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介亭雜文欣賞一：且介亭雜文(1)

　　序

　　近幾年來，所謂“雜文”的產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著攻擊。例如自稱“詩人”邵洵美，前“第三種人”施蟄存和杜衡即蘇汶，還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學生林希雋之流，就都和雜文有切骨之仇，給了種種罪狀的。然而沒有效，作者多起來，讀者也多起來了。

　　其實“雜文”也不是現在的新貨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類，都有類可歸，如果編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于是成了“雜”。分類有益于揣摩文章，編年有利于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現在新作的古人年譜的流行，即證明著已經有許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況且現在是多么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潛心于他的鴻篇巨制，為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為現在抗爭，卻也正是為現在和未來的戰斗的作者，因為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

　　戰斗一定有傾向。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敵，其實他們所憎惡的是內容，雖然披了文藝的法衣，里面卻包藏著“死之說教者”464，和生存不能兩立。

　　這一本集子和《花邊文學》，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凡是寫下來的，全在這里面。當然不敢說是詩史465，其中有著時代的眉目，也決不是英雄們的八寶箱，一朝打開，便見光輝燦爛。我只在深夜的街頭擺著一個地攤，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會從中尋出合于他的用處的東西。

　　記于上海之且介亭466。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運命

　　有一天，我坐在內山書店里閑談——我是常到內山書店去閑談的，我的可憐的敵對的“文學家”，還曾經借此竭力給我一個“漢奸”的稱號，可惜現在他們又不堅持了——才知道日本的丙午年生，今年二十九歲的女性，是一群十分不幸的人。大家相信丙午年生的女人要克夫，即使再嫁，也還要克，而且可以多至五六個，所以想結婚是很困難的。這自然是一種迷信，但日本社會上的迷信也還是真不少。

　　我問：可有方法解除這夙命呢?回答是：沒有。

　　接著我就想到了中國。

　　許多外國的中國研究家，都說中國人是定命論者，命中注定，無可奈何;就是中國的論者，現在也有些人這樣說。但據我所知道，中國女性就沒有這樣無法解除的命運。“命兇”或“命硬”，是有的，但總有法子想，就是所謂“禳解”;或者和不怕相克的命的男子結婚，制住她的“兇”或“硬”。假如有一種命，說是要連克五六個丈夫的罷，那就早有道士之類出場，自稱知道妙法，用桃木刻成五六個男人，畫上符咒，和這命的女人一同行“結儷之禮”后，燒掉或埋掉，于是真來訂婚的丈夫，就算是第七個，毫無危險了。

　　中國人的確相信運命，但這運命是有方法轉移的。所謂“沒有法子”，有時也就是一種另想道路——轉移運命的方法。等到確信這是“運命”，真真“沒有法子”的時候，那是在事實上已經十足碰壁，或者恰要滅亡之際了。運命并不是中國人的事前的指導，乃是事后的一種不費心思的解釋。

　　中國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堅信”。我們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燒紙錢作賄賂，佩服豪杰，卻不肯為他作犧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戰士，明天信丁。宗教戰爭是向來沒有的，從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幾個人在皇帝耳朵邊的甘蜜語。風水，符咒，拜禱……偌大的“運命”，只要化一批錢或磕幾個頭，就改換得和注定的一筆大不相同了——就是并不注定。

　　我們的先哲，也有知道“定命”有這么的不定，是不足以定人心的，于是他說，這用種種方法之后所得的結果，就是真的“定命”，而且連必須用種種方法，也是命中注定的。但看起一般的人們來，卻似乎并不這樣想。

　　且介亭雜文欣賞二：且介亭雜文(2)

　　人而沒有“堅信”，狐狐疑疑，也許并不是好事，因為這也就是所謂“無特操”。但我以為信運命的中國人而又相信運命可以轉移，卻是值得樂觀的。不過現在為止，是在用迷信來轉移別的迷信，所以歸根結蒂，并無不同，以后倘能用正當的道理和實行——科學來替換了這迷信，那么，定命論的思想，也就和中國人離開了。

　　假如真有這一日，則和尚，道士，巫師，星相家，風水先生……的寶座，就都讓給了科學家，我們也不必整年的見神見鬼了。

　　魯迅

　　十月二十三日

　　儒術

　　元遺山467在金元之際，為文宗，為遺獻，為愿修野史，保存舊章的有心人，明清以來，頗為一部分人士所愛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為叛將崔立468頌德者，是否確實與他無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筆的文章。

　　金天興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圍洛陽;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帥崔立殺二丞相，自立為鄭王，降于元。懼或加以惡名，群小承旨，議立碑頌功德，于是在文臣間，遂生了極大的惶恐，因為這與一生的名節相關，在個人是十分重要的。

　　當時的狀，《金史》《王若虛469傳》這樣說——

　　“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群小附和，請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為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忤，則讒搆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眾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為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雖然“不果立”，但當時卻已經生了“名節”的問題，或謂元好問作，或謂劉祁470作，文證具在清凌廷堪471所輯的《元遺山先生年譜》中，茲不多錄。經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虛傳》文，上半據元好問《內翰王公墓表》，后半卻全取劉祁自作的《歸潛志》，被誣攀之說所蒙蔽了。凌氏辯之云，“夫當時立碑撰文，不過畏崔立之禍，非必取文辭之工，有京叔屬草，已足塞立之請，何取更為之耶?”然則劉祁之未嘗決死如王若虛，固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諉，以致成為“塞責”之具，卻也可以說是十分晦氣的。

　　然而，元遺山生平還有一宗大事，見于《元史》《張德輝472傳》——

　　“世祖在潛邸，……訪中國人材。德輝舉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人。……壬子，德輝與元裕北覲，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因啟：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從之。”

　　以拓跋魏的后人與德輝，請蒙古小酋長為“漢兒”的“儒教大宗師”，在現在看來，未免有些滑稽，但當時卻似乎并無訾議。蓋蠲除兵賦，“儒戶”均沾利益，清議操之于士，利益既沾，雖已將“儒教”呈獻，也不想再來開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漸漸的進身，然終因不切實用，又漸漸的見棄。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爭卻也日甚了。余闕473的《青陽先生文集》卷四《楊君顯民詩集序》云——

　　“我國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無所專主，然用儒者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政大臣，亦以吏為之，……而中州之士，見用者遂浸寡。況南方之地遠，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師，其抱才缊者，又往往不屑為吏，故其見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則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晉之與秦，不可與同中國，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實亦并不冷落。同書《送范立中赴襄陽詩序》云——

　　“宋高宗南遷，合淝遂為邊地，守臣多以武臣為之。……故民之豪杰者，皆去而為將校，累功多至節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諸武臣之子弟，無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于學，衣深衣，戴烏角巾，執籩豆罍爵，唱贊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孫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學校官，累累有焉。……雖天道忌滿惡盈，而儒者之澤深且遠，從古然也。“

　　且介亭雜文欣賞三：且介亭雜文(3)

　　這是“中國人才”們獻教，賣經以來，“儒戶”所食的佳果。雖不能為王者師，且次于吏者數等，而究亦勝于將門和平民者一等，“唱贊道引”，非“伏匿”者所敢望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無線電播音由馮明權先生講給我們一種奇書：《抱經堂勉學家訓》(據《大美晚報》)。這是從未前聞的書，但看見下署“顏子推”，便可以悟出是顏之推474《家訓》中的《勉學篇》了。曰“抱經堂”者，當是因為曾被盧文弨475印入《抱經堂叢書》中的緣故。所講有這樣的一段——

　　“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

　　這說得很透徹：易習之伎，莫如讀書，但知讀《論語》《孝經》，則雖被俘虜，猶能為人師，居一切別的俘虜之上。這種教訓，是從當時的事實推斷出來的，但施之于金元而準，按之于明清之際而亦準。現在忽由播音，以“訓”聽眾，莫非選講者已大有感于方來，遂綢繆于未雨么?

　　“儒者之澤深且遠”，即小見大，我們由此可以明白“儒術”，知道“儒效”了。

　　五月二十七日

　　論俗人應避雅人

　　這是看了些雜志，偶然想到的——

　　濁世少見“雅人”，少有“韻事”。但是，沒有濁到徹底的時候，雅人卻也并非全沒有，不過因為“傷雅”的人們多，也累得他們“雅”不徹底了。

　　道學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見不仁不恕的人們，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賢，而做官的時候，不能不給無告的官妓吃板子。新月社的作家們是最憎惡罵人的，但遇見罵人的人，就害得他們不能不罵。林語堂先生是佩服“費厄潑賴”的，但在杭州賞菊，遇見“口里含一枝蘇俄香煙，手里夾一本什么斯基的譯本”的青年，他就不能不“假作無精打彩，愁眉不展，憂國憂家”(詳見《論語》五十五期)的樣子，面目全非了。

　　優良的人物，有時候是要靠別種人來比較，襯托的，例如上等與下等，好與壞，雅與俗，小器與大度之類。沒有別人，即無以顯出這一面之優，所謂“相反而實相成”者，就是這。但又須別人湊趣，至少是知趣，即使不能幫閑，也至少不可說破，逼得好人們再也好不下去。例如曹孟德是“尚通侻”的，但禰正平天天上門來罵他，他也只好生起氣來，送給黃祖去“借刀殺人”了。禰正平真是“咎由自取”。

　　所謂“雅人”，原不是一天雅到晚的，即使睡的是珠羅帳，吃的是香稻米，但那根本的睡覺和吃飯，和俗人究竟也沒有什么大不同;就是肚子里盤算些掙錢固位之法，自然也不能絕無其事。但他的出眾之處，是在有時又忽然能夠“雅”。倘使揭穿了這謎底，便是所謂“殺風景”，也就是俗人，而且帶累了雅人，使他雅不下去，“未能免俗”了。若無此輩，何至于此呢?所以錯處總歸在俗人這方面。

　　譬如罷，有兩位知縣在這里，他們自然都是整天的辦公事，審案子的，但如果其中之一，能夠偶然的去看梅花，那就要算是一位雅官，應該加以恭維，天地之間這才會有雅人，會有韻事。如果你不恭維，還可以;一皺眉，就俗;敢開玩笑，那就把好事都攪壞了。然而世間也偏有狂夫俗子;記得在一部中國的什么古“幽默”書里，有一“輕薄子”詠知縣老爺公余探梅的七絕——

　　紅帽哼兮黑帽呵，風流太守看梅花。

　　梅花低開道：小底梅花接老爺。

　　這真是惡作劇，將韻事鬧得一塌胡涂。而且他替梅花所說的話，也不合式，它這時應該一聲不響的，一說，就“傷雅”，會累得“老爺”不便再雅，只好立刻還俗，賞吃板子，至少是給一種什么罪案的。為什么呢?就因為你俗，再不能以雅道相處了。

　　且介亭雜文欣賞四：且介亭雜文(4)

　　小心謹慎的人，偶然遇見仁人君子或雅人學者時，倘不會幫閑湊趣，就須遠遠避開，愈遠愈妙。假如不然，即不免要碰著和他們口頭大不相同的臉孔和手段。晦氣的時候，還會弄到盧布學說的老套，大吃其虧。只給你“口里含一枝蘇俄香煙，手里夾一本什么斯基的譯本”，倒還不打緊，——然而險矣。

　　大家都知道“賢者避世”，我以為現在的俗人卻要避雅，這也是一種“明哲保身”。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國語文的新生

　　中國現在的所謂中國字和中國文，已經不是中國大家的東西了。

　　古時候，無論那一國，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數的人的，但到現在，教育普及起來，凡是稱為文明國者，文字已為大家所公有。但我們中國，識字的卻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當然還要少。這還能說文字和我們大家有關系么?

　　也許有人要說，這十分之二的特別國民，是懷抱著中國文化，代表著中國大眾的。我覺得這話并不對。這樣的少數，并不足以代表中國人。正如中國人中，有吃燕窩魚翅的人，有賣紅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說一切中國人，都在吃燕窩魚翅，賣紅丸，拿回扣一樣。要不然，一個鄭孝胥476，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滿洲去。

　　我們倒應該以最大多數為根據，說中國現在等于并沒有文字。

　　這樣的一個連文字也沒有的國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壞下去了。我想，這可以無須我舉例。

　　單在沒有文字這一點上，智識者是早就感到模胡的不安的。清末的辦白話報，五四時候的叫“文學革命”，就為此。但還只知道了文章難，沒有悟出中國等于并沒有文字。今年的提倡復興文文，也為此，他明知道現在的機關槍是利器，卻因歷來偷懶，未曾振作，臨危又想僥幸，就只好夢想大刀隊成事了。

　　大刀隊的失敗已經顯然，只有兩年，已沒有誰來打九十九把鋼刀去送給軍隊。但文隊的顯出不中用來，是很慢，很隱的，它還有壽命。

　　和提倡文文的開倒車相反，是目前的大眾語文的提倡，但也還沒有碰到根本的問題：中國等于并沒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議出現，這才抓住了解決問題的緊要關鍵。

　　反對，當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規，動他不得。格理萊477倡地動說，達爾文說進化論，搖動了宗教，道德的基礎，被攻擊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飛478見了血液在人身中環流，這和一切社會制度有什么關系呢，卻也被攻擊了一世。然而結果怎樣?結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環流!

　　中國人要在這世界上生存，那些識得《十三經》的名目的學者，“燈紅”會對“酒綠”的文人，并無用處，卻全靠大家的切實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先就必須除去阻礙傳布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走那一面呢，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敗，乃是關于中國大眾的存亡的。要得實證，我看也不必等候怎么久。

　　至于拉丁化的較詳的意見，我是大體和《自由談》連載的華圉作《門外文談》相近的，這里不多說。我也同意于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眾語的前途的艱難;但以為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冷笑家的贊成，是在見了成效之后，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話文的當時。

　　九月二十四日

　　答《戲》周刊編者信

　　魯迅先生鑒：

　　《阿q》的第一幕已經登完了，搬上舞臺實驗雖還不是馬上可以做到，但我們的準備工作是就要開始動了。我們希望你能在第一幕剛登完的時候先表一點意見，一方面對于我們的公演準備或者也有些幫助，另方面本刊的叢書計劃一實現也可以把你的意見和《阿q》劇本同時付印當作一篇序。這是編者的要求，也是作者，讀者和演出的同志們的要求。

　　且介亭雜文欣賞五：且介亭雜文(5)

　　祝健!

　　編者

　　編輯先生：

　　在《戲》周刊上給我的公開信，我早看見了;后來又收到郵寄的一張周刊，我知道這大約是在催促我的答復。對于戲劇，我是毫無研究的，我的最可靠的答復，是一聲也不響。但如果先生和讀者們都肯豫先了解我不過是一個外行人的隨便談談，那么，我自然也不妨說一點我個人的意見。

　　《阿q》在每一期里，登得不多，每期相隔又有六天，斷斷續續的看過，也陸陸續續的忘記了。現在回憶起來，只記得那編排，將《吶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進去，以顯示未莊或魯鎮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但阿q所說的紹興話，我卻有許多地方看不懂。

　　現在我自己想說幾句的，有兩點——

　　一，未莊在那里?《阿q》的編者已經決定：在紹興。我是紹興人，所寫的背景又是紹興的居多，對于這決定，大概是誰都同意的。但是，我的一切小說中，指明著某處的卻少得很。中國人幾乎都是愛護故鄉，奚落別處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這脾氣。那時我想，假如寫一篇暴露小說，指定事是出在某處的罷，那么，某處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處人卻無異隔岸觀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齒，一班人卻飄飄然，不但作品的意義和作用完全失掉了，還要由此生出無聊的枝節來，大家爭一通閑氣——《閑話揚州》是最近的例子。為了醫病，方子上開人參，吃法不好，倒落得滿身浮腫，用蘿卜子來解，這才恢復了先前一樣的瘦，人參白買了，還空空的折貼了蘿卜子。人名也一樣，古今文壇消息家，往往以為有些小說的根本是在報私仇，所以一定要穿鑿書上的誰，就是實際上的誰。為免除這些才子學者們的白費心思，另生枝節起見，我就用“趙太爺”，“錢大爺”，是《百家姓》上最初的兩個字;至于阿q的姓呢，誰也不十分了然。但是，那時還是生了謠。還有排行，因為我是長男，下有兩個兄弟，為豫防謠家的毒舌起見，我的作品中的壞腳色，是沒有一個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

　　上面所說那樣的苦心，并非我怕得罪人，目的是在消滅各種無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較能集中，揮得更強烈。果戈理作《巡按使》，使演員直接對看客道：“你們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國的譯本，卻將這極要緊的一句刪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讀者摸不著在寫自己以外的誰，一下子就推諉掉，變成旁觀者，而疑心到像是寫自己，又像是寫一切人，由此開出反省的道路。但我看歷來的批評家，是沒有一個注意到這一點的。這回編者的對于主角阿q所說的紹興話，取了這樣隨手胡調的態度，我看他的眼睛也是為俗塵所蔽的。

　　但是，指定了紹興也好。于是跟著起來的是第二個問題——

　　二，阿q該說什么話?這似乎無須問，阿q一生的事既然出在紹興，他當然該說紹興話。但是第三個疑問接著又來了——

　　三，《阿q》是演給那里的人們看的?倘是演給紹興人看的，他得說紹興話無疑。紹興戲文中，一向是官員秀才用官話，堂倌獄卒用土話的，也就是生，旦，凈大抵用官話，丑用土話。我想，這也并非全為了用這來區別人的上下，雅俗，好壞，還有一個大原因，是警句或煉話，譏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話，使本地的看客們能夠徹底的了解。那么，這關系之重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實，倘使演給紹興的人們看，別的腳色也大可以用紹興話，因為同是紹興話，所謂上等人和下等人說的也并不同，大抵前者句子簡，語助詞和感嘆詞少，后者句子長，語助詞和感嘆詞多，同一意思的一句話，可以冗長到一倍。但如演給別處的人們看，這劇本的作用卻減弱，或者簡直完全消失了。據我所留心觀察，凡有自以為深通紹興話的外縣人，他大抵是像目前標點明人小品的名人一樣，并不怎么懂得的;至于北方或閩粵人，我恐怕他聽了之后，不會比聽外國馬戲里的打諢更有所得。

　　且介亭雜文欣賞六：且介亭雜文(6)

　　我想，普遍，永久，完全，這三件寶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過也是作家的棺材釘，會將他釘死。

　　譬如現在的中國，要編一本隨時隨地，無不可用的劇本，其實是不可能的，要這樣編，結果就是編不成。所以我以為現在的辦法，只好編一種對話都是比較的容易了解的劇本，倘在學校之類這些地方扮演，可以無須改動，如果到某一省縣，某一鄉村里面去，那么，這本子就算是一個底本，將其中的說白都改為當地的土話，不但語，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變換，使看察覺得更加切實。譬如罷，如果這演劇之處并非水村，那么，航船可以化為大車，七斤也可以叫作“小辮兒”的。

　　我的意見說完了，總括一句，不過是說，這劇本最好是不要專化，卻使大家可以活用。

　　臨末還有一點尾巴，當然決沒有叭兒君的尾巴的有趣。這是我十分抱歉的，不過還是非說不可。記得幾個月之前，曾經回答過一個朋友的關于大眾語的質問，這信后來被表在《社會月報》上了，末了是楊邨人先生的一篇文章。一位紹伯先生就在《火炬》上說我已經和楊邨人先生調和，并且深深的感慨了一番中國人之富于調和性。這一回，我的這一封信，大約也要表的罷，但我記得《戲》周刊上已曾表過曾今可葉靈鳳兩位先生的文章;葉先生還畫了一幅阿q像，好像我那一本《吶喊》還沒有在上茅廁時候用盡，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買了一本新的了。如果我被紹伯先生的判決所震懾，這回是應該不敢再寫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這里要順便聲明：我并無此種權力，可以禁止別人將我的信件在刊物上表，而且另外還有誰的文章，更無從豫先知道，所以對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沒有表示調和與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后給我一刀，則我的對于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

　　這倒并非個人的事，因為現在又到了紹伯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時候，我若不聲明，則我所說過的各節，縱非買辦意識，也是調和論了，還有什么意思呢?

　　專此布復，即請

　　文安。

　　魯迅

　　十一月十四日

　　以上就是小編為你整理的且介亭雜文欣賞，希望對你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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