夙晨裝吾駕，啟涂情己緬。

鳥弄歡新節，泠風送馀善。

寒竹被荒蹊，地為罕人遠;

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

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

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

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

雖未量歲功，既事多所欣。

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

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

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

20世紀30年代，在關于陶淵明的評價問題上，魯迅先生和朱光潛先生之間曾發生過一場著名的論戰。那場論戰涉及的問題很廣，中心分歧是：朱先生認為“陶潛渾身靜穆，所以他偉大”，魯迅先生反駁：“陶淵明正因為并非‘渾身靜穆，所以他偉大’，現在之所以往往被尊為靜穆，是因為他被選文家和摘句家所縮小了，凌遲了。”并進一步指出陶詩中也還有“金剛怒目”式的作品，證明詩人并不是整天飄飄然。但是，朱先生之所以會得出陶淵明渾身靜穆的結論，應該說并不完全是憑空臆造，其依據恰好是陶淵明確實寫過大量寄情田園的作品;而且，這意見也并非為朱先生所首創，早在隋朝的王通就在《文中子》中講過：“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于閉關矣’。”宋代的汪藻在其《浮溪集》中則說：“山林之樂，士大夫知其可樂者多矣……至陶淵明……窮探極討，盡山水之趣，納萬境于胸中，凡林霏穹翠之過乎目，泉聲鳥哢之屬乎耳，風云霧雨，縱橫合散于沖融杳靄之間，而有感于吾心者，皆取之以為詩酒之用。蓋方其自得于言意之表也，雖宇宙之大，終古之遠，其間治亂興廢，是非得失，變幻萬方，曰陳于前者，不足以累吾之真。”而明代的何湛之在《陶韋合集序》中則說得更為簡明：“晉處士植節于板蕩之秋，游心于名利之外，其詩沖夷清曠，不染塵俗，無為而為，故語皆實際。”

這種評價自然有失于片面。實際上，陶淵明在我國詩歌發展史上，實在是堪稱第一位田園詩人。他以沖淡灑脫的筆觸，為讀者繪制了一幅幅優美靜謐的田園風光圖畫，東籬南山、青松奇園、秋菊佳色、日夕飛鳥、犬吠深巷、雞鳴樹巔，再伴以主人公那隔絕塵世、耽于詩酒的情愫，它所構筑成的藝術境界十分高遠幽邃、空靈安謐。不過，細心的讀者也會從中時時體察到陶淵明在詩中所流露的那種不得已才退居田園、飲酒賦詩，而實際卻正未忘懷現實、滿腹憂憤的心情。

他的《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是詩人用田園風光和懷古遐想所編織成的一幅圖畫。詩分兩首，表現則是同一題材和思想旨趣。第一首以“在昔聞南畝”起句，敘述了勞動經過。描繪了自然界的美景，緬懷古圣先賢，贊頌他們躬耕田畝、潔身自守的高風亮節。但是，作者卻意猶未盡，緊接著便以第二首的先師遺訓“憂道不憂貧”之不易實踐，夾敘了田間勞動的歡娛，聯想到古代隱士長沮、桀溺的操行，而深感憂道之人的難得，最后以掩門長吟“聊作隴畝民”作結。這兩首詩猶如一闋長調詞的上下片，內容既緊相聯系，表現上又反復吟詠，回環跌宕，言深意遠。可整首詩又和諧一致，平淡自然，不假雕飾，真所謂渾然天成。仿佛詩人站在讀者的面前，敞開自己的心扉，既不假思慮，又不擇言詞，只是娓娓地將其所作、所感、所想，毫無保留地加以傾吐。這詩，不是作出來的，也不是吟出來的，而是從詩人肺腑中流瀉出來的。明人許學夷在《詩源辯體》中，一則說：“靖節詩句法天成而語意透徹，有似《孟子》一書。謂孟子全無意為文，不可;謂孟子為文，琢之使無痕跡，又豈足以知圣賢哉!以此論靖節，尤易曉也。”再則說：“靖節詩直寫己懷，自然成文。”三則說：“靖節詩不可及者，有一等直寫己懷，不事雕飾，故其語圓而氣足;有一等見得道理精明，世事透徹，故其語簡而意盡。”這些，都道出了陶詩的獨特的風格和高度的藝術成就。

沖淡自然是一種文學風格，這是一種特殊的文學藝術境界。在這里，我融于物，全忘我乃至無我;在這里，神與景接，神游于物而又神隨景遷。它的極至是悠遠寧謐、一派天籟。就這樣，陶淵明的“鳥哢歡新節，泠風送余善”，“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就成了千古不衰的絕唱。是的，不加雕飾卻又勝于雕飾，這是一種藝術的辯證法。不過，這中間確也有詩人的艱苦的藝術勞動在，那是一個棄絕雕飾，返樸歸真的藝術追求過程，沒有一番扎實的苦功是難以達到這種藝術創作境界的。

這首詩寫田野的美景和親身耕耘的喜悅，也還由此抒發作者的緬懷。其遙想和贊美的是貧而好學、不事稼穡的顏回和安貧樂道的孔子，尤其是欽羨古代“耦而耕”的隱士荷蓧翁和長沮、桀溺。雖然，作者也表明顏回和孔子不可效法，偏重于向荷蓧翁和長沮、桀溺學習，似乎是樂于隱居田園的。不過，字里行間仍透露著對世道的關心和對清平盛世的向往。如果再注意一下此詩的寫作時代，這一層思想的矛盾也就看得更清晰了。據《栗里譜》記載：“有《始春懷古田舍》詩，當時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湓城，故有《懷古田舍》也。”清人方東樹在《昭昧詹言》卷四中指出：“是年公卅九歲。猶為鎮軍參軍，故曰懷也。每首中間，正寫田舍數語，末交代出古之兩人，而以己懷緯其事，惟未得歸，故作羨慕詠嘆，所謂懷也。”在寫這首詩后的兩年，作者還去做過八十多天的彭澤令，正是在這時，他才終于對那個黑暗污濁的社會徹底喪失了信心，并表示了最后的決絕，滿懷憤懣地“自免去職”、歸隱田園了。這是陶淵明式的抗爭!如果不深入體會這一點，而過多地苛責于他的逸隱，那就不但是輕易地否定了陶淵明的大半，而且去真實情況也不啻萬里了。該詩通過對田問勞動的歡樂進行描繪，反映出“憂道不憂貧”的志向難以實現，表達了決心效仿前賢，隱居避世，躬耕自給的決心。

走進陶淵明詩詞賞析（篇2）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

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

陶淵明一生酷愛自由，反抗精神是陶詩重要的主題，這首詩贊嘆神話形象精衛、刑天，即是此精神的體現。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起筆二句，概括了精衛的神話故事，極為簡練、傳神。《山海經·北山經》云：“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精衛為復溺死之仇，竟口銜微木，要填平東海。精衛之形，不過為一小鳥，精衛之志則大矣。“精衛銜微木”之“銜”字、“微”字，可以細心體會。“銜”字為《山海經》原文所有，“微”字則出諸詩人之想象，兩字皆傳神之筆，“微木”又與下句“滄海”對舉。精衛口中所銜的細微之木，與那莽蒼之東海，形成強烈對照。越凸出精衛復仇之艱難、不易，便越凸出其決心之大，直蓋過滄海。從下字用心之深，足見詩人所受感動之深。“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此二句，概括了刑天的神話故事，亦極為簡練、傳神。《山海經·海外西經》云：“刑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干，盾也;戚，斧也。刑天為復斷首之仇，揮舞斧盾，誓與天帝血戰到底，尤可貴者，其勇猛凌厲之志，本是始終存在而不可磨滅的。“刑天舞干戚”之“舞”字，“猛志固常在”之“猛”字，皆傳神之筆。淵明《詠荊軻》“凌厲越萬里”之“凌厲”二字，正是“猛”字之極好詮釋。體會以上四句，“猛志固常在”，實一筆挽合精衛、刑天而言，是對精衛、刑天精神之高度概括。“猛志”一語，淵明頗愛用之，亦最能表現淵明個性之一面。《雜詩·憶我少壯時》“猛志逸四海”，是自述少壯之志。此詩作于晚年，“猛志固常在”，可以說是借托精衛、刑天，自道晚年懷抱。下面二句，乃申發此句之意蘊。“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同物”，言同為有生命之物，指精衛、刑天之原形。“化去”，言物化，指精衛、刑天死而化為異物。“既無慮”實與“不復悔”對舉。此二句，上句言其生時，下句言其死后，精衛、刑天生前既無所懼，死后亦無所悔也。此二句，正是“猛志固常在”之充分發揮。淵明詩意綿密如此。“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結筆二句，嘆惋精衛、刑天徒存昔日之猛志，然復仇雪恨之時機，終未能等待得到。詩情之波瀾，至此由豪情萬丈轉為悲慨深沉，引人深長思之。猛志之常在，雖使人感佩;而時機之不遇，亦復使人悲惜。這其實是一種深刻的悲劇精神。

淵明此詩稱嘆精衛、刑天之事，取其雖死無悔、猛志常在之一段精神，而加以高揚，這并不是無所寄托的。《讀山海經》十三首為一組聯章詩，第一首詠隱居耕讀之樂，第二首至第十二首詠《山海經》、《穆天子傳》所記神異事物，末首則詠齊桓公不聽管仲遺言，任用佞臣，貽害己身的史事。因此，此組詩當系作于劉裕篡晉之后。故詩中“常在”的“猛志”，當然可以包括淵明少壯時代之濟世懷抱，但首先應包括著對劉裕篡晉之痛憤，與復仇雪恨之悲愿。淵明《詠荊軻》等寫復仇之事的詩皆可與此首并讀而參玩。

即使在《山海經》的神話世界里，精衛、刑天復仇的愿望，似亦未能如愿以償。但是，其中的反抗精神，卻并非是無價值的，這種精神，其實是中國先民勇敢堅韌的品格之體現。淵明在詩中高揚此反抗精神，“猛志固常在”，表彰此種精神之不可磨滅;“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則將此精神悲劇化，使之倍加深沉。悲尤且壯，這就使淵明此詩，獲得了深切的悲劇美特質。

走進陶淵明詩詞賞析（篇3）

秋日凄且厲，百卉具已腓。

爰以履霜節，登高餞將歸。

寒氣冒山澤，游云倏無依。

洲渚四緬邈，風水互乖違。

瞻夕欣良讌，離言聿云悲。

晨鳥暮來還，懸車斂馀輝。

逝止判殊路，旋駕悵遲遲。

目送回舟遠，情隨萬化遺。

《于王撫軍座送客》是晉宋之際文學家陶淵明創作的一首詩。此詩寫送別，沒有表現出世俗的兒女歧路之情，而是以寫景層層點染離別的悲愁，隱以一“情”字貫串始終。全詩情景交融，感情真摯。

走進陶淵明詩詞賞析（篇4）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

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

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

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這首詩是陶淵明組詩《歸園田居》五首的最后一首。對此詩的首句“悵恨獨策還”，有兩種解說：一說認為這首詩是緊承第四首《歸園田居·久去山澤游》而作，例如方東樹說，“悵恨”二字，承上昔人死無余意來”(《昭昧詹言》卷四)，黃文煥也說，“昔人多不存，獨策所以生恨也”(《陶詩析義》卷二);另一說認為這一句所寫的“還”，是“耕種而還”(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中語)。這兩說都嫌依據不足。如果作者所寫是還自“荒墟”的心情，則組詩第四首《歸園田居·久去山澤游》之“披榛步荒墟”為“攜子侄輩”同往，應該不會“獨策還”。如果作者是耕種歸來，則所攜應為農具，應如這組詩的第三首《歸園田居·種豆南山下》所寫，“荷鋤”而歸，似不應策杖而還。聯系下三句看，此句所寫，似不如視作“性本愛丘山”的作者在一次獨游的歸途中生發的“悵恨”。其“悵恨”，可以與此句中的“還”字有關，是因游興未盡而日色將暮，不得不還;也可以與此句中的“獨”字有關，是因獨游而產生的孤寂之感。這種孤寂感，既是這次游而無伴的孤寂感，也是作者隱藏于內心的“舉世皆濁我獨清”(《楚辭·漁父》)的時代孤寂感。次句“崎嶇歷榛曲”，寫的應是真景實事，但倘若馳騁聯想，從象喻意義去理解，則當時的世途確是布滿荊榛，而作者的生活道路也是崎嶇不平的。聯系其在《感士不遇賦序》中所說的“夷皓有安歸之嘆，三閭發已矣之哀”，不妨設想：其在獨游之際，所感原非一事，悵恨決非一端。

此詩的三、四兩句“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則化用《孟子·離婁》“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永濁兮，可以濯我足”句意，顯示了作者的生活情趣和委身自然、與自然相得相洽的質性。人多稱淵明沖淡靜穆，但他的心中并非一潭止水，更非思想單純、無憂無慮。生活、世事的憂慮固經常往來于其胸中，只是他能隨時從對人生的領悟、與自然的契合中使煩惱得到解脫、苦樂得到平衡，從而使心靈歸于和諧。合一、二兩句來看這首詩的前四句，正是作者的內心由悵恨而歸于和諧的如實表述。

這首詩寫的是兩段時間、兩個空間。前四句，時間是日暮之前，空間是山路之上;后六句，則在時間上從日暮寫到“天旭”，在空間上從“近局”寫到“室中”。如果就作者的心情而言，則前四句以“悵恨”發端，而后六句以“歡來”收結。作者嘗自稱“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歸去來兮辭序》)，其“歸田園居”的主要原因，如這組詩的首篇《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所說，為的是“復得返自然”，以求得本性的回歸，保全心靈的真淳。這首詩所寫的始則“悵恨”，終則“歡來”，當憂則憂，可樂則樂，正是其脫離塵網后一任自然的真情流露。

后六句的“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四句，寫作者還家后的實事實景，如其《雜詩十二首》之一所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從這四句詩可以想見：酒為新熟，菜僅只雞，草屋昏暗，以薪代燭，宛然一幅田家作樂圖。這樣的飲酒場面，其實很寒酸，但作者寫來絲毫不覺其寒酸，令人讀者看來也不會嫌其寒酸，而只會欣賞其景真情真，趣味盎然。篇末“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二句，即張華《情詩》“居歡惜夜促”意，也寓有《古辭·西門行》“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游”幾句中所抒發的人生短促、光陰易逝的感慨。而為了進一步理解、領會這兩句詩的內涵，還可以參讀作者的另一些詩句，如《游斜川》詩所說的“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又如《己酉歲九月九日》詩所說的“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從這些詩來看作者的這次歡飲，有聊以忘憂的成分，在“歡”的背后其實閃現著“憂”的影子。同時，作者之飲酒也是他的逃世的手段，是為了堅定其歸田的決心，如其《飲酒二十首》詩所說，“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飲酒·秋菊有佳色》)，“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清晨聞扣門》)。當然，他的飲酒更是與其曠達的心性相表里的;這就是他在《飲酒》詩的首章所說的“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朱光潛在《論詩》第十三章《陶淵明》中談到淵明的情感生活時指出，他“并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人。他和一般人一樣，有許多矛盾和沖突;和一切偉大詩人一樣，他終于達到調和靜穆。”對于這首詩所寫的“悵恨”、“歡來”以及“苦”時間之短促，是應從多方面去理解、領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