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古詩人白洛柯斯(B.H.Brockes)做贊美詩，把上帝比作“一個偉大的廚師傅(dergrossSpeisemeister)”，做飯給全人類吃，還不免帶些宗教的稚氣。弄飯給我們吃的人，決不是我們真正的主人翁。這樣的上帝，不做也罷。只有為他弄了飯來給他吃的人，才支配著我們的行動。譬如一家之主，并不是掙錢養家的父親，倒是那些乳臭未干、安坐著吃飯的孩子;這一點，當然做孩子時不會悟到，而父親們也決不甘承認的。拉柏萊的話似乎較有道理。試想，肚子一天到晚要我們把茶飯來向它祭獻，它還不是上帝是什么?但是它畢竟是個下流不上臺面的東西，一味容納吸收，不懂得享受和欣賞。人生就因此復雜了起來。一方面是有了腸胃而要飯去充實的人，另一方面是有飯而要胃口來吃的人。第一種人生觀可以說是吃飯的;第二種不妨喚作吃菜的。第一種人工作、生產、創造，來換飯吃。第二種人利用第一種人活動的結果，來健脾開胃，幫助吃飯而增進食量。所以吃飯時要有音樂，還不夠，就有“佳人”、“麗人”之類來勸酒;文雅點就開什么銷寒會、銷夏會，在席上傳觀法書名畫;甚至賞花游山，把自然名勝來下飯。吃的菜不用說盡量講究。有這樣優裕的物質環境，舌頭像身體一般，本來是極隨便的，此時也會有貞操和氣節了;許多從前慣吃的東西，現在吃了彷佛玷污清白，決不肯再進口。精細到這種田地，似乎應當少吃，實則反而多吃。假使讓肚子作主，吃飽就完事，還不失分寸。舌頭揀精揀肥，貪嘴不顧性命，結果是肚子倒霉受累，只好忌嘴，舌頭也只能像李逵所說“淡出鳥來”這誠然是它饞得忘了本的報應!如此看來，吃菜的人生觀似乎欠妥。

　　不過，可口好吃的菜還是值得贊美的。這個世界給人弄得混亂顛倒，到處是磨擦沖突，只有兩件最和諧的事物總算是人造的：音樂和烹調。一碗好菜彷佛一只樂曲，也是一種一貫的多元，調和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成相濟，變作可分而不可離的綜合。最粗淺的例像白煮蟹和醋，烤鴨和甜醬，或如西菜里烤豬肉(Roastpork)和蘋果泥(Applesauce)、滲鳘魚和檸檬片，原來是天涯地角、全不相干的東西，而偏偏有注定的緣份，像佳人和才子，母豬和癩象，結成了天造地設的配偶、相得益彰的眷屬。到現在，他們親熱得拆也拆不開。在調味里，也有來伯尼支(Leibniz)的哲學所謂“前定的調和”(Harmoniapraestabilita)，同時也有前定的不可妥協，譬如胡椒和煮蝦蟹、糖醋和炒牛羊肉，正如古音樂里，商角不相協，徵羽不相配。音樂的道理可通于烹飪，孔子早已明白，所以《論語》上記他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可惜他老先生雖然在《鄉黨》一章里頗講究燒菜，還未得吃道三昧，在兩種和諧里，偏向音樂。譬如《中庸》講身心修養，只說“發而中節謂之和”，養成音樂化的人格，真是聽樂而不知肉味人的話。照我們的意見，完美的人格，“一以慣之”的“吾道”，統治盡善的國家，不僅要和諧得像音樂，也該把烹飪的調和懸為理想。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追隨孔子，而愿意推崇被人忘掉的伊尹。伊尹是中國第一個哲學家廚師，在他眼里，整個人世間好比是做菜的廚房。《呂氏春秋.本味篇》記伊尹以至味說湯那一大段，把最偉大的統治哲學講成惹人垂涎的食譜。這個觀念滲透了中國古代的政治意識，所以自從《尚書.顧命》起，做宰相總比為“和羹調鼎”，老子也說“治國如烹小鮮”。孟子曾贊伊尹為“圣之任者”，柳下惠為“圣之和者”，這里的文字也許有些錯簡。其實呢，允許人赤條條相對的柳下惠，該算是個放“任”主義者。而伊尹倒當得起“和”字——這個“和”字，當然還帶些下廚上灶、調和五味的涵意。

　　吃飯還有許多社交的功用，譬如聯絡感情、談生意經等等，那就是“請吃飯”了。社交的吃飯種類雖然復雜，性質極為簡單。把飯給自己有飯吃的人吃，那是請飯;自己有飯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飯，那是賞面子。交際的微妙不外乎此。反過來說，把飯給予沒飯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無飯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飯，賞面子就一變而為丟臉。這便是慈善救濟，算不上交際了。至于請飯時客人數目的多少，男女性別的配比，我們改天再談。但是趣味洋溢的《老饕年鑒》(AlmanachdesCourmands)里有一節妙文，不可不在此處一提。這八小本名貴希罕的奇書，在研究吃飯之外，也曾討論到請飯的問題。大意說：我們吃了人家的飯該有多少天不在背后說主人的壞話，時間的長短按照飯菜的質量而定;所以做人應當多多請客吃飯，并且吃好飯，以增進朋友的感情，減少仇敵的毀謗。這一番議論，我誠懇地介紹給一切不愿彼此成為冤家的朋友，以及愿意彼此變為朋友的冤家。至于我本人呢，恭候諸君的邀請，努力奉行豬八戒對南山大王手下小妖說的話：“不要拉扯，待我一家家吃將來。”

　　關于錢鐘書的散文篇3：論快樂

　　在舊書鋪里買回來維尼(Vigny)的《詩人日記》(Journald'unpote)，信手翻開，就看見有趣的一條。他說，在法語里，喜樂(bonheur)一個名詞是“好”和“鐘點”兩字拼成，可見好事多磨，只是個把鐘頭的玩意兒(Silebonheurn'taitqu'unebonnedenie!)。我們聯想到我們本國話的說法，也同樣的意味深永，辟如快活或快樂的快字，就把人生一切樂事的飄瞥難留，極清楚地指示出來。所以我們又概嘆說：”歡娛嫌夜短!”因為人在高興的時候，活得太快，一到困苦無聊，愈覺得日腳像跛了似的，走得特別慢。德語的沉悶(langweile)一詞，據字面上直譯，就是“長時間”的意思。《西游記》里小猴子對孫行者說：“天上一日，下界一年。”這種神話，確反映著人類的心理。天上比人間舒服歡樂，所以神仙活得快，人間一年在天上只當一日過。從此類推，地獄里比人間更痛苦，日子一定愈加難度;段成式《西陽雜俎》就說：“鬼言三年，人間三日。”嫌人生短促的人，真是最快活的人;反過來說，真快活的人，不管活到多少歲死，只能算是短命夭折。所以，做神仙也并不值得，在凡間已經三十年做了一世的人，在天上還是個未滿月的小孩。但是這種“天算”，也有占便宜的地方：譬如戴君孚《廣異記》載崔參軍捉狐妖，“以桃枝決五下”，長孫無忌說罰得太輕，崔答：“五下是人間五百下，殊非小刑。”可見賣老祝壽等等，在地上最為相宜，而刑罰呢，應該到天上去受。

　　“永遠快樂”這句話，不但渺茫得不能實現，并且荒謬得不能成立。快過的決不會永久;我們說永遠快樂，正好像說四方的圓形，靜止的動作同樣地自相矛盾。在高興的時候，我們空對瞬息即逝的時間喊著說：“逗留一會兒罷!你太美了!”那有什么用?你要永久，你該向痛苦里去找。不講別的，只要一個失眠的晚上，或者有約不來的下午，或者一課沉悶的聽講——這許多，比一切宗教信仰更有效力，能使你嘗到什么叫做“永生”的滋味。人生的刺，就在這里，留戀著不肯快走的，偏是你所不留戀的東西。

　　快樂在人生里，好比引誘小孩子吃藥的方糖，更像跑狗場里引誘狗賽跑的電兔子。幾分鐘或者幾天的快樂賺我們活了一世，忍受著許多痛苦。我們希望它來，希望它留，希望它再來——這三句話概括了整個人類努力的歷史。在我們追求和等候的時候，生命又不知不覺的偷度過去。也許我們只是時間消費的籌碼，活了一世不過是為那一世的歲月充當殉葬品，根本不會想到快樂。但是我們到死也不明白是上了當，我們還理想死后有個天堂，在那里——謝上帝，也有這一天!我們終于享受到永遠的快樂。你看，快樂的引誘，不僅像電兔子和方糖，使我們忍受了人生，而且彷佛釣鉤上的魚餌，竟使我們甘心去死。這樣說來，人生雖痛苦，卻不悲觀，因為它終抱著快樂的希望;現在的賬，我們預支了將來去付。為了快活，我們甚至于

　　愿意慢死。

　　穆勒曾把“痛苦的蘇格拉底”和“快樂的豬”比較。假使豬真知道快活，那么豬和蘇格拉底也相去無幾了。豬是否能快樂得像人，我們不知道;但是人會容易滿足得像豬，我們是常看見的。把快樂分肉體的和精神的兩種，這是最糊涂的分析。一切快樂的享受都屬于精神的，盡管快樂的原因是肉體上的物質刺激。小孩子初生了下來，吃飽了奶就乖乖地睡，并不知道什么是快活，雖然它身體感覺舒服。緣故是小孩子時的精神和肉體還沒有分化，只是混沌的星云狀態。洗一個澡，看一朵花，吃一頓飯，假使你覺得快活，并非全因為澡洗得干凈，花開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為你心上沒有掛礙，輕松的靈魂可以專注肉體的感覺，來欣賞，來審定。要是你精神不痛快，像將離別時的宴席，隨它怎樣烹調得好，吃來只是土氣息，泥滋味。那時刻的靈魂，彷佛害病的眼怕見陽光，撕去皮的傷口怕接觸空氣，雖然空氣和陽光都是好東西。快樂時的你一定心無愧怍。假如你犯罪而真覺快樂，你那時候一定和有道德、有修養的人同樣心安理得。有最潔白的良心，跟全沒有良心有最漆黑的良心，效果是相等的。

　　發現了快樂由精神來決定，人類文化又進一步。發現這個道理，和發現是非善惡取決于公理而不取決于暴力，一樣重要。公理發現以后，從此世界上沒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發現了精神是一切快樂的根據，從此痛苦失掉它們的可怕，肉體減少了專制。精神的煉金術能使肉體痛苦都變成快樂的資料。于是，燒了房子，有慶賀的人;一簞食，一瓢飲，有不改其樂的人;千災百毒，有談笑自若的人。所以我們前面說，人生雖不快樂，而仍能樂觀。譬如從寫《先知書》的所羅門直到做《海風》詩的馬拉梅(Mallarme)，都覺得文明人的痛苦，是身體困倦。但是偏有人能苦中作樂，從病痛里濾出快活來，使健康的消失有種賠償。蘇東坡詩就說：“因病得閑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王丹麓《今世說》也記毛稚黃善病，人以為憂，毛曰：“病味亦佳，第不堪為躁熱人道耳!”在著重體育的西洋，我們也可以找著同樣達觀的人。工愁善病的諾凡利斯(Novalis)在《碎金集》里建立一種病的哲學，說病是“教人學會休息的女教師”。羅登巴煦(Rodenbach)的詩集《禁錮的生活》(LesViesEncloses)里有專詠病味的一卷，說病是“靈魂的洗滌(puration)”。身體結實、喜歡活動的人采用了這個觀點，就對病痛也感到另有風味。頑健粗壯的十八世紀德國詩人白洛柯斯(B.H.Brockes)第一次害病，覺得是一個“可驚異的大發現(EinebewunderungswrdigeErfindung)”。對于這種人，人生還有什么威脅?這種快樂，把忍受變為享受，是精神對于物質的最大勝利。靈魂可以自主——同時也許是自欺。能一貫抱這種態度的人，當然是大哲學家，但是誰知道他不也是個大傻子?

　　是的，這有點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價。這是人生對于人生觀開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