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散文以深厚的人文素養,與中外古今的文化精魂在生命中撞擊、遇合,下面是小編整理的余秋雨短篇散文，以供大家閱讀。

　　余秋雨短篇散文：都江堰

　　我以為，中國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工程不是長城，而是都江堰。

　　長城當然也非常偉大，不管孟姜女們如何痛哭流涕，站遠了看，這個苦難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間修了一條萬里屏障，為我們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種人類意志力的驕傲。長城到了八達嶺一帶已經沒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肅、陜西、山西、內蒙一帶，勁厲的寒風在時斷時續的頹壁殘垣間呼嘯，淡淡的夕照、荒涼的曠野溶成一氣，讓人全身心地投入對歷史、對歲月、對民族的巨大驚悸，感覺就深厚得多了。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長城的數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經完成了一個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規模從表面上看遠不如長城宏大，卻注定要穩穩當當地造福千年。如果說，長城占據了遼闊的空間，那么，它卻實實在在地占據了邈遠的時間。長城的社會功用早已廢弛，而它至今還在為無數發眾輸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澇無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國，每當我們民族有了重大災難，天府之國總是沉著地提供庇護和濡養。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華民族。有了它，才有諸葛亮、劉備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陸游的川行華章。說得近一點，有了它，抗日戰爭中的中國才有一個比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萬里長城那樣突兀在外，而是細細浸潤、節節延伸，延伸的距離并不比長城短。長城的文明是一種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種靈動的生活。長城擺出一副老資格等待人們的修繕，它卻卑處一隅，像一位絕不炫耀、毫無所求的鄉間母親，只知貢獻。一查履歷，長城還只是它的后輩,它就是都江堰。我去都江堰之前，以為它只是一個水利工程罷了，不會有太大的游觀價值。連葛洲壩都看過了，它還能怎么樣?只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過灌縣縣城，它就在近旁，就乘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縣下車，心緒懶懶的，腳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七轉八彎,從簡樸的街市走進了一個草木茂盛的所在。臉面漸覺滋潤，眼前愈顯清朗，也沒有誰指路，只向更滋潤、更清朗的去處走。忽然，天地間開始有些異常，一種隱隱然的騷動，一種還不太響卻一定是非常響的聲音，充斥周際。如地震前兆，如海嘯將臨，如山崩即至，渾身起一種莫名的緊張，又緊張得急于趨附。不知是自己走去的還是被它吸去的，終于陡然一驚，我已站在伏龍觀前，眼前，急流浩蕩，大地震顫。即便是站在海邊礁石上，也沒有像這里強烈地領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會，聚會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讓人忘記它是切切實實的水，可掬可捧的水。這里的水卻不同,要說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疊疊都精神煥發，合在一起比賽著飛奔的力量，踴躍著喧囂的生命。這種比賽又極有規矩,奔著奔著，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為二，直竄出去，兩股水分別撞到了一道堅壩,立即乖乖地轉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堅壩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據筑壩者的指令來一番調整……也許水流對自己的馴順有點惱怒了,突然撒起野來，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這樣越是顯現出一種更壯麗的馴順。已經咆哮到讓人心魄俱奪,也沒有一滴水濺錯了方位。陰氣森森間，延續著一場千年的收伏戰。水在這里吃夠了苦頭也出足了風頭,就像一場千年的收伏戰。就像一大撥翻越各種障礙的馬拉松健兒，把最強悍的生命付之于規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眾目睽睽。看云看霧看日出各有勝地，要看水，萬不可忘了都江堰.這一切，首先要歸功于遙遠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四川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現過一項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國千年官場的慣例，是把一批批有所執持的學者遴選為無所專攻的官僚，而李冰，卻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實踐科學家。這里明顯地出現了兩種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來，政治的含義是浚理，是消災，是滋潤，是濡養，它要實施的事兒，既具體又質樸。他領受了一個連孩單都能領悟的簡單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擾是旱澇，那么四川的統治者必須成為水利學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極有作為的的名片，上面的頭銜只印了“土木工程師”，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沒有證據可以說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過他，中國也就有過了一種冰清玉潔的政治綱領。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長鍤，站在滔滔的江邊，完成了一個“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長鍤，千年來始終與金杖玉璽、鐵戟鋼錘反復辯論。他失敗了，終究又勝利了。

　　他開始叫人繪制水系圖譜。這圖譜，可與今天的裁軍數據、登月線路遙相呼應。

　　他當然沒有在哪里學過水利。但是，以使命為學校，死鉆幾載，他總結出治水三字經“深淘灘，低作堰”、八字真言“遇灣截角，逢正抽心”，直到20世紀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他的這點學問，永遠水氣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卻早已風干，松脆得無法翻閱。

　　他沒有料到，他治水的韜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計謀;他沒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將會時時成為戰場，沃土上的稻谷將有大半充作軍糧。他只知道，這個人要想不滅絕，就必須要有清泉和米糧。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間老農的思維，進入了最澄徹的人類學的思考。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資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壩一座，讓人們去猜詳。人們到這兒一次次納悶：這是誰呢?死于兩千年前，卻明明還在指揮水流。站在江心的崗亭前，“你走這邊，他走那邊”的吆喝聲、勸誡聲、慰撫聲，聲聲入耳。沒有一個人能活得這樣長壽。

　　秦始皇筑長城的指令，雄壯、蠻嚇、殘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樣的起點就會有什么樣的延續。長城半是壯膽半是排場，世世代代，大體是這樣.直到今天，長城還常常成為排場。都江堰一開始就清朗可鑒，結果，它的歷史也總顯出超乎尋常的格調.李冰在世時已考慮事業的承續，命令自己的兒子作3個石人，鎮于江間，測量水位。李冰逝世400年后，也許3個石人已經損缺，漢代水官重造高及3米的“三神石人”測量水位。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這位漢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偉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師，放在江中鎮水測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適的崗位。這個設計竟然沒有遭到反對而順利實施,只能說都江堰為自己流瀉出了一個獨特的精神世界。

　　石像終于被歲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紀70年代出土時,有一尊石像頭部已經殘缺,手上還緊握著長鍤.有人說,這是李冰的兒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兒子.一位現代作家見到這尊塑像怦然心動，“沒淤泥而藹然含笑，斷頸項而長鍤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現代官場袞袞諸公詰問：活著或死了應站在哪里?出土的石像現正在伏龍觀里展覽。人們在轟鳴如雷的水聲中向他們默默祭奠。在這里，我突然產生了對中國歷史的某種樂觀。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會消散，李冰的兒子會代代繁衍。轟鳴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遺言。繼續往前走，看到了一條橫江索橋。橋很高，橋索由麻繩、竹篾編成。跨上去，橋身就猛烈擺動，越猶豫進退，擺動就越大。在這樣高的地方偷看橋下會神志慌亂，但這是索橋，到處漏空,由不得你不看.一看之下，先是驚嘆。腳下的江流，從那么遙遠的地方奔來，一派義無反顧的決絕勢頭，挾著寒風，吐著白沫，凌厲銳進。我站得這么高還感覺到了它的砭膚冷氣，估計它是從雪山趕來的罷。但是，再看橋的另一邊，它硬是化作許多亮閃閃的河渠，改惡從善。人對自然力的馴服，干得多么爽利。如果人類干什么事都這么爽利，地球早已是另一副模樣。

　　但是，人類總是缺乏自信，進進退退，走走停停，不斷自我耗損，又不斷地為耗損而再耗損.結果，僅僅多了一點自信的李冰，倒成了人們心中的神。離索橋東端不遠的玉壘山麓,建有一座二王廟，祭祀李冰父子。人們在虔誠膜拜，膜拜自己同類中更像一點人的人。鐘鼓鈸磬，朝朝暮暮,重一聲，輕一聲，伴和著江濤轟鳴。

　　李冰這樣的人，是應該找個安靜的地方好好紀念一下的，造個二王廟，也合民眾心意。

　　實實在在為民造福的人升格為神，神的世界也就會變得通情達理、平適可親.中國宗教頗多世俗氣息，因此，世俗人情也會染上宗教式的光斑。一來二去，都江堰倒成了連接兩界的橋墩。

　　我到邊遠地區看儺戲，對許多內容不感興趣，特別使我愉快的是，儺戲中的水神河伯，換成了灌縣李冰。儺戲中的水神李冰比二王廟中的李冰活躍得多，民眾圍著他狂舞吶喊，祈求有無數個都江堰帶來全國的風調雨順，水土滋潤。儺戲本來都以神話開頭的，有了一個李冰，神話走向實際，幽深的精神天國，一下子帖近了大地，貼近了蒼生。

　　余秋雨短篇散文：海牙的老人

　　海牙的清晨，濕漉漉的廣場上擺滿了舊書攤，很多老年人把畢生收集的書籍、古董陳列在那里，讓人選購。

　　在博物館前的那個角落，一位年邁的攝影師擺出了自己拍攝的數千張舊照片，按年份日期排列，邊上還擺放著三臺老相機，足可把他的一生概括;而他，又能從自己的角度把荷蘭的歷史概括。

　　見我仔細翻閱，老人兩眼放光。但最后，我當然還是讓他失望。他用英語向我嘟噥：全拿走吧，實在不貴。

　　我暗自責備自己翻閱得太久了，使他產生誤會，因此躲避著他的目光。但我還是抬起頭來看著他，向他道謝。我想他應該認出，我是中國人。連他們這么小的一個國家也無法把自己的歷史圖像收入博物館，任其在博物館門外長期求售，那可想而知，我們中國流浪在外面的歷史符號就更多了。我們怎能，不先收拾自己的門庭，反把人家的歷史圖像帶走我們中國人太知道，這些歷史圖像一旦被帶走，就再也沒有回來的時日。

　　中國人也許做過很多不該做的事情，但從來沒有把別人的歷史藏在自己家里。

　　老人見我要離開，又說了一句：“也可以拆開了買走，譬如，先生出生的那一年……”

　　這話使我心里一動。因為曾經聽說，一些企圖申請奧運會主辦權的城市，想送一些充滿個人情誼而又無行賄嫌疑的小禮物給國際奧委會委員，最漂亮的是一份某委員出生那天的《泰晤士報》，讓他看看，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世界發生了一些什么事。那么，照老人的提議，我也可以在這里找到自己生命出現時的某些遠地風景我連忙回頭再看那些照片排列，找到我出生那一年，厚厚一疊，但我再看前前后后，每一年都齊整無缺，可見至今沒有人零拆買走。從老人的生活狀態看，他未必擁有保存底片并再度復印的技術設備。我笑著向他搖搖頭，心想，我算什么呢一個如此平凡的生命，一個在濕漉漉的早晨偶爾駐足的過客，豈能為了比照自己的存在，抽散這位老人的平生勞作我相信，在他的同胞中，會出現一個更負責的收藏者，將這些照片保存得更完整、更有意義。再等一年半載吧，老大爺。

　　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出現了麻煩，能不能不要打仗，而由一個法律機構來仲裁這是人類的理性之夢，結果便是海牙國際法院的出現。

　　到海牙總要去看看國際法院，世界各國的旅行者都這樣想。于是市中心的和平宮柵欄外，停滿了各種旅行車輛，擠滿了一隊隊來自各國的游人。

　　和平宮就是國際法院的所在地，由美國企業家卡納基捐款修建，竣工于一九一三年，第二年就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好像冥冥中加重了這棟樓屹立在世界上的必要性。

　　這棟樓造得莊嚴、大氣，但更漂亮的是環繞著它的巨大庭院。因此，從鐵柵欄到和平宮的主樓還有很長的距離，中間是蔥蘢的草地，遠處林木茂密。

　　國際法院不是一個紀念性遺址，而是一個天天都在忙碌的聯合國司法機構，當然不允許旅行者參觀。因此，鐵柵欄外的參觀，其實只是遠眺。

　　我們幾個撥開眾人，找到了第一層正門，說我們來自何方，兩天前曾來過電話，承蒙同意入內參觀。門衛立即向里邊打電話，然后態度變得非常客氣，要我們等一等，說很快就會有人出來接引。

　　出來的是一位女士，講法語，讓我們每個人把護照交給門衛。門衛一一登記了，一并歸還。女士一笑，攤開手掌往里邊一讓，我們就在各國旅行者驚訝和羨慕的眼光中魚貫而入。

　　被那么多目光注視背后，總覺得不自在，不知哪位伙伴說：“干脆，神態凝重一點，裝成被告或原告模樣吧，讓那些不能進來參觀的人心里平衡一點。”

　　我說：“裝不了。誰都知道，中國人從不在國際法院找麻煩。”

　　又一位伙伴說：“該不會遇到米洛舍維奇吧，說不定這些天引渡過來了。”

　　我說：“那歸前南特別法庭管，不在這里。這里是法院，統領那個法庭。”

　　說著，已走到和平宮主樓的正門，那里站著兩位警衛。領路的女士與他們說了一陣，警衛拿出一本登記簿讓她寫了一些東西，然后她轉身向我們揮手。原來她已完成任務，要離開了。主樓里邊，已有一位年輕的小姐等著我們。

　　我們跟著這位小姐輕步前行，繞來繞去，居然從主樓的后門繞到了一座新樓。那里有幾排椅子，她叫我們坐下休息，說過一會兒會有一位官員來接我們。

　　大概等了十來分鐘，聽到一聲熱情的招呼，是一位戴眼鏡的中年女士，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顯然她比較重要，因為她講話很多，無拘無束。

　　從她口里越來越多聽到一個人的名字，說他要破例接待我們，今天一早就親自給她打電話作安排。我們問那人是誰，她一怔，然后笑了，說：“我以為你們都知道呢。他是國際法院副院長，今天特地空出時間來等你們。我現在正領你們去他的辦公室。”

　　這條路有點復雜，上二樓，走過一條長長的玻璃走廊，又回到了主樓。她先領我們看了看各位大Fa官審案前開會的會議室，再看隔壁的審判庭。這兩個地方今天都空著，一派古典貴族式的莊嚴肅穆。

　　從審判庭出來，又走了一些路。她向我們先做了一個手勢，然后在一個灰色的門前屏息站定，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表，抬起右手輕輕地敲了兩下。

　　才兩下，門就開了，站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老人，而且是一個中國老人“你們來了請進請進”———這更讓我吃驚了，居然滿口濃重的上海口音這便是堂堂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史久鏞大Fa官。

　　國際法院的法官由聯合國會議選舉產生。史先生在這里極具威望，是國際法院的靈魂人物，但他并不代表中國。

　　他的辦公室分兩大間，外面一間堆著各種文件和電腦，里面一間有他的大寫字臺。寬寬的落地窗前一個會客的空間，我們在那里坐下了。窗外，是法國式的園林，卻又帶有英國園林的自然風味。

　　我們盡管經常在媒體上看到國際法院，但對它的了解實在太少，因此一開始就有許多最淺顯的問題期期艾艾地提了出來，他一聽就笑了。例如———問：你們有事干嗎國與國，不是打仗就是談判，怎么會想著打官司答：我們在這兒忙極了，堆滿了案件。你看，積壓在手邊的就是幾十宗。

　　問：你們判決以后，那些敗訴的國家會遵照執行嗎答：幾十年來只有一個例外，美國。我們判它輸，但它不執行，事情遞交到安理會，它作為常任理事國投了否決票。國際法院是聯合國的下屬機構，這樣一來就沒辦法了。

　　由此開始，我們的問題越來越多，幾乎已經涉及到一切國際大事，但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種與外交官全然不同的語言方式。外交官囿于一國，卻旋轉著表里兩層結構，看誰旋轉得漂亮，可謂腳盤固定而手法靈活。而他則相反，除了法律和正義，沒有固定的國家立場，也沒有言談的手法，全然是一種國際式的平正，毫無修飾和諱避。我們聽起來句句入耳，卻又有一點陌生。

　　就像過去一個大家族里各個分立的門戶長年對峙，人們早已聽熟他們各自的立場，不知哪天突然來了一位“老娘舅”，他沒有立場，只有規矩，大家一時有點吃驚。

　　他是一個國際公民，現在住在海牙，但要經常回上海省親。以前他長期居住在上海，我問他住在上海何處，他說原來住在華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動遷了。

　　我們又問，既然經常回上海，會不會像剛才與我們談的那樣，與國內法律界的朋友談談國際法律精神這位國際大Fa官淡淡地說：“我不善于交際，也不喜歡交際。每次回上海，只通知家人。”

　　天天斡旋著國際間最纏人的麻煩事，卻明確聲言“不善于交際，也不喜歡交際”，這就突然讓我們明白，人們一般理解的“交際”，究竟是什么含義。

　　我略微有點走神，思路飄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帶：踩踏著秋天的落葉，漫步著一位極普通的老人，誰也不知道他是誰。

　　余秋雨短篇散文：西湖夢

　　西湖的文章實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歷代高手，再做下去連自己也覺得愚蠢。但是，雖經多次違避，最后筆頭一抖，還是寫下了這個俗不可耐的題目。也許是這汪湖水沉浸著某種歸結性的意義，我避不開它。

　　初識西湖，在一把劣質的摺扇上。那是一位到過杭州的長輩帶到鄉間來的。折扇上印著一幅西湖游覽圖，與現今常見的游覽圖不同，那上面清楚地畫著各種景致，就像一個立體模型。圖中一一標明各種景致的幽雅名稱，凌駕畫幅的總標題是“人間天堂”。鄉間兒童很少有圖畫可看，于是日日逼視，竟爛熟于心。年長之后真到了西湖，如游故地，熟門熟路地踏訪著一個陳舊的夢境。

　　明代正德年間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寫過這樣一首詩：

　　昔年曾見此湖圖，

　　不信人間有此湖。

　　今日打從湖上過，

　　畫工還欠費工夫。

　　可見對許多游客來說，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舊夢重溫的味道。這簡直成了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常用意象，摩挲中國文化一久，心頭都會有這個湖。

　　奇怪的是，這個湖游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來。過于玄艷的造化，會產生了一種疏離，無法與它進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飲食不宜于排場，可讓兒童偎依的奶媽不宜于盛妝，西湖排場太大，妝飾太精，難以叫人長久安駐。大凡風景絕佳處都不宜安家，人與美的關系，竟是如此之蹊蹺。

　　西湖給人以疏離感，還有別一原因。它成名過早，遺跡過密，名位過重，山水亭舍與歷史的牽連過多，結果，成了一個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游覽可以，貼近去卻未免吃力。為了擺脫這種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獨個兒游了長長一程，算是與它有了觸膚之親。湖水并不涼快，湖底也不深，卻軟絨絨地不能蹬腳，提醒人們這里有千年的淤積。上岸后一想，我是從宋代的一處勝跡下水，游到一位清人的遺宅終止的，于是，剛剛弄過的水波就立即被歷史所抽象，幾乎有點不真實了。

　　它貯積了太多的朝代，于是變得沒有朝代。它匯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虛幻，像一個收羅備至的博覽會，盛大到了縹緲。

　　二

　　西湖的盛大，歸攏來說，在于它是極復雜的中國文化人格的集合體。

　　一切宗教都要到這里來參加展覽，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這里的熱鬧;再苦寂的，也要分享這里的一角秀色。佛教勝跡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據了一座葛嶺，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喚著繁密的腳印。作為儒將楷模的岳飛，也躋身于湖濱安息，世代張揚著治國平天下的教義。寧靜淡泊的國學大師也會與荒誕奇瑰的神話傳說相鄰而居，各自變成一種可供觀瞻的景致。

　　這就是真正中國化了的宗教。深奧的理義可以幻化成一種熱鬧的瀏覽方式，與感官玩樂溶成一體。這是真正的達觀和“無執”，同時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隨意。極大的認真伴和著極大的不認真，最后都皈依于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國的原始宗教始終沒有像西方那樣上升為完整嚴密的人為宗教，而后來的人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于自然界，與自然宗教遙相呼應。背著香袋來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并無多少教義的蹤影，眼角卻時時關注著桃紅柳綠、莼菜醋魚。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抑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歸之于非常實際、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義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對者們在理性上的完整性的普及性;而中國宗教，不管從順向還是逆向都激發不了這樣的思維習慣。綠綠的西湖水，把來到岸邊的各種思想都款款地搖碎，溶成一氣，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閃，嫣然一笑，科學理性精神很難在它身邊保持堅挺。也許，我們這個民族，太多的是從西湖出發的游客，太少的是魯迅筆下的那種過客。過客衣衫破碎，腳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趕路，也在尋找一個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邊上，定會被萬千悠閑的游客看成是乞丐。也許正是如此，魯迅勸阻郁達夫把家搬至杭州。

　　錢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隨波不可尋，

　　平楚日和憎健翮，

　　小山香滿蔽高岑。

　　墳壇冷落岳，

　　梅鶴凄涼處士林，

　　何似舉家游曠遠，

　　風波浩蕩足行吟。

　　他對西湖的口頭評語乃是：“至于西湖風景，雖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連記返，湖光山色，也會消磨人的志氣的。如像袁子才，身上穿一件羅紗大褂，如蘇小小認認鄉親，過著飄飄然的生活，也就無聊了。”(川島：《憶魯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然而，多數中國文人的人格結構中，對個充滿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總有很大的向心力。社會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繹，秀麗山水間散落著才子、隱士，埋藏著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華和郁憤，取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點。

　　景點，景點，總是景點，再也讀不到傳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龍飛風舞的楹聯。

　　再也找不見慷慨的遺恨，只剩下幾座既可憑吊也可休息的亭臺。

　　再也不去期待歷史的震顫，只有凜然安坐著的萬古湖山。

　　修繕，修繕，再修繕，群塔入云，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著千年藻苔。

　　三

　　西湖勝跡中最能讓中國文人揚眉吐氣的，是白堤和蘇堤。兩位大詩人、大文豪，不是為了風雅，甚至不是為了文化上的目的，純粹為了解除當地人民的疾苦，興修水利，浚湖筑堤，終于在西湖中留下了兩條長長的生命堤壩。

　　清人查容詠蘇堤詩云：“蘇公當日曾筑此，不為游觀為民耳。”恰恰是最懂游觀的藝術家不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游觀物，于是，這樣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間特別顯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論，游西湖最暢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獨個兒漫步于蘇堤。也沒有什么名句逼我吟誦，也沒有后人的感慨來強加于我，也沒有一尊莊嚴的塑像壓抑我的松快，它始終只是一條自然功能上的長堤，樹木也生得平適，鳥鳴也聽得自如。這一切都不是東坡學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這里做了太守，辦了一件盡職的好事，就這樣，才讓我看到一個在美的領域真正卓越到了從容的蘇東坡。

　　但是，就白居易、蘇東坡的整體情懷而言，這兩道物化了的長堤還是太狹小的存在。他們有他們比較完整的天下意識、宇宙感悟，他們有比較硬朗的主體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峰巔和精英。他們本該在更大的意義上統領一代民族精神，但卻僅僅因辭章而入選為一架僵硬機體中的零件，被隨處裝上拆下，東奔西顛，極偶然地調配到了這個湖邊，搞了一下別人也能搞的水利。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歷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會實績的極致。盡管美麗，也就是這么兩條長堤而已。

　　也許正是對這類結果的大徹大悟，西湖邊又悠悠然站出一個林和靖。他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隱居孤山二十年，以梅為妻，以鶴為子，遠避官場與市囂。他的詩寫得著實高明，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兩句來詠梅，幾乎成為千古絕唱。中國古代，隱士多的是，而林和靖憑著梅花、白鶴與詩句，把隱士真正做道地、做漂亮了。在后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蘇東坡固然值得羨慕，卻是難以追隨的;能夠偏偏到杭州西湖來做一太守，更是一種極偶然、極奇罕的機遇。然而，要追隨林和靖卻不難，不管有沒有他的才分。梅妻鶴子有點煩難，其實也很寬松，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那兒找不到幾叢花樹、幾雙飛禽呢?在現實社會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個林和靖是最容易不過的。

　　這種自衛和自慰，是中國分子的機智，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實現于社會，便躲進一個自然小天地自娛自耗。他們消除了志向，漸漸又把這種消除當作了志向。安貧樂道的達觀修養，成了中國文化人格結構中一個寬大的地窯，盡管有濃重的霉味，卻是安全而寧靜。于是，十年寒窗，博覽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與社會交手不了幾個回合，便把一切沉埋進一座座孤山。

　　結果，群體性的文化人格日趨黯淡。春去秋來，梅凋鶴老，文化成了一種無目的的浪費，封閉式的道德完善導向了總體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進，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鶴羽，像畫簽一般，夾在民族精神的史冊上。

　　四

　　與這種黯淡相對照，野潑潑的，另一種人格結構也調皮地擠在西湖岸邊湊熱鬧。

　　首屈一指者，當然是名妓蘇小小。

　　不管愿意不愿意，這位妓女的資格，要比上述幾位名人都老，在后人詠西湖的詩作中，總是有意無意地把蘇東坡、岳飛放在這位姑娘后面：“蘇小門前花滿枝，蘇公公堤上女當壚”“蘇家弱柳猶含媚，岳墓喬松亦抱忠”……就是年代較早一點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寫成是蘇小小的欽仰者：“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

　　如此看來，詩人袁子才鐫一小章曰：“錢墉蘇小是鄉親”，雖為魯迅所不悅，卻也頗可理解的了。

　　歷代吟詠和憑吊蘇小小的，當然不乏輕薄文人，但內心厚實的飽學之士也多的是。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度，一位妓女競如此尊貴地長久安享景仰，原因是頗為深刻的。

　　蘇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個夢。她很重感情，寫下一首《同心歌》曰“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樸樸素素地道盡了青年戀人約會的無限風光。美麗的車，美麗的馬，一起飛駛疾馳，完成了一組氣韻奪人的情感造像。又傳說她在風景勝處偶遇一位窮困書生，便慷慨解囊，贈銀百兩，助其上京。但是，情人未歸，書生已去，世界沒能給她以情感的報償。她不愿做姬做妾，勉強去完成一個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蔑視著精麗的高墻。她不守貞節只守美，直讓一個男性的世界圍著她無常的喜怒而旋轉。最后，重病即將奪走她的生命，她卻恬然適然，覺得死于青春華年，倒可給世界留下一個最美的形象。她甚至認為，死神在她十九歲時來訪，乃是上天對她的最好成全。

　　難怪曹聚仁先生要把她說成是茶花女式的唯美主義者。依我看，她比蔡花女活得更為瀟灑。在她面前，中國歷史上其他有文學價值的名妓，都把自己搞得太逼仄了，為了個負心漢，或為了一個朝廷，顛簸得過于認真。只有她那種頗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為中國文人心頭一幅秘藏的圣符。

　　由情至美，始終圍繞著生命的主題。蘇東坡把美衍化成了詩文和長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與白鶴，則蘇小小，則一直把美熨貼著自己的本體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轉捩，只是憑借自身，發散出生命意識的微波。

　　妓女生涯當然是不值得贊頌的，蘇小小的意義在于，她構成了與正統人格結構的奇特對峙。再正經的鴻儒高士，在社會品格上可以無可指摘，卻常常壓抑著自己和別人的生命本體的自然流程。這種結構是那樣的宏大和強悍，使生命意識的激流不能不在崇山峻嶺的圍困中變得恣肆和怪異。這里又一次出現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論：社會污濁中也會隱伏著人性的大合理，而這種大合理的實現方式又常常怪異到正常的人們所難以容忍。反之，社會歷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犧牲人本體的許多重要命題為代價。單向完滿的理想狀態，多是夢境。人類難以掙脫的一大悲哀，便在這里。

　　西湖所接納的另一具可愛的生命是白娘娘。雖然只是傳說，在世俗知名度上卻遠超許多真人，在中國人的精神疆域中早就成了種更宏大的切實存在。人們慷慨地把湖水、斷橋、雷峰塔奉獻給她。在這一點上，西湖毫無虧損，反而因此而增添了特別明亮的光色。

　　她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燦爛：只愿做一個普普通通的人。這個基礎命題的提出，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極大的挑戰性。

　　中國傳統思想歷來有分割兩界的習慣性功能。一個渾沌的人世間，利刃一劃，或者成為圣、賢、忠、善、德、仁，或者成為奸、惡、邪、丑、逆、兇，前者舉入天府，后者淪于地獄。有趣的是，這兩者的轉化又極為便利。白娘娘做妖做仙都非常容易，麻煩的是，她偏偏看到在天府與地獄之間，還有一快平實的大地，在妖魔和神仙之間，還有一種尋常的動物：人。她的全部炎難，便由此而生。

　　普通的、自然的、只具備人的意義而不加外飾的人，算得了什么呢?厚厚一堆二十五史并沒有為它留出多少筆墨。于是，法海逼白娘娘回歸于妖，天庭勸白娘娘上升為仙，而她卻拚著生命大聲呼喊：人!人!人!

　　她找上了許仙，許仙的木訥和萎頓無法與她的情感強度相對稱，她深感失望。她陪伴著一個已經是人而不知人的尊貴的凡夫，不能不陷于寂寞。這種寂寞，是她的悲劇，更是她所向往的人世間的悲劇，可憐的白娘娘，在妖界仙界呼喚人而不能見容，在人間呼喚人也得不到回應，但是，她是決不會舍棄許仙的，是他，使她想做人的欲求變成了現實，她不愿去尋找一個超凡脫俗即已離異了普通狀態的人。這是一種深刻的矛盾，她認了，甘愿為了他去萬里迢迢盜仙草，甘愿為了他在水漫金山時殊死拚搏。一切都是為了衛護住她剛剛抓住一半的那個“人”字。

　　在我看來，白娘娘最大的傷心處正在這里，而不是最后被鎮于雷峰塔下。她無懼于死，更何懼于鎮?她莫大的遺憾，是終于沒能成為一個普通人。雷峰塔只是一個歸結性的造型，成為一個民族精神界的愴然象征。

　　一九二四年九月，雷峰塔終于倒掉，一批“五四”文化闖將都不禁由衷歡呼，魯迅更是對之一論再論。這或許能證明，白娘娘和雷峰塔的較量，關系著中國精神文化的決裂和更新?為此，即使明智如魯迅，也愿意在一個傳說故事的象征意義上深深沉浸。

　　魯迅的朋友中，有一個用腦袋撞擊過雷峰塔的人，也是一位女性，吟罷“秋風秋雨愁煞人”，也在西湖邊上安身。

　　我欠西湖的一筆宿債，是至今未到雷峰塔廢墟去看看。據說很不好看，這是意料中的，但總要去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