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及其文化散文無疑是散文領域的研究重鎮。其散文帶給人們一種全新的閱讀經歷。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余秋雨作品閱讀，希望大家喜歡。

　　余秋雨作品閱讀：雪

　　美麗的雪花飛舞起來了。我已經有三年不曾見著它。

　　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現在更遲一點，也曾見過雪。但那是遠處山頂的積雪，可不是飛舞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的隨著雨點灑下來幾顆，沒有落到地面的時候。它的顏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像是雨點，并不會飛舞。一到地面，它立刻融成了水，沒有痕跡，也未嘗跳躍，也未嘗發出唏噓的聲音，像江浙一帶下雪時的模樣。這樣的雪，在四十年來第一次看見它的老年的福建人，誠然能感到特別的意味，談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卻總覺得索然。"福建下過雪"，我可沒有這樣想過。

　　我喜歡眼前飛舞著的上海的雪花。它才是"雪白"的白色*，也才是花一樣的美麗。它好像比空氣還輕，并不從半空里落下來，而是被空氣從地面卷起來的。然而它又像是活的生物，像夏天黃昏時候的成群的蚊蚋(ruì)，像春天釀蜜時期的蜜蜂，它的忙碌的飛翔，或上或下，或快或慢，或粘著人身，或擁入窗隙，仿佛自有它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它靜默無聲。但在它飛舞的時候，我們似乎聽見了千百萬人馬的呼號和腳步聲，大海洶涌的波濤聲，森林的狂吼聲，有時又似乎聽見了兒女的竊竊私語聲，禮拜堂的平靜的晚禱聲，花園里的歡樂的鳥歌聲……它所帶來的是-陰-沉與嚴寒。但在它的飛舞的姿態中，我們看見了慈善的母親，活潑的孩子，微笑的花兒，和暖的太陽，靜默的晚霞……它沒有氣息。但當它撲到我們面上的時候，我們似乎聞到了曠野間鮮潔的空氣的氣息，山谷中幽雅的蘭花的氣息，花園里濃郁的玫瑰的氣息，清淡的茉莉花的氣息……在白天，它做出千百種婀娜的姿態;夜間，它發出銀色*的光輝，照耀著我們行路的人，又在我們的玻璃窗上扎扎地繪就了各式各樣的花卉和樹木，斜的，直的，彎的，倒的。還有那河流，那天上的云…

　　余秋雨作品閱讀：家住龍華

　　1988年12月15日。

　　我家住在上海西南角龍華。這是一個古老的地名，一閉眼睛，就能引出不少遠年遐想。但在今天上海市民心目中，龍華主要成了一個殯儀館的代名詞。記得兩年前學院宿舍初搬來時，許多朋友深感地處僻遠，不便之處甚多。一位最達觀的教師笑著說：“畢竟有一點方便，到時候覺得自己不行了，用不著向殯儀館叫車，自己慢慢走去就是。”蔣星煜先生立即安慰道：“它不至于只會就地取材。”

　　我素來是樂天派，相信可以把這樣的笑話輕松地說它幾十年。最近竟然病了，而且不輕，說笑話稍稍有點勉強。請了病假，把學院的雜事推給幾位朋友，又有點空閑讀文學作品了。昨夜讀的是霍達的《國殤》，才讀兩頁，紙頁就被淚水浸濕。他們也是中年，他們也是教授，全死了。

　　返觀自身，我有權利說一點他們的死因。單為一項工作奮斗，再累也累不死人。最痛楚的是生命的分裂。已經被書籍和學問鑄就了一大半生命，又要分勻出去一大半來應付無窮的煩人事。每件事都是緊迫的，無可奈何的，甚至是堂皇莊嚴的。于是，只好在敲門聲和電話鈴不會再響起的半夜，用涼水抹一把臉，開始翻開書籍、鋪展文稿、拆閱來信。這又是一個世界，自己正與各國同行征戰。從來沒有在這種征戰中認輸的習慣，那就捂住呵欠，用杯杯濃茶來吶喊助威。天色*微明，過幾個小時又得去開會、談話。累?當然，但想想在軍墾農場拼命的當年，對自己身體忍耐力的自信又悄悄回來。鬧鐘響了，立即起床，全不理會病魔早已在屋角等待。

　　我今天不用上班，睡足了起身，提個籃子去買菜。菜場很遠，要走過古塔和古寺。身體不好，走得慢一點，多看看古塔和古寺吧。這地方實在是有年代了，連唐朝的皮日休過龍華時都有一種懷古感：

　　今寺猶存古剎名，

　　草橋霜滑有人行。

　　尚嫌殘月清光少，

　　不見波心塔影橫。

　　想著這么漫長的歷史，心氣又立即浮動起來，真想動筆。這一年我一直在《收獲》雜志上連載《文化苦旅》，想借山水古跡探尋中國文人艱辛跋涉的腳印。這項寫作被一個堅拒日久的行政任命阻斷了，但龍華真需要補一篇。那么蒼老的目光通視著一座近代都市的興衰，其中很有一些可說的話。哪怕是最浮滑的近代上海文人，他們的精神幅度也不能不往來于古老的歷史和現代的潮流之間。對這個課題研究得特別出色*的是歷史學家陳旭麓教授，應該把他論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人格結構和海派特征的文章，再找出來讀一讀。

　　買菜回來，趕快走進書房，陳旭麓教授的文章怎么也找不到，電話鈴響了，接來一聽，臉色*大變。我又不能不相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了。電話中分明說的是： “陳旭麓教授的遺體告別儀式，今天下午2時在龍華殯儀館舉行!”

　　打電話的朋友特別叮嚀：“你家在龍華，很近，一定要去。”

　　在我的抽屜里還有陳旭麓教授的來信：“近來偶有空閑，到長風公園走走，自詡長風居士。”

　　但是，遺體告別儀式上的悼詞證明，陳先生根本沒有這般優閑。他剛剛到外地參加5個學術討論會回來，去世前幾小時還在給研究生講課，就在他長眠之后的今天，他案頭求他審閱的青年人的文稿和自己未完成的書稿，還堆積如山。

　　我自認是他少有的忘年交，但在吊唁大廳里，六七百人都痛哭失聲，連以前從未聽到過他名字的汽車司機們也都在這個氣氛下不能自持。他是一個在19年前死了妻子，親手把一大群孩子帶大的辛勞父親;同時，他又是100多位研究生的指導教師。他不斷地從家庭生活費中抽出三五十元接濟貧困學生，自己卻承受著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都遇到過的磨難、折騰和傾軋。他對誰也不說這一切，包括對自己的子女和學生，只是咬著牙，一天又一天，把近代史的研究推到了萬人矚目的第一流水平。

　　他走了，平平靜靜。他的大女兒向來賓致謝，并低聲向父親最后道別：“爸爸，今天你的行裝又是我打點的，你走好，我不能攙扶你了……”

　　儀式結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廳里的種種挽聯，擦不完的眼淚，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廳的西門里側，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獻給陳旭麓先生的挽聯，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著一個怪異的黑框!

　　連忙拉人詢問，一位陌生人告訴我：“這是我們上海歷史學界的不幸，接連去世兩位!王守稼在給陳旭麓先生送挽聯后，接受手術，沒有成功。”那人見我癡呆，加了一句：“明天下午也在這里，舉行王守稼副教授的遺體告別儀式。”

　　我實在忍不住了。站在王守稼書寫的挽聯前，為他痛哭。就在剛才，我還在廳堂里到處找他。他，今年46歲，也是一個少見的好人。早在復旦大學讀書時，因家貧買不起車票，每星期從市西的家里出發，長途步行去學校，卻又慷慨地一再把飯菜票支援更貧困的外地同學。我忘不了他坦誠、憂郁、想向一切人傾訴又不愿意傾訴的目光。人越來越瘦，學術論文越發越多。臉色*越來越難看，文章越寫越漂亮。論明清時期的經濟、政治、外交乃至倭寇，精彩備至。他經常用寧波話講著自己的寫作計劃，“還有一篇，還有一篇……”像是急著要在歷史上找到身受苦難的病根。陳旭麓教授就曾對我說，王守稼是他最欣賞的中年歷史學家之一。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極端繁忙，又極端貧困。他的遺囑非常簡單：懇求同學好友幫忙，讓他年幼的兒子今后能讀上大學。這也許是我們這一代最典型的遺囑。

　　是的，家住殯儀館很近，明天，再去與守稼告別。

　　朋友們走了，我還在。不管怎么樣，先得把陳旭麓先生的幾篇文章找出來，好好讀讀，再把我關于龍華的那篇《文化苦旅》寫完。今夜就不寫了，病著，又流了那么多淚，早點睡。

　　篇后附記

　　以上這篇匆匆寫于病中的日記或隨筆，被江曾培兄拿到他主編的《小說界》雜志發表了，沒想到競在文化界引起反響，并不知不覺地在一次頗具規模的“上海人一日”征文中獲得首獎。我想這大概是由于評委都是文人，對我筆底流露的某種苦澀味也有一點切身感受的緣故。我在文中提到要在《文化苦旅》中加一篇以龍華為題材的文章，致使不少讀者經常問起，但我一直未能寫出，真是抱歉。

　　龍華是不好寫的。它長久默默地審視著上海的歷史，而歷史對它本身卻沒有過多的垂愛，就像我上文寫到的兩位歷史學家。是的，龍華就是一位年邁、潦落而昧于自己生平的歷史學家。

　　至今無法考定龍華寺和龍華塔究竟建于何時，幾種可能性*之間的時距競相隔70 0多年之遙。放達一點，我們可以接受一般傳說中的說法，龍華塔由三國時代的孫權建于公元247年;謹慎一點，考察現存的塔磚和塔基只是公元977年(北宋年間)的遺物。我反正不以嚴謹的歷史科學為專業，向來對一切以實物證據為唯一依憑的主張不以為然，反而懷疑某種傳說和感悟中或許存在著比實物證據更大的真實。傳說有不真實的外貌，但既然能與不同時空間無數傳說者的感悟對應起來，也就有了某種深層真實;實物證據有真實的外貌，但世界萬事行化為各種實物形態的過程實在隱伏著大量的隨機和錯位。靠龍華塔中北宋年間的磚料當然不能確證塔的初建年代，但倘若依據孫權建塔的傳說，那時龍華地區應還是海水漫漫，間或有一些零星漁戶、蘆獲荒灘。也許吧，在一個無法敲實的年代，一位遠行的高僧登岸了，他要去的是建業(今南京)或其他比較著名的地方，先在這海邊茅棚中歇歇腳。漁民由于成天與災難周旋，兇吉難卜，特別容易接受高僧口中善惡報應的布道，于是天長日久，漁會間漸漸有了僧寮，也開始產生了建造比較簡陋的鎮海之塔的可能。我在上文中了!述了唐代詩人皮日休的詩，想以此說明龍華寺和龍華塔在唐代詩人眼中已是一種古跡，但皮日休的詩本身也并不是確證無疑的。拙文被收到一個集子中時資深的責任編輯左泥先生還曾為此詩向我查問，我告訴他，此詩未見諸《皮子文藪》，而見于康熙年間的《上海縣志》，1936年柳亞子等編的《上海研究資料》也有引述。我們姑且相信了吧，相信康熙年間史志編纂者們起碼的負責精神，相信應該有比較著名的詩人到過這個地方并留下聲音。在一定的時候，歷史常常得求助于詩人。歷史在明明暗暗地搭建著過程，把過程中的愁苦和感嘆留給詩人，但正由于此，詩人的感嘆也就成了歷史的旁證。

　　皮日休曾參加過黃巢起義，但據說龍華正是在這次起義中遭到過不小的破壞，致使他來的時候已一片寥落。大概在皮日休來后又過了100年左右，景象更是不濟了，公元978年，北宋吳越忠懿王錢俶常夜泊海上，風雨驟至，但在朦朧中只見岸邊草莽間有一種奇怪的光在閃耀，而且還隱隱聽到了鐘梵聲，錢俶常忙問這是什么地方，隨從人員告訴他，這是古龍華寺的地基，早成廢墟。錢椒常覺得這天晚上上天對他投下了啟示和期待，立即下令重建，這就是至今塔磚塔基上能找出那個年代印記的原因吧。不管怎么說，從那時開始，龍華塔就像奠基標桿一樣一直挺拔地插上在這塊土地上了。如果要我們站在今天的方位像星象學家一樣來破譯錢俶常那夜看到的奇光和鐘梵，那么不妨說，這種異相所預示的內容要大得多，或許已在預示著多少年后這兒將出現普天之下最密集的人群海潮般的聚合呢。

　　但是，歷史之神并沒有因為龍華是終將出現的世界級大都市上海的奠基標桿而對它有特殊的估護。誰也不知道它的宿命，只得聽任兵燹、倭寇一次次將它破壞，然后又有一批苦行僧含辛茹苦一次次把它修建。幾大佛教名山一直香煙繚繞地堂皇在那里，而可憐的龍華寺卻歷來沒有受到各代佛教界的重視，甚至連住持或駐錫龍華寺的著名僧人也幾乎都進不了高僧傳記和佛教史籍，盡管他們經常要承擔募款重修的任務，對佛教事業的貢獻并不比名山僧人少。今天，我們可以勉強從歷朝上海縣志中找見龍華寺眾多住持的名字，但往往什么材料也沒有留下，而如所周知，名字也僅止于法名。

　　一個又一個，一代接一代，飄然而來，溘然而逝，終于留下了塔寺，留下了鐘梵，留下了衣缽;而對文化學者們來說，則是留下了一個特定方域的遠年標僅，一個長江下游民眾精神皈依的佐證，一個長久的屬于海邊的希望，一個不息地析禱昌盛的記憶。

　　是無數的歷史寂寞，鑄就了強悍的歷史承傳。在此，存在著一種超越宗教的文化啟悟。孤標獨立的龍華塔只想舐風蘸雨，在悠悠藍天上默然劃過，而不想在《高僧傳》上記下一筆。且把現代的繁盛看成可以對之拈花一笑的大法會吧，承受過歷史之神詔喻的文化靈魂，最終還要歸于冷清和沉潛。

　　余秋雨作品閱讀：藍旗和孩子

　　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大堂門口，一束燈光照射著那面靜靜垂落的藍旗。在它后面，一排排國旗相擁而立，做它的后盾。這些國旗原先高高地飄揚在各國的國界前，自從有了它，大家都紛紛收回，到這里來享受清靜。

　　原來只是為了反戰而結盟，不料卻給世界帶來了新的結構、新的制衡，對此我們似乎還缺少關心。昨天晚上我請教中國駐比利時大使宋明江先生：當前歐洲什么事情最應該引起中國人重視?

　　大使說：歐盟。

　　按照一般觀念，布魯塞爾哪里有巴黎、倫敦、柏林重要?但正是它的不重要，造成了今天的重要。

　　任何大國都不可能把自己的首都作為國際協調中心而取信于其它大國。因此，小得不可能對別人構成威脅而又地處中心的比利時正當其選。因歐盟總部所在，布魯塞爾已成為一個國際外交中心和新聞中心，對此不僅我們沒有料到，連很多國家的政府首腦也沒有料到。

　　沒有料到的原因，是仍然按照傳統的國際政治觀念在思考問題，總覺得歐盟只不過是一個國際組織罷了，怎么比得上一個國家實在?其實歐盟正是針對這種國家至上觀念而出現的，因為歷史已經反復證明，這種觀念的極端形態不僅導致了太多的人間災難，而且肢解了歐洲大地的活力，造成了全球均勢的失衡。

　　在目前，歐盟的大行動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面，著力于營造一個共同大市場。為此，連貨幣都趨于統一，實在是大手筆。在當前這樣的經濟時代，貨幣是體現一個國家主權的重要方面，這些國家連這份主權都愿意受到沖刷，切莫小看了它們聯合的決心。我們這一路看到那么多歐洲國家已完全不在乎邊界防守，所有的車輛長驅直入，遇到的唯一障礙就是貨幣了。如果歐元全然通行，將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暢快感?歐元目前在國際市場上比值受挫，但這是暫時的，從長遠看，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存在。

　　一路上還看到，歐盟對于已經入盟的貧困國家，援助得非常實在。西班牙、希臘、愛爾蘭、葡萄牙每年接受的援助款項在國民經濟中占據很重要的地位。像愛爾蘭，由于善用這筆款項，近年來發展巨大，國際間刮目相看。

　　以經濟的聯合為基礎，防務、外交、內政、司法諸方面都會一一呼應起來。當然麻煩不少，歐盟也步履謹慎，但一直沒有后退。從未后退的小步子，日積月累，轉眼間就會跨上一個大臺階。

　　政治家們會注意歐盟的每一個動作帶來的實際后果，而我關心的是它對傳統國際政治概念的搖俺，很多習以為常的范疇需要另起爐灶，很多目為經典的命題需要重新尋找內涵和外延。前些年一直擔懮信息革命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世界的人文構架還那么老舊，現在看到歐盟的穩步前進，纔發現歐洲已經用一個大行為迫使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不能不以新的形態進入新的時代，只可惜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還沒有意識到，顯得嚴重滯后。

　　朋友們一直覺得我到歐洲旅行一定會醉心于它的歷史文化，其實我一路上倒是特別留心當前的發展。到了布魯塞爾就像提納挈領，豁然開朗地看著歐洲如何企圖在陳舊結構中脫胎換骨，揮別昨天。當然這種企圖在文化生態上還會面對嚴重障礙，因此只能由實務開頭，而把最大的希望，寄托給下一代。

　　記得在斯特拉斯堡歐盟的另一個辦公處我曾聯想到都德在《最后一課》中刻畫的小佛朗士和一個后來為歐洲聯合作出過巨大貢獻的女士路易·韋絲，他們都生長在歐洲沖突的拉鋸地帶，我因此感嘆人類的一切崇高理念，也許都來自麻煩之地男孩和女孩癡想的眼神。

　　沒想到來到布魯塞爾歐盟的最高總部一看，門口鐵柵欄上竟然真的爬著一大群男孩女孩的雕塑。看上去他們都是那樣調皮、潑辣，大大咧咧爬到歐盟大門口來了，而且都抬頭仰天、說說笑笑，幾年都不下來。

　　我真佩服雕塑家們的設計，成人們最大膽的政治構思，無一不暗合孩子們的幻想;大凡孩子們無法理解的彎彎曲曲，成人們遲早也會擺脫出來。這些孩子沒有一點小紳士或小騎士的老成姿態，頭發不理、衣服不整，全然拒絕舊時代對自己的打扮，扭頭只顧新世紀，不知是由他們來塑造新世紀還是讓新世紀來改塑他們。

　　因此，歐盟總部大門口的這些孩子，是雕塑，是裝飾，是門衛，更是理念。

　　荷蘭水

　　第一次聽到荷蘭這個地名，我六歲，在浙江余姚(今慈溪)鄉下。

　　我讀書早，六歲已二年級。那天放學，見不少人在我家里，圍在桌子邊看我媽媽寫信。原來河西老太病重，親戚們正在通知她在上海的兒子快速回鄉。

　　七嘴八舌中媽媽手下的筆停住了，河西老太這兩天一直念叨要吃一種東西，大家幾番側耳細聽都沒有聽明白。

　　『等到她兒子回來后再說吧。”大家說。

　　“不，”媽媽說，“也許她要吃的東西只有上海有，問明白了我寫給她兒子，讓他帶來。不然就來不及了。”

　　媽媽說得有道理，大家都沉默了。

　　“我去聽聽看!”這是祖母的聲音。祖母和河西老太早年曾生活在上海，是抗日戰爭開始后一起逃難回鄉的。

　　祖母是小腳，按她的說法，小時纏腳時痛得直流淚，她母親不忍心，偷偷地放松了，所以是“半大腳”，但走路還是一拐一拐的。她除了去廟里念經，很少出門，更不會去河西，因為那里有一座老石橋，石板早已打滑。這天，我扶著她，她把我當拐杖，一步步挪到了河西。

　　壩西老太躺在床上，見到祖母很高興，想伸手卻抬不起來。祖母連忙俯下身去，輕聲問她想吃什么。

　　河西老太似乎有點不好意思，但終究喃喃地說了。

　　祖母皺了皺眉，要她再說一遍，然后笑了，抬起頭來對眾人說：『她要喝荷蘭水。”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種奇怪的水名，回到家里問媽媽。媽媽只說荷蘭是一個很遠的國家，卻也不知道荷蘭水是什么，就要祖母描述一下。等祖母簡單地說了荷蘭水的特征，母親“哦”了一聲：“那就是汽水!”

　　原來，在祖母一代，汽水還叫荷蘭水。

　　上海的第一代汽水是從荷蘭傳入的嗎?還是汽水本由荷蘭制造，然后別國的汽水也叫了荷蘭水?

　　對此我從未考證。

　　只知道媽媽寫完信后，由一位后生快速地跑到北邊逍林鎮去寄出，媽媽特地關照他寄“快信”，不可延誤。

　　幾天以后，河西老太的兒子回來了，一到就從旅行袋里摸出一個玻璃瓶，上面封著小鐵蓋。他又從口袋里取出一個開關，輕輕一扳，鐵蓋開了，瓶里的水冒著密密的氣泡。也不倒在杯子里了，直接湊上了河西老太的嘴。

　　壩西老太喝了兩口，便搖頭，不想再喝。她兒子把那大半瓶汽水放在一邊，也不再說話。我當時不明白，是河西老太不想喝了，還是她覺得兒子買錯了?

　　當天晚上，老太就去世了。

　　這事早就遺忘，今天到了荷蘭，輕輕地念一聲國名，纔如沈屑泛起，突然記得。

　　上幾代中國的普通百姓對于西方世界茫然不知，偶有所聞，大多是由于那時開始傳入中國的西方器物，包括衣食享用。這就像西方普通人對中國的了解也長期局限于絲綢、瓷器和茶葉。這種充滿質感的生態交流，看似瑣碎，卻直接滲透到生活底層。甚至滲透到生命底層，有著遠遠超越政治、軍事、外交領域各種大命題的深刻性。你看這位只在上海住過一段時間的老婦人，生命中最后念叨的居然是一個西歐小國的國名。

　　我猜想河西老太在上海第一次喝到汽水時一定不會適應的，但很快就從不適應中找到了一種舒鼻通喉的暢快。這個短暫的轉變過程包含著兩種生態文化的愉快對接，后來失去了對接的可能，就成了一種遺囑般的思念。思念中的一切都比事實更加美好。離開上海很久的老太其實已經重新適應了傳統風俗，因此她對于那瓶好不容易來到嘴邊的汽水，第一口失望，第二口搖頭。她終于沒有了牽掛，撒手塵寰，也就這樣丟棄了荷蘭。

　　她以生命的結束，完成了一場小小的兩種生態文明的拉鋸戰。

　　這中間一個最有爭議的問題是向大城市聚集的移民潮。很多證據證明，這股大潮增加了城市的負擔，降低了生活的質量，平添了意外的災難;但也有一些學者指出，城市的每次大發展都與移民有關，而歐洲很多城市的發展其實還有待于移民，問題是提高移民的質量。一個城市發展程度越高，移民的整體水平也越高，不符合要求的移民只能移向他方。

　　然而這只是說著痛快，在實際操作上，這些國界越來越松散的歐洲國家，該如何來選擇移民質量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這是城市遇到的最大隱懮，至今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

　　從一路上走過的歐洲各國來看，倫敦和巴黎的市民搬離城市的比例稍高一些;幾個貧困國家像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則不會出現這種趨向，因為那里的農村還荒漠一片;德國、瑞士、奧地利等國家城鄉并榮，處于一種平衡狀態。很多有識之士認為，既要避免“城市病”又要阻止對農村的擴張，行之有效的辦法是兩個：一是在市郊營造設施齊全的小區;二是在城內擴大自然空間。

　　那么，文化韻味和審美意態也只能在這多種生存方式中各別挖掘，而不宜夸張對于村野生態的向往情懷了。

　　總之，我們躋身其間的大城市雖然毛病多多，卻還沒有到可以大聲詛咒、大步背離的時候。知道遠處有森林綠坡、小鎮馬蹄，但我們注定要與平庸和喧鬧一起棲宿。

　　那個巨人

　　我終于來到了滑鐵盧。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下午，一頭雄獅在這里倒下。歐洲的王室松了一口氣，重新從這里抬起驕傲的腳步。

　　古戰場的遺址上堆起一座山丘，山丘頂上鐵獅威武。但這頭鐵獅并非紀念那頭雄獅，而是相反，紀念對他的制服。

　　山丘的泥土全部取自戰場，這小小的兩公里擁擠過十幾萬廝殺的人群，每一寸都浸泡過鮮血。當時剛剛獲勝的威靈頓長長一嘆，說：“勝利，是除了失敗之外的最大悲劇”

　　山丘由列日市的婦女背土筑成，因為她們支持過拿破侖，這是懲罰性的勞役。

　　為什么獨獨要讓婦女們來承擔這個勞役說是她們的男人正在接受更大的懲罰。但在我看來，那是出于勝利者們對那個失敗者殘存的嫉妒。男人間的嫉妒往往與女人有關，因此必然會讓支持過他、崇拜過他的她們，來確認他的失敗，這可能是對他最大的羞辱。

　　女人們用柔軟的雙手捧起泥土，哪里還分得清什么勝方敗方只知道這是男人的血，這是不干的土。加幾滴我們的眼淚進去拌一拌吧，至于這座山丘的含義，我們心里清楚。

　　滑鐵盧戰場遺址，自然由當年的勝利者保存和修復，但奇怪的是，幾乎所有的游人在心中祭拜的，都是那位騎著白馬的失敗者。那座紀念山丘，兩百多級高高的臺階，連小阿也在那里步步攀登。一隊比利時的小學生全部爬到了頂部，一問，他們只知道拿破侖，不知道威靈頓。他們是小孩，而且并不是法國的。因此，當年壘筑這座山丘的意圖，已經全部落空。

　　以往我們習慣于把戰爭分作正義和非正義兩種，說起來很明快，其實事情要比這種劃分復雜得多。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是非分明的戰爭比較好辦，第一次世界大戰分起來就有一點麻煩了。如果分不清就說成是『狗咬狗”，那么，多數古戰場就成了一片狗吠，很少找得到人的蹤影。

　　戰爭雙方，如果沒有逾越人類公理的底線，那么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后留下的只有意志的比照、智謀的競賽、人格的對壘，成為永久的話由、寫作的題材。《三國演義》里的馬蹄硝煙，蘇東坡如此悠悠緬懷，羅貫中如此娓娓道來，只因為那已是審美意義上的征戰。

　　滑鐵盧的戰事之所以與敦刻爾克大撤退、諾曼底登陸不同，是因為雙方都沒有逾越人類公理，因此一起成了后代的審美對象。審美一旦開始，勝敗立即退居很次要的地位，人們投注的是人格視線，即便是匹馬夕陽、荒原獨吼，也會籠罩著悲劇美。因此，拿破侖就有了超越威靈頓的巨大優勢，正好與勝敗相反。

　　審美心理曲線是一條長長的拋物線，以值得關注的奇異強勢作為起點。人們關注拿破侖由來已久，尤其是他從放逐的小島上直奔巴黎搶回皇位的傳奇，即使不喜歡他的人也會聲聲驚嘆。滑鐵盧只是那個漂亮行程的一個終點。可憐威靈頓，雖然勝利，卻只有點而沒有線。誰有那么好的視力去關注一個孤零零的點呢，因此難怪比利時的小學生不知道他，反而爬著他的勝利高坡，來懷念他的手下敗將。

　　其實豈止是今天的小學生，即便是戰事結束不久，即便不是法國人，大家說起滑鐵盧，也已經作為一個代表失敗的詞匯。可見，人們都把拿破侖當作了主體，都不自覺地站到了他的一邊。

　　亞里士多德說，詩比歷史更真實、更普遍。他所說的詩，泛指美學行為。

　　滑鐵盧遺址中有一個房子是雨果構思《悲慘世界》的地方，那么，詩中的滑鐵盧也擁有一個自己的指揮前沿。

　　雨果提起拿破侖時總是反復地念叨著“那個巨人”、“那個巨人”，其實發出這個聲音的也是巨人。“那個巨人”不知道身后會有一個文化巨人對他那么關注，這關注將把他隆重地送入另一部歷史，一代代觀者如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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