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的散文不僅表現對萬物的喜愛,更關注人的生存狀態。在她的作品中,有著對親人、朋友、甚至普通小人物的理解與同情,表現出深厚的人文主義思想。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張愛玲散文，希望大家喜歡。

　　張愛玲散文一：談音樂

　　我不大喜歡音樂。不知為什么，顏色與氣味常常使我快樂，而一切的音樂都是悲哀的。即使是所謂“輕性音樂”，那跳躍也像是浮面上的，有點假。譬如說顏色：夏天房里下著簾子，龍須草席上堆著一疊舊睡衣，折得很齊整，翠藍夏布杉，青綢褲，那翠藍與青在一起有一種森森細細的美，并不一定使人發生什么聯想，只是在房間的薄暗里挖空了一塊，悄沒聲地留出這塊地方來給喜悅。我坐在一邊，無心中看到了，也高興了好一會。

　　還有一次，浴室里的燈新加了防空罩，青黑的燈光照在浴缸面盆上，一切都冷冷地，白里發青發黑，鍍上一層新的潤滑，而且變得簡單了，從門外望進去，完全像一張現代派的圖畫，有一種新的立體。我覺得是絕對不能夠走進去的，然而真的走進去了。仿佛做到了不可能的事，高興而又害怕，觸了電似地微微發麻，馬上就得出來。

　　總之，顏色這樣東西，只有沒顏落色的時候是凄慘的;但凡讓人注意到，總是可喜的，使這世界顯得更真實。

　　氣味也是這樣的。別人不喜歡的有許多氣味我都喜歡，霧的輕微的霉氣，雨打濕的灰塵，蔥蒜，廉價的香水。像汽油，有人聞見了要頭昏，我卻特意要坐在汽車夫旁邊，或是走到汽車后面，等它開動的時候，“布布布”放氣。每年用汽油擦洗衣服，滿房都是那清剛明亮的氣息;我母親從來不要我幫忙，因為我故意把手腳放慢了，盡著汽油大量蒸發。

　　牛奶燒煙了，火柴燒黑了，那焦香我聞見了就覺得餓。油漆的氣味，因為嶄嶄新，所以是積極奮發的，仿佛在新房子里過新年，清冷、干凈，興旺。火腿咸肉花生油擱得日子久，變了昧，有一種“油哈”氣，那個我也喜歡，使油更油得厲害，爛熟，豐盈，如同古時候的“米爛陳倉”。香港打仗的時候我們吃的菜都是椰子油燒的，有強烈的肥皂味，起初吃不慣要嘔，后來發現肥皂也有一種寒香。戰爭期間沒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齒我也不介意。

　　氣味總是暫時，偶爾的;長久嗅著，即使可能，也受不了。所以氣味到底是小趣昧。而顏色，有了個顏色就有在那里了，使人安心。顏色和氣味的愉快性也許和這有關系。不像音樂，音樂永遠是離開了它自己到別處去的，到哪里，似乎誰都不能確定，而且才到就已經過去了，跟著又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

　　我最怕的是凡啞林，水一般地流著，將人生緊緊把握貼戀著的一切東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雖然也蒼涼，到臨了總像是北方人的“話又說回來了”，遠兜遠轉，依然回到人間。

　　凡啞林上拉出的永遠是“絕調”，回腸九轉，太顯明地賺人眼淚，是樂器中的悲旦。我認為戲里只能有正旦貼旦小旦之分而不應當有“悲旦”、“風騷潑旦”、“言論老生”(民國初年的文明戲里有專門發表政治性演說的“言論老生”)。

　　凡啞林與鋼琴合奏，或是三四人的小樂隊，以鋼琴與凡啞林為主，我也討厭，零零落落，歷碌不安，很難打成一片，結果就像中國人合作的畫，畫一個美人，由另一個人補上花卉，又一個人補上背景的亭臺樓閣，往往沒有情調可言。

　　大規模的交響樂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蕩蕩五四運動一般地沖了來，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變了它的聲音，前后左右呼嘯嘁嚎的都是自己的聲音，人一開口就震驚于自己的聲音的深宏遠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時候聽見人向你說話，不大知道是自己說的還是人家說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然而交響樂，因為編起來太復雜，作曲者必須經過艱苦的訓練，以后往往就沉溺于訓練之中，不能自拔。所以交響樂常有這個毛病：格律的成份過多。為什么隔一陣子就要來這么一套?樂隊突然緊張起來，埋頭咬牙，進人決戰最后階段，一鼓作氣，再鼓三鼓，立志要把全場聽眾掃數肅清鏟除消滅，而觀眾只是默默抵抗著，都是上等人，有高級的音樂修養，在無數的音樂會里坐過的;根據以往的經驗，他們知道這音樂是會完的。

　　我是中國人，喜歡喧嘩吵鬧，中國的鑼鼓是不問情由，劈頭劈腦打下來的，再吵些我也能夠忍受，但是交響樂的攻勢是慢慢來的，需要不少的時間把大喇叭小喇叭鋼琴凡啞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來，此起彼應，這樣有計劃的陰謀我害怕。

　　我第一次和音樂接觸，是八九歲的時候，母親和姑姑剛回中國來，站始每天練習鋼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緊匝著絨線衫的窄袖子，大紅絨線里絞著細銀絲。琴上的玻璃瓶里常常有花開著。琴彈出來的，另有一個世界，可是并不是另一個世界，不過是墻上桂著一面大鏡子，使這房間看上去更大一點，然而還是同樣的斯文雅致的，裝著熱水汀的一個房間。

　　有時候我母親也立在姑姑背后，手按在她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我母親學唱，純粹因為肺弱，醫生告訴她唱歌于肺有益。無論什么調子，由她唱出來都有點像吟詩(她常常用拖長了的湖南腔背誦唐詩)，而且她的發音一來就比鋼琴低半個音階，但是她總是抱歉地笑起來，有許多嬌媚的解釋。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時的淡赭，肩上垂著淡赭的花球，永遠有飄墮的姿勢。

　　我總站在旁邊聽，其實我喜歡的并不是鋼琴而是那種空氣。我非常感動地說：“真羨慕呀!我要彈得這么好就好了!”于是大人們以為我是罕有的懂得音樂的小孩，不能埋沒了我的天才，立即送我去學琴。母親說：“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樣愛惜你的琴。”琴鍵一個個雪白，沒洗過手不能碰。每天用一塊鸚哥綠絨布親自揩去上面的灰塵。

　　我被帶到音樂會里，預先我母親再三告誡：“絕對不可以出聲說話，不要讓人家罵中國人不守秩序。”果然我始終沉默著，坐在位于上動也不動，也沒有睡著。休息十分鐘的時候，母親和始妨竊竊議論一個紅頭發的女人：“紅頭發真是使人為難的事呀!穿衣服很受限制了，一切的紅色黃色都犯了沖，只有綠。紅頭發穿綠，那的確……”在那燈光黃暗的廣廳里，我找來找去看不見那紅頭發的女人，后來在汽車上一路想著，頭發難道真有大紅的么?很為困惑。

　　以后我從來沒有自動地去聽過音樂會，就連在夏夜的公園里，遠遠坐著不買票，享受露天音樂廳的交響樂，我都不肯。

　　教我琴的先生是俄國女人，寬大的面頰上生著茸茸的金汗毛，時常夸獎我，容易激動的藍色大眼睛里充滿了眼淚，抱著我的頭吻我。我客氣地微笑著，記著她吻在什么地方，隔了一會才用手綢子去擦擦。到她家去總是我那老女傭領著我，我還不會說英文，不知怎樣地和她話說得很多，連老女傭也常常參加談話。有一個星期尾她到高橋游泳了回來，驕傲快樂地把衣領解開給我們看，粉紅的背上曬塌了皮，雖然已經隔了一天，還有興興轟轟的汗味太陽味。客室的墻壁上掛滿了暗沉沉的棕色舊地毯，安著綠漆紗門，每次出進都是她丈夫極有禮貌地替我們開門，我很矜持地，從來不向他看，因此幾年來始終不知道他長得是什么樣子，似乎是不見天日的陰白的臉，他太大教琴養家，他不做什么事。

　　后來我進了學校，學校里的琴先生時常生氣，把琴譜往地下一摜，一掌打在手背上，把我的手橫掃到鋼琴蓋上去，砸得骨節震痛。越打我越偷懶，對于鋼琴完全失去了興趣，應當練琴的時候坐在琴背后的地板上看小說。琴先生結婚之后脾氣好了許多。她搽的粉不是浮在臉上——離著臉總有一寸遠。松松地包著一層白粉，她竟向我笑了，說：“早!”但是我還是害怕，每次上課之前立在琴間門口等著鈴響，總是渾身發抖，想到浴室里去一趟。

　　因為已經下了幾年的工夫，仿佛投資開店，拿不出來了，棄之可惜，所以一直學了下去，然而后來到底不得不停止了。可是一方面繼續在學校里住讀，常常要走過那座音樂館，許多小房間，許多人叮叮略略彈琴，紛紛的琴宇有搖落、寥落的感覺，仿佛是黎明，下著雨，天永遠亮不起來了，空空的雨點打在洋鐵棚上，空得人心里難受。彈琴的偶爾踩動下面的踏板，琴宇連在一起和成一片，也不過是大風把雨吹成了煙，風過處，又是滴滴嗒塔稀稀朗朗的了。

　　彈著琴，又像在幾十層樓的大廈里，急急走上仆人苦力推銷員所用的后樓梯，灰色水泥樓梯，黑鐵欄桿，兩旁夾著灰色水泥墻壁，轉角處堆著紅洋鐵桶與冬天的沒有氣味的灰寒的垃圾。一路走上去，沒遇見一個人;在那陰風慘慘的高房子里，只是往上走。

　　后來離鋼琴的苦難漸漸遠了，也還聽了一些交響樂(大都是留聲機上的，因為比較短)，總嫌里面慷慨激昂的演說腔太重。倒是比較喜歡十八世紀的宮廷音樂，那些精致的Minuet，尖手尖腳怕碰壞了什么似的——的確那時候的歐洲人迷上了中國的瓷器，連房間家具都用瓷器來做，白地描金，非常細巧的椅子。我最喜歡的古典音樂家不是浪漫派的貝多漢或肖班，卻是較早的巴黑，巴黑的曲子并沒有宮樣的纖巧，沒有廟堂氣也沒有英雄氣，那里面的世界是笨重的，卻又得心應手;小木屋里，墻上的掛鐘滴塔搖擺;從木碗里喝羊奶;女人牽著裙子請安;綠草原上有思想著的牛羊與沒有思想的自云彩;沉甸甸的喜悅大聲敲動像金色的結婚的鐘。如同勃朗寧的詩里所說的：

　　上帝在他的天庭里，

　　世間一切都好了。

　　歌劇這樣東西是貴重的，也止于貴重。歌劇的故事大都很幼稚，譬如像妒忌這樣的原始的感情，在歌劇里也就是最簡單的妒忌，一方面卻用最復雜最文明的音樂把它放大一千倍來奢侈地表現著，因為不調和，更顯得吃力。“大”不一定是偉大。而且那樣的隆重的熱情，那樣的捶胸脯打手勢的英雄，也討厭。可是也有它偉大的時候——歌者的金嗓子在高壓的音樂下從容上升，各種各樣的樂器一個個揣揣懾優了;人在人生的風浪里突然站直了身子，原來他是很高很高的，眼色與歌聲便在星群里也放光。不看他站起來，不知道他平常是在地上爬的。

　　外國的通俗音樂，我最不喜歡半新舊的，例如“一百零一支最好的歌”，帶有十九世紀會客室的氣息，黯淡、溫雅，透不過氣來——大約因為那時候時行柬腰，而且大家都吃得太多，所以有一種飽悶的感覺。那里的悲哀不是悲哀而是慘沮不舒。《在黃昏》是一支情歌：

　　在黃昏，想起我的時候，不要記恨，親愛的……

　　聽口氣是端方的女子，多年前拒絕了男人，為了他的好，也為了她的好。以為什么事都沒有發生，她一個人住著，一個人老了。雖然到現在還是理直氣壯，同時卻又抱歉著。這原是溫柔可愛的，只是當中隔了多少年的慢慢的死與腐爛，使我們對于她那些過了時的邏輯起了反感。

　　蘇格蘭的民歌就沒有那些邏輯，例如《蘿門湖》，這支古老的歌前兩年曾經被美國流行樂隊拿去爵士化了，大紅過一陣：

　　你走高的路吧，

　　我定低的路……

　　我與我真心愛的永遠不會再相逢，

　　在蘿門湖美麗，美麗的湖邊。

　　可以想象多山多霧的蘇格蘭，遍山坡的heather(石楠屬植物)，長長地像蓬籬，談紫的小花浮在上面像一層紫色的霧。空氣清揚寒冷。那種干凈，只有我們的《詩經》里有。

　　一般的爵士樂，聽多了使人覺得昏昏沉沉，像是起來得太晚了，太陽黃黃的，也不知是什么時候，沒有氣力，也沒有胃口，沒頭投腦。那顯著的搖擺的節拍，像給人捶腿似的，卻是非常舒服的。我最喜歡的一支歌是《本埠新聞里的姑娘》，在中國不甚流行，大約因為立意新穎了一點，沒有通常的“六月”、“月亮”、“藍天”、“你”：——

　　因為我想她，想那

　　本埠新聞里的姑娘

　　想那粉紅紙張的

　　本埠新聞里的

　　年輕美麗的黑頭發女人。

　　完全是大城市的小市民。

　　南美洲的曲子，如火如荼，是爛漫的春天的吵嚷。夏威夷音樂很單調，永遠是吉他的琮爭。仿佛在夏末秋初，席子要收起來了，控在竹竿上曬著，花格子的臺灣席，黃草席，風卷起的邊緣上有一條金黃的日色。人坐在地下，把草帽合在臉上打瞌盹。不是一個人——靠在肩上的愛人的鼻息咻咻地像理發店的吹風。極單純的沉涵，如果不是非常非常愛著的話，恐怕要嫌煩，因為耗費時間的感覺太分明，使人發急。頭上是不知道倦怠的深藍的天，上下幾千年的風吹日照，而人生是不久長的，以此為永生的一切所激惱了。

　　中國的通俗音樂里，大鼓書我嫌它太像賭氣，名手一口氣貫串奇長的句子，臉不紅，筋不爆，聽眾就專門要看他的臉紅不紅，筋爆不爆。《大西廂》費了大氣力描寫鶯鶯的思春，總覺得是京油子的耍貧嘴。彈詞我只聽見過一次，一個瘦長臉的年輕人唱《描金風》，每隔兩句，句尾就加上極其肯定的“嗯，嗯，嗯，”每“嗯”一下，把頭搖一搖，像是咬著人的肉不放似的。對于有些聽眾這大約是軟性刺激。

　　比較還是申曲最為老實懇切。申曲里表現“急急忙忙向前奔”，有一種特殊的音樂，的確像是慌慌張張，腳不點地，耳際風生。最奇怪的是，表現死亡，也用類似的調子，氣氛卻不同了。唱的是：“三魂渺渺，三魂渺渺，七魄悠悠，七魄悠悠;閻王叫人三更死，并不留人，并不留人到五更!”成楞楞急雨樣的，平平的，重復又重復，倉皇，嘈雜，仿佛大事臨頭，旁邊的人都很緊張，自己反倒不知道心里有什么感覺——那樣的小戶人家的死，至死也還是有人間味的。

　　中國的流行歌曲，從前因為大家有“小妹妹”狂，歌星都把喉嚨逼得尖而扁，無線電擴音機里的《桃花江》聽上去只是“價啊價，嘰價價嘰家啊價……”外國人常常駭異地問中國女人的聲音怎么是這樣的。現在好多了。然而中國的流行歌到底還是沒有底子，仿佛是決定了新時代應當有新的歌，硬給湊了出來的。所以聽到一兩個悅耳的調子像《薔薇處處開》，我就忍不住要疑心是從西洋或日本妙了來的。有一天深夜，遠處飄來跳舞廳的音樂，女人尖細的喉嚨唱著：“薔薇薔薇處處開!”諾大的上海，沒有幾家人家點著燈，更顯得夜的空曠。我房間里倒還沒熄燈，一長排窗戶，拉上了暗藍的舊絲絨簾子，像文藝濫調里的“沉沉夜幕”。絲絨敗了色的邊緣被燈光噴上了灰撲撲的談金色，簾子在大風里蓬飄，街上急急駛過一輛奇異的車，不知是不是捉強盜，“嘩!嘩!”銳叫，像輪船的汽笛，凄長地，“嘩!嘩!……嘩!嘩!”大海就在窗外，海船上的別離，命運性的決裂，冷到人心里去。“嘩!嘩!”漸漸遠了。在這樣兇殘的，大而破的夜晚，給它到處開起薔薇花來，是不能想象的事，然而這女人還是細聲細氣很樂觀地說是開著的。即使不過是綢絹的薔薇，綴在帳頂、燈罩、帽檐、袖口、鞋尖、陽傘上，那幼小的圓滿也有它的可愛可親。

　　張愛玲散文二：童言無忌

　　從前人家過年，墻上貼著“抬頭見喜”與“童言無忌”的紅紙條子。這里我用“童言無忌”來做題目，并沒有什么犯忌諱的話，急欲一吐為快，不過打算說說自己的事罷了。小學生下學回來，興奮地敘述他的見聞，先生如何侗心，王德保如何遲到，和他合坐一張板凳的同學如何被扣一分因為不整潔，說個無了無休，大人雖懶于搭碴，也由著他說。我小時候大約感到了這種現象之悲哀，從此對于自說自話有了一種禁忌。直到現在，和人談話，如果是人家說我聽，我總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說人家聽，那我過后思量，總覺得十分不安，伯人家嫌煩了。當真憋了一肚子的話沒處說，惟有一個辦法，走出去干點驚天動地的大事業，然后寫本自傳，不怕沒人理會。這原是幼稚的夢想，現在漸漸知道了，要做個舉世矚目的大人物，寫個人手一冊的自傳，希望是很渺茫，還是隨時隨地把自己的事寫點出來，免得壓抑過甚，到年老的時候，一發不可復制，一定比誰都嘮叨。然而通篇“我我我”的身邊文學是要挨罵的。最近我在一中英文書上看到兩句話，借來罵那種對于自己過份感到興趣的作家，倒是非常恰當：“他們花費一輩子的時間瞪眼看自己的肚臍，并且想法子尋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興趣的，叫人家也來瞪眼看。”我這算不算肚臍眼展覽，我有點疑心，但也還是寫了。

　　錢

　　不知道“抓周”這風俗是否普及各地。我周歲的時候循例在一只漆盤里揀選一件東西，以卜將來志向所趨。我拿的是錢——好像是個小金鎊吧。我妨姑記得是如此。還有一個女傭堅持說我拿的是筆，不知哪一說比較可靠。但是無論如何，從小似乎我就很喜歡錢。我母親非常詫異地發現這一層，一來就搖頭道：“他們這一代的人……”我母親是個清高的人，有錢的時候固然絕口不提錢，即至后來為錢逼迫得很厲害的時候也還把錢看得很輕。這種一塵不染的態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對面去。因此，一學會了“拜金主義”這名詞，我就堅持我是拜金主義者。

　　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小苦雖然經驗到一些，和人家真吃地苦的比起來實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錢的壞處，只知道錢的好處。

　　在家里過活的時候，衣食無憂，學費、醫藥費、娛樂費，全用不著操心，可是自己手里從來沒有錢。因為怕小孩買零嘴吃，我們的壓歲錢總是放在枕頭底下過了年便繳還給父親的，我們也從來沒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歲我沒有單獨到店里買過東西，沒有習慣，也就沒有欲望。

　　看了電影出來，像巡捕房招領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車夫把我認回去(我沒法子找他，因為老是記不得家里汽車的號碼)，這是我回憶中唯一的豪華的感覺。

　　生平第一次賺錢，是在中學時代，畫了一張漫畫投到英文《大美晚報》上，報館里給了我五塊錢，我立刻去買了一支小號的丹琪唇膏。我母親怪我不把那張鈔票留著做個紀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對于我，錢就是錢，可以買到各種我所要的東西。

　　有些東西我覺得是應當為我所有的，因為我較別人更會享受它，因為它給我無比的喜悅。眠思夢想地計劃著一件衣裳，臨到買的時候還得再三考慮著，那考慮的工程，于痛苦中也有著喜悅。錢太多了，就用不著考慮了;完全沒有錢，也用不著考慮了。我這種拘拘束束的苦樂是屬于小資產階級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樣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著這樣的紅綢字條。

　　這一年來我是個自食其力的小市民。關于職業女性，蘇青說過這樣的話：“我自己看看，房間里每一樣東西，連一粒釘，也是我自己買的。可是，這又有什么快樂可官呢?”這是至理名言，多回昧幾遍，方才覺得其中的蒼涼。

　　又聽見一位女士挺著胸脯子說：“我從十七歲起養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歲，沒用過一個男人的錢。”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于負氣吧?

　　到現在為止，我還是充分享受著自給的快樂的，也許因為我于這還是新鮮的事，我不能夠忘記小時候怎樣向父親要錢去付鋼琴教師的薪水。我立在煙鋪跟前，許久，許久，得不到回答。后來我離開了父親，跟著母親住了。問母親要錢，起初是親切有味的事，因為我一直是用一種羅曼蒂克的愛來愛著我母親的。她是位美麗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機會和她接觸，我四歲的時候她就出洋去了，幾次回來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遼遠而神秘的。有兩趟她領我出去，穿過馬路的時候，偶爾拉住我的手，便覺得一種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后來，在她的窘境中三天兩天伸手問她拿錢，為她的脾氣磨難著，為自己的忘思負義磨難著，那些瑣屑的難堪，一點點的毀了我的愛。

　　能夠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

　　苦雖苦一點，我喜歡我的職業。“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從前的文人是靠著統治階級吃飯的，現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興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面是買雜志的大眾。不是拍大眾的馬屁的話——大眾實在是最可愛的顧主，不那么反復無常，“天威莫測”;不搭架子，真心待人，為了你的一點好處會記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眾是抽象的。如果必須要一個主人的話。當然情愿要一個抽象的。

　　嫌的錢雖不夠用，我也還圖了點貨，去年聽見一個朋友預言說：近年來老是沒有銷路的喬琪絨，不久一定要入時了，因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時裝翻不出什么新花樣來，勢必向五年前的回憶里去找尋靈感。于是我省下幾百元來買了一件喬琪絨衣料。囤到現在，在市面上看見有喬琪絨出現了，把它送到寄售店里去，卻又希望賣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是這樣充滿了矛盾，上街買菜去，大約是帶有一種落難公子的浪漫的態度吧?然而最近，一個賣萊的老頭稱了菜裝進我的網袋的時候，把網袋的絆子銜在嘴里銜了一會兒。我拎著那濕濡的絆子，并沒有什么異樣的感覺。自己發現與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興——好像是一點踏實的進步，也說不出是為什么。

　　穿

　　張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歡一個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藍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徽露出紅綢旗袍，天真老實之中帶點誘惑性，我沒有資格進他的小說，也沒有這志愿。因為我母親愛做衣服，我父親曾經咕嚕過：“一個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憶之一是我母親立在鏡子跟前，在綠短襖上別上翡翠胸針，我在旁邊仰臉看著，羨慕萬分，自己簡直等不及長大。我說過：“八歲我要梳愛司頭，十歲我要穿高跟鞋，十六歲我可以吃粽子湯團，吃一切難于消化的東西。”越是性急，越覺得日子太長。童年的一天一天，溫暖而遲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紅絨里子上曬著的陽光。

　　有時候又嫌日子過得太快了，突然長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國衣服，蔥綠織錦的，一次也沒有上身，已經不能穿了。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傷心，認為是終生的遺憾。

　　有一個時期在繼母治下生活著，揀她穿剩的衣服穿，永遠不能忘記一件黯紅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顏色，穿不完地穿著，就像渾身都生了陳瘡;冬天已經過去了，還留著凍瘡的疤——是那樣的憎惡與羞恥。一大半是因為自慚形穢，中學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學畢業后跟著母親過。我母親提出了很公允的辦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話，那就不必讀書了，用學費來裝扮自己;要繼續讀書，就沒有余錢兼顧到衣裝上。我到香港去讀大學，后來得了兩個獎學金，為我母親省下了一點錢，覺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隨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還沉溺其中。

　　色澤的調和，中國人新從西洋學到了“對照”與“和諧”兩條規矩——用粗淺的看法，對照便是紅與綠，和諧便是綠與綠。殊不知兩種不同的綠，其沖突傾軋是非常顯著的;兩種綠越是只推扳一點點，看了越使人不安。紅綠對照，就像圣誕樹似的，缺少回昧。中國人從前也注重明朗的對照。有兩句兒歐：“紅配綠，看不足;紅配紫，一泡屎。”《金瓶梅》里，家人媳婦宋蕙蓮穿著大紅襖，借了條紫裙子穿著;西門慶看著不順眼，開箱子找了一匹藍綢與她做裙子。

　　現代的中國人往往說從前的人不懂得配顏色。古人的對照不是絕對的，而是參差的對照，譬如說：寶藍配蘋果綠，松花色配大紅，蔥綠配桃紅。我們已經忘記了從前所知道的。

　　過去的那種婉妙復雜的調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所以我喜歡到虹口去買東西，就可借他們的衣料都像古畫似的卷成圓柱形，不能隨便參觀，非得讓店伙一卷一卷慢慢的打開來。把整個的店鋪攪得稀亂而結果什么都不買，是很難為情的事。

　　和服的裁制極其繁復，衣料上寬綽些的圖案往往被埋沒了，倒是做了線條簡單的中國旗袍，予人的印象較為明晰。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圖畫。買回家來，沒交給裁縫之前我常常幾次三番拿出來賞鑒：棕擱樹的葉子半掩著緬甸的小廟，雨紛紛的，在紅棕色的熱帶;初夏的池塘，水上結了一層綠膜。配著浮萍和斷梗的紫的自的丁香，仿佛應當填人《哀江南》的小令里;還有一件，題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陰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看到了而沒買成的我也記得。有一種檄攬綠的暗色綢，上面掠過大的黑影，滿蓄著風雷。還有一種絲質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閃著木紋、水紋;每隔一段路，水上飄著兩朵茶碗大的梅花，鐵劃銀鉤，像中世紀禮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畫，紅玻璃上嵌著沉重的鐵質沿邊。

　　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種叫不出名字來的顏色，青不青，灰不灰，黃不黃，只能做背景的，那都是中立色，又叫保護色，又叫文明色，又叫混合色。混合色里面也有秘艷可愛的，照在身上像另一個宇宙里的太陽。但是我總覺得還不夠，還不夠，像VanGogh①畫圖，畫到法國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總嫌著色不夠強烈，把顏色大量地堆上去，高高凸了起來，油畫變了浮雕。

　　①VanGogh，通譯凡·高(1853—1890)，荷蘭畫家，后期印象畫派代表人物之—。

　　對于不會說話的人，衣服是一種言語，隨身帶著的一種袖珍戲劇。這樣地生活在自制的戲劇氣氛里，豈不是成了“套中人”了么?(契訶夫的‘‘套中人”，永遠穿著雨衣，打著傘，嚴嚴地遮住他自己，連他的表也有表袋，什么都有個套子。)生活的戲劇化是不健康的。像我們這樣生長在都市文化中的人，總是先看見海的圖

　　畫，后看見海;先讀到愛情小說，后知道愛;我們對于生活的體驗往往是第二輪的，借助于人為的戲劇，因此在生活與生活的戲劇化之間很難劃界。

　　有天晚上，在月亮底下，我和一個同學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我十二歲，她比我大幾歲。她說：“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樣。”因為有月亮，因為我生來是一個寫小說的人。我鄭重地低低說道：“我是……除了我的母親，就只有你了。”她當時很感動，連我也被自己感動了。

　　還有一件事也使我不安，那更早了，我五歲，我母親那時候不在中國。我父親的姨太太是一個年紀比他大的妓女，名喚老八，蒼白的瓜子臉，垂著長長的前留海，她替我做了頂時髦的雪青絲絨的短襖長裙，向我說：“看我待你多好!你母親給你們做衣服，總是拿舊的東拼西改，哪兒舍得用整幅的絲絨?你喜歡我還是喜歡你母親?”我說：“喜歡你。”因為這次并沒有說謊，想起來更覺耿耿于心了。

　　吃

　　小時候常常夢見吃云片糕，吃著吃著，薄薄的糕變成了紙，除了梁，還感到一種難堪的張憫。

　　一直喜歡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時候設法先把碗邊的小白珠子吞下去。

　　《紅樓夢》上，賈母問薛寶級愛聽何戲，愛吃何物。寶銀深知老年人喜看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物，便都揀賈母喜歡的說了。我和老年人一樣的愛吃甜的爛的。一切脆薄爽口的，如腌萊、醬蘿卜、蛤螟酥，都不喜歡，瓜子也不會嗑，細致些的菜如魚蝦完全不會吃，是一個最安分的“肉食者”。

　　上海所謂“牛肉莊”是可愛的地方，雪白干凈，瓷磚墻上丁字式貼著“湯肉××元，腓利××元”的深桃紅紙條。屋頂上，球形的大白燈上罩著防空的黑布套，襯著大紅里子，明朗得很。白外套的伙計們個個都是紅潤肥胖，笑嘻嘻的，一只腳踏著板凳，立著看小報。他們的茄子特別大，他們的洋蔥特別香，他們的豬特別的該殺。門口停著塌車，運了兩口豬進來，齊齊整整，尚未開剝，嘴尖有些血漬，肚腹掀開一線，露出大紅里子。不知道為什么，看了絕無絲毫不愉快的感覺，一切都是再應當也沒有，再合法，更合適也沒有。我很愿意在牛肉莊上找個事，坐在計算機前面專管收錢。那里是空氣清新的精神療養院。凡事想得太多了是不行的。

　　上大人

　　坐在電車上，抬頭看面前立著的人，盡多相貌堂堂，一表非俗的，可是鼻孔里很少是干凈的。所以有這句話：“沒有誰能夠在他的底下人跟前充英雄。”

　　弟弟

　　我弟弟生得很美麗我一點也不。從小我們家里誰都惋惜著，因為那樣的小嘴、大眼睛與長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臉上，簡直是白糟蹋了。長輩就愛問他：“你把眼睫毛借給我好不好?明天就還你。”然而他總是一曰回絕了。有一次，大家說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問道：“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虛榮心。

　　他妒忌我畫的圖，趁沒人的時候拿來撕了或是涂上兩道黑杠子。我能夠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壓迫。我比他大一歲，比他會說話，比他身體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一同玩的時候，總是我出主意。我們是《金家莊》上能征慣戰的兩員曉將，我叫月紅，他叫杏紅，我使一日寶劍，他使兩只銅錘，還有許許多多虛擬的伙伴。開幕的時候永遠是黃昏，金大媽在公眾的廚房里略略切萊，大家飽餐戰飯，趁著月色翻過山頭去攻打蠻人。路上偶爾殺兩頭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錦毛毯，剖開來像白煮雞蛋，可是蛋黃是圓的。我弟弟常常不聽我的調派，因而爭吵起來。他是“既不能令，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實在是秀美可愛，有時候我也讓他編個故事：一個旅行的人為老虎追趕著，趕著，趕著，潑風似的跑，后頭鳴鳴趕著……沒等他說完，我已經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當個小玩意。

　　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讀的時候多，難得回家，也不知道我弟弟過的是何等樣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見他，吃了一驚。他變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凈的藍布罩衫，租了許多連環圖畫來看。我自己那時候正在讀穆時英①的《南北極》與巴金的《滅亡》，認為他的口胃大有糾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見了。大家紛紛告訴我他的劣跡，逃學，件逆，沒志氣。我比誰都氣憤，附和著眾人，如此激烈地低毀他，他們反而倒過來勸我了。

　　①穆時英(1902-1940)，現代小說家，“新感覺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南北極》、《公墓》等。

　　后來，在飯桌上，為了一點小事，我父親打了他一個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飯碗擋住了臉，眼淚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來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說你!你瞧，他沒哭，你倒哭了!”我丟下了碗沖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閂上了門，無聲地抽噎著，我立在鏡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動的臉，看著眼淚滔涵流下來，像電影里的特寫。我咬著牙說：“我要報仇。有一天我要報仇。”

　　浴室的玻璃窗臨著陽臺，啪的一聲，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彈回去了。我弟弟在陽臺上踢球。他已經忘了那回事了。這一類的事，他是慣了的。我沒有再哭，只感到一陣寒冷的悲哀。

　　張愛玲散文三：中國的日夜

　　去年秋冬之交我天天去買菜。有兩趟買菜回來竟做出一首詩，使我自己非常詫異而且快樂。一次是看見路上洋梧桐的落葉，極慢極慢地掉下一片來，那姿勢從容得奇怪。我立定了看它，然而等不及它到地我就又往前走了，免得老站在那里像是發呆。走走又回過頭去看了個究竟。以后就寫了這個——

　　落時的愛

　　大的黃葉子朝下掉;

　　慢慢的，它經過風，

　　經過淡青的天，

　　經過天的刀光，

　　黃灰樓房的塵夢。

　　下來到半路上，

　　看得出它是要，

　　去吻它的影子。

　　地上它的影子，

　　迎上來迎上來，

　　又像是往斜里飄。

　　葉子盡著慢著，

　　裝出中年的漠然，

　　但是，一到地，

　　金焦的手掌

　　小心覆著個小黑影

　　如同捉蟋蟀——

　　“唔，在這兒了!”

　　秋陽里的

　　水門汀地上，

　　靜靜睡在一起，

　　它和它的愛。

　　又一次我到小菜場去，已經是冬天了。太陽煌煌的，然而空氣里有一種清濕的氣味，如同晾在竹竿上成陣的衣裳。地下搖搖擺擺走著的兩個小孩子，棉袍的花色相仿，一個像碎切脆菜，一個像醬菜，各人都是胸前自小而大一片深暗的油漬，像關公額下盛胡須的錦囊。又有個抱在手里的小孩，穿著桃紅假嘩嘰的棉袍，那珍貴的顏色在一冬日積月累的黑膩污穢里真是雙手捧出來的，看了叫人心痛，穿臟了也還是污泥里的蓮花。至于藍布的藍，那是中國的“國色”。不過街上一般人穿的藍布衫大都經過補綴，深深淺淺，都像雨洗出來的，青翠醒目。我們中國本來是補釘的國家，連天都是女娟補過的。

　　一個賣桔子的把擔子歇在馬路邊上，抱著胳膊閑看景致，扁圓臉上的大眼睛黑白分明。但是，忽然——我已經走過他面前了，忽然他把臉一揚，綻開極大的嘴，朝天唱將起來：“一百只洋買兩只!一百只洋兩只買剛!伙姬!一百只洋賤末賤咧!”這歌聲我在樓上常常聽見的，但還是嚇了一跳，不大能夠相信就是從他嘴里出來的，因為聲音極大，而前一秒鐘他還是在那里靜靜眺望著一切的。現在他仰著頭，面如滿月，笑嘻嘻張開大口嗆喝著，完全像SAPAJOU漫畫里的中國人。外國人畫出的中國人總是樂天的，狡猾可愛的苦哈哈，使人樂于給他騙兩個錢去的。那種愉快的空氣想起來真叫人傷心。

　　有個道士沿街化緣，穿一件黃黃的黑布道拖，頭頂心梳的一個灰撲撲的小髻，很像摩登女人的兩個小鬈疊在一起。黃臉上的細眼睛與頭發同時一把拉了上去，也是一個苦命的女人的臉相。看不出他有多大年紀，但是因為營養不足，身材又高又瘦，永遠是十七八歲抽長條子的摸樣。他斜斜握著一個竹簡，“托——托——”敲著，也是一種鐘擺，可是計算的是另一種時間，仿佛荒山古廟里的一寸寸斜陽。時間與空間一樣，也有它的值錢地段，也有大片的荒蕪。不要說“寸金難買”了，多少人想為一口苦飯賣掉一生的光陰還沒人要。(連來生也肯賣——那是子孫后裔的前途。)這道士現在帶著他們一錢不值的過剩的時間，來到這高速度的大城市里。周圍許多續紛的廣告牌、店鋪，汽車喇叭嘟嘟響;他是古時候傳奇故事里那個做黃梁夢的人，不過他單只睡了一覺起來了，并沒

　　有做那么個夢——更有一種憫然。……那道士走到一個五金店門前倒身下拜，當然人家沒有錢給他，他也目中無人似的，茫茫地磕了個頭就算了。自爬起來，“托——托——”敲著，過渡到隔壁的煙紙店門首，復又“跪倒在地埃塵”，歪垂著一顆頭，動作是黑色的淤流，像一朵黑菊花徐徐開了。看著他，好像這個世界的塵埃真是越積越深了，非但灰了心，無論什么東西都是一捏就粉粉碎，成了灰。我很覺得震動，再一想，老這么跟在他后面看著，或者要來向我捐錢了——這才三腳兩步走開了。

　　從菜場回來的一個女傭，菜籃里一團銀白的粉絲，像個蓬頭老婦人的髻。又有個女人很滿意地端端正正捧著個朱漆盤子，里面矗立著一堆壽面，巧妙地有層次地招疊懸掛;頂上的一撮子面用個桃紅小紙條一束，如同小女孩頭上扎的紅線把根。淡米色的頭發披垂下來，一莖一莖粗得像小蛇。

　　又有個小女孩拎著個有蓋的鍋走過，那鍋兩邊兩只絆子里穿進一根藍布條，便于提攜。很寬的一條二藍布帶子，看著有點臟相，可是更覺得這個鍋是同她有切身關系的，“心連手，手連心”。

　　肉店里學徒的一雙手已經凍得非常大了，橐橐拿刀剁著肉，猛一看就像在那里剁著紅腫的手指。柜臺外面來了個女人，是個衰年的娟妓吧，現在是老鴇，或是合伙做生意的娘姨。頭發依舊燙得蓬蓬松松撂向耳后，臉上有眉目校好的遺跡，現在也不疤不麻，不知怎么有點凸凹不平，猶猶疑疑的。她口鑲金牙，黑綢皮袍卷起了袖口，袖口的羊皮因為舊的緣故，一絲一絲膠為一瓣一瓣，紛被著如同白色的磅蟹菊。她要買半斤肉，學徒忙著切他的肉絲，也不知他是沒聽見還是不答理。她臉上現出不確定的笑容，在門外立了一會，翹起兩只手，顯排她袖口的羊皮，指頭上兩只金戒指，指甲上斑駁的紅蔻丹。

　　肉店老板娘坐在八仙桌旁邊，向一個鄉下上來的親戚宣講小姑的劣跡。她兩手抄在口袋里，太緊的棉袍與藍布罩袍把她像五花大綁似地綁了起來;她掙扎著，頭往前伸，瞪著一雙麻黃眼睛，但是在本埠新聞里她還可以是個“略具姿首”的少婦。“噢!阿哥格就是伊個!阿哥屋里就是伊屋里——從前格能講末哉，現在算啥?”她那口氣不是控訴也不是指斥，她眼睛里也并沒有那親戚，只是仇深似海;如同面前展開了一個大海似的，她眼睛里是那樣的茫茫的無望。一次一次她提高了喉嚨，發聲喊，都仿佛是向海里吐口痰，明知元濟于事。那親戚銜著旱煙管，穿短打，一只腳踏在長板凳上;他也這樣勸她：“格仔閑話倒也(要勿)去講伊(口老)……”然而她緊接著還是恨一聲：“噢!依阿哥囤兩塊肉皮依也搭伊去賣賣脫!”她把下巴舉起來向墻上一指;板壁高處，釘著幾

　　枚釘，現在只有件藍布圍裙掛在那里。

　　再過去一家店面，無線電里媚媚唱著申曲，也是同樣的人情人理有來有去的家常是非。先是個女人在那里發言，然后一個男子高亢流利地接口唱出這一串：“想我年紀大來歲數增，三長兩短命歸陰，抱頭送終有啥人?”我真喜歡聽，耳朵如魚得水，在那音樂里翅棚游著。街道轉了個彎，突然荒涼起來。迎面一帶紅墻，紅磚上漆出來姥姥大的四個藍團白字，是一個小學校。校園里高高生長著許多蕭條的白色大樹;背后的瑩白的天，將微歌的樹干映成了淡綠的。

　　中曲還在那里唱著，可是詞句再也聽不清了。我想起在一個唱本上看到的開篇：“譙樓初鼓定天下——隱隱譙樓二鼓敲……譙樓三鼓更凄涼……”第一旬口氣很大，我非常喜歡那壯麗的景象，漢庸一路傳下來的中國，萬家燈火，在更鼓聲中漸漸靜了下來。

　　我拿著個網袋，里面瓶瓶罐罐，兩只洋瓷蓋碗里的豆腐與甜面醬都不能夠讓它傾側，一大棵黃芽菜又得側著點，不給它壓碎了底下的雞蛋;扶著挽著，吃力得很。冬天的陽光雖然微弱，正當午時，而且我路走得多，曬得久了，日光像個黃蜂在頭上嗡嗡轉，營營擾擾的，竟使人癢刺刺地出了汗。我真快樂我是走在中國的太陽底下。我也喜歡覺得手與腳都是年青有氣力的。而這一切都是連在一起的，不知為什么。快樂的時候，無線電的聲音，街上的顏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憂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國的泥沙。總之，到底是中國。回家來，來不及地把萊蔬往廚房里一堆，就坐在書桌前。我從來沒有這么快地寫出東西來過，所以簡直心驚膽戰。涂改之后成為這樣：——

　　中國的日夜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國土。

　　亂紛紛都是自己人：

　　補了又補，連了又連的

　　補釘的彩云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興曬著太陽去買回來

　　沉重累贅的一日三餐。

　　譙樓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

　　嘈嘈的煩冤的人聲下沉。

　　沉到底。……

　　中國，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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