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是魯迅以回憶形式寫成的自傳式散文集,由十篇回憶散文結集而成,為讀者呈現出一個感性生命豐富多彩的魯迅形象。下面小編為你整理了朝花夕拾中的散文篇，希望對你有用!

　　朝花夕拾中的散文篇1：父親的病

　　大約十多年前吧，S城(這里指紹興城)中曾經盛傳過一個名醫的故事：

　　他出診原來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閨女生急病，來請他了，因為他其時已經闊得不耐煩，便非一百元不去。他們只得都依他。待去時，卻只是草草地一看，說道“不要緊的”，開一張方，拿了一百元就走。那病家似乎很有錢，第二天又來請了。他一到門，只見主人笑面承迎，道，“昨晚服了先生的藥，好得多了，所以再請你來復診一回。”仍舊引到房里，老媽子便將病人的手拉出帳外來。他一按，冷冰冰的，也沒有脈，于是點點頭道，“唔，這病我明白了。”從從容容走到桌前，取了藥方紙，提筆寫道：——

　　“憑票付英洋壹百元正。”下面是署名，畫押。

　　“先生，這病看來很不輕了，用藥怕還得重一點罷。”主人在背后說。

　　“可以，”他說。于是另開了一張方：

　　“憑票付英洋貳百元正。”下面仍是署名，畫押。

　　這樣，主人就收了藥方，很客氣地送他出來了。

　　我曾經和這名醫周旋過兩整年，因為他隔日一回，來診我的父親的病。那時雖然已經很有名，但還不至于闊得這樣不耐煩;可是診金卻已經是一元四角。現在的都市上，診金一次十元并不算奇，可是那時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張羅的了;又何況是隔日一次。他大概的確有些特別，據輿論說，用藥就與眾不同。我不知道藥品，所覺得的，就是“藥引”的難得，新方一換，就得忙一大場。先買藥，再尋藥引。“生姜”兩片，竹葉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碼是蘆根，須到河邊去掘;一到經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尋兩三天。可是說也奇怪，大約后來總沒有購求不到的。

　　據輿論說，神妙就在這地方。先前有一個病人，百藥無效;待到遇見了什么葉天士先生，只在舊方上加了一味藥引：梧桐葉。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醫者，意也。”其時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氣。其先百藥不投，今以秋氣動之，以氣感氣，所以……。我雖然并不了然，但也十分佩服，知道凡有靈藥，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求仙的人，甚至于還要拼了性命，跑進深山里去采呢。

　　朝花夕拾中的散文篇2：瑣記

　　衍太太現在是早已經做了祖母，也許竟做了曾祖母了;那時卻還年青，只有一個兒子比我大三四歲。她對自己的兒子雖然狠，對別家的孩子卻好的，無論鬧出什么亂子來，也決不去告訴各人的父母，因此我們就最愿意在她家里或她家的四近玩。

　　舉一個例說罷，冬天，水缸里結了薄冰的時候，我們大清早起一看見，便吃冰。有一回給沈四太太看到了，大聲說道：“莫吃呀，要肚子疼的呢!”這聲音又給我母親聽到了，跑出來我們都挨了一頓罵，并且有大半天不準玩。我們推論禍首，認定是沈四太太，于是提起她就不用尊稱了，給她另外起了一個綽號，叫作“肚子疼”。

　　衍太太卻決不如此。假如她看見我們吃冰，一定和藹地笑著說，“好，再吃一塊。我記著，看誰吃的多。”

　　但我對于她也有不滿足的地方。一回是很早的時候了，我還很小，偶然走進她家去，她正在和她的男人看書。我走近去，她便將書塞在我的眼前道，“你看，你知道這是什么?”我看那書上畫著房屋，有兩個人光著身子仿佛在打架，但又不很象。正遲疑間，他們便大笑起來了。這使我很不高興，似乎受了一個極大的侮辱，不到那里去大約有十多天。一回是我已經十多歲了，和幾個孩子比賽打旋子，看誰旋得多。她就從旁計著數，說道，“好，八十二個了!再旋一個，八十三!好，八十四!……”但正在旋著的阿祥，忽然跌倒了，阿祥的嬸母也恰恰走進來。她便接著說道，“你看，不是跌了么?不聽我的話。我叫你不要旋，不要旋……。”

　　雖然如此，孩子們總還喜歡到她那里去。假如頭上碰得腫了一大塊的時候，去尋母親去罷，好的是罵一通，再給擦一點藥;壞的是沒有藥擦，還添幾個栗鑿和一通罵。衍太太卻決不埋怨，立刻給你用燒酒調了水粉，搽在疙瘩上，說這不但止痛，將來還沒有瘢痕。

　　父親故去之后，我也還常到她家里去，不過已不是和孩子們玩耍了，卻是和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談閑天。我其時覺得很有許多東西要買，看的和吃的，只是沒有錢。有一天談到這里，她便說道，“母親的錢，你拿來用就是了，還不就是你的么?”我說母親沒有錢，她就說可以拿首飾去變賣;我說沒有首飾，她卻道，“也許你沒有留心。到大廚的抽屜里，角角落落去尋去，總可以尋出一點珠子這類東西……。”

　　這些話我聽去似乎很異樣，便又不到她那里去了，但有時又真想去打開大廚，細細地尋一尋。大約此后不到一月，就聽到一種流言，說我已經偷了家里的東西去變賣了，這實在使我覺得有如掉在冷水里。流言的來源，我是明白的，倘是現在，只要有地方發表，我總要罵出流言家的狐貍尾巴來，但那時太年青，一遇流言，便連自己也仿佛覺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見人們的眼睛，怕受到母親的愛撫。

　　好。那么，走罷!

　　但是，那里去呢?S城人的臉早經看熟，如此而已，連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總得尋別一類人們去，去尋為S城人所詬病的人們，無論其為畜生或魔鬼。那時為全城所笑罵的是一個開得不久的學校，叫作中西學堂，漢文之外，又教些洋文和算學。然而已經成為眾矢之的了;熟讀圣賢書的秀才們，還集了《四書》的句子，做一篇八股來嘲誚它，這名文便即傳遍了全城，人人當作有趣的話柄。我只記得那“起講”的開頭是：——

　　“徐子以告夷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今也不然：鳩舌之音，聞其聲，皆雅言也……。”以后可忘卻了，大概也和現今的國粹保存大家的議論差不多。但我對于這中西學堂，卻也不滿足，因為那里面只教漢文、算學、英文和法文。功課較為別致的，還有杭州的求是書院，然而學費貴。

　　無須學費的學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第一個進去的學校，目下不知道稱為什么了，光復以后，似乎有一時稱為雷電學堂，很象《封神榜》上“太極陣”、“混元陣”一類的名目。總之，一進儀鳳門，便可以看見它那二十丈高的桅桿和不知多高的煙通。功課也簡單，一星期中，幾乎四整天是英文：“Itisacat。”“Isitarat?”一整天是讀漢文：“君子曰，潁考叔可謂純孝也已矣，愛其母，施及莊公。”一整天是做漢文：《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論》，《潁考叔論》，《云從龍風從虎論》，《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論》。

　　初進去當然只能做三班生，臥室里是一桌一凳一床，床板只有兩塊。頭二班學生就不同了，二桌二凳或三凳一床，床板多至三塊。不但上講堂時挾著一堆厚而且大的洋書，氣昂昂地走著，決非只有一本“潑賴媽”和四本《左傳》的三班生所敢正視;便是空著手，也一定將肘彎撐開，象一只螃蟹，低一班的在后面總不能走出他之前。這一種螃蟹式的名公巨卿，現在都闊別得很久了，前四五年，竟在教育部的破腳躺椅上，發現了這姿勢，然而這位老爺卻并非雷電學堂出身的，可見螃蟹態度，在中國也頗普遍。

　　可愛的是桅桿。但并非如“東鄰”的“支那通”所說，因為它“挺然翹然”，又是什么的象征。乃是因為它高，烏鴉喜鵲，都只能停在它的半途的木盤上。人如果爬到頂，便可以近看獅子山，遠眺莫愁湖，——但究竟是否真可以眺得那么遠，我現在可委實有點記不清楚了。而且不危險，下面張著網，即使跌下來，也不過如一條小魚落在網子里;況且自從張網以后，聽說也還沒有人曾經跌下來。

　　原先還有一個池，給學生學游泳的，這里面卻淹死了兩個年幼的學生。當我進去時，早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還造了一所小小的關帝廟。廟旁是一座焚化字紙的磚爐，爐口上方橫寫著四個大字道：“敬惜字紙”。只可惜那兩個淹死鬼失了池子，難討替代，總在左近徘徊，雖然已有“伏魔大帝關圣帝君”鎮壓著。辦學的人大概是好心腸的，所以每年七月十五，總請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場來放焰口，一個紅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毗盧帽，捏訣，念咒：“回資羅，普彌耶吽，唵吽!唵!耶!吽!!!”

　　我的前輩同學被關圣帝君鎮壓了一整年，就只在這時候得到一點好處，——雖然我并不深知是怎樣的好處。所以當這些時，我每每想：做學生總得自己小心些。

　　總覺得不大合適，可是無法形容出這不合適來。現在是發現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烏煙瘴氣”，庶幾乎其可也。只得走開。近來是單是走開也就不容易，“正人君子”者流會說你罵人罵到聘書，或者是發“名士”脾氣，給你幾句正經的俏皮話。不過那時還不打緊，學生所得的津貼，第一年不過二兩銀子，最初三個月的試習期內是零用五百文。于是毫無問題，去考礦路學堂去了，也許是礦路學堂，已經有些記不真，文憑又不在手頭，更無從查考。試驗并不難，錄取的。

　　這回不是Itisacat了，是DerMann，DieWeib，DasKind。漢文仍舊是“潁考叔可謂純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學集注》。論文題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是先前沒有做過的。

　　此外還有所謂格致、地學、金石學、……都非常新鮮。但是還得聲明：后兩項，就是現在之所謂地質學和礦物學，并非講輿地和鐘鼎碑版的。只是畫鐵軌橫斷面圖卻有些麻煩，平行線尤其討厭。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著《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們道：“華盛頓是什么東西呀?……”

　　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星期日跑到城南去買了來，白紙石印的一厚本，價五百文正。翻開一看，是寫得很好的字，開首便道：——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機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撒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鮮?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第、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葛也出來了。學堂里又設立了一個閱報處，《時務報》不待言，還有《譯學匯編》，那書面上的張廉卿一流的四個字，就藍得很可愛。

　　“你這孩子有點不對了，拿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來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輩嚴肅地對我說，而且遞過一張報紙來。接來看時，“臣許應骙跪奏……，”那文章現在是一句也不記得了，總之是參康有為變法的，也不記得可曾抄了沒有。

　　仍然自己不覺得有什么“不對”，一有閑空，就照例地吃侉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

　　但我們也曾經有過一個很不平安的時期。那是第二年，聽說學校就要裁撤了。這也無怪，這學堂的設立，原是因為兩江總督(大約是劉坤一罷)聽到青龍山的煤礦出息好，所以開手的。待到開學時，煤礦那面卻已將原先的技師辭退，換了一個不甚了然的人了。理由是：一、先前的技師薪水太貴;二、他們覺得開煤礦并不難。于是不到一年，就連煤在那里也不甚了然起來，終于是所得的煤，只能供燒那兩架抽水機之用，就是抽了水掘煤，掘出煤來抽水，結一筆出入兩清的賬。既然開礦無利，礦路學堂自然也就無須乎開了，但是不知怎的，卻又并不裁撤。到第三年我們下礦洞去看的時候，情形實在頗凄涼，抽水機當然還在轉動，礦洞里積水卻有半尺深，上面也點滴而下，幾個礦工便在這里面鬼一般工作著。

　　畢業，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畢業，卻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幾次桅，不消說不配做半個水兵;聽了幾年講，下了幾回礦洞，就能掘出金、銀、銅、鐵、錫來么?實在連自己也茫無把握，沒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鉆下地面二十丈，結果還是一無所能，學問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了。所余的還只有一條路：到外國去。

　　留學的事，官僚也許可了，派定五名到日本去。其中的一個因為祖母哭得死去活來，不去了，只剩了四個。日本是同中國很兩樣的，我們應該如何準備呢?有一個前輩同學在，比我們早一年畢業，曾經游歷過日本，應該知道些情形。跑去請教之后，他鄭重地說：——

　　“日本的襪是萬不能穿的，要多帶些中國襪。我看紙票也不好，你們帶去的錢不如都換了他們的現銀。”

　　四個人都說遵命。別人不知其詳，我是將錢都在上海換了日本的銀元，還帶了十雙中國襪——白襪。

　　后來呢?后來，要穿制服和皮鞋，中國襪完全無用;一元的銀圓日本早已廢置不用了，又賠錢換了半元的銀圓和紙票。

　　朝花夕拾中的散文篇3：藤野先生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象緋紅的輕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鑒，宛如小姑娘的發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致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里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里面的幾間洋房里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斗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臺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卻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臺是一個市鎮，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希為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系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尊為“膠菜”;福建野生著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我到仙臺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里的，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卻還多，后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飯食也不壞。但一位先生卻以為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難卻，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于是搬到別一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學。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須，戴著眼鏡，挾著一迭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臺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后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他接著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于這一門學問的著作。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并不比中國早。

　　那坐在后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為熟悉的了。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正在研究著頭骨，后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志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么?”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并且說，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我拿下來打開看時，很吃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末，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著，向我和藹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么樣的，我們沒法改換它。現在我給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著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著，心里卻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于實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記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后，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尸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么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嘆息道，“總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干事到我寓里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卻只翻檢了一通，并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托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托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里卻早受了他的影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講義上做了記號，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

　　我這才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為要開同級會，干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為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泄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干事托辭檢查的無禮，并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于這流言消滅了，干事卻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托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著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里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彩，——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并且離開這仙臺。他的臉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并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于生物學也沒有什么大幫助。”他嘆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后面寫著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并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后的狀況。

　　我離開仙臺之后，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為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卻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后，杳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于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并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墻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于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