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包括《泥香屑》、《一爐香》、《二爐香》、《榮莉香片》、《心經》、《玻璃瓦》、《封鎖》、《傾城之戀》七篇。寫它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

　　我喜歡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歡我的書。

　　國內有名的散文篇3：童言無忌

　　從前人家過年，墻上貼著“抬頭見喜”與“童言無忌”的紅紙條子。這里我用“童言無忌”來做題目，并沒有什么犯忌諱的話，急欲一吐為快，不過打算說說自己的事罷了。小學生下學回來，興奮地敘述他的見聞，先生如何侗心，王德保如何遲到，和他合坐一張板凳的同學如何被扣一分因為不整潔，說個無了無休，大人雖懶于搭碴，也由著他說。我小時候大約感到了這種現象之悲哀，從此對于自說自話有了一種禁忌。直到現在，和人談話，如果是人家說我聽，我總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說人家聽，那我過后思量，總覺得十分不安，伯人家嫌煩了。當真憋了一肚子的話沒處說，惟有一個辦法，走出去干點驚天動地的大事業，然后寫本自傳，不怕沒人理會。這原是幼稚的夢想，現在漸漸知道了，要做個舉世矚目的大人物，寫個人手一冊的自傳，希望是很渺茫，還是隨時隨地把自己的事寫點出來，免得壓抑過甚，到年老的時候，一發不可復制，一定比誰都嘮叨。然而通篇“我我我”的身邊文學是要挨罵的。最近我在一中英文書上看到兩句話，借來罵那種對于自己過份感到興趣的作家，倒是非常恰當：“他們花費一輩子的時間瞪眼看自己的肚臍，并且想法子尋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興趣的，叫人家也來瞪眼看。”我這算不算肚臍眼展覽，我有點疑心，但也還是寫了。

　　錢

　　不知道“抓周”這風俗是否普及各地。我周歲的時候循例在一只漆盤里揀選一件東西，以卜將來志向所趨。我拿的是錢——好像是個小金鎊吧。我妨姑記得是如此。還有一個女傭堅持說我拿的是筆，不知哪一說比較可靠。但是無論如何，從小似乎我就很喜歡錢。我母親非常詫異地發現這一層，一來就搖頭道：“他們這一代的人……”我母親是個清高的人，有錢的時候固然絕口不提錢，即至后來為錢逼迫得很厲害的時候也還把錢看得很輕。這種一塵不染的態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對面去。因此，一學會了“拜金主義”這名詞，我就堅持我是拜金主義者。

　　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小苦雖然經驗到一些，和人家真吃地苦的比起來實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錢的壞處，只知道錢的好處。

　　在家里過活的時候，衣食無憂，學費、醫藥費、娛樂費，全用不著操心，可是自己手里從來沒有錢。因為怕小孩買零嘴吃，我們的壓歲錢總是放在枕頭底下過了年便繳還給父親的，我們也從來沒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歲我沒有單獨到店里買過東西，沒有習慣，也就沒有欲望。

　　看了電影出來，像巡捕房招領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車夫把我認回去(我沒法子找他，因為老是記不得家里汽車的號碼)，這是我回憶中唯一的豪華的感覺。

　　生平第一次賺錢，是在中學時代，畫了一張漫畫投到英文《大美晚報》上，報館里給了我五塊錢，我立刻去買了一支小號的丹琪唇膏。我母親怪我不把那張鈔票留著做個紀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對于我，錢就是錢，可以買到各種我所要的東西。

　　有些東西我覺得是應當為我所有的，因為我較別人更會享受它，因為它給我無比的喜悅。眠思夢想地計劃著一件衣裳，臨到買的時候還得再三考慮著，那考慮的工程，于痛苦中也有著喜悅。錢太多了，就用不著考慮了;完全沒有錢，也用不著考慮了。我這種拘拘束束的苦樂是屬于小資產階級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樣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著這樣的紅綢字條。

　　這一年來我是個自食其力的小市民。關于職業女性，蘇青說過這樣的話：“我自己看看，房間里每一樣東西，連一粒釘，也是我自己買的。可是，這又有什么快樂可官呢?”這是至理名言，多回昧幾遍，方才覺得其中的蒼涼。

　　又聽見一位女士挺著胸脯子說：“我從十七歲起養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歲，沒用過一個男人的錢。”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于負氣吧?

　　到現在為止，我還是充分享受著自給的快樂的，也許因為我于這還是新鮮的事，我不能夠忘記小時候怎樣向父親要錢去付鋼琴教師的薪水。我立在煙鋪跟前，許久，許久，得不到回答。后來我離開了父親，跟著母親住了。問母親要錢，起初是親切有味的事，因為我一直是用一種羅曼蒂克的愛來愛著我母親的。她是位美麗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機會和她接觸，我四歲的時候她就出洋去了，幾次回來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遼遠而神秘的。有兩趟她領我出去，穿過馬路的時候，偶爾拉住我的手，便覺得一種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后來，在她的窘境中三天兩天伸手問她拿錢，為她的脾氣磨難著，為自己的忘思負義磨難著，那些瑣屑的難堪，一點點的毀了我的愛。

　　能夠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

　　苦雖苦一點，我喜歡我的職業。“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從前的文人是靠著統治階級吃飯的，現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興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面是買雜志的大眾。不是拍大眾的馬屁的話——大眾實在是最可愛的顧主，不那么反復無常，“天威莫測”;不搭架子，真心待人，為了你的一點好處會記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眾是抽象的。如果必須要一個主人的話。當然情愿要一個抽象的。

　　嫌的錢雖不夠用，我也還圖了點貨，去年聽見一個朋友預言說：近年來老是沒有銷路的喬琪絨，不久一定要入時了，因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時裝翻不出什么新花樣來，勢必向五年前的回憶里去找尋靈感。于是我省下幾百元來買了一件喬琪絨衣料。囤到現在，在市面上看見有喬琪絨出現了，把它送到寄售店里去，卻又希望賣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是這樣充滿了矛盾，上街買菜去，大約是帶有一種落難公子的浪漫的態度吧?然而最近，一個賣萊的老頭稱了菜裝進我的網袋的時候，把網袋的絆子銜在嘴里銜了一會兒。我拎著那濕濡的絆子，并沒有什么異樣的感覺。自己發現與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興——好像是一點踏實的進步，也說不出是為什么。

　　穿

　　張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歡一個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藍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徽露出紅綢旗袍，天真老實之中帶點誘惑性，我沒有資格進他的小說，也沒有這志愿。因為我母親愛做衣服，我父親曾經咕嚕過：“一個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憶之一是我母親立在鏡子跟前，在綠短襖上別上翡翠胸針，我在旁邊仰臉看著，羨慕萬分，自己簡直等不及長大。我說過：“八歲我要梳愛司頭，十歲我要穿高跟鞋，十六歲我可以吃粽子湯團，吃一切難于消化的東西。”越是性急，越覺得日子太長。童年的一天一天，溫暖而遲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紅絨里子上曬著的陽光。

　　有時候又嫌日子過得太快了，突然長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國衣服，蔥綠織錦的，一次也沒有上身，已經不能穿了。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傷心，認為是終生的遺憾。

　　有一個時期在繼母治下生活著，揀她穿剩的衣服穿，永遠不能忘記一件黯紅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顏色，穿不完地穿著，就像渾身都生了陳瘡;冬天已經過去了，還留著凍瘡的疤——是那樣的憎惡與羞恥。一大半是因為自慚形穢，中學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學畢業后跟著母親過。我母親提出了很公允的辦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話，那就不必讀書了，用學費來裝扮自己;要繼續讀書，就沒有余錢兼顧到衣裝上。我到香港去讀大學，后來得了兩個獎學金，為我母親省下了一點錢，覺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隨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還沉溺其中。

　　色澤的調和，中國人新從西洋學到了“對照”與“和諧”兩條規矩——用粗淺的看法，對照便是紅與綠，和諧便是綠與綠。殊不知兩種不同的綠，其沖突傾軋是非常顯著的;兩種綠越是只推扳一點點，看了越使人不安。紅綠對照，就像圣誕樹似的，缺少回昧。中國人從前也注重明朗的對照。有兩句兒歐：“紅配綠，看不足;紅配紫，一泡屎。”《金瓶梅》里，家人媳婦宋蕙蓮穿著大紅襖，借了條紫裙子穿著;西門慶看著不順眼，開箱子找了一匹藍綢與她做裙子。

　　現代的中國人往往說從前的人不懂得配顏色。古人的對照不是絕對的，而是參差的對照，譬如說：寶藍配蘋果綠，松花色配大紅，蔥綠配桃紅。我們已經忘記了從前所知道的。

　　過去的那種婉妙復雜的調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所以我喜歡到虹口去買東西，就可借他們的衣料都像古畫似的卷成圓柱形，不能隨便參觀，非得讓店伙一卷一卷慢慢的打開來。把整個的店鋪攪得稀亂而結果什么都不買，是很難為情的事。

　　和服的裁制極其繁復，衣料上寬綽些的圖案往往被埋沒了，倒是做了線條簡單的中國旗袍，予人的印象較為明晰。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圖畫。買回家來，沒交給裁縫之前我常常幾次三番拿出來賞鑒：棕擱樹的葉子半掩著緬甸的小廟，雨紛紛的，在紅棕色的熱帶;初夏的池塘，水上結了一層綠膜。配著浮萍和斷梗的紫的自的丁香，仿佛應當填人《哀江南》的小令里;還有一件，題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陰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看到了而沒買成的我也記得。有一種檄攬綠的暗色綢，上面掠過大的黑影，滿蓄著風雷。還有一種絲質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閃著木紋、水紋;每隔一段路，水上飄著兩朵茶碗大的梅花，鐵劃銀鉤，像中世紀禮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畫，紅玻璃上嵌著沉重的鐵質沿邊。

　　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種叫不出名字來的顏色，青不青，灰不灰，黃不黃，只能做背景的，那都是中立色，又叫保護色，又叫文明色，又叫混合色。混合色里面也有秘艷可愛的，照在身上像另一個宇宙里的太陽。但是我總覺得還不夠，還不夠，像VanGogh①畫圖，畫到法國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總嫌著色不夠強烈，把顏色大量地堆上去，高高凸了起來，油畫變了浮雕。

　　①VanGogh，通譯凡·高(1853—1890)，荷蘭畫家，后期印象畫派代表人物之—。

　　對于不會說話的人，衣服是一種言語，隨身帶著的一種袖珍戲劇。這樣地生活在自制的戲劇氣氛里，豈不是成了“套中人”了么?(契訶夫的‘‘套中人”，永遠穿著雨衣，打著傘，嚴嚴地遮住他自己，連他的表也有表袋，什么都有個套子。)生活的戲劇化是不健康的。像我們這樣生長在都市文化中的人，總是先看見海的圖

　　畫，后看見海;先讀到愛情小說，后知道愛;我們對于生活的體驗往往是第二輪的，借助于人為的戲劇，因此在生活與生活的戲劇化之間很難劃界。

　　有天晚上，在月亮底下，我和一個同學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我十二歲，她比我大幾歲。她說：“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樣。”因為有月亮，因為我生來是一個寫小說的人。我鄭重地低低說道：“我是……除了我的母親，就只有你了。”她當時很感動，連我也被自己感動了。

　　還有一件事也使我不安，那更早了，我五歲，我母親那時候不在中國。我父親的姨太太是一個年紀比他大的妓女，名喚老八，蒼白的瓜子臉，垂著長長的前留海，她替我做了頂時髦的雪青絲絨的短襖長裙，向我說：“看我待你多好!你母親給你們做衣服，總是拿舊的東拼西改，哪兒舍得用整幅的絲絨?你喜歡我還是喜歡你母親?”我說：“喜歡你。”因為這次并沒有說謊，想起來更覺耿耿于心了。

　　吃

　　小時候常常夢見吃云片糕，吃著吃著，薄薄的糕變成了紙，除了梁，還感到一種難堪的張憫。

　　一直喜歡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時候設法先把碗邊的小白珠子吞下去。

　　《紅樓夢》上，賈母問薛寶級愛聽何戲，愛吃何物。寶銀深知老年人喜看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物，便都揀賈母喜歡的說了。我和老年人一樣的愛吃甜的爛的。一切脆薄爽口的，如腌萊、醬蘿卜、蛤螟酥，都不喜歡，瓜子也不會嗑，細致些的菜如魚蝦完全不會吃，是一個最安分的“肉食者”。

　　上海所謂“牛肉莊”是可愛的地方，雪白干凈，瓷磚墻上丁字式貼著“湯肉××元，腓利××元”的深桃紅紙條。屋頂上，球形的大白燈上罩著防空的黑布套，襯著大紅里子，明朗得很。白外套的伙計們個個都是紅潤肥胖，笑嘻嘻的，一只腳踏著板凳，立著看小報。他們的茄子特別大，他們的洋蔥特別香，他們的豬特別的該殺。門口停著塌車，運了兩口豬進來，齊齊整整，尚未開剝，嘴尖有些血漬，肚腹掀開一線，露出大紅里子。不知道為什么，看了絕無絲毫不愉快的感覺，一切都是再應當也沒有，再合法，更合適也沒有。我很愿意在牛肉莊上找個事，坐在計算機前面專管收錢。那里是空氣清新的精神療養院。凡事想得太多了是不行的。

　　上大人

　　坐在電車上，抬頭看面前立著的人，盡多相貌堂堂，一表非俗的，可是鼻孔里很少是干凈的。所以有這句話：“沒有誰能夠在他的底下人跟前充英雄。”

　　弟弟

　　我弟弟生得很美麗我一點也不。從小我們家里誰都惋惜著，因為那樣的小嘴、大眼睛與長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臉上，簡直是白糟蹋了。長輩就愛問他：“你把眼睫毛借給我好不好?明天就還你。”然而他總是一曰回絕了。有一次，大家說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問道：“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虛榮心。

　　他妒忌我畫的圖，趁沒人的時候拿來撕了或是涂上兩道黑杠子。我能夠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壓迫。我比他大一歲，比他會說話，比他身體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一同玩的時候，總是我出主意。我們是《金家莊》上能征慣戰的兩員曉將，我叫月紅，他叫杏紅，我使一日寶劍，他使兩只銅錘，還有許許多多虛擬的伙伴。開幕的時候永遠是黃昏，金大媽在公眾的廚房里略略切萊，大家飽餐戰飯，趁著月色翻過山頭去攻打蠻人。路上偶爾殺兩頭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錦毛毯，剖開來像白煮雞蛋，可是蛋黃是圓的。我弟弟常常不聽我的調派，因而爭吵起來。他是“既不能令，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實在是秀美可愛，有時候我也讓他編個故事：一個旅行的人為老虎追趕著，趕著，趕著，潑風似的跑，后頭鳴鳴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