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的散文篇1：賦得永久的悔

　　題目是韓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賦得”。但文章是我心甘情愿作的，所以不是八股。

　　我為什么心甘情愿作這樣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題目出得好，不但實獲我心，而且先獲我心：我早就想寫這樣一篇東西了。

　　我己經到了望九之年。在過去的七八十年中，從鄉下到城里;從國內到國外;從小學、中學、大學到洋研究院;從“志于學”到超過“從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既經過“山重水復疑無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悅與憂傷并駕，失望與希望齊飛，我的經歷可謂多矣。要講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選其中最深切、最真實、最難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為它片刻也沒有離開過我的心。

　　我這永久的悔就是：不該離開故鄉，離開母親。

　　我出生在魯西北一個極端貧困的村莊里。我們家是貧中之貧，真可以說是貧無立錐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熱的“老佛爺”，被她視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后快。她手下的小嘍羅們曾兩次竄到我的故鄉，處心積慮地把我“打”成地主，他們那種狗仗人勢窮兇極惡的教師爺架子，并沒有能嚇倒我的鄉親。我小時候的一位伙伴指著他們的鼻子，大聲說：“如果讓整個官莊來訴苦的話，季羨林家是第一家!”

　　這一句話并沒有夸大，他說的是實情。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親等三個兄弟，孤苦伶仃，無依無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我父親和九叔餓得沒有辦法，只好到別人家的棗林里去撿落到地上的干棗充饑。這當然不是長久之計。最后兄弟倆被逼背井離鄉，盲流到濟南去謀生。此時他倆也不過十幾二十歲。在舉目無親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經過千辛萬苦，九叔在濟南落住了腳。于是我父親就回到了故鄉，說是農民，但又無田可耕。又必然是經過千辛萬苦，九叔從濟南有時寄點錢回家，父親賴以生活。不知怎么一來，竟然尋(讀若xin)上了媳婦，她就是我的母親。母親的娘家姓趙，門當戶對，她家窮得同我們家差不多，否則也決不會結親。她家里飯都吃不上，哪里有錢、有閑上學。所以我母親一個字也不識，活了一輩子，連個名字都沒有。她家是在另一個莊上，離我們莊五里路。這個五里路就是我母親畢生所走的最長的距離。

　　北京大學那一位“老佛爺”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里，就有這樣一位母親。

　　后來我聽說，我們家確實也“闊”過一陣。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東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錢，買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災獎券，中了獎。兄弟倆商量，要“富貴而歸故鄉”，回家揚一下眉，吐一下氣。于是把錢運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鄉里的事由父親一手張羅，他用荒唐離奇的價錢，買了磚瓦，蓋了房子。又用荒唐離奇的價錢，置了一塊帶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時興會淋漓，真正揚眉吐氣了。可惜好景不長，我父親又用荒唐離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樣，豁達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轉瞬間，蓋成的瓦房又拆了賣磚、賣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變了主人。全家又回歸到原來的情況。我就是在這個時候，在這樣的情況下降生到人間來的。

　　母親當然親身經歷了這個巨大的變化。可惜，當我同母親住在一起的時候，我只有幾歲，告訴我，我也不懂。所以，我們家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曇花一現，我到現在也不完全明白。這謎恐怕要成為永恒的謎了。

　　不管怎樣，我們家又恢復到從前那種窮困的情況。后來聽人說，我們家那時只有半畝多地。這半畝多地是怎么來的，我也不清楚。一家三口人就靠這半畝多地生活。城里的九叔當然還會給點接濟，然而像中湖北水災獎那樣的事兒，一輩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九叔沒有多少錢接濟他的哥哥了。

　　家里日子是怎樣過的，我年齡太小，說不清楚。反正吃得極壞，這個我是懂得的。按照當時的標準，吃“白的”(指麥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餅子，最次是吃紅高粱餅子，顏色是紅的，像豬肝一樣。“白的”與我們家無緣。“黃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餅子顏色都是黃的)與我們緣分也不大。終日為伍者只有“紅的”。這“紅的”又苦又澀，真是難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餓，我真有點談“紅”色變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辦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個舉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們這一支是有錢有地的。雖然舉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親孫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鐘愛都傾注到我身上來。她是整個官莊能夠吃“白的”的僅有的幾個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給我留出半個或者四分之一個白面饃饃來。我每天早晨一睜眼，立即跳下炕來向村里跑，我們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聲：“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縮回到肥大的袖子，從口袋里掏出一小塊饃饃，遞給我，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時刻。

　　此外，我也偶爾能夠吃一點“白的”，這是我自己用勞動換來的。一到夏天麥收季節，我們家根本沒有什么麥子可收。對門住的寧家大嬸子和大姑——她們家也窮得夠嗆——就帶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麥子”。所謂“拾麥子”就是別家的長工割過麥子，總還會剩下那么一點點麥穗，這些都是不值得一撿的，我們這些窮人就來“拾”。因為剩下的決不會多，我們拾上半天，也不過拾半籃子，然而對我們來說，這己經是如獲至寶了。一定是大嬸和大姑對我特別照顧，以一個四五歲、五六歲的孩子，拾上一個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麥粒。這些都是母親親手搓出來的。為了對我加以獎勵，麥季過后，母親便把麥子磨成面，蒸成饃饃，或貼成白面餅子，讓我解饞。我于是就大快朵頤了。

　　記得有一年，我拾麥子的成績也許是有點“超常”。到了中秋節——農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親不知從哪里弄了點月餅，給我掰了一塊，我就蹲在一塊石頭旁邊，大吃起來。在當時，對我來說，月餅可真是神奇的東西，龍肝鳳髓也難以比得上的，我難得吃一次。我當時并沒有注意，母親是否也在吃。現在回想起來，她根本一口也沒有吃。不但是月餅，連其他“白的”，母親從來都沒有嘗過，都留給我吃了。她大概是畢生就與紅色的高粱餅子為伍。到了歉年，連這個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于肉類，吃的回憶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賣煮牛肉的作坊。給農民勞苦耕耘了一輩子的老黃牛，到了老年，耕不動了，幾個農民便以極其低的價錢買來，用極其野蠻的辦法殺死，把肉煮爛，然后賣掉。老牛肉難煮，實在沒有辦法，農民就在肉鍋里小便一通，這樣肉就好爛了。農民心腸好，有了這種情況，就昭告四鄰：“今天的肉你們別買!”老娘家窮，雖然極其疼愛我這個外孫，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幾個制錢，裝一罐子牛肉湯，聊勝于無。記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一塊牛肚子，這就成了我的專利。我舍不得一氣吃掉，就用生了銹的小鐵刀，一塊一塊地割著吃，慢慢地吃。這一塊牛肚真可以同月餅媲美了。

　　“白的”、月餅和牛肚難得，“黃的”怎樣呢?“黃的”也同樣難得。但是，盡管我只有幾歲，我卻也想出了辦法。到了春、夏、秋三個季節，莊外的草和莊稼都長起來了。我就到莊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葉。劈高粱葉，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還歡迎;因為葉子一劈，通風情況就能改進，高粱長得就能更好，糧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葉都是喂牛用的。我們家窮，從來沒有養過牛。我二大爺家是有地的，經常養著兩頭大牛。我這草和高粱葉就是給它們準備的。每當我這個不到三塊豆腐高的孩子背著一大捆草或高粱葉走進二大爺的大門，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賴著不走，總能蹭上一頓“黃的”吃，不會被二大娘“卷”(我們那里的土話，意思是“罵”)出來。到了過年的時候，自己心里覺得，在過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氣到二大爺家里賴著吃黃面糕。黃面糕是用黃米面加上棗蒸成的。顏色雖黃，卻位列“白的”之上，因為一年只在過年時吃一次，物以稀為貴，于是黃面糕就貴了起來。

　　我上面講的全是吃的東西。為什么一講到母親就講起吃的東西來了呢?原因并不復雜。第一，我作為一個孩子容易關心吃的東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東西，幾乎都與母親無緣。除了“黃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邊兒。我在她身邊只呆到六歲，以后兩次奔喪回家，呆的時間也很短。現在我回憶起來，連母親的面影都是迷離模糊的，沒有一個清晰的輪廓。特別有一點，讓我難解而又易解：我無論如何也回憶不起母親的笑容來，她好像是一輩子都沒有笑過。家境貧困，兒子遠離，她受盡了苦難，笑容從何而來呢?有一次我回家聽對面的寧大嬸子告訴我說：“你娘經常說：‘早知道送出去回不來，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放他走的!’”簡短的一句話里面含著多少辛酸、多少悲傷啊!母親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遠方，盼望自己的兒子回來啊!然而這個兒子卻始終沒有歸去，一直到母親離開這個世界。

　　對于這個情況，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上了高中的時侯，自己大了幾歲，逐漸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籬下，經濟不能獨立，空有雄心壯志，怎奈無法實現，我暗暗地下定了決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學畢業，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養母親，然而沒有等到我大學畢業，母親就離開我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古人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話正應到我身上。我不忍想像母親臨終思念愛子的情況;一想到，我就會心肝俱裂，眼淚盈眶。當我從北平趕回濟南，又從濟南趕回清平奔喪的時候，看到了母親的棺材，看到那簡陋的屋子，我真想一頭撞死在棺材上，隨母親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該萬不該離開了母親。世界上無論什么名譽，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榮，都比不上呆在母親身邊，即使她一個字也不識，即使整天吃“紅的”。

　　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季羨林的散文篇2：新年抒懷

　　除夕之夜，半夜醒來，一看表，是一點半鐘，心里輕輕地一顫：又過去一年了。

　　小的時候，總希望時光快快流逝，盼過節，盼過年，盼迅速長大成人。然而，時光卻偏偏好像停滯不前，小小的心靈里溢滿了忿忿不平之氣。

　　但是，一過中年，人生之車好像是從高坡上滑下，時光流逝得像電光一般。它不饒人，不了解人的心情，愣是狂奔不已。一轉眼間，“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滑過了花甲，滑過了古稀，少數幸運者或者什么者，滑到了耄耋之年。人到了這個境界，對時光的流逝更加敏感。年輕的時候考慮問題是以年計，以月計。到了此時，是以日計，以小時計了。

　　我是一個幸運者或者什么者，眼前正處在耄耋之年。我的心情不同于青年，也不同于中年，紛紜萬端，決不是三兩句就能說清楚的。我自己也理不出一個頭緒來。

　　過去的一年，可以說是我一生最輝煌的年份之一。求全之毀根本沒有，不虞之譽卻多得不得了，壓到我身上，使我無法消化，使我感到沉重。有一些稱號，初戴到頭上時，自己都感到吃驚，感到很不習慣。就在除夕的前一天，也就是前天，在解放后第一次全國性國家圖書獎會議上，在改革開放以來十幾年的，包括文理法農工醫以及軍事等等方面的五十一萬多種圖書中，在###和財政部的關懷和新聞出版署的直接領導下，經過全國七十多位專家的認真細致的評審，共評出國家圖書獎四十五種。只要看一看這個比例數字，就能夠了解獲獎之困難。我自始至終參加了評選工作。至于自己同獲獎有份，一開始時，我連做夢都沒有夢到。然而結果我卻有兩部書獲獎。在小組會上，我曾要求撤出我那一本書，評委不同意。我只能以不投自己的票的辦法來處理此事。對這個結果，要說自己不高興，那是矯情，那是虛偽，為我所不取。我更多地感覺到的是惶恐不安，感覺到慚愧。許多非常有價值的圖書，由于種種原因，沒有評上，自己卻一再濫竽。這也算是一種機遇，也是一種幸運吧。我在這里還要補上一句：在舊年的最后一天的《光明日報》上，我讀到老友鄧廣銘教授對我的評價，我也是既感且愧。

　　我過去曾多次說到，自己向無大志，我的志是一步步提高的，有如水漲船高。自己決非什么天才，我自己評估是一個中人之才。如果自己身上還有什么可取之處的話，那就是，自己是勤奮的，這一點差堪自慰。我是一個富于感情的人，是一個自知文明超過需要的人，是一個思維不懶惰，腦筋永遠不停地轉動的人。我得利之處，恐怕也在這里。過去一年中，在我走的道路上，撒滿了玫瑰花;到處是笑臉，到處是贊譽。我成為一個“很可接觸者”。要了解我過去一年的心情，必須把我的處境同我的性格，同我內心的感情聯系在一起。

　　現在寫“新年抒懷”，我的“懷”，也就是我的心情，在過去一年我的心情是什么樣子的呢?

　　首先是，我并沒有被鮮花和贊譽沖昏了頭腦，我的頭腦是頗為清醒的。一位年輕的朋友說我似乎忘記了自己的年齡。這只是一個表面現象。盡管從表面上來看，我似乎是朝氣蓬勃，在學術上野心勃勃，我攬的工作遠遠超過一個耄耋老人所能承擔的，我每天的工作量在同輩人中恐怕也居上乘。但是我沒有忘乎所以，我并沒有忘記自己的年齡。在朋友歡笑之中，在家庭聚樂之中，在燈紅酒綠之時，在獎譽紛至潮來之時，我滿面含笑，心曠神怡，卻驀地會在心靈中一閃念：“這一出戲快結束了!”我像撞客的人一樣，這一閃念緊緊跟隨著我，我擺脫不掉。

　　是我怕死嗎?不，不，決不是的。我曾多次講過：我的性命本應該在十年浩劫中結束的。在比一根頭發絲還細的偶然性中，我僥幸活了下來。從那以后，我所有的壽命都是白揀來的;多活一天，也算是“賺了”。而且對于死，我近來也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看法：“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死是自然規律，誰也違抗不得。用不著自己操心，操心也無用。

　　那么我那種快煞戲的想法是怎樣來的呢?記得在大學讀書時，讀過俞平伯先生的一篇散文：《重過西園碼頭》，時隔六十余年，至今記憶猶新。其中有一句話：“從現在起我們要仔仔細細地過日子了。”這就說明，過去日子過得不仔細，甚至太馬虎。俞平伯先生這樣，別的人也是這樣，我當然也不例外。日子當前，總過得馬虎。時間一過，回憶又復甜蜜。宋詞中有一句話：“當時只道是尋常。”真是千古名句，道出了人們的這種心情。我希望，現在能夠把當前的日子過得仔細一點，認為不尋常一點。特別是在走上了人生最后一段路程時，更應該這樣。因此，我的快煞戲的感覺，完全是積極的，沒有消極的東西，更與怕死沒有牽連。

　　在這樣的心情的指導下，我想得很多很多，我想到了很多的人。首先是想到了老朋友。清華時代的老朋友胡喬木，最近幾年曾幾次對我說，他想要看一看年輕時候的老朋友。他說：“見一面少一面了!”初聽時，我還覺得他過于感傷。后來逐漸品味出他這一句話的分量。可惜他前年就離開了我們，走了。去年我用實際行動響應了他的話，我邀請了六七位有五六十年友誼的老友聚了一次。大家都白發蒼蒼了，但都興會淋漓。我認為自己干了一件好事。我哪里會想到，參加聚會的吳組緗現已病臥醫院中。我聽了心中一陣顫動。今年元旦，我潛心默禱，祝他早日康復，參加我今年準備的聚會。沒有參加會的老友還有幾位。我都一一想到了，我在這里也為他們的健康長壽禱祝。

　　我想到的不只有老年朋友，年輕的朋友，包括我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學生，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我也都一一想到了。我最近頗接觸了一些青年學生，我認為他們是我的小友。不知道為什么我對這一群小友的感情越來越深，幾乎可以同我的年齡成正比。他們朝氣蓬勃，前程似錦。我發現他們是動腦筋的一代，他們思考著許許多多的問題。淳樸，直爽，處處感動著我。俗話說：“長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我們祖國的希望和前途就寄托在他們身上，全人類的希望和前途也寄托在他們身上。對待這一批青年，惟一正確的做法是理解和愛護，誘導與教育，同時還要向他們學習。這是就公而言。在私的方面，我同這些生龍活虎般的青年們在一起，他們身上那一股朝氣，充盈洋溢，仿佛能沖刷掉我身上這一股暮氣，我頓時覺得自己年輕了若干年。同青年們接觸真能延長我的壽命。古詩說：“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我一不服食，二不求神。青年學生就是我的藥石，就是我的神仙。我企圖延長壽命，并不是為了想多吃人間幾千頓飯。我現在吃的飯并不特別好吃，多吃若干頓飯是毫無意義的。我現在計劃要做的學術工作還很多，好像一個人在日落西山的時分，前面還有頗長的路要走。我現在只希望多活上幾年，再多走幾程路，在學術上再多做點工作，如此而已。

　　在家庭中，我這種煞戲的感覺更加濃烈。原因也很簡單，必然是因為我認為這一出戲很有看頭，才不希望它立刻就煞住，因而才有這種濃烈的感覺。如果我認為這一出戲不值一看，它煞不煞與己無干，淡然處之，這種感覺從何而來?過去幾年，我們家屢遭大故。老祖離開我們，走了。女兒也先我而去。這在我的感情上留下了永遠無法彌補的傷痕。盡管如此，我仍然有一個溫馨的家。我的老伴、兒子和外孫媳婦仍然在我的周圍。我們和睦相處，相親相敬。每一個人都是一個最可愛的人。除了人以外，家庭成員還有兩只波斯貓，一只頑皮，一只溫順，也都是最可愛的貓。家庭的空氣怡然，盎然。可是，前不久，老伴突患腦溢血，住進醫院。在她沒病的時候，她已經不良于行，整天坐在床上。我們平常沒有多少話好說。可是我每天從大圖書館走回家來，好像總嫌路長，希望早一點到家。到了家里，在破藤椅上一坐，兩只波斯貓立即跳到我的懷里，讓我摟它們睡覺。我也瞇上眼睛，小憩一會兒。睜眼就看到從窗外流進來的陽光，在地毯上流成一條光帶，慢慢地移動，在百靜中，萬念俱息，怡然自得。此樂實不足為外人道也。然而老伴卻突然病倒了。在那些嚴重的日子里，我在從大圖書館走回家來，我在下意識中，總嫌路太短，我希望它長，更長，讓我永遠走不到家。家里缺少一個雖然坐在床上不說話卻散發著光與熱的人。我感到冷清，我感到寂寞，我不想進這個家門。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心里就更加頻繁地出現那一句話：“這一出戲快煞戲了!”但是，就目前的情況來看，老伴雖然仍然住在醫院里，病情已經有了好轉。我在盼望著，她能很快回到家來，家里再有一個雖然不說話但卻能發光發熱的人，使我再能靜悄悄地享受沉靜之美，讓這一出早晚要煞戲的戲再繼續下去演上幾幕。

　　按世俗算法，從今天起，我已經達到八十三歲的高齡了，幾乎快到一個世紀了。我雖然不愛出游，但也到過三十個國家，應該說是見多識廣。在國內將近半個世紀，經歷過峰回路轉，經歷過柳暗花明，快樂與苦難并列，順利與打擊雜陳。我腦袋里的回憶太多了，過于多了。眼前的工作又是頭緒萬端，誰也說不清我究竟有多少名譽職稱，說是打破紀錄，也不見得是夸大，但是，在精神上和身體上的負擔太重了。我真有點承受不住了。盡管正如我上面所說的，我一不悲觀，二不厭世，可是我真想休息了。古人說：“夫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德國偉大詩人歌德晚年有一首膾炙人口的詩，最后一句是“你也休息”，仿佛也表達了我的心情，我真想休息一下了。

　　心情是心情，活還是要活下去的。自己身后的道路越來越長，眼前的道路越來越短，因此前面剩下的這短短的道路，更彌加珍貴。我現在過日子是以天計，以小時計。每一天每一個小時都是可貴的。我希望真正能夠仔仔細細地過，認認真真地過，細細品味每一分鐘每一秒鐘，我認為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尋常”。我希望千萬不要等到以后再感到“當時只道是尋常”，空吃后悔藥，徒喚奈何。對待自己是這樣，對待別人，也是這樣。我希望盡上自己最大的努力，使我的老朋友，我的小朋友，我的年輕的學生，當然也有我的家人，都能得到愉快。我也決不會忘掉自己的祖國，只要我能為她做到的事情，不管多么微末，我一定竭盡全力去做。只有這樣，我心里才能獲得寧靜，才能獲得安慰。“這一出戲就要煞戲了”，它愿意什么時候煞，就什么時候煞吧。

　　現在正是嚴冬。室內春意融融，窗外萬里冰封。正對著窗子的那一棵玉蘭花，現在枝干光禿禿的一點生氣都沒有。但是枯枝上長出的骨朵兒卻象征著生命，蘊含著希望。花朵正蜷縮在骨朵兒內心里，春天一到，東風一吹，會立即能綻開白玉似的花。池塘里，眼前只有殘留的枯葉在寒風中在層冰上搖曳。但是，我也知道，只等春天一到，堅冰立即化為粼粼的春水。現在蜷縮在黑泥中的葉子和花朵，在春天和夏天里都會躥出水面。在春天里，“蓮葉何田田”。到了夏天，“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那將是何等光華爛漫的景色啊。“既然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我現在一方面腦筋里仍然會不時閃過一個念頭：“這一出戲快煞戲了。”這絲毫也不含糊;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覺得這一出戲的高潮還沒有到，恐怕在煞戲前的那一剎那才是真正的高潮，這一點也決不含糊。

　　季羨林的散文篇3：漫談散文

　　對于散文，我有偏愛，又有偏見。為什么有偏愛呢?我覺得在各種文學體裁中，散文最能得心應手，靈活圓通。而偏見又何來呢?我對散文的看法和寫法不同于絕大多數的人而已。

　　我沒有讀過《文學概論》一類的書籍，我不知道，專家們怎樣界定散文的內涵和外延。我個人覺得，“散文”這個詞兒是頗為模糊的。最廣義的散文，指與詩歌對立的一種不用韻又沒有節奏的文體。再窄狹一點，就是指與駢文相對的，不用四六體的文體。更窄狹一點，就是指與隨筆、小品文、雜文等名稱混用的一種出現比較晚的文體。英文稱這為essay，familiaressay，法文叫essai，德文是Essay，顯然是一個字。但是這些洋字也消除不了我的困惑。查一查字典，譯法有多種。法國蒙田的Essai，中國譯為“隨筆”，英國的familiaressay譯為“散文”或“隨筆”，或“小品文”。中國明末的公安派或竟陵派的散文，過去則多稱之為“小品”。我墮入了五里霧中。

　　子曰:“必也正名乎!”這個名，我正不了。我只好“王顧左右而言他”。中國是世界上散文第一大國，這決不是“王婆賣瓜”，是必須承認的事實，在西歐和亞洲國家中，情況也有分歧。英國散文名家輩出，燦若列星。德國則相形見絀，散文家寥若晨星。印度古代，說理的散文是有的，抒情的則如鳳毛麟角。世上萬事萬物有果必有因。這種情況的原因何在呢?我一時還說不清楚，只能說，這與民族性頗有關聯。再進一步，我就窮辭了。

　　這且不去管它，我只談我們這個散文大國的情況，而且重點放在眼前的情況上。“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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