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雜文日益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雜文在文體形式上的多、新、奇是以往任何時候都無法比擬的。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優秀短篇散文雜文，希望大家喜歡。

　　優秀短篇散文雜文一：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魯迅

　　我作這一篇文的本意，其實是想研究怎樣改革家庭;又因為中國親權重，父權更重，所以尤想對于從來認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問題，發表一點意見。總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罷了。但何以大模大樣，用了這九個字的題目呢?這有兩個理由：

　　第一，中國的“圣人之徒”，最恨人動搖他的兩樣東西。一樣不必說，也與我輩絕不相干;一樣便是他的倫常，我輩卻不免偶然發幾句議論，所以株連牽扯，很得了許多“鏟倫常”“禽獸行”之類的惡名。他們以為父對于子，有絕對的權力和威嚴;若是老子說話，當然無所不可，兒子有話，卻在未說之前早已錯了。但祖父子孫，本來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橋梁的一級，決不是固定不易的。現在的子，便是將來的父，也便是將來的祖。我知道我輩和讀者，若不是現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補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個時間。為想省卻許多麻煩起見，我們便該無須客氣，盡可先行占住了上風，擺出父親的尊嚴，談談我們和我們子女的事;不但將來著手實行，可以減少困難，在中國也順理成章，免得“圣人之徒”聽了害怕，總算是一舉兩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說，“我們怎樣做父親。”

　　第二，對于家庭問題，我在《新青年》的《隨感錄》(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經略略說及，總括大意，便只是從我們起，解放了后來的人。論到解放子女，本是極平常的事，當然不必有什么討論。但中國的老年，中了舊習慣舊思想的毒太深了，決定悟不過來。譬如早晨聽到烏鴉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卻總須頹唐半天。雖然很可憐，然而也無法可救。沒有法，便只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還有，我曾經說，自己并非創作者，便在上海報紙的《新教訓》里，挨了一頓罵。但我輩評論事情，總須先評論了自己，不要冒充，才能像一篇說話，對得起自己和別人。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創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發見者。凡有所說所寫，只是就平日見聞的事理里面，取了一點心以為然的道理;至于終極究竟的事，卻不能知。便是對于數年以后的學說的進步和變遷，也說不出會到如何地步，單相信比現在總該還有進步還有變遷罷了。所以說，“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我現在心以為然的道理，極其簡單。便是依據生物界的現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續這生命;三，要發展這生命(就是進化)。生物都這樣做，父親也就是這樣做。

　　生命的價值和生命價值的高下，現在可以不論。單照常識判斷，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緊的自然是生命。因為生物之所以為生物，全在有這生命，否則失了生物的意義。生物為保存生命起見，具有種種本能，最顯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攝取食品，因有食品才發生溫熱，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個體，總免不了老衰和死亡，為繼續生命起見，又有一種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發生苗裔，繼續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現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飲食并非罪惡，并非不凈;性交也就并非罪惡，并非不凈。飲食的結果，養活了自己，對于自己沒有恩;性交的結果，生出子女，對于子女當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長途走去，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誰受誰的恩典。

　　可惜的是中國的舊見解，竟與這道理完全相反。夫婦是“人倫之中”，卻說是“人倫之始”;性交是常事，卻以為不凈;生育也是常事，卻以為天大的大功。人人對于婚姻，大抵先夾帶著不凈的思想。親戚朋友有許多戲謔，自己也有許多羞澀，直到生了孩子，還是躲躲閃閃，怕敢聲明;獨有對于孩子，卻威嚴十足，這種行徑，簡直可以說是和偷了錢發跡的財主，不相上下了。我并不是說，——如他們攻擊者所意想的，——人類的性交也應如別種動物，隨便舉行;或如無恥流氓，專做些下流舉動，自鳴得意。是說，此后覺醒的人，應該先洗凈了東方固有的不凈思想，再純潔明白一些，了解夫婦是伴侶，是共同勞動者，又是新生命創造者的意義。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領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領，將來還要交付子女，像他們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個過付的經手人罷了。

　　生命何以必需繼續呢?就是因為要發展，要進化。個體既然免不了死亡，進化又毫無止境，所以只能延續著，在這進化的路上走。走這路須有一種內的努力，有如單細胞動物有內的努力，積久才會繁復，無脊椎動物有內的努力，積久才會發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總比以前的更有意義，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價值，更可寶貴;前者的生命，應該犧牲于他。

　　但可惜的是中國的舊見解，又恰恰與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應在幼者，卻反在長者;置重應在將來，卻反在過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犧牲，自己無力生存，卻苛責后者又來專做他的犧牲，毀滅了一切發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說，——如他們攻擊者所意想的，——孫子理應終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兒必須時時咒罵他的親娘。是說，此后覺醒的人，應該先洗凈了東方古傳的謬誤思想，對于子女，義務思想須加多，而權利思想卻大可切實核減，以準備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況且幼者受了權利，也并非永久占有，將來還要對于他們的幼者，仍盡義務，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過付的經手人罷了。

　　“父子間沒有什么恩”這一個斷語，實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紅耳赤的一大原因。他們的誤點，便在長者本位與利己思想，權利思想很重，義務思想和責任心卻很輕。以為父子關系，只須“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應為長者所有。尤其墮落的，是因此責望報償，以為幼者的全部，理該做長者的犧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卻件件與這要求反對，我們從古以來，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縮，社會的進步，也就跟著停頓。我們雖不能說停頓便要滅亡，但較之進步，總是停頓與滅亡的路相近。

　　自然界的安排，雖不免也有缺點，但結合長幼的方法，卻并無錯誤。他并不用“恩”，卻給與生物以一種天性，我們稱他為“愛”。動物界中除了生子數目太多一一愛不周到的如魚類之外，總是摯愛他的幼子，不但絕無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犧牲了自己，讓他的將來的生命，去上那發展的長途。

　　人類也不外此，歐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為本位，便是最合于這生物學的真理的辦法。便在中國，只要心思純白，未曾經過“圣人之徒”作踐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發現這一種天性。例如一個村婦哺乳嬰兒的時候，決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個農夫娶妻的時候，也決不以為將要放債。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愛，愿他生存;更進一步的，便還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進化。這離絕了交換關系利害關系的愛，便是人倫的索子，便是所謂“綱”。倘如舊說，抹殺了“愛”，一味說“恩”，又因此責望報償，那便不但敗壞了父子間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實際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種子。有人做了樂府，說是“勸孝”，大意是什么“兒子上學堂，母親在家磨杏仁，預備回來給他喝，你還不孝么”之類，自以為“拼命衛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窮人的豆漿，在愛情上價值同等，而其價值卻正在父母當時并無求報的心思;否則變成買賣行為，雖然喝了杏酪，也不異“人乳喂豬”，無非要豬肉肥美，在人倫道德上，絲毫沒有價值了。

　　所以我現在心以為然的，便只是“愛”。

　　無論何國何人，大都承認“愛己”是一件應當的事。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義，也就是繼續生命的根基。因為將來的運命，早在現在決定，故父母的缺點，便是子孫滅亡的伏線，生命的危機。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譯本，載在《新朝》一卷五號)雖然重在男女問題，但我們也可以看出遺傳的可怕。歐士華本是要生活，能創作的人，因為父親的不檢，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愛母親，不忍勞他服侍，便藏著嗎啡，想待發作時候，由使女瑞琴幫他吃下，毒殺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親了。

　　歐“母親，現在應該你幫我的忙了。”

　　阿夫人“我嗎?”

　　歐“誰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我!你的母親!”

　　歐“正為那個。”

　　阿夫人“我，生你的人!”

　　歐“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給我的是一種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罷!”

　　這一段描寫，實在是我們做父親的人應該震驚戒懼佩服的;決不能昧了良心，說兒子理應受罪。這種事情，中國也很多，只要在醫院做事，便能時時看見先天梅毒性病兒的慘狀;而且傲然的送來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遺傳，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許多精神上體質上的缺點，也可以傳之子孫，而且久而久之，連社會都蒙著影響。我們且不高談人群，單為子女說，便可以說凡是不愛己的人，實在欠缺做父親的資格。就令硬做了父親，也不過如古代的草寇稱王一般，萬萬算不了正統。將來學問發達，社會改造時，他們僥幸留下的苗裔，恐怕總不免要受善種學(Eugenics)者的處置。

　　倘若現在父母并沒有將什么精神上體質上的缺點交給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當然健康，總算已經達到了繼續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責任還沒有完，因為生命雖然繼續了，卻是停頓不得，所以還須教這新生命去發展。凡動物較高等的，對于幼雛，除了養育保護以外，往往還教他們生存上必需的本領。例如飛禽便教飛翔，鷙獸便教搏擊。人類更高幾等，便也有愿意子孫更進一層的天性。這也是愛。上文所說的是對于現在，這是對于將來。只要思想未遭錮蔽的人，誰也喜歡子女比自己更強，更健康，更聰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過去。超越便須改變，所以子孫對于祖先的事，應該改變，“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當然是曲說，是退嬰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單細胞動物，也遵著這教訓，那便永遠不敢分裂繁復，世界上再也不會有人類了。

　　幸而這一類教訓，雖然害過許多人，卻還未能完全掃盡了一切人的天性。沒有讀過“圣賢書”的人，還能將這天性在名教的斧鉞底下，時時流露，時時萌蘗;這便是中國人雖然凋落萎縮，卻未滅絕的原因。

　　所以覺醒的人，此后應將這天性的愛，更加擴張，更加醇化;用無我的愛，自己犧牲于后起新人。開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歐人對于孩子的誤解，是以為成人的預備;中國人的誤解，是以為縮小的成人。直到近來，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蠻做，便大礙于孩子的發達。所以一切設施，都應該以孩子為本位，日本近來，覺悟的也很不少;對于兒童的設施，研究兒童的事業，都非常興盛了。第二，便是指導。時勢既有改變，生活也必須進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異于前，決不能用同一模型，無理嵌定。長者須是指導者協商者，卻不該是命令者。不但不該責幼者供奉自己;而且還須用全副精神，專為他們自己，養成他們有耐勞作的體力，純潔高尚的道德，廣博自由能容納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沒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類中的人，因為即我，所以更應該盡教育的義務，交給他們自立的能力;因為非我，所以也應同時解放，全部為他們自己所有，成一個獨立的人。

　　這樣，便是父母對于子女，應該健全的產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但有人會怕，仿佛父母從此以后，一無所有，無聊之極了。這種空虛的恐怖和無聊的感想，也即從謬誤的舊思想發生;倘明白了生物學的真理，自然便會消滅。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應預備一種能力。便是自己雖然已經帶著過去的色采，卻不失獨立的本領和精神，有廣博的趣味，高尚的娛樂。要幸福么?連你的將來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還童”，要“老復丁”么?子女便是“復丁”，都已獨立而且更好了。這才是完了長者的任務，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思想本領，樣樣照舊，專以“勃”為業，行輩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虛無聊的苦痛。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父子間要疏隔了。歐美的家庭，專制不及中國，早已大家知道;往者雖有人比之禽獸，現在卻連“衛道”的圣徒，也曾替他們辯護，說并無“逆子叛弟”了。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親;惟其沒有“拘攣”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沒有反抗“拘攣”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誘，便無論如何，決不能有“萬年有道之長”。例便如我中國，漢有舉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還有孝廉方正，都能換到官做。父恩諭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屬寥寥。足可證明中國的舊學說舊手段，實在從古以來，并無良效，無非使壞人增長些虛偽，好人無端的多受些人我都無利益的苦痛罷了。

　　獨有“愛”是真的。路粹引孔融說，“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漢末的孔府上，很出過幾個有特色的奇人，不像現在這般冷落，這話也許確是北海先生所說;只是攻擊他的偏是路粹和曹操，教人發笑罷了。)雖然也是一種對于舊說的打擊，但實于事理不合。因為父母生了子女，同時又有天性的愛，這愛又很深廣很長久，不會即離。現在世界沒有大同，相愛還有差等，子女對于父母，也便最愛，最關切，不會即離。所以疏隔一層，不勞多慮。至于一種例外的人，或者非愛所能鉤連。但若愛力尚且不能鉤連，那便任憑什么“恩威，名分，天經，地義”之類，更是鉤連不住。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長者要吃苦了。這事可分兩層：第一，中國的社會，雖說“道德好”，實際卻太缺乏相愛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這類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負責，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這樣社會中，不獨老者難于生活，既解放的幼者，也難于生活。第二，中國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歲，早已老態可掬，待到真實衰老，便更須別人扶持。所以我說，解放子女的父母，應該先有一番預備;而對于如此社會，尤應該改造，使他能適于合理的生活。許多人預備著，改造著，久而久之，自然可望實現了。單就別國的往時而言，斯賓塞未曾結婚，不聞他傺無聊;瓦特早沒有了子女，也居然“壽終正寢”，何況在將來，更何況有兒女的人呢?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子女要吃苦了。這事也有兩層，全如上文所說，不過一是因為老而無能，一是因為少不更事罷了。因此覺醒的人，愈覺有改造社會的任務。中國相傳的成法，謬誤很多：一種是錮閉，以為可以與社會隔離，不受影響。一種是教給他惡本領，以為如此才能在社會中生活。用這類方法的長者，雖然也含有繼續生命的好意，但比照事理，卻決定謬誤。此外還有一種，是傳授些周旋方法，教他們順應社會。這與數年前講“實用主義”的人，因為市上有假洋錢，便要在學校里遍教學生看洋錢的法子之類，同一錯誤。社會雖然不能不偶然順應，但決不是正當辦法。因為社會不良，惡現象便很多，勢不能一一順應;倘都順應了，又違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進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會。

　　就實際上說，中國舊理想的家族關系父子關系之類，其實早已崩潰。這也非“于今為烈”，正是“在昔已然”。歷來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見實際上同居的為難;拼命的勸孝，也足見事實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虛偽道德，蔑視了真的人情。我們試一翻大族的家譜，便知道始遷祖宗，大抵是單身遷居，成家立業;一到聚族而居，家譜出版，卻已在零落的中途了。況在將來，迷信破了，便沒有哭竹，臥冰;醫學發達了，也不必嘗穢，割股。又因為經濟關系，結婚不得不遲，生育因此也遲，或者子女才能自存，父母已經衰老，不及依賴他們供養，事實上也就是父母反盡了義務。世界潮流逼拶著，這樣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無非覺醒者多，加些人力，便危機可望較少就是了。

　　但既如上言，中國家庭，實際久已崩潰，并不如“圣人之徒”紙上的空談，則何以至今依然如故，一無進步呢?這事很容易解答。第一，崩潰者自崩潰，糾纏者自糾纏，設立者又自設立;毫無戒心，也不想到改革，所以如故。第二，以前的家庭中間，本來常有勃，到了新名詞流行之后，便都改稱“革命”，然而其實也仍是討嫖錢至于相罵，要賭本至于相打之類，與覺醒者的改革，截然兩途。這一類自稱“革命”的勃子弟，純屬舊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決不解放;或者毫不管理，或者反要尋出《孝經》，勒令誦讀，想他們“學于古訓”，都做犧牲。這只能全歸舊道德舊習慣舊方法負責，生物學的真理決不能妄任其咎。

　　既如上言，生物為要進化，應該繼續生命，那便“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三妻四妾，也極合理了。這事也很容易解答。人類因為無后，絕了將來的生命，雖然不幸，但若用不正當的方法手段，茍延生命而害及人群，便該比一人無后，尤其“不孝”。因為現在的社會，一夫一妻制最為合理，而多妻主義，實能使人群墮落。墮落近于退化，與繼續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無后只是滅絕了自己，退化狀態的有后，便會毀到他人。人類總有些為他人犧牲自己的精神，而況生物自發生以來，交互關聯，一人的血統，大抵總與他人有多少關系，不會完全滅絕。所以生物學的真理，決非多妻主義的護符。

　　總而言之，覺醒的父母，完全應該是義務的，利他的，犧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國尤不易做。中國覺醒的人，為想隨順長者解放幼者，便須一面清結舊賬，一面開辟新路。就是開首所說的“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是一件極偉大的要緊的事，也是一件極困苦艱難的事。

　　但世間又有一類長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準子女解放他們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孫子曾孫都做無謂的犧牲。這也是一個問題;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對于這問題，現在不能解答。

　　一九一九年十月。

　　優秀短篇散文雜文二： 燈下漫筆

　　魯迅

　　一

　　有一時，就是民國二三年時候，北京的幾個國家銀行的鈔票，信用日見其好了，真所謂蒸蒸日上。聽說連一向執迷于現銀的鄉下人，也知道這既便當，又可靠，很樂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則不必是“特殊知識階級”，也早不將沉重累墜的銀元裝在懷中，來自討無謂的苦吃。想來，除了多少對于銀子有特別嗜好和愛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鈔票了罷，而且多是本國的。但可惜后來忽然受了一個不小的打擊。

　　就是袁世凱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義。這邊所受的影響之一，是中國和交通銀行的停止兌現。雖然停止兌現，政府勒令商民照舊行用的威力卻還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領，不說不要，卻道找不出零錢。假如拿幾十幾百的鈔票去買東西，我不知道怎樣，但倘使只要買一枝筆，一盒煙卷呢，難道就付給一元鈔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沒有這許多票。那么，換銅元，少換幾個罷，又都說沒有銅元。那么，到親戚朋友那里借現錢去罷，怎么會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講愛國了，要外國銀行的鈔票。但外國銀行的鈔票這時就等于現銀，他如果借給你這鈔票，也就借給你真的銀元了。

　　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但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后的藏著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我只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兒。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買了一半。后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墊墊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

　　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后，還萬分喜歡。

　　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么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行“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后給與他略等于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么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馬了。

　　我們不必恭讀《欽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讀的《鑒略》，——還嫌煩重，則看《歷代紀元編》，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國古”的中華，歷來所鬧的就不過是這一個小玩藝。但在新近編纂的所謂“歷史教科書”一流東西里，卻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說：咱們向來就很好的。

　　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于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于那一面，但又屬于無論那一面。強盜來了，就屬于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于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愿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么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可惜的是往往暫時沒有誰能定。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憤言而已，決心實行的不多見。實際上大概是群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后，就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圣。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于是便“萬勝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么“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里——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后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說：“為圣天子驅除云爾。”

　　現在入了那一時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贊嘆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復古，可見于現狀都已不滿了。然而我們究竟正向著那一條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進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里去了，因為那些地方都比較的“穩”，暫不至于想做奴隸而不得。總而言之，復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

　　但我們也就都像古人一樣，永久滿足于“古已有之”的時代么?都像復古家一樣，不滿于現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滿于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為前面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贊頌中國固有文明的人們多起來了，加之以外國人。我常常想，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國人的肉的!

　　鶴見輔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記一個白人將到中國，預定的暫住時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還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們兩人一同吃晚飯——

　　“在圓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獻著山海的珍味，談話就從古董，畫，政治這些開頭。電燈上罩著支那式的燈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羅列的屋子中。什么無產階級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過在什么地方刮風。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氣中，一面深思著對于外人有著‘魅力’的這東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漢人種的生活美了;滿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漢人種的生活美了。現在西洋人也一樣，嘴里雖然說著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卻被魅于支那人費六千年而建筑起來的生活的美。一經住過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風時候的萬丈的沙塵，每三月一回的督軍們的開戰游戲，都不能抹去這支那生活的魅力。”

　　這些話我現在還無力否認他。我們的古圣先賢既給與我們保古守舊的格言，但同時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國人的耐勞，中國人的多子，那就是辦酒的材料，到現在還為我們的愛國者所自詡的。西洋人初入中國時，被稱為蠻夷，自不免個個蹙額，但是，現在則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將曾經獻于北魏，獻于金，獻于元，獻于清的盛宴，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出則汽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雖或被劫，然而必得賠償的;孫美瑤擄去中外旅客多人。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何況在華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時候，自然也就是贊頌中國固有文明的時候;但是我們的有些樂觀的愛國者，也許反而欣然色喜，以為他們將要開始被中國同化了罷。古人曾以女人作茍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親”，今人還用子女玉帛為作奴的贄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國的誰，到了已有赴宴的資格的現在，而還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者，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

　　佩服的人!

　　但我們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因為倘一動彈，雖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們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罷——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臺。”?《左傳》昭公七年

　　但是“臺”沒有臣，不是太苦了么?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升而為“臺”，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使了。如此連環，各得其所，有敢非議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雖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離現在也太遼遠了，但“復古家”盡可不必悲觀的。太平的景象還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誰聽到大叫喚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處士來橫議么?對國民如何專橫，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猶是差等的遺風么?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實并未為共和二字所埋沒，只有滿人已經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們在目前，還可以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有燒烤，有翅席，有便飯，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飯，路傍也有殘羹，野上也有餓莩;有吃燒烤的身價不資的闊人，也有餓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見《現代評論》二十一期　。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贊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

　　外國人中，不知道而贊頌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養尊處優，因此受了蠱惑，昧卻靈性而贊嘆者，也還可恕的。可是還有兩種，其一是以中國人為劣種，只配悉照原來模樣，因而故意稱贊中國的舊物。其一是愿世間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興趣，到中國看辮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麗看笠子，倘若服飾一樣，便索然無味了，因而來反對亞洲的歐化。這些都可憎惡。至于羅素在西湖見轎夫含笑，便贊美中國人，則也許別有意思罷。但是，轎夫如果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

　　這文明，不但使外國人陶醉，也早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并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將來。于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兇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

　　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優秀短篇散文雜文三：花刺子模信使問題

　　據野史記載，中亞古國花刺子模有一古怪的風俗，凡是給君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君王帶來壞消息的人則會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將帥出征在外，凡麾下將士有功，就派他們給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們得到提升;有罪，則派去送壞消息，順便給國王的老虎送去食物。花刺子模是否真有這種風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故事所具有的說明意義，對它可以舉一反三。敏銳的讀者馬上就能發現，花刺子模的君王有一種近似天真的品性，以為獎勵帶來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勵好消息的到來，處死帶來壞消息的人，就能根絕壞消息。另外，假設我們生活在花刺子模，是一名敬業的信使，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籠子里，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為傳輸了壞消息。最后，你會想到，我講出這樣一個古怪故事，必定別有用心。對于這最后一點，必須首先承認。

　　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者的形象和花刺子模信使有相像處，但這不是說他有被吃掉的危險。首先，他針對研究對象，得出有關的結論，這時還不像信使;然后，把所得的結論報告給公眾，包括當權者，這時他就像個信使;最后，他從別人的反應中體會到自己的結論是否受歡迎，這時候他就像個花刺子模的信使。中國的近現代學者里，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學者。比方說，現在大家發現了中華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倚賴東方文明。不過也有"壞消息信使"，此人叫做馬寅初。五十年代初，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論。當時以為，只要把馬老臭批一頓，就可以根絕中國的人口問題，后來才發現，問題不是這么簡單。

　　假如學者能知道自己報告的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這問題也就簡單了。這方面有一個例子是我親身所歷。我和李銀河從1989年開始一項社會學研究，首次發現了中國存在著廣泛的同性戀人群，并且有同性戀文化。當時以為這個發現很有意義，就把它報道出來，結果不但自己倒了霉，還帶累得一家社會學專業刊物受到本市有關部門的警告。這還不算，還驚動了該刊一位顧問(八十多歲的老先生)，連夜表示要不當顧問。此時我們才體會到這個發現是不受歡迎的，讀者可以體會到我們此時是多么的慚愧和內疚。假設禁止我們出書，封閉有關社會學雜志，就可以使中國不再出現同性戀問題，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戀傾向是遺傳的，封刊物解決不了問題，所以這些措施一點道理都沒有。值得慶幸的是，北京動物園的老虎當時不缺肉吃。由此得出花刺子模信使問題第一個結論是：對于學者來說，研究的結論會不會累及自身，是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這主要取決于在學者周圍有沒有花刺子模君王類的人。

　　假設可以對花刺子模君王講道理，就可以說，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實，然后才有不幸的信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無辜。假如要反對不幸，應該直接反對不幸的事實，此后才能減少不幸的信息。但是這個道理有一定的復雜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再說，假如能和他講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總是對的，臣民總是不對。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適應這種現實。假如花刺子模的信使里有些狡猾之徒，遞送壞消息時就會隱瞞不報，甚至濫加篡改。魯迅先生有篇雜文，談到聰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討論的就是此類現象。據我所知，學者沒有狡猾到這種程度，他們只是仔細提防著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歡迎的結論來。由于日夜提防，就進入了一種迷迷糊糊的心態，乃是深度壓抑所致。與此同時，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歡迎的結論，因此連做人都不夠自然。現在人們所說的人文科學的危機，我以為主要起因于此。還有一個原因在經濟方面--掙錢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學問，再掙很多的錢，那就什么危機都沒有了。

　　我個人認為，獲得受歡迎的信息有三種方法：其一，從真實中索取、篩選;其二，對現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憑空捏造。第一種最困難。第三種最為便利，在這方面，學者有巨大的不利之處，那就是憑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假定有君王專心要聽好消息，與其養學者，不如養一幫無恥小人。在中國歷史上，儒士的死敵就是宦官。假如學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對于學術來說，是一種自殺之道。因此學者往往在求真實和受歡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條兩全之路，文史學者尤其如此。我上大學時，老師教誨我們說，搞現代史要牢記兩個原則，一是治史的原則，二是黨性的原則。這就是說，讓歷史事實按黨性的原則來發生。憑良心說，這節課我沒聽懂。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東西還很多。不過我也能體會到學者的苦心。

　　在中國歷史上，每一位學者都力求證明自己的學說有巨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孟于當年鼓吹自己的學說， 提出了"仁者無敵" 之說，有了軍事效益，和林彪的"精神原子彈"之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學術必須有效益，這就構成了另一種花刺子模。學術可以有實在的效益，不過來得極慢，起碼沒有嘴頭上編出來的效益快;何況對于君主來說，"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最好的效益就是馬上能聽見的好消息。因為這個原因，學者們承受著一種壓力，要和騙子競賽語驚四座，看著別人的臉色做學問，你要什么我做什么。必須說明的是，學者并沒有完全變狡猾，這一點我還有把握。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學者對本學科用途的說明做一比較，就可發現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說：科學可以解決問題，但就如中藥鋪里的藥材可以給人治病一樣，首先要知識完備，然后才能按方抓藥，治人的病。照這種觀點，我們現在所治之學，只是完備藥店的藥材，對它能治什么病不做保證。另一種說道，本人所治之學對于現在人類所遇到的問題馬上就有答案，這就如賣大力丸的，這種丸藥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無病強身。中國的學者素來有賣大力丸的傳統，喜歡做妙語以動天聽。這就造成了一種氣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學問，旁的都不是學問。在這種壓力之下，我們有時也想做幾句驚人之語，但又痛感缺少想象力。

　　我記得馮友蘭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國哲學史》，以便迎合時尚和領袖，這是變狡猾的例子--羅素先生曾寫了一本《西方哲學史》，從未提出為別人做修改，所以馮先生比羅素狡猾--但是再滑也滑不過佞人。從學問的角度來看，馮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犧牲，但上面也沒看在眼里。佞人不做學問，你要什么我編什么，比之學人利索了很多--不說是天壤之別，起碼也有五十步與百步之分。二三十年前，一場紅海洋把文史哲經通通淹沒。要和林彪比滑頭，大伙都比不過，人文學科的危機實質上在那時就已發生了。

　　羅素先生修西方哲學史，指出很多偉大的學者都有狡猾的一面(比如說，萊布尼茲)，我仔細回味了一下，也發現了一些事例，比如牛頓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后，為什么要說上帝是萬物運動的第一推動力?顯然也是朝上帝買個好。萬一他真的存在，死后見了面也好說話。按這種標準我國的圣賢滑頭的事例更多，處處在拍君王的馬屁，仔細搜集可寫本《中國狡猾史》。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都帶點花刺子模君王氣質。我國的文化傳統里有"文死諫"之說，這就是說，中國常常就是花刺子模，這種傳統就是號召大家做敬業的信使，拿著屁股和腦殼往君王的刀子板子上撞。很顯然，只要不是悲觀厭世，誰也不喜歡犧牲自己的腦袋和屁股。所以這種號召也是出于滑頭分子之口，變著法說君王有理，這樣號召只會起反作用。對于我國的傳統文化、現代文化，只從誠實的一面理解是不夠的，還要從狡猾的一面來理解。扯到這里，就該得出第二個結論：花刺子模的信使早晚要變得滑頭起來，這是因為人對自己的處境有適應能力。以我和李銀河為例，現在就再不研究同性戀問題了。

　　實際上，不但是學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為他們產出信息，而且都不承認這些信息是自己隨口編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區別。大家都說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說是學術，有人說是藝術，還有人說自己傳播的是新聞。總之，面對公眾和領導時，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點滑頭：揀好聽的說或許不至于，起碼都在提防著自己不要講出難聽的來--假如混得不好，就該檢討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夠甜。有關信使，我們就講這么多。至于君主，我以為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粗暴型的君主，聽到不順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種是溫柔型，到處做信使們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覺自愿地只報來受歡迎的消息。這樣他所管理的文化園地里，就全是使人喜聞樂見的東西了。這后一種君主至今是我們懷念的對象。憑良心說，我覺得這種懷念有點肉麻，不過我也承認，忍受思想工作，即便是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好過得多。

　　在得出第三個結論之前，還有一點要補充的--有句老話叫做"久居鮑魚之肆不聞其臭"，這就是說，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刺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點滑頭，更搞不清自己以為是學術、藝術的那些東西到底是真是假。不過，我知道假如一個人發現自己進了老虎籠子，那么就可以斷言，他是個真正的信使。這就是第三個結論。余生也晚，趕不上用這句話去安慰馬寅初先生，也趕不上去安慰火刑架上的布魯諾，不過這話留著總有它的用處。

　　現在我要得出最后一個結論，那就是說，假設有真的學術和藝術存在的話，在人變得滑頭時它會離人世遠去，等到過了那一陣子，人們又可以把它召喚回來--此種事件叫做"文藝復興"。我們現在就有召喚的沖動，但我很想打聽一下召喚什么。如果是召喚古希臘，我就贊成，如果是召喚花刺子模，我就反對。我相信馬寅初這樣的人喜歡古希臘，假如他是個希臘公民，就會在城邦里走動，到處告訴大家：現在人口太多，希望朋友們節制一下。要是滑頭分子，就喜歡花刺子模，在那里他營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買主。恕我說得難聽，現在的人文知識分子在誠懇方面沒幾個能和馬老相比。所以他們召喚的東西是什么，我連打聽都不敢打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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