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屬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名作家之一,他人文思想的源頭貫穿古今,具有思想史的重要意義。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汪曾祺散文，希望大家喜歡。

　　汪曾祺散文一：昆明的雨

　　寧坤要我給他畫一張畫，要有昆明的特點。我想了一些時候，畫了一幅：右上角畫了一片倒掛著的濃綠的仙人掌，末端開出一朵金黃色的花;左下畫了幾朵青頭菌和牛肝菌。題了這樣幾行字：

　　“昆明人家常于門頭掛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懸空倒掛，尚能存活開花。于此可見仙人掌生命之頑強，亦可見昆明雨季空氣之濕潤。雨季則有青頭菌、牛肝菌，味極鮮腴。”

　　我想念昆明的雨。

　　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謂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具體感受的。

　　我不記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長，從幾月到幾月，好像是相當長的。但是并不使人厭煩。因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連綿不斷，下起來沒完。而且并不使人氣悶。我覺得昆明雨季氣壓不低，人很舒服。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豐滿的，使人動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長。昆明的雨季，是濃綠的。草木的枝葉里的水分都到了飽和狀態，顯示出過分的、近于夸張的旺盛。

　　我的那張畫是寫實的。我確實親眼看見過倒掛著還能開花的仙人掌。舊日昆明人家門頭上用以辟邪的多是這樣一些東西：一面小鏡子，周圍畫著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上扎一個洞，用麻線穿了，掛在釘子上。昆明仙人掌多，且極肥大。有些人家在菜園的周圍種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籬笆。——種了仙人掌，豬羊便不敢進園吃菜了。仙人掌有刺，豬和羊怕扎。

　　昆明菌子極多。雨季逛菜市場，隨時可以看到各種菌子。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來的時候，家家飯館賣炒牛肝菌，連西南聯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鮮，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須多放蒜，否則容易使人暈倒。青頭菌比牛肝菌略貴。這種菌子炒熟了也還是淺綠色的，格調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雞土從，味道鮮濃，無可方比。雞土從是名貴的山珍，但并不真的貴得驚人。一盤紅燒雞土從的價錢和一碗黃燜雞不相上下，因為這東西在云南并不難得。有一個笑話：有人從昆明坐火車到呈貢，在車上看到地上有一棵雞土從，他跳下去把雞土從撿了，緊趕兩步，還能爬上火車。這笑話用意在說明昆明到呈貢的火車之慢，但也說明雞土從隨處可見。有一種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樣子，真叫人懷疑：這種東西也能吃?!顏色深褐帶綠，有點像一堆半干的牛糞或一個被踩破了的馬蜂窩。里頭還有許多草莖、松毛、亂七八糟!可是下點功夫，把草莖松毛擇凈，撕成蟹腿肉粗細的絲，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會使你張目結舌：這東西這么好吃?!還有一種菌子，中看不中吃，叫雞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塊銀圓那樣大，的溜圓，顏色淺黃，恰似雞油一樣。這種菌子只能做菜時配色用，沒甚味道。

　　雨季的果子，是楊梅。賣楊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頂小花帽子，穿著扳尖的繡了滿幫花的鞋，坐在人家階石的一角，不時吆喚一聲：“賣楊梅——”，聲音嬌嬌的。她們的聲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氣更加柔和了。昆明的楊梅很大，有一個乒乓球那樣大，顏色黑紅黑紅的，叫做“火炭梅”。這個名字起得真好，真是像一球燒得熾紅的火炭!一點都不酸!我吃過蘇州洞庭山的楊梅、井岡山的楊梅，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

　　雨季的花是緬桂花。緬桂花即白蘭花，北京叫做“把兒蘭”(這個名字真不好聽)。云南把這種花叫做緬桂花，可能最初這種花是從緬甸傳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點像桂花，其實這跟桂花實在沒有什么關系。——不過話又說回來，別處叫它白蘭、把兒蘭，它和蘭花也挨不上呀，也不過是因為它很香，香得像蘭花。我在家鄉看到的白蘭多是一人高，昆明的緬桂是大樹!我在若園巷二號住過，院里有一棵大緬桂，密密的葉子，把四周房間都映綠了。緬桂盛開的時候，房東(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寡婦)就和她的一個養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來好些，拿到花市上去賣。她大概是怕房客們亂摘她的花，時常給各家送去一些。有時送來一個七寸盤子，里面擺得滿滿的緬桂花!帶著雨珠的緬桂花使我的心軟軟的，不是懷人，不是思鄉。

　　雨，有時是會引起人一點淡淡的鄉愁的。李商隱的《夜雨寄北》是為許多久客的游子而寫的。我有一天在積雨少住的早晨和德熙從聯大新校舍到蓮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滿池清水，看了作比丘尼裝的陳圓圓的石像(傳說陳圓圓隨吳三桂到云南后出家，暮年投蓮花池而死)，雨又下起來了。蓮花池邊有一條小街，有一個小酒店，我們走進去，要了一碟豬頭肉，半市斤酒(裝在上了綠釉的土磁杯里)，坐了下來。雨下大了。酒店有幾只雞，都把腦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腳著地，一動也不動地在檐下站著。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這樣大的木香卻不多見。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嚴嚴的。密匝匝的細碎的綠葉，數不清的半開的白花和飽漲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濕透了。我們走不了，就這樣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還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寫了一首詩：

　　蓮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濁酒一杯天過午，

　　木香花濕雨沉沉。

　　我想念昆明的雨。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九日

　　汪曾祺散文二：貼秋膘

　　人到夏天，沒有什么胃口，飯食清淡簡單，芝麻醬面(過水，抓一把黃瓜絲，澆點花椒油);烙兩張蔥花餅，熬點綠豆稀粥……兩三個月下來，體重大都要減少一點。秋風一起，胃口大開，想吃點好的，增加一點營養，補償補償夏天的損失，北方人謂之“貼秋膘”。

　　北京人所謂“貼秋膘”有特殊的含意，即吃烤肉。

　　烤肉大概源于少數民族的吃法。日本人稱烤羊肉為“成吉思汗料理”(青木正《中華腌菜譜》里提到)，似乎這是蒙古人的東西。但我看《元朝秘史》，并沒有看到烤肉。成吉思汗當然是吃羊肉的，“秘史”里幾次提到他到了一個什么地方，吃了一只“雙母乳的羊羔”。羊羔而是“雙母乳”(兩只母羊喂奶)的，想必十分肥嫩。一頓吃一只羊羔，這食量是夠可以的。但似乎只是白煮，即便是烤，也會是整只的烤，不會像北京的烤肉一樣。如果是北京的烤肉，他吃起來大概也不耐煩，覺得不過癮。我去過內蒙幾次，也沒有在草原上吃過烤肉。那么，這是不是蒙古料理，頗可存疑。北京賣烤肉的，都是回民館子。“烤肉宛”原來有齊白石寫的一塊小匾，寫得明白：“清真烤肉宛”，這塊匾是寫在宣紙上的，嵌在鏡框里，字寫得很好，后面還加了兩行注腳：“諸書無烤字，應人所請自我作古。”我曾寫信問過語言文字學家朱德熙，是不是古代沒有“烤”字，德熙復信說古代字書上確實沒有這個字。看來“烤”字是近代人造出來的字了。這是不是回民的吃法?我到過回民集中的蘭州，到過新疆的烏魯木齊、伊犁、吐魯番，都沒有見到如北京烤肉一樣的烤肉。烤羊肉串是到處有的，但那是另外一種。北京的烤肉起源于何時，原是哪個民族的，已不可考。反正它已經在北京生根落戶，成了北京“三烤”(烤肉，烤鴨，烤白薯)之一，是“北京吃兒”的代表作了。

　　北京烤肉是在“炙子”上烤的。“炙子”是一根一根鐵條釘成的圓板，下面燒著大塊的劈材，松木或果木。羊肉切成薄片(也有烤牛肉的，少)，由堂倌在大碗里拌好佐料——醬油，香油，料酒，大量的香菜，加一點水，交給顧客，由顧客用長筷子平攤在炙子上烤。“炙子”的鐵條之間有小縫，下面的柴煙火氣可以從縫隙中透上來，不但整個“炙子”受火均勻，而且使烤著的肉帶柴木清香;上面的湯鹵肉屑又可填入縫中，增加了烤炙的焦香。過去吃烤肉都是自己烤。因為炙子頗高，只能站著烤，或一只腳踩在長凳上。大火烤著，外面的衣裳穿不住，大都脫得只穿一件襯衫。足鄧長凳，解衣磅礴，一邊大口地吃肉，一邊喝白酒，很有點剽悍豪霸之氣。滿屋子都是烤炙的肉香，這氣氛就能使人增加三分胃口。平常食量，吃一斤烤肉，問題不大。吃斤半，二斤，二斤半的，有的是。自己烤，嫩一點，焦一點，可以隨意。而且烤本身就是個樂趣。

　　北京烤肉有名的三家：烤肉季，烤肉宛，烤肉劉。烤肉宛在宣武門里，我住在國會街時，幾步就到了，常去。有時懶得去等炙子(因為顧客多，炙子常不得空)，就派一個孩子帶個飯盒烤一飯盒，買幾個燒餅，一家子一頓飯，就解決了。烤肉宛去吃過的名人很多。除了齊白石寫的一塊匾，還有張大千寫的一塊。梅蘭芳題了一首詩，記得第一句是“宛家烤肉舊馳名”，字和詩當然是許姬傳代筆。烤肉季在什剎海，烤肉劉在虎坊橋。

　　從前北京人有到野地里吃烤肉的風氣。玉淵潭就是個吃烤肉的地方。一邊看看野景，一邊吃著烤肉，別是一番滋味。聽玉淵潭附近的老住戶說，過去一到秋天，老遠就聞到烤肉香味。

　　北京現在還能吃到烤肉，但都改成由服務員代烤了端上來，那就沒勁了。我沒有去過。內蒙也有“貼秋膘”的說法，我在呼和浩特就聽到過。不過似乎只是漢族干部或說漢語的蒙族干部這樣說。蒙語有沒有這說法，不知道。呼市的干部很愿意秋天“下去”考察工作或調查材料。別人就會說：“哪里是去考察，調查，是去‘貼秋膘’去了。”呼市干部所說“貼秋膘”是說下去吃羊肉去了。但不是去吃烤肉，而是去吃手把羊肉。到了草原，少不了要吃幾頓羊肉。有客人來，殺一只羊，這在牧民實在不算什么。關于手把羊肉，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收入《蒲橋集》，茲不重述。那篇文章漏了一句很重要的話，即羊肉要秋天才好吃，大概要到陰歷九月，羊才上膘，才肥。羊上了膘，人才可以去“貼”。

　　汪曾祺散文三：看畫

　　上初中的時候，每天放學回家，一路上只要有可以看看的畫，我都要走過去看看。

　　中市口街東有一個畫畫的，叫張長之，年紀不大，才二十多歲，是個小胖子。小胖子很聰明。他沒有學過畫，他畫畫是看會的。畫冊、畫報、裱畫店里掛著的畫，他看了一會就能默記在心。背臨出來，大致不差。他的畫不中不西，用色很鮮明，所以有人愿意買。他什么都畫。人物、花卉、翎毛、草蟲都畫。只是不畫山水。他不只是臨摹，有時也“創作”。有一次他畫了一個斗方，畫一棵芭蕉，一只五彩大公雞，掛在他的畫室里(他的畫室是敞開的)。這張畫只能自己畫著玩玩，買是不會有人買的，誰家會在家里掛一張“雞巴圖”?

　　他擅長的畫體叫做“斷簡殘篇”。一條舊碑帖的拓片(多半是漢隸或魏碑)、半張燒糊一角的宋版書的殘頁、一個裂了縫的扇面、一方端匋齋的印譜……七拼八湊，構成一個畫面。畫法近似“穎拓”，但是穎拓一般不畫這種破破爛爛的東西。他畫得很逼真，乍看像是剪貼在紙上的。這種畫好像很“雅”，而且這種畫只有他畫，所以有人買。

　　這個家伙寫信不貼郵票，信封上的郵票是他自己畫的。

　　有一陣子，他每天騎了一匹大馬在城里兜一圈，呱嗒呱嗒，神氣得很。這馬是一個營長的。城里只要駐兵，他很快就和軍官混得很熟。辦法很簡單，每人送一套春宮。

　　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先施公司二樓賣字畫的陳列室看到四條“斷簡殘篇”，一看署名，正是“張長之”!這家伙混得能到上海來賣畫，真不簡單。

　　北門里街東有一個專門畫像的畫工，此人名叫管又萍。走進他的畫室，左邊墻上掛著一幅非常醒目的朱元璋八分臉的半身畫，高四尺，裝在鏡框里。朱洪武紫棠色臉，額頭、顴骨、下巴，都很突出。這種面相，叫做“五岳朝天”。雙眼奕奕，威風內斂，很像一個開國之君。朱皇帝頭戴紗帽，著圓領團花織金大紅龍袍。這張畫不但皮膚、皺紋、眼神畫得很“真”，紗帽、織金團龍，都畫得極其工致。這張畫大概是畫工平生得意之作，他在畫的一角用摻糅篆隸筆意的草書寫了自己的名字：管又萍。若干年后，我才體會到管又萍的署名后面所挹注的畫工的辛酸。畫像的畫工是從來不署名的。

　　若干年后，我才認識到管又萍是一個優秀的肖像畫家，并認識到中國的肖像畫有一套自成體系的肖像畫理論和技法。

　　我的二伯父和我的生母的像都是管又萍畫的。二伯父端坐在椅子上，穿著卻是明朝的服裝，頭戴方巾，身著湖藍色的斜領道袍。這可能是尊重二伯父的遺志，他是反滿的。我沒有見過二伯父，但是據說是畫得很像的。我母親去世時我才三歲，記不得她的樣子，但我相信也是畫得很像的，因為畫得像我的姐姐，家里人說我姐姐長得很像我母親。畫工畫像并不參照照片，是死人斷氣后，在床前直接勾描的。

　　然后還得起一個初稿。初稿只畫出顏面，畫在熟宣紙上，上面蒙了一張單宣，剪出一個橢圓形的洞，像主的面形從橢圓形的洞里露出。要請親人家屬來審查，提意見，胖了，瘦了，顴骨太高，眉毛離得遠了……管又萍按照這些意見，修改之后，再請親屬看過，如無意見，即可完稿。然后再畫衣服。

　　畫像是要講價的，講的不是工錢，而是用多少朱砂，多少石綠，貼多少金箔。

　　為了給我的二伯母畫像，管又萍到我家里和我的父親談了幾次，所以我知道這些手續。

　　管又萍的“生意”是很好的，因為他畫人很像，全縣第一。

　　這是一個謙恭謹慎的人，說話小聲，走路低頭。

　　出北門，有一家賣畫的。因為要下一個坡，而且這家的門總是關著，我沒有進去看過。這家的特點是每年端午節前在門前柳樹上拉兩根繩子，掛出幾十張鐘馗。飲酒、醉眠、簪花、騎驢，仗劍叱鬼、從雞籠里掏雞、往膽瓶里插菖蒲、嫁妹、坐著山轎出巡……大概這家藏有不少種鐘馗的畫稿，每年只要照描一遍。鐘馗在中國人物畫里是個很有人性，很有幽默感的可愛的形象。我覺得美術出版社可以把歷代畫家畫的鐘馗收集起來出一本《鐘馗畫譜》，這將是一本非常有趣的畫冊。這不僅有美術意義，對了解中國文化也是很有意義的。

　　新巷口有一家“畫匠店”，這是畫畫的作坊。所生產的主要是“家神菩薩”。家神菩薩是幾個本不相干的家族的混合集體。最上一層是南海觀音和善財龍女。當中是關云長和關平、周倉。下面是財神。他們畫畫是流水作業，“開臉”的是一個人，畫衣紋的是另一個人，最后加彩貼金的又是一個人。開臉的是老畫匠，做下手活的是小徒弟。畫匠店七八個人同時做活，卻聽不到聲音，原來學畫匠的大都是啞巴。這不是什么藝術作品，但是也還值得看看。他們畫得很熟練，不會有敗筆。有些畫法也使我得到啟發。比如他們畫衣紋是先用淡墨勾線，然后在必要的地方用較深的墨加幾道，這樣就有立體感，不是平面的，我在畫匠店里常常能站著看一個小時。

　　這家畫匠店還畫“玻璃油畫”。在玻璃的反面用油漆畫福祿壽或老壽星。這種畫是反過來畫的，作畫程序和正面畫完全不同。比如畫臉，是先畫眉眼五官，后涂肉色;衣服先畫圖案，后涂底子。這種玻璃油畫是作插屏用的。

　　我們縣里有幾家裱畫店，我每一家都要走進去看看。但所裱的畫很少好的。人家有古一點的好畫都送到蘇州去裱。本地裱工不行，只有一次在北市口的裱畫店里看到一幅王匋民寫的八尺長的對子，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認為王匋民是我們縣的第一畫家。他的字也很有特點，我到現在還說不準他的字的來源，有章草，又有王鐸、倪瓚。他用側鋒寫那樣大的草書對聯，這種風格我還沒有見過。

　　1993年6月1日

　　
看過“汪曾祺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