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說》

作者：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圣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為圣，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于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圣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師說》賞析

韓愈作《師說》的時候，有人以為是在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這大致是可信的。這年韓愈35歲，剛由洛陽閑居進入國子監，為四門學博士，這是一個“從七品”的學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斷實踐的古文運動，在那一兩年內，正走出少數愛好者的范圍，形成一個廣泛性的運動，他儼然成為這個運動的年輕的領袖。他用古文來宣傳他的主張。維護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對當代特別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兩漢的古文，反對“俗下文字”即魏晉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的駢文：這就是古文運動的內容。這個運動所以逐漸形成于唐德宗統治的后期，是有現實的.社會條件的。它是為維護唐王朝的統一、反對藩鎮割據的政治目的服務的。而這除軍閥、大地主外，正是當時廣大社會階層的現實利益的要求。韓愈的積極努力，對這個運動的開展與形成，起了不斷促進的作用。就古文來說，他不僅自己刻苦努力，從理論到實踐，表現了優秀的成績;更重要的是他不顧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別表現在給青年們熱情的鼓勵和指示。《師說》正是這種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進步意義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韓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養和天寶以來復古主義思潮的影響，從青年時代起，就以一個傳道的古文家自命。這也是他在科舉和仕宦的階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還愈來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參加宣武節度使董晉幕府的時候(796—798)，先教李翱學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紹，不久又教張籍學古文。后來逃難到徐州(799)，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安置他在符離，又教一個青年人張徹讀古書，學古文。張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陽閑居(800—801)。向他請教的青年愈來愈多，他對青年們非常熱情，獎勵有加。他在《重答李翊書》中說：“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于互鄉，宜乎余之不為也。茍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為了“廣圣人之道”，他以熱情的、有禮貌的態度對待一切向他請教的青年，他認為這并不是什么“禮逾”和“情過”的問題。他回答許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樣做人，怎樣作文。在韓愈看來，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養的表現，做人與作文應該是一致的。他進了國子監后，對待青年依然非常熱情。

韓愈這樣不斷地同青年后學交往，給他們獎勵和指示，這是魏晉以后所沒有的現象，當然要引起人們的奇怪，以至紛紛議論和責難。一切向韓愈投書請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為韓門弟子，因而韓愈“好為人師”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韓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們怎樣誹謗，依然大膽地回答青年們的來信。他在《答胡生書》中說：“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他對那些惡意中傷的誹謗，表示憤慨，也為向他請教的青年擔憂。《師說》的最后一段，聲明寫作的由來，說這是為了一個“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學習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實際上他是借此對那些誹謗者來一個公開的答復和嚴正的駁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從古以來師對于任何人總是不可少的，因為人不能“生而知之”，誰也不能沒有“惑”──茫然不解的東西。因此，他認為師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種“傳道受業解惑”的人。他還認為人人都可以為師，沒有社會地位(貴賤)或年齡(長少)的限制，只問他有沒有“道”，有就可以為師，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接著(第2段)，他慨嘆古來的“師道”久已失傳。現在一般人，既不能“無惑”，又“恥學于師”，所以越來越愚蠢。然后列舉事例，論證這種“恥學于師”的風氣實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說有一種人，即士大夫，對于兒子，則“擇師而教之”;但對于自己，“則恥師焉”：這就是他們的不明。又有一種現象，廣大的各行各業的人，即“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師為恥;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談到誰是師，誰是弟子，則大家共同非笑，問其理由，無非是年齡、地位云云，這又證明了他們的智慧反而在他們所瞧不起的巫醫等等之下，這不是很奇怪嗎?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沒有一定的師，孔子的師有郯子、萇弘等，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還說過，三個人里面，一定有一個人是他的師。因此，作者得到另一個重要的論點，師和弟子的關系是相對的，“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這就是說，弟子可以為師，師也可以為弟子。所以師和弟子的關系的存在，最后結論很簡單，不過是因為“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的緣故。這也還是前文所提出的論點，即能者為師。

由此可見，《師說》不僅嚴正地駁斥了那些愚蠢的誹謗者，更可貴的是提出了三點嶄新的、進步的“師道”思想：師是“傳道受業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為師，只要具有那樣的能力;師和弟子的關系是相對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師。這些思想把師的神秘性、權威性、封建性大大地減輕了;把師和弟子的關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師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壘打破了。這些思想是和他后來發展的“道統”思想矛盾的。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這是唐德宗時代在相對的穩定局面之下，城市繁榮、商業經濟發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這篇《師說》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學，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頑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對。實際上，韓愈也確乎因此官更難作，不斷地遭到當權者的排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貞元十九年(803)，韓愈在監察御史的職位，第一次被當權的官僚集團趕出了長安，貶到陽山(今廣東陽山)，就是在作《師說》一年后。他這次被貶，原因可能很復雜，但照柳宗元所說，這篇《師說》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為他由此“狂名”更大，為更多的頑固派所疾惡，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擠。然而韓愈在獎勵后學這一點上，態度始終不變，只是到了元和以后，聲勢沒有在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為韓愈辯解，說他“非好為人師者也”(《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這是說，由于學者歸附，韓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師”的。又有人以為韓愈“作《師說》，蓋以師道自任”，但充其量不過“以傳道受業解惑為事，則世俗訓導之師，口耳之學耳”(俞文豹《吹劍三錄》)，這是指韓愈把師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見這篇《師說》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當時的重大意義也就不難理解了。

《師說》分句賞析

對"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的理解韓愈以儒家道統的繼承者自居，他“收召后學”，“抗顏而為師”，目的就是要恢復自孟子后已“失其傳”的儒家道統。正因為如此，他把“傳道”視為教師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任務。“受業”“解惑”，都與此有關：“業”即“道之文”，指以“六藝經傳”為代表的儒家經典;而“解惑”也是為了“明道”。由此可見，“師道”是貫穿全文的主線，“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這個判斷就是上述內容的高度概括。

對“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的理解。

有人認為這句話反映了韓愈輕視勞動人民的階級偏見。但有人認為不能這樣看，因為這句話所在的第2段，都是貶斥上層“士大夫之族”，褒揚“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和“古之圣人”的，“君子不齒”句的主語“君子”，是指韓愈貶斥的上層“士大夫之族”，而不是韓愈自己。韓愈在文章里一再用“君子”“士大夫之族”與“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古之圣人”對比，貶前者，褒后者，當然不會把自己列入所謂的君子中，所以“君子不齒”只是對恥于從師的君子的諷刺，而沒有對“巫醫樂師百工之人”的輕視。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評析：劈頭提出“古之學者必有師”的論斷，緊接著概括指出師的作用“傳道受業解惑”做為全文立論的出發點和依據。然后句句頂接，推論出“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觀點。同時，一開頭鄭重提出“古之學者必有師”，就隱然含有對“今之學者”不從師的批判意味，很自然地為第二段埋下了伏筆。本句翻譯時要注意“者……也……”和“所以”在句式中的含義和作用。

運用：(翻譯)古代求學的人一定有老師。老師是用來傳授道理、交授學業、解答疑難的。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評析：這一句是在前文已用老師的職能作出了理論論證和用孔子言行作了事實論證之后，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地得出了進一步的結論。這個結論，是對“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深化，也是對士大夫之族恥學于師的進一步批判。說明了師生關系是相對的，教與學是可以相長的。這一句由“是故”引出，用“如是而已”結尾，化繁為簡，既顯見解的深辟透徹，又有一種高瞻遠矚的氣勢。

運用：(翻譯)因此，學生不一定不如老師，老師不一定比學生賢能，聽到的道理有先有后，學問技藝各有專長，如此罷了

《師說》寫法總述

本文在寫作上的特點是運用對比的方法，反復論證，并輔之以感嘆句來加強說服力。例如第2段，首先用一個感嘆句緊承前一段，轉入對“師道之不傳也久矣”的分析，然后從三方面作對比。先用古今對比，指出從師與不從師的兩種結果;次用對自己與對兒子的要求不同來對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行為的自相矛盾;最后用“士大夫之族”與“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對比，批判士大夫的錯誤想法，指出這是“師道不復”的真正原因。從后果、行為、心理等方面逐層深入分析，筆鋒犀利。幾個感嘆句，均有加強感染力的作用。句式也有變化，“其皆出于此乎”，是用推測語氣作判斷;“吾未見其明也”是用肯定語氣作判斷;“其可怪也歟”，是用驚詫語氣作判斷。“同”中有“變”，感情一層比一層強烈。

分析

《師說》論點鮮明，結構嚴謹，正反對比，事實充分，說理透徹，氣勢磅礴，有極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文章先從歷史事實“古之學者必有師”、老師能“傳道受業解惑”、學者定會遇到疑難“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三個方面證明了從師學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對于老師的年長年少，作者認為“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明確了擇師的標準。接著就從三個方面進行對比，抨擊“恥學于師”的人，先用古今對比，指出從師與不從師的兩種結果;次用人們對自己與對兒子的要求不同來對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行為的自相矛盾;最后用“士大夫之族”與“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對比，揭露士大夫之族的錯誤想法，指出這是“師道不復”的真正原因。從后果、行為、心理等方面逐層深入分析，指出了他們在“從師”問題上的不同態度，點明了從師學習的重要。作者從“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擇師標準出發，推論出“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的論斷。為了證明這一論斷，作者選擇了孔子的言行來作證。在當時人們的心中，孔子是圣人，圣人尚且如此，那一般人就更不必說了。而且作者雖只用了寥寥數語，而孔子的言行卻寫得具體，因而很有說服力。這樣，文章以其鮮明的中心、清晰的層次，充分的說理體現了邏輯思維的嚴密。

構思

《師說》堪稱美文極品。

《師說》以抽象思維為主，闡述的是生活中事，對人類的健康發展有著永遠的意義《師說》的語言推理嚴謹，風格冷俊。《師說》的態度是批評教誨。

但它們的成功絕不是這些零零碎碎的個別現象所能形成的。應該是諸多方面在矛盾意識、人性意識、意境意識的統帥下，以思維單元為一般規律所組成的有機體。

《師說》：

一師說(話題)：古之學者必有師(歷史地位)/傳道受業解惑(作用職責)

從師(闡述)：人非生而知之(小話題)/生乎吾前//生乎吾后/庸知年之先后(小結論)

師道(結論)：道之所存，師之所存

以上是第一段，全文總話題，“師說”。

二　第二段是論述的核心部分，以對比論證為主，寫不同的師道、不同的做法，得到的不同結果。

師道：師道不傳(話題)/古之圣人//今之眾人/圣益圣，愚益愚(結論)

從師：今之眾人(話題)/對子女//對自己/小學大遺(結論)

今之眾人(話題)/巫醫百工//士大夫族/師道不復可知矣(結論)

三　第三段是全文的結論，照應首段“師說”，“師不必賢于弟子”。

師說：圣人無常師(話題)/孔子從師(闡述)/師不必賢于弟子(結論)

“圣人無常師”照應“古之學者必有師”，而“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照應“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三個段落的內容，形式上構成一種回環美(師說——從師——師道/師道——從師——師說)，內容上說理更加嚴密，環環相扣，起于“師說”，結于“師說”。

四　第四段只是一個交代，說明寫作緣由和目的。

全文重點說明，只有不斷學習，才會不斷提高。批判了“恥學于師”及“群聚笑之”的不良風氣。同時在對老師的作用或職責的界定上，也一直為后人所稱頌。“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關鍵是“傳道受業解惑”的邏輯關系。“解惑”即解答個別問題，“受業”指傳授系統知識，“傳道”則具有更高境界的意義，強調應用能力(素質)的形成。

一般肢解文章的方法，僅限于“解惑”“受業”，而“道”的形成則完全靠學生自己的“悟性”，明確了“三個意識”的重要意義，和“兩個單元”的一般規律，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傳道”，才能使學生在能力形成方面，有想對明確的思路。這一飛躍就使學生對語文的學習不再迷茫，不再困惑，不再有登天無路、下地無門的不知所措。

《師說》末段教學意義

《師說》的末段一般認為是一篇結構完整的議論文的附言，有如文章的后記或跋，作者對寫作緣起做簡單的說明，為了鼓勵自己的學生“不拘于時，學于余”而做，亦或僅僅是作者發表議論的一個契機，一個借口。可是如果我們認真聯系前文，就會發現末段與第三段內容上緊密相承，是全文意義結構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從某一視角看，這看似無足輕重的地方，確實全文的文眼，忽略了這一文眼，全文猶如未點睛之龍，僅僅有其形，而缺少生動真切之感。　首先，末段李氏子蟠從師學習的事例，是全文最重要的論據，在意義上是前文論述的再遞近。

《師說》起筆，托古言事，直接明了的提出文章的中心論點：“學者必有師”。緊接著對老師的職責提出了自己的卓越見解：“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并對如何擇師也提出獨到見解：“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第一段的理性陳述完畢，第二段以感慨發端，對當時社會恥學于師的浮靡之風進行了深刻的批判，盡吐不平之氣，也指明了文章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