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具特色的作家之一，她一生的作品里都有著文化的痕跡。小編為大家整理了關于冰心的雜文《做夢》，希望大家喜歡。

　　《做夢》

　　重慶是個山城，臺階特別的多，有時高至數百級。在市內走路，走平地的時候就很少，在層階中腰歇下，往上看是高不可攀，往下看是下臨無地，因此自從到了重慶以后，就常常夢見登山或上梯。

　　去年的一個春夜，我夢見在一條白石層階上慢慢地往上走，兩旁是白松和翠竹，夢中自己覺得是在爬北平西山碧云寺的臺階，走到臺階轉折處，忽然天崩地陷的一聲巨響，四周的松針竹葉都飛舞起來，階旁的白石闌干，也都傾斜摧折。自上面涌下一大片火水，烘烘的在層階上奔流燃燒。煙火彌漫之中，我正在驚惶失措的時候，忽然聽見上面有極清朗嘹亮的聲音，在喚我的名字，抬頭卻只看見半截隱在煙云里的臺階。同時下面也有個極熟習的聲音，在喚我的名字，往下看是一團團紅焰和黑煙。在夢里我卻欣然的，不猶疑的往下奔走，似乎自己是赤著腳，踏著那臺階上流走燃燒的水火，飄然的直走到臺階盡處，下面是一道長堤，堤下是充塞的更濃厚的紅焰和黑煙，黑煙中有個人在伸手接我，我叫著說：“我走不下去了!”他說“你跳!”這一跳，我就跳回現實里來了!心還在跳，身子還覺得虛飄飄的，好像在煙云里。

　　這真是春夢!都是重慶的臺階和敵人的轟炸，交織成的一些觀念。但當我同時聽見兩個聲音在呼喚的時候，為什么不往上走到白云中，而往下走入黑煙里?也許是避難就易，下趨是更順更容易的緣故!

　　做夢本已荒唐，解說夢就更荒唐。我一生喜歡做夢，緣故是我很少做可怕的夢。我從小不怕鬼怪，大了不怕盜賊，沒有什么神怪或偵探的故事，能以擾亂我的精神。我睡時開窗，而且不蓋得太熱，睡眠中清涼安穩，做的夢也常常是快樂光明的，雖然有時亂得不可言狀，但決不可怕。

　　記得我母親常常笑著同我說：“我死后一定升天，因為我常夢見住著極清雅舒適的房子。”這樣說，我死后也一定升天，因為我所看過的最美妙的山水，所住過的最爽適的房子，都是在夢里看過住過的。而且山水和房屋都是合在一起。比如說，我常常夢見獨自在一個讀書樓上，書桌正對著一扇極大的玻璃窗，這扇窗幾乎是墻壁的全面，窗框是玲瓏雕花的。窗外是一片湖水，湖上常有帆影，常有霞光。這景象，除了夢里，連照片圖畫上，我也不曾看見過—我常常想請人把我的夢，畫成圖畫。

　　我還常夢見月光：有一次夢見在潛廬廊下，平常是山的地方，忽然都變成水，月光照在水上，像一片光明的海。在水邊仿佛有個漁夫曬網。我說：“這 漁夫在曬網呢……”身邊忽然站著一位朋友，他笑了，說“月光也可以曬網么?”在他的笑聲中，我又醒了，真的，月光怎可以曬網?

　　“夢是心中想”，小時常常夢見考試，題目發下來，一個也不會，一急就醒了。旅行的時候，常常夢見誤車誤船，眼看著車開出站外，船開出口外，一急也就醒了。體弱的時候，常常夢見抱個極胖的孩子，雙臂無力，就把他摔在地上。或是夢見上樓，走到中間，樓梯斷了，這樓梯又仿佛是橡皮做的，把我顫搖搖的懸在空中。但是，在我的一生中，最常夢見的，還是山水，樓閣，月光……

　　單調的生活中，夢是個更換;亂離的生活中，夢是個慰安;困苦的生活中，夢是個娛樂;勞瘁的生活中，夢是個休息——夢把人們從桎梏般的現實中，釋放了出來，使他自由，使他在云中翱翔，使他在山峰上奔走。能做夢便是快樂，做的痛快，更是快樂。現實的有余不盡之間，都可以“留與斷腸人做夢”。但夢境也盡有挫折，“可憐夢也不分明”，“夢怕悲中斷”，“怎不思量，除夢里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钡鹊健昂蛪粢残聛聿蛔觥钡臅r候，生活中還有一絲詩意么!

　　(原載1944年6月9日—10日成都《新民報晚刊》)

　　年月的《晨報》上，冰心發表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聽審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說《兩個家庭》。 后者第一次使用了“冰心”這個筆名。由于作品直接涉及到重大的社會問題，很快發生影響。之后所寫的《斯人獨憔悴》《去國》《秋風秋雨愁煞人》等“問題小說”，突出反映了封建家庭對人性的摧殘、面對新世界兩代人的激烈沖突以及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的苦痛。

　　年參加茅盾、鄭振鐸等人發起的文學研究會，努力實踐“為人生”的藝術宗旨，出版了小說集《超人》，詩集《繁星》等。

　　年進入燕京大學，燕大期間，冰心在一個牧師家里受洗歸主。畢業后，到美國波士頓的威爾斯利學院攻讀英國文學，專事文學研究。出國留學前后，曾把旅途和異邦的見聞寫成散文寄回國內發表，結集為《寄小讀者》，是中國早期的兒童文學作品。 同年，以優異的成績取得美國威爾斯利女子大學的獎學金。

　　年，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回國，先后在燕京大學、北平女子文理學院和清華大學國文系任教。

　　年與吳文藻結婚，婚后隨丈夫到歐美游學，先后在日本、美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德國、蘇聯等地進行了廣泛的訪問。例如，在英國，冰心就與意識流小說創作的先鋒作家伍爾就文學和中國的問題進行了長談。

　　年至年寫有《分》、《南歸》、《冬兒姑娘》等。還翻譯了敘利亞作

　　家凱羅·紀伯倫的《先知》。年末寫就《我們太太的客廳》，內容被疑影射林徽因，成為文壇公案。

　　抗戰期間，在重慶用“男士”筆名寫了《關于女人》， 又曾在昆明、重慶等地積極從事創作和文化救亡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