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性隨筆雜文一：保護公民個人信息迫在眉睫

　　近日，漢中警方成功破獲陜西省首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抓獲朱某晨，高某山，余某、張某昕等4名犯罪嫌疑人。初步查明4名嫌疑人通過黑客手段非法竊取公民個人信息高達40萬余組，非法獲利7萬余元。

　　“互聯網”時代，個人信息泄露既是常事，也是易事。無論是網上定票、網上購物，還是日常生活的會員登記、資料存檔，填寫越來越詳盡的“實名制”背后催生的是黑客手段非法竊取;是個人信息輕松賤賣的黑色產業鏈。“互聯網”讓我們共享數據的同時，也讓我們險些“一絲不掛”。面對公民信息的爆炸與彌散，我們總有一種恐懼感與無力感。

　　要消除這樣的恐懼感與無力感，將公民個人信息管理納入法制化進程，是法治中國的必由之路。去年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規定：“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這是刑法對公民信息泄露處罰的升格。抓住信息流通的幾個環節，“誰動了我的奶酪”，就不難辨認，誰應該對此負責，也會一清二白。

　　不可否認，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互聯網”的雙重背景下;在個人信息保護尚未構成完整的法律體系下，在現有的法律法規層次和效力低，呈現散、亂、偏的問題下，嚴重制約了對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應盡快出臺公民個人信息保護的基本法。信息立法是在確保國家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之外，賦予公民個人信息傳播的控制權，確保監督的科學，使信息取之有道;確保執法的嚴明，加強懲罰措施，加大對個人信息非法買賣的打擊力度，強化對泄露個人信息企業的問責機制和處罰力度。比如，掌握公民個人信息的政府部門和互聯網企業等，要加強自身監管，積極采取措施消除可能危及公民個人信息的漏洞和隱患。對于這些單位，還有必要制定專門的個人信息保護法，明確其保護公民個人信息的義務和責任，建立并落實責任制，一旦公民信息泄露，要倒查責任人，觸犯刑法的要予以嚴厲打擊。

　　扎緊保護個人信息安全的“籬笆”，不僅要求國家產立法;公民提高自我防范意識與能力;才能做到綜合治理、系統治理、標本兼治。

　　作者:康旭東

　　思想性隨筆雜文二：拜佛做鬼之雜談

　　作者：河南油田培訓中心，薛洪文

　　前些日子，偶翻一書，聞之，人類信佛驅鬼之事，甚多。因我是一個唯物論者，只是笑而置之，后于朋友飯后聊天，談到村子里住宅動土，要看地仙，要看黃符，還要看地鬼，看宅主祖輩生相，乃至于風水之類，花樣眾多，我一個外行，只是默然無語。事后想來，現在大多信佛求吉之事，已不是我笑而能答之了。

　　仔細想來，村子里拜佛求黃道吉日的祖輩黃歷，可謂從有了人類就開始了罷。中國老祖宗，從盤古開天之時，祭拜天地，以天為高，以地為廣，實為求得子孫們的從生吃人、活喝血中，逃離出來，后有傳說伏羲教人們從摘種到播種，制作陶器，創作音樂、舞蹈，創建了觀看天體的八卦，還創造文字，結束“以繩記事”的傳說，這可謂是祖宗慧智的佛神，后人拜之，崇之，因祖宗的血液在流動作響吧。然后事，如何呢?據說，神不靈了，自然而然鬼也多了，看來拜佛驅鬼的事，確實值得考究。要不然，前面我說到的，那個壘辟邪墻的主人去信那些所謂裝神的話，生吃、飲血了靈貓與翠鳥，結果自己變成了鬼，說不定哪一天，它又竄出來，又教人學著去生吃、飲血，結果再多一條鬼，所以鬼是越來越多。

　　前面，說的全是鬼多了，那村子里的神廟，里面坐著祥和的神，是不是真的神，不敢說了，看樣子么，反動人們一直在拜著。是神就不要隨便地去罵，就算那個鬼神盛行的春秋時代，連滿腹學問的圣人孔子也不去罵幾句，要不然怎么才能請到孔廟中去作圣人呢?(引用，魯迅)不罵倒也好，這樣還落得個神與鬼的清白，要不然，敢罵村子里的神，說不定，也落得個跟上面說到的那個靈貓與翠鳥下場了。

　　再說一說，老禪宗的那個神，老祖宗給我們創建了觀天體的八卦圖，我們拿來只是看一看陰陽，說一說人的壽運，再裝扮幾個行當，教會幾個會生吃人的鬼，幾千年來一直是一個圖譜。可后來，據說八卦圖傳到歐洲去，讓一位數學家布萊尼茲大謂吃驚，發現一個圖里面裝著宇宙的信息，所有符號為0與1，然后就創建了二進制，這二進制嗎，就成為今天計算機信息的語言了。可見，老祖宗還是要拜的，而且要真的請到廟的位置上。而那些，儀式、模樣上，拜著佛像的人，心里想著鬼事，自然而然是有借佛的音像，辦鬼的事的嫌疑了。如果說，只是心里有點鬼事也算罷了，只怕的是已變成鬼了，還敢裝成人。比如，前段日子，觀看一部警示教育片《人生的代價》那個人物，還敢在群眾大會上，大講而講黨紀黨規時，卻讓上級部門逮捕。不過嗎?今天說這些，不再出汗了，如果要生吃，那就早就想吃了，鬼還是有專門吃人的鬼，據說都是夜間拿著利斧，帶著刑拘，有私設的地獄烤問。骨頭不硬的，就把門關緊點吧。

　　現在可怕的是鬼的話成了廟音，異口同聲地說著鬼話，死心塌地去信，那自然而然，只有讓生吃了，吃了也許把骨頭，變成詩一樣的字句，要不然中國歷史上，哪能留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與岳飛的滿江紅詩句呢?

　　思想性隨筆雜文三：敦煌的王道士

　　我一直有種悲愴的情愫。對于王道士來講，他斷然不會想到身后有多少人議論他的功過是非，這一切都緣于敦煌太耀眼奪目。

　　讀過余秋雨的《道士塔》，實在不敢恭維王道士“老實、刁鉆、無知”的為人。可轉念一想，畢竟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人物，何必強求呢!但實地欣賞過敦煌莫高窟后，心又忐忑起來，如此荒涼的地方開鑿石窟為那般?并且又藏了如此多的寶藏?為什么又偏偏讓王道士撞見?靜下心思忖，悲愴過后還是悲愴。

　　莫高窟，俗稱千佛洞，位于甘肅省敦煌市東南25公里的鳴沙山東麓崖壁上，前臨宕泉，東向祁連山支脈三危山。南北全長16800米。現存前秦以來營建洞窟735個，壁畫4.5萬平方米，泥質彩塑2415尊。分為南、北兩區，其中：南區是禮佛活動的場所，有洞窟492個，彩塑2400多身。北區有243個洞窟，多無彩塑和壁畫，為僧侶修行、居住、瘞埋的場所。是當今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聚集地。

　　據載，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國的前秦時期，正值敦煌處于古絲綢之路的商旅過往，人聲鼎沸的年代。《李克讓重修莫高窟佛龕碑》云：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僧人樂尊路經此山，忽見金光閃耀，于是便在崖壁上開鑿了第一個洞窟。此后法良禪師等又在此建洞修禪，稱為“漠高窟”，意為“沙漠的高處”。后世因“漠”與“莫”通用，便稱“莫高窟”。另有詮釋認為：佛家有言，修建佛洞功德無量，莫著，不可能，漢有也。就是說莫高窟言外之意為沒有比修建佛窟更高的修為了。

　　那么，為什么莫高窟的藏經洞藏有那么多經卷、絹畫、刺繡文書呢?要知道從前秦到北宋跨越600余年，5萬多件國寶啊!

　　后人考證，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中國，歷經前秦、北魏、隋、唐、五代、宋朝代禮佛發展，莫高窟積累了大量的佛經、抄本、畫卷、文書，至西夏遇戰亂，恐遭劫掠滅佛，故僧人們為避難封室粉壁作畫，后人亡訊滅，加之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諸國寶幾百年遁世一朝昭揭。

　　話題扯上王道士，本來敦煌與王道士遠隔千里之遙，風馬牛不相及，可歷史偏偏安排他們邂逅，這究竟是偶然中的必然呢，還是必然中的偶然?

　　王道士(1849-1931) 本名王圓箓(元錄)，湖北麻城人。咸豐六年(1856年)夏，麻城大旱，莊稼歉收，為衣食生計，幼年王圓祿逃離家鄉，輾轉流浪至甘肅酒泉。光緒初年，入肅州巡防營當兵，信奉道教。后離軍，受戒為道士，道號法真，遠游新疆。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一天，王圓箓游至敦煌時，發現莫高窟，一時被圣境所憾，嘆贊“極樂世界，乃在斯乎”!并居留下來。

　　時莫高窟有上中下寺。上、中為藏傳佛教喇嘛教常住，以千佛洞為主體的下寺荒廢無人，落沙掩窟，破敗怵目。王道士清沙葺洞，點亮香火，四處布施，再塑菩薩金身，以忠厚、質樸、誠信、謙和、刻苦奉公贏得了信眾，使千佛洞日漸復真。

　　想來也逗，大千世界，只有你想不到，并沒有不存在。王圓箓一個道中人卻在佛教圣地虔誠，太上老君弟子為釋迦牟尼衣缽傳承，這種滑稽的事情只有在滑稽的國度里滑稽的時刻才會出現。

　　為了積攢修繕資金，王道士雇敦煌貪士楊某為文案，冬春間抄寫道經以供發售。光緒二十五年夏，王道士命楊某于今地6窟甬道內設案，接待香客，代寫蘸章，兼收布施，登記入賬。無意間抽煙的楊某往北壁墻上磕煙鍋頭，聽到了空洞聲。王道士悉聞疑有密室，于是時年五月二十五日夜破壁，旦見約三米見方的窟室內經卷、印車、畫幡、銅佛等盈塞。于是敦煌國寶橫空出世。

　　關于藏經洞的發現，后人有四說：一為人力清沙，二為流水疏沙，三為抄經人煙鍋敲壁，四是地震塌墻出現。無論哪種形式均道王圓箓是事中人，都不否認他是這起國寶發現流失滑稽戲的“小丑”。

　　接下來發生了一系列事情。

　　王圓箓請來敦煌本地紳耆商議，都認為這是先人的功德物品，應妥善保存原地，否則是造孽罪過。

　　徒步五十里，趕往縣城找嚴澤縣令匯報，并遂奉兩卷經文，但縣令敷衍了事，碰壁而返。

　　兩年后新縣令汪宗瀚上任。王圓箓又選了一包經卷佛畫拜見。對金石頗有研究的汪宗瀚雖驚嘆而無采登記保護措施，只是寫信報告甘肅學政葉昌熾。葉昌熾正撰《語石》一書，獲訊只函汪宗瀚實地考察，助其充實著述，并建議甘肅藩臺衙門將東西運至蘭州保存。可建議卻泥牛入海。

　　兩度報告無果，不甘心的王圓箓又挑了兩廂經卷，騎著毛驢行800里趕至肅州(酒泉)，面見當年巡防營老上司、時任道臺廷棟。可笑廷棟對此不感興趣，還嘻笑經文書法下次，但礙于部下遙拜情面，還是把藏經洞的發現報了甘肅藩臺。無法再推的藩臺與1904年以敦煌到蘭州途遠、運費量大、銀兩難酬為由，僅發汪宗瀚一紙命令“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

　　功德罪過的壓抑時刻脅迫著王圓箓，清運沙土，營建樓宇，又急需銀兩，多方尋求布施又無奈偏遠荒蕪的敦煌杯水車薪，王道士心一橫竟斗膽給慈禧佛爺寫了密報，然而為大清沉淪而焦慮的老嫗哪里顧得上什么洞經窟藏，密報最終成謎。

　　1907年3月，英藉匈牙利人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在進行第二次中亞考古旅行時，沿著羅布泊南的絲綢之路來到了敦煌。當他聽說莫高窟發現藏經洞后，極盡誘惑、欺騙、布施卑劣手段，取得老實八交又文盲的王道士信任，進入藏經洞揀選文書。時年五月，斯坦因僅用四錠馬蹄金(200兩)變換取了24箱寫本和5箱藝術品，約1.37萬件。

　　1908年5月，以伯希和為首的法國探險隊來到敦煌，這個時年29歲、精通13國語言的外國佬以更從容老練、貪婪的手段，騙得王圓箓在洞中揀選了三個星期，以600兩紋銀獲取了一萬多件堪稱精華的敦煌文書，入藏法國國立圖書館。

　　更令人怒笑不已的是這個騙子竟在一年后的1909年9月4日，在北京六國飯店炫耀隨身攜帶敦煌精品：諸如《尚書釋義》、《沙洲圖經》、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敦煌碑贊合集》等典籍，令一幫觀瞻的清廷大佬和學界名流坐立不安。他們是學部侍郎寶熙，參事江瀚，國子丞徐芳，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京師大學堂總監劉廷琛，經科監督柯勖忘，教習兼學部編譯局次長王仁俊，教習將斧以及學者羅振玉、董康等。

　　學者羅振立立即將此事報告學部左丞喬茂楠，喬即命陜甘總督、護理甘肅都督毛慶蕃查封藏經洞，將所余遺書悉數解押京師圖書館。由朝廷撥款收購。而極具諷刺的是，這一舉動從發現藏經洞始已遲到了九年。

　　世事一切皆在變化中，王圓箓此時也變了。他一改發現藏經洞后急于上報官府，不能讓先人之物流失的功德理念，轉而為不擇手段集資修建樓宇“功德流芳”。于是在他左等右等不見朝廷撥款時，請人寫了一份《催募經款草丹》，又為上述滑稽增添了佐料。

　　“道末湖北麻城縣人，現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圓箓敬叩天恩活佛寶臺座下：

　　敬稟者，茲有甘肅省敦煌古郡，迤郡東南方距城四十里，舊有千佛洞，古名皇慶寺。其洞在石山之側，內有石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萬萬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跡為證。至本朝光緒皇帝年間，因貧道游方至敦，參拜佛宇，近視洞像破毀不堪，系先年賊匪燒損，貧道誓愿募化補修為念。至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忽有天炮響震，忽然山烈一縫。貧道同工人用鋤挖之，欣出閃佛洞一所，內有石碑一個，上刻大中五年國號，上載“大德悟真”名諱，系三教之尊大法師。內藏古經數萬卷，上注翻譯經中印度經《蓮花經》、《涅槃經》、《多心經》，其經名種頗多。

　　于三十三、四年，有法國游歷學士貝大人諱希和、又有陰國教育大臣司大人諱代諾二公至敦煌，親至千佛洞，請去佛經萬卷。冀日復蒙天恩賜銀壹萬兩。近聞其名而來得其款。以將佛工不能成就，區區小縣，屢年募化，至今剙修寺院以及補塑佛像、重修樓殿等項費用，過銀貳萬有余。

　　緣為經款，叩懇青天佛祖電鑒，特修草丹上達，肅此。謹稟”

　　不得不書的是宣統二年(1910年)，劫余敦煌遺書由時任敦煌知縣陳澤藩派傅寶書、武相臣兩人負責運卷大車的押運。途中凡經之地，當地官員隨意抽取挑選，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為掩人耳目，一些人還將完整經卷一撕為二，以沖數目，致使敦煌遺書嚴重損毀，至京城共移交學部18箱，編號計8679卷。

　　其實在敦煌遺書移交京師之前，詭詐的王道士將他視為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又另藏他處了一部分。

　　1911年，日本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先后來到莫高窟，用白銀350兩買走600余卷經卷。

　　1914年，斯坦因再來莫高窟，用白銀500兩再買走570余卷經卷。

　　同年，俄羅斯佛學家奧爾登堡對已經搬空的藏經洞進行了挖掘，又獲獲得一萬多件文物碎片，藏于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

　　1922年，莫高窟一度關押了俄羅斯沙皇軍隊士兵，他們煙熏火燎破壞了一批壁畫。

　　1924年，美國哈佛大學蘭登·華爾納用特別的化學藥液，粘揭盜走莫高窟壁畫26塊。

　　1931年農歷四月初八，王道士的“戲”唱完了，壽終正寢81歲。注腳是道士為佛祖奉獻了40載犬馬之勞。徒子徒孫們為他建了座道士塔，立一木牌，刻下了“功德”念詞：

　　“民國廿年古七月卅日為吾師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門弟子咸愿碑記行略，請命耆眾，皆曰可。何幸如之?夫吾師姓王氏，名圓箓，湖北麻城縣人也。風骨飄然，常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連年荒旱，逃之四方，歷盡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潔，稽首受戒，孽孳修煉。迨后，云游敦煌，縱覽名勝，登三危之名山，見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極樂世界，其在斯乎!于是修建太清宮，以為棲鶴伏龍之所。又復苦口勸募，急力經營，以流水疏通三層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此光緒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嗚呼! 以石室之秘錄，千百年而出現，宜乎價重連城，名馳中外也。觀其改建三層樓、古漢橋，以及補茸大小佛洞，積卅余年之功果，費廿多萬之募資，佛像於焉莊嚴，洞宇於焉燦爛。神靈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層佛樓規模粗具，尚未觀厥成功。陸前嘉其功德，委為道會司以褒揚之。今者羽轎雖渺，道范常存。樹木墾田，成績卓著。道家之香火可繼，門徒之修持有資。實足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絕食煉形而后謂之飛升哉”。

　　如何評價王道士呢?且看外國人眼中的他。

　　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圖記·發現藏經洞》中有記：

　　“他是一個孤傲的忠于職守的人，見到生人害羞和緊張，臉上不時露出一絲狡猾機警的表情”。

　　“王道士頭腦簡單，信仰卻很執著”。

　　“王道士盡管對佛教知之甚少，但卻和我一樣，對唐僧頂禮膜拜”。

　　“由于王道士本人不能勝任對這批經卷進行研究的重任，所以應該將它們交由印度或西方研究佛教的學者來進行研究，這也是一件積德積善之事。作為交換，他還將獲得一筆捐贈，用于資助洞窟殿宇的修繕”。

　　“為此我付出的代價是4錠馬蹄銀，約合500盧比。當我今天回過頭來檢視我用4錠馬蹄銀換來的無價之寶時，這筆交易簡直有點不可思議”。

　　法國人伯希和寫下如此一段話：“非常幸運，王道士是個沒有文化修養的人，屬于熱衷于搞建筑的修道人類別。為了建塔，他特別需要銀兩”。

　　美國人華爾納在1926年12月26日給斯坦因的心中說：“我曾給王道士贈了一點銀錢，只有75兩，可是這個數字也被夸大到10萬兩，村民們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和他分享這筆錢。王道士當然拿不出這筆現金來，于是村民們就以死來威脅他。王道士只能裝瘋賣傻，才躲過了這場災難”。

　　縱觀王圓祿一生，幼年、少年和青年皆是在饑饉凄楚中度日，中年邂逅莫高窟，有了棲身之處，意外發現藏經洞，一度中外斐名，變成了“貧苦的富翁，作惡的善人，貪婪的施主”，身后引來功尊笑罵不已。

　　有人說王道士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簡用、積攢錢財、清理積沙、修葺窟像、營建太清宮、重建五層樓，報官發現藏經洞文物，理應得到犒賞。

　　有人說王道士變賣藏經洞經卷獲得的1500銀兩全部用于莫高窟修繕，連斯坦因都感嘆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到了修繕廟宇之上，個人從未花費過這里面的一分一銀”。相比如今的貪官置業百宅，養情婦過十，還算敬業清廉之士，當應尊重。

　　胡適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到王道士，笑他開始并不知道經卷的價值，初以經卷能治病為由向附近居民售賣，把經卷燃灰和水讓人吞服。

　　更有人說，王道士把賣經卷得來的錢用于修繕莫高窟，經卷是國寶，修繕過的窟雕樓宇也是國寶，失一得一，總比英法聯軍擄了圓明園又付之一炬好吧，一個農民、一個道士、一個文盲已盡了良心職責，這是清廷不比的事實。

　　當然大多是謾罵。無知小人，十惡不赦，把民族文化遺產散失各地，枉為中華子孫。

　　還有一種聲音說，人類共同生活在地球村，民族文化瑰寶當應傳承。但文化無國界，人類文明無國界，人類的瑰寶歸全人類享有，放在哪里已不重要。

　　在我看來，或許我們不能把敦煌文物的流失責任歸于個人，那是歷史對中國時代的嘲諷。國將不國之時，一介草民豈能回天!

　　但愿王圓祿的功過是非、亦或“罪人”的悲劇不再重演!

　　以上就是小編為你整理的思想性隨筆雜文，希望對你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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