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散文作家中,余秋雨無疑是獨特的,是個性的。如同《文化苦旅》 作者簡介 中所說,余秋雨是一位藝術理論家,是中國文化史學家,同時也是散文作家。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余秋雨優美散文，希望大家喜歡。

　　余秋雨優美散文：貴池儺

　　儺，一個奇奇怪怪的字，許多文化程度不低的人也不認識它。它早已進入生僻字的行列，不定什么時候，還會從現代青年的知識詞典中完全消失。

　　然而，這個字與中華民族的歷史關系實在太深太遠了。如果我們把目光稍稍從宮廷史官們的筆端離開，那么，山南海北的村野間都會隱隱升起這個神秘的字：儺。

　　儺在訓詁學上的假借、轉義過程，說來太煩。它的普通意義，是指人們在特定季節驅逐疫鬼的祭儀。人們埋頭勞作了一年，到歲尾歲初，要抬起頭來與神對對話了。要扭動一下身子，自己樂一樂，也讓神樂一樂了。要把討厭的鬼疫，狠狠地趕一趕了。對神，人們既有點謙恭畏懼，又不想失去自尊，表情頗為難做，干脆戴上面具，把人、神、巫、鬼攪成一氣，在渾渾沌沌中歌舞呼號，簡直分不清是對上天的祈求，還是對上天的強迫。反正，肅穆的朝拜氣氛是不存在的，涌現出來的是一股蠻赫的精神狂潮：鬼，去你的吧!神，你看著辦吧!

　　漢代，一次儺祭是牽動朝野上下的全民性活動，主持者和演出者數以百計，皇帝、大臣、一品至六品的官員都要觀看，市井百姓也允許參與。

　　宋代，一次這樣的活動已有千人以上參加，觀看時的氣氛則是山呼海動。

　　明代，灘戲演出時竟出現過萬余人齊聲吶喊的場面。

　　若要觸摸中華民族的精神史，哪能置攤于不顧呢?

　　法國現代學者喬治·杜梅吉爾(Georges　Dumezil)提出過印歐古代文明的三元(tripartie)結構模式，以古代印度、歐洲神話中不約而同地存在著主神、戰神、民事神作為印證。他認為這種三元結構在中國不存在，這似乎成了不可動搖的結論。但是如果我們略為關注一下儺神世界，很快就發現那里有宮廷儺、軍儺，鄉人儺，分別與主神、戰神、民事神隱隱對應著。儺，潛伏著中國古代社會最基本的幾個文明側面。

　　時間已流逝到20世紀80年代，儺事究竟如何了呢?平心而論，幾年前剛聽到目前國內許多地方還保留著完好的儺儀活動時，我是大吃一驚的。我有心把它當作一件自己應該關注的事來對待，好好花點功夫。

　　1987年2月，春節剛過，我擠上非常擁擠的長途汽車，向安徽貴池山區出發。據說，那里攤事挺盛。

　　從上海走向儺，畢竟有漫長的距離。田野在車窗外層層卷去，很快就卷出了它的本色。水泥圍墻、電線桿確實不少，但它們仿佛豎得有點冷清;只要是農民自造的新屋，便立即渾身土艷，與大地抱在一起，親親熱熱。兀地橫過一條柏油路，讓人眼睛一亮，但四周一看，它又不太合群。包圍著它的是延綿不絕的土墻、泥丘、濁溝、小攤、店招。當日的標語已經刷去，新貼上去的對聯鉤連著一個世紀前的記憶。路邊有幾個竹棚干著“打氣補胎”的行當，不知怎么卻寫成了“打胎補氣”。

　　汽車一站站停去，乘客在不斷更替。終于，到九華山進香的婦女成了車中的主體。她們高聲談論，卻不敢多看窗外。窗外，步行去九華山的人們慢慢地走著，他們遠比坐車者虔誠。

　　這塊灰黃的土地，怎么這樣固執呢?固執得如此不合時宜。它慢條斯理地承受過一次次現代風暴，又依然款款地展露著自己蒼老野拙的面容。墳丘在一圈圈增加，紙幡飄飄，野燒隱隱;下一代闖蕩一陣、焦躁一陣，很快又雕滿木訥的皺紋。路邊墻上畫著外國電影的海報，而我耳邊，已響起儺祭的鼓聲……

　　這鼓聲使我回想起30多年前。一天，家鄉的道士正躲在一處做法事。樂聲悅耳，禮儀彬彬，頭戴方帽的道士在為一位客死異地的鄉人招魂。他報著亡靈返歸的沿途地名，祈求這些地方的冥官放其通行。突然，道士身后涌出一群人、是小學的校長帶著一批學生。他們麻利地沒收了全部招魂用具，厲聲勒令道士到村公所聽訓。圍觀的村民被這個場面鎮住了，那天傍晚吃晚飯的時候，幾乎一切有小學生的家庭都發生了兩代間的爭論。父親拍著筷子追打孩子，孩子流著眼淚逃出門外，三五成群地躲在草垛后面，想著課本上的英雄，記著老師的囑咐，餓著肚子對抗迷信。月亮上來了，夜風正緊，孩子們抬頭看看，抱緊雙肩，心中比夜空還要明凈：老師說了，這是月球，正圍著地球在轉;風，空氣對流而成。

　　我實在搞不清是一段什么樣的歷史，使我小學的同學們，今天重又陷入宗教性的精神困頓。

　　我只知道一個事實：今天要去看的貴池儺儀儺戲，之所以保存得比較完好，卻要歸功于一位小學校長。

　　也是小學校長!

　　我靜下心來，閉目細想，把我們的小學校長與他合成一體。我仿佛看見，這位老人在捉了許多次道士，講了無數遍自然、地理、歷史課之后，終于皺著眉頭品味起身邊的土地。接連的災禍，犟韌的風俗，使他重新去捧讀一本本史籍。熬過了許多不眠之夜，他慢吞吞地從語文講義后抽出幾張白紙，走出門外，開始記錄農民的田歌、俗諺，最后，猶豫再三，他敲響了早已改行的道士家的木門。

　　但是;我相信這位校長，他絕不會出爾反爾，再去動員道士張羅招魂的典儀。他坐在道士身邊聽了又聽，選了又選，然后走進zheng府機關大門，對驚訝萬分的干部們申述一條條的理由，要求保存儺文明。這種申述十分艱難，直到來自國外的文化考察者的來訪，直到國內著名學者也來挨家挨戶地打聽，他的理由才被大體澄清。

　　于是，我也終于聽到了有關儺的公開音訊。

　　單調的皮筒鼓響起來了。

　　山村不大，村民們全朝鼓聲涌去，那是一個陳舊的祠堂。灰褐色的梁柱上新貼著驅疫祈福的條幅，正面有一高臺，儺戲演出已經開場。

　　開始是儺舞，一小段一小段的。這是在請諸方神靈，請來的神也是人扮的，戴著面具，踏著鑼鼓聲舞蹈一回，算是給這個村結下了交情。神靈中有觀音、魁星、財神、判官，也有關公。村民們在臺下一一辨認妥當，覺得一年中該指靠的幾位都來了，心中便覺安定。于是再來一段《打赤鳥》，赤鳥象征著天災;又來一段《關公斬妖》，妖魔有著極廣泛的含義。其中有一個妖魔被迫，竟逃下臺來，沖出祠堂，觀看的村民哄然起身，也一起沖出祠堂緊追不舍。一直追到村口，那里早有人燃起野燒，點響一串鞭炮，終于把妖魔逐出村外。村民們撫掌而笑，又鬧哄哄地涌回祠堂，繼續觀看。

　　如此來回折騰一番，演出舞臺已延伸為整個村子，所有的村民都已裹卷其間，仿佛整個村子都在齊心協力地集體驅妖。火光在月色下閃動，鞭炮一次次竄向夜空，確也氣勢奪人。在村民們心間，小小的舞臺只點了一下由頭，全部祭儀鋪展得很大。他們在祭天地、日月、山川、祖宗，空間限度和時間限度都極其廣闊，祠堂的圍墻形同虛設。

　　接下來是演幾段大戲。有的注重舞、有的注重唱。舞姿笨拙而簡陋，讓人想到遠古。由于頭戴面具，唱出的聲音低啞不清，也像幾百年前傳來。有一重頭唱段，由灘班的領班親自完成。這是一位瘦小的老者，竟毫不化妝，也無面具，只穿今日農民的尋常衣衫，在渾身披掛的演員們中間安穩坐下，戴上老花眼鏡，一手拿一只新式保暖杯，一手翻開一個綿紙唱本，咿咿呀呀唱將起來。全臺演員依據他的唱詞而動作，極似木偶。這種演法，粗陋之極，也自由之極。既會讓現代戲劇家嘲笑，也會讓現代戲劇家驚訝。

　　憑心而論，演出極不好看。許多研究者寫論文盛贊其藝術高超，我只能對之抱歉。演者全非專業，平日皆是農民、工匠、荒疏長久，匆促登臺，腿腳生硬，也只能如此了。演者中有不少年輕人，應是近年剛剛著手。估計是在國內外考察者來過之后，才走進儺儀隊伍中來的。本來血氣方剛、手腳靈便的他們，來學這般稚拙動作，看來更是牽強。就年齡論，他們應是我小學同學的兒子一輩。

　　演至半夜，休息一陣，演者們到祠堂邊的小屋中吃“腰臺”。“腰臺”亦即夜宵，是村民對他們的犒賞。屋中擺開三桌，每桌中間置一圓底鍋，鍋內全是白花花的肥肉片，厚厚一層油膩浮在上面。再也沒有其他菜肴，圍著圓鍋的是十只瓷酒杯，一小壇自釀燒酒已經開蓋。

　　據說，吃完“腰臺”，他們要演到天亮。從日落演到日出，謂之“兩頭紅”，頗為吉利。

　　我已渾身發困，陪不下去了，約著幾位同行者，離開了村子。住地離這里很遠，我們要走一程長長的山路。走著走著，我越來越疑惑：剛才經歷的，太像一個夢。

　　翻過一個山岙，我們突然被一排火光圍困。

　　又驚又懼，只得走近前去。攔徑者一律山民打扮，舉著松明火把，照著一條紙扎的龍。見到了我們，也不打招呼，只是大幅度地舞動起來，使我們不解其意，不知所措。舞完一段，才有一位站出，用難懂的土音大聲說道：“聽說外來的客人到那個村子看儺去了，我們村也有，為什么不去?我們在這里等候多時!” 　　我們惶恐萬分，只得柔聲解釋，說現在已是深更半夜，身體困乏，不能再去。山民認真地打量著我們，最后終于提出條件，要我們站在這里，再看他們好好舞一回。

　　那好吧，我們靜心觀看。在這漆黑的深夜，在這闃無人跡的山坳間，看著火把的翻滾，看著舉火粑的壯健的手和滿臉亮閃閃的汗珠，倒實在是一番雄健的美景，我們由衷地鼓起拿來。掌聲方落，舞蹈也停，也不道再見，那火把，那紙龍，全都迤邐而去，頃刻消失在群獸般的山林中。

　　更像是夢，唯有鼻子還能喚到剛剛燃過的松香味，信其為真。

　　我實在被這些夢困擾了。直到今天，仍然解脫不得。山村，一個個山村，重新延續起攤祭儺戲，這該算是一件什么樣的事端?真誠倒也罷了，誰也改變不了民眾真誠的作為;但那些戴著面具的青年農民，顯然已不會真誠。文化，文化!難道為了文化學者們的考察興趣，就讓他們長久地如此跳騰?我的校長，您是不是把您的這一事業，稍稍做得太大了一點?

　　或許，也真是我們民族的自我復歸和自我確認?那么，幾百年的踉蹌路程，竟都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們，相對于我們的祖先，總要擺脫一些什么吧?或許，我們過去擺脫得過于魯莽，在這里才找到了擺脫的起點?要是這樣，我們還要走一段多么可怕的長程。

　　灘祭儺戲中，確有許多東西，可以讓我們追索屬于我們的古老靈魂。但是，這種追索的代價，是否過于沉重?

　　前不久接到美國夏威夷大學的一封來信，說他們的刊物將發表我考察儺的一篇論文。我有點高興、但又像做錯了什么。我如此熱情地向國外學術界報告著中國儺的種種特征，但在心底卻又矛盾地珍藏著童年時的那個月夜，躲在草垛后面，用明凈的心對著明凈的天，癡想著月球的旋轉和風的形成。

　　我的校長!真想再找到您，吐一吐我滿心的疑問。

　　余秋雨優美散文：家住龍華

　　1988年12月15日。

　　我家住在上海西南角龍華。這是一個古老的地名，一閉眼睛，就能引出不少遠年遐想。但在今天上海市民心目中，龍華主要成了一個殯儀館的代名詞。記得兩年前學院宿舍初搬來時，許多朋友深感地處僻遠，不便之處甚多。一位最達觀的教師笑著說：“畢竟有一點方便，到時候覺得自己不行了，用不著向殯儀館叫車，自己慢慢走去就是。”蔣星煜先生立即安慰道：“它不至于只會就地取材。”

　　我素來是樂天派，相信可以把這樣的笑話輕松地說它幾十年。最近竟然病了，而且不輕，說笑話稍稍有點勉強。請了病假，把學院的雜事推給幾位朋友，又有點空閑讀文學作品了。昨夜讀的是霍達的《國殤》，才讀兩頁，紙頁就被淚水浸濕。他們也是中年，他們也是教授，全死了。

　　返觀自身，我有權利說一點他們的死因。單為一項工作奮斗，再累也累不死人。最痛楚的是生命的分裂。已經被書籍和學問鑄就了一大半生命，又要分勻出去一大半來應付無窮的煩人事。每件事都是緊迫的，無可奈何的，甚至是堂皇莊嚴的。于是，只好在敲門聲和電話鈴不會再響起的半夜，用涼水抹一把臉，開始翻開書籍、鋪展文稿、拆閱來信。這又是一個世界，自己正與各國同行征戰。從來沒有在這種征戰中認輸的習慣，那就捂住呵欠，用杯杯濃茶來吶喊助威。天色*微明，過幾個小時又得去開會、談話。累?當然，但想想在軍墾農場拼命的當年，對自己身體忍耐力的自信又悄悄回來。鬧鐘響了，立即起床，全不理會病魔早已在屋角等待。

　　我今天不用上班，睡足了起身，提個籃子去買菜。菜場很遠，要走過古塔和古寺。身體不好，走得慢一點，多看看古塔和古寺吧。這地方實在是有年代了，連唐朝的皮日休過龍華時都有一種懷古感：

　　今寺猶存古剎名，

　　草橋霜滑有人行。

　　尚嫌殘月清光少，

　　不見波心塔影橫。

　　想著這么漫長的歷史，心氣又立即浮動起來，真想動筆。這一年我一直在《收獲》雜志上連載《文化苦旅》，想借山水古跡探尋中國文人艱辛跋涉的腳印。這項寫作被一個堅拒日久的行政任命阻斷了，但龍華真需要補一篇。那么蒼老的目光通視著一座近代都市的興衰，其中很有一些可說的話。哪怕是最浮滑的近代上海文人，他們的精神幅度也不能不往來于古老的歷史和現代的潮流之間。對這個課題研究得特別出色*的是歷史學家陳旭麓教授，應該把他論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人格結構和海派特征的文章，再找出來讀一讀。

　　買菜回來，趕快走進書房，陳旭麓教授的文章怎么也找不到，電話鈴響了，接來一聽，臉色*大變。我又不能不相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了。電話中分明說的是： “陳旭麓教授的遺體告別儀式，今天下午2時在龍華殯儀館舉行!”

　　打電話的朋友特別叮嚀：“你家在龍華，很近，一定要去。”

　　在我的抽屜里還有陳旭麓教授的來信：“近來偶有空閑，到長風公園走走，自詡長風居士。”

　　但是，遺體告別儀式上的悼詞證明，陳先生根本沒有這般優閑。他剛剛到外地參加5個學術討論會回來，去世前幾小時還在給研究生講課，就在他長眠之后的今天，他案頭求他審閱的青年人的文稿和自己未完成的書稿，還堆積如山。

　　我自認是他少有的忘年交，但在吊唁大廳里，六七百人都痛哭失聲，連以前從未聽到過他名字的汽車司機們也都在這個氣氛下不能自持。他是一個在19年前死了妻子，親手把一大群孩子帶大的辛勞父親;同時，他又是100多位研究生的指導教師。他不斷地從家庭生活費中抽出三五十元接濟貧困學生，自己卻承受著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都遇到過的磨難、折騰和傾軋。他對誰也不說這一切，包括對自己的子女和學生，只是咬著牙，一天又一天，把近代史的研究推到了萬人矚目的第一流水平。

　　他走了，平平靜靜。他的大女兒向來賓致謝，并低聲向父親最后道別：“爸爸，今天你的行裝又是我打點的，你走好，我不能攙扶你了……”

　　儀式結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廳里的種種挽聯，擦不完的眼淚，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廳的西門里側，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獻給陳旭麓先生的挽聯，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著一個怪異的黑框!

　　連忙拉人詢問，一位陌生人告訴我：“這是我們上海歷史學界的不幸，接連去世兩位!王守稼在給陳旭麓先生送挽聯后，接受手術，沒有成功。”那人見我癡呆，加了一句：“明天下午也在這里，舉行王守稼副教授的遺體告別儀式。”

　　我實在忍不住了。站在王守稼書寫的挽聯前，為他痛哭。就在剛才，我還在廳堂里到處找他。他，今年46歲，也是一個少見的好人。早在復旦大學讀書時，因家貧買不起車票，每星期從市西的家里出發，長途步行去學校，卻又慷慨地一再把飯菜票支援更貧困的外地同學。我忘不了他坦誠、憂郁、想向一切人傾訴又不愿意傾訴的目光。人越來越瘦，學術論文越發越多。臉色*越來越難看，文章越寫越漂亮。論明清時期的經濟、政治、外交乃至倭寇，精彩備至。他經常用寧波話講著自己的寫作計劃，“還有一篇，還有一篇……”像是急著要在歷史上找到身受苦難的病根。陳旭麓教授就曾對我說，王守稼是他最欣賞的中年歷史學家之一。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極端繁忙，又極端貧困。他的遺囑非常簡單：懇求同學好友幫忙，讓他年幼的兒子今后能讀上大學。這也許是我們這一代最典型的遺囑。

　　是的，家住殯儀館很近，明天，再去與守稼告別。

　　朋友們走了，我還在。不管怎么樣，先得把陳旭麓先生的幾篇文章找出來，好好讀讀，再把我關于龍華的那篇《文化苦旅》寫完。今夜就不寫了，病著，又流了那么多淚，早點睡。

　　篇后附記

　　以上這篇匆匆寫于病中的日記或隨筆，被江曾培兄拿到他主編的《小說界》雜志發表了，沒想到競在文化界引起反響，并不知不覺地在一次頗具規模的“上海人一日”征文中獲得首獎。我想這大概是由于評委都是文人，對我筆底流露的某種苦澀味也有一點切身感受的緣故。我在文中提到要在《文化苦旅》中加一篇以龍華為題材的文章，致使不少讀者經常問起，但我一直未能寫出，真是抱歉。

　　龍華是不好寫的。它長久默默地審視著上海的歷史，而歷史對它本身卻沒有過多的垂愛，就像我上文寫到的兩位歷史學家。是的，龍華就是一位年邁、潦落而昧于自己生平的歷史學家。

　　至今無法考定龍華寺和龍華塔究竟建于何時，幾種可能性*之間的時距競相隔70 0多年之遙。放達一點，我們可以接受一般傳說中的說法，龍華塔由三國時代的孫權建于公元247年;謹慎一點，考察現存的塔磚和塔基只是公元977年(北宋年間)的遺物。我反正不以嚴謹的歷史科學為專業，向來對一切以實物證據為唯一依憑的主張不以為然，反而懷疑某種傳說和感悟中或許存在著比實物證據更大的真實。傳說有不真實的外貌，但既然能與不同時空間無數傳說者的感悟對應起來，也就有了某種深層真實;實物證據有真實的外貌，但世界萬事行化為各種實物形態的過程實在隱伏著大量的隨機和錯位。靠龍華塔中北宋年間的磚料當然不能確證塔的初建年代，但倘若依據孫權建塔的傳說，那時龍華地區應還是海水漫漫，間或有一些零星漁戶、蘆獲荒灘。也許吧，在一個無法敲實的年代，一位遠行的高僧登岸了，他要去的是建業(今南京)或其他比較著名的地方，先在這海邊茅棚中歇歇腳。漁民由于成天與災難周旋，兇吉難卜，特別容易接受高僧口中善惡報應的布道，于是天長日久，漁會間漸漸有了僧寮，也開始產生了建造比較簡陋的鎮海之塔的可能。我在上文中了!述了唐代詩人皮日休的詩，想以此說明龍華寺和龍華塔在唐代詩人眼中已是一種古跡，但皮日休的詩本身也并不是確證無疑的。拙文被收到一個集子中時資深的責任編輯左泥先生還曾為此詩向我查問，我告訴他，此詩未見諸《皮子文藪》，而見于康熙年間的《上海縣志》，1936年柳亞子等編的《上海研究資料》也有引述。我們姑且相信了吧，相信康熙年間史志編纂者們起碼的負責精神，相信應該有比較著名的詩人到過這個地方并留下聲音。在一定的時候，歷史常常得求助于詩人。歷史在明明暗暗地搭建著過程，把過程中的愁苦和感嘆留給詩人，但正由于此，詩人的感嘆也就成了歷史的旁證。

　　皮日休曾參加過黃巢起義，但據說龍華正是在這次起義中遭到過不小的破壞，致使他來的時候已一片寥落。大概在皮日休來后又過了100年左右，景象更是不濟了，公元978年，北宋吳越忠懿王錢俶常夜泊海上，風雨驟至，但在朦朧中只見岸邊草莽間有一種奇怪的光在閃耀，而且還隱隱聽到了鐘梵聲，錢俶常忙問這是什么地方，隨從人員告訴他，這是古龍華寺的地基，早成廢墟。錢椒常覺得這天晚上上天對他投下了啟示和期待，立即下令重建，這就是至今塔磚塔基上能找出那個年代印記的原因吧。不管怎么說，從那時開始，龍華塔就像奠基標桿一樣一直挺拔地插上在這塊土地上了。如果要我們站在今天的方位像星象學家一樣來破譯錢俶常那夜看到的奇光和鐘梵，那么不妨說，這種異相所預示的內容要大得多，或許已在預示著多少年后這兒將出現普天之下最密集的人群海潮般的聚合呢。

　　但是，歷史之神并沒有因為龍華是終將出現的世界級大都市上海的奠基標桿而對它有特殊的估護。誰也不知道它的宿命，只得聽任兵燹、倭寇一次次將它破壞，然后又有一批苦行僧含辛茹苦一次次把它修建。幾大佛教名山一直香煙繚繞地堂皇在那里，而可憐的龍華寺卻歷來沒有受到各代佛教界的重視，甚至連住持或駐錫龍華寺的著名僧人也幾乎都進不了高僧傳記和佛教史籍，盡管他們經常要承擔募款重修的任務，對佛教事業的貢獻并不比名山僧人少。今天，我們可以勉強從歷朝上海縣志中找見龍華寺眾多住持的名字，但往往什么材料也沒有留下，而如所周知，名字也僅止于法名。

　　一個又一個，一代接一代，飄然而來，溘然而逝，終于留下了塔寺，留下了鐘梵，留下了衣缽;而對文化學者們來說，則是留下了一個特定方域的遠年標僅，一個長江下游民眾精神皈依的佐證，一個長久的屬于海邊的希望，一個不息地析禱昌盛的記憶。

　　是無數的歷史寂寞，鑄就了強悍的歷史承傳。在此，存在著一種超越宗教的文化啟悟。孤標獨立的龍華塔只想舐風蘸雨，在悠悠藍天上默然劃過，而不想在《高僧傳》上記下一筆。且把現代的繁盛看成可以對之拈花一笑的大法會吧，承受過歷史之神詔喻的文化靈魂，最終還要歸于冷清和沉潛。

　　余秋雨優美散文：三十年的重量

　　其一

　　時至歲末，要我參加的多種社會文化活動突然壅塞在一起，因此我也變得“重要”起來，一位朋友甚至夸張地說，他幾乎能從報紙的新聞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難道真是這樣了?我只感到渾身空蕩蕩、虛飄飄。

　　實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電話中，生楞楞地插進來一個蒼老的聲音。待對方報清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著話筒站起身來：那是我30年前讀中學時的語文老師穆尼先生。他在電話中說，30年前的春節，我曾與同班同學曹齊合作，畫了一張賀年片送給他。那張賀年片已在“__”初抄家時遺失，老人說：“你們能不能補畫一張送我，作為我晚年最珍貴的收藏?”老人的聲音，誠懇得有點顫抖。

　　放下電話，我立即斷定，這將是我繁忙的歲末活動中最有意義的一件事。

　　我果坐在書桌前，腦海中出現了60年代初歡樂而清苦的中學生活。那時候，中學教師中很奇異地隱藏著許多出色*的學者，記得初中一年級時我們自修課的督課老師竟是著名學者鄭逸梅先生，現在說起來簡直有一種奢侈感。到高中換了一所學校，依然學者林立。我的英語老師孫玨先生對英語和中國古典文學的雙重造詣，即便在今天的大學教師中也不多見。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見過世面的人，至少當時我們就在舊書店里見到過他在青年時代出版的三四本著作，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學里當個語文教師。記得就在他教我們語文時，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賽中得了大獎，引得外校教師紛紛到我們班來聽課。穆尼老師來勁了，課程內容越講越深，而且專挑一些特別難的問題當場向我提問，我幾乎一次也答不出來，情景十分尷尬。我在心中抱怨：穆尼老師，你明知有那么多人聽課，向我提這么難的問題為什么不事先打個招呼呢?后來終于想通：這便是學者，半點機巧也不會。

　　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也能約略辨識學問和人格的亮度。我們當時才十四五歲吧，一直傻傻地想著感激這些老師的辦法，憑孩子們的直覺，這些老師當時似乎都受著或多或少的政治牽累，日子過得很不順心。到放寒假，終于有了主意，全班同學約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課老師家拜年。那時的中學生是買不起賀年片的，只能湊幾張白紙自己繪制，然后成群結隊地一家家徒步送去。說好了，什么也不能吃老師家的，怯生生地敲開門，慌忙捧上土土的賀年片，囁嚅他說上幾句就走。老師不少，走得渾身冒汗，節日的街道上，一隊匆匆的少年朝拜者。

　　我和曹齊代表全班同學繪制賀年片。曹齊當時就畫得比我好，總該是他畫得多一點，我負責寫字。不管畫什么，寫什么，也超不出10多歲的中學生的水平。但是，就是那點稚拙的涂劃，竟深深地鐫刻在一位長者的心扉間，把30年的歲月都刻穿了。

　　今日的曹齊，已是一位知名的書畫家，在一家美術出版社供職。我曾看到書法選集乃至月歷上印有他的作品。畫廊上也有他的畫展。當他一聽到穆尼老師的要求，和我一樣，把手上的工作立即停止，選出一張上好宣紙，恭恭敬敬畫上一幅賀歲清供，然后迅速送到我的學院。我早已磨好濃濃一硯墨，在畫幅上端滿滿寫上事情的始末，蓋上印章，再送去精細裱裝。現在，這卷書畫已送到穆尼老師手上。

　　老師，請原諒，我們已經忘記了30年前的筆墨，失落了那番不能的純凈，只得用兩雙中年人的手，卷一卷30年的甜酸苦辣給你。

　　在你面前，為你執筆，我們頭上的一切名號、頭銜全都抖落了，只剩下兩個赤誠的學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能超拔煩囂，感悟到某種跨越時空的人間至情。

　　憑借著這種至情，我有資格以30年前的中學生的身份對今天的青少年朋友說：記住，你們或許已在創造著某種永恒。你們每天所做的事情中，有一些立即就會后悔，有一些卻有穿越幾十年的重量。

　　其二

　　我在前面提到了30年前做中學生時一篇作文得獎的事，對這件遠年小事還有幾句話想說。

　　大概在兩年前吧，我中學時代的一位老師帶給我一封很奇怪的信。收信人是我，而信封上寫的地址卻是30年前的中學和班級。老師早已退休，這天去學校領薪水，偶爾在收發室見到了這封信，他鬧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受好奇心驅使，辛辛苦苦地打聽到我家地址，親自送來了。

　　拆開信，終于明白，這是湖北北部農村的一位初中女學生寫來的，前不久他們學校發給學生一本新出版的《優秀作文選》，其中收了我30年前的那篇作文，署名前依舊印了我當時的“番號”，于是這位中學生搞誤會了。她很大方地稱我“同學”，而且建議每個月與她交換一篇作文，特別是交換那些“老師不喜歡而自己喜歡”的作文。

　　送信來的老師搞清原委后笑了一下，立即又嚴肅地盯著我出神，好久，他很哲理地說：“其實今天的她，就是我記憶中的你;今天的你，就是當年的我。”可不是，這個農村小姑娘不期然地把人生的歲月渦旋在一起，使我和我的老師都暈眩起來。她用稚嫩的筆畫，把時間的溝壑干凈利落地勾劃掉了。

　　給她回信動了我不少腦筋。我生怕她知道真相后發窘，而我自己也愿意在一種逝去長久的無憂無慮的純凈心態中與她對話一陣，但這弄不好會變成大人對小孩的捉弄，最終還會使她傷心。猶豫再三，決定在回信中用一種非常輕松的口氣與她談話，也不提我的職業，讓她覺得這種書信往來極其正常和自然，只是在言詞間很不經意似地提一句，那是我很多年之前的作文。

　　看來孩子還是被驚嚇了，她不知道該如何來對付這么一個大人，只能向父母親求援。父母親都是中學語文教師，知道我，于是事情就更麻煩了。我收到她的第二封來信的開頭竟然是：“尊敬的教授……”

　　渦旋停止了，時間的溝壑依然生楞楞地橫在眼前。

　　可以想象，以后的通信變得有點艱難。她非常想從我這里知道通向文學藝術殿堂的路途該怎么走，但在語氣上怎么也輕松不起來了。她壓抑住了真實的自我，而變成了一個急于求成的“問道”者。信中的文詞除了拘謹外還有一種雕飾感，一定是她父母親幫著修改過的。

　　通信越來越少了，但我腦中卻經常出現30年前的自己。送信來的老師說得對，當年的我有點像她，癡癡地鐘愛著文學和藝術，但只要把這種鐘愛稍稍衍伸，就碰到了一個大人的世界，于是便天天盼望著歲月快快流逝。

　　記得我那篇得獎作文是在一個夏天的黃昏坐在一個小板凳上一揮而就的，好像是為了應付暑假作業吧，一寫完就飛奔出去玩耍了。待到有一天驚奇萬分地看到它刊登在報紙上，而且后面還印有口氣堂皇的長篇評語，從審題、選材、詳略取舍、辭章修養一一加以贊揚，我立即變得嚴肅起來了。在一個極其隆重的授獎大會上，我看到有一位風度不凡的大學教師坐在主席臺上，據大會主席說，他是全上海這次作文比賽的總裁判，我暗想，我作文后的那篇評語大概也是他寫的。他講話了，音色*渾厚，知識淵博，瀟灑幽默，在全場一陣陣地暢笑中把文章之道講得那樣清楚，我幾乎全身心地被他收服了。散會之后，我悄悄跟在他后面，他在給另外一些大人講話，我很想再聽到一點什么，再看看他走路的姿勢，怎么擺手，怎么邁腿。此后，我讀書寫作時常常會想起這位大學教師，揣想著如果他在我眼前，會叫我怎么讀、怎么寫，這種揣想常常是毫無根據的，因此我變得很苦惱。總之，這位根本不認識我的大學教師既向我展示了一種高度，一種風范，也取走了我的輕松和自在，我終于因他而告別了少年心態。

　　我之所以不太愿意再給湖北的那位中學生寫信，也就是怕我的片言只語使她失落很多本不應早早失落的東西。對于這樣的失落，孩子本人是不會覺得什么的，但年歲越大越會感到痛切。人生就是這樣，年少時，怨恨自己年少，年邁時，怨恨自己年邁，這倒常常促使中青年處于一種相對冷靜的疏離狀態和評判狀態，思考著人生的怪異，然后一邊慰撫年幼者，一邊慰撫年老者。我想，中青年在人生意義上的魅力，就在于這雙向疏離和雙向慰撫吧。因雙向疏離，他們變得灑脫和沉靜;因雙向慰撫，他們變得親切和有力。但是，也正因為此，他們有時又會感到煩心和惆悵，他們還余留著告別天真歲月的傷感，又遲早會產生暮歲將至的預感。他們置身于人生渦旋的中心點，環視四周，思前想后，不能不感慨萬千。

　　一年前，我與那位大學教師又有了一次遭遇。當時我正擔任上海市高等學校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中文學科組組長，與其他幾位教授一起成天審閱著各大學申報的中文學科正副教授的材料。在已經退休而想評一個教授資格的名單中，我突然看到了他的名字。從材料看，他雖然一直在大學任教，卻主要從事著中學語文教學的研究和輔導，編寫過的東西很多，質量也不低，但按上海市各大學晉升正教授的標準，材料并不過硬，他沒有完整的學術著作，也沒有在某個領域處于國內領先、國際可比的地位。

　　很巧，幾天后，我在一個活動場所見到了他。是他先向我作自我介紹的，他知道我前些天在評職稱，但只隨口提了一句，沒有向我打聽什么。我還能認出他來，他確實老了，體態沉重，白發斑斑。他非常誠懇地告訴我，曾讀過我的哪些著作和文章。我很想告訴他，他還讀過我的另一篇文章，在30年之前。但我終于忍住了，我不敢向他表白，我曾是他最虔誠的崇拜者，他曾作過一次決定我終生的指點，那年我才14歲。

　　我怕什么呢?此間復雜的心情也許只可意會。要是他并不是我走向社會的第一篇文章的評判者，而我也沒有在30年后反而成了他職稱的評判者，事情絕不會如此尷尬。我并不認為這種前后因緣能給我增添一點什么色*彩，因為我一直堅信人生并不是一場你勝我敗的角逐，而更像一場前赴后繼的荒野接力賽。誰跑得慢一點，誰跑得快一點，很可能是環境和氣候使然，要是我也像他一樣遇到那么多風霜雨雪、陡坡泥潭，步子也許比他還慢。他指點過我，那么，他的力就接在我的腳下了，這里只有一種互溶關系，不存在超越和被超越。但是，這一切，他能理解么?如果他理解，他又能理解我能理解的么?當這些溝通尚未具備，我不能為了揭開這種30年前后的人生折疊而引起老人心頭哪怕淡淡一絲的窘態。

　　你看，做一個中年人就是這樣麻煩，僅僅為了一篇早年的作文，剛剛還在設法如何不使湖北那位小姑娘受窘，轉眼又要把這個難題轉向一位老人。多少年后，當我也成了老人，那位湖北小姑娘會不會也來這樣慰撫我呢?到那時，我能不能感受到這種慰撫呢?

　　小事一樁，但細想之下，百味皆備，只能莫名地發一聲長長的感嘆，感嘆人生的溫馨和蒼涼，感嘆歲月的匆迫和綿長。

　　西方一位哲人說，只有飽經滄桑的老人才會領悟真正的人生哲理，同樣一句話，出自老人之口比出自青年之口厚重百倍。對此，我不能全然茍同。哲理產生在兩種相反力量的周旋之中，因此它更垂青于中年。世上一切真正杰出的人生哲學家都是在中年完成他們的思想體系的。到了老年，人生的磁場已偏于一極、趨于單相中年人不見得都會把兩力交匯的困惑表達成哲理的外貌，但他們大多置身于哲理的磁場中。我想，我在30年前是體會不到多少人生的隱秘的，再過30年已在人生的邊沿徘徊，而邊沿畢竟只是邊沿。因此且不說其他，就對人生的體味論之，最有重量的是現在，是中年。為此，我為短文《三十年的重量》寫下這個續篇。

看過“余秋雨優美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