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早成而晚熟”的中國現當代“另類”作家,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汪曾祺作品，以供大家閱讀。

　　汪曾祺作品：日規

　　西南聯大新校舍對面是“北院”。北院是理學院區。一個狹長的大院，四面有夯土版筑的圍墻。當中是一片長方形的空場。南北各有一溜房屋，土墻，鐵皮房頂，是物理系、化學系和生物系的辦公室、教室和實驗室。房前有一條土路，路邊種著一排不高的尤加利樹。一覽無余，安靜而不免枯燥。這里不像新校舍一樣有大圖書館、大食堂、學生宿舍。教室里沒有風度不同的教授講授各種引人入勝的課程，墻上，也沒有五花八門互相論戰的壁報，也沒有尋找失物或出讓衣物的啟事。沒有操場，沒有球賽。因此，除了理學院的學生，文法學院的學生很少在北院停留。不過他們每天要經過北院。由正門進，出東面的側門，上一個斜坡，進城墻缺口。或到“昆中”、“南院”聽課，或到文林街坐茶館，到市里閑逛，看電影……理學院的學生讀書多是比較扎實的，不像文法學院的學生放浪不羈，多少帶點才子氣。記定理、抄公式、畫細胞，都要很專心。因此文學院的學生走過北院時都不大聲講話，而且走得很快，免得打擾人家。但是他們在走盡南邊的土路，將出側門時，往往都要停一下：路邊開著一大片劍蘭!

　　這片劍蘭開得真好!是美國種。別處沒有見過。花很大，比普通劍蘭要大出一倍。什么顏色的都有。白的、粉的、桃紅的、大紅的、淺黃的、淡綠的、藍的、紫得像是黑色的。開得那樣旺盛，那樣水靈!可是，許看不許摸!這些花誰也不能碰一碰。這是化學系主任高崇禮種的。

　　高教授是個出名的嚴格方正、不講情面的人。他當了多年系主任，教普通化學和有機化學。他的為人就像分子式一樣，絲毫通融不得。學生考試，不及格就是不及格。哪怕是考了59分，照樣得重新補修他教的那門課程。而且常常會像訓小學生一樣，把一個高年級的學生罵得面紅耳赤。這人整天沒有什么笑容，老是板著臉。化學系的學生都有點怕他，背地里叫他高閻王。他除了科學，沒有任何娛樂嗜好。不抽煙。不喝酒。教授們有時湊在一起打打小麻將，打打橋牌，他絕不參加。他不愛串門拜客閑聊天。可是他愛種花，只種一種：劍蘭。

　　這還是在美國留學時養成的愛好。他在麻省理工學院讀化學。每年暑假，都到一家專門培植劍蘭的花農的園圃里去做工，掙取一學年的生活費用，因此精通劍蘭的種植技術。回國時帶回了一些花種，每年還種一些。在北京時就種。學校遷到昆明，他又帶了一些花種到昆明來，接著種。沒想到昆明的氣候土壤對劍蘭特別相宜，花開得像美國那家花農的園圃里的一般大。逐年發展，越種越多，長了那樣大一片!

　　可是沒有誰會向他要一穗花，因為都知道高閻王的脾氣：他的花絕不送人。而且大家知道，現在他的花更碰不得，他的花是要賣錢的!

　　昆明近日樓有個花市。近日樓外邊，有一個水泥砌的圓池子。池子里沒有水，是干的。賣花的就帶了一張小板凳坐在池子里，把各種鮮花攤放在池沿上賣。晚香玉、緬桂花、康乃馨，也有劍蘭。池沿上擺得滿滿的，色彩繽紛，老遠地就聞到了花香。昆明的中產之家，有買花插瓶的習慣。主婦上街買菜，菜籃里常常一頭放著魚肉蔬菜，一頭斜放著一束鮮花。花菜一籃，使人感到一片盎然的生意。高教授有一天走過近日樓，看看花市，忽然心中一動。

　　于是他每天一清早，就從家里走到北院，走進花圃，選擇幾十穗半開的各色劍蘭，剪下來，交給他的夫人，拿到近日樓去賣。他的劍蘭花大，顏色好，價錢也不太貴，很快就賣掉了。高太太就喜吟吟地走向菜市場。來時一籃花，歸時一籃菜。這樣，高教授的生活就提高了不少。他家的飯桌上常見葷腥。星期六還能燉一只母雞。云南的玉溪雞非常肥嫩，肉細而湯清。高太太把剛到昆明時買下的，已經棄置墻角多年的汽鍋也洗出來了。劍蘭是多年生草本，全年開花;昆明的氣候又是四季如春，不缺雨水，于是高教授家汽鍋雞的香味時常飄入教授宿舍的左鄰右舍。他的兩個在讀中學的兒女也有了比較整齊的鞋襪。

　　哪位說：教授賣花，未免欠雅。先生，您可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您不知道抗日戰爭期間，大后方的教授，窮苦到什么程度。您不知道，一位國際知名的化學專家，同時又是對社會學、人類學具有廣博知識的才華橫溢而性格(在有些人看來)不免古怪的教授，穿的是一雙“空前絕后”的布鞋——腳趾和腳跟部位都磨通了。中文系主任，當代散文大師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他就買了一件云南趕馬人穿的粗毛氆氆一口鐘穿在身上御寒，樣子有一點像傳奇影片里的俠客，只是身材略嫌矮小。原來抽笳立克、35牌香煙的教授多改成抽煙斗，抽本地出的鹿頭牌的極其辛辣的煙絲。他們的3B煙斗的接口處多是破裂的、纏著白線。有些著作等身的教授，因為家累過重，無暇治學，只能到中學去兼課。有個治古文字的學者在南紙站掛筆單為人治印。有的教授開書法展覽會賣錢。教授夫人也多想法掙錢，貼補家用。有的制作童裝，代織毛衣毛褲，有幾位哈佛和耶魯畢業的教授夫人，集資制作西點，在街頭設攤出售。因此，高崇禮賣花，全校師生，皆無非議。

　　大家對這一片劍蘭增加了一層新的看法，更加不敢碰這些花了。走過時只是遠遠地看看，不敢走近，更不敢停留。有的女同學想多看兩眼，另一個就會說：“快走，快走!高閻王在辦公室里坐著呢!”沒有誰會想起干這種惡作劇的事，半夜里去偷掐高教授的一穗花。真要是有人掐一穗，第二天早晨，高教授立刻就會發現。這花圃里有多少穗花，他都是有數的。

　　只有一個人可以走進高教授的花圃，蔡德惠。蔡德惠是生物系助教，坐辦公室。生物系辦公室和化學系辦公室緊挨著、門對門。蔡德惠和高教授朝夕見面，關系很好。

　　蔡德惠是一個非常用功的學生。從小學到大學，各門功課都很好。他生活上很刻苦，聯大四年，沒有在外面兼過一天差。

　　聯大學生的家大都在淪陷區。自從日本人占了越南，滇越鐵路斷了，昆明和平津滬杭不通郵匯，這些大學生就斷絕了經濟來源。教育部每月給大學生發一點生活費，叫做“貸金”。“貸金”名義上是“貸”給學生的，但是誰都知道這是永遠不會歸還的。這實際上是救濟金，不知是哪位聰明的官員想出了這樣一個新穎別致的名目，大概是覺得救濟金聽起來有傷大學生的尊嚴。“貸金”數目很少，每月十四元。貨幣貶值，物價飛漲，這十四元一直未動。這點“貸金”只夠交伙食費，所以聯大大部分學生都在外面找一個職業。半工半讀，對付著過日子。五花八門，干什么的都有。有的在中學兼課，有的當家庭教師。昆明有個冠生園，是賣廣東飯菜點心的。這個冠生園不知道為什么要辦一個職工夜校，而且辦了幾年，聯大不少同學都去教過那些廣東名廚和糕點師傅。有的到西藥房或拍賣行去當會計。上午聽課，下午坐在柜臺里算帳，見熟同學走過，就起身招呼談話。有的租一間門面，修理鐘表。有一位坐在郵局門前為人代寫家信。昆明有一個古老的習慣，每到正午時要放一炮，叫做“放午炮”。據說每天放這一炮的，也是聯大的一位貴同學!這大概是哪位富于想象力的聯大同學造出來的謠言。不過聯大學生遍布昆明的各行各業，什么都干，卻是事實。像蔡德惠這樣沒有兼過一天差的，極少。

　　聯大學生兼差的收入，差不多全是吃掉了。大學生的胃口都極好：都很饞。照一個出生在南洋的女同學的說法，這些人的胃口都“像刀子一樣”，見什么都想吃。也難怪這些大學生那么饞，因為大食堂的伙食實在太壞了!早晨是稀飯，一碟炒蠶豆或豆腐乳。中午和晚上都是大米干飯，米極糙，顏色紫紅，中雜不少沙粒石子和耗子屎，裝在一個很大的木桶里。盛飯的杓子也是木制的。因此飯粒入口，總帶著很重的松木和楊木的氣味。四個菜，分裝在淺淺的醬色的大碗里。經常吃的是煮蕓豆;還有一種不知是什么原料做成的紫灰色像是鼻涕一樣的東西，叫做“魔芋豆腐”。難得有一碗炒豬血(昆明叫“旺子”)，幾片炒回鍋肉(半生不熟，極多豬毛)。這種淡而無味的東西，怎么能滿足大學生們的刀子一樣的食欲呢?二十多歲的人，單靠一點淀粉和碳水化合物是活不成的，他們要高蛋白，還要適量的動物脂肪!于是聯大附近的小飯館無不生意興隆。新校舍的圍墻外面出現了很多小食攤。這些食攤上的食品真是南北并陳，風味各別。最受歡迎的是一個廣東老太太賣的雞蛋餅：雞蛋和面，入鹽，加大量蔥花，于平底鍋上煎熟。廣東老太太很舍得放豬油，餅在鍋里煎得嗞嗞地響，實在是很大的誘惑。煎得之后，兩面焦黃，徑可一尺，卷而食之，極可解饞。有一家做一種餅，其實也沒有什么稀奇，不過就是加了一點白糖的發面餅，但是是用松毛(馬尾松的松葉)烤熟的，帶一點清香，故有特點。聯大的女學生最愛吃這種餅。昆明人把女大學生叫做“摩登”，于是這種餅就被叫成“摩登”耙耙。這些“摩登”們常把一個耙耙切開，中夾叉燒肉四兩，一邊走，一邊吃，絲毫不覺得有什么不文雅。有一位貴州人每天挑一副擔子來賣餛飩面。他賣餛飩是一邊包一邊下的。有時餛飩皮包完了，他就把餛飩餡一小疙瘩一小疙瘩撥到湯里下面。有人問他：“你這叫什么面?”這位貴州老鄉毫不猶豫地答曰：“桃花面!”……

　　蔡德惠偶爾也被人拉到米線鋪里去吃一碗悶雞米線，但這樣的時候很少。他每天只是吃食堂。吃煮蕓豆和“魔芋豆腐”。四年都是這樣。

　　蔡德惠的衣服倒是一直比較干凈整齊的。

　　聯大的學生都有點像是陰溝里的鵝——顧嘴不顧身。女同學一般都還注意外表。男同學里西服革履，每天把褲子脫下來壓在枕頭下以保持褲線的，也有，但是不多。大多數男大學生都是不衫不履，邋里邋遢。有人褲子破了，找一根白線，把破洞處系成一個疙瘩，只要不露肉就行。蔡德惠可不是這樣。

　　蔡德惠四五年來沒有添置過什么衣服，——除了鞋襪。他的衣服都還是來報考聯大時從家里帶來的。不過他穿得很仔細。他的衣服都是自己洗，而且換洗得很勤。聯大新校舍有一個文嫂，專給大學生洗衣服。蔡德惠從來沒有麻煩過她。不但是衣服，他連被窩都是自己折洗，自己做。這在男同學里是很少有的。因此，后來一些同學在回憶起蔡德惠時，首先總是想到蔡德惠在新校舍一口很大的井邊洗衣裳，見熟同學走過，就抬起頭來微微一笑。他還會做針線活，會裁會剪。一件襯衫的肩頭穿破了，他能拆下來，把下擺移到肩頭，倒個個兒，縫好了依然是一件完整的襯衫，還能再穿幾年。這樣的活計，大概多數女同學也干不了。

　　也許是性格所決定，蔡德惠在中學時就立志學生物。他對植物學尤其感興趣。到了大學三年級，就對植物分類學著了迷。植物分類學在許多人看來是一門很枯燥的學問，單是背那么多拉丁文的學名，就是一件叫人頭疼的事。可是蔡德惠覺得樂在其中。有人問他：“你干嘛搞這么一門干巴巴的學問?”蔡德惠說：“干巴巴的?——不，這是一門很美的科學!”他是生物系的高材生。四年級的時候，系里就決定讓他留校。一畢業，他就當了助教，坐辦公室。

　　高崇禮教授對蔡德惠很有好感。蔡德惠算是高崇禮的學生，他選讀過高教授的普通化學。蔡德惠的成績很好，高教授還記得。但是真正使高教授對蔡德惠產生較深印象，是在蔡德惠當了助教以后。蔡德惠很文靜。隔著兩道辦公室的門，一天幾乎聽不到他的聲音。他很少大聲說話。干什么事情都是輕手輕腳的，絕不會把桌椅抽屜搞得乒乓亂響。他很勤奮。每天高教授來剪花時候(這時大部分學生都還在高臥)，發現蔡德惠已經坐在窗前低頭看書，做卡片。雖然在學問上隔著行，高教授無從了解蔡德惠在植物學方面的造詣，但是他相信這個年輕人是會有出息的，這是一個真正做學問的人。高教授也聽生物系主任和幾位生物系的教授談起過蔡德惠，都認為他有才能，有見解，將來可望在植物分類學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高教授對這點深信不疑。因此每天高教授和蔡德惠點頭招呼，眼睛里所流露的，就不只是親切，甚至可以說是：敬佩。

　　高教授破例地邀請蔡德惠去看看他的劍蘭。當有人發現高閻王和蔡德惠并肩站在這一片華麗斑斕的花圃里時，不禁失聲說了一句：“這真是黃河清了!”蔡德惠當然很喜歡這些異國名花。他時常擔一擔水來，幫高教授澆澆花;用一個小薅鋤松松土;用煙葉泡了水除治劍蘭的膩蟲。高教授很高興。

　　蔡德惠簡直是釘在辦公室里了，他很少出去走走。他交游不廣，但是并不孤僻。有時他的杭高老同學會到他的辦公室里來坐坐，——他是杭州人，杭高(杭州高中)畢業，說話一直帶著杭州口音。他在新校舍同住一屋的外系同學，也有時來。他們來，除了說說話，附帶來看蔡德惠采集的稀有植物標本。蔡德惠每年暑假都要到滇西、滇南去采集標本。像木蝴蝶那樣的植物種子，是很好玩的。一片一片，薄薄的，完全像一個蝴蝶，而且一個莢子里密密的擠了那么多。看看這種種子，你會覺得：大自然真是神奇!有人問他要兩片木蝴蝶夾在書里當書簽，他會欣然奉送。這東西滇西多的是，并不難得。

　　在蔡德惠那里坐了一會的同學，出門時總要看一眼門外朝南院墻上的一個奇怪東西。這是一個日規。蔡德惠自己做的。所謂“做”，其實很簡單，找一點石灰，跟瓦匠師傅借一個抿子，在墻上抹出一個規整的長方形，長方形的正中，垂直著釘進一根竹筷子，——院墻是土墻，是很容易釘進去的。筷子的影子落在雪白的石灰塊上，隨著太陽的移動而移動。這是蔡德惠的鐘表。蔡德惠原來是有一只懷表的，后來壞了，他就一直沒有再買，——也買不起。他只要看看筷子的影子，就知道現在是幾點幾分，不會差錯。蔡德惠做了這樣一個古樸的日規，一半是為了看時間，一半也是為了好玩，增加一點生活上的情趣。至于這是不是也表示了一種意思：寸陰必惜，那就不知道了。大概沒有。蔡德惠不是那種把自己的決心公開表現給人看的人。不過凡熟悉蔡德惠的人，總不免引起一點感想，覺得這個現代古物和一個心如古井的青年學者，倒是十分相稱的。人們在想起蔡德惠時，總會很自然地想起這個日規。

　　蔡德惠病了。不久，死了。死于肺結核。他的身體原來就比較孱弱。

　　生物系的教授和同學都非常惋惜。

　　高崇禮教授聽說蔡德惠死了，心里很難受。這天是星期六。吃晚飯了，高教授一點胃口都沒有。高太太把汽鍋雞端上桌，汽鍋蓋噗噗地響，汽鍋雞里加了宣威火腿，噴香!高崇禮忽然想起：蔡德惠要是每天喝一碗雞湯，他也許不會死!這一天晚上的汽鍋雞他一塊也沒有吃。

　　蔡德惠死了，生物系暫時還沒有新的助教遞補上來，生物系主任難得到系里來看看，生物系辦公室的門窗常常關鎖著。

　　蔡德惠手制的日規上的竹筷的影子每天仍舊在慢慢地移動著。

　　一九八四年六月五日初稿，六月七日重寫。

　　汪曾祺作品：尾巴

　　人事顧問老黃是個很有意思的人。工廠里本來沒有“人事顧問”這種奇怪的職務，只是因為他曾經做過多年人事工作，肚子里有一部活檔案;近二年歲數大了，身體也不太好，時常鬧一點腰酸腿疼，血壓偏高，就自己要求當了顧問，所顧的也還多半是人事方面的問題，因此大家叫他人事顧問。這本是個外號，但是聽起來倒像是個正式職稱似的。有關人事工作的會議，只要他能來，他是都來的。來了，有時也發言，有時不發言。他的發言有人愛聽，有人不愛聽。他看的雜書很多，愛講故事。在很嚴肅的會上有時也講故事。下面就是他講的故事之一。

　　廠里準備把一個姓林的工程師提升為總工程師，領導層意見不一，有贊成的，有反對的，已經開了多次會，定不下來。贊成的意見不必說了，反對的意見，歸納起來，有以下幾條：

　　一、他家庭出身不好，是資本家;

　　二、社會關系復雜，有海外關系;有個堂兄還在臺灣;

　　三、反右時有右派言論;

　　四、群眾關系不太好，說話有時很尖刻……

　　其中反對最力的是一個姓董的人事科長，此人愛激動，他又說不出什么理由，只是每次都是滿臉通紅地說：“知識分子!哼!知識分子!”翻來復去，只是這一句話。

　　人事顧問聽了幾次會，沒有表態。黨委書記說：“老黃，你也說兩句!”老黃慢條斯理地說：

　　“我講一個故事吧——“從前，有一個人，叫做艾子。艾子有一回坐船，船停在江邊。半夜里，艾子聽見江底下一片哭聲。仔細一聽，是一群水族在哭。艾子問：‘你們哭什么?’水族們說：‘龍王有令，水族中凡是有尾巴的都要殺掉，我們都是有尾巴的，所以在這里哭。’艾子聽了，深表同情。艾子看看，有一只蛤蟆也在哭，艾子很奇怪，問這蛤蟆：‘你哭什么呢?你又沒有尾巴!’蛤蟆說：‘我怕龍王要追查起我當蝌蝌時候的事兒呀!’”

　　汪曾祺作品：釣人的孩子

　　釣人的孩子

　　抗日戰爭時期。昆明大西門外。

　　米市，菜市，肉市。柴馱子，炭馱子。馬糞。粗細瓷碗，砂鍋鐵鍋。燜雞米餞，燒餌塊。金錢片腿，牛干巴。炒菜的油煙，炸辣子的嗆人的氣味。紅黃藍白黑，酸甜苦辣咸。

　　每個人帶著一生的歷史，半個月的哀樂，在街上走。棲棲惶惶，忙忙碌碌。誰都希望意外地發一筆小財，在路上撿到一筆錢。

　　一張對摺著的鈔票躺在人行道上。

　　用這張鈔票可以量五升米，割三斤肉，或扯六尺細白布，——夠做一件汗褂，或到大西門里牛肉館要一盤冷片、一碗湯片、一大碗飯、四兩酒，美美地吃一頓。

　　一個人彎腰去撿鈔票。

　　噌——，鈔票飛進了一家店鋪的門里。

　　一個胖胖的孩子坐在門背后。他把鈔票丟在人行道上，鈔票上拴了一根黑線，線頭捏在他的手里。他偷眼看著鈔票，只等有人彎腰來拾，他就猛地一抽線頭。

　　他玩著這種捉弄人的游戲，已經玩了半天。上當的已經有好幾個人了。

　　胖孩子滿臉是狡猾的笑容。

　　這是一個小魔鬼。

　　這孩子長大了，將會變成一個什么人呢?日后如果有人提起他的惡作劇，他多半會否認。——也許他真的已經忘了。

　　撿金子

　　這是一個怪人，很孤傲，跟誰也不來往，尤其是女同學。他是哲學系的研究生。他只有兩個“聽眾”，都是中文系四年級的學生。他們每天一起坐茶館，在茶館里喝清茶，嗑葵花子，看書，談天，罵人。哲學研究生高談闊論的時候多，那兩位只有插話的分兒，所以是“聽眾”。他們都有點玩世不恭。哲學研究生的玩世不恭是真的，那兩位有點是裝出來的。他們說話很尖刻，動不動罵人是“卑劣的動物”。他們有一套獨特的語言。他們把漂亮的女同學叫做“虎”，把談戀愛叫做“殺虎”，把錢叫做“刀”。有刀則可以殺虎，無刀則不能。諸如此類。他們都沒有殺過一次虎。

　　這個怪人做過一件怪事：撿金子。昆明經常有日本飛機來空襲。一有空襲就拉警報。一有警報人們就都跑到城外的山野里躲避，叫做“逃警報”。哲學研究生推論：逃警報的人一定會把值錢的東西帶在身邊，包括金子;有人帶金子，就會有人丟掉金子;有人丟掉金子，一定會有人撿到;人會撿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撿到金子。這一套邏輯推理實在是無懈可擊。于是在逃警報時他就沿路注意。他當真撿到金戒指，而且不止一次，不止一枚。

　　此人后來不知所終。

　　有人說他到了重慶，給《中央日報》寫社論，罵共產黨。

　　航空獎券

　　國民黨的中央政府發行了一種航空救國獎券，頭獎二百五十萬元，月月開獎。雖然通貨膨脹，鈔票貶值，這二百五十萬元一直還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這就是說，在國民黨統治范圍的中國，每個月要憑空出現一個財主。花不多的錢，買一個很大的希望，因此人們趨之若鶩，代賣獎券的店鋪的生意很興隆。

　　中文系學生彭振鐸高中畢業后曾教過兩年小學，歲數比同班同學都大。他相貌平常，衣裝樸素，為人端謹。他除了每月領助學金(當時叫做“貸金”)，還在中學兼課，有一點微薄的薪水。他過得很儉省，除了買買書，買肥皂牙膏，從不亂花錢。不抽煙，不飲酒。只有他的一個表哥來的時候，他的生活才有一點變化。這位表哥往來重慶、貴陽、昆明，跑買賣。雖是做生意的人，卻不忘情詩書，談吐不俗。他來了，總是住在愛群旅社，必把彭振鐸邀去，洗洗澡，吃吃館子，然后在旅館里長談一夜。談家鄉往事，物價行情，也談詩。平常，彭振鐸總是吃食堂，吃有耗子屎的發霉的紅米飯，吃炒蕓豆，還有一種叫做魔芋豆腐的紫灰色的爛糊糊的東西。他讀書很用功，但是沒有一個教授特別賞識他，沒有人把他當作才子來看。然而他在內心深處卻是一個詩人，一個忠實的浪漫主義者。在中國詩人里他喜歡李商隱，外國詩人里喜歡雪萊，現代作家里喜歡何其芳。他把《預言》和《畫夢錄》讀得幾乎能背下來。他自己也不斷地寫一些格律嚴謹的詩和滿紙煙云的散文。定稿后抄在一個黑漆布面的厚練習本里，抄得很工整。這些作品，偶爾也拿出來給人看，但只限于少數他所欽服而嘴又不太損的同學。同班同學中有一個寫小說的，他就請他看過。這位小說家認真地看了一遍，說：“很像何其芳。”

　　然而這位浪漫主義詩人卻干了一件不大有詩意的事：他按月購買一條航空獎券。

　　他買航空獎券不是為了自己。

　　系里有個女同學名叫柳曦，長得很漂亮。然而天然不俗，落落大方，不像那些漂亮的或自以為漂亮的女同學整天濃妝艷抹，有明星氣、少奶奶氣或教會氣。她并不怎樣著意打扮，總是一件藍陰丹士林旗袍，——天涼了則加一件玫瑰紅的毛衣。她走起路來微微偏著一點腦袋，兩只腳幾乎走在一條線上，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風致，真是一株風前柳，不枉了小名兒喚做柳曦，彭振鐸和她一同上創作課。她寫的散文也極清秀，文如其人，彭振鐸自愧弗如。

　　尤其使彭振鐸動心的是她有一段不幸的身世。有一個男的時常來找她。這個男的比柳曦要大五六歲，有時穿一件藏青嗶嘰的中山裝，有時穿一套咖啡色西服。這是柳曦的未婚夫，在資源委員會當科長。柳曦的婚姻是勉強的。她的父親早故，家境貧寒。這個男人看上了柳曦，拿錢供柳曦讀了中學，又讀了大學，還負擔她的母親和弟妹的生活。柳曦在高中一年級就跟他訂婚了。她實際上是賣給了這個男人。怪不道彭振鐸覺得柳曦的眉頭總有點蹙著(雖然這更增加了她的美的深度)，而且那位未婚夫來找她，兩人一同往外走她總是和他離得遠遠的。

　　這是那位寫小說的同學告訴彭振鐸的。小說家和柳曦是小同鄉，中學同學。

　　彭振鐸很不平了。他要搞一筆錢，讓柳曦把那個男人在她身上花的錢全部還清，把自己贖出來，恢復自由。于是他就按月購買航空獎券。他老是夢想他中了頭獎，把二百五十萬元連同那一冊詩文一起捧給柳曦。這些詩文都是寫給柳曦的。柳曦感動了，流了眼淚。投在他的懷里。

　　彭振鐸的表哥又來了。彭振鐸去看表哥，順便買了一條航空獎券。到了愛群旅社，適逢表哥因事外出，留字請他少候。彭振鐸躺在床上看書。房門開著。

　　彭振鐸看見兩個人從門外走過，是柳曦和她的未婚夫!他們走進隔壁的房間。不大一會兒，就聽見柳曦的放浪的笑聲。

　　彭振鐸如遭電殛。

　　他覺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而且他漸漸覺得柳曦的不幸的身世、勉強的婚姻，都是那個寫小說的同學編出來的。這個玩笑開得可太大了!

　　他怎么坐得住呢?只有走。

　　他回到宿舍，把那一冊詩文翻出來看看。他并沒有把它們燒掉。這些詩文雖然幾乎篇篇都有柳，柳風，柳影、柳絮、楊花、浮萍……但并未點出柳曦的名字。留著，將來有機會獻給另外一個人，也還是可以的。

　　航空獎券，他還是按月買，因為已經成了習慣。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