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恒過，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征于色發于聲，而后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翻譯

舜從田野耕作之中被起用，傅說從筑墻的勞作之中被起用，膠鬲從販魚賣鹽中被起用，管夷吾被從獄官手里救出來并受到任用，孫叔敖從海濱隱居的地方被起用，百里奚被從奴隸市場里贖買回來并被起用。

所以上天要把重任降臨在某人的身上，必定要先使他的內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勞累，使他經受饑餓之苦，以致肌膚消瘦，使他受貧困之苦，擾亂其人業已開始的行動，這樣來使他的心靈受到震撼，使他的性情堅忍起來，增加他所不具備的能力。

人常常犯錯，然后才能改正;內心憂困，思想阻塞，然后才能奮起;心緒顯露在臉色上，表達在聲音中，然后才能被人了解。一個國家，在內如果沒有堅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輔佐君王的賢士，在外沒有與之匹敵的鄰國和來自外國的禍患，就常常會有覆滅的危險。

這樣，就知道憂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安逸享樂足以使人滅亡的道理了。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孟子所舉的例證是舜帝、傅說、膠鬲、管仲、孫叔敖、百里奚六人。

所謂“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成為《孟子》最著名的篇章之一，后人常引以為座右銘，激勵無數志士仁人在逆境中奮起。其思想基礎是一種至高無上的英雄觀念和濃厚的生命悲劇意識，一種崇高的獻身精神。是對生命痛苦的認同以及對艱苦奮斗而獲致勝利的精神的弘揚。

借用悲劇哲學家尼采的話來說，是要求我們“去同時面對人類最大的痛苦和最高的希望。”(《快樂的科學》)

因為，痛苦與希望本來就同在。

說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太史公說得好：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史記太史公 自序》)

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他們身處逆境的憂患之中，心氣郁結，奮發而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緣故。

至于死于安樂者，歷代昏庸之君，荒淫逸樂而身死國亡，其例更是不勝枚舉。

所以，對人的一生來說，逆境和憂患不一定是壞事。生命說到底是一種體驗。因此，對逆境和憂患的體驗倒往往是人生的一筆寶貴財富。當你回首往事的時候，可以自豪而欣慰地說：“一切都經歷過了，一切都過來了!”這樣的人生，是不是比那些一帆風順，沒有經過什么磨難，沒有什么特別體驗的人生要豐富得多，因而也有價值得多呢?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全文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第1、2段)：舉例論證人才必須在艱苦的環境中造就的道理。(分兩層)

第1層(舜發于……舉于市)：列舉六位歷史上著名的人物的事例，說明成就大業者都曾經過一番艱苦磨煉。

第2層(故天降……其所不能)：論述人要擔負重任，有所作為，成就大業，必須先在思想、生活和行為等方面經受一番艱苦的磨煉。

第二部分(第3、4段)：論述人處于困境才能奮發，國無憂患則往往遭滅亡的道理。點明中心論點：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分三層)

第1層(人恒過……而后喻)：從正面講人必須經過挫折、困苦，才能長進和有所作為。

第2層(入則無……國恒亡)：由個人推論到治理國家，進一步論證艱苦磨煉的必要性。

第3層(然后知……安樂也)：點明中心論點——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孟子作為孔子之后儒家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把孔子的“仁”發展為“仁政”的學說，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主張國君實行“仁政”，要與民“同樂”。孟子的思想學說就是著作《孟子》。《孟子》記載了孟子的言行，是一部對話體著作。其顯著特點一是氣勢充沛，雄辯而色彩鮮明;二是善于以典型事例、比喻和寓言闡述事理。此文選自《孟子·告子下》。春秋戰國時期，戰亂紛爭，一個國家要想立于不敗之地，要奮發圖強，不能安于現狀、不思進取。這篇文章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