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朱自清的散文600字篇1：說夢

　　偽《列子》里有一段夢話，說得甚好：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不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尹氏心營世事，慮鐘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仆：趨走作役，無不為也;

　　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

　　此文原意是要說出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這其間大有玄味，我是領略不著的;我只是斷章取義地賞識這件故事的自身，所以才老遠地引了來。我只覺得夢不是一件壞東西。即真如這件故事所說，也還是很有意思的。因為人生有限，我們若能夜夜有這樣清楚的夢，則過了一日，足抵兩日，過了五十歲，足抵一百歲;如此便宜的事，真是落得的。至于夢中的苦樂，則照我素人的見解，畢竟是夢中的苦樂，不必斤斤計較的。若必欲斤斤計較，我要大膽地說一句：他和那些在墻上貼紅紙條兒，寫著夜夢不祥，書破大吉的，同樣地不懂得夢!

　　但莊子說道，至人無夢。偽《列子》里也說道，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張湛注曰，真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可知我們這幾位先哲不甚以做夢為然，至少也總以為夢是不大高明的東西。但孔子就與他們不同，他深以不復夢見周公為憾;他自然是愛做夢的，至少也是不反對做夢的。--殆所謂時乎做夢則做夢者歟?我覺得至人，真人，畢竟沒有我們的份兒，我們大可不必妄想;只看乃當不眠一個條件，你我能做到么?唉，你若主張或實行八小時睡眠，就別想做至人，真人了!但是，也不用擔心，還有為我們掮木梢的：我們知道，愚人也無夢!他們是一枕黑甜，哼呵到曉，一些兒夢的影子也找不著的!我們徼幸還會做幾個夢，雖因此失了至人，真人的資格，卻也因此而得免于愚人，未嘗不是運氣。至于至人，真人之無夢和愚人之無夢，究竟有何分別?卻是一個難題。我想偷懶，還是摭拾上文說過的話來答吧：真人......乃當不眠，......而愚人是一枕黑甜，哼呵到曉的!再加一句，此即孔子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也。說到孔子，孔子不反對做夢，難道也做不了至人，真人?我說，唯唯，否否!孔子是圣人，自有他的特殊的地位，用不著再來爭至人，真人的名號了。但得知道，做夢而能夢周公，才能成其所以為圣人;我們也還是夠不上格兒的。

　　我們終于只能做第二流人物。但這中間也還有個高低。高的如我的朋友P君：他夢見花，夢見詩，夢見綺麗的衣裳，......真可算得有夢皆甜了。低的如我：我在江南時，本忝在愚人之列，照例是漆黑一團地睡到天光;不過得聲明，哼呵是沒有的。北來以后，不知怎樣，陡然聰明起來，夜夜有夢，而且不一其夢。但我究竟是新升格的，夢盡管做，卻做不著一個清清楚楚的夢!成夜地亂夢顛倒，醒來不知所云，恍然若失。最難堪的是每早將醒未醒之際，殘夢依人，膩膩不去;忽然雙眼一睜，如墜深谷，萬象寂然--只有一角日光在墻上癡癡地等著!我此時決不起來，必凝神細想，欲追回夢中滋味于萬一;但照例是想不出，只惘惘然茫茫然似乎懷念著些什么而已。雖然如此，有一點是知道的：夢中的天地是自由的，任你徜徉，任你翱翔;一睜眼卻就給密密的麻繩綁上了，就大大地不同了!我現在確乎有些精神恍惚，這里所寫的就夠教你知道。但我不因此詛咒夢;我只怪我做夢的藝術不佳，做不著清楚的夢。若做著清楚的夢，若夜夜做著清楚的夢，我想精神恍惚也無妨的。照現在這樣一大串兒糊里糊涂的夢，直是要將這個我化成漆黑一團，卻有些兒不便。是的，我得學些本事，今夜做他幾個好好的夢。我是徹頭徹尾贊美夢的，因為我是素人，而且將永遠是素人。

　　關于朱自清的散文600字篇2：揚州的夏日

　　揚州從隋煬帝以來，是詩人文士所稱道的地方;稱道的多了，稱道得久了，一般人便也隨聲附和起來。直到現在，你若向人提起揚州這個名字，他會點頭或搖頭說：好地方!好地方!特別是沒去過揚州而念過些唐詩的人，在他心里，揚州真像蜃樓海市一般美麗;他若念過《揚州畫舫錄》一類書，那更了不得了。但在一個久住揚州像我的人，他卻沒有那么多美麗的幻想，他的憎惡也許掩住了他的愛好;他也許離開了三四年并不去想它。若是想呢，--你說他想什么?女人;不錯，這似乎也有名，但怕不是現在的女人吧?--他也只會想著揚州的夏日，雖然與女人仍然不無關系的。

　　北方和南方一個大不同，在我看，就是北方無水而南方有。誠然，北方今年大雨，永定河，大清河甚至決了堤防，但這并不能算是有水;北平的三海和頤和園雖然有點兒水，但太平衍了，一覽而盡，船又那么笨頭笨腦的。有水的仍然是南方。揚州的夏日，好處大半便在水上--有人稱為瘦西湖，這個名字真是太瘦了，假西湖之名以行，雅得這樣俗，老實說，我是不喜歡的。下船的地方便是護城河，曼衍開去，曲曲折折，直到平山堂，--這是你們熟悉的名字--有七八里河道，還有許多杈杈椏椏的支流。這條河其實也沒有頂大的好處，只是曲折而有些幽靜，和別處不同。

　　沿河最著名的風景是小金山，法海寺，五亭橋;最遠的便是平山堂了。金山你們是知道的，小金山卻在水中央。在那里望水最好，看月自然也不錯--可是我還不曾有過那樣福氣。下河的人十之九是到這兒的，人不免太多些。法海寺有一個塔，和北海的一樣，據說是乾隆皇帝下江南，鹽商們連夜督促匠人造成的。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這個塔;但還有一樁，你們猜不著，是紅燒豬頭。夏天吃紅燒豬頭，在理論上也許不甚相宜;可是在實際上，揮汗吃著，倒也不壞的。五亭橋如名字所示，是五個亭子的橋。橋是拱形，中一亭最高，兩邊四亭，參差相稱;最宜遠看，或看影子，也好。橋洞頗多，乘小船穿來穿去，另有風味。平山堂在蜀岡上。登堂可見江南諸山淡淡的輪廓;山色有無中一句話，我看是恰到好處，并不算錯。這里游人較少，閑坐在堂上，可以永日。沿路光景，也以閑寂勝。從天寧門或北門下船。蜿蜒的城墻，在水里倒映著蒼黝的影子，小船悠然地撐過去，岸上的喧擾像沒有似的。

　　船有三種：大船專供宴游之用，可以挾妓或打牌。小時候常跟了父親去，在船里聽著謀得利洋行的唱片。現在這樣乘船的大概少了吧?其次是小劃子，真像一瓣西瓜，由一個男人或女人用竹篙撐著。乘的人多了，便可雇兩只，前后用小凳子跨著：這也可算得方舟了。后來又有一種洋劃，比大船小，比小劃子大，上支布篷，可以遮日遮雨。洋劃漸漸地多，大船漸漸地少，然而小劃子總是有人要的。這不獨因為價錢最賤，也因為它的伶俐。一個人坐在船中，讓一個人站在船尾上用竹篙一下一下地撐著，簡直是一首唐詩，或一幅山水畫。而有些好事的少年，愿意自己撐船，也非小劃子不行。小劃子雖然便宜，卻也有些分別。譬如說，你們也可想到的，女人撐船總要貴些;姑娘撐的自然更要貴啰。這些撐船的女子，便是有人說過的瘦西湖上的船娘。船娘們的故事大概不少，但我不很知道。據說以亂頭粗服，風趣天然為勝;中年而有風趣，也仍然算好。可是起初原是逢場作戲，或尚不傷廉惠;以后居然有了價格，便覺意味索然了。

　　北門外一帶，叫做下街，茶館最多，往往一面臨河。船行過時，茶客與乘客可以隨便招呼說話。船上人若高興時，也可以向茶館中要一壺茶，或一兩種小籠點心，在河中喝著，吃著，談著。回來時再將茶壺和所謂小籠，連價款一并交給茶館中人。撐船的都與茶館相熟，他們不怕你白吃。揚州的小籠點心實在不錯：我離開揚州，也走過七八處大大小小的地方，還沒有吃過那樣好的點心;這其實是值得惦記的。茶館的地方大致總好，名字也頗有好的。如香影廊，綠楊村，紅葉山莊，都是到現在還記得的。綠楊村的幌子，掛在綠楊樹上，隨風飄展，使人想起綠楊城郭是揚州的名句。里面還有小池，叢竹，茅亭，景物最幽。這一帶的茶館布置都歷落有致，迥非上海，北平方方正正的茶樓可比。

　　下河總是下午。傍晚回來，在暮靄朦朧中上了岸，將大褂折好搭在腕上，一手微微搖著扇子;這樣進了北門或天寧門走回家中。這時候可以念又得浮生半日閑那一句詩了。

　　關于朱自清的散文600字篇3：我所見的葉圣陶

　　我第一次與圣陶見面是在民國十年的秋天。那時劉延陵兄介紹我到吳淞炮臺灣中國公學教書。到了那邊，他就和我說：“葉圣陶也在這兒。”我們都念過圣陶的小說，所以他這樣告我。我好奇地問道：“怎樣一個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訪問圣陶的時候，我覺得他的年紀并不老，只那樸實的服色和沉默的風度與我們平日所想象的蘇州少年文人葉圣陶不甚符合罷了。

　　記得見面的那一天是一個陰天。我見了生人照例說不出話;圣陶似乎也如此。我們只談了幾句關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見，便告辭了。延陵告訴我每星期六圣陶總回甪直去;他很愛他的家。他在校時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與他不熟，只獨自坐在屋里。不久，中國公學忽然起了風潮。我向延陵說起一個強硬的辦法;--實在是一個笨而無聊的辦法!--我說只怕葉圣陶未必贊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贊成了!后來細想他許是有意優容我們吧;這真是老大哥的態度呢。我們的辦法天然是失敗了，風潮延宕下去;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來。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見面;同時又認識了西諦，予同諸兄。這樣經過了一個月;這一個月實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出圣陶始終是個寡言的人。大家聚談的時候，他總是坐在那里聽著。他卻并不是喜歡孤獨，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聽著。至于與人獨對的時候，自然多少要說些話;但辯論是不來的。他覺得辯論要開始了，往往微笑著說：“這個弄不大清楚了。”這樣就過去了。他又是個極和易的人，輕易看不見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著的《晨報》副張，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從家里捎來給我看;讓我隨便放在一個書架上，給散失了。當他和我同時發見這件事時，他只略露惋惜的顏色，隨即說：“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慚愧著，因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閱歷世故，矯揉造作而成。他對于世間妥協的精神是極厭恨的。在這一月中，我看見他發過一次怒;--始終我只看見他發過這一次怒--那便是對于風潮的妥協論者的蔑視。

　　風潮結束了，我到杭州教書。那邊學校當局要我約圣陶去。圣陶來信說：“我們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這是冬天。”他來了，教我上車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車站這一類地方，是會覺得寂寞的。他的家實在太好了，他的衣著，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個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離不開家里人。必須離開家里人時，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著;孤獨在他簡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時，本來是獨住一屋的，卻愿意將那間屋做我們兩人的臥室，而將我那間做書室。這樣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樂意，我們不時到西湖邊去;有時下湖，有時只喝喝酒。在校時各據一桌，我只預備功課，他卻老是寫小說和童話。初到時，學校當局來看過他。第二天，我問他，“要不要去看看他們?”他皺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吧。”后來始終沒有去。他是最反對形式主義的。

　　那時他小說的材料，是舊日的儲積;童話的材料有時卻是片刻的感興。如《稻草人》中《大喉嚨》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們都醒在床上，聽見工廠的汽笛;他便說：“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經想好了，來的真快呵。”那篇的藝術很巧，誰想他只是片刻的構思呢!他寫文字時，往往拈筆伸紙，便手不停揮地寫下去，開始及中間，停筆躊躇時絕少。他的稿子極清楚，每頁至多只有三五個涂改的字。他說他從來是這樣的。每篇寫畢，我自然先睹為快;他往往稱述結尾的適宜，他說對于結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說月報》;照例用平信寄。我總勸他掛號;但他說：“我老是這樣的。”他在杭州不過兩個月，寫的真不少，教人羨慕不已。《火災》里從《飯》起到《風潮》這七篇，還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時我親眼看他寫的。

　　在杭州待了兩個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實在離不開家，臨去時讓我告訴學校當局，無論如何不回來了。但他卻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報副刊》，看見他那時途中思家的小詩，重念了兩遍，覺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務印書館編譯部，家也搬到上海。從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現在--中間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將離》抒寫那回的別恨，是纏綿悱惻的文字。這些日子，我在浙江亂跑，有時到上海小住，他常請了假和我各處玩兒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總愛出門，因此他老說沒有能暢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