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這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標桿式的人物,以其優美的文筆和高潔的品格為人們所稱道,他的作品更是得到了一代又一代讀者的喜愛,至今依然有著獨特的魅力。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朱自清散文經典，希望大家喜歡。

　　朱自清散文經典一：《梅花》后記

　　這一卷詩稿的運氣真壞!我為它碰過好幾回壁，幾乎已經絕望。現在承開明書店主人的好意，答應將它印行，讓我盡了對于亡友的責任，真是感激不盡!

　　偶然翻閱卷前的序，后面記著一九二四年二月;算來已是四年前的事了。而無隅的死更在前一年。這篇序寫成后，曾載在《時事新報》的《文學旬刊》上。那時即使有人看過，現在也該早已忘懷了吧?無隅的棺木聽說還停在上海某處;但日月去得這樣快，五年來人事代謝，即在無隅的親友，他的名字也已有點模糊了吧?想到此，頗有些莫名的寂寞了。我與無隅末次聚會，是在上海西門三德里(?)一個樓上。那時他在美術專門學校學西洋畫，住著萬年橋附近小弄堂里一個亭子間。我是先到了那里，再和他同去三德里的。那一暑假，我從溫州到上海來玩兒;因為他春間交給我的這詩稿還未改好，所以一面訪問，一面也給他個信。見面時，他那瘦黑的，微笑的臉，還和春間一樣;從我認識他時，他的臉就是這樣。我怎么也想不到，隔了不久的日子，他會突然離我們而去!--但我在溫州得信很晚，記得仿佛已在他死后一兩個月;那時我還忙著改這詩稿，打算寄給他呢。

　　他似乎沒有什么親戚朋友，至少在上海是如此。他的病情和死期，沒人能說得清楚，我至今也還有些茫然;只知道病來得極猛，而又沒錢好好醫治而已。后事據說是幾個同鄉的學生湊了錢辦的。他們大抵也沒錢，想來只能草草收殮罷了。棺木是寄在某處。他家里想運回去，苦于沒有這筆錢--雖然不過幾十元。他父親與他朋友林醒民君都指望這詩稿能賣得一點錢。不幸碰了四回壁，還留在我手里;四個年頭已飛也似地過去了。自然，這其間我也得負多少因循的責任。直到現在，賣是賣了，想起無隅的那薄薄的棺木，在南方的潮濕里，在數年的塵封里，還不知是什么樣子!其實呢，一堆腐骨，原無足惜;但人究竟是人，明知是迷執，打破卻也不易的。

　　無隅的父親到溫州找過我，那大約是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吧。一望而知，這是一個老實的內地人。他很愁苦地說，為了無隅讀書，家里已用了不少錢。誰知道會這樣呢?他說，現在無隅還有一房家眷要養活，運棺木的費，實在想不出法。聽說他有什么稿子，請可憐可憐，給他想想法吧!我當時答應下來;誰知道一耽擱就是這些年頭!后來他還轉托了一位與我不相識的人寫信問我。我那時已離開溫州，因事情尚無頭緒，一時忘了作覆，從此也就沒有音信。現在想來，實在是很不安的。

　　我在序里略略提過林醒民君，他真是個值得敬愛的朋友!最熱心無隅的事的是他;四年中不斷地督促我的是他。我在溫州的時候，他特地為了無隅的事，從家鄉玉環來看我，又將我刪改過的這詩稿，端端正正的抄了一遍，給編了目錄，就是現在付印的稿本了。我去溫州，他也到漢口寧波各地做事;常有信給我，信里總殷殷問起這詩稿。去年他到南洋去，臨行還特地來信催我。他說無隅死了好幾年了，僅存的一卷詩稿，還未能付印，真是一件難以放下的心事;請再給向什么地方試試，怎樣?他到南洋后，至今尚無消息，海天遠隔，我也不知他在何處。現在想寄信由他家里轉，讓他知道這詩稿已能付印;他定非常高興的。古語說，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他之于無隅，這五年以來，有如一日，真是人所難能的!

　　關心這詩稿的，還有白采與周了因兩位先生。白先生有一篇小說，叫《作詩的兒子》，是紀念無隅的，里面說到這詩稿。那時我還在溫州。他將這篇小說由平伯轉寄給我，附了一信，催促我設法付印。他和平伯，和我，都不相識;因這一來，便與平伯常常通信，后來與我也常通信了。這也算很巧的一段因緣。我又告訴醒民，醒民也和他寫了幾回信。據醒民說，他曾經一度打算出資印這詩稿;后來因印自己的詩，力量來不及，只好罷了。可惜這詩稿現在行將付印，而他已死了三年，竟不能見著了!周了因先生，據醒民說，也是無隅的好友。醒民說他要給這詩稿寫一篇序，又要寫一篇無隅的傳。但又說他老是東西飄泊著，沒有準兒;只要有機會將這詩稿付印，也就不必等他的文章了。我知道他現在也在南洋什么地方;路是這般遠，我也只好不等他了。

　　春余夏始，是北京最好的日子。我重翻這詩稿，溫尋著舊夢，心上倒像有幾分秋意似的。

　　1928年5月9日作。

　　朱自清散文經典二：旅行雜記

　　這次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南京開第三屆年會，我也想觀觀光;故不遠千里的從浙江趕到上海，決于七月二日附赴會諸公的車尾而行。一殷勤的招待

　　七月二日正是浙江與上海的社員乘車赴會的日子。在上海這樣大車站里，多了幾十個改進社社員，原也不一定能夠顯出甚么異樣;但我卻覺得確乎是不同了，一時之盛的光景，在車站的一角上，是顯然可見的。這是在茶點室的左邊;那里叢著一群人，正在向兩位特派的招待員接洽。壁上貼著一張黃色的磅紙，寫著龍蛇飛舞的字：二等四元A，三等二元A。兩位招待員開始執行職務了;這時已是六點四十分，離開車還有二十分鐘了。招待員所應做的第一大事，自然是買車票。買車票是大家都會的，買半票卻非由他們二位來優待一下不可。優待可真不是容易的事!他們實行優待的時候，要向每個人取名片，票價，--還得找錢。他們往還于茶點室和售票處之間，少說些，足有二十次!他們手里是拿著一疊名片和鈔票洋錢;眼睛總是張望著前面，仿佛遺失了什么，急急尋覓一樣;面部筋肉平板地緊張著;手和足的運動都像不是他們自己的。好容易費了二虎之力，居然買了幾張票，憑著名片分發了。每次分發時，各位候補人都一擁而上。等到得不著票子，便不免有了三三兩兩的怨聲了。那兩位招待員買票事大，卻也顧不得這些。可是鐘走得真快，不覺七點還欠五分了。這時票子還有許多人沒買著，大家都著急;而招待員竟不出來!有的人急忙尋著他們，情愿取回了錢，自買全票;有的向他們頓足舞手的責備著。他們卻只是忙著照名片退錢，一言不發。--真好性兒!于是大家三步并作兩步，自己去買票子;這一擠非同小可!我除照付票價外，還出了一身大汗，才弄到一張三等車票。這時候對兩位招待員的怨聲真載道了：這樣的飯桶!真飯桶!早做什么事的?六點鐘就來了，還是自己買票，冤不冤!我猜想這時候兩位招待員的耳朵該有些兒熱了。其實我倒能原諒他們，無論招待的成績如何，他們的眼睛和腿總算忙得可以了，這也總算是殷勤了;他們也可以對得起改進社了，改進社也可以對得起他們的社員了。--上車后，車就開了;有人問，兩個飯桶來了沒有?沒有吧!車是開了。二躬逢其盛

　　七月二日的晚上，花了約莫一點鐘的時間，才在大會注冊組買了一張旁聽的標識。這個標識很不漂亮，但頗有實用。七月三日早晨的年會開幕大典，我得躬逢其盛，全靠著它呢。

　　七月三日的早晨，大雨傾盆而下。這次大典在中正街公共講演廳舉行。該廳離我所住的地方有六七里路遠;但我終于冒了狂風暴雨，乘了黃包車赴會。在這一點上，我的熱心決不下于社員諸君的。

　　到了會場門首，早已停著許多汽車，馬車;我知道這確乎是大典了。走進會場，坐定細看，一切都很從容，似乎離開會的時間還遠得很呢!--雖然規定的時間已經到了。樓上正中是女賓席，似乎很是寥寥;兩旁都是軍警席--正和樓下的兩旁一樣。一個黑色的警察，間著一個灰色的兵士，靜默的立著。他們大概不是來聽講的，因為既沒有賽瓷的社員徽章，又沒有和我一樣的旁聽標識，而且也沒有真正的席--坐位。(我所謂軍警席，是就實際而言，當時場中并無此項名義，合行聲明。)聽說督軍都要駕臨該場;他們原是保衛兩長來的，他們原是監視我們來的，好一個武裝的會場!

　　那時兩長未到，盛會還未開場;我們忽然要做學生了!一位教員風的女士走上臺來，像一道光閃在聽眾的眼前;她請大家練習《盡力中華》歌。大家茫然的立起，跟著她唱。但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有些人不敢高唱，有些人竟唱不出。所以唱完的時候，她溫和地笑著向大家說：這回太低了，等等再唱一回。她輕輕的鞠了躬，走了。等了一等，她果然又來了。說完一--二--三--四之后，《盡力中華》的歌聲果然很響地起來了。她將左手插在腰間，右手上下的揮著，表示節拍;揮手的時候，腰部以上也隨著微微的向左右傾側，顯出極為柔軟的曲線;她的頭略略偏右仰著，嘴唇輕輕的動著，嘴唇以上，盡是微笑。唱完時，她仍笑著說，好些了，等等再唱。再唱的時候，她拍著兩手，發出清脆的響，其余和前回一樣。唱完，她立刻又一--二--三--四的要大家唱。大家似乎很驚愕，似乎她真看得大家和學生一樣了;但是半秒鐘的驚愕與不耐以后，終于又唱起來了--自然有一部分人，因疲倦而休息。于是大家的臨時的學生時代告終。不一會，場中忽然紛擾，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東北角上;這是齊督軍，韓來了，開會的時間真到了!

　　空空的講壇上，這時竟濟濟一臺了。正中有三張椅子，兩旁各有一排椅子。正中的三人是齊燮元，韓國鈞，另有一個西裝少年;后來他演說，才知是高督辦--就是諱恩洪的了--的代表。這三人端坐在臺的正中，使我聯想到大雄寶殿上的三尊佛像;他們雖坦然的坐著，我卻無端的為他們惶恐著。--于是開會了，照著秩序單進行。詳細的情形，有各報記述可看，毋庸在下再來饒舌。現在單表齊燮元，韓國鈞和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博士的高論。齊燮元究竟是督軍兼巡閱使，他的聲音是加倍的洪亮;那時場中也特別肅靜--齊燮元究竟與眾不同呀!他咬字眼兒真咬得清白;他的話是字本位，是一個字一個字吐出來的。字與字間的時距，我不能指明，只覺比普通人說話延長罷了;最令我驚異而且焦躁的，是有幾句說完之后。那時我總以為第二句應該開始了，豈知一等不來，二等不至，三等不到;他是在唱歌呢，這兒碰著全休止符了!等到三等等完，四拍拍畢，第二句的第一個字才姍姍的來了。這其間至少有一分鐘;要用主觀的計時法，簡直可說足有五分鐘!說來說去，究竟他說的是什么呢?我恭恭敬敬的答道：半篇八股!他用拆字法將中華教育改進社一題拆為四段：先做教育二字，是為第一股;次做教育改進，是為第二股;中華教育改進是第三股;加上社字，是第四股。層層遞進，如他由督軍而升巡閱使一樣。齊燮元本是廩貢生，這類文章本是他的拿手戲;只因時代維新，不免也要改良一番，才好應世;八股只剩了四股，大約便是為此了。最教我不忘記的，是他說完后的那一鞠躬。那一鞠躬真是與眾不同，鞠下去時，上半身全與講桌平行，我們只看見他一頭的黑發;他然后慢慢的立起退下。這其間費了普通人三個一鞠躬的時間，是的的確確的。接著便是韓國鈞了。他有一篇改進社開會詞，是開會前已分發了的。里面曾有一節，論及現在學風的不良，頗有痛心疾首之概。我很想聽聽他的高見。但他卻不曾照本宣揚，他這時另有一番說話。他也經過了許多時間;但不知是我的精神不濟，還是另有原因，我毫沒有領會他的意思。只有煞尾的時候，他提高了喉嚨，我也豎起了耳朵，這才聽見他的警句了。他說：現在政治上南北是不統一的。今天到會諸君，卻南北都有，同以研究教育為職志，毫無畛域之見。可見統一是要靠文化的，不能靠武力!這最后一句話確是漂亮，贏得如雷的掌聲和許多輕微的贊嘆。他便在掌聲里退下。這時我們所注意的，是在他肘腋之旁的齊燮元;可惜我眼睛不佳，不能看到他面部的變化，因而他的心情也不能詳說：這是很遺憾的。于是--是我行文的于是，不是事實的于是，請注意--來了郭秉文博士。他說，我只記得他說，青年的思想應穩健，正確。旁邊有一位告訴我說：這是齊燮元的話。但我卻發見了，這也是韓國鈞的話，便是開會辭里所說的。究竟是誰的話呢?或者是英雄所見，大略相同么?這卻要請問郭博士自己了。但我不能明白：什么思想才算正確和穩健呢?郭博士的演說里不曾下注腳，我也只好終于莫測高深了。

　　還有一事，不可不記。在那些點綴會場的警察中，有一個瘦長的，始終筆直的站著，幾乎不曾移過一步，真像石像一般，有著可怕的靜默。我最佩服他那昂著的頭和垂著的手;那天真苦了他們三位了!另有一個警官，也頗可觀。他那肥硬的身體，凸出的肚皮，老是背著的雙手，和那微微仰起的下巴，高高翹著的仁丹胡子，以及胸前累累掛著的徽章--那天場中，這后兩件是他所獨有的--都顯出他的身份和驕傲。他在樓下左旁往來的徘徊著，似乎在督率著他的部下。我不能忘記他。三第三人稱

　　七月A日，正式開會。社員全體大會外，便是許多分組會議。我們知道全體大會不過是那么回事，值得注意的是后者。我因為也忝然的做了國文教師，便決然無疑地投到國語教學組旁聽。不幸聽了一次，便生了病，不能再去。那一次所議的是采用他，她，牠案(大意如此，原文忘記了);足足議了兩個半鐘頭，才算不解決地解決了。這次討論，總算詳細已極，無微不至;在討論時，很有幾位英雄，舌本翻瀾，妙緒環涌，使得我茅塞頓開，搖頭佩服。這不可以不記。

　　其實我第一先應該佩服提案的人!在現在大家已經采用他，她，牠的時候，他才從容不迫地提出了這件議案，真可算得老成持重，不敢為天下先，確遵老子遺訓的了。在我們禮義之邦，無論何處，時間先生總是要先請一步的;所以這件議案不因為他的從容而被忽視，反因為他的從容而被尊崇，這就是所謂讓德。且看當日之情形，誰不興高而采烈?便可見該議案的號召之力了。本來呢，新文學里的第三人稱代名詞也太紛歧了!既她伊之互用，又她它之不同，更有佢彼之流，竄跳其間;于是乎烏煙瘴氣，一塌糊涂!提案人雖只為辨性起見，但指定的三字，皆屬于也字系統，儼然有正名之意。將來也字系統若竟成為正統，那開創之功一定要歸于提案人的。提案人有如彼的力量，如此的見解，怎不教人佩服?

　　討論的中心點是在女人，就是在她字。人讓他站著，牛也讓它站著;所饒不過的是女人，就是她字旁邊立著的那女人!于是辯論開始了。一位教師說，據我的經驗，女學生總不喜歡她字--男人的他，只標一個人字旁，女子的她，卻特別標一個女字旁，表明是個女人;這是她們所不平的!我發出的講義，上面的他字，她們常常要將人字旁改成男字旁，可以見她們報復的意思了。大家聽了，都微微笑著，像很有味似的。另一位卻起來駁道，我也在女學堂教書，卻沒有這種情形!海格爾的定律不錯，調和派來了，他說，這本來有兩派：用文言的歡喜用伊字，如周作人先生便是;用白話的歡喜用她字，伊字用的少些;其實兩個字都是一樣的。用文言的歡喜用伊字，這句話卻有意思!文言里間或有伊字看見，這是真理;但若說那些伊都是女人，那卻不免委屈了許多男人!周作人先生提倡用伊字也是實，但只是用在白話里;我可保證，他決不曾有什么用文言的話!而且若是主張伊字用于文言，那和主張人有兩只手一樣，何必周先生來提倡呢?于是又冤枉了周先生!--調和終于無效，一位女教師立起來了。大家都傾耳以待，因為這是她們的切身問題，必有一番精當之論!她說話快極了，我聽到的警句只是，歷來加女字旁的字都是不好的字;她字是用不得的!一位他立刻駁道，好字豈不是女字旁么?大家都大笑了，在這大笑之中。忽有蒼老的聲音：我看他字譬如我們普通人坐三等車;她字加了女字旁，是請她們坐二等車，有什么不好呢?這回真哄堂了，有幾個人笑得眼睛亮晶晶的，眼淚幾乎要出來;真是所謂笑中有淚了。后來的情形可有些模糊，大約便在談笑中收了場;于是乎一幕喜劇告成。二等車，三等車這一個比喻，真是新鮮，足為修辭學開一嶄新的局面，使我有永遠的趣味。從前賈寶玉說男人的骨頭是泥做的，女人的骨頭是水做的，至今傳為佳話;現在我們的辯士又發明了這個二三等車的比喻，真是媲美前修，啟迪來學了。但這個二三等之別究竟也有例外;我離開南京那一晚，明明在三等車上看見三個她!我想：她她她何以不坐二等車呢?難道客氣不成?--那位辯士的話應該是不錯的!

　　1924年7月14日，溫州。

　　朱自清散文經典三：我所見的葉圣陶

　　我第一次與圣陶見面是在民國十年的秋天。那時劉延陵兄介紹我到吳淞炮臺灣中國公學教書。到了那邊，他就和我說：“葉圣陶也在這兒。”我們都念過圣陶的小說，所以他這樣告我。我好奇地問道：“怎樣一個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訪問圣陶的時候，我覺得他的年紀并不老，只那樸實的服色和沉默的風度與我們平日所想象的蘇州少年文人葉圣陶不甚符合罷了。

　　記得見面的那一天是一個陰天。我見了生人照例說不出話;圣陶似乎也如此。我們只談了幾句關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見，便告辭了。延陵告訴我每星期六圣陶總回甪直去;他很愛他的家。他在校時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與他不熟，只獨自坐在屋里。不久，中國公學忽然起了風潮。我向延陵說起一個強硬的辦法;--實在是一個笨而無聊的辦法!--我說只怕葉圣陶未必贊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贊成了!后來細想他許是有意優容我們吧;這真是老大哥的態度呢。我們的辦法天然是失敗了，風潮延宕下去;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來。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見面;同時又認識了西諦，予同諸兄。這樣經過了一個月;這一個月實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出圣陶始終是個寡言的人。大家聚談的時候，他總是坐在那里聽著。他卻并不是喜歡孤獨，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聽著。至于與人獨對的時候，自然多少要說些話;但辯論是不來的。他覺得辯論要開始了，往往微笑著說：“這個弄不大清楚了。”這樣就過去了。他又是個極和易的人，輕易看不見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著的《晨報》副張，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從家里捎來給我看;讓我隨便放在一個書架上，給散失了。當他和我同時發見這件事時，他只略露惋惜的顏色，隨即說：“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慚愧著，因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閱歷世故，矯揉造作而成。他對于世間妥協的精神是極厭恨的。在這一月中，我看見他發過一次怒;--始終我只看見他發過這一次怒--那便是對于風潮的妥協論者的蔑視。

　　風潮結束了，我到杭州教書。那邊學校當局要我約圣陶去。圣陶來信說：“我們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這是冬天。”他來了，教我上車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車站這一類地方，是會覺得寂寞的。他的家實在太好了，他的衣著，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個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離不開家里人。必須離開家里人時，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著;孤獨在他簡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時，本來是獨住一屋的，卻愿意將那間屋做我們兩人的臥室，而將我那間做書室。這樣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樂意，我們不時到西湖邊去;有時下湖，有時只喝喝酒。在校時各據一桌，我只預備功課，他卻老是寫小說和童話。初到時，學校當局來看過他。第二天，我問他，“要不要去看看他們?”他皺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吧。”后來始終沒有去。他是最反對形式主義的。

　　那時他小說的材料，是舊日的儲積;童話的材料有時卻是片刻的感興。如《稻草人》中《大喉嚨》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們都醒在床上，聽見工廠的汽笛;他便說：“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經想好了，來的真快呵。”那篇的藝術很巧，誰想他只是片刻的構思呢!他寫文字時，往往拈筆伸紙，便手不停揮地寫下去，開始及中間，停筆躊躇時絕少。他的稿子極清楚，每頁至多只有三五個涂改的字。他說他從來是這樣的。每篇寫畢，我自然先睹為快;他往往稱述結尾的適宜，他說對于結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說月報》;照例用平信寄。我總勸他掛號;但他說：“我老是這樣的。”他在杭州不過兩個月，寫的真不少，教人羨慕不已。《火災》里從《飯》起到《風潮》這七篇，還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時我親眼看他寫的。

　　在杭州待了兩個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實在離不開家，臨去時讓我告訴學校當局，無論如何不回來了。但他卻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報副刊》，看見他那時途中思家的小詩，重念了兩遍，覺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務印書館編譯部，家也搬到上海。從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現在--中間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將離》抒寫那回的別恨，是纏綿悱惻的文字。這些日子，我在浙江亂跑，有時到上海小住，他常請了假和我各處玩兒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總愛出門，因此他老說沒有能暢談;

　　他寫信給我，老說這回來要暢談幾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來，路過上海，許多熟朋友和我餞行，圣陶也在。那晚我們痛快地喝酒，發議論;他是照例地默著。酒喝完了，又去亂走，他也跟著。到了一處，朋友們和他開了個小玩笑;他臉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著。圣陶不是個浪漫的人;在一種意義上，他正是延陵所說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別人，能諒解別人，他自己也能“作達”，所以仍然--也許格外--是可親的。那晚快夜半了，走過愛多亞路，他向我誦周美成的詞，“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沒有說什么;那時的心情，大約也不能說什么的。我們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這一回特別對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覺的人。他家雖住在上海，而起居還依著鄉居的日子;早七點起，晚九點睡。有一回我九點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燈，關好門了。這種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對的。那晚上伯祥說：“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來真是不知要怎樣感謝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沒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卻全是我的懶。我只能從圣陶的小說里看出他心境的遷變;這個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說。圣陶這幾年里似乎到十字街頭走過一趟，但現在怎么樣呢?我卻不甚了然。他從前晚飯時總喝點酒，“以半醺為度”;近來不大能喝酒了，卻學了吹笛--前些日子說已會一出《八陽》，現在該又會了別的了吧。他本來喜歡看看電影，現在又喜歡聽聽昆曲了。但這些都不是“厭世”，如或人所說的;圣陶是不會厭世的，我知道。又，他雖會喝酒，加上吹笛，卻不曾抽什么“上等的紙煙”，也不曾住過什么“小小別墅”，如或人所想的，這個我也知道。

　　1930年7月，北平清華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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