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錢鐘書的散文集
鐘書被譽為東方鴻儒,一代文學巨匠,其豐碩的著述譯績引發了歷時已久的“錢學”研究熱潮。關于他所寫的散文有哪些呢?下面小編為你整理了關于錢鐘書的散文集,希望對你們有用!
關于錢鐘書的散文篇1:讀伊索寓言
比我們年輕的人,大概可以分作兩類。第一種是和我們年齡相差得極多的小輩;我們能夠容忍這種人,并且會喜歡而給予保護;我們可以對他們賣老,我們的年長只增添了我們的尊嚴。還有一種是比我們年輕得不多的后生,這種人只會惹我們的厭恨以至于嫉忌,他們已失掉尊敬長者的觀念,而我們的年齡又不夠引起他們對老弱者的憐憫;我們非但不能賣老,還要趕著他們學少,我們的年長反使我們吃虧。這兩種態度是到處看得見的。譬如一個近三十的女人,對于十八九歲女孩子的相貌,還肯說好,對于二十三四歲的少女們,就批判得不留情面了。所以小孩子總能討大人的喜歡,而大孩子跟小孩子之間就免不了時常沖突。一切人事上的關系,只要涉到年輩資格先后的,全證明了這個分析的正確。
把整個歷史來看,古代相當于人類的小孩子時期。先前是幼稚的,經過幾千百年的長進,慢慢地到了現代。時代愈古,愈在前,它的歷史愈短;時代愈在后,他積的閱歷愈深,年齡愈多。所以我們反是我們祖父的老輩,上古三代反不如現代的悠久古老。這樣,我們的信而好古的態度,便發生了新意義。我們思慕古代不一定是尊敬祖先,也許只是喜歡小孩子,并非為敬老,也許是賣老。沒有老頭子肯承認自己是衰朽頑固的,所以我們也相信現代一切,在價值上、品格上都比了古代進步。
這些感想是偶爾翻看《伊索寓言》引起的。是的,《伊索寓言》大可看得。它至少給予我們三種安慰。第一,這是一本古代的書,讀了可以增進我們對于現代文明的驕傲。第二,它是一本小孩子讀物,看了覺得我們是成人了,已超出那些幼稚的見解。第三呢,這部書差不多都是講禽獸的,從禽獸變到人,你看這中間需要多少進化歷程!我們看到這許多蝙蝠、狐貍等的舉動言論,大有發跡后訪窮朋友、衣錦還故鄉的感覺。但是窮朋友要我們幫助,小孩子該我們教導,所以我們看了《伊索寓言》,也覺得有好多淺薄的見解,非加以糾正不可。
例如蝙蝠的故事:蝙蝠碰見鳥就充作鳥,碰見獸就充作獸。人比蝙蝠就聰明多了。他會把蝙蝠的方法反過來施用:在鳥類里偏要充獸,表示腳踏實地;在獸類里偏要充鳥,表示高超出世,向武人賣弄風雅,向文人裝作英雄;在上流社會里他是又窮又硬的平民,到了平民中間,他又是屈尊下顧的文化份子:這當然不是蝙蝠,這只是——人。
螞蟻和促織的故事:一到冬天,螞蟻把在冬天的米粒出曬;促織餓得半死,向螞蟻借糧,螞蟻說:“在夏天唱歌作樂的是你,到現在挨餓,活該!”這故事應該還有下文。據柏拉圖《對話篇.菲德洛斯》(Phaedrus)說,促織進化,變成詩人。照此推論,坐看著詩人窮餓、不肯借錢的人,前身無疑是螞蟻了。促織餓死了,本身就做螞蟻的糧食;同樣,生前養不活自己的大作家,到了死后偏有一大批人靠他生活,譬如,寫回憶懷念文字的親戚和朋友,寫研究論文的批評家和學者。
狗和他自己影子的故事:狗銜肉過橋,看見水里的影子,以為是另一只狗也銜著肉;因而放棄了嘴里的肉,跟影子打架,要搶影子銜的肉,結果把嘴里的肉都丟了。這篇寓言的本意是戒貪得,但是我們現在可以應用到旁的方面。據說每個人需要一面鏡子,可以常常自照,知道自己是個什麼東西。不過,能自知的人根本不用照鏡子,不自知的東西,照了鏡子也沒有用--譬如這只銜肉的狗,照鏡以后,反害他大叫大鬧,空把自己的影子,當作攻擊狂吠的對象。可見有些東西最好不要對鏡自照。
天文家的故事:天文家仰面看星象,失足掉在井里,大叫“救命”;他的鄰居聽見了,嘆氣說:“誰叫他只望著高處,不管地下呢!”只向高處看,不顧腳下的結果,有時是下井,有時是下野或下臺。不過,下去以后,決不說是不小心掉下去的,只說有意去做下屬的調查和工作。譬如這位天文家就有很好的藉口:坐井觀天。真的,我們就是下去以后,眼睛還是向上看的。
烏鴉的故事:上帝要撿最美麗的鳥作禽類的王,烏鴉把孔雀的長毛披在身上,插在尾巴上,到上帝前面去應選,果然為上帝挑中,其它鳥類大怒,把他插上的毛羽都扯下來,依然現出烏鴉的本相。這就是說:披著長頭發的,未必就真是藝術家;反過來說,禿頂無發的人,當然未必是學者或思想家,寸草也不生的頭腦,你想還會產生什麼旁的東西?這個寓言也不就此結束,這只烏鴉借來的羽毛全給人家拔去,現了原形,老羞成怒,提議索性大家把自己天生的毛羽也拔個干凈,到那時候,大家光著身子,看真正的孔雀、天鵝等跟烏鴉有何分別。這個遮羞的方法至少人類是常用的。
牛跟蛙的故事:母蛙鼓足了氣,問小蛙道:“牛有我這樣大么?”小蛙答說:“請你不要漲了,當心肚子爆裂!”這母蛙真是笨坯!她不該跟牛比偉大的,她應該跟牛比嬌小。所以我們每一種缺陷都有補償,吝嗇說是經濟,愚蠢說是誠實,卑鄙說是靈活,無才便說是德。因此世界上沒有自認為一無可愛的女人,沒有自認為百不如人的男子。這樣,彼此各得其所,當然不會相安無事。
老婆子和母雞的故事:老婆子養只母雞,每天下一個蛋。老婆子貪心不足,希望它一天下兩個蛋,加倍喂她。從此雞愈吃愈肥,不下蛋了--所以戒之在貪。伊索錯了!他該說,大胖子往往是小心眼。
狐貍和葡萄的故事:狐貍看見藤上一顆顆已熟的葡萄,用盡方法,弄不到嘴只好放棄,安慰自己說“這葡萄也許還是酸的,不吃也罷!”就是吃到了,他還說:“這葡萄果然是酸的。”假如他是一只不易滿足的狐貍,這句話他對自己說,因為現實終“不夠理想”。假如他是一只很感滿意的狐貍,這句話他對旁人說,因為訴苦經可以免得旁人來分甜頭。
驢子跟狼的故事:驢子見狼,假裝腿上受傷,對狼說:“腳上有刺,請你拔去了,免得你吃我時舌頭被刺。”狼信以為真,專心尋刺,被驢子踢傷逃去,因此嘆氣說:“天派我做送命的屠夫的,何苦做治病的醫生呢!”這當然幼稚得可笑,他不知到醫生也是屠夫的一種。
這幾個例可以證明《伊索寓言》是不宜做現代兒童讀物的。盧梭在《愛彌兒》(Emile)卷二里反對小孩子讀寓言,認為有壞心術,舉狐貍騙烏鴉嘴里的肉一則為例,說小孩子看了,不會跟被騙的烏鴉同情,反會羨慕善騙的狐貍。要是真這樣,不就證明小孩子的居心本來欠好嗎?小孩子該不該讀寓言,全看我們成年人在造成什麼一個世界、什麼一個社會,給小孩子長大了來過活。盧梭認為寓言會把純樸的小孩子教得復雜了,失去了天真,所以要不得。我認為寓言要不得,因為它把純樸的小孩子教得愈簡單了,愈幼稚了,以為人事里是非的分別、善惡的果報,也象在禽獸中間一樣的公平清楚,長大了就處處碰壁上當。緣故是,盧梭是原始主義者(Primitivist),主張復古,而我呢,是相信進步的人--雖然并不象寓言里所說的蒼蠅,坐在車輪的軸心上,嗡嗡地叫到:“車子的前進,都是我的力量。”
關于錢鐘書的散文篇2:貓
“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貓要看主婦面了--”頤谷這樣譬釋著,想把心上一團蓬勃的憤怒象梳理亂發似的平順下去。誠然,主婦的面,到現在還沒瞧見,反正那混帳貓兒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也無從打他。只算自己晦氣,整整兩個半天的工夫全白費了。李先生在睡午覺,照例近三點鐘才會進書房。頤谷滿肚子憋著的怒氣,那時都冷了,覺得非趁熱發泄一下不可。湊巧老白送茶進來,頤谷指著桌子上抓得千瘡百孔的稿子,字句流離散失得象大轟炸后的市民,說:“你瞧,我回去吃頓飯,出了這個亂子!我臨去把謄清的稿子給李先生過目,誰知他看完了就擱在我桌子上,沒放在抽屜里,現在又得重抄了。”
老白聽話時的點頭一變而為搖頭,嘆口微氣說:“那可就糟啦!這準是‘淘氣’干的。‘淘氣’可真淘氣!太太慣了它,誰也不敢碰它根毛。齊先生,您回頭告訴老爺,別讓‘淘氣’到書房里來。”他躬著背蠕緩地出去了。
“淘氣”就是那鬧事的貓。它在東皇城根窮人家里,原叫做‘小黑’。李太太嫌‘小黑’的稱謂太俗,又笑說:“那跟門房‘老白’不成了一對兒么?老白聽了要生氣的”。貓送到城南長街李家那天,李太太正在請朋友們茶會,來客都想給它起個好聽的名字。一個愛慕李太太的詩人說“:在西洋文藝復興的時候,標準美人都要生得黑,我們讀莎士比亞和法國七星派詩人的十四行詩,就知道使他們顛倒的都是些黑美人。我個人也覺得黑比白來得神秘,富于含蓄和誘惑。一向中國人喜歡女人皮膚白,那是幼稚的審美觀念,好比小孩只愛吃奶,沒資格喝咖啡。這只貓又黑又美,不妨借莎士比亞詩里的現成名字,叫它‘darklady’,再雅致沒有了。”
有兩個客人聽了彼此做個鬼臉,因為這詩人說話明明雙關著女主人。李太太自然極高興,只嫌“darklady”名字太長。她受過美國式的教育,養成一種逢人叫小名以表親昵的習氣,就是見了莎士比亞的面,她也會叫他bill,何況貓呢?所以她采用詩人的提議,同時來個簡稱,叫“Darkie。”大家一致叫:“妙!”,這貓聽許多人學自己的叫聲,莫名其妙,也和著叫:“妙!妙!”(miaow!miaow!)沒人想到這簡稱的意義并非“黑美人”,而正是李太太嫌俗的“小黑”。一個大名鼎鼎的老頭子,當場一言不發,回家翻了半夜的書,明天清早趕來看李太太,講詩人的壞話道:“他懂什么?我當時不好意思跟他抬扛,所以忍住沒有講。中國人一向也喜歡黑里俏的美人,就象妲己,古文作‘〔黑旦〕己’,就是說她又黑又美。〔黑旦〕己剛是‘Darkie’的音譯,并且也譯了意思。哈哈!太巧了,太巧了!”這貓仗著女主人的愛,專鬧亂子,不上一星期,它的外國名字叫滑了口,變為跟Darkie雙聲疊韻的混名:“淘氣”。所以,好象時髦教會學校的學生,這畜生中西名字,一應俱全,而且未死已蒙謚法--混名。它到李家不足兩年,在這兩年里,日本霸占了東三省,北平的行政機構改組了一次,非洲亡了一個國,興了一個帝國,國際聯盟暴露了真相,只算一個國際聯夢或者一群國際聯盲,但是李太太并沒有換丈夫,淘氣還保持著主人的寵愛和自己的頑皮。在這變故反復的世界里,多少人對主義和信仰能有同樣的恒心呢?
這是齊頤谷做李建侯試用私人秘書的第三天,可是還沒瞻仰過那位有名的李太太。要講這位李太太,我們非得用國語文法家所謂“最上級形容詞”不可。在一切有名的太太里,她長相最好看,她為人最風流豪爽,她客廳的陳設最講究,她請客的次數最多,請客的菜和茶點最精致豐富,她的交游最廣。并且,她的丈夫最馴良,最不礙事。假使我們在這些才具之外,更申明她住在戰前的北平,你馬上獲得結論:她是全世界文明頂古的國家里第一位高雅華貴的太太。因為北平--明清兩代的名士象湯若士、謝在杭們所咒詛為最俗、最臟的北京--在戰事前幾年忽然被公認為全國最文雅、最美麗的城市。
甚至無風三尺的北平塵土,也一變而為古色古香,似乎包含著元明清三朝帝國的劫灰,歐美新興小邦的歷史博物館都派人來裝了瓶子回去陳列。首都南遷以后,北平失掉它一向政治上的作用;同時,象一切無用過時的東西,它變為有歷史價值的陳設品。宛如一個七零八落的舊貨攤改稱為五光十色的古玩鋪,雖然實際上毫無差異,在主顧的心理上卻起了極大的變化。逛舊貨攤去買便宜東西,多少寒窘!但是要上古玩鋪你非有錢不可,還得有好古癖,還得有鑒別力。這樣,本來不屑撿舊貨的人現在都來買古玩了,本來不得已而光顧舊貨攤的人現在也添了身分,算是收藏古董的雅士了。那時候你只要在北平住家,就充得通品,就可以向南京或上海的朋友夸傲,仿佛是個頭銜和資格。說上海和南京會產生藝術和文化,正象說頭腦以外的手足或腰腹也會思想一樣的可笑。周口店“北京人”遺骸的發現,更證明了北平居住者的優秀。“北京人”是猴子里最進步的,有如北平人是中國人里最文明的。因此當時報紙上鬧什么“京派”,知識分子們上溯到“北京人”為開派祖師,所以北京雖然改名北平,他們不自稱“平派”。京派差不多全是南方人。那些南方人對于他們僑居北平的得意,仿佛猶太人愛他們入籍歸化的國家,不住地掛在口頭上。遷居到北平以來,李太太腳上沒發過濕氣,這是住在文化中心的意外利益。
李氏夫婦的父親都是前清遺老,李太太的父親有名,李先生的父親有錢。李太太的父親在辛亥革命前個把月放了什么省的藩臺,滿心想弄幾個錢來彌補歷年的虧空。武昌起義好像專跟他搗亂似的,他把民國恨得咬牙切齒。幸而他有個門生,失節作了民國的大官,每月送筆孝敬給他。他住在上海租界里,抱過去的思想,享受現代的生活,預用著未來的錢--賒了賬等月費匯來了再還。他漸漸悟出寓公自有生財之道。今天暴發戶替兒子辦喜事要證婚,明天洋行買辦死了母親要點主,都用得著前清的遺老,謝儀往往可抵月費的數目。妙在買辦的母親死不盡,暴發戶的兒子全養得大。他文理平常,寫字也不出色,但是他發現只要蓋幾個自己的官銜圖章,“某年進士”,“某省布政使”,他的字和文章就有人出大價錢來求。他才知道清朝亡得有代價,遺老值得一做,心平氣和,也肯送女兒進洋學堂念書了。李先生的父親和他是同鄉,極早就講洋務,做候補道時上過“富國裕民”的條陳,奉憲委到上海向洋人定購機器,清朝亡得太早,沒領略到條陳的好處,他只富裕了自己。他也曾做出洋游歷的隨員,回國以后,把考察所得,歸納為四句傳家格言:“吃中國菜,住西洋房子,娶日本老婆,人生無遺憾矣!”
他親家的貫通過去、現在、未來,正配得上他的融會中國、東洋、西洋。誰知道建侯那糊涂蟲,把老子的家訓記顛倒了。第一,他娶了西洋化的老婆,比西洋老婆更難應付。愛默在美國人辦的時髦女學畢業,本來是毛得撩人、刺人的毛丫頭,經過“二毛子”的訓練,她不但不服從丈夫,并且丈夫一個人來侍候她還嫌不夠。第二,他夫婦倆都自信是文明人,不得不到北平來住中國式的舊房子,設備當然沒有上海來得洋化。第三,他吃日本菜得了胃病。這事說來話長。李太太從小對自己的面貌有兩點不滿意:皮膚不是上白,眼皮不雙。第一點還無關緊要,因為她根本不希罕那種又紅又白的洋娃娃臉,她覺得原有的相貌已經夠可愛了。單眼皮呢,確是極大的缺陷,內心的豐富沒有充分流露的工具,宛如大陸國沒有海港,物產不易出口。
進了學校,她才知道單眼皮是日本女人的國徽,因此那個足智多謀、偷天換日的民族建立美容醫院,除掉身子的長短沒法充分改造,“倭奴”的國號只好忍受,此外面部器官無不可以修補,丑的變美,怪物改成妖精。李先生向她求婚,她提出許多條件,第十八條就是蜜月旅行到日本。一到日本,她進醫院去修改眼皮,附帶把左頰的酒靨加深。她知道施了手術,要兩星期見不得人,怕李先生耐不住蜜月期間的孤寂,在這浪漫的國家里,不為自己守節.
以進醫院前對李先生說:“你知道,我這次跨海征東,千里迢迢來受痛苦,無非為你,要討你喜歡。我的臉也就是你的面子。我蒙了眼,又痛又黑暗,你好意思一個人住在外面吃喝玩樂么?你愛我,你得聽我的話。你不許跟人到處亂跑。還有,你最貪嘴,可是我進醫院后,你別上中國館子,大菜也別吃,只許頓頓吃日本料理。你答應我不?算你愛我,陪我受苦,我痛的時候心上也有些安慰。吃得壞些,你可以清心寡欲,不至于胡鬧,糟蹋了身子。你個兒不高,吃得太胖了,不好看。你背了我騙我,我會知道,從此不跟你好。”兩星期后,建侯到醫院算賬并迎接夫人,身體卻未消瘦,只是臉黃皮寬,無精打采,而李太太花五百元日金新買來的眼睛,好象美術照相的電光,把她原有的美貌都煥映烘托出來。她眼睫跟眼睛合作的各種姿態,開,閉,明,暗,尖利,朦朧,使建侯看得出神,疑心她兩眼里躲著兩位專家在科學管理,要不然轉移不會那樣斬截,表情不會那樣準確,效果不會那樣的估計精密。建侯本來是他父親的兒子,從今以后全副精神做他太太的丈夫。朋友們私議過,李太太那樣漂亮,怎會嫁給建侯。有建侯的錢和家世而比建侯能干的人,并非絕對沒有。事實上,天并沒配錯他們倆。做李太太這一類女人的丈夫,是第三百六十一行終身事業,專門職務,比做大夫還要忙,比做挑夫還要累,不容許有旁的興趣和人生目標。旁人雖然背后嘲笑建侯,說他“夫以妻貴”,沾了太太的光,算個小名人。李太太從沒這樣想過。建侯對太太的虛榮心不是普通男人占有美貌妻子、做主人翁的得意,而是一種被占有、做下人的得意,好比闊人家的婢仆、大人物的親隨、或者殖民地行政機關里的土著雇員對外界的賣弄。這種被占有的虛榮心是做丈夫的人最稀有的美德,能使他氣量大、心眼兒寬。李太太深知缺少這個丈夫不得;仿佛亞刺伯數碼的零號,本身毫無價值,但是沒有它,十百千萬都不能成立。因為任何數目背后加個零號便進了一位,所以零號也跟著那數目而意義重大了......
關于錢鐘書的散文篇3:論文人
文人是可嘉獎的,因為他虛心,知道上進,并不拿身分,并不安本分。真的,文人對于自己,有時比旁人對于他還看得輕賤;他只恨自己是個文人,并且不惜費話、費力、費時、費紙來證明他不愿意做文人,不滿意做文人。在這個年頭兒,這還算不得識時物的俊杰么?
所謂文人也者,照理應該指一切投稿、著書、寫文章的人說。但是,在事實上,文人一個名詞的應用只限于詩歌、散文、小說、戲曲之類的作者,古人所謂“詞章家”、“無用文人”、“一為文人,便無足觀”的就是。至于不事虛文,精通實學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等專家,盡管也洋洋灑灑發表著大文章,斷乎不屑以無用文人自居——雖然還夠不上武人的資格。不以文人自居呢,也許出于自知之明;因為白紙上寫黑字,未必就算得文章。講到有用,大概可分兩種。第一種是廢物利用,譬如牛糞可當柴燒,又象陶侃所謂竹頭木屑皆有用。第二種是必需日用,譬如我們對于牙刷、毛廁之類,也大有王子猷看竹“不可一日無此君”之想。天下事物用途如此之多,偏有文人們還頂著無用的徽號,對著竹頭、木屑、牙刷、毛廁,自嘆不如,你說可憐不可憐?對于有用人物,我們不妨也給予一個名目,以便和文人分別。譬如說,稱他們為“用人”。“用人”二字,是“有用人物”的縮寫,洽對得過文人兩字。這樣簡潔混成的名詞,不該讓老媽子、小丫頭、包車夫們專有。并且,這個名詞還有兩個好處。第一,它充滿了民主的平等精神,專家顧問跟聽差仆役們共頂一個頭銜,站在一條線上。第二,它不違背中國全盤西化的原則:美國有位總統聽說自稱為“國民公仆”,就是大家使喚得的用人;羅馬教皇自謙為“奴才的奴才”或“用人的用人”(Servusservorum);法國大革命時,黨人都趕著仆人叫“用人兄弟”(Freresservants);總統等于君,教皇(Pope)等于父(Papa),在歐美都和用人連帶稱呼,中國當然效法。
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以然,并非今天朝報的新聞。例如《漢高祖本記》載帝不好文學,《陸賈列傳》更借高祖自己的話來說明:“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直捷痛快,名言至理,不愧是開國皇帝的圣旨。從古到今反對文學的人,千言萬語,歸根還不過是這兩句話。“居馬上”那兩句,在抗戰時期讀來,更覺得親切有味。柏拉圖的《理想國》里排斥詩人文人,哪有這樣斬截雄壯的口氣?柏拉圖富有詩情,漢高祖曾發詩興,吟過《大風歌》,他們兩位尚且鄙棄詞章,更何況那些庸俗得健全的靈長動物。戈蒂埃(TheophileGautier)在《奇人志》(LesGrotesques)里曾說,商人財主,常害奇病,名曰“畏詩癥”(Posophobie)。
病原如是:財主偶爾打開兒子的書桌抽屜,看見一堆寫滿了字的白紙,既非簿記,又非賬目,每行第一字大寫,末一字不到底,細加研究,知是詩稿,因此怒沖腦頂,氣破胸脯,深恨家門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經頓成變態。其時此癥不但來源奇特,并且富有傳染性;每到這個年頭兒,竟能跟夏天的霍亂、冬天的感冒同樣流行。藥方呢,聽說也有一個:把古今中外詩文集都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據云只要如法炮制,自然胸中氣消,眼中釘拔,而且從此國強民泰,政治修明,武運昌盛!至于當代名人與此相同的弘論,則早已在銷行極廣的大刊物上發表,人人熟讀,不必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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