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首詩本身，還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態(tài)出現的。之所以如此，大抵與在一般婚姻關系中男方是主動的一方有關。就是在現代，一個姑娘看上個小伙，也總要等他先開口，古人更是如此。娶個新娘回來，夸她是個美麗又賢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說自己曾經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討新娘的歡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鐘鼓之樂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滿的婚姻就從這里開了頭。即使單從詩的情緒結構來說，從見關雎而思淑女，到結成琴瑟之好，中間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來不易的東西，才特別可貴，特別讓人高興。

　　這首詩可以被當作表現夫婦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這些特點：首先，它所寫的愛情，一開始就有明確的婚姻目的，最終又歸結于婚姻的美滿，不是青年男女之問短暫的邂逅、一時的激情。這種明確指向婚姻、表示負責任的愛情，更為社會所贊同。其次，它所寫的男女雙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這是一種與美德相聯(lián)系的結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雙重意義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說體貌之美和德行之善。這里“君子”與“淑女”的結合，代表了一種婚姻理想。再次，是詩歌所寫戀愛行為的節(jié)制性。細讀可以注意到，這詩雖是寫男方對女方的追求，但絲毫沒有涉及雙方的直接接觸。“淑女”固然沒有什么動作表現出來，“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獨自在那里“輾轉反側”，什么攀墻折柳之類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愛得很守規(guī)矩。這樣一種戀愛，既有真實的頗為深厚的感情(這對情詩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對于讀者所產生的感動，也不致過于激烈。以上種種特點，恐怕確實同此詩原來是貴族婚禮上的歌曲有關，那種場合，要求有一種與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稱的有節(jié)制的歡樂氣氛。而孔子從中看到了一種具有廣泛意義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視道德修養(yǎng)的人生態(tài)度，《毛詩序》則把它推許為可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的道德教材。這兩者視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處。

　　古之儒者重視夫婦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在第一層意義上說，家庭是社會組織的基本單元，在古代，這一基本單元的和諧穩(wěn)定對于整個社會秩序的和諧穩(wěn)定，意義至為重大。在第二層意義上，所謂“夫婦之德”，實際兼指有關男女問題的一切方面。“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記·禮運》)，孔子也知道這是人類生存的基本要求。飲食之欲比較簡單(當然首先要有飯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緒活動要復雜、活躍、強烈得多，它對生活規(guī)范、社會秩序的潛在危險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嘆：“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論語》)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養(yǎng)，都首先要從男女之欲開始。這當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為合適，卻是復雜的問題，這里牽涉到社會物質生產水平、政治結構、文化傳統(tǒng)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也牽涉到時代條件的變化。當一個社會試圖對個人權利采取徹底否定態(tài)度時，在這方面首先會出現嚴厲禁制。相反，當一個社會處于變動時期、舊有道德規(guī)范遭到破壞時，也首先在這方面出現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關雎》，它所歌頌的，是一種感情克制、行為謹慎、以婚姻和諧為目標的愛情，所以儒者覺得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婦”并由此引導廣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關雎》既承認男女之愛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有要求對這種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會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發(fā)揮，而反抗封建禮教的非人性壓迫的人們，也常打著《關雎》的權威旗幟，來伸張滿足個人情感的權利。所謂“詩無達詁”，于《關雎》則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