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說，這篇小文字是失敗的，由野鴨而得到的含義“超出常規的人也有價值”，牽強得一塌糊涂，莫名其妙。但是，野鴨的故事卻很有意義。許多看似一天到晚去遠方的人，其實是缺少一個安居樂業的環境。不過，文中有句話算是說對了：“超出常規的人也有價值。”一個人如果活得像塊方糖一樣呆板方正，那么他的價值還沒有一塊方糖大，方糖可以讓水變甜而他不能，更何況方糖還有棱角而他沒有。荒唐。

　　前些日子在網上讀到蘇童的短篇小說《一個朋友在路上》。這是近一年來惟一一篇讓我讀了兩遍的小說。回來后，一直跟斜上鋪的“蚊子”說起，說得“蚊子”春心蕩漾。“蚊子”挺喜歡雪，所以追問一張去吉林的火車票要多少錢。我問他要坐的還是臥的，坐的便宜，臥的貴。“蚊子”挑了硬座，我說那便宜，兩百塊錢不到，只不過從上海坐到吉林恐怕已成冰雕了。于是“蚊子”挑了臥的，開始選硬臥，但望字生義，以為硬臥就像農村死了人躺在門板上一樣，又改選軟臥。可一打聽價錢，知道自己是有去無回，便揮揮手說：“算了，不去了，等工作了再說。”我知道等“蚊子”工作了以后定會諸事煩身，再為自己找理由推托。

　　這就是為什么許多想去遠方的人去不了遠方的原因。但去不了也好，可以讓遠方永遠在心里保持神秘感。這就是為什么許多人想去遠方的原因。

　　韓寒的散文欣賞篇4：讀《人的末日》

　　《人的末日》是《論死亡》的精華本，恩萊特教授在茫茫書海里辛苦地找死，最后將找到的死匯編成一本30多萬字的書，上海文化出版社在這30萬個字中找好的死，刪編成“五角叢書”的《人的末日》。這本書在學校圖書館角落里，從登記表上可以看出未有人借過，但封面卻很皺——這很好解釋，題目太吸引人了。其實，這本小冊子細細讀讀，還能給人許多死之內或死之外的啟迪。

　　書的前言中，譯者將人類談論死亡和談論性相比，并得出兩者一致的結論。其實不然，“食色性也”并不是“死色性也”。人在談論性時往往嘴上禁忌心里向往，而從來不見有人向往地談論死。西方文人歷來比較開放——其實不是開放只是正常罷了——兩樣都不諱忌。所以小冊子里盡是些什么“約翰”、什么“斯”，中國的只見到一個沈從文，外加一個“譯”字，使人難辨究竟是沈從文譯別人還是別人譯沈從文。總的感覺，中國文人太可憐。其實，我覺得如此浩大的中國不會缺少論死的東西，除了恩萊特對中國文學、哲學總體的不了解外，還包括中國文人向來覺得“死”這東西不登大雅之堂，偶爾寫一些也仿佛少女的日記，只待夜深人靜時自己品讀，并“有理，有理”地叫。

　　我看到的一些中國論死的東西只有祭文。沈君烈的《祭震女文》，感人至深，但贅筆過多，像什么“她的母親薄氏，又催促我寫一篇祭文”之類，仿佛在炫耀死者之母向他約稿。歸有光的祭文好多了，但看來看去終究像在看小說。不過比起中國文學史上的“四大祭文”來簡約多了，因為那些祭文像大說，只是多加了幾個“吁”、“嗚呼痛哉”的感嘆和“誰知鬼神，虐我太酷”的感嘆，好在那時西洋文化傳通受阻，要不則成“虐我太cool”，真是“嗚呼”幾下了。

　　再逐條讀這本書，發現更有精彩的。首先，要知道人們津津樂道的“死神”是個什么東西。在英文中，死神和上帝同享英文“he”，說明都是男性。在《死亡心理學》里有一段話：“死神十分尖刻，幾乎不可能有人比其更精明，盡管你寧愿避開，可其身上有種東西迫使你逼近，你喜歡，但你又害怕。”讀過以后，我大為吃驚，以為死神就是一些上海女人。但一本名氣更大的霍班的《克萊因蔡特》使我確信死神是個男人——“死神坐在床下，一邊剔手指，一邊自言自語，并說‘我從沒有這么剔凈過手指，這真是個骯臟的差事……’”這說明死神的骯臟比起許多男人來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男人再臟也是在床上剔指甲的，而死神在床下。

　　知道了死神，還要了解地獄。雪萊曾把地獄描繪成是倫敦，“人們紛紛墮落”，臟亂狹小不堪。而雪萊顯然悲觀了，相反地，英國頹廢主義代表勞倫斯在這方面顯得并不頹廢，在《伊特拉斯坎人的住所》里說“死人的住所特別大特別美”，這又讓人難以決定死人到底呆在什么樣的地方。在西方哲人的眼里，墳墓卻總是個好地方，好像墳墓就是家，所以不知西方哲人的內人會不會“愛上一個不回墳墓的人”。

　　想想，科技發展飛速，公元前2000年人類的美好設想在公元2000年前肯定都已經實現了——不，只有一條，在《基爾加姆史詩》里，烏特拿比希蒂姆說：“沒有永恒的事物，我們能否建一幢永不傾圮的房屋?”我很遺憾要告訴烏氏，不能，不僅不能而且現在我們的房屋還沒你們的牢固，別說什么經受地震了，甚至在不地震時都能莫名其妙地塌了。

　　盧梭在《新愛洛綺絲》中說：“誰要是目標面對死亡無所畏懼，他便是撒謊。”完了，這年頭撒謊的人太多了，許多人都說“我不怕死”，也許死來臨時，就“怕死我了”。

　　埃斯庫羅斯在《尼俄伯》中說：“惟獨死神不喜歡禮品，無論奠酒還是獻祭都毫無助益，他沒有祭壇，也聽不見頌歌。”我納悶為什么現在有些當官的沒當死神的好，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悲劇大師埃氏沒寫清楚，萬一死神喜歡女人，那真是個大悲劇了。

　　Z.赫爾伯特在《卡吉達先生思索地獄》中說：“地獄最底的一層，與流行的說法相反，這里既未住著暴君，也沒有弒母者，甚至也不是那些追求別人身體的人居住的。它是藝術家的避難所。”其實，許多藝術家的確很配住進“流行說法”中的最后一層，就沖著最后一條。同文中：“撒旦也資助藝術，他為藝術家提供安寧的環境、美味佳肴和與地獄完全隔絕的生活。”如果我是個真正的藝術家，就下地獄去找撒旦。

　　莎士比亞在《羅密歐與朱麗葉》中說：“我就這樣在一吻中死去。”這個意境很符合麥柯爾·開寧的劇本《死吻》。最近在一本地攤雜志上讀到一篇題為《新婚夜，新郎吻死新娘》的奇文，看來這年頭接吻還需要理性，狂吻之余還不要忘了兩個鼻孔也能進氣，不要閑置不用，辜負了上帝的精心設計。

　　阿爾維萊茲在《野性的上帝》里寫倫敦警署能鑒別投河自殺的人是死于負債還是殉情，因為殉情者會為解救自己而死死抓住橋墩，手指破裂不堪。相反，負債者像塊水泥板一樣直沉下去，毫無后悔之意。可見殉情也是一時沖動，最后想通感情這東西可有可無，不像錢，非有不可，你無須對感情認真，而債主會為你欠他錢而認真。

　　《圣經·所羅門之歌》中說：“如果有人想用自己所有的家產換取別人的愛情，那必定受鄙夷。”《圣經》顯然過于神圣了，其實上面的情況不僅不應受鄙夷，還應受表揚。真正要鄙夷的應該是想用自己的“愛情”換取別人所有家產的人。

　　安裴羅·維斯帕西安死時感嘆：“啊!我想變為一尊神!”其實，當神也沒有什么好處。《新約全書·啟示錄》中有一段文字描寫圣城耶路撒冷，說：“那城內不用日月光照，因為有神的榮耀光照。”可見神大不了也只是一個照明工具，說穿了就是只大一點的手電筒之類。

　　以上胡侃一堆，不著邊際，而且怕會犯著一些“空氣”管理人員，真是不敬。其實，活人說死就好比富人論窮，是說不深刻的。死亡是什么，我們無須探究，引用湯因比的一句話：“死亡是生命付出的代價，只是為了活著的生物結構增加一些復雜性。”下半句說明死亡好似哲學，但既然哲學之外的道理比哲學之內的道理更有道理，“死亡”也是一樣的。

　　韓寒的散文欣賞篇5：杯中窺人

　　我想到的是人性，尤其是中國的民族劣根性。魯迅先生闡之未盡。我有我的看法。

　　南宋《三字經》有“人之初，性本善”，說明人剛出生好比這團干布，可以嚴謹地律己;接觸社會這水，哪怕是清水，也會不由自主如害羞草葉，本來的嚴謹也會慢慢被舒展開，漸漸被浸潤透。思想便向列子靠近。

　　中國人向來品性如鋼，所以也偶有潔身自好者，硬是撐到出生后好幾十年還清純得不得了，這些清純得不得了的人未浸水，不為社會所容納，“君子固窮”了。寫雜文的就是如此。《雜文報》、《文匯報》上諸多揭惡的雜文，讀之甚爽，以為作者真是嫉惡如仇。其實不然，要細讀，細讀以后可以品出作者自身的郁憤——老子怎么就不是個官。倘若這些罵官的人忽得官位，弄不好就和李白一樣了，要引官為榮。可惜現在的官位搶手，輪不到這些罵官又想當官的人，所以，他們只好越來越罵官。

　　寫到這里，那布已經仿佛是個累極的人躺在床上伸懶腰了，撐足了杯子。接觸久了，不免展露無遺。我又想到中國人向來奉守的儒家中庸和謙虛之道。作為一個中國人，很不幸得先學會謙虛。一個人起先再狂傲，也要慢慢變謙虛。錢鐘書起初夠傲，可憐了他的導師吳宓、葉公超，被貶成“太笨”和“太懶”孔慶茂：《錢鐘書傳》及《走出魔鏡的錢鐘書》。，惜后來不見有惟我獨尊的傲語，也算是被水浸透了。李敖尚好，國民黨暫時磨不平他，他對他看不順眼的一一戮殺，對國民黨也照戮不誤。說要想找個崇敬的人，他就照照鏡子《李敖快意恩仇錄》，中國友誼出版社。，但中國又能出幾個這類為文為人都在二十四品之外的叛才?

　　然而在中國做個直言自己水平的人實在不易。一些不謙虛的人的軼事都被收在《舌華錄》里，《舌華錄》是什么書?——笑話書啊!以后就有人這么教育兒子了：“吾兒乖，待汝老時，縱有一身才華，切記斷不可傲也，汝視《舌華錄》之傲人，莫不作笑話也!”中國人便乖了，廣與社會交融，謙虛為人。

　　中國看不起說大話的人。而在我看來大話并無甚，好比古代婦女纏慣了小腳，碰上正常的腳就稱“大腳”;中國人說慣了“小話”，碰上正常的話，理所當然就叫“大話”了。

　　敢說大話的人得不到好下場，嚇得后人從不說大話變成不說話。幸虧胡適病死了，否則看到這情景也會氣死。結果不說大話的人被社會接受了。

　　寫到這里，布已經吸水吸得欲墜了。于是涉及到了過分浸在社會里的結果——犯罪。美國的犯罪率雄踞世界首位，我也讀過大量批評、贊揚美國的書，對美國印象不佳;但有一點值得肯定，一個美國孩子再有錢，他也不能被允許進播放黃帶的影院。

　　中國教育者是否知道，這和青少年犯罪是連在一起的，一個不到年齡的人太多沾染社會，便會——中國教育者把性和犯罪分得太清了，由文字可以看出，中國人造字就沒古羅馬人的先知，拉丁文里有個詞叫“Corpusdelieti”，解釋為“身體、肉體”與“犯罪條件”，可見羅馬人早認識到肉體即為犯罪條件。

　　寫到這里，猛發現布已經沉到杯底了。

　　韓寒的散文欣賞篇6：文學啊文學

　　這個題目嫌大了。以往老師教導我們時說，寫文章切入口要小。題目開這么大，必定談不透徹，除非我寫《中國文學史》，可是已經有游國恩和駱玉明兩位教授編過兩部中國文學史，所以在此不談文學只感嘆文學。

　　前些日子，許多對我的評論都說我是一個對文學癡迷的孩子，那說明人們不了解我。我對足球癡迷，對籃球癡迷，對美術癡迷，對攝影癡迷，對旅游癡迷，對吃拉面癡迷，但不對

　　文學癡迷。我覺得對文學癡迷未必是好事，就像對一個女孩子癡迷就不可能發現她的缺點。對文學要清醒，只要會寫字誰都可能是作家。是不是作家，二分靠才華，八分靠機遇。君不見如今中國文壇上這么多寫文章狗屁不通或頂多剛通的所謂作家在矯情地虛偽地故作深沉地故作幽默地故作幼稚地賺稿費嗎?學余秋雨的、學泰戈爾的，就沒一個自己的。

　　我在初中時，余秋雨剛開始走紅。一個小子有一天宣布說他在家苦練有果，把余秋雨的文章學到了手。看他的文章只見鋪天蓋地的排比句和悶死人的深沉。那又如何，學得再像也就是余秋雨風格，況且又學不像，頂多是個余春雨或余秋雪之類。不過那已經很令人欣慰了，至少還有人熱愛文學。

　　進了高中后，發現市重點里喜愛文學的又少了一些，當然看瓊瑤的書例外。盡管瓊瑤和我遭遇相同，都留過級，但是這不能作為不討厭的理由。在留級者的隊伍里，替留級族撐面子的恐怕只有黃永玉、蔡志忠和我了。只是我不懂，為什么瓊瑤、黃永玉、蔡志忠和我都是搞文學或畫畫的，沒一個是數學家。

　　第一次高一，我們同班的同學沒有人在文學上有較高的覺悟，只有一個同學莫名其妙發表了一篇文章，是在一本雜志的刊中報里。文章是在初中寫的，幾經輾轉，有著和__《可愛的中國》一樣曲折的經歷，最終發表，雖然這篇文章毫無影響，發表和沒發表一個樣，但畢竟是處女作，令她難忘。

　　第二次高一時，遇上幾個志同道不合的人，一個叫金丹華，大名是在我剛進新高一寢室時聽到的。當時有人向我介紹一個語文甚是了得的小子，介紹時金丹華正背對著我，一副末世殺手的樣子，可謂神龍見尾不見首。令我汗顏的是，我把他的名字聽成“雞蛋黃”，頗為不尊。此人便是我的那篇《那些事那些人》中的“蚊子”。“蚊子”熱愛文學而且積極上進，嚴格要求自己，正朝著“四有”新人的目標大踏步。聽我一次寢室夜談后，他恨自己書讀得太少，便苦心鉆研各類書籍，成果喜人。從他口中冒出來的人名，我一個都沒聽說過，自卑不已。

　　另一個是八班的譚旭東，其貌不揚，像難民營里跑出來的。原本是盧灣區的，自封盧灣老大，開口閉口臟話。一次聽說我會玩玩文字后，竟跑過來說要和我聯手寫小說。我說你連謄我的文章都不行，譚旭東竟說他發表過詩歌。我怎么看他都不像個寫詩的。他拿來一樣珍藏的寶貝，是1998年上海版的《少年文藝》，詩寫一株水仙花，寫得挺像首詩。譚旭東對文學可以說是如癡如醉，整日構思文章，見我就說：“韓寒，你知道嗎?我寫了一篇關于你的文章。”見一次面說一次。他上次來我們寢室終于說了一點新鮮的東西，說“我發現所說的新概念大賽就是要以新取勝”，被我們異口同聲罵廢話。

　　譚旭東最近又有新詩問世，詩經“蚊子”之口傳入我的耳中，大意是這樣的：

　　每天晚上

　　我仰望著天空

　　飄渺的星空給了我無邊的思索

　　還有靈感

　　于是乎

　　我會寫幾首詩歌

　　于是乎

　　我的詩歌經常發表

　　……

　　兩個“于是乎”使全詩韻味大變，而且至今他只發表過一首詩，詩在《少年文藝》詩歌版面的角落里，怕是責任編輯也不記得了。其實，我們有著許許多多的角落詩人、豆腐干文人。他們對文學執著，里面有許多人已經有些小名氣，更多的人在默默無聞地寫，用筆，用心，用筆芯。如果失敗了，他們也應該感到幸運，因為畢竟他們還留下一些美麗的幻想。

　　我說不清文學在學生里算是景氣還是不景氣。說景氣，似乎沒多少人在意;說不景氣，海天出版社每年都要收到幾百部校園長篇，《萌芽》的胡瑋蒔和《少女》的郁雨君每次說起稿件情況總是喜氣洋洋。無數少男少女在做著要成為中國第二個郁秀的夢，希望自己手里落俗套的、無病呻吟的東西能有個好銷量。郁秀很聰明，《花季·雨季》寫得不是很好，但先入為主了;知道自己江郎才盡寫不出像樣的東西，就不寫了。據說郁秀現在從美國回來在海天做編輯，真假難辨，但無論怎樣，郁秀是不可能再轟動中國了。《花季·雨季》如果在今天出版，銷量不會過10萬冊。

　　文學絕不是我的第一夢想，我的第一夢想是去西藏，第二是去草原，第三是去興安嶺。文學在第幾十，我也算不清。此文應該獻給文友們，給“蚊子”，給譚旭東，給剛遭受退稿的人們。最后給在文學路上的朋友說個故事，具體細節記不大清了，只有一個概要：

　　以前在哈佛大學念書的一個成績優秀的學生，一次在游泳時不慎溺水淹死。他的父母悲傷不已，提出要見哈佛校長，哈佛的校長對此表示同情。這時，在門外等候許久的夫婦說想出資給他們的兒子建一幢大樓或造一尊雕塑。校長見兩人穿著十分土氣，便委婉地表示學校不能接受這樣的恩惠，況且學校也不能為一個學生造一個雕塑。這對夫婦互視后說：“那不如用捐給哈佛大學的錢另造一所大學吧。”

　　這并不是個笑話。斯坦福夫婦就用這筆錢造了一所大學。這所大學就是現在舉世聞名、全美排名第四的斯坦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