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40年代汪曾祺在文壇嶄露頭角,60年代創作被迫中斷,80年代初期重返文壇。橫跨三個時期的汪曾祺,寫作雖有斷裂,但其內在的寫作特點及其所關注的對象卻保持了相對的統一。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散文汪曾祺，希望大家喜歡。

　　散文汪曾祺一：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

　　沈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三門課我都選了，——各體文習作是中文系二年級必修課，其余兩門是選修，西南聯大的課程分必修與選修兩種。中文系的語言學概論、文字學概論、文學史(分段)……是必修課，其余大都是任憑學生自選。詩經、楚辭、莊子、昭明文選、唐詩、宋詩、詞選、散曲、雜劇與傳奇……選什么，選哪位教授的課都成。但要湊夠一定的學分(這叫“學分制”)。一學期我只選兩門課，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這種地步。

　　創作能不能教?這是一個世界性的爭論問題。很多人認為創作不能教。我們當時的系主任羅常培先生就說過：大學是不培養作家的，作家是社會培養的。這話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沒有上過什么大學。他教的學生后來成為作家的，也極少。但是也不是絕對不能教。沈先生的學生現在能算是作家的，也還有那么幾個。問題是由什么樣的人來教，用什么方法教。現在的大學里很少開創作課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適的人來教。偶爾有大學開這門課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創作靠“講”不成。如果在課堂上講魯迅先生所譏笑的“小說作法”之類，講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寫環境，如何結構，結構有幾種——攢珠式的、桔瓣式的……那是要誤人子弟的。教創作主要是讓學生自己“寫”。沈先生把他的課叫做“習作”、“實習”很能說明問題。如果要講，那“講”要在“寫”之后。就學生的作業，講他的得失。教授先講一套，放學生照貓畫虎，那是行不通的。

　　沈先生是不贊成命題作文的，學生想寫什么就寫什么。但有時在課堂上也出兩個題目。沈先生出的題目都非常具體。我記得他曾給我的上一班同學出過一個題目：“我們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幾個同學就這個題目寫了相當不錯的散文，都發表了。他給比我低一班的同學曾出過一個題目：“記一間屋子里的空氣”!我的那一班出過些什么題目，我倒不記得了。沈先生為什么出這樣的題目?他認為：先得學會車零件，然后才能學組裝。我覺得先作一些這樣的片段的習作，是有好處的，這可以鍛煉基本功。現在有些青年文學愛好者，往往一上來就寫大作品，篇幅很長，而功力不夠，原因就在零件車得少了。

　　沈先生的講課，可以說是毫無系統。前已說過，他大都是看了學生的作業，就這些作業講一些問題。他是經過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閱很多參考書。沈先生讀很多書，但從不引經據典，他總是憑自己的直覺說話，從來不說阿里斯多德怎么說，福樓拜怎么說、托爾斯泰怎么說、高爾基怎么說。他的湘西口音很重，聲音又低，有些學生聽了一堂課，往往覺得不知道聽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講課是非常謙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勢，沒有任何舞臺道白式的腔調，沒有一點嘩眾取寵的江湖氣。他講得很誠懇，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聽“懂”了他的話，——聽“懂”了他的話里并未發揮罄盡的余意，你是會受益匪淺，而且會終生受用的。聽沈先生的課，要像孔子的學生聽孔子講話一樣：“舉一隅而三隅反”。

　　沈先生講課時所說的話我幾乎全都忘了(我這人從來不記筆記)!我們有一個同學把聞一多先生講唐詩課的筆記記得極詳細，現已整理出版，書名就叫《聞一多論唐詩》，很有學術價值，就是不知道他把聞先生講唐詩時的“神氣”記下來了沒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講課時的精辟見解記下來，也可以成為一本《沈從文論創作》。可惜我不是這樣的有心人。

　　沈先生關于我的習作講過的話我只記得一點了，是關于人物對話的。我寫了一篇小說(內容早已忘記干凈)，有許多對話。我竭力把對話寫得美一點，有詩意，有哲理。沈先生說：“你這不是對話，是兩個聰明腦殼打架!”從此我知道對話就是人物所說的普普通通的話，要盡量寫得樸素。不要哲理，不要詩意。這樣才真實。

　　沈先生經常說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很多同學不懂他的這句話是什么意思。我以為這是小說學的精髓。據我的理解，沈先生這句極其簡略的話包含這樣幾層意思：小說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導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環境描寫、作者的主觀抒情、議論，都只能附著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離，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樂。作者的心要隨時緊貼著人物。什么時候作者的心“貼”不住人物，筆下就會浮、泛、飄、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虛，失去了誠意。而且，作者的敘述語言要和人物相協調。寫農民，敘述語言要接近農民;寫市民，敘述語言要近似市民。小說要避免“學生腔”。

　　我以為沈先生這些話是浸透了淳樸的現實主義精神的。

　　沈先生教寫作，寫的比說的多，他常常在學生的作業后面寫很長的讀后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這些讀后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也有時從這篇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作的問題，見解精到，文筆講究。——一個作家應該不論寫什么都寫得講究。這些讀后感也都沒有保存下來，否則是會比《廢郵存底》還有看頭的。可惜!

　　沈先生教創作還有一種方法，我以為是行之有效的，學生寫了一個作品，他除了寫很長的讀后感之外，還會介紹你看一些與你這個作品寫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記得我寫過一篇不成熟的小說《燈下》，記一個店鋪里上燈以后各色人的活動，無主要人物、主要情節，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紹我看了幾篇這樣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寫的《腐爛》。學生看看別人是怎樣寫的，自己是怎樣寫的，對比借鑒，是會有長進的。這些書都是沈先生找來，帶給學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課，走進教室里時總要夾著一大摞書。

　　沈先生就是這樣教創作的。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別的更好的方法教創作。我希望現在的大學里教創作的老師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試一試。

　　學生習作寫得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報刊上發表。這對學生是很大的鼓勵。多年以來，沈先生就干著給別人的作品找地方發表這種事。經他的手介紹出去的稿子，可以說是不計其數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寫的作品，幾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這輩子為別人寄稿子用去的郵費也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了。為了防止超重太多，節省郵費，他大都把原稿的紙邊裁去，只剩下紙芯。這當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戰時期，百物昂貴，不能不打這點小算盤。

　　沈先生教書，但愿學生省點事，不怕自己麻煩。他講《中國小說史》，有些資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奪金標毛筆，筷子頭大的小行書抄在云南竹紙上。這種竹紙高一尺，長四尺，并不裁斷，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課時分發給學生。他上創作課夾了一摞書，上小說史時就夾了好些紙卷。沈先生做事，都是這樣，一切自己動手，細心耐煩。他自己說他這種方式是“手工業方式”。他寫了那么多作品，后來又寫了很多大部頭關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這種手工業方式搞出來的。

　　沈先生對學生的影響，課外比課堂上要大得多。他后來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空襲，全家移住到呈貢桃園，每星期上課，進城住兩天。文林街二十號聯大教職員宿舍有他一間屋子。他一進城，宿舍里幾乎從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學生，客人來，大都是來借書，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寶貝，談天。

　　沈先生有很多書，但他不是“藏書家”，他的書，除了自己看，是借給人看的。聯大文學院的同學，多數手里都有一兩本沈先生的書，扉頁上用淡墨簽了“上官碧”的名字。誰借了什么書，什么時候借的，沈先生是從來不記得的。直到聯大“復員”，有些同學的行裝里還帶著沈先生的書，這些書也就隨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書多，而且很雜，除了一般的四部書、中國現代文學、外國文學的譯本，社會學、人類學、黑格爾的《小邏輯》、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飾錄》、《糖霜譜》……兼收并蓄，五花八門。這些書，沈先生大都認真讀過。沈先生稱自己的學問為“雜知識”。一個作家讀書，是應該雜一點的。沈先生讀過的書，往往在書后寫兩行題記。有的是記一個日期，那天天氣如何，也有時發一點感慨。有一本書的后面寫道：“某月某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這兩句話我一直記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難過呢?

　　沈先生對打撲克簡直是痛恨。他認為這樣地消耗時間，是不可原諒的。他曾隨幾位作家到井岡山住了幾天。這幾位作家成天在賓館里打撲克，沈先生說起來就很氣憤：“在這種地方，打撲克!”沈先生小小年紀就學會擲骰子，各種賭術他也都明白，但他后來不玩這些。沈先生的娛樂，除了看看電影，就是寫字。他寫章草，筆稍偃側，起筆不用隸法，收筆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歡寫窄長的直幅，紙長四尺，闊只三寸。他寫字不擇紙筆，常用糊窗的高麗紙。他說：“我的字值三分錢!”從前要求他寫字的，他幾乎有求必應。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變得很珍貴了。

　　沈先生后來不寫小說，搞文物研究了，國外、國內，很多人都覺得很奇怪。熟悉沈先生的歷史的人，覺得并不奇怪。沈先生年輕時就對文物有極其濃厚的興趣。他對陶瓷的研究甚深，后來又對絲綢、刺繡、木雕、漆器……都有廣博的知識。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藝制品。他從這些工藝品看到的是勞動者的創造性。他為這些優美的造型、不可思議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藝發出的驚嘆，是對人的驚嘆。他熱愛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對一件工藝品的孩子氣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動。我曾戲稱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學”。他八十歲生日，我曾寫過一首詩送給他，中有一聯：“玩物從來非喪志，著書老去為抒情”，是記實。他有一陣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馬漆盒。這種黑紅兩色刮花的圓形緬漆盒，昆明多的是，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進城就到處逛地攤，選買這種漆盒。他屋里裝甜食點心、裝文具郵票……的，都是這種盒子。有一次買得一個直徑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撫摩，說：“這可以作一期《紅黑》雜志的封面!”他買到的緬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數都送人了。有一回，他不知從哪里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桃花布，擺得一屋子，這間宿舍成了一個展覽室。來看的人很多，沈先生于是很快樂。這些挑花圖案天真稚氣而秀雅生動，確實很美。

　　沈先生不長于講課，而善于談天。談天的范圍很廣，時局、物價……談得較多的是風景和人物。他幾次談及玉龍雪山的杜鵑花有多大，某處高山絕頂上有一戶人家，——就是這樣一戶!他談某一位老先生養了二十只貓。談一位研究東方哲學的先生跑警報時帶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沒有金銀財寶，裝的是一個聰明女人寫給他的信。談徐志摩上課時帶了一個很大的煙臺蘋果，一邊吃，一邊講，還說：“中國東西并不都比外國的差，煙臺蘋果就很好!”談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測繪內部結構，差一點從塔上掉下去。談林徽因發著高燒，還躺在客廳里和客人談文藝。他談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終生未娶，長期獨身。他養了一只大斗雞。這雞能把脖子伸到桌上來，和金先生一起吃飯。他到處搜羅大石榴、大梨。買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輸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給小朋友，他再去買!……沈先生談及的這些人有共同特點。一是都對工作、對學問熱愛到了癡迷的程度;二是為人天真到像一個孩子，對生活充滿興趣，不管在什么環境下永遠不消沉沮喪，無機心、少俗慮。這些人的氣質也正是沈先生的氣質。“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沈先生談及熟朋友時總是很有感情的。

　　文林街文林堂旁邊有一條小巷，大概叫作金雞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樓。樓上住著聯大的同學：王樹藏、陳蘊珍(蕭珊)、施載宣(蕭荻)、劉北汜。當中有個小客廳。這小客廳常有熟同學來喝茶聊天，成了一個小小的沙龍。沈先生常來坐坐。有時還把他的朋友也拉來和大家談談。老舍先生從重慶過昆明時，沈先生曾拉他來談過“小說和戲劇”。金岳霖先生也來過，談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金先生是搞哲學的，主要是搞邏輯的，但是讀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江湖奇俠傳》。“小說和哲學”這題目是沈先生給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系。他說《紅樓夢》里的哲學也不是哲學。他談到興濃處，忽然停下來，說：“對不起，我這里有個小動物!”說著把右手從后脖領伸進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為得意。我們問金先生為什么搞邏輯，金先生說：“我覺得它很好玩”!

　　沈先生在生活上極不講究。他進城沒有正經吃過飯，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號對面一家小米線鋪吃一碗米線。有時加一個西紅柿，打一個雞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閑逛，到玉溪街，他在一個米線攤上要了一盤涼雞，還到附近茶館里借了一個蓋碗，打了一碗酒。他用蓋碗蓋子喝了一點，其余的都叫我一個人喝了。

　　沈先生在西南聯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

　　1986.1.2.上午

　　散文汪曾祺二：金岳霖先生

　　西南聯大有許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當面和背后都稱他為“老金”。大概時常來往的熟朋友都這樣稱呼他。

　　關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訴我的。我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一文中提到過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沒有寫進，覺得還應該寫一寫。

　　金先生的樣子有點怪。他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一學年開始，給新的一班學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陽光。

　　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壓得比較低，腦袋總是微微地仰著。他后來配了一副眼鏡，這副眼鏡一只的鏡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這就更怪了。后來在美國講學期間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鏡也換了，但那微微仰著腦袋的姿態一直還沒有改變。他身材相當高大，經常穿一件煙草黃色的麂皮夾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圍一條很長的駝色的羊絨圍巾。聯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樣的。聞一多先生有一陣穿一件式樣過時的灰色舊夾袍，是一個親戚送給他的，領子很高，袖口極窄。聯大有一次在龍云的長子、蔣介石的干兒子龍繩武家里開校友會，——龍云的長媳是清華校友，聞先生在會上大罵“蔣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這件高領窄袖的舊夾袍。

　　朱自清先生有一陣披著一件云南趕馬人穿的藍色氈子的一口鐘。除了體育教員，教授里穿夾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個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國治了后也還是不大好，走起路來有點深一腳淺一腳。他就這樣穿著黃夾克，微仰著腦袋，深一腳淺一腳地在聯大新校舍的一條土路上走著。

　　金先生教邏輯。邏輯是西南聯大規定文學院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班上學生很多，上課在大教室，坐得滿滿的。在中學里沒有聽說有邏輯這門學問，大一的學生對這課很有興趣。金先生上課有時要提問，那么多的學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來，——聯大是沒有點名冊的，他有時一上課就宣布：“今天，穿紅毛衣的女同學回答問題。”

　　于是所有穿紅衣的女同學就都有點緊張，又有點興奮。那時聯大女生在藍陰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紅毛衣成了一種風氣。——穿藍毛衣、黃毛衣的極少。問題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風頭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聽著，完了，說：“Yes!請坐!”

　　學生也可以提出問題，請金先生解答。學生提的問題深淺不一，金先生有問必答，很耐心。有一個華僑同學叫林國達，操廣東普通話，最愛提問題，問題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覺得邏輯這門學問是挺“玄”的，應該提點怪問題。有一次他又站起來提了一個怪問題，金先生想了一想，說：“林國達同學，我問你一個問題：‘Mr.林國達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國達君垂直于黑板)，這什么意思?”

　　林國達傻了。林國達當然無法垂直于黑板，但這句話在邏輯上沒有錯誤。

　　林國達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課，說：“林國達死了，很不幸。”這一堂課，金先生一直沒有笑容。

　　有一個同學，大概是陳蘊珍，即蕭珊，曾問過金先生：“您為什么要搞邏輯?”邏輯課的前一半講三段論，大前提、小前提、結論、周延、不周延、歸納、演繹……還比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號，簡直像高等數學。她的意思是：這種學問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覺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學院大一學生必修邏輯，金先生還開了一門“符號邏輯”，是選修課。這門學問對我來說簡直是天書。選這門課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幾個人。學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講著講著，有時會停下來，問：“王浩，你以為如何?”這堂課就成了他們師生二人的對話。王浩現在在美國。前些年寫了一篇關于金先生的較長的文章，大概是論金先生之學的，我沒有見到。

　　王浩和我是相當熟的。他有個要好的朋友王景鶴，和我同在昆明黃土坡一個中學教學，王浩常來玩。來了，常打籃球。大都是吃了午飯就打。王浩管吃了飯就打球叫“練盲腸”。王浩的相貌頗“土”，腦袋很大，剪了一個光頭，——聯大同學剪光頭的很少，說話帶山東口音。他現在成了洋人——美籍華人，國際知名的學者，我實在想象不出他現在是什么樣子。前年他回國講學，托一個同學要我給他畫一張畫。我給他畫了幾個青頭菌、牛肝菌，一根大蔥，兩頭蒜，還有一塊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畫的。我在畫上題了幾句話，有一句是“以慰王浩異國鄉情”。王浩的學問，原來是師承金先生的。一個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個好學生，也值得了。當然，金先生的好學生不止一個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學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福爾摩斯，都看。聽說他很愛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有幾個聯大同學住在金雞巷，陳蘊珍、王樹藏、劉北汜、施載宣(蕭荻)。樓上有一間小客廳。沈先生有時拉一個熟人去給少數愛好文學、寫寫東西的同學講一點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講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題目是沈先生給他出的。大家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系。有人問：那么《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里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里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后脖頸，捉出了一個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為得意。

　　金先生是個單身漢(聯大教授里不少光棍，楊振聲先生曾寫過一篇游戲文章《釋鰥》，在教授間傳閱)，無兒無女，但是過得自得其樂。他養了一只很大的斗雞(云南出斗雞)。這只斗雞能把脖子伸上來，和金先生一個桌子吃飯。他到處搜羅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別的教授的孩子比賽。比輸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給他的小朋友，他再去買。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學家的教授外，時常來往的，據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沈從文，張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閑話片刻而已。金先生對林徽因的談吐才華，十分欣賞。現在的年輕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學建筑的，但是對文學的趣味極高，精于鑒賞，所寫的詩和小說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風格清新，一時無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飯店請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納悶：老金為什么請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簡出。毛主席曾經對他說：“你要接觸接觸社會。”金先生已經八十歲了，怎么接觸社會呢?他就和一個蹬平板三輪車的約好，每天蹬著他到王府井一帶轉一大圈。

　　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輪上東張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擠人，熙熙攘攘，誰也不會知道這位東張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學問，為人天真、熱愛生活的大哲學家。

　　金先生治學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學叢書里的《邏輯》，我所知道的，還有一本《論道》。其余還有什么，我不清楚，須問王浩。

　　我對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寫一寫。

　　聯大的許多教授都應該有人好好地寫一寫。

　　1987年2月23日

　　散文汪曾祺三：茱萸小集二

　　在任何情形之下，那座小花園是我們家最亮的地方。雖然它的動人處不是，至少不僅在于這點。

　　每當家像一個概念一樣浮現于我的記憶之上，它的顏色是深沉的。

　　祖父年輕時建造的幾進，是灰青色與褐色的。我自小養育于這種安定與寂寞里。報春花開放在這種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被曬得那么多粉。固然報春花在我們那兒很少見，也許沒有，不像昆明。

　　曾祖留下的則幾乎是黑色的，一種類似眼圈上的黑色(不要說它是青的)里面充滿了影子。這些影子足以使供在神龕前的花消失。晚間點上燈，我們常覺那些布灰布漆的大柱子一直伸拔到無窮高處。神堂屋里總掛一只鳥籠，我相信即是現在也掛一只的。那只青襠子永遠瞇著眼假寐(我想它做個哲學家，似乎身子太小了)。只有巳時將盡，它唱一會，洗個澡，抖下一團小霧在伸展到廊內片刻的夕陽光影里。

　　一下雨，什么顏色都郁起來，屋頂，墻，壁上花紙的圖案，甚至鴿子：鐵青子，瓦灰，點子，霞白。寶石眼的好處這時才顯出來。于是我們，等斑鳩叫單聲，在我們那個園里叫。等著一棵榆梅稍經一觸，落下碎碎的瓣子，等著重新著色后的草。

　　我的臉上若有從童年帶來的紅色，它的來源是那座花園。

　　我的記憶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們的園里可沒有菖蒲呵?它是哪兒來的，是哪些草?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但是我此刻把它們沒有理由的糾在一起。

　　“巴根草，綠茵茵，唱個唱，把狗聽。”每個小孩子都這么唱過吧。有時甚么也不做，我躺著，用手指繞住它的根，用一種不露鋒芒的力量拉，聽頑強的根胡一處一處斷。這種聲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聽得。當然我嘴里是含著一根草了。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無的水紅色是一種自然的巧合。

　　草被壓倒了。有時我的頭動一動，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來。我靜靜的注視它，很久很久，看它的努力快要成功時，又把頭枕上去，嘴里叫一聲“嗯”!有時，不在意，憐惜它的苦心，就算了。這種性格呀!那些草有時會嚇我一跳的，它在我的耳根伸起腰來了，當我看天上的云。

　　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得它發了光。

　　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嗐，難聞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拈。用刷子刷。這種籽兒有帶鉤兒的毛，討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記它：因為我急于要捉住那個“都溜”(一種蟬，叫的最好聽)，我舉著我的網，躡手躡腳，抄近路過去，循它的聲音找著時，拍，得了。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種臭玩意。想想我捉過多少“都溜”!

　　我覺得虎耳草有一種腥味。

　　紫蘇的葉子上的紅色呵，暑假快過去了。

　　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時一個、兩個的時候更多。它們總像有一樁事情要做，六只腳不停的運動，有時停下來，那動著的便是兩根有節的觸須了。我們以為天牛觸須有一節它就有一歲。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難工作，即使它在樹枝上轉來轉去，你等一個合適地點動手。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時候很少。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個有教養惜身份的紳士，行動從容不迫，雖有翅膀可從不想到飛;即是飛，也不遠。一捉住，它便吱吱扭扭的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為依然是溫文爾雅的。黑地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極瑰麗顏色的。有一種還似乎帶點玫瑰香味。天牛的玩法是用線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說也好。

　　蟋蟀已經變成大人玩意了。但是大人的興趣在斗，而我們對于捉蟋蟀的興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過一本秋蟲譜，上面除了蘇東坡米南宮，還有許多濟顛和尚說的話，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個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頸子上的細毛是瓦青還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還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歡喜。聽，，哪里?這兒是的，這兒了!用草掏，手扒，水灌，嚯，蹦出來了。顧不得螺螺藤拉了手，撲，追著撲。有時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還沒喂吶，于是趕緊回家。我每吃一個梨，一段藕，吃石榴吃菱，都要分給它一點。正吃著晚飯，我的蟋蟀叫了。我會舉著筷子聽半天，聽完了對父親笑笑，得意極了。一捉蟋蟀，那就整個園子都得翻個身。我最怕翻出那種軟軟的鼻涕蟲。可是堂弟有的是辦法，撒一點鹽，立刻它就化成一攤水了。

　　有的蟬不會叫，我們稱之為啞巴。捉到啞巴比捉到“紅娘”更壞。但啞巴也有一種玩法。用兩個馬齒莧的瓣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剛剛合適的，仿佛馬齒莧的瓣子天生就為了這種用處才長成那么個小口袋樣子，一放手，啞巴就一直向上飛，決不偏斜轉彎。

　　蜻蜓一個個選定地方息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種通身鐵色的蜻蜓，翅膀較窄，稱“鬼蜻蜓”。看它款款的飛在墻角花陰，不知甚么道理，心里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過。

　　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這種蠢頭蠢腦的家伙，我覺得它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來撅去的，有點不配，因此常常愚弄它。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當作窠的。看它從洞里把個有絨毛的小腦袋鉆出來(那神氣像個東張西望的近視眼)，嗡，飛出去了，我便用一點點濕泥把那個洞封好，在原來的旁邊給它重掘一個，等著，一會兒，它拖著肚子回來了，找呀找，找到我掘的那個洞，鉆進去，看看，不對，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氣。我會看著它那副急樣笑個半天。或者，干脆看它進了洞，用一根樹枝塞起來，看它從別處開了洞再出來。好容易，可重見天日了，它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門旁邊息息，吹吹風。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點氣，因為到這時已一聲不響了。

　　祖母叫我們不要玩螳螂，說是它吃了土谷蛇的腦子，肚里會生出一種鐵線蛇，纏到馬腳腳就斷，甚么東西一穿就過去了，穿到皮肉里怎么辦?

　　它的眼睛如金甲蟲，飛在花叢里五月的夜。

　　故鄉的鳥呵。

　　我每天醒在鳥聲里。我從夢里就聽到鳥叫，直到我醒來。我聽得出幾種極熟悉的叫聲，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個固定的枝頭。

　　有時一只鳥冒冒失失飛進那個花廳里，于是大家趕緊關門，關窗子，吆喝，拍手，用書扔，竹竿打，甚至把自己帽子向空中摔去。可憐的東西這一來完全沒了主意，只是橫沖直撞的亂飛，碰在玻璃上，弄得一身蜘蛛網，最后大概都是從兩椽之間空隙脫走。

　　園子里時時曬米粉，曬灶飯，曬碗兒糕。怕鳥來吃，都放一片紅紙。為了這個警告，鳥兒照例就不來，我有時把紅紙拿掉讓它們大吃一陣，到覺得它們太不知足時，便大喝一聲趕去。

　　我為一只鳥哭過一次。那是一只麻雀或是癩花。也不知從甚么人處得來的，歡喜的了不得，把父親不用的細篾籠子挑出一個最好的來給它住，配一個最好的雀碗，在插架上放了一個荸薺，安了兩根風藤跳棍，整整忙了一半天。第二天起得格外早，把它掛在紫藤架下。正是花開的時候，我想是那全園最好的地方了。一切弄得妥妥當當后，獨自還欣賞了好半天，我上學去了。一放學，急急回來，帶著書便去看我的鳥。籠子掉在地下，碎了，雀碗里還有半碗水，“我的鳥，我的鳥吶!”父親正在給碧桃花接枝，聽見我的聲音，忙走過來，把籠子拿起來看看，說“你掛得太低了，鳥在大伯的玳瑁貓肚子里了”。哇的一聲，我哭了。父親推著我的頭回去，一面說“不害羞，這么大人了”。

　　有一年，園里忽然來了許多夜哇子。這是一種鷺鶩屬的鳥，灰白色，據說它們頭上那根毛能破天風。所以有那么一種名，大概是因為它的叫聲如此吧。故鄉古話說這種鳥常帶來幸運。我見它們吃吃喳喳做窠了，我去告訴祖母，祖母去看了看，沒有說什么話。我想起它們來了，也有一天會像來了一樣又去了的。我盡想，從來處來，從去處去，一路走，一路望著祖母的臉。

　　園里什么花開了，常常是我第一個發現。祖母的佛堂里那個銅瓶里的花常常是我換新。對于這個孝心的報酬是有需掐花供奉時總讓我去，父親一醒來，一股香氣透進帳子，知道桂花開了，他常是坐起來，抽支煙，看著花，很深遠的想著甚么。冬天，下雪的冬天，一早上，家里誰也還沒有起來，我常去園里摘一些冰心臘梅的朵子，再摻著鮮紅的天竺果，用花絲穿成幾柄，清水養在白磁碟子里放在媽(我的第一個繼母)和二伯母妝臺上，再去上學。我穿花時，服伺我的女傭人小蓮子，常拿著撣帚在旁邊看，她頭上也常戴著我的花。

　　我們那里有這么個風俗，誰拿著掐來的花在街上走，是可以搶的，表姐姐們每帶了花回去，必是坐車。她們一來，都得上園里看看，有甚么花開的正好，有時竟是特地為花來的。掐花的自然又是我。我樂于干這項差事。爬在海棠樹上，梅樹上，碧桃樹上，丁香樹上，聽她們在下面說“這枝，唉，這枝這枝，再過來一點，彎過去的，喏，唉，對了對了!”冒一點險，用一點力，總給辦到。有時我也貢獻一點意見，以為某枝已經盛開，不兩天就全落在臺布上了，某枝花雖不多，樣子卻好。有時我陪花跟她們一道回去，路上看見有人看過這些花一眼，心里非常高興。碰到熟人同學，路上也會分一點給她們。

　　想起繡球花，必連帶想起一雙白緞子繡花的小拖鞋，這是一個小姑姑房中東西。那時候我們在一處玩，從來只叫名字，不叫姑姑。只有時寫字條時如此稱呼，而且寫到這兩個字時心里頗有種近于滑稽的感覺。我輕輕揭開門簾，她自己若是不在，我便看到這兩樣東西了。太陽照進來，令人明白感覺到花在吸著水，仿佛自己真分享到吸水的快樂。我可以坐在她常坐的椅子上，隨便找一本書看看，找一張紙寫點甚么，或有心無意的畫一個枕頭花樣，把一切再恢復原來樣子不留甚么痕跡，又自去了。但她大都能發覺誰來過了。到第二天碰到，必指著手說“還當我不知道呢。你在我繃子上戳了兩針，我要拆下重來了!”那自然是嚇人的話。那些繡球花，我差不多看見它們一點一點的開，在我看書作事時，它會無聲的落兩片在花梨木桌上。繡球花可由人工著色。在瓶里加一點顏色，它便會吸到花瓣里。除了大紅的之外，別種顏色看上去都極自然。我們常以騙人說是新得的異種。這只是一種游戲，姑姑房里常供的仍是白的。為甚么我把花跟拖鞋畫在一起呢?真不可解。——姑姑已經嫁了，聽說日子極不如意。繡球快開花了，昆明漸漸暖起來。

　　花園里舊有一間花房，由一個花匠管理。那個花匠仿佛姓夏。關于他的機伶促狹，和女人方面的恩怨，有些故事常為舊日傭仆談起，但我只看到他常來要錢，樣子十分狼狽，局局促促，躲避人的眼睛，尤其是說他的故事的人的。花匠離去后，花房也跟著改造園內房屋而拆掉了。那時我認識花名極少，只記得黃昏時，夾竹桃特別紅，我忽然又害怕起來，急急走回去。

　　我愛逗弄含羞草。觸遍所有葉子，看都合起來了，我自低頭看我的書，偷眼瞧它一片片的開張了，再猝然又來一下。他們都說這是不好的，有甚么不好呢。

　　荷花像是清明栽種。我們吃吃螺螄，抹抹柳球，便可看佃戶把馬糞倒在幾口大缸里盤上藕秧，再蓋上河泥。我們在泥里找蜆子，小蝦，覺得這些東西搬了這么一次家，是非常奇怪有趣的事。缸里泥曬干了，便加點水，一次又一次，有一天，紫紅色的小觜子冒出來了水面，夏天就來了。贊美第一朵花。荷葉上花拉花響了，母親便把雨傘尋出來，小蓮子會給我送去。

　　大雨忽然來了。一個青色的閃照在槐樹上，我趕緊跑到柴草房里去。那是距我所在處最近的房屋。我爬上堆近屋頂的蘆柴上，聽水從高處流下來，響極了，訇——，空心的老桑樹倒了，葡萄架塌了，我的四近越來越黑了，雨點在我頭上亂跳。忽然一轉身，墻角兩個碧綠的東西在發光!哦，那是我常看見的老貓。老貓又生了一群小貓了。原來它每次生養都在這里。我看它們攢著吃奶，聽著雨，雨慢慢小了。

　　那棵龍爪槐是我一個人的。我熟悉它的一切好處，知道哪個枝子適合哪種姿勢。云從樹葉間過去。壁虎在葡萄上爬。杏子熟了。何首烏的藤爬上石筍了，石筍那么黑。蜘蛛網上一只蒼蠅。蜘蛛呢?花天牛半天吃了一片葉子，這葉子有點甜么，那么嫩。金雀花那兒好熱鬧，多少蜜蜂!波——，金魚吐出一個泡，破了，下午我們去撈金魚蟲。香櫞花蒂的黃色仿佛有點憂郁，別的花是飄下，香櫞花是掉下的，花落在草葉上，草稍微低頭又彈起。大伯母掐了枝珠蘭戴上，回去了。大伯母的女兒，堂姐姐看金魚，看見了自己。石榴花開，玉蘭花開，祖母來了，“莫掐了，回去看看，瓶里是甚么?”“我下來了，下來扶您。”

　　槐樹種在土山上，坐在樹上可看見隔壁佛院。看不見房子，看到的是關著的那兩扇門，關在門外的一片田園。門里是甚么歲月呢?鐘鼓整日敲，那么悠徐，那么單調，門開時，小尼姑來抱一捆草，打兩桶水，隨即又關上了。水東東的滴回井里。那邊有人看我，我忙把書放在眼前。

　　家里宴客，晚上小方廳和花廳有人吃酒打牌(我記得有個人吹得極好的笛子)。燈光照到花上，樹上，令人極歡喜也十分憂郁。點一個紗燈，從家里到園里，又從園里到家里，我一晚上總不知走了無數趟。有親戚來去，多是我照路，說哪里高，哪里低，哪里上階，哪里下坎。若是姑媽舅母，則多是扶著我肩膀走。人影人聲都如在夢中。但這樣的時候并不多。平日夜晚園子是鎖上的。

　　小時候膽小害怕，黑的，樹影風聲，令人卻步。而且相信園里有個“白胡子老頭子”，一個土地花神，晚上會出來，在那個土山后面，花樹下，冉冉的轉圈子，見人也不避讓。

　　有一年夏天，我已經像個大人了，天氣郁悶，心上另外又有一點小事使我睡不著，半夜到園里去。一進門，我就停住了。我看見一個火星。咳嗽一聲，招我前去，原來是我的父親。他也正因為睡不著覺在園中徘徊。他讓我抽一支煙(我剛會抽煙)，我搬了一張藤椅坐下，我們一直沒有說話。那一次，我感覺我跟父親靠得近極了。

　　四月二日。月光清極。夜氣大涼。似乎該再寫一段作為收尾，但又似無須了。便這樣吧，日后再說。逝者如斯。

　　
看過“散文汪曾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