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正文。第二部分是贊語。

正文部分又可分為四小節。第一節自開頭至“因以為號焉”，交代“五柳先生”號的由來，開篇點題。“先生不知何許人也”，文章開頭第一句，即把這位先生排除在名門望族之外，不僅不知他的出身和籍貫，“亦不詳其姓字”，五柳先生是一位隱姓埋名的人。晉代是很講究門第的，而五柳先生竟與這種風氣背道而馳，這就暗示五柳先生是一位隱士。“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就這樣隨便地取了一個字號。五柳先生不僅隱姓埋名，而且根本就不重視姓字，用莊子的話說，“名者，實之賓也”，本就無關緊要。但他看中五柳樹的原因也許五柳先生宅邊并無桃李，只有這么幾棵柳樹，這與后面所寫“環堵蕭然”是一致的。五柳先生的房屋簡陋，生活貧窮，這五柳樹帶一點清靜、淡雅、簡樸的色彩。以五柳為號也就顯示了五柳先生的性格。

第二節自“閑補少言”至“欣然忘食”，寫五柳先生的稟性志趣。接著寫五柳先生的生活、性格。“閑靜少言，不慕榮利”，這是五柳先生最突出的地方。閑靜少言是五柳先生的外在表現，不慕榮利，才是五柳先生的真實面貌。因為不追求榮利，五柳先生就無須奔忙，不用煩躁，自然也就閑，也就靜，用不著喋喋不休。但這種閑靜少言，并不等于五柳先生沒有志趣。但這一節主要是寫其“好讀書”而善讀書。但五柳先生“好讀書，不求甚解”，不求甚解就與五柳先生的“不慕榮利”有關。五柳先生讀書的目的，是一種求知的滿足，精神的享受，所以“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這表明了五柳先生是一位有知識的人，和那個時代的社會對他的限制和迫害。

第三節自“性嗜灑”至“不吝情去留”，寫“五柳先生”的飲酒嗜好。作者強調他的嗜灑是出于天性，而非門閥之士的放蕩縱酒，自我麻醉。但嗜灑與家貧又是矛盾的，他不慕榮利，不能擺脫貧困，便“不能常得”到酒。這說明他不因嗜酒而失節。至于親友請他吃酒，他卻毫無拘束，一去即飲，一醉方休，又反映了他的坦率與認真，并沒有當時所謂名士的虛偽與矯情。飲酒是他在那種時代環境里使自己得到解脫的一種方法。

第四節自“環堵蕭然”至“以此自終”，寫“五柳先生”的安貧與著文。他雖然居室破漏，衣食不足，但卻安然自得。這正是他安貧樂道的表現。而“常著文章自娛”，不入塵網，則是他讀書“每有會意”的結果。并且，“忘懷得失”又是他“不慕榮利”的性格使然。這些既與前文相照應，又收束了全篇。

對五柳先生的生活、志趣作了敘述以后，第二部分文章結尾也仿史家筆法，加個贊語。這個贊語的實質就是黔婁之妻的兩句話：“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這兩句話與前面寫到的“不慕榮利”相照應，這是五柳先生最大的特點和優點。陶淵明正是通過五柳先生“頗示己志”，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文章最后有兩句設問的話：“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既表達了他對上古社會淳樸風尚的向往之情，又說明他是一位有著美好現想的隱士。同時也是對世風日卜的黑暗現實的針砭與嘲颯。

對于《五柳先生傳》的寫作年份一般有作于少年和作于晚年兩種說法。

王瑤根據蕭統的《陶淵明傳》的敘述認為，《五柳先生傳》作于太元十七年(392年)陶淵明為江州祭酒以前。魏正申在《陶淵明探稿》中曾提到：“他在二十八寫下的《五柳先生傳》中，表示了自己的從文志愿。”如果這說少年時所作的話，那么這便不是自傳了，有可能是陶淵明在年少時對生活的構想，表明志向，規劃未來。

可是，“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可見陶淵明筆下五柳先生窮困潦倒，家境貧寒。如此情境不似為自己規劃未來，所以有研究者認為文章創作于晚年時期。清代學者林云銘指出文中贊語中“無懷氏”“葛天氏” 傳達了安貧樂道的情懷和不為官的態度，可以推測這是陶淵明辭官后所作。

陶淵明詩歌鑒賞著名（篇2）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

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黃虞。

得知千載上，正賴古人書。

圣賢留余跡，事事在中都。

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逾。

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

聞君當先邁，負疴不獲俱。

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

多謝綺與甪，精爽今何如?

紫芝誰復采?深谷久應蕪。

駟馬無貰患，貧賤有交娛。

清謠結心曲，人乖運見疏。

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這詩是陶集贈答詩中的名篇。詩中念古傷今，流露著作者對時局的觀感和政治態度，也體現了“君子贈人以言”的古訓，對友人進行諷示、忠告，大有別于一般傷離惜別、應酬敷衍之作。羊長史，名松齡，是和作者周旋日久的友人，當時任江州刺史、左將軍檀韶的長史。這次是奉使去關中，向新近北伐取勝的劉裕稱賀。秦川，今陜西一帶。

劉裕在消滅桓玄、盧循等異己勢力之后，執掌朝政，功高位尊，已懷有奪取司馬氏政權的野心。公元416年(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劉裕率師北伐，消滅了羌族建立的后秦國，收復了古都長安、洛陽。自永嘉之亂以來，南北分裂，晉師不出，已逾百年。這次北伐勝利，本是一件大好事。無奈劉裕出兵的動機只是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所以才得勝利，便匆匆南歸，去張羅篡位的事了。他一心只是“欲速成篡事，并非真有意于中原”。南北統一的希望，終成泡影。三年之后，他便代晉成了依然偏安江左的劉宋王朝的開國之君。

對劉的意圖，作者是看得很明白的。所以對北伐勝利和羊長史入關稱賀，他都表現得十分冷漠，只在序里淡淡地說了一句“銜使秦川”而在詩中又委婉地諷示友人，不要趨附權勢，追求駟馬高官。這一切，都顯現出這位“隱逸詩人”對現實和政治還是相當敏感、有所干預的。 因為詩所涉及的是很敏感的時政問題，所以其表現也十分隱約、含蓄。全詩分四節。首節八句，悠徐地從“千載外”說起，說是自己生在三季(夏、商、周三代之末)之后，只有從古人書里，得知些黃帝、虞舜之世的事，不禁慨然長念——那時真風尚存，風俗淳樸平和。言下之意，三季之后，就只剩下欺詐虛偽，爭攘篡奪了。這自然是對劉裕的隱隱嘲諷。既提到“古人書”，就以它為紐帶，自然地轉入下文：也正是從書里，知道了賢圣余跡，多留存在中都(指洛陽、長安)一帶。點到“賢”字，目光便已遙注到下文的“綺(里季)與甪(里先生)”;而“圣”，則上應“黃虞”。自己是一直向往“賢圣”們所作所為的，所以始終盼望著去那里游騁心目;只是限于關山阻隔(實際是南北分裂的代用語)，沒能如愿而已。這樣緩緩說來，既說出自己對“賢圣”的崇仰心情，也以賓帶主，漸漸引入羊長史的北去。思路文理，十分綿密。

次節四句，轉入贈詩。現在九域(九州，指天下)已經初步統一起來了，詩人下了決心，要整治船只車輛，北上一行。聽說羊長史要先走一步，自己因身有疾病，難以聯袂同行，只有贈詩相送。作者早衰多病，五十以后即“漸就衰損”(《與子儼等疏》)，“負疴”當然是實情;但“不獲俱”的真正原因，還應在于羊長史是奉使向劉裕稱賀，而自己卻是要“游心目”于賢圣遺跡，目的既不同，當然也不必同行了。

“路若經商山”以下八句，是贈詩主旨所在。到關中去，說不定要經過商山，那正是漢代初年不趨附劉邦的綺、角等“四皓”(四個白首老人)的隱棲之地。作者很自然地借此向友人囑咐，要他經過時稍稍在那里徘徊瞻仰，并多多向四皓的英靈致意：他們的精神魂魄又怎樣了呢?相傳他們在辭卻劉邦迎聘時曾作《紫芝歌》：“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而畏人兮，不若貧賤之肆志。”(見《古今樂錄》)如今，紫芝有誰再采呢?深谷里也大概久乏人跡、蕪穢不堪了吧?——多少人已奔競權勢、趨附求榮去了。作者在這里說“為我”，流露出自己是有心上追綺、角精魂的人，同時也示意友人要遠慕前賢，勿誤入奔競趨附者的行列。接著，他又化用《紫芝歌》后段的意思警醒友人:“駟馬無貰患，貧賤有交娛。”——高車駟馬，常會遭罹禍患;貧賤相處，卻可互享心神上的歡娛。是諷示，也是忠告，朱光潛在《詩論》中曾舉到這首詩說:“最足見出他于朋友的厚道。”正指此處。

《紫芝》一歌，可看作這首贈詩的靈魂。篇首的“慨然念黃虞”，已化用了“唐虞世遠”之意;直到結尾，作者還鄭重寫出“清謠(指《縈芝歌》)結心曲”，深慨綺、甪長往，人既乖違，時代亦疏隔久遠，自己只有在累代之下，長懷遠慕，慨嘆無窮了。“言盡意不舒”，見出作者對時世慨嘆的多而且深，也示意友人要理解此心于言語文字之外。

此詩對劉裕不屑涉筆，意存否定，卻對不趨附權勢的綺、甪崇仰追慕，這些都顯示出他崇高的人格修養。在寫作上，雖從遠處落筆，卻緊扣正意，徐徐引入，最后才突出贈詩主旨，手法都很高妙。無怪方東樹《昭昧詹言》云：“《羊長史》篇文法可以冠卷。”

沈德潛論贈答詩，謂“必所贈之人何人，所往之地何地，一一按切，而復以己之情性流露于中，自然可詠可讀。”(《說詩晬語》)此詩應是此論的一個好例。

陶淵明詩歌鑒賞著名（篇3）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誤落 一作：誤入)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余畝，草屋x間。

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顛 通 巔)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

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陶淵明因無法忍受官場的污濁與世俗的束縛，堅決地辭官歸隱，躬耕田園。脫離仕途的那種輕松之感，返回自然的那種欣悅之情，還有清靜的田園、淳樸的交往、躬耕的體驗，使得這組詩成為杰出的田園詩章。

這組詩生動地描寫了詩人歸隱后的生活和感受，抒發了作者辭官歸隱后的愉快心情和鄉居樂趣，從而表現了他對田園生活的熱愛，表現出勞動者的喜悅;同時又隱含了對官場黑暗腐敗的生活的厭惡之感，表現了作者不愿同流合污，為保持完整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而甘受田間生活的艱辛。組詩集中體現了陶淵明追求自由、安于清貧、隱逸山野、潔身自好、遠離官場、超脫世俗的美好情操。陶淵明寫“歸園田居”其實是寫作者自己理想的故居。

《歸園田居》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其所以是如此，不僅在于每首詩分別從辭官場，聚親朋，樂農事，訪故舊，歡夜飲幾個側面描繪了詩人豐富充實的隱居生活，更重要的是，就其所抒發的感情而言，是以質性自然，樂在其中的情趣來貫穿這一組詩篇的。詩中雖有感情的動蕩，轉折，但那種歡愉，達觀的明朗色彩是輝映全篇的。

第一首詩主要是以追悔開始，以慶幸結束，追悔自己“誤落塵網”、“久在樊籠”的壓抑與痛苦，慶幸自己終“歸園田”、復“返自然”的愜意與歡欣，真切表達了詩人對污濁官場的厭惡，對山林隱居生活的無限向往與怡然陶醉。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所謂“適俗韻”無非是逢迎世俗、周旋應酬、鉆營取巧的那種情態、那種本領，這是詩人從來就未曾學會的東西。作為一個真誠率直的人，其本性與淳樸的鄉村、寧靜的自然，似乎有一種內在的共通之處，所以“愛丘山”。前二句表露了作者清高孤傲、與世不合的性格，看破官場后，執意離開，對官場黑暗的不滿和絕望。為全詩定下一個基調，同時又是一個伏筆，它是詩人進入官場卻終于辭官歸田的根本原因。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人生常不得已。作為一個官宦人家的子弟，步入仕途乃是通常的選擇;作為一個熟讀儒家經書、欲在社會中尋求成功的知識分子，也必須進入社會的權力組織;便是為了供養家小、維持較舒適的日常生活，也需要做官。所以不能不違逆自己的“韻”和“性”，奔波于官場。回頭想起來，那是誤入歧途，誤入了束縛人性而又骯臟無聊的世俗之網。“一去三十年”，當是“十三年”之誤。從陶淵明開始做官到最終歸隱，正好是十三年。這一句看來不過是平實的紀述，但仔細體味，卻有深意。詩人對田園，就像對一位情誼深厚的老朋友似地嘆息道：“呵，這一別就是十三年了!”心中無限感慨，無限眷戀，但寫來仍是隱藏不露。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雖是“誤入塵網”，卻是情性未移。這兩句集中描寫做官時的心情，從上文轉接下來，語氣順暢，毫無阻隔。因為連用兩個相似的比喻，又是對仗句式，便強化了厭倦舊生活、向往新生活的情緒。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守拙”回應“少無適俗韻”——因為不懂得鉆營取巧，不如抱守自己的愚拙，無須勉強混跡于俗世;“歸園田”回應“性本愛丘山”——既有此天性，便循此天性，使這人生自然舒展，得其所好。開始所寫的沖突，在這里得到了解決。

“方宅十余畝，草屋x間”，是簡筆的勾勒，以此顯出主人生活的簡樸。但雖無雕梁畫棟之堂皇宏麗，卻有榆樹柳樹的綠蔭籠罩于屋后，桃花李花競艷于堂前，素淡與絢麗交掩成趣。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曖曖，是模糊不清的樣子，村落相隔很遠，所以顯得模糊，就像國畫家畫遠景時，往往也是淡淡勾上幾筆水墨一樣。依依，形容炊煙輕柔而緩慢地向上飄升。這兩句所描寫的景致，給人以平靜安詳的感覺，好像這世界不受任何力量的干擾。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一下子將這幅美好的田園畫活起來了。這二句套用漢樂府《雞鳴》“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而稍加變化。但詩人絕無用典炫博的意思，不過是信手拈來。他不寫蟲吟鳥唱，卻寫了極為平常的雞鳴狗吠，因為這雞犬之聲相聞，才最富有農村環境的特征，和整個畫面也最為和諧統一。隱隱之中，是否也滲透了《老子》所謂“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民老死不相往來”的理想社會觀念，那也難說。單從詩境本身來看，這二筆是不可缺少的。它恰當地表現出農村的生活氣息，又絲毫不破壞那一片和平的意境，沒有喧囂和煩躁之感。以此比較王籍的名句“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那種為人傳誦的所謂“以動寫靜”的筆法，未免太強調、太吃力。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塵雜是指塵俗雜事，虛室就是靜室。既是做官，總不免有許多自己不愿干的蠢事，許多無聊應酬吧。如今可是全都擺脫了，在虛靜的居所里生活得很悠閑。不過，最令作者愉快的，倒不在這悠閑，而在于從此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環境，又是指順適本性、無所扭曲的生活。這兩句再次同開頭“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相呼應，同時又是點題之筆，揭示出《歸園田居》的主旨。但這一呼應與點題，絲毫不覺勉強。全詩從對官場生活的強烈厭倦，寫到田園風光的美好動人，新生活的愉快，一種如釋重負的心情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來。這樣的結尾，既是用筆精細，又是順理成章。

這首詩最突出的是寫景———描寫園田風光運用白描手法遠近景相交，有聲有色;其次，詩中多處運用對偶句，如：“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還有對比手法的運用，將“塵網”“樊籠”與“園田居”對比，從而突出詩人對官場的厭惡、對自然的熱愛;再有語言明白清新，幾如白話，質樸無華。這首詩呈現出一個完整的意境，詩的語言完全為呈現這意境服務，不求表面的好看，于是詩便顯得自然。總之，這是經過藝術追求、藝術努力而達到的自然。

陶淵明從二十九歲起開始出仕，任官十三年，一直厭惡官場，向往田園。他在義熙元年(405年)四十一歲時，最后一次出仕，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澤縣令即辭官回家。以后再也沒有出來做官。據《宋書·陶潛傳》和蕭統《陶淵明傳》云，陶淵明歸隱是出于對腐朽現實的不滿。當時郡里一位督郵來彭澤巡視，官員要他束帶迎接以示敬意。他氣憤地說：“我不愿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陶淵明天性酷愛自由，而當時官場風氣又極為腐敗，諂上驕下，胡作非為，廉恥掃地。一個正直的士人，在當時的政洽社會中決無立足之地，更談不上實現理想抱負。陶淵明經過十三年的曲折，終于徹底認清了這一點。陶淵明品格與政治社會之間的根本對立，注定了他最終的抉擇——歸隱。從此他結束了時隱時仕、身不由己的生活，終老田園。歸來后，作《歸園田居》詩一組。

陶淵明詩歌鑒賞4篇著名

陶淵明詩歌鑒賞著名（篇4）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

《歸園田居·其三》細膩生動地描寫了作者對農田勞動生活的體驗，風格清淡而又不失典雅，洋溢著詩人心情的愉快和對歸隱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