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作品關注的是人的生老病死相關的嚴肅主題。他用簡單樸素的筆觸細膩地刻畫出生活平淡真實的面貌，給人帶來很清新自然的美感和真摯深沉的情感，顯示了文學最本質的力量。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汪曾祺散文，希望大家喜歡。

　　汪曾祺散文一：沽源

　　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派我到沽源的馬鈴薯研究站去畫馬鈴薯圖譜。我從張家口一清早坐上長途汽車，近晌午時到沽源縣城。

　　沽源原是一個軍臺。軍臺是清代在新疆和蒙古西北兩路專為傳遞軍報和文書而設置的郵驛。官員犯了罪，就會被皇上命令“發往軍臺效力”。我對清代官制不熟悉，不知道什么品級的官員，犯了什么樣的罪名，就會受到這種處分，但總是很嚴厲的處分，和一般的貶謫不同。然而據龔定庵說，發往軍臺效力的官員并不到任，只是住在張家口，花錢雇人去代為效力。我這回來，是來畫畫的，不是來看驛站送情報的，但也可以說是“效力”來了，我后來在帶來的一本《夢溪筆談》的扉頁上畫了一方圖章：“效力軍臺”，這只是跟自己開開玩笑而已，并無很深的感觸。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只身到塞外——這地方在外長城北側，可真正是“塞外”了——來畫山藥(這一帶人都把馬鈴薯叫作“山藥”)，想想也怪有意思。

　　沽源在清代一度曾叫“獨石口廳”。龔定庵說他“北行不過獨石口”，在他看來，這是很北的地方了。這地方冬天很冷。經常到口外攬工的人說：“冷不過獨石口。”據說去年下了一場大雪，西門外的積雪和城墻一般高。我看了看城墻，這城墻也實在太矮了點，像我這樣的個子，一伸手就能摸到城墻頂了。不過話說回來，一人多高的雪，真夠大的。

　　這城真夠小的。城里只有一條大街。從南門慢慢地遛達著，不到十分鐘就出北門了。北門外一邊是一片草地，有人在套馬;一邊是一個水塘，有一群野鴨子自自在在地浮游。城門口游著野鴨子，城中安靜可知。城里大街兩側隔不遠種一棵樹——楊樹，都用土墼圍了高高的一圈，為的是怕牛羊啃吃，也為了遮風，但都極瘦弱，不一定能活。在一處墻角竟發現了幾叢波斯菊，這使我大為驚異了。波斯菊昆明是很常見的。每到夏秋之際，總是開出很多淺紫色的花。波斯菊花瓣單薄，葉細碎如小茴香，莖細長，微風吹拂，姍姍可愛。我原以為這種花只宜在土肥雨足的昆明生長，沒想到它在這少雨多風的絕塞孤城也活下來了。當然，花小了，更單薄了，葉子稀疏了，它，伶仃蕭瑟了。雖則是伶仃蕭瑟，它還是竭力地放出淺紫淺紫的花來，為這座絕塞孤城增加了一分顏色，一點生氣。謝謝你，波斯菊!

　　我坐了牛車到研究站去。人說世間“三大慢”：等人、釣魚、坐牛車。這種車實在太原始了，車轱轆是兩個木頭餅子，本地人就叫它“二餅子車”。真叫一個慢。好在我沒有什么急事，就躺著看看藍天;看看平如案板一樣的大地——這真是“大地”，大得無邊無沿。

　　我在這里的日子真是逍遙自在之極。既不開會，也不學習，也沒人領導我。就我自己，每天一早蹚著露水，掐兩叢馬鈴薯的花，兩把葉子，插在玻璃杯里，對著它一筆一筆地畫。上午畫花，下午畫葉子——花到下午就蔫了。到馬鈴薯陸續成熟時，就畫薯塊，畫完了，就把薯塊放到牛糞火里烤熟了，吃掉。我大概吃過幾十種不同樣的馬鈴薯。據我的品評，以“男爵”為最大，大的一個可達兩斤;以“紫土豆”味道最佳，皮色深紫，薯肉黃如蒸栗，味道也似蒸栗;有一種馬鈴薯可當水果生吃，很甜，只是太小，比一個雞蛋大不了多少。

　　沽源盛產莜麥。那一年在這里開全國性的馬鈴薯學術討論會，與會專家提出吃一次莜面。研究站從一個叫“四家子”的地方買來壩上最好的莜面，比白面還細，還白;請來幾位出名的做莜面的媳婦來做。做出了十幾種花樣，除了“搓窩窩”、“搓魚魚”、“貓耳朵”，還有最常見的“壓饸饹”，其余的我都叫不出名堂。蘸莜面的湯汁也極精彩，羊肉口蘑潲(這個字我始終不知道怎么寫)子。這一頓莜面吃得我終生難忘。

　　夜雨初晴，草原發亮，空氣悶悶的，這是出蘑菇的時候。我們去采蘑菇。一兩個小時，可以采一網兜。回來，用線穿好，晾在房檐下。蘑菇采得，馬上就得晾，否則極易生蛆。口蘑干了才有香味，鮮口蘑并不好吃，不知是什么道理。我曾經采到一個白蘑。一般蘑菇都是“黑片蘑”，菌蓋是白的，菌摺是紫黑色的。白蘑則菌蓋菌摺都是雪白的，是很珍貴的，不易遇到。年底探親，我把這只親手采的白蘑帶到北京，一個白蘑做了一碗湯，孩子們喝了，都說比雞湯還鮮。

　　一天，一個干部騎馬來辦事，他把馬拴在辦公室前的柱子上。我走過去看看這匹馬，是一匹棗紅馬，膘頭很好，鞍韉很整齊。我忽然意動，把馬解下來，跨了上去。本想走一小圈就下來，沒想到這平平的細沙地上騎馬是那樣舒服，于是一抖韁繩，讓馬快跑起來。這馬很穩，我原來難免的一點畏怯消失了，只覺得非常痛快。我十幾歲時在昆明騎過馬，不想人到中年，忽然作此豪舉，是可一記。這以后，我再也沒有騎過馬。

　　有一次，我一個人走出去，走得很遠。忽然變天了，天一下子黑了下來，云頭在天上翻滾，堆著，擠著，絞著，擰著。閃電熠熠，不時把云層照透。雷聲訇訇，接連不斷，聲音不大，不是劈雷，但是渾厚沉雄，威力無邊。我仰天看看兇惡奇怪的云頭，覺得這真是天神發怒了。我感覺到一種從未體驗過的恐懼。我一個人站在廣漠無垠的大草原上，覺得自己非常的小，小得只有一點。

　　我快步往回走。剛到研究站，大雨下來了，還夾有雹子。雨住了，卻又是一個很藍很藍的天，陽光燦爛。草原的天氣，真是變化莫測。

　　天涼了，我沒有帶換季的衣裳，就離開了沽源。剩下一些沒有來得及畫的薯塊，是帶回沙嶺子完成的。

　　我這輩子大概不會再有機會到沽源去了。

　　汪曾祺散文二：午門憶舊

　　北京解放前夕，一九四八年夏天到一九四九年春天，我曾在午門的歷史博物館工作過一段時間。

　　午門是紫禁城總體建筑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是故宮的正門，是真正的“宮門”。進了天安門、端門，這只是宮廷的“前奏”，進了午門，才算是進了宮。有午門，沒有午門，是不大一樣的。沒有午門，進天安門、端門，直接看到三大殿，就太敞了，好像一件衣裳沒有領子。有午門當中一隔，后面是什么，都瞧不見，這才顯得宮里神秘莊嚴，深不可測。

　　午門的建筑是很特別的。下面是一個凹形的城臺。城臺上正面是一座九間重檐廡殿頂的城樓;左右有重檐的方亭四座。城樓和這四座正方的亭子之間，有廊廡相連屬，穩重而不笨拙，玲瓏而不纖巧，極有氣派，俗稱為“五鳳樓”。在舊戲里，五鳳樓成了皇宮的代稱。《草橋關》里姚期唱到：“到來朝陪王在那五鳳樓”，《珠簾寨》里程敬思唱道：“為千歲懶登五鳳樓”，指的就是這里。實際上姚期和程敬思都是不會登上五鳳樓的。樓不但大臣上不去，就是皇帝也很少上去。

　　午門有什么用呢?舊戲和評書里常有一句話：“推出午門斬首!”哪能呢!這是編戲編書的人想象出來的。午門的用處大概有這么三項：一是逢什么大典時，皇上登上城樓接見外國使節。曾見過一幅紫銅的版刻，刻的就是這一盛典。外國使節、滿漢官員，分班肅立，極為隆重。是哪一位皇上，慶的是何節日，已經記不清了。其次是獻俘。打了勝仗(一般就是鎮壓了少數民族)，要把俘虜(當然不是俘虜的全部，只是代表性的人物)押解到京城來。獻俘本來應該在太廟。《清會典·禮部》：“解送俘囚至京師，欽天監擇日獻俘于太廟社稷。”但據熟悉掌故的同志說，在午門。到時候皇上還要坐到城樓親自過過目。究竟在哪里，余生也晚，未能親歷，只好存疑。第三，大概是午門最有歷史意義，也最有戲劇性的故實，是在這里舉行廷杖。廷杖，顧名思義，是在朝廷上受杖。不過把一位大臣按在太和殿上打屁股，也實在不大像樣子，所以都在午門外舉行。廷杖是對廷臣的酷刑。據朱國楨《涌幢小品》，廷杖始于唐玄宗時。但是盛行似在明代。原來不過是“意思意思”。《涌幢小品》說，“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棉底衣，毛氈迭帊，示辱而已。”穿了厚棉褲，又墊著幾層氈子，打起來想必不會太疼。但就這樣也夠嗆，挨打以后，要“臥床數日，而后得愈”。“正德初年，逆瑾(劉瑾)用事，惡廷臣，始去衣。”——那就說脫了褲子，露出屁股挨打了。“遂有杖死者。”掌刑的是“廠衛”。明朝宦官掌握的特務機關有東廠、西廠，后來又有中行廠。廷杖在午門外進行，掄杖的該是中行廠的錦衣衛。五鳳樓下，血肉橫飛，是何景象?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五鳳樓就很少有人上去。“馬道”的門鎖著。民國以后，在這里建立了歷史博物館。據歷史博物館的老工友說，建館后，曾經修繕過一次，從城樓的天花板上掃出了一些燒雞骨頭、荔枝殼和桂圓殼。他們說，這是“飛賊”留下來的。北京的“飛賊”做了案，就到五鳳樓天花板上藏著，誰也找不著——那倒是，誰能搜到這樣的地方呢?老工友們說，“飛賊”用一根麻繩，一頭系一個大鐵鉤，一甩麻繩，把鐵鉤搭在城垛子上，三把兩把，就“就”上來了。這種情形，他們誰也不會見過，但是言之鑿鑿。這種燕子李三式的人物引起老工友們美麗的向往，因為他們都已經老了，而且有的已經半身不遂。

　　“歷史博物館”名目很大，但是沒有多少藏品，東邊的馬道里有兩尊“炮”。是很大的銅炮，炮管有兩丈多長。一尊叫做“武威炮”，另一尊叫什么炮，忘了。據說張勛復辟時曾起用過兩尊炮，有的老工友說他還聽到過軍令：“傳武威炮!”傳“××炮!”是誰傳?張勛，還是張勛的對立面?說不清。馬道拐角處有一架李大釗烈士就義的絞刑機。據說這架絞刑機是德國進口的，只用過一次。為什么要把這東西陳列在這里呢?我們在寫說明卡片時，實在不知道如何下筆。

　　城樓(我們習慣叫做“正殿”)里保留了皇上的寶座。兩邊鐵架子上掛著十多件袁世凱祭孔用的禮服，黑緞的面料，白領子，式樣古怪，道袍不像道袍。這一套服裝為什么陳列在這里，也莫名其妙。

　　四個方亭子陳列的都是沒有多大價值，也不值什么錢的文物：不知道來歷的墓志、燒癱在“匣”里的鈞窯磁碗、清代的“黃冊”(為征派賦役編造的戶口冊)、殿試的卷子、大臣的奏折……西北角一間亭子里陳列的東西卻有點特別，是多種刑具。有兩把殺人用的鬼頭刀，都只有一尺多長。我這才知道殺頭不是用力把腦袋砍下來，而是用“巧勁”把腦袋“切”下來。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套凌遲用的刀具，裝在一個木匣里，有一二十把，大小不一。還有一把細長的錐子。據說受凌遲的人挨了很多刀，還不會死，最后要用這把錐子刺穿心臟，才會氣絕。中國的剮刑搞得這樣精細而科學，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整天和一些價值不大、不成系統的文物打交道，真正是“抱殘守缺”。日子過得倒是蠻清閑的。白天檢查檢查倉庫，更換更換說明卡片，翻翻資料，都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下班后，到左掖門外筒子河邊看看算卦的算卦，——河邊有好幾個卦攤;看人叉魚，——叉魚的沿河走，捏著魚叉，欻地一叉下去，一條二尺來長的黑魚就叉上來了。到了晚上，天安門、端門、左右掖門都關死了，我就到屋里看書。我住的宿舍在右掖門旁邊，據說原是錦衣衛——就是執行廷杖的特務值宿的房子。四外無聲，異常安靜。我有時走出房門，站在午門前的石頭坪場上，仰看滿天星斗，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就我這里一點是熱的。

　　北平一解放，我就告別了午門，參加四野南下工作團南下了。

　　從此就再也沒有到午門去看過，不知道午門現在是什么樣子。

　　有一件事可以記一記。解放前一天，我們正準備迎接解放，來了一個人，說：“你們趕緊收拾收拾，我們還要辦事呢!”他是想在午門上登基。這人是個瘋子。

　　1986年1月9日

　　汪曾祺散文三：遙寄愛荷華——懷念聶華苓和保羅·安格爾

　　一九八七年九月，我應安格爾和聶華苓之邀，到愛荷華去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認識了他們夫婦，成了好朋友。安格爾是愛荷華人。他是愛荷華城的驕傲。愛荷華的第一國家銀行是本城最大的銀行，和“寫作計劃”的關系很密切(“國際寫作計劃”作家的存款都在第一銀行開戶)，每一屆“國際寫作計劃”，第一銀行都要舉行一次盛大的招待酒會。第一銀行的墻壁上掛了一些美國偉人的照片或圖像。酒會那天，銀行特意把安格爾的巨幅淡彩鉛筆圖像也擺了出來，畫像畫得很像，很能表現安格爾的神情：爽朗，幽默，機智。安格爾拉了我站在這張畫像的前邊拍了一張照片。可惜我沒有拿到照像人給我加印的一張。

　　江迪爾是一家很大的農機廠。這家廠里請亨利·摩爾做了一個很大的抽象的銅像，特意在一口湖當中造了一個小島，把銅像放在島上。江迪爾農機廠是“國際寫作計劃”的贊助者之一，每年要招待國際作家一次午宴。在宴會上，經理致辭，說安格爾是美國文學的巨人。

　　我不熟悉美國文學的情況，尤其是詩，不能評價安格爾在美國當代文學中的位置。我只讀過一本他的詩集《中國印象》，是他在中國旅行之后寫的，很有感情。他的詩是平易的，好懂的，是自由詩。有一首詩的最后一段只有一行：

　　中國也有螢火蟲嗎?

　　我忽然非常感動。

　　我真想給他捉兩個中國的螢火蟲帶到美國去。

　　我三天兩頭就要上聶華苓家里去，有時甚至天天去。有兩天沒有去，聶華苓估計我大概一個人在屋里，就會打電話來。我們住在五月花公寓，離聶華苓家很近，五分鐘就到了。

　　聶華苓家在愛荷華河邊的一座小山半麓。門口有一塊銅牌，豎寫了兩個隸書：“安寓”。這大概是聶華苓的主意。這是一所比較大的美國中產階級的房子，買了已經有些年了。木結構。美國的民居很多是木結構，沒有圍墻，一家一家不挨著。這種木結構的房子也是不能挨著，挨在一起，一家著火，會燒成一片。我在美國看了幾處遭了火災的房子，都不殃及鄰舍。和鄰舍保持一段距離，這也反映出美國人的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文化心理。美國人不愿意別人干擾他們的生活，不講什么“處街坊”，不講“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除非得到邀請，美國人不隨便上人家“串門兒”。

　　是一座兩層的房子。樓下是聶華苓的書房，有幾張中國字畫。我給她帶去一個我自己畫的小條幅，畫的是一叢秋海棠，一個草蟲，題了兩句朱自清先生的詩：“解得夕陽無限好，不須悵惆近黃昏”。第二天她就掛在書桌的左側，以示對我的尊重。

　　樓上是臥室、廚房、客廳。一上樓梯，對面的墻上在一塊很大的印第安人的壁衣上掛滿了各個民族、各個地區、各色各樣的面具，是安格爾搜集來的。安格爾特別喜愛這些玩意。他的書架上、壁爐上，到處都是這一類東西(包括一個黃銅敲成的狗頭鳥腳的非洲神像，一些東南亞的皮影戲人形……)。

　　餐廳的一壁橫掛了一柄船槳，上面寫滿了字，想是安格爾在大學劃船比賽獲獎的紀念。

　　一個書柜里放了一張安格爾的照片，坐在一塊石頭上，很英俊，一個典型的美國年輕紳士。聶華苓說：“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就是這個樣子!”

　　南面和西面的墻頂牽滿了綠蘿。美國很多人家都種這種植物，有的店鋪里也種。這玩意只要一點土，一點水，就能陸續抽出很長的條，不斷生出心形的濃綠肥厚的葉子。

　　白色羊皮面的大沙發是可以移動的。一般是西面、北面各一列，成直角。有時也可以拉過來，在小圓桌周圍圍成一圈。人多了，可以坐在地毯上。臺灣詩人蔣勛好像特愛坐在地毯上。

　　客廳的一角散放著報紙、刊物、畫冊。

　　這是一個舒適、隨便的環境，誰到這里都會覺得無拘無束。美國有的人家過于整潔，進門就要脫鞋，又不能抽煙，真是別扭。

　　安格爾和聶華苓都非常好客。他們家幾乎每個晚上都是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愛荷華是個安靜、古板的城市(城市人口六萬，其中三萬是大學生)，沒有夜生活。有一個晚上，臺灣詩人鄭愁予喝了不少酒，說他知道有一家表演脫衣舞的地方，要帶幾個男女青年去看看。不大一會，回來了!這家早就關閉了。愛荷華原來有一家放****片子的電影院，讓一些老頭兒、老太太轟跑了。夜間無事，因此，家庭聚會就比較多。

　　“國際寫作計劃”會期三個月，聶華苓星期六大都要舉行晚宴，招待各國作家。分撥邀請。這一撥請哪些位，那一撥請哪些位，是用心安排的。她邀請中國作家(包括大陸的、臺灣的、香港的，和在美國的華人作家)次數最多。有些外國作家(主要是說西班牙語的南美作家)有點吃醋，說聶華苓對中國作家偏心。聶華苓聽到了，說“那是!”我跟她說：“我們是你的娘家人。”——“沒錯!”

　　美國的習慣是先喝酒，后吃飯。大概六點來鐘，就開始喝。安格爾很愛喝酒，喝威士忌。我去了，也都是喝蘇格蘭威士忌或伯爾本(美國威士忌)。伯爾本有一點苦味，別具特色。每次都是吃開心果就酒。聶華苓不知買了多少開心果，隨時待客，源源不斷。有時我去早了，安格爾在他自己屋里，聶華苓在廚房忙著，我就自己動手，倒一杯先喝起來。他們家放酒和冰塊的地方我都知道。一邊喝加了冰的威士忌，一邊翻閱一大摞華文報紙，蠻愜意。我在安格爾家喝的威士忌加在一起，大概不止一箱。我一輩子沒有喝過那樣多威士忌。有兩次，聶華苓說我喝得說話舌頭都直了!臨離愛荷華前一晚，聶華苓還在我的外面包著羊皮的不銹鋼扁酒壺里灌了一壺酒。

　　晚飯烤牛排的時候多。我愛吃烤得很嫩的牛排。聶華苓說：“下次來，我給你一塊生牛排你自己切了吃!”

　　吃過一次核桃樹枝烤的牛肉。核桃樹枝是從后面小山上撿的。

　　美國火鍋吃起來很簡便。一個長方形的鍋子，各人自己涮雞片、魚片、肉片……

　　聶華苓表演了一次豆腐丸子。這是湖北菜。

　　聶華苓在美國二十多年了，但從里到外，都還是一個中國人。

　　她有個弟弟也在美國，我聽到她和弟弟打電話，說的是地地道道的湖北話!

　　有一次中國作家聚會，合唱了一支歌“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聶華苓是抗戰后到臺灣的，她會唱相當多這樣的救亡歌曲。臺灣小說家陳映真、詩人蔣勛，包括年輕的小說家李昂也會唱這支歌。唱得大家心里酸酸的。聶華苓熱淚盈眶。

　　聶華苓是個很容易動感情的人。有一次她和在美的華人友好歡聚，在將近酒闌人散(有人已經穿好外衣)的時候，她忽然感傷起來，失聲痛哭，招得幾位女士陪她哭了一氣。

　　有一次陳映真的父親坐一天的汽車，特意到愛荷華來看望中國作家。老先生年輕時在臺灣教學，曾把魯迅的小說改成戲劇在臺演出，大概是在臺灣最早介紹魯迅的學人之一。老先生對祖國懷了極深的感情。陳映真之成為臺灣“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與幼承庭訓有關。陳老先生在席間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我聽了，一時非常激動，不禁和老先生抱在一起，哭了。聶華苓陪著我們流淚，一面攥著我的手說：“你真好!你真好!你真可愛!”

　　我跟聶華苓說：“我已經好多年沒有哭過了。”

　　聶華苓原來叫我“汪老”，有一天，對我說：“我以后不叫你‘汪老’了，把你都叫老了!我叫你汪大哥!”我說：“好!”不過似乎以后她還是一直叫我“汪老”。

　　中國人在客廳里高談闊論，安格爾是不參加的，他不會漢語。他會說的中國話大概只有一句：“夠了!太夠了!”一有機會，在給他分菜或倒酒時，他就愛露一露這一句。但我們在聊天時，他有時也在一邊聽著，而且好像很有興趣。我跟他不能交談，但彼此似乎很能交流感情，能夠互相欣賞。有一天我去得稍早，用英語跟他說了一句極其普通的問候的話：“你今天看上去氣色很好。”他大叫：“華苓!他能說完整的英語!”

　　安格爾在家時衣著很隨便，總是穿一件寬大的紫色睡袍，軟底的便鞋，跑來跑去，一會兒回他的臥室，一會兒又到客廳里來。我說他是個無事忙。聶華苓說：“就是，就是!整天忙忙叨叨，busy!busy!不知道他忙什么!”

　　他忙活的事情之一，是伺候他的那群鹿和浣熊。有一群鹿和浣熊住在“安寓”后山的雜木林里，是野生的，經常到他的后窗外來做客。鹿有時兩三只，有時七八只;浣熊一來十好幾只，他得為它們準備吃的。鹿吃玉米粒。愛荷華是產玉米的州，玉米粒多的是，鹿都站在較高的山坡上，低頭吃玉米粒，忽然又揚起頭來很警惕地向窗戶里看一眼。浣熊吃面包。浣熊憨頭憨腦，長得有點像熊貓，膽小，但是在它們專心吃面包片時，就不顧一切了，美國面包隔了夜，就會降價處理，很便宜。聶華苓隔一兩天就要開車去買面包。“浣熊吃，我們也吃!”鹿和浣熊光臨，便是神圣的時刻。安格爾深情地注視窗外，一面伸出指頭示意：不許做聲!鄂溫克族作家烏熱爾圖是獵人，看著窗外的鹿，說：“我要是有一桿槍，一槍就能打倒一只。”安格爾瞪著灰藍色的眼睛說：“你要是拿槍打它，我就拿槍打你!”

　　安格爾是個心地善良、脾氣很好、快樂的老人，是個老天真，他愛大笑，大喊大叫，一邊叫著笑著，一邊還要用兩只手拍著桌子。

　　他很愛聶華苓，老是愛說他和聶華苓戀愛的經過：他在臺北舉行酒會，聶華苓在酒會上沒有和他說話。聶華苓要走了，安格爾問她：“你為什么不理我?”聶華苓說：“你是主人，你不主動找我說話，我怎么理你?”后來，安格爾約聶華苓一同到日本去，聶華苓心想：一個外國人，約我到日本去?她還是同意了。到了日本，又到了新加坡、菲律賓……后來呢?后來他們就結婚了。他大概忘了，他已經跟我說過一次他的羅曼史。我告訴蔣勛，我已經聽他說過了，蔣勛說：“我已經聽過五次!”他一說起這一段，聶華苓就制止他：“no more!no more!”

　　聶華苓從客廳走回她的臥室，安格爾指指她的背影，悄悄地跟我說：

　　“她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

　　十二月中旬，我到紐約、華盛頓、費城、波士頓走了一圈。走的時候正是愛荷華的紅葉最好的時候，橡樹、元寶樹、日本楓……層層疊疊，如火如荼。

　　回到愛荷華，紅葉已經落光，這么快!

　　我是年底回國的。離開愛荷華那天下了大雪，愛荷華一點聲音沒有。

　　一九八八年，安格爾和聶華苓訪問了大陸一次。作協外聯部不知道是哪位出了一個主意，不在外面宴請他們，讓我在家里親手給他們做一頓飯，我說“行!”聶華苓在美國時就一直希望吃到我做的菜(我在她家里只做過一次炸醬面)，這回如愿以償了。我給他們做了幾個什么菜，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有一碗揚州煮干絲、一個熗瓜皮，大概還有一盤干煸牛肉絲，其余的，想不起來了。那天是蔣勛和他們一起來的。聶華苓吃得很開心，最后端起大碗。連煮干絲的湯也喝得光光的。安格爾那天也很高興，因為我還有一瓶伯爾本，他到大陸，老是茅臺酒、五糧液，他喝不慣。我給他斟酒時，他又找到機會亮了他的惟一的一句中國話：

　　“夠了!太夠了!”

　　一九九○年初秋，我有個親戚到愛荷華去(他在愛荷華大學讀書)，我和老伴請他帶兩件禮物給聶華苓，一個仿楚器云紋朱紅漆盒，一件彩色扎花印染的純棉衣料。她非常喜歡，對安格爾說：“這真是汪曾祺!”

　　安格爾因心臟病突發，在芝加哥去世。大概是一九九一年初。

　　安格爾去世后，我和聶華苓沒有通過信。她現在怎么生活呢?前天給她寄去一張賀年卡，寫了幾句話，信封上寫的是她原來的地址，也不知道她能不能收到。

　　1991年12月20日

　　
看過“汪曾祺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