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作為跨越中國現代當代文學兩個時期的作家,他的文學成就和創作才能在四十年代就初露端倪,但一直到80年代才完全顯現出來,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汪曾祺寫人散文，希望大家喜歡。

　　汪曾祺寫人散文一：聞一多先生上課

　　聞先生性格強烈堅毅。日寇南侵，清華、北大、南開合成臨時大學，在長沙少駐，后改為西南聯合大學，將往云南。一部分師生組成步行團，聞先生參加步行，萬里長征，他把胡子留了起來，聲言：抗戰不勝，誓不剃須。他的胡子只有下巴上有，是所謂“山羊胡子”，而上髭濃黑，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張聞先生的木刻像，回頭側身，口銜煙斗，用熾熱而又嚴冷的目光審視著現實，很能表達聞先生的內心世界。

　　聯大到云南后，先在蒙自呆了一年。聞先生還在專心治學，把自己整天關在圖書館里。圖書館在樓上。那時不少教授愛起齋名，如朱自清先生的齋名叫“賢于博弈齋”，魏建功先生的書齋叫“學無不暇”，有一位教授戲贈聞先生一個齋主的名稱：“何妨一下樓主人”。因為聞先生總不下樓。

　　西南聯舍安排停當，學校即遷至昆明。

　　我在讀西南聯大時，聞先生先后開過三門課：楚辭、唐詩、古代神話。

　　楚辭班人不多。聞先生點燃煙斗，我們能抽煙的也點著了煙(聞先生的課可以抽煙的)，聞先生打開筆記，開講：“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以為名士。”聞先生的筆記本很大，長一尺有半，寬近一尺，是寫在特制的毛邊紙稿紙上的。字是正楷，字體略長，一筆不茍。他寫字有一特點，是愛用禿筆。別人用過的廢筆，他都收集起來，禿筆寫篆楷蠅頭小字，真是一個功夫。我跟聞先生讀一年楚辭，真讀懂的只有兩句“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也許還可加上幾句：“成禮兮會鼓，傳葩兮代舞，春蘭兮秋菊，長毋絕兮終古。”

　　聞先生教古代神話，非常“叫座”。不單是中文系的、文學院的學生來聽講，連理學院、工學院的同學也來聽。工學院在拓東路，文學院在大西門，聽一堂課得穿過整整一座昆明城。聞先生講課“圖文并茂”。他用整張的毛邊紙墨畫出伏羲、女媧的各種畫像，用按釘釘在黑板上，口講指畫，有聲有色，條理嚴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揚，引人入勝。聞先生是一個好演員。伏羲女媧，本來是相當枯燥的課題，但聽聞先生講課讓人感到一種美，思想的美，邏輯的美，才華的美。聽這樣的課，穿一座城，也值得。

　　能夠像聞先生那樣講唐詩的，并世無第二人。他也講初唐四杰、大歷十才子、《河岳英靈集》，但是講得最多，也講得最好的，是晚唐。他把晚唐詩和后期印象派的畫聯系起來。講李賀，同時講到印象派里的pointlism(點畫派)，說點畫看起來只是不同顏色的點，這些點似乎不相連屬，但凝視之，則可感覺到點與點之間的內在聯系。這樣講唐詩，必須本人既是詩人，也是畫家，有誰能辦到?聞先生講唐詩的妙悟，應該記錄下來。我是個大大咧咧的人，上課從不記筆記。聽說比我高一班的同學鄭臨川記錄了，而且整理成一本《聞一多論唐詩》，出版了，這是大好事。

　　我頗具歪才，善能胡謅，聞先生很欣賞我。我曾替一個比我低一班的同學代筆寫了一篇關于李賀的讀書報告，——西南聯大一般課程都不考試，只于學期終了時交一篇讀書報告即可給學分。聞先生看了這篇讀書報告后，對那位同學說：“你的報告寫得很好，比汪曾祺寫的還好!”其實我寫李賀，只寫了一點：別人的詩都是畫在白底子上的畫，李賀的詩是畫在黑底子上的畫，故顏色特別濃烈。這也是西南聯大許多教授對學生鑒別的標準：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歡人云亦云，只抄書，無創見。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二日

　　汪曾祺寫人散文二：趙樹理同志二三事

　　趙樹理同志身高而瘦。面長鼻直，額頭很高。眉細而微彎，眼狹長，與人相對，特別是傾聽別人說話時，眼角常若含笑。聽到什么有趣的事，也會咕咕地笑出聲來。有時他自己想到什么有趣的事，也會咕咕地笑起來。趙樹理是個非常富于幽默感的人。他的幽默是農民式的幽默，聰明，精細而含蓄，不是存心逗樂，也不帶尖刻傷人的芒刺，溫和而有善意。他只是隨時覺得生活很好玩，某人某事很有意思，可發一笑，不禁莞爾。他的幽默感在他的作品里和他的臉上隨時可見(我很希望有人寫一篇文章，專談趙樹理小說中的幽默感，我以為這是他的小說的一個很大的特點)。趙樹理走路比較快(他的腿長;他的身體各部分都偏長，手指也長)，總好像在側著身子往前走，像是穿行在熱鬧的集市的人叢中，怕碰著別人，給別人讓路。趙樹理同志是我見到過的最沒有架子的作家，一個讓人感到親切的、嫵媚的作家。

　　樹理同志衣著樸素，一年四季，總是一身藍卡嘰布的制服。但是他有一件很豪華的“行頭”，一件水獺皮領子、禮服呢面的狐皮大衣。他身體不好，怕冷，冬天出門就穿起這件大衣來。那是剛“進城”的時候買的。那時這樣的大衣很便宜，拍賣行里總掛著幾件。奇怪的是他下鄉體驗生活，回到上黨農村，也是穿了這件大衣去。那時作家下鄉，總得穿得像個農民，至少像個村干部，哪有穿了水獺領子狐皮大衣下去的?可是家鄉的農民并不因為這件大衣就和他疏遠隔閡起來，趙樹理還是他們的“老趙”，老老少少，還是跟他無話不談。看來，能否接近農民，不在衣裳。但是敢于穿了狐皮大衣而不怕農民見外的，恐怕也只有趙樹理同志一人而已。——他根本就沒有考慮穿什么衣服“下去”的問題。

　　他吃得很隨便。家眷未到之前，他每天出去“打游擊”。他總是吃最小的飯館。霞公府(他在霞公府市文聯宿舍住了幾年)附近有幾家小飯館，樹理同志是常客。這種小飯館只有幾個菜。最貴的菜是小碗壇子肉，最便宜的菜是“炒和菜蓋被窩”——菠菜炒粉條，上面蓋一層薄薄的攤雞蛋。樹理同志常吃的菜便是炒和菜蓋被窩。他工作得很晚，每天十點多鐘要出去吃夜宵。和霞公府相平行的一個胡同里有一溜賣夜宵的攤子。樹理同志往長板凳上一坐，要一碗餛飩，兩個燒餅夾豬頭肉，喝二兩酒，自得其樂。

　　喝了酒，不即回宿舍，坐在傳達室，用兩個指頭當鼓箭，在一張三屜桌子打鼓。他打的是上黨梆子的鼓。上黨梆子的鑼經和京劇不一樣，很特別。如果有外人來，看到一個長長臉的中年人，在那里如醉如癡地打鼓，絕不會想到這就是作家趙樹理。

　　趙樹理是一個多才多藝的農村才子。王春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過樹理同志曾在一個集上一個人唱了一臺戲：口念鑼經過門，手腳并用作身段，還誤不了唱。這是可信的。我就親眼見過樹理同志在市文聯內部晚會上表演過起霸。見過高盛麟、孫毓起霸的同志，對他的上黨起霸不是那么欣賞，他還是口念鑼經，一絲不茍地起了一趟“全霸”，并不是比劃兩下就算完事。雖是逢場作戲，但是也像他寫小說、編刊物一樣地認真。

　　趙樹理同志很能喝酒，而且善于劃拳。他的劃拳是一絕：兩只手同時用，一會兒出右手，一會兒出左手。老舍先生那幾年每年要請兩次客，把市文聯的同志約去喝酒。一次是秋天，菊花盛開的時候，賞菊(老舍先生家的菊花養得很好，他有個哥哥，精于藝菊，稱得起是個“花把式”);一次是臘月二十三，那天是老舍先生的生日。酒、菜，都很豐盛而有北京特點。老舍先生豪飲(后來因血壓高戒了酒)，而且劃拳極精。老舍先生劃拳打通關，很少輸的時候。劃拳是個斗心眼的事，要捉摸對方的拳路，判定他會出什么拳。年輕人斗不過他，常常是第一個“倆好”就把小伙子“一板打死”。對趙樹理，他可沒有辦法，樹理同志這種左右開弓的拳法，他大概還沒有見過，很不適應，結果往往敗北。

　　趙樹理同志講話很“隨便”。那一陣很多人把中國農村說得過于美好，文藝作品尤多粉飾，他很有意見。他經常回家鄉，回來總要做一次報告，說說農村見聞。他認為農村還是很窮，日子過得很艱難。他戲稱他戴的一塊表為“五驢表”，說這塊表的錢在農村可以買五頭毛驢。——那時候誰家能買五頭毛驢，算是了不起的富戶了。他的這些話是不合時宜的，后來挨了批評，以后說話就謹慎一點了。

　　趙樹理同志抽煙抽得很兇。據王春同志的文章說，在農村的時候，嫌煙袋鍋子抽了不過癮，用一個山藥蛋挖空了，插一根小竹管，裝了一“蛋”煙，狂抽幾口，才算解氣。進城后，他抽煙卷，但總是抽最次的煙。他抽的是什么牌子的煙，我不記得了，只記得是棕黃的皮兒，煙味極辛辣。他逢人介紹這種牌子的煙，說是價廉物美。

　　趙樹理同志擔任《說說唱唱》的副主編，不是掛一個名，他每期都親自看稿，改稿。常常到了快該發稿的日期，還沒有合用的稿子，他就把經過初、二審的稿子抱到屋里去，一篇一篇地看，差一點的，就丟在一邊，弄得滿室狼藉。忽然發現一篇好稿，就欣喜若狂，即交編輯部發出。他把這種編輯方法叫做“絕處逢生法”。有時實在沒有較好的稿子，就由編委之一自己動手寫一篇。有一次沒有像樣的稿子，大概是康濯同志說：“老趙，你自己搞一篇!”老趙于是關起門來炮制。《登記》(即《羅漢錢》)就是在這種等米下鍋的情況下急就出來的。

　　趙樹理同志的稿子寫得很干凈清楚，幾乎不改一個字。他對文字有“潔癖”，容不得一個看了不舒服的字。有一個時候，有人愛用“妳”字。有的編輯也喜歡把作者原來用的“你”改“妳”。樹理同志為此極為生氣。兩個人對面說話，本無需標明對方是不是女性。世界語言中第二人稱代名詞也極少分性別的。“妳”字讀“奶”，不讀“你”。有一次樹理同志在他的原稿第一頁頁邊寫了幾句話：“編輯、排版、校對同志注意：文中所有‘你’字一律不得改為‘妳’字，否則要負法律責任。”

　　樹理同志的字寫得很好。他寫稿一般都用紅格直行的稿紙，鋼筆。字體略長，如其人，看得出是歐字、柳字的底子。他平常不大用毛筆。他的毛筆字我只見過一幅，字極瀟灑，而有功力。是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見到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剛成立，負責“宮務”的同志請十幾位作家用宣紙毛筆題詞，嵌以鏡框，掛在會議室里。也請樹理同志寫了一幅。樹理同志寫了六句李有才體的通俗詩：

　　古來數誰大，

　　皇帝老祖宗。

　　今天數誰大，

　　勞動眾弟兄。

　　還是這座廟，(勞動人民文化宮原是太廟)

　　換了主人翁!

　　一九九○年六月八日

　　汪曾祺寫人散文三：老舍先生

　　北京東城迺茲府豐富胡同有一座小院。走進這座小院，就覺得特別安靜，異常豁亮。這院子似乎經常布滿陽光。院里有兩棵不大的柿子樹(現在大概已經很大了)，到處是花，院里、廊下、屋里，擺得滿滿的。按季更換，都長得很精神，很滋潤，葉子很綠，花開得很旺。這些花都是老舍先生和夫人胡絜青親自蒔弄的。天氣晴和，他們把這些花一盆一盆抬到院子里，一身熱汗。刮風下雨，又一盆一盆抬進屋，又是一身熱汗。老舍先生曾說：“花在人養。”老舍先生愛花，真是到了愛花成性的地步，不是可有可無的了。湯顯祖曾說他的詞曲“俊得江山助”。老舍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說是“俊得花枝助”。葉淺予曾用白描為老舍先生畫像，四面都是花，老舍先生坐在百花叢中的藤椅里，微仰著頭，意態悠遠。這張畫不是寫實，意思恰好。

　　客人被讓進了北屋當中的客廳，老舍先生就從西邊的一間屋子走出來。這是老舍先生的書房兼臥室。里面陳設很簡單，一桌、一椅、一榻。老舍先生腰不好，習慣睡硬床。老舍先生是文雅的、彬彬有禮的。他的握手是輕輕的，但是很親切。茶已經沏出色了，老舍先生執壺為客人倒茶。據我的印象，老舍先生總是自己給客人倒茶的。

　　老舍先生愛喝茶，喝得很勤，而且很釅。他曾告訴我，到莫斯科去開會，旅館里倒是為他特備了一只暖壺。可是他沏了茶，剛喝了幾口，一轉眼，服務員就給倒了。“他們不知道，中國人是一天到晚喝茶的!”

　　有時候，老舍先生正在工作，請客人稍候，你也不會覺得悶得慌。你可以看看花。如果是夏天，就可以聞到一陣一陣香白杏的甜香味兒。一大盤香白杏放在條案上，那是專門為了聞香而擺設的。你還可以站起來看看西壁上掛的畫。

　　老舍先生藏畫甚富，大都是精品。所藏齊白石的畫可謂“絕品”。壁上所掛的畫是時常更換的。掛的時間較久的，是白石老人應老舍點題而畫的四幅屏。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里提到過的“蛙聲十里出山泉”。“蛙聲”如何畫?白石老人只畫了一脈活潑的流泉，兩旁是烏黑的石崖，畫的下端畫了幾只擺尾的蝌蚪。畫剛剛裱起來時，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對白石老人的設想贊嘆不止。

　　老舍先生極其愛重齊白石，談起來時總是充滿感情。我所知道的一點白石老人的逸事，大都是從老舍先生那里聽來的。老舍先生談這四幅里原來點的題有一句是蘇曼殊的詩(是哪一句我忘記了)，要求畫卷心的芭蕉。老人躊躇了很久，終于沒有應命，因為他想不起芭蕉的心是左旋還是右旋的了，不能胡畫。老舍先生說：“老人是認真的。”老舍先生談起過，有一次要拍齊白石的畫的電影，想要他拿出幾張得意的畫來，老人說：“沒有!”后來由他的學生再三說服動員，他才從畫案的隙縫中取出一卷(他是木匠出身，他的畫案有他自制的“消息”)，外面裹著好幾層報紙，寫著四個大字：“此是廢紙。”打開一看，都是驚人的杰作——就是后來紀錄片里所拍攝的。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很多，每天煮飯的米都是老人親自量，用一個香煙罐頭。“一下、兩下、三下……行了!”——“再添一點，再添一點!”——“吃那么多呀!”有人曾提出把老人接出來住，這么大歲數了，不要再操心這樣的家庭瑣事了。老舍先生知道了，給攔了，說：“別!他這么著慣了。不叫他干這些，他就活不成了。”老舍先生的意見表現了他對人的理解，對一個人生活習慣的尊重，同時也表現了對白石老人真正的關懷。

　　老舍先生很好客，每天下午，來訪的客人不斷。作家，畫家，戲曲、曲藝演員……老舍先生都是以禮相待，談得很投機。

　　每年，老舍先生要把市文聯的同人約到家里聚兩次。一次是菊花開的時候，賞菊。一次是他的生日，——我記得是臘月二十三。酒菜豐盛，而有特點。酒是“敞開供應”，汾酒、竹葉青、伏特加，愿意喝什么喝什么，能喝多少喝多少。有一次很鄭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說是毛主席送來的，讓大家都喝一點。菜是老舍先生親自掂配的。老舍先生有意叫大家嘗嘗地道的北京風味。我記得有次有一瓷缽芝麻醬燉黃花魚。這道菜我從未吃過，以后也再沒有吃過。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過的最好的芥末墩!有一年，他特意訂了兩大盒“盒子菜”。直徑三尺許的朱紅扁圓漆盒，里面分開若干格，裝的不過是火腿、臘鴨、小肚、口條之類的切片，但都很精致。熬白菜端上來了，老舍先生舉起筷子：“來來來!這才是真正的好東西!”

　　老舍先生對他下面的干部很了解，也很愛護。當時市文聯的干部不多，老舍先生對每個人都相當清楚。他不看干部的檔案，也從不找人“個別談話”，只是從平常的談吐中就了解一個人的水平和才氣，那是比看檔案要準確得多的。老舍先生愛才，對有才華的青年，常常在各種場合稱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而且所用的語言在有些人聽起來是有點過甚其詞，不留余地的。老舍先生不是那種慣說模棱兩可、含糊其詞、溫吞水一樣的官話的人。我在市文聯幾年，始終感到領導我們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們的關系是前輩與后輩的關系，不是上下級關系。老舍先生這樣“作家領導”的作風在市文聯留下很好的影響，大家都平等相處，開誠布公，說話很少顧慮，都有點書生氣、書卷氣。他的這種領導風格，正是我們今天很多文化單位的領導所缺少的。

　　老舍先生是市文聯的主席，自然也要處理一些“公務”，看文件，開會，作報告(也是由別人起草的)……但是作為一個北京市的文化工作的負責人，他常常想著一些別人沒有想到或想不到的問題。

　　北京解放前有一些盲藝人，他們沿街賣藝，有的還兼帶算命，生活很苦。他們的“玩意兒”和睜眼的藝人不全一樣。老舍先生和一些盲藝人熟識，提議把這些盲藝人組織起來，使他們的生活有出路，別讓他們的“玩意兒”絕了。為了引起各方面的重視，他把盲藝人請到市文聯演唱了一次。老舍先生親自主持，作了介紹，還特煩兩位老藝人翟少平、王秀卿唱了一段《當皮箱》。這是一個喜劇性的牌子曲，里面有一個人物是當鋪的掌柜，說山西話;有一個牌子叫“鸚哥調”，句尾的和聲用喉舌作出有點像母豬拱食的聲音，很特別，很逗。這個段子和這個牌子，是睜眼藝人沒有的。老舍先生那天顯得很興奮。

　　北京有一座智化寺，寺里的和尚作法事和別的廟里的不一樣，演奏音樂。他們演奏的樂調不同凡響，很古。所用樂譜別人不能識，記譜的符號不是工尺，而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筆道。樂器倒也和現在常見的差不多，但主要的樂器卻是管。據說這是唐代的“燕樂”。解放后，寺里的和尚多半已經各謀生計了，但還能集攏在一起。老舍先生把他們請來，演奏了一次。音樂界的同志對這堂活著的古樂都很感興趣。老舍先生為此也感到很興奮。

　　《當皮箱》和“燕樂”的下文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老舍先生是歷屆北京市人民代表。當人民代表就要替人民說話。以前人民代表大會的文件匯編是把代表提案都印出來的。有一年老舍先生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決芝麻醬的供應問題。那一年北京芝麻醬缺貨。老舍先生說：“北京人夏天離不開芝麻醬!”不久，北京的油鹽店里有芝麻醬賣了，北京人又吃上了香噴噴的麻醬面。

　　老舍是屬于全國人民的，首先是屬于北京人的。

　　一九五四年，我調離北京市文聯，以后就很少上老舍先生家里去了。聽說他有時還提到我。

　　1984年3月20日

　　
看過“汪曾祺寫人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