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一些高山，你喜歡嗎?下面請欣賞小編帶來的余秋雨的《仁者樂山》。

　　《仁者樂山》原文：

　　從意大利到奧地利，我們知道，已經從南歐進入了中歐，目光當然會有一點轉變。

　　奧地利的首都維也納當然與小城不同，雖然年代并不久遠但很有文化。一百多年前已經有旅行家作出評語：“在維也納，抬頭低頭都是文化。”我不知道這句話的含義是褒是貶，但好像是明褒實貶，因為一切展示性的文化堆積得過于密集，實在讓人勞累。

　　接下去的一個評語倒是明貶實褒：“住在維也納，天天想離開卻很難離開。”這句評語的最佳例證是貝多芬，他在一城之內居然搬了八十多次家，八十多次都沒有離開，可見維也納也真有一些魔力。但這魔力對貝多芬比較具體，那就是當時作為音樂之都的聽眾基礎巴整體氛圍。

　　時至今日，這種魔力凝凍成一種重復式的紀念，藝術不再有勃發的創造勢頭，市民也不再有旺盛的發現激情，一切有關藝術大師在維也納被接納、受擁戴、被冷落的種種傳說，永遠只成了傳說。它當然還是有內涵、有氣勢的，但是，太重的文化負擔使它處處陷入程序化的紀念聚集，而自己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態又使它不能像巴黎、倫敦、柏林那樣為程序化的紀念注入實質性的現代精神，因此顯得沈悶而困倦。奧地利人明白這一點，因此早已開始了對維也納的審美背叛和生態背叛。

　　奧地利的當代風采，在維也納之外，甚至在“維也納森林”之外。應該走遠一點去尋找，走到那些當初被看成冷僻荒野的山區農村，走到因斯布魯克到薩爾茨堡、林茨的山路間。尋找時，有小路應該盡量走小路，能停下逗留一會兒當然更好。

　　奧地利的山區農村不僅背叛了維也納，也背叛了作為歐洲主干的海洋文明。整個國家四周都沾不到海，這會給交通、貨運、氣候、風光帶來太大的局限，但他們國歌的第一句就自豪地宣稱：“高山之國……”。它是歐洲的異數，因上極大地豐富了歐洲。

　　奧地利的山區農村使我疑惑起來：自己究竟是喜歡山，還是喜歡水這里所說的“喜歡”，不是指偶爾游觀，而是指長期居息。偶爾游觀哪兒都能看出一點美來，但要你認真住下來就不一樣了。要方便最好是居住在平原，但人生在世并不全是為了方便。無論是臨水還是倚山都會有一些不方便，甚至還會引來一些大災難，但相比之下，山間的麻煩更多。從外面看是好好一座山，住到了它的山窩里很快就會感到閉塞、局促、坎坷、蕪雜，這種生態圖像與水邊正恰相反。

　　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歷來盛邑大戶可以離山，卻總不離水。

　　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我本人以前對居息環境的夢想，也不大多與水有關。

　　但是，眼前的奧地利，分明擺脫了山居的多數弊病，讓我驚訝不已。

　　首先是圖像的凈化，這在山區本來是最難做到的。他們的辦法是滿山滿坡都種植地毯般的絨草，或者是整治一片片齊楚的森林，色調和諧統一，絕不羼雜、跳躍。結果一眼看去，全然單純朗麗，把種種紛亂和蕪雜都抹去了。這也就抹去了山地對人們的心理堵塞，留下的開闊氣韻，如洪波宛曼、云海靜謐。海邊的優勢，也不過如此吧但它又比海邊寧靜和安全。

　　其次是人跡的收斂。被整治過的草地、森林當然是人力所致，但人的痕跡卻完全隱潛，只讓自然力全姿全態地出臺。所有的農舍雖然考究精致，卻全部采用純凈的自然色，或是原木色，或是灰褐色，或是深黑色，不再有別的色彩。在形態上也追求板屋、茅寮的效果，絕沒有絲毫的炫華斗奇，甘愿被自然掩蓋和埋沒。

　　這種情景與中國農村大異其趣。中國由于貧困日久，一直提倡“戰天斗地”，總是企圖在大地上留下十分鮮明的人為印跡，至少也要涂畫一些標語口號。及至改革開放，農村快速富裕，卻又急忙地搭建出大量紛亂、艷麗的致富圖像，更是把人跡凌駕于自然之上。到奧地利才懂得，只有當人們收斂自我，才能享受最完美的自然，而農村的最高魅力，就是自然。

　　有人說，要達到奧地利農村的境界，需要經歷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即在富裕之初先讓人力畢現，富裕到一定程度就會提高教育水平和審美水平，再讓人跡收斂。這個過程也可稱之為“低級自然化———非自然化———高級自然化”三段論。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人們應該力爭少走第二段即“非自然化”的彎路，盡量讓山區農村在自然化的原則下從低級走向高級。這是因為，“非自然化”的進入和擺脫，都需要花費大量資金，而且終究對自然造成無法彌補的破壞。

　　然而，要跳過這個階段很不容易，取決于農民自身的文化教育水平，也取決于高層設計人員的介入和引導。奧地利的山區農村完全看不到拆除那種“非自然化”建筑留下的任何痕跡，顯然沒有走多大的彎路，用最儉樸的方式抵達了高級自然化狀態。

　　甚至，在奧地利的山區農村，也幾乎看不到那些自以為非常熱愛自然風光，卻又以觸目的別墅、度假村之類損害了自然風光的城里人印跡。我們周圍的很多城里人不知道，當他們把“回歸自然”的口號付諸實踐的時候，實際上是騷擾了自然。他們為了謀取窗口的山野景象而帶來的建筑樣式和建筑材料，與山野的素樸本質格格不入，結果便點點塊塊地蠶食了山區農村的整體美學生態。

　　奧地利這么美麗的山區農村中一定也有很多城里人居住，他們顯然謙遜得多，要回歸自然首先把自己“回歸”了，回歸成一個散淡的村野之人，居所當然也毫無市儈氣息，而是徹底消融，如雨入湖，不分彼此。

　　由此，便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繞口令：奧地利的山區農村由于居住著非常合適的人，因此非常適合人居住。

　　奧地利使歐洲的山、水關系平衡了，這不禁使我想起中國古代的山、水哲學。

　　孫子對山、水并無厚此薄彼，說過很著名的八個字：“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中國古人喜歡用比喻手法在自然界尋找人生質量的對應物，因此，水的流蕩自如被看成智者的象征，山的寧靜自守被看成仁者的象征。這還不僅僅是一般的比喻和象征，孔子分明指出，智者和仁者都會由此而選擇自己所喜愛的自然環境，這已近乎現代心理學所說的心理格式對應關系了。在我的記憶中，先秦諸子都喜歡以山水來比附人間哲理，但最精彩的還是“智者樂水，仁者樂山”這個說法，直到今天還給人們許多聯想。

　　埃洋文明和大河文明視野開闊、通達遠近、崇尚流變，這一點，早已被歷史證明。由這樣的文明產生的機敏、應時、銳進、開通等等質量也常常成為推進社會變革的先進力量。與此相對比，山地文明一旦剝除了閉塞的包袱，也會以敦厚淳樸、安然自足、堅毅忠誠、萬古不移的形態給社會歷史帶來定力，而這在過去常被我們看成是落后傾向。

　　其實，就人生而言，也應平衡于山、水之間。水邊給人喜悅，山地給人安慰。水邊讓我們感知世界無常，山地讓我們領悟天地恒昌。水邊讓我們享受脫離長輩懷抱的遠行刺激，山地讓我們體驗回歸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水邊的哲學是不舍晝夜，山地的哲學是不知日月。

　　正因為如此，我想，一個人年輕時可以觀海弄潮、擇流而居，到了老年，或者不到老年而有了靜定心態，則不妨在山地落腳。

　　此刻我正站在因斯布魯克的山間小鎮塞費爾德Seefeld的路口，打量著迷人的山居生態。那些原木色或深褐色的農舍門前全是鮮花，門口坐著一堆堆紅臉白須、衣著入時的老人。他們無所事事，卻無落寞表情，不像在思考什么，也不東張西望。與我們目光相遇，便展開一臉微笑，那表情是說：“出來玩呢天氣真好”，并不期待你有太多的響應。

　　也有不少中年人和青年人在居住。我左邊這家，妻子剛剛開了一輛白色小車進來，丈夫又騎著摩托出去了。但他們的小車和摩托都掩藏在屋后，不是怕失竊，倒是怕這種現代化的對象竊走渾厚風光。妻子樂呵呵地在屋前劈柴，新劈的木柴已經壘成一堵漂亮的矮墻。

　　現在是八月，山風已呼呼作響，可以想見冬季在這里會很寒冷。這些木柴那時將在煙筒里變作白云，從屋頂飄出。積雪的大山會以一種安靜的銀白來迎接這種飄動的銀白，然后兩種銀白在半空中相融相依。突然有幾個彩色的飛點劃破這兩種銀白，那是人們在滑雪。

　　有關余秋雨散文讀后感推薦：

　　品讀余秋雨的歷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來中國小資的時髦風氣，并帶出了文壇一陣風潮。歷史利用文學獲得“美麗外觀”，而文學利用歷史獲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帶來的文化狂喜，可以從他散文集的發行量上得到證實。

　　在這個劇烈變化的時代，余秋雨做出的努力是令人贊賞的。在我的記憶里，余文首先在上海的《收獲》雜志連載，而后被不斷地出版、轉載、報導，成為中國各大城市的重要暢銷圖書，甚至出現在幾乎所有的中文網站和雜志上，與魯迅和林語堂的作品一道成為現代散文的經典之作。一時間，大有不讀余文，羞談文學之風。果真是這樣嗎?讓我們以他的《文化苦旅》為例，看看歷史和文學在這里是怎樣結構在一起的。

　　在《文化苦旅》中，我們可以透徹的看到作者采用的話語策略，那就是透著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的傳統“愛國主義”(也即“民族主義”，這正是該書發行時面臨的一種流行思潮)，而后在這引導下進入深度操作的層面。

　　第一篇“道士塔”是一個奠定民族主義基調的重要篇章，它確立了整部書的話語(價值)姿態：王道士以他無知和貪婪出賣了中華文化的瑰寶“敦煌石窟藝術”珍品。這種道德化的母題和“故事”完全符合大眾的“民族主義”走向。不僅如此，作者還使用了一些煽情主義話語記號來強化這種戲劇性的效果，如“傷口”、“滴血”、“下跪”、“懇求”乃至“哭泣”，所有這些意象或獨白都展示了一種露骨的煽情技巧。盡管它從文學技巧上看相當笨拙，但在中國的讀者市場卻是雙重有效的，即點燃了讀者的歷史怒氣，又使之產生了對作品乃至作者的無限鐘愛，這樣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余文成功的運用歷史隨筆與情感化的敘述方式，引發了大眾的閱讀回響。盡管人們并未從這些歷史詮釋中獲得新的概念，但封存在歷史中的傳統價值和現代生活的斷裂，獲得了某種修復，舊式文人的理想、趣味和面容遭到了大眾之手的親切撫摸。那么，在當時所謂“建構大中華文化圈”的大漢民族主義思潮中，余文受到大陸、臺灣乃至世界各地華人知識分子讀者的響應和鼓掌，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但是余文在市場化的包裝上存在著“媚俗”過火的問題。它太過矯情。再以“王道士”一文為例，由于愛“寶”心切，作者竟打算給道士“下跪”，而為了敦煌經卷的一次虧本的“出口貿易”，作者想為此“大哭一場”。這種行文上的肆意煽情，主要源于，他一方面沉浸在老式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之中，一方面則試圖向大眾或市場尋求最大限度的認可，這兩者最終發生了統一。沒有任何一種統一比這一種看起來更為古怪。

　　與詩歌相比，中國散文在其歷史進程中始終扮演了一個可悲的角色，散文是詩歌與小說的話語殘渣，堆積在文學史的邊緣，成為每個時代主流話語的底襯。長期以來，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筆觸為基本特征的“小散文”，盡管獲得了城市市民的熱烈掌聲，其局限卻是不言而喻的。對于一個充滿著闊大意象的中國文化而言，它只能是一種日用文化綴品。這就為所謂“大散文”誕生提供了一個有力的理由：散文需要長“大”，需要更為“大氣”的構架和運作。

　　在我看來，余進入歷史和政治話語領域是一個錯誤。他旅行于一個他完全不能駕馭的領域，并陷入了闊大的迷津，而更令人擔憂的是，余文依托的那些陳舊的話語體制，正在這個大變革的時代里緩慢地崩潰。我們應該注意到，所有出現在這些懷舊書頁中的言說都是一種挽歌，哀悼著所有正在隨風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傳統。余文并未讓歷史向我們開放并成為我們的，恰恰相反，它顯示了一個舊式文人的普通特征：屈從于陳舊的歷史闡述和歷史語法，同時又沉醉在一些細小的話語改造之中，而這樣的文本無疑無法成為新散文的方向。

　　散文應當從這思想的迷津中徹底解放出來，散文應當終止這種緊張的文化漫行，返回到佇立、安坐或躺的舒適狀態。在一個高速運轉的超級資訊時代，散文完全沒有必要成為思想者的承重之本。“輕小”應當成為散文的常態，而“娓語”才是當代散文的主流。無關乎深沉和淺薄，要的只是真性情，流行散文的真正面貌就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