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有趣的散文推薦篇1：說笑

　　把幽默來分別人獸，好象亞里士多德是第一個。他在《動物學》里說：“人是唯一能笑的動物。”近代奇人白倫脫(W.S.Blunt)有《笑與死》的一首十四行詩，略謂自然界如飛禽走獸之類，喜怒愛懼，無不發為適當的聲音，只缺乏表示幽默的笑聲。不過，笑若為表現幽默而設，笑只能算是廢物或奢侈品，因為人類并不都需要笑。禽獸的鳴叫，盡夠來表達一般人的情感，怒則獅吼，悲則猿啼，爭則蛙噪，遇冤家則如犬之吠影，見愛人則如鳩之呼婦(cooing)。請問多少人真有幽默，需要笑來表現呢?然而造物者已經把笑的能力公平地分給了整個人類，臉上能做出笑容，嗓子里能發出笑聲;有了這種本領而不使用，未免可惜。所以，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是會笑而借笑來掩飾他們的沒有幽默。笑的本意，

　　逐漸喪失;本來是幽默豐富的流露，慢慢地變成了幽默貧乏的遮蓋。于是你看見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還有風行一時的幽默文學。

　　笑是最流動、最迅速的表情，從眼睛里泛到口角邊。東方朔《神異經.東荒經》載東王公投壺不中，“天為之笑”，張華注謂天笑即是閃電，真是絕頂聰明的想象。據荷蘭夫人(LadyHolland)的《追憶錄》，薛德尼.斯密史(SidneySmith)也曾說：“電光是天的詼諧(Wit)。”笑的確可以說是人面上的電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間閃爍著牙齒的光芒。我們不能扣留住閃電來代替高懸普照的太陽和月亮，所以我們也不能把笑變為一個固定的、集體的表情。經提倡而產生的幽默，一定是矯揉造作的幽默。這種機械化的笑容，只像骷髏的露齒，算不得活人靈動的姿態。柏格森《笑論》(LeRire)說，一切可笑都起于靈活的事物變成呆板，生動的舉止化作機械式~{(LemcaniqueplaquesurLevivant)。所以，復出單調的言動，無不惹笑，像口吃，像口頭習慣語，像小孩子的有意模仿大人。老頭子常比少年人可笑，就因為老頭子不如少年人靈變活動，只是一串僵化的習慣。幽默不能提倡，也是為此。一經提倡，自然流露的弄成模仿的，變化不拘的弄成刻板的。這種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資料，這種笑本身就可笑。一個真有幽默的人別有會心，欣然獨笑，冷然微笑，替沉悶的人生透一口氣。也許要在幾百年后、幾萬里外，才有另一個人和他隔著時間空間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視而笑。假如一大批人，嘻開了嘴，放寬了嗓子，約齊了時刻，成群結黨大笑，那只能算下等游場里的滑稽大會串。國貨提倡尚且增添了冒牌，何況幽默是不能大批出產的東西。所以，幽默提倡以后，并不產生幽默家，只添了無數弄筆墨的小花臉。掛了幽默的招牌，小花臉當然身價大增，脫離戲場而混進文場;反過來說，為小花臉冒牌以後幽默品格降低，一大半文藝只能算是“游藝”。小花臉也使我們笑，不錯!但是他跟真有幽默者絕然不同。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們跟著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臉可笑，我們對著他笑。小花臉使我們笑，并非因為他有幽默，正因為我們自己有幽默。

　　所以，幽默至多是一種脾氣，決不能標為主張，更不能當作職業。我們不要忘掉幽默(Humour)的拉丁文原意是液體;換句話說，好象賈寶玉心目中的女性，幽默是水做的。把幽默當為一慣的主義或一生的衣食飯碗，那便是液體凝為固體，生物制成標本。就是真有幽默的人，若要賣笑為生，作品便不甚看得，例如馬克.吐溫(MarkTwain)：自十八世紀末葉以來，德國人好講幽默，然而愈講愈不相干，就因為德國人是做香腸的民族，錯認幽默也像肉末似的，可以包扎得停停當當，作為現成的精神食料。幽默減少人生的嚴重性，決不把自己看得嚴重。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對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對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提倡幽默作一個口號，一種標準，正是缺乏幽默的舉動;這不是

　　幽默，這是一本正經的宣傳幽默，板了面孔的勸笑。我們又聯想到馬鳴蕭蕭了!聽來聲音倒是笑，只是馬臉全無笑容，還是拉得長長的，像追悼會上后死的朋友，又像講學臺上的先進的大師。

　　大凡假充一樁事物，總有兩個動機?；虺鲇谧鹁?，例如俗物尊敬藝術，就收集骨董，附庸風雅?；虺鲇诶?，例如壞蛋有所企圖，就利用宗教道德，假充正人君子。幽默被假借，想來不出這兩個緣故。然而假貨畢竟充不得真。西洋成語稱笑聲清揚者為“銀笑”，假幽默像摻了鉛的偽幣，發出重濁呆木的聲音，只能算鉛笑。不過，“銀笑”也許是賣笑得利，笑中有銀之意，好比說“書中有黃金屋”;姑備一說，供給辭典學者的參考。

　　錢鐘書有趣的散文推薦篇2：論快樂

　　在舊書鋪里買回來維尼(Vigny)的《詩人日記》(Journald'unpote)，信手翻開，就看見有趣的一條。他說，在法語里，喜樂(bonheur)一個名詞是“好”和“鐘點”兩字拼成，可見好事多磨，只是個把鐘頭的玩意兒(Silebonheurn'taitqu'unebonnedenie!)。我們聯想到我們本國話的說法，也同樣的意味深永，辟如快活或快樂的快字，就把人生一切樂事的飄瞥難留，極清楚地指示出來。所以我們又概嘆說：”歡娛嫌夜短!”因為人在高興的時候，活得太快，一到困苦無聊，愈覺得日腳像跛了似的，走得特別慢。德語的沉悶(langweile)一詞，據字面上直譯，就是“長時間”的意思。《西游記》里小猴子對孫行者說：“天上一日，下界一年。”這種神話，確反映著人類的心理。天上比人間舒服歡樂，所以神仙活得快，人間一年在天上只當一日過。從此類推，地獄里比人間更痛苦，日子一定愈加難度;段成式《西陽雜俎》就說：“鬼言三年，人間三日。”嫌人生短促的人，真是最快活的人;反過來說，真快活的人，不管活到多少歲死，只能算是短命夭折。所以，做神仙也并不值得，在凡間已經三十年做了一世的人，在天上還是個未滿月的小孩。但是這種“天算”，也有占便宜的地方：譬如戴君孚《廣異記》載崔參軍捉狐妖，“以桃枝決五下”，長孫無忌說罰得太輕，崔答：“五下是人間五百下，殊非小刑。”可見賣老祝壽等等，在地上最為相宜，而刑罰呢，應該到天上去受。

　　“永遠快樂”這句話，不但渺茫得不能實現，并且荒謬得不能成立。快過的決不會永久;我們說永遠快樂，正好像說四方的圓形，靜止的動作同樣地自相矛盾。在高興的時候，我們空對瞬息即逝的時間喊著說：“逗留一會兒罷!你太美了!”那有什么用?你要永久，你該向痛苦里去找。不講別的，只要一個失眠的晚上，或者有約不來的下午，或者一課沉悶的聽講——這許多，比一切宗教信仰更有效力，能使你嘗到什么叫做“永生”的滋味。人生的刺，就在這里，留戀著不肯快走的，偏是你所不留戀的東西。

　　快樂在人生里，好比引誘小孩子吃藥的方糖，更像跑狗場里引誘狗賽跑的電兔子。幾分鐘或者幾天的快樂賺我們活了一世，忍受著許多痛苦。我們希望它來，希望它留，希望它再來——這三句話概括了整個人類努力的歷史。在我們追求和等候的時候，生命又不知不覺的偷度過去。也許我們只是時間消費的籌碼，活了一世不過是為那一世的歲月充當殉葬品，根本不會想到快樂。但是我們到死也不明白是上了當，我們還理想死后有個天堂，在那里——謝上帝，也有這一天!我們終于享受到永遠的快樂。你看，快樂的引誘，不僅像電兔子和方糖，使我們忍受了人生，而且彷佛釣鉤上的魚餌，竟使我們甘心去死。這樣說來，人生雖痛苦，卻不悲觀，因為它終抱著快樂的希望;現在的賬，我們預支了將來去付。為了快活，我們甚至于

　　愿意慢死。

　　穆勒曾把“痛苦的蘇格拉底”和“快樂的豬”比較。假使豬真知道快活，那么豬和蘇格拉底也相去無幾了。豬是否能快樂得像人，我們不知道;但是人會容易滿足得像豬，我們是?？匆姷?。把快樂分肉體的和精神的兩種，這是最糊涂的分析。一切快樂的享受都屬于精神的，盡管快樂的原因是肉體上的物質刺激。小孩子初生了下來，吃飽了奶就乖乖地睡，并不知道什么是快活，雖然它身體感覺舒服。緣故是小孩子時的精神和肉體還沒有分化，只是混沌的星云狀態。洗一個澡，看一朵花，吃一頓飯，假使你覺得快活，并非全因為澡洗得干凈，花開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為你心上沒有掛礙，輕松的靈魂可以專注肉體的感覺，來欣賞，來審定。要是你精神不痛快，像將離別時的宴席，隨它怎樣烹調得好，吃來只是土氣息，泥滋味。那時刻的靈魂，彷佛害病的眼怕見陽光，撕去皮的傷口怕接觸空氣，雖然空氣和陽光都是好東西。快樂時的你一定心無愧怍。假如你犯罪而真覺快樂，你那時候一定和有道德、有修養的人同樣心安理得。有最潔白的良心，跟全沒有良心有最漆黑的良心，效果是相等的。

　　發現了快樂由精神來決定，人類文化又進一步。發現這個道理，和發現是非善惡取決于公理而不取決于暴力，一樣重要。公理發現以后，從此世界上沒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發現了精神是一切快樂的根據，從此痛苦失掉它們的可怕，肉體減少了專制。精神的煉金術能使肉體痛苦都變成快樂的資料。于是，燒了房子，有慶賀的人;一簞食，一瓢飲，有不改其樂的人;千災百毒，有談笑自若的人。所以我們前面說，人生雖不快樂，而仍能樂觀。譬如從寫《先知書》的所羅門直到做《海風》詩的馬拉梅(Mallarme)，都覺得文明人的痛苦，是身體困倦。但是偏有人能苦中作樂，從病痛里濾出快活來，使健康的消失有種賠償。蘇東坡詩就說：“因病得閑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王丹麓《今世說》也記毛稚黃善病，人以為憂，毛曰：“病味亦佳，第不堪為躁熱人道耳!”在著重體育的西洋，我們也可以找著同樣達觀的人。工愁善病的諾凡利斯(Novalis)在《碎金集》里建立一種病的哲學，說病是“教人學會休息的女教師”。羅登巴煦(Rodenbach)的詩集《禁錮的生活》(LesViesEncloses)里有專詠病味的一卷，說病是“靈魂的洗滌(puration)”。身體結實、喜歡活動的人采用了這個觀點，就對病痛也感到另有風味。頑健粗壯的十八世紀德國詩人白洛柯斯(B.H.Brockes)第一次害病，覺得是一個“可驚異的大發現(EinebewunderungswrdigeErfindung)”。對于這種人，人生還有什么威脅?這種快樂，把忍受變為享受，是精神對于物質的最大勝利。靈魂可以自主——同時也許是自欺。能一貫抱這種態度的人，當然是大哲學家，但是誰知道他不也是個大傻子?

　　是的，這有點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價。這是人生對于人生觀開的玩笑。

　　錢鐘書有趣的散文推薦篇3：論文人

　　文人是可嘉獎的，因為他虛心，知道上進，并不拿身分，并不安本分。真的，文人對于自己，有時比旁人對于他還看得輕賤;他只恨自己是個文人，并且不惜費話、費力、費時、費紙來證明他不愿意做文人，不滿意做文人。在這個年頭兒，這還算不得識時物的俊杰么?

　　所謂文人也者，照理應該指一切投稿、著書、寫文章的人說。但是，在事實上，文人一個名詞的應用只限于詩歌、散文、小說、戲曲之類的作者，古人所謂“詞章家”、“無用文人”、“一為文人，便無足觀”的就是。至于不事虛文，精通實學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等專家，盡管也洋洋灑灑發表著大文章，斷乎不屑以無用文人自居——雖然還夠不上武人的資格。不以文人自居呢，也許出于自知之明;因為白紙上寫黑字，未必就算得文章。講到有用，大概可分兩種。第一種是廢物利用，譬如牛糞可當柴燒，又象陶侃所謂竹頭木屑皆有用。第二種是必需日用，譬如我們對于牙刷、毛廁之類，也大有王子猷看竹“不可一日無此君”之想。天下事物用途如此之多，偏有文人們還頂著無用的徽號，對著竹頭、木屑、牙刷、毛廁，自嘆不如，你說可憐不可憐?對于有用人物，我們不妨也給予一個名目，以便和文人分

　　別。譬如說，稱他們為“用人”。“用人”二字，是“有用人物”的縮寫，洽對得過文人兩字。這樣簡潔混成的名詞，不該讓老媽子、小丫頭、包車夫們專有。并且，這個名詞還有兩個好處。第一，它充滿了民主的平等精神，專家顧問跟聽差仆役們共頂一個頭銜，站在一條線上。第二，它不違背中國全盤西化的原則：美國有位總統聽說自稱為“國民公仆”，就是大家使喚得的用人;羅馬教皇自謙為“奴才的奴才”或“用人的用人”(Servusservorum);法國大革命時，黨人都趕著仆人叫“用人兄弟”(Freresservants);總統等于君，教皇(Pope)等于父(Papa)，在歐美都和用人連帶稱呼，中國當然效法。

　　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以然，并非今天朝報的新聞。例如《漢高祖本記》載帝不好文學，《陸賈列傳》更借高祖自己的話來說明：“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直捷痛快，名言至理，不愧是開國皇帝的圣旨。從古到今反對文學的人，千言萬語，歸根還不過是這兩句話。“居馬上”那兩句，在抗戰時期讀來，更覺得親切有味。柏拉圖的《理想國》里排斥詩人文人，哪有這樣斬截雄壯的口氣?柏拉圖富有詩情，漢高祖曾發詩興，吟過《大風歌》，他們兩位尚且鄙棄詞章，更何況那些庸俗得健全的靈長動物。戈蒂埃(TheophileGautier)在《奇人志》(LesGrotesques)里曾說，商人財主，常害奇病，名曰“畏詩癥”(Posophobie)。

　　病原如是：財主偶爾打開兒子的書桌抽屜，看見一堆寫滿了字的白紙，既非簿記，又非賬目，每行第一字大寫，末一字不到底，細加研究，知是詩稿，因此怒沖腦頂

　　，氣破胸脯，深恨家門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經頓成變態。其時此癥不但來源奇特，并且富有傳染性;每到這個年頭兒，竟能跟夏天的霍亂、冬天的感冒同樣流行。藥方呢，聽說也有一個：把古今中外詩文集都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據云只要如法炮制，自然胸中氣消，眼中釘拔，而且從此國強民泰，政治修明，武運昌盛!至于當代名人與此相同的弘論，則早已在銷行極廣的大刊物上發表，人人熟讀，不必贅述。

　　文學必須毀滅，而文人卻不妨獎勵——獎勵他們不要作文人。蒲伯(Pope)出口成章(Lispinnumbers),白居易生識之無，此類不可救藥的先天文人畢竟是少數。至于一般文人，老實說，對于文學并不愛好，并無擅長。他們弄文學，仿佛舊小說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據說是出于不甚得已，無可奈何。只要有機會讓他們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無不廢書投筆，改行從良。文學是倒霉晦氣的事業，出息最少，鄰近著饑寒，附帶了疾病。我們只聽說有文丐;像理丐、工丐、法丐、商丐等名目是從來沒有的。至傻極笨的人，若非無路可走，斷不肯搞什么詩歌小說。因此不僅旁人鄙夷文學和文學家，就是文人自己也填滿了自悲心結，對于文學，全然缺乏信仰和愛敬。譬如十足文人的揚雄在《法言》里就說：“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可見他寧做壯丁，不做文人。因此，我們看見一個特殊現象：一切學者無不威風凜凜，神氣活現，對于自己所學科目，帶吹帶唱，具有十二分信念;只有文人們懷著鬼胎，賠了笑臉，抱愧無窮，即使偶爾吹牛，談談“國難文學”、“宣傳武器”等等，也好像水浸濕的皮鼓，敲擂不響。歌德不作愛國詩歌，遭人唾罵，因在《語錄》(GespracechemitEckermann)里大發牢騷，說不是軍士，未到前線，怎能坐在書房里吶喊做戰歌。(KriegsliederschreibenundinZimmersiteenl)。少數文人在善造英雄的時勢底下，能談戰略，能做政論，能上條陳，再不然能自認導師，勸告民眾。這樣多才多藝的人，是不該在文學里埋沒的。只要有機會讓他們變換，他們可以立刻拋棄文藝，別干營生。

　　雪萊在《詩的辯護》里說文人是“人類的立法者”(legislator)，卡萊爾在《英雄崇拜論》里說文人算得上“英雄”。那些特殊材料的文人只想充當英雄，希望變成立法者或其他。竟自稱是英雄或立法者，不免夸大狂;想做立法者和英雄呢，那就是有志上進了。有志上進是該嘉獎的。有志上進，表示對于現實地位的不滿足和羞恥。知恥近乎勇。勇是該鼓勵的，何況在這個時期?

　　要而言之：我們應當毀滅文學而獎勵文人——獎勵他們不做文人，不搞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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