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戀花·嘗愛西湖春色早》是北宋文學家歐陽修所作的一首詞。這是一首寫春之作。通過描寫作者前后兩年游賞潁州西湖春景的不同感受，形象地表現了他中年以后的放曠達觀情懷。語言平白通俗，上片寥寥數句，把春光流逝，時光如飛的感覺明晰地表達出來。下片盡抒曠放之情。春光即逝，年華已老，但并不枉自感傷。

歐陽修詩歌鑒賞【篇2】

詞牌名：玉樓春|朝代：宋朝|作者：歐陽修

去時梅萼初凝粉。不覺小桃風力損。梨花最晚又凋零，何事歸期無定準。

闌干倚遍重來憑。淚粉偷將紅袖印。蜘蛛喜鵲誤人多，似此無憑安足信。

此詞上片通過寫景表現時光的流逝，來烘托心中的閨思。下片通過人物行為表現對心上人的思念，情感委婉、真實。

上片從分手的時候寫起：“去時梅萼初凝粉，不覺小桃風力損。”唐劉禹錫《崔元受少府自貶所還遺山姜花以答之》：“驛馬損筋骨，貴人滋齒牙。”這里指桃花被風摧殘而凋謝。這兩句是說：分手的時候，梅花剛要長出花蕾，不知不覺小桃花也已經凋謝。“梨花最晚又凋零，何事歸期無定準?”梨花在清明前后開放。晏殊《破陣子·春景》：“燕子來時新社，梨花落后清明。”這兩句是說：開花最晚的梨花都已經凋落，你因為什么事耽擱還確定不了歸來的日期?上片三折而下，寫心上人久不歸來，閨中人相思日重。

下片前兩句具體描繪相思之情：“闌干倚遍重來憑，淚粉偷將紅袖印。”“闌干倚遍”，說明登高盼歸次數之多，而又“重來憑”，表現出相思之深、之切。“淚粉偷將紅袖印”是說擦拭眼淚把衣袖弄上了脂粉。“偷”字表現出相思之情怕人知道的害羞之態，將情感寫得很含蓄。結語由盼心上人不歸，轉而怨恨蜘蛛、喜鵲：“蜘蛛喜鵲誤人多，似此無憑安足信。”這兩句是說：蜘蛛和喜鵲已多次報喜訊，但心上人始終未歸，真是“誤人”不淺，像這樣地不講信用怎么能讓人相信。不怨人不歸，而怨蜘蛛、喜鵲“無憑”，無理而妙。

此詞以淺近質樸之語，曲折表現思婦幽怨之情，足見詞人筆力不淺。

這是一首春閨離恨之詞，是以代言體形式表達閨中思婦離情別恨的作品，當為歐陽修早期所作，具體創作時間未詳。

歐陽修詩歌鑒賞【篇3】

朝代：宋朝|作者：歐陽修

臥聞岳陽城里鐘，系舟岳陽城下樹。

正見空江明月來，云水蒼茫失江路。

夜深江月弄清輝，水上人歌月下歸。

一闋聲長聽不盡，輕舟短楫去如飛。

《晚泊岳陽》是北宋詩人歐陽修的作品。全詩描繪出一幅清麗明快的洞庭夜景圖。首聯看來字字平易，卻表現出作者對家的思念。羈旅之人聞得悠悠鐘聲，感受到城中黃昏人歸的氣氛，那種家的氣氛不禁牽引著小船駐留樹下，詩人靜靜地諦聽著，感觸著。不久，江上月出，洞庭湖一片蒼茫，令人生起一種前途未卜之感。夜深明月煥發光彩，舟人吟著歌回轉，那一曲回家的歌兒又令作者聽而不厭，只是輕舟轉眼已如飛而去，留下的只有詩人獨自面對江月江濤。作者以景寓情，又巧妙地讓情景相悖，含蓄地表達自己失意之慨。

歐陽修詩歌鑒賞【篇4】

詞牌名：訴衷情|朝代：宋朝|作者：歐陽修

清晨簾幕卷輕霜。呵手試梅妝。都緣自有離恨，故畫作遠山長。

思往事，惜流芳。易成傷。擬歌先斂，欲笑還顰，最斷人腸。

這首詞抒寫女子的離愁別恨。詞以形傳神，從人物的外貌轉而深入其內心世界，通過描寫一位歌女的生活片斷，即在冬日的清晨起床梳妝時的生活情景，展現了歌女們痛苦與苦悶的內心世界。上片即行點題。首二句以素描手法勾勒出一幅圖畫：主人公于冬日凌晨臨鏡梳妝，精心地在額上涂出梅狀五色花朵。“簾幕卷”，暗示她已起床;輕霜，氣候只微寒;因微寒而呵手，可想見她的嬌怯;梅妝，是一種美妝，始于南朝宋壽陽公主;試梅妝，謂試著描畫梅花妝。后二句寫她本有離愁別恨，所以把眉畫得像遠山一樣修長。古人有以山水喻別離的習慣，眉黛之長，象征水闊山長。用遠山比美人之眉，由來已久。以上，讀者從歌女一番對鏡梳妝、顧影自憐的舉動中，尤其是從她描眉作“遠山長”當中，可以窺見她內心的凄苦和對愛情的渴望。下片極其成功進行了心理刻畫，描寫了歌女內心的凄苦和悲涼。首三句寫她追憶往事，哀嘆芳年易逝，內心傷感不已。此三句，寥寥數語便道出了女主人公對于自身命運不能自主而只得讓美好年華虛度在陪人歡笑上的痛楚。結尾三句，以女主人公“擬歌先斂”、強顏歡笑、寸腸欲斷的情態，活靈活現地刻畫出歌女無法獲得幸福生活而為生計被迫賣唱的痛苦心情。“擬歌先斂，欲笑還顰”八個字，透露了這位靠色藝謀生的歌女不得不強顏歡笑的苦悶。自己卷起帶霜的門簾，然后呵手試妝，可見其孤獨困苦。是對賣笑生活的總結，也是對從良后的現實的概括。末句“最斷人腸”隱含著作者的同情，語簡意深，十分傳神。此詞寫人眉目傳神，入木三分，將歌妓的怨嗟和悲苦刻畫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足見詞人生活體驗和藝術功力之深。

歐陽修詩歌鑒賞【篇5】

朝代：宋朝|作者：歐陽修

信義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茍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余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后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這是一篇史評，評論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釋死刑囚犯，犯人被釋歸家后又全部按時返回，從而赦免他們的史實。 文章開門見山，警拔有力。從“信義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說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調，標出全文的主旨。接著從唐太宗縱放死囚的史實，以君子與小人相比較，反復論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違反法度，只不過是借此邀取名譽的一種手段。議論縱橫，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義”，揭露得可謂明快酣暢。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為“天下之常法”，而應該“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文章據史立論，層層辨析，論證充分，結論高遠，警醒人心也。

據史書記載，唐太宗曾于632年(貞觀六年)下令把等待執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與家人團聚，并約定返回獄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歐陽修以前，一般的都把這件事傳為“美談”，認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義”。作者獨能力排眾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這種敢于創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貴的。

《縱囚論》最大的特點是邏輯性強，結構嚴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為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三個部分。在提出問題時，作者肯定地指出，縱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這就為下文的展開定下了基調。在分析問題時，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這樣做，純粹是為了沽名釣譽。文章從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動中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這不過是上演了一場“上下交相賊”的鬧劇。同時，他還從唐太宗登基六年來并沒有消弭小人犯極惡大罪的事實，證明了偶爾的縱囚也解決不了問題。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筆法，確實犀利無比。在解決問題時，作者旗幟鮮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觀點：不管從事何種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渾然一體，無懈可擊。

《縱囚論》的反問句較多，有助于增強文章的說服力。第二段中采取問答的形式來論證，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讀性。所有這些，都值得認真揣摩。

唐太宗李世民，開創了歷史上的“貞觀之治”，經過主動消滅各地割據勢力，虛心納諫、在國內厲行節約、使百姓休養生息，使得社會出現了國泰民安的局面。為后來全盛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推向鼎盛時期。公元633年，李世民下令讓將近400人囚犯回鄉一年，等到來年秋收后再回到獄中受刑。這些犯人感激不已，等到第二年秋收后，所有犯人一個不差地全部歸獄。李世民很是高興，當場赦免了所有犯人。這就是著名的“四百囚徒歸獄案”。

《縱囚論》就唐太宗縱囚一事提出了質疑，認為此事不足為訓，并明確地提出了“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這一論點。這是一篇對傳統見解進行辯駁的議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