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墟曲中 一作：墟曲人)

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陶淵明“性本愛丘山”，這不僅是因為他長期生活在田園之中，炊煙繚繞的村落，幽深的小巷中傳來的雞鳴狗吠，都會喚起他無限親切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心目中，恬美寧靜的鄉村是與趨膻逐臭的官場相對立的一個理想天地，這里沒有暴力、虛假，有的只是淳樸天真、和諧自然。因此，他總是借田園之景寄托胸中之“意”，挖掘田園生活內在的本質的美。《歸園田居》組詩是詩人在歸隱初期的作品，第一首《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著重表現他“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的欣喜心情，這一首則著意寫出鄉居生活的寧靜。

開頭四句從正面寫“靜”。詩人擺脫了“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的仕官生活之后，回到了偏僻的鄉村，極少有世俗的交際應酬，也極少有車馬貴客——官場中人造訪，所以他非常輕松地說：“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他總算又獲得了屬于自己的寧靜。正因為沒有俗事俗人的打擾，所以“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那道虛掩的柴門，那間幽靜的居室，已經把塵世的一切喧囂，一切俗念都遠遠地摒棄了。——詩人的身心俱靜。在這四句中，詩人反復用“野外”、“窮巷”、“荊扉”、“虛室”來反復強調鄉居的清貧，暗示出自己抱貧守志的高潔之心。

不過，虛掩的柴門也有敞開之時，詩人“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他時常沿著野草叢生的田間小路，和鄉鄰們來來往往;詩人也并非總是獨坐“虛室”之中，他時常和鄉鄰們共話桑麻。然而，在詩人看來，與純樸的農人披草來往，絕不同于官場應酬，不是他所厭惡的“人事”;一起談論桑麻生長的情況，絕對不同于計較官場浮沉，不是他所厭惡的“雜言”。所以，不管是“披草共來往”，還是“但話桑麻長”，詩人與鄉鄰的關系顯得那么友好淳厚。與充滿了權詐虛偽的官場相比，這里人與人的關系是清澄明凈的。——這是以外在的“動”來寫出鄉居生活內在的“靜”。

當然，鄉村生活也有它的喜懼。“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莊稼一天天生長，開辟的荒土越來越多，令人喜悅;同時又“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生怕自己的辛勤勞動，毀于一旦，心懷恐懼。然而，這里的一喜一懼，并非“塵想”雜念;相反，這單純的喜懼，正反映著經歷過鄉居勞作的洗滌，詩人的心靈變得明澈了，感情變得淳樸了。——這是以心之“動”來進一步展示心之“靜”。

詩人用質樸無華的語言、悠然自在的語調，敘述鄉居生活的日常片斷，讓讀者在其中去領略鄉村的幽靜及自己心境的恬靜。而在這一片“靜”的境界中，流蕩著一種古樸淳厚的情味。元好問曾說：“此翁豈作詩，直寫胸中天。”詩人在這里描繪的正是一個寧靜諧美的理想天地。

陶淵明的詩歌賞析詳細分析（篇2）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

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

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

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

千秋萬歲后，誰知榮與辱?

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

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

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旁。

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

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

一朝出門去，歸來良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嶣峣。

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

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

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

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

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陶詩一大特點，便是他怎么想就怎么說，基本上是直陳其事的“賦”筆，運用比興手法的地方是不多的。故造語雖淺而涵義實深，雖出之平淡而實有至理，看似不講求寫作技巧而更得自然之趣。這就是蘇軾所說的“似枯而實腴”。魏晉人侈尚清談，多言生死。但賢如王羲之，尚不免有“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之嘆;而真正能勘破生死關者，在當時恐怕只有陶淵明一人而已。如他在《形影神·神釋》詩的結尾處說：“縱浪大化中，不憂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意思說人生居天地之間如縱身大浪，沉浮無主，而自己卻應以“不憂亦不懼”處之。這已是非常難得了。而對于生與死，他竟持一種極坦率的態度，認為“到了該死的時候就任其死去好了，何必再多所顧慮!”這同陶在早些時候所寫的《歸去來辭》結尾處所說的“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實際是一個意思。

這種勘破生死關的達觀思想，雖說難得，但在一個人身體健康、并能用理智來思辨問題時這樣說，還是比較容易的。等到大病臨身，自知必不久于人世，仍能明智地認識到這一點，并以半開玩笑的方式(如說“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寫成自挽詩，這就遠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了。陶淵明一生究竟只活了五十幾歲(梁啟超、古直兩家之說)還是活到六十三歲(《宋書·本傳》及顏延之《陶徵士誄》)，至今尚有爭議;因之這一組自挽詩是否臨終前絕筆也就有了分歧意見。近人逯欽立先生在《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中就持非臨終絕筆說，認為陶活了六十三歲，而在五十一歲時大病幾乎死去，《擬挽歌辭》就是這時寫的。對于這三首自挽詩，吳小如先生斷定他是在大病之中，至少認為自己即將死去時寫的。而詩中所體現的面對生死關頭的達觀思想與鎮靜態度，畢竟是太難得了。至于寫作時間，由于《自祭文》明言“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即公元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九月，而自挽詩的第三首開頭四句說：“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竟與《自祭文》時令全同，倘自挽詩寫作在前，就太巧合了。因此把這三首詩隸屬于作者臨終前絕筆更為適宜。

第一首開宗明義，說明人有生必有死，即使死得早也不算短命。這是貫穿此三詩的主旨，也是作者對生死觀的中心思想。然后接下去具體寫從生到死，只要一停止呼吸，便已名登鬼錄。從詩的具體描寫看，作者是懂得人死氣絕就再無知覺的道理的，是知道沒有什么所謂靈魂之類的，所以他說：“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只剩下一具尸體納入空棺而已。以下“嬌兒”、“良友”二句，乃是根據生前的生活經驗，設想自己死后孩子和好友仍有割不斷的感情。“得失”四句乃是作者大徹大悟之言，只要人一斷氣，一切了無所知，身后榮辱，當然也大可不必計較了。最后二句雖近詼諧，卻見出淵明本性。他平生俯仰無愧怍，畢生遺憾只在于家里太窮，嗜酒不能常得。此是紀實，未必用典。不過陶既以酒與身后得失榮辱相提并論，似仍有所本。蓋西晉時張翰有云：“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時一杯酒。”(見《晉書·文苑》本傳)與此詩命意正復相近似。

此三詩前后銜接，用的是不明顯的頂針續麻手法。第一首以“飲酒不得足”為結語，第二首即從“在昔無酒飲”寫起。而詩意卻由入殮寫到受奠，過渡得極自然，毫無針線痕跡。“湛”訓沒，訓深，訓厚，訓多(有的注本訓澄，訓清，似未確)，這里的“湛空觴”指觴中盛滿了酒。“今但湛空觴”者，意思說生前酒觴常空，現在靈前雖然觴中盛滿了酒，卻只能任其擺在那里了。“春醪”，指春天新釀熟的酒。一般新酒，大抵于秋收后開始醞釀，第二年春天便可飲用。“浮蟻”，酒的表面泛起一層泡沫，如蟻浮于上，語出張衡《南都賦》。這里說春酒雖好，已是來年的事，自己再也嘗不到了。“肴案”四句，正面寫死者受奠。“昔在”四句，預言葬后情狀，但這時還未到殯葬之期。因“一朝出門去”是指不久的將來，言一旦棺柩出門就再也回不來了，可見這第二首還沒有寫到出殯送葬。末句是說這次出門之后，再想回家，只怕要等到無窮無盡之日了。一本作“歸來夜未央”，意指自己想再回家，而地下長夜無窮，永無見天日的機會了。亦通。

從三詩的藝術成就看，第三首寫得最好，故蕭統《文選》只選了這一首。此首通篇寫送殯下葬過程，而突出寫了送葬者。“荒草”二句既承前篇，又寫出基地背景，為下文烘托出凄慘氣氛。“嚴霜”句點明季節，“送我”句直寫送葬情狀。“四面”二句寫墓地實況，說明自己也只能與鬼為鄰了。然后一句寫“馬”，一句寫“風”，把送葬沿途景物都描繪出來，雖僅點到而止，卻歷歷如畫。然后以“幽室”二句作一小結，說明壙坑一閉，人鬼殊途，正與第二首末句相呼應。但以上只是寫殯葬時種種現象，作者還沒有把真正的生死觀表現得透徹充分，于是把“千年”句重復了一次，接著正面點出“賢達無奈何”這一層意思。蓋不論賢士達人，對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規律總是無能為力的。這并非消極，而實是因看得破看得透而總結出來的。而一篇最精彩處，全在最后六句。“向來”猶言“剛才”。剛才來送殯的人，一俟棺入穴中，幽室永閉，便自然而然地紛紛散去，各自回家。這與上文寫死者從此永不能回家又遙相對照。“親戚”二句，是識透人生真諦之后提煉出來的話。家人親眷，因為跟自己有血緣關系，可能想到死者還有點兒難過;而那些同自己關系不深的人則早已把死者忘掉，該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論語·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則不歌。”這是說孔子如果某一天參加了別人的喪禮，為悼念死者而哭泣過，那么他在這一天里面就一定不唱歌。這不但由于思想感情一時轉不過來，而且剛哭完死者便又高興地唱起歌來，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其實孔子這樣做，還是一個有教養的人訴諸理性的表現;如果是一般人，為人送葬不過是禮節性的周旋應酬，從感情上說，他本沒有什么悲傷，只要葬禮一畢，自然可以歌唱了。陶淵明是看透了世俗人情的，所以他反用《論語》之意，爽性直截了當地把一般人的表現從思想到行動都如實地寫了出來，這才是作者思想上的真正達觀而毫無矯飾的地方。陶之可貴處亦正在此。而且在作者的人生觀中還是有著唯物的思想因素的，所以他在此詩的最后兩句寫道：“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大意是，人死之后還有什么可說的呢，他把尸體托付給大自然，使它即將化為塵埃，同山腳下的泥土一樣。這在佛教輪回觀念大為流行的晉宋之交，真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唯物觀點呢。

至于前面說的此三首陶詩極有新意，是指其藝術構思而言的。在陶淵明之前，賢如孔孟，達如老莊，還沒有一個人從死者本身的角度來設想離開人世之后有哪些主客觀方面的情狀發生;而陶淵明不但這樣設想了，并且把它們一一用形象化的語言寫成了詩，其創新的程度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當然，藝術上的創新還要以思想上的明徹達觀為基礎。沒有陶淵明這樣高水平修養的人，是無法構想出如此新奇而真實、既是現實主義的、又是浪漫主義的作品來的。

魏晉南北朝文學是典型的亂世文學。作家們既要適應戰亂，又要適應改朝換代，一人前后屬于兩個朝代甚至三個朝代的情況很多見。敏感的作家們在戰亂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運的難卜，禍福的無常，以及個人的無能為力，從而形成文學的悲劇性基調，以及作為悲劇性基調之補償的放達，后者往往表現為及時行樂或沉迷聲色。

這種悲劇性的基調又因文人的政治處境而帶上了政治的色彩。許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爭而遭到殺戮，如孔融、楊修、禰衡、丁儀、丁廙、嵇康、陸機、陸云、張華、潘岳、石崇、歐陽建、孫拯、嵇紹、牽秀、郭璞、謝混、謝靈運、范曄、袁淑、鮑照、吳邁遠、袁粲、王融、謝朓等。還有一些死于西晉末年的戰亂之中，如杜育、摯虞、棗嵩、王浚、劉琨、盧諶等。在這種情況下，文學創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題，這就是生死主題、游仙主題、隱逸主題。這些主題往往以藥和酒為酵母引發開來，藥和酒遂與這個時期的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生死主題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關于如何對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在漢樂府和《古詩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嘆生死的詩歌，《薤露》、《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等詩句，可以說是這類主題的直接源頭。魏晉以后生死主題越發普遍了，曹丕的《又與吳質書》很真切地表現了當時帶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他因疾疫造成眾多親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壯當努力成就一番事業，又想秉燭夜游及時行樂。生與死是一個帶有哲理意味的主題，如果結合人生的真實體驗可以寫得有血有肉，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陶淵明《擬挽歌辭》)“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壟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江淹《恨賦》)如果陷入純哲學的議論又會很枯燥，如東晉的玄言詩。對待人生的態度無非四種：一是提高生命的質量，及時勉勵建功立業;二是增加生命的長度，服食求仙，這要借助藥;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時行樂，這須借助酒。第四種態度，就是陶淵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為念的順應自然的態度。從陶詩看來，他不再是一個自嘆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靈，他具有與“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他的這類詩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陶淵明的詩歌賞析3篇詳細分析

陶淵明的詩歌賞析詳細分析（篇3）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

試攜子侄輩，披榛步荒墟。

徘徊丘壟間，依依昔人居。

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

借問采薪者，此人皆焉如?

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余。

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

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公元406年(東晉安帝義熙二年)，亦即是陶淵明由彭澤令任上棄官歸隱后的第二年，詩人便寫下了《歸園田居》五首著名詩篇，當時詩人四十二歲。此詩是其中的第四首。

只做了八十多天彭澤縣令的陶淵明，已實在無法忍受官場的污濁與世俗的束縛，他堅決地辭官歸隱，躬耕田園，且從此終身不再出仕。脫離仕途的那種輕松之感，返回自然的那種欣悅之情，還有清靜的田園、淳樸的交往、躬耕的體驗，使得這組詩成為杰出的田園詩章，也集中體現了陶淵明追求自由、安于清貧、隱逸山野、潔身自好、遠離官場、超脫世俗的美好情操。

作者之所以毅然棄官歸田，并在這組詩的第三首《歸園田居·種豆南山下》中表達了只求不違所愿而不惜勞苦耕作、夕露沾衣的決心，為的是復返自然，以求得人性的回歸。這第四首詩的前四句寫歸田園后偕同子侄、信步所之的一次漫游。首句“久去山澤游”，是對這組詩首篇《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所寫“誤落塵網中”、“久在樊籠里”的回顧。次句“浪莽林野娛”，是“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的作者在脫離“塵網”、重回“故淵”，飛出“樊籠”、復返“舊林”后，投身自然、得遂本性的喜悅。這句中的“浪莽”二字，義同放浪，寫作者此時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身心狀態;逯欽立校注的《陶淵明集》釋此二字為“形容林野的廣大”，似誤。句中的一個“娛”字，則表達了“性本愛丘山”的作者對自然的契合和愛賞。從第三句詩，則可見作者歸田園后不僅有林野之娛，而且有“攜子侄輩”同游的家人之樂。從第四句“披榛步荒墟”的描寫，更可見其游興之濃，而句末的“荒墟”二字承上啟下，引出了后面的所見、所問、所感。

陶詩大多即景就事，平鋪直敘，在平淡中見深意、奇趣。這首詩也是一首平鋪直敘之作。詩的第五到第八句“徘徊丘壟間，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杇株”，緊承首段的末句，寫“步荒墟”所見，是全詩的第二段。這四句詩與首篇《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中所寫“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那樣一幅生機盎然的田園畫適成對照。這是生與死、今與昔的對照。既淡泊而又多情、既了悟人生而又熱愛人生的作者，面對這世間的生與死、時間的今與昔問題，自有深刻的感受和無窮的悲慨。其在“丘壟間”如此流連徘徊、見“昔人居”如此依依眷念、對遺存的“井灶”和殘杇的“桑竹”也如此深情地觀察和描述的心情，是可以想象、耐人尋繹的。

詩的第九到第十二句是全詩的第三段。前兩句寫作者問;后兩句寫薪者答。問話“此人皆焉如”與答話“死沒無復余”，用語都極其簡樸。而簡樸的問話中蘊含作者對當前荒寂之景的無限悵惘、對原居此地之人的無限關切;簡樸的答話則如實地道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而在它的背后是一個引發古往今來無數哲人為之迷惘、思考并從各個角度尋求答案的人生問題。

詩的第十三到第十六句“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是最后一段，寫作者聽薪者回答后的所感。這四句詩參破、說盡了盛則有衰、生則有死這樣一個無可逃避的事物規律和自然法則。詩句看似平平淡淡，而所包含的感情容量極大，所蘊藏的哲理意義極深;這正是所謂厚積而薄發，也是陶詩的難以企及之處。正如朱光潛在《詩論》第十三章《陶淵明·他的情感生活》中所說，一些哲理，“儒、佛兩家費許多言語來闡明它，而淵明靈心進發，一語道破。讀者在這里所領悟的不是一種學說，而是一種情趣、一種胸襟、一種具體的人格”。讀陶詩，正應從中看到他內心的境界、智慧的靈光，及其對世事、人生的了悟。

有些賞析文章認為作者此行是訪故友，是聽到故友“死沒無復余”而感到悲哀。但從整首詩看，詩中并無追敘友情、憶念舊游的語句，似不必如此推測。而且，那樣解釋還縮小了這首詩的內涵。王國維曾說，詩人之觀物是“通古今而觀之”，不“域于一人一事”(《人間詞話刪稿》)，其“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是“人類全體之性質”(《紅樓夢評論·馀論》)。這首詩所寫及其意義正如王國維所說。作者從“昔人居”、耕者言所興發的悲慨、所領悟的哲理，固已超越了一人一事，不是個人的、偶然的，而是帶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人間悲劇。，而是帶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人間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