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母愛是水,那么,父愛就是山;有人說,母愛如小溪,那么,父愛就是大河,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母愛給了孩子無微不至的關愛,細心體貼的照顧,那么父愛也是必不可少的,在父愛呵護下的孩子,性格成長才會更加健全。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精心整理的表達父愛的散文，歡迎大家閱讀。

　　表達父愛的散文1：《背影》

　　朱自清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著父親奔喪回家。到徐州見著父親，看見滿院狼藉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淡，一半因為喪事，一半因為父親賦閑。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京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為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里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囑咐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什么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于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再三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著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腳夫行些小費才可過去。他便又忙著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于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座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托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托他們只是白托!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著顧客。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干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桔子往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桔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桔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桔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輕松似的。過一會兒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著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里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里，再找不著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謀生，獨立支持，做了許多大事。哪知老境卻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發之于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不見，他終于忘卻我的不好，只是惦記著我，惦記著我的兒子。我北來后，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厲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表達父愛的散文2：我心中的父親

　　父親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但家庭成份不好，解放后就沒書讀了，回農村種田。

　　因識字，為人正直，處事公道，生產隊里讓我父親做會計，能多掙點工分養家糊口。后來生產隊長年紀大了，就推薦我父親當生產隊長，直到農村實行包產到戶。村大隊長看到我父親帶的生產隊年年豐產豐收，社員日子過得好，加上我父親的人品，就推薦我父親當村副大隊長。這一當，我父親就沒放下過。改革開放后，我父親又被村民推選為村主任，后又被推選為村書記，直到64歲那年，在我的力勸下，才賦閑在家。

　　父親原本話不多，只是埋頭苦干，家里的事父親一直不管，因為父親有個能干的好妻子。在我讀初三那年，因一個事故母親永遠離開了我們。父親因此更少言寡語，獨自承受心中的苦楚。

　　父親是個寬宏大量的人。“__”期間，我家多受蒙難，太奶奶、爺爺、奶奶經常被批斗，家被抄了，太奶奶的一條腿被打折了，奶奶的一只眼睛被打瞎了，家仇國恨哪。在我父親當村干部之后，那些曾經整過我家的那幫家伙心就有點虛了甚至有點慌亂。但我父親沒因此報復過任何人，他要以德報怨，父親說都是過去的事，何必計較。而且對他們的事也特別上心，父親是不想背信棄義，更不想背負罵名。農村雖小，事特多且煩，妯娌吵架，鄰里糾紛，都是為了雞毛蒜皮點小事。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我父親就不信，他就愛管“村里的家務事”，農村人啊，你做一百件事，哪怕幫他做了九十九件好事，只要一件幫他幫得不順他心順他意，他不記你的好只記你的不好，就那一件事。因此我父親沒少受埋怨的。還有伯伯們、叔叔們，還有堂房的親戚們，還有近鄰們，都巴望著父親指望著父親。我父親也經常被說是胳膊肘望外，幫鄰不幫親。我父親只幫理不幫親，也因此得罪了親戚們。我家地里的莊稼也經常跟著遭殃，桔樹、蔬菜時常被人在夜里砍掉，扔到河里。村治保主任要徹查，我父親都攔著，“算了，再補種上不就得了。”

　　父親是個一心為公的人。我奶奶經常說，家里的田地都荒蕪了，還一門心思去村里忙活，不知為了什么。改革開放之后，一句“要致富先修路”的話，讓父親忙活了半輩子。父親那疲憊不堪的身影，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認準的事，誰也說不動。為了修路，父親跑鎮里，跑縣里，跑立項，跑規劃，跑資金，起早貪黑，跑白了頭發，跑佝了腰，跑誤了農時地里的莊稼，一心撲在路上。功夫不負有心人，三年，一條彎彎曲曲的從鎮上到村里的盤山機耕路終于大功告成。還要澆水泥面，還有護欄沒做，父親還在跑，跑立項，跑規劃，跑資金，二十幾年父親都在路上跑，跑，跑……后來我太奶奶去世了，十來年后我爺爺、奶奶也相繼去世了，我們兄弟姐妹都在外地，老父親孤獨一人在家，我們商量著讓父親輪流在每家住一個季度，可父親不干，說城里住不慣，沒個人說說話，進個門要換鞋，吐痰也不方便，抽水馬桶用不習慣，說還是農村好。其實我們都知道，他最放心不下的還是那條路。直到前年那條路終于澆上了水泥路面，護欄也做好了。快八十的人了還受命于做監工，這個監工不是父親要來的，是村里鄉親們信得過父親，是村干部信得過父親，三顧茅廬才請得父親去做監工的，父親很自豪，也很負責。

　　父親是個清廉的人。父親從擔生產隊里的會計開始到村主任到村書記，從沒多吃多占，反而家里倒貼了不少。那時鎮里、縣里干部到村里都要在我家吃飯，沒補貼，他們都白吃的，有的還白拿點土特產回去。人家當個兩三年村干部就蓋起小洋樓，我家的小樓房是賣了老宅子，加上爺爺“怨假錯案”落實政策的補助金蓋的。地面是泥打的，墻是裸露的，直到我們有了工作之后，才作了點修飾。還有一件讓人可笑又可氣的事。村里建辦公樓，建筑老板為感謝我父親，在竣工那天乘我父親不注意時，偷偷地放了兩瓶酒兩條香煙在我父親床頭柜里，走了之后才打電話告訴我父親，我父親叫老板回頭把煙酒拿走，老板說一點心意不成敬意，他知道當面給我父親不會要的。我父親說不拿走，過兩天要到縣里開會再還回去。不料，我弟帶著朋友回家吃晚飯，父親不在家吃，我弟就把那煙和酒解決了，父親回來把弟弟痛罵了一頓。我弟說煙和酒都是假的，父親說不管真假，都不能吃嘍，這是要退還給人家的。我弟朋友笑我父親傻，這年頭白拿白不拿。后來聽說我父親去叔叔的店里賣了真煙真酒給人家送回去了。

　　我父親就是這么個老實巴交的農民，人人都說他傻，他說傻人有傻福，他圖得是個心安，錢財是身外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要那么多何用。

　　只要父親樂意，只要父親健康，我們做兒女的又怎能不心安，不倍感欣慰呢。

　　表達父愛的散文3：《父親和我》

　　楊振寧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時候，父親是安慶一所中學的教員。安慶當時也叫懷寧。父親給我取名“振寧”，其中的“振”字是楊家的輩名，“寧”字就是懷寧的意思。我滿周歲的時候父親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費生，出國前我們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張像片。

　　父親穿著長袍馬褂，站得畢挺。我想好以前他恐怕還從來沒有穿過西服。兩年以后他自美國寄給母親的一張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學英俊，年輕時意氣風發的神態，在這張像征中清楚地顯示出來。

　　父親1923年秋入斯坦福大學，1924年得學士學位后轉入芝加哥大學讀研究院。1928年夏父親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后乘船回國，母親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這次看見他，事實上等于看見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幾天以后我們三人和一位自合肥來的傭人王姐乘船去廈門，因為父親將就任為廈門大學數學系教授。

　　廈門那一年的生活我記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親那里學到很多東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親曾教我認識了大約三千個漢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學過曳《龍文鞭影》，可是沒有機會接觸新式教育。在廈門，父親用大球、小球進解太陽、地球與月球的運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當然也教了我一些算術和文化和雞兔同籠一類的問題。不過他并沒有忽略中國文化知識，也教我讀了不少首唐詩，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國歷史朝代的順育、干支順序、八卦等等。

　　父親的圍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圍棋。記得開始時他讓我16子，多年以后漸漸退為9子，可是我始終沒有從父親那時故里一“真傳”。一直到1962年在日內瓦我們重聚時下圍棋，他還是要讓我7子。在廈大任教了一年以后，父親改任北平清華大學教授。我們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華園西院19號，那是西院東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西院于30年代向南方擴建后，我們家的門牌改為11號。我們在清華園里一共住了八年，從1929年到搞戰開始那一年。清華園的八年在我回憶中是非常美麗、非常幸福的。那對中斬社會十分動蕩，內憂外惠，困難很多。但我們生活在清華園的圍墻里頭，不大與外界接觸。我在這樣一個被保護起來的環境里度過了童年。在我的記憶里頭，清華園是很漂亮的。幾乎每一棵樹我們都曾經爬過，每一棵草我們都曾經研究過。這是我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小書《讀書教學四十年》中寫的我童年的情況。里面所提到的“在園里到處游玩”，主要是指今天的近春園附近。

　　父親常常和我自家門口東行，沿著小路去古月堂或去科學館。這條小路特別幽靜，穿過樹叢以后，有一大段路，左邊是農田與荷塘，右邊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見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雖不同，幽靜的氣氛卻一樣。童年的我當時未能體會到，在小徑上父親和我一起走路的時刻是我們單獨相處最親近的時刻。

　　我九、十歲的時候，父親已經知道我學數學的能力很強。到了1歲入初中的時候，我在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顯示出來。回想起來，他當時如果教我解析幾何和微積積分，我一定學得很快，可是他沒有這樣做。在我初中一、二年級之間的暑假，父親請雷海宗教授介紹一位歷史系的學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紹他的得意學生丁則良來。丁先生學識豐富，不只教我《孟子》，還給我講了許多上古歷史知識，是我在學校的教科書上從來沒有學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學的年代我可以背育《孟子》全文。父親書架上有許多英文和德文的數學書籍，我常常翻看。

　　1937年抗戰開始，我們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后來在日軍進入南京以后，我們漢口、香港、海防、河內，于1938年3月到達昆明。我在昆明昆華中學讀了半年高中二年級，沒有念高三，于1938年秋以“同等學歷”的資格考入了西南聯俁大學。1938年到1939年這一年父親介紹我接觸了近代數學的精神。他借了GHH的《PM》與ETB的《MM》給我看。他和我討論、不同的無限大等觀念。這些都給了我不可磨滅的印象。四十年以后在一本書中我這樣寫道：我的物理學界同事們大多對數學采取功利主義的態度。也許因為受我父親的影響，我較為欣賞數學。我欣賞數學家的價值觀，我贊美數學的優美和力量：它有戰術上的機巧與靈活，又有戰略上的雄才遠慮。而且，奇跡的奇跡，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結構。

　　父親雖然給我介紹了數學的精神，卻不贊成我念數學。他認為數學不夠實用。

　　1938年我報名考大學時很喜歡化學，就報了化學系。后來為準備入學考試，自修了高在物理，發現物理更合我的口味，這樣我就進了西南聯大物理系。

　　抗戰八年是艱苦困難的日子民是我一生學習新知識最快的一段日子。我還記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離家即將飛往印度轉去美國留學的細節：清早父親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黃包車到東南郊拓東路等候去巫家壩飛機的公工段汽車。離家的時候，四個弟妹都依依不舍，母親卻很鎮定，記得她沒有流淚。到了拓東路父親進了些勉勵的話，兩人都很鎮定。話別后我坐進很擁擠的公共汽車，起先還能從車窗往外看見父親向我招手，向分鐘后他即被擁擠的人群擠到遠處去了。車中同去美國的同學很多，談起話來，我的注意力即轉移到飛行路線與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去等了一個多鐘頭，車始終沒有發動。突然我旁邊的一位美國人向我做手勢，要我向窗外看：驟然間發現父親原來還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著長袍，額前頭發已顯斑白。看見他滿面焦慮的樣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熱淚，一時崩發，不能自己。

　　1928年到1945年這十七年時間，是父親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了階段。古人說父母對子女有“養育”之恩。現在不講這些了，但其哲理我認為是有永存的價值1946年初我注冊為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選擇芝加哥大學倒不是因為它是父親的母校，而是因為我爺慕已久的費米教授卻了芝大。當時芝加哥大學物理、化學、數學系都是第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頭兩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學位后留校一年任教員，1949年夏轉去普林斯頓高學術研究所。

　　父親對我在芝大讀書成績極好，當然十分高興。更高興的是我將去有名的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可是他當時最關心的不是這些，而是我的結婚問題。1949年秋吳大猷先生告訴我胡適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時候在北平曾見過一兩次，不知道隔了這么多年他為什么在紐約會想起我來。見了胡先生面，他十人客氣，說了一些稱贊我的學業的話，然后說他在出國前曾看見我父親，父親托他關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還記得胡先生極風趣地接下去說：“你們這一輩經約們能干多了，哪里用得著我來幫忙!”

　　1950年8月26日杜致禮和我在普林斯頓結婚。我們相識倒不是由胡先生或父親的其他朋友所介紹，而是因為她是1944年到1945年我在昆明聯大附中教書時中五班上的學生。當時我們并不熟識。后來在普林斯頓唯一的中國餐館中偶遇，我恐怕是前生的姻緣吧。50年代胡先生常來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曾多次來我家做客。第一次來時他說：“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自己找到了這樣漂亮能干的太太。”父親對我1947年來美國后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與翌年我的博士論文特別發生興趣。

　　1957年1月吳健雄的實驗證實了宇稱不守恒的理論以后，我打電話到上海給父親，告訴他此消息，父親當然十分興奮。那時他身體極不好，得此消息對他精神安慰極大。1957年我和杜致禮及我們當時唯一的孩子光諾(那時6歲)去日內瓦。我寫信請父親也去日內瓦和我們見面。他得到統戰部的允許，以帶病之身，經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醫院，于7月初飛抵日內瓦，到達以后又立刻住入醫院。醫生檢查數日，認為他可以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檢查血糖與注射胰島素。我們那年夏天在租了一公寓，每天清早光諾總是非常有興趣地看著祖父用酒精燈檢查血糖。我醒了以后他會跑來說：“Itismotgoodtoday，itisbrown。”(今天不好，棕色。)或“Itisverygoodtoday，itisblue。”(今天很好，藍色。)過了幾星期，父親身體逐漸恢復健康，能和小孫子去公園散步。他們非常高興在公園一邊的樹叢中找到了一個“secretpath”(秘密通道)。每次看他們一老一少準備出門：父親對著鏡子梳頭發，光諾雀躍地開門，我感到無限的滿足。

　　父親給致禮和我介紹了新中國的許多新事物。他對毛主席萬分敬佩，尤其喜歡毛的詩句。

　　1960年夏及1962年百般，父親又和母親兩度與我在日風瓦團聚。致禮、光宇(我們垢老二)和二弟振平也都參加了。父親三次來日內瓦，尤其后兩次，都帶有使命感，覺得他應當勸我回國。這當然是統戰部或明或暗的建議，不過一方面也是父親自己靈魂深處的愿望。可是他又十人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覺得我應該留在美國，力求在學術上更上一層樓。和父親、母親在日內瓦三次見面，對我影響極大。那些年代我在美國對中國的實際情形很少知道。三次見面使我體會到了父親和母親對新中國的看法。記得1962年我們住在RoutedeFlorissant，有一個晚上，父親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制造汽車和飛機(那時還沒有制成原子彈，父親也不知道中國已在研制原子彈)，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從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學。從前……今天……正說得高興，母親打斷了他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排隊站了三個鐘頭，還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么好?”

　　父親很生氣，說她專門扯他的后腿，給兒子的錯誤的印象，氣得走進臥室，“砰”的一聲關上了門。我知道他們二位的話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國家的誕生好比嬰兒的誕生，會有更多的困難，會有更大的痛苦。

　　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闊別二十六年的祖國。那天乘法航自頃甸東飛，進入云南上空時，駕駛員說：“我們已進入中國領空!”當時我的激動的心情是無法描述的。

　　傍晚時分，到達上海。母親和弟妹們在機場接我。我們一同去華山醫院看望父親。父親住院已有半年。上一次我們見面是1964年底有香港，那時他68歲，還很健康。六年半中間，受了一些隔離審查的苦，老了、瘦了許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見到我他當然十分激動。1972年夏天我第二度回國探親訪問。父親仍然住在醫院，身體更衰弱了。次年5月12日清晨父親長辭人工。享年77歲。6歲以前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在一個大家庭里在。每年舊歷新年正廳門口都要換上新地春聯。上聯是“忠厚傳家”，下聯是“詩書繼世”。父親一生確實貫徹了“忠”與“厚”兩個字。另外他喜歡他的名字楊克純中的”純“字，也極喜歡朋友間的信”與“義”。

　　父親去世以后，我的小學同班同學，摯友熊很小明寫信來安慰我，說父親雖已過去，我的身體時感覺循環著他的血液。是的，我的身體里循環著的是父親的血液，是中華文化的血液。我于1964年春天入美國籍，差不多20年以后我在論文集中這樣寫道：從1945年至1964年，我在美國已經生活了19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時光。然而，決定申請入美國籍并不容易。對一個在中國傳統文化里成長的人，作這樣的決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傳統的中國文化根本就沒有長期離開中國稱居他國的觀念。遷居別國曾一度被認為是徹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國有過輝煌燦爛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來所蒙受的屈辱和剝削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靈中都留下了極深的烙印。任何一個中國人都難以戽鄧這一百多年的歷史。我父親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當數學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激歷基廣。但我知道，直到臨終前，對于我的放棄故國，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終沒有寬恕過我。

　　1997年7月1日清晨零時，我有幸在香港會議展鑒中心參加了回歸盛典。看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在“起來，不愿做奴錄的人們”的音樂專用中冉冉上升，想到父親如果能目睹這歷史性的，象征中華民族復興的儀式，一定比我還要激動。他出生于1896年——101年前，馬關條約，庚子賠款的年代，在殘破貧窮，被列強欺侮，實持上已被瓜他了祖國。他們那一輩的中國知識分子，目睹洋人在租界中的專橫忍受了二十一條款，五卅慘案，九一八事變，南京大屠殺等說不完的外人欺凌，出國后嘗了種族歧視的滋味，他們是多么盼望有一天能看到站起來的富強的祖國，能看到“大英帝國”落旗退兵，能看到中國國旗驕傲地向世界宣稱：這是中國的土地。這一天，1997年7月1日，正是他們一生夢寐以求的一天。

　　父親對這一天的終會到來始終是樂觀的。可是直到1973年去世的時候，他卻完全沒有想到他的兒子會躬逢這一天的歷史性的盛典。否則他恐怕會改吟陸放翁的名句吧：國恥盡雪歡慶日，家祭毋忘告乃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