍人的后到，確實存在著某種因果關系。讓他們的墳墓緊緊靠在一起，好像是故意在搭建一種歷史邏輯。

　　當日本軍隊占領南洋時，原先在這里的妓女再加上軍妓，日妓的數量更是達到空前，連著名的南華女子中學也解散而成了日本藝妓館。這簡直成了一支與“皇軍” 可以并駕齊驅的隊伍，有人戲稱為“大和部隊”。據說還有一位日本官員故意向寺內壽一總司令報告：“大和部隊已經打進來了。”寺內壽一因此而把不少軍妓遣送回國，但日本妓女真正在南洋的銳減，則是在日本投降之后。這些已經夠屈辱了的女子，無法在更屈辱的大背景下繼續謀生了。事實上，即便是戰敗的苦難，她們也比軍閥們受得深，盡管她們遠不是戰爭的發動者，也沒有因戰爭而有任何得益。

　　日本妓女在南洋的悲慘命運，已由電影《望鄉》表現得淋漓盡致。但是依我看，那畢竟是日本人自己搞的作品。在某些歷史關節上無法冷靜地開掘。日本妓女在南洋的遭遇，只有與以后日本軍隊的占領南洋疏通起來，現代日本民族的心態和命運才能梳理得更加完整和透徹。僅僅表現她們在屈辱中思念故鄉，顯然是把題目做小了。

　　《望鄉》中一個讓人難忘的細節是，日本妓女死后安葬南洋，墓碑全都向著故鄉。但是，我在這個日本墳地中看到的情景卻完全相反：300多個妓女的墓碑，全部向著正西，沒有一座向著北方!

　　也許是不敢，也許是不愿，她們狠狠心擰過頭去，朝著另一方向躺下了，不再牽腸掛肚，不再幽恨綿綿，連眼角也不掃一掃那曾經天天思念的地方。

　　豈止不再眼巴巴地望著故鄉，在她們這么多的墓碑上，連一個真名字也沒有留下。石碑上刻著的都是“戒名”，如“德操信女”、“端念信女”、“妙鑒信女”，等等。這些姑娘，身陷可怕的泥淖之中，為了保持住一點點生命的信念，便都皈依了佛教，希望在虔誠的祈求間，留住些許朦朧的微光。但是我覺得，她們不具真名，與其說是為了佛教信仰，不如說是要隱瞞自己家族的姓氏，不使遙遠的族人因自己而招腥惹臭。

　　這種情景，與邊上那些耀武揚威地寫滿軍銜、官職的軍人墓碑有多大的差別啊。我仔細地撥開草叢，讀著那一個個姑娘自己杜撰的假名字。她們都有過鮮亮的青春，但很快都羞縮成了一枚枚瑣小的石丁，掩埋在異地的荒草中。我認出那些字來了，顯然都是死者的小姐妹們湊幾個錢托人刻上去的，卻又像死者在低聲地自報家門。她們沒什么文化，好不容易想出幾個字來，藏著點兒內心的悲涼：“忍芳信女”、 “寂伊信女”、“空寂信女”、“幽幻信女”……

　　我相信，這些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一定比那邊的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更通人性。可惜，這些墓碑群什么資料也沒有留下，連讓我胡亂猜想的由頭也十分依稀。

　　例如，為什么這座立于昭和初年的墓碑那么精雕細刻呢，這位“信女”一定有過什么動人的事跡，使她死后能招來這么多姐妹的集資。也許，她在當時是一位才貌雙全、俠骨慈心的名妓?

　　又如，為什么這些墓碑上連一個字也沒有呢?是因為她們做了什么錯事，還是由于遭致什么意外?

　　還有，這五位“信女”的墓碑為什么要并排在一個墓基上呢?她們是結拜姐妹?顯然不僅是這個原因，因為她們必須同時死才會有這樣的墓，那么，為什么又要同時死呢?

　　這些，都一定有故事，而且是極其哀怨、極其絢麗的故事，近乎中國明清之間的秦淮諸艷。

　　發生在妓院里的故事，未必都是低下的。作為特殊的時代的一個特殊交際場所，那里會包藏著許多政治風波、金融搏斗、人生滄桑、民族恩怨乃至國際諜情。也許，日本史和南洋史的某些線頭，曾經由這些“信女”的纖纖素手綰接。我在這片草地上走了一圈又一圈，深深可惜著多少動人的故事全都化作了泥土。當地不少文學界的朋友常常與我一起嘆息當今南洋文學界成果寥寥，恕我魯莽，我建議南洋文化的挖掘者，多找找這些墳地。軍人的墳地，女人的墳地，哪怕它們藏得如此隱蔽。

　　“軍人，女人，還有文人!”韓山元先生聽我在自言自語，插了一句。　　是的，這個墳地里，除了大批軍人和女人，竟然還孤零零地插進來一個文人。

　　這位文人的墓，座落在墳地的最東邊。本來，寺內壽一的墓座東朝西，俯瞰整個墓地;但這座文人墓卻躲在寺內壽一墓的后邊，把它也當作了俯瞰的對象。

　　僅僅這一點，就使我們這幾個文人特別解氣。而且墓主還是一位挺有名的日本文學家：二葉亭四迷。我記得他的相片，留著胡子，戴著眼鏡，頭上的帽子很像中國的氈帽。我應該是在研究魯迅和周作人的時候順便了解這位文學家盼，他葬在這里，對我也是個意外。不管怎么說，整個墳地中，真正能使我產生親切感的只能是他了。

　　他的墓碑上的字也寫得漂亮，是一種真正的書法。這又使我們幾個多了一份高興。那些軍官的墓碑既然都是戰俘們偷偷張羅的，字能好到哪里去?

　　二葉亭四迷1909年2月在俄國游歷時發現患了肺結核，但是這位固執的文學家不相信醫生，胡亂自己服藥，致使病情嚴重，后由朋友幫助，轉倫敦坐輪船返日本治療。但是，他并沒有能夠到達日本，而是死在由哥倫坡駛向新加坡的途中。就這樣，他永久留在新加坡了。他進墳地是在1909年5月，不僅那些軍人的墳墓還一座也沒有，連妓女的墳墓也不會有幾座，因為當時，日本妓女還剛剛向南洋進發。

　　二葉亭四迷早早地踞守著這個墳地，他萬萬沒有料到，這個墳地以后會有這般怪異的擁擠。他更無法設想，多少年后，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個，他將永久地固守著寂寞和孤單。

　　我相信，如果二葉亭四迷地下有靈，他執拗的性格會使他深深地惱怒這個環境。作為日本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員大將，他最為關注的是日本民族的靈魂。他怎么能忍心，日日夜夜逼視著這些來自自己國家的殘暴軍士和可憐女性。

　　但是，二葉亭四迷也許并不想因此而離開。他有民族自尊心，他要讓南洋人民知道，本世紀客死外國的日本人，不僅僅只有軍人和女人。“還有我，哪怕只有一個：文人!”

　　不錯，文人。并沒有什么了不起，但死的時候不用像那些姑娘那樣隱姓埋名，葬的時候不用像那些軍人那樣偷偷摸摸、鬼鬼祟祟。

　　我相信，每一次妓女下葬，送葬的小姐妹們都會在整個墳地中走走，順便看看這位文學家的墓碑，盡管她們根本讀不懂他的作品;我相信，那些戰俘偷偷地把寺內壽一的墳筑在他的近側，也都會對他龍飛鳳舞的墓碑端詳良久。二葉亭四迷為這個墳地提供了陌生，提供了間離。軍樂和艷曲的渦漩中，突然冒出來一個不和諧的低沉顫音。

　　不能少了他。少了他，就構不成“軍人、女人、文人”的三相結構，就構不成一種寓言式的抽象。現在夠了，一半軍人，一半女人，最邊上居高臨下，端坐著一位最有年歲的文人。這么一座墳地，還不是寓言?

　　這個三相寓言結構竟然隱匿于鬧市，沉淀成寧靜。民族、歷史的大課題，既在這里定格，又在這里混沌。甜酸苦辣的滋味，彌漫于樹叢，彌漫于草地。鐵柵欄圍住的，簡直是個歷史的濃縮體。我走過許多地方，未曾見過如此具有概括力的所在，概括得令人有點難以置信。

　　離開墓地之后，我們的車又在鬧市間胡竄亂逛。不知怎么，大家對街上的日本人特別注意起來。

　　顯而易見，今天的日本人在這座城市地位特殊。前幾天讀到本地一位女作家的一篇作品，其中寫到一個年輕繁忙的華人母親把自己幼小的女兒托養在公婆家里，沒想到一年以后，女兒牙牙學語吐出來的第一句話不是華語，不是方言，也不是英語，而竟然是日語。原來公婆家通用的是夾著日語的英語，而日語的成分又日見提高。這位年輕的母親真正地發怒了，大聲吼道：“我不能眼看著自己十月懷胎生下來的孩子，成為一個是華人又不像華人的怪物!”

　　這種現象，在這里比較典型。日本是亞洲首富，經濟界人士競相趨附是不奇怪的。你看，就在我們的車窗外，那些最豪華的商店門口，停得最多的是日本旅游團的大客車。一大串專供旅游的人力三輪車從我們的車外慢慢前行，不用細看，坐的大多是日本人。

　　這時我心中忽起一個念頭，真想走上前去告訴那些坐在人力車上興高采烈的日本朋友;就在這座城市，一個草木掩蔭的冷僻所在，有一個墳地。無論如何，你們應該去看看的。我們剛去看過。

　　真的，你們應該去看看。

　　余秋雨作品優美散文：夜航船

　　我的書架上有一部明代文學家張岱的《夜航船》。這是一部許多學人查訪終身而不得的書，新近根據寧波天一閣所藏抄本印出。書很厚，書脊顯豁，插在書架上十分醒目。文學界的朋友來寒舍時，常常誤認為是一部新出的長篇小說。這部明代小百科的書名確實太有意思了，連我自己巡脧書架時也常常會讓目光在那里頓一頓，耳邊響起[矣欠]乃的櫓聲。

　　夜航船，歷來是中國南方水鄉苦途長旅的象征。我的家鄉山嶺叢集，十分閉塞，卻有一條河流悄然穿入。每天深夜，總能聽到篤篤篤的聲音從河畔傳來，這是夜航船來了，船夫看到岸邊屋舍，就用木棍敲著船幫，招喚著準備遠行的客人。山民們夜夜聽到這個聲音，習以為常，但終于，也許是身邊的日子實在是混不下去了，也許是憨拙的頭腦中突然卷起了幻想的波瀾，這篤篤篤的聲音產生了莫大的誘惑。不知是哪一天，他們吃過一頓稍稍豐盛的晚餐，早早地收拾好簡薄的行囊，與妻兒們一起坐在閃爍的油燈下等候這篤篤聲。

　　當敲擊船幫的聲音終于響起時，年幼的兒子們早已歪歪扭扭地睡熟，山民粗粗糙糙地挨個兒摸了一下他們的頭，隨即用拳頭擦了擦眼角，快步走出屋外。蓬頭散發的妻子提著包袱跟在后面，沒有一句話。

　　外出的山民很少有回來的。有的妻子，實在無以為生了，就在丈夫上船的河灘上，抱著兒子投了水。這種事一般發生在黑夜，慘淡的月光照了一下河中的漣漪，很快什么也沒有了。過不了多久，夜航船又來了，仍然是篤篤篤、篤篤篤，慢慢駛過。

　　偶爾也有些叫人羨慕的信息傳來。鄉間竟出現了遠途而來的老郵差，手中拿著一封夾著匯票的信。于是，這家人家的木門檻在幾天內就會跨進無數雙泥腳。夜間，夜航船的敲擊聲更其響亮了，許多山民開始失眠。

　　幾張匯票使得鄉間有了私塾。一些幸運的孩子開始跟著一位外鄉來的冬烘先生大聲念書。進私塾的孩子有時也會被篤篤聲驚醒，翻了一個身，側耳靜聽。這聲音，與山腰破廟里的木魚聲太像了，那是祖母們向往的聲音。

　　二

　　一個坐夜航船到上海去謀生的人突然成了暴發戶。他回鄉重修宅院，為了防范匪盜，在宅院四周挖了河，筑一座小橋開通門戶。宅院東側的河邊，專修一個船碼頭，夜航船每晚要在那里停靠，他們家的人員貨物往來多得很。夜航船專為他們辟了一個精雅小艙，經常有人從平展展的青石階梯上下來，幾個傭人挑著足夠半月之用的食物上船。有時，傭人手上還會提著一捆書，這在鄉間是稀罕之物。山民們傻想著小艙內酒足飯飽、展卷臥讀的神仙日子。船老大也漸漸氣派起來。我家鄰村就有一個開夜航船的船老大，早已成為全村艷羨的腳色*。過去，坐他船的大多是私鹽販子，因此航船經常要在沿途受到緝查。緝查到了，私鹽販子總被捆綁起來，去承受一種叫做“趲杠”的酷刑。這種酷刑常常使私鹽販子一命嗚呼。船老大也會被看成是同伙，雖不做“趲杠”，卻要吊打。現在，緝查人員攔住夜航船，見到的常常是神態高傲的殷富文士，只好點頭哈腰連忙放行。船老大也就以利言相譏，出一口積壓多年的鳥氣。

　　每次船老大回村，總是背著那支大櫓。航船的櫓背走了，別人也就無法偷走那條船。這支櫓，就像現今小汽車上的鑰匙。船老大再勞累，背櫓進村時總把腰挺得直直的，擺足了一副凱旋的架勢。放下櫓，草草洗過臉，就開始喝酒。燈光亮堂，并不關門，讓亮光照徹全村。從別的碼頭順帶捎來的下酒菜，每每引得鄉人垂涎欲滴。連灌數盅后他開始講話，內容不離這次航行的船客，談他們的風雅和富有。

　　三

　　好多年前，我是被夜航船的篤篤聲驚醒的孩子中的一個。如果是夏夜，我會起身，攀著窗沿去看河中那艘扁黑的船，它走得很慢，卻總是在走。聽大人說，明天傍晚就可走到縣城。縣城準是大地方，河更寬了，船更多了，一條條晶亮晶亮的水路，再也沒有泥淖和雜藻，再也沒有土岸和殘埠，直直地通向天際。

　　第二天醒來，急急趕到船老大家，去撫摩那支大櫓。大櫓上過桐油，天天被水沖洗，非常干凈。當時私塾已變成小學，學校的老師都是坐著航船來的，學生讀完書也要坐著航船出去。整個學校，就像一個船碼頭。

　　櫓聲[矣欠]乃，日日夜夜，山村流動起來了。

　　夜航船，山村孩子心中的船，破殘的農村求援的船，青年冒險家下賭注的船，文化細流浚通的船。

　　船頭畫著兩只大大的虎眼，犁破狹小的河道，濺起潑刺刺的水聲。

　　四

　　這下可以回過頭來說說張岱的《夜航船》了。

　　這位大學者顯然是夜航船中的常客。他如此博學多才，不可能長踞一隅。在明代，他廣泛的游歷和交往，不能不經常依靠夜航船。次數一多，他開始對夜航船中的小世界品味起來。

　　船客都是萍水相逢，無法作切己的深談。可是船中的時日緩慢又無聊，只能以閑談消遣。當時遠非信息社會，沒有多少轟動一時的新聞可以隨意評說，談來談去，以歷史文化知識最為相宜。中國歷史漫長，文物典章繁復，談資甚多。稍稍有點文化的人，正可借此比賽和炫示學問。一來二去，獲得一點暫時的滿足。

　　張岱是紹興人，當時紹興府管轄八縣，我的家鄉余姚正屬其中。照張岱說法，紹興八縣中數余姚文化氣息最濃，后生小子都得讀書，結果那里各行各業的人對于歷史文物典章，知之甚多，一旦聚在夜航船中，談起來機鋒頗健，十分熱鬧。因此，這一帶的夜航船，一下去就像進入一個文化賽場。

　　他在《夜航船序》里記下了一個有趣的故事：

　　昔有一僧人，與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談闊論，僧畏懾， 　　拳足而寢。僧人聽其語有破綻，乃曰：“請問相公，澹臺滅明是一 　　個人、兩個人?”士子曰：“是兩個人。”僧曰：“這等堯舜是一 　　個人、兩個人?”士子曰：“自然是一個人!”僧乃笑曰：“這等 　　說起來，且待小僧伸伸腳。”

　　你看，知識的優勢轉眼間就成了占據鋪位的優勢。這個士子也實在是丟了吾鄉的臉，不知道“澹臺”是復姓倒也罷了，把堯、舜說成一個人是不可原諒的。讓他縮頭縮腳地蜷曲著睡，正是活該。但是，夜航船中也有不少真正的難題目，很難全然對答如流而不被人掩口恥笑。所以連張岱都說：“天下學問，唯夜航船中最難對付。”

　　于是，他發心編一部初級小百科，列述一般中國文化常識，使士子們不要在類似于夜航船這樣的場合頻頻露丑。他把這部小百科名之曰《夜航船》，當然只是一個瀟灑幽默的舉動，此書的實際效用遠在閑談場合之上。

　　五

　　但是，張岱的勞作，還是讓我們看到了一種有趣的“夜航船文化”。這又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可感嘆之處。

　　在緩慢的航行進程中，細細品嘗著已逝的陳跡，哪怕是一些瑣碎的知識。不惜為千百年前的細枝末節爭得臉紅耳赤，反正有的是時間。中國文化的進程，正像這艘夜航船。

　　船頭的浪，潑不進來;船外的風，吹不進來;航行的路程，早已預定。談知識，無關眼下;談歷史，拒絕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談笑爭勝間消耗。把船櫓托付給老大，士子的天地只在船艙。一番譏刺，一番炫耀，一番假惺惺的欽佩，一番自命不凡的陶醉，到頭來，爭得稍大一點的一個鋪位，倒頭便睡，換得個夢中微笑。

　　第二天，依然是這般喧鬧，依然是這般無聊。船一程程行去，歲月一片片消逝，永遠是喧鬧的無聊，無聊的喧鬧。

　　我一次次撫摩過的船櫓，竟是劃出了這樣一條水路?我夢中的亮晶晶的水路，竟會這般黯然?

　　幸好，夜航船終于慢吞吞地走到了現代。吾鄉的水路有了一點好的征兆：幾位大師上船了。

　　我仿佛記得曾坐小船經過山-陰-*道，兩岸邊的烏桕，新禾，野花，雞，狗，叢樹和枯樹，茅屋，塔，伽藍，農夫和村婦，村女，曬著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隨著每一打槳，各各夾帶了閃爍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魚，一同蕩漾。

　　諸影諸物，無不解散，而且搖動，擴大，互相融和;剛一融和，卻又退縮，復近于原形。邊緣都參差如夏云頭，鑲著日光，發出水銀色*焰。

　　--這是魯迅在船上。

　　夜間睡在艙中，聽水聲櫓聲，來往船只的招呼聲，以及鄉間的犬吠雞鳴，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鄉下去看廟戲，可以了解中國舊戲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動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覺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樂法。

　　--這是周作人在船上。他不會再要高談闊論的旅伴，只求個人的清靜自由。

　　早春晚秋，船價很便宜，學生的經濟力也頗能勝任。每逢星期日，出三四毛錢雇一只船，載著二三同學，數冊書，一壺茶，幾包花生米，與幾個饅頭，便可優游湖中，盡一日之長。……隨時隨地可以吟詩作 　　畫。“野航恰受兩三人。”“恰受”兩字的狀態，在這種船上最充分地表出著。

　　--這是豐子愷在船上。他的船又熱鬧了，但全是同學少年，優游于藝術境界。

　　這些現代中國的航船雖然還是比較平緩、狹小，卻終于有了明代所不可能有的色*澤和氣氛。

　　仍然想起張岱。他的驚人的博學使他以一人之力編出了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夜航船》，在他死后24年，遠在千里之外的法國誕生了狄德羅，另一部百科全書將在這個人手上編成。這部百科全書，不是談資的聚合，而是一種啟蒙和挺進。從此，法國精神文化的航船最終擺脫了封建社會的黑夜，進入了一條新的河道。張岱做不到這地步，過錯不在他。

　　說到底，他的書名還是準確的：《夜航船》。

　　我，難道真的被夜航船的篤篤聲敲醒過嗎?它的聲響有多大呢?我疑惑了。

　　記得有一天深夜，幼小的我與祖母爭執過：我說這篤篤聲是航船，她說這篤篤聲是木魚。究竟是什么呢?都是?都不是?抑或兩者本是同一件事?

　　祖母早已亡故。也許，我將以一輩子，索解這個迷。----選自《文化苦旅》知識出版社·上海1992年

　　
看過“余秋雨作品優美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