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1916年中學畢業并成功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9年開始發表詩歌。1928年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下面是小編帶來朱自清論氣節散文的內容，歡迎閱讀!

　　《論氣節》原文:

　　氣節是我國固有的道德標準，現代還用著這個標準來衡量人們的行為，主要的是所謂讀書人或士人的立身處世之道。但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會這種傳統的標準，他們在用著正在建立的新的標準，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這傳統，青年代卻不理會它，這種脫節的現象是這種變的時代或動亂時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討論。直到近年，馮雪峰先生才將這標準這傳統作為問題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這是在他的《鄉風與市風》那本雜文集里。

　　馮先生指出士節的兩種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說后者往往因為脫離了現實，成為為節而節的虛無主義者，結果往往會變了節。他卻又說士節是對人生的一種堅定的態度，是個人意志獨立的表現。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這種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來的時代，例如我們的時代。馮先生的分析，筆者大體同意;對這個問題筆者近來也常常加以思索，現在寫出自己的一些意見，也許可以補充馮先生所沒有說到的。

　　氣和節似乎原是兩個各自獨立的意念。《左傳》上有一鼓作氣的話，是說戰斗的。后來所謂士氣就是這個氣，也就是斗志;這個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氣，似乎就是這個氣的轉變與擴充。他說至大至剛，說養勇，都是帶有戰斗性的。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義就是有理或公道。后來所謂義氣，意思要狹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氣的分支。現在我們常說的正義感，雖然特別強調現實，似乎也還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氣聯系著的。至于文天祥所歌詠的正氣，更顯然跟浩然之氣一脈相承。不過在筆者看來兩者卻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強調那消極的節。

　　節的意念也在先秦時代就有了，《左傳》里有圣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的話。古代注重禮樂，樂的精神是和，禮的精神是節。禮樂是貴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說是目的。

　　他們要定等級，明分際，要有穩固的社會秩序，所以要節，但是他們要統治，要上統下，所以也要和。禮以節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著;樂以和為主，可也得跟節配合著。節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可以說所謂圣達節等等的節，是從禮樂里引申出來成了行為的標準或做人的標準;而這個節其實也就是傳統的中道。按說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節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亂，這就帶上消極性了。

　　向來論氣節的，大概總從東漢末年的黨禍起頭。那是所謂處士橫議的時代。在野的士人紛紛的批評和攻擊宦官們的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學。這些在野的士人雖然沒有嚴密的組織，卻已經在聯合起來，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們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領導人。這就是所謂黨錮或鉤黨，鉤是鉤連的意思。從這兩個名稱上可以見出這是一種群眾的力量。那時逃亡的黨人，家家愿意收容著，所謂望門投止，也可以見出人民的態度，這種黨人，大家尊為氣節之士。氣是敢作敢為，節是有所不為--有所不為也就是不合作。這敢作敢為是以集體的力量為基礎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氣與世俗所謂義氣只注重領導者的個人不一樣。后來宋朝幾千太學生請愿罷免奸臣，以及明朝東林黨的攻擊宦官，都是集體運動，也都是氣節的表現。

　　但是這種表現里似乎積極的氣更重于消極的節。

　　在專制時代的種種社會條件之下，集體的行動是不容易表現的，于是士人的立身處世就偏向了節這個標準。在朝的要做忠臣。這種忠節或是表現在冒犯君主尊嚴的直諫上，有時因此犧牲性命;或是表現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國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這種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離于現實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隱逸之士了。這兩種節，忠節與高節，都是個人的消極的表現。忠節至多造就一些失敗的英雄，高節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漢，甚至于一些虛無主義者。原來氣是動的，可以變化。我們常說志氣，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氣是配合著的。節卻是靜的，不變的;所以要守節，要不失節。有時候節甚至于是死的，死的節跟活的現實脫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結果變了節，馮雪峰先生論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從統治階級的立場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衛護著這個階級的，而清高之士消納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這個階級的。所以宋朝人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原先說的是女人，后來也用來說士人，這正是統治階級代言人的口氣，但是也表示著到了那時代士的個人地位的增高和責任的加重。

　　士或稱為讀書人，是統治階級最下層的單位，并非幫閑。他們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嘗不如此。固然在野的處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縛，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們得吃飯，這飯恐怕還得靠農民耕給他們吃，而這些農民大概是屬于他們做官的祖宗的遺產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門面話，就是偶然有個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淵明，精神上或意識形態上也還是在負著天下興亡之責的士，陶的《述酒》等詩就是證據。可見處士雖然有時橫議，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鬧架，他們生活的基礎一般的主要的還是在農民的勞動上，跟君主與在朝的大夫并無兩樣，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識形態，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終于變質了，這可以說是到了民國時代才顯著。從清朝末年開設學校，教員和學生漸漸加多，他們漸漸各自形成一個集團;其中有不少的人參加革新運動或革命運動，而大多數也傾向著這兩種運動。這已是氣重于節了。等到民國成立，理論上人民是主人，事實上是軍閥爭權。這時代的教員和學生意識著自己的主人身份，游離了統治的軍閥;他們是在野，可是由于軍閥政治的腐敗，卻漸漸獲得了一種領導的地位。他們雖然還不能和民眾打成一片，但是已經在漸漸的接近民眾。五四運動劃出了一個新時代。自由主義建筑在自由職業和社會分工的基礎上。教員是自由職業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補的官。學生也可以選擇多元的職業，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們于是從統治階級獨立，不再是士或所謂讀書人，而變成了知識分子，集體的就是知識階級。殘余的士或讀書人自然也還有，不過只是些殘余罷了。這種變質是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的一段，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在這過程中也曾盡了并且還在想盡他們的任務，跟這時代世界上別處的知識階級一樣，也分享著他們一般的運命。若用氣節的標準來衡量，這些知識分子或這個知識階級開頭是氣重于節，到了現在卻又似乎是節重于氣了。

　　知識階級開頭憑著集團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種種傳統，那時候是敢作敢為一股氣。可是這個集團并不大，在中國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與民眾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來的壓力，就抵擋不住。而一方面廣大的民眾抬頭要飯吃，他們也沒法滿足這些饑餓的民眾。他們于是失去了領導的地位，逗留在這夾縫中間，漸漸感覺著不自由，鬧了個四大金剛懸空八只腳。他們于是只能保守著自己，這也算是節罷;也想緩緩的落下地去，可是氣不足，得等著瞧。可是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識分子卻不如此，他們無視傳統的氣節，特別是那種消極的節，替代的是正義感，接著正義感的是行動，其實正義感是合并了氣和節，行動還是氣。這是他們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這個尺度成為標準，知識階級大概是還要變質的罷?

　　1947年4月13、14日作。

　　(原載1947年5月1日《知識與生活》第二期)

　　有關朱自清語錄推薦:

　　1) 我以為藝術的女人第一是有她的溫柔的空氣;使人聽著蕭管的悠揚，如嗅著玫瑰花的芬芳，如躺著在天鵝絨的厚毯上。她是如水的密，如煙的輕，籠罩著我們;我們怎能不歡喜贊嘆呢?這是由她的動作而來的;她的一舉步，一伸腰，一掠鬢，一轉眼，一低頭，乃至衣袂的微揚，裙幅的輕舞，都如蜜的流，風的微漾，我們怎能不歡喜贊嘆呢?

　　2) 學習文學而懶于記誦是不成的，特別是詩。一個高中文科的學生，與其囫圇吞棗或走馬觀花地讀十部詩集，不如仔仔細細地背誦三百首詩。

　　3) 鮮花都還做她們的清夢。在那微雨偷偷洗去她們的塵垢，她們甜軟的光澤便自煥發了。在那被洗去的浮艷下，我能看到她們在有日光時所深藏著的紅，冷落的紫，和苦笑的白與綠。以前錦繡般在我眼前的，現在都帶了暗淡的顏色。-----是愁著芳春的銷歇么?是感著芳春的困倦么?

　　4)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 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 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么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他 們罷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罷——如今又到了哪里呢?

　　5) 你聰明的，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么一去不復返呢?

　　6) 秦淮河的水是碧陰陰的;看起來厚而不膩，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我們初上船的時候，天色還未斷黑，那漾漾的柔波是這樣的恬靜，委婉，使我們一面有水闊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著紙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燈火明時，陰陰的變為沉沉了黯淡的水光，像夢一般;那偶然閃爍著的光芒，就是夢的眼睛了。我們坐在艙前，因了那隆起的頂棚，仿佛總是昂著首向前走著似的;于是飄飄然如御風而行的我們，看著那些自在的灣泊著的船，船里走馬燈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遠了，又像在霧里看花，盡朦朦朧朧的。

　　7) 從此我不再仰臉看青天，不再低頭看白水，只謹慎著我雙雙的腳步，我要一步一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腳印!

　　8) 這年頭人們行樂的機會越過越多，不在乎等到逢年過節;所以年情節景一回回地淡下去，像從前那樣熱狂地期待著，熱狂地受用著的事情，怕只在老年人的回憶，小孩子的想象中存在著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