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學貫中西，堪稱著作等身。其學術領域主要在于東方學研究，深諳多國語言文字，對于文化領域的交流做出了卓越貢獻。季羨林的文章有哪些？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季羨林的文章，希望大家喜歡。

　　季羨林的文章一：不完滿才是人生

　　每個人都爭取一個完滿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內海外，一個百分之百完滿的人生是沒有的。所以我說，不完滿才是人生。

　　關于這一點，古今的民間諺語，文人詩句，說到的很多很多。最常見的比如蘇東坡的詞：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南宋方岳(根據吳小如先生考證)詩句：“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這都是我們時常引用的，膾炙人口的。類似的例子還能夠舉出成百上千來。

　　這種說法適用于一切人，舊社會的皇帝老爺子也包括在里面。他們君臨天下，“率土之濱，莫非王土”，可以為所欲為，殺人滅族，小事一端，按理說，他們不應該有什么不如意的事。然而，實際上，王位繼承，宮廷斗爭，比民間殘酷萬倍。他們威儀然地坐在寶座上，如坐針氈。雖然捏造了“龍御上賓”這種神話，他們自己也并不相信。他們想方設法以求得長生不老，他們最怕“一旦魂斷，宮車晚出”。連英主如漢武帝、唐太宗之輩也不能“免俗”。漢武帝造承露金盤，妄想飲仙露以長生;唐太宗服印度婆羅門的靈藥，期望借此以不死。結果，事與愿違，仍然是“龍御上賓”嗚呼哀哉了。

　　在這些皇帝手下的大臣們，“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權利極大，嬌縱恣肆，貪贓枉法，無所不至。在這一類人中，好東西大概極少，否則包公和海瑞等決不會流芳千古，久垂宇宙了。可這些人到了皇帝跟前，只是一個奴才，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可見他們的日子并不好過。據說明朝的大臣上朝時在笏板上夾帶一點鶴頂紅，一旦皇恩浩蕩，欽賜極刑，連忙用舌尖舔一點鶴頂紅，立即涅?，落得一個全尸。可見這一批人的日子也并不好過，談不到什么完滿的人生。

　　至于我輩平頭老百姓，日子就更難過了。建國前后，不能說沒有區別，可是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不如意事常八九”。早晨在早市上被小販“宰”了一刀;在公共汽車上被扒手割了包，踩了人一下，或者被人踩了一下，根本不會說“對不起”了，代之以對罵，或者甚至演出全武行。到了商店，難免買到假冒偽劣的商品，又得生一肚子氣，誰能說，我們的人生多是完滿的呢?

　　再說我們這一批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分子，在歷史上一生中就難得過上幾天好日子。只一個“考”字，就能讓你談“考”色變。“考”者，考試也。在舊社會科舉時代，“千軍萬馬獨木橋”，要上進，只有科舉一途，你只需讀一讀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就能淋漓盡致地了解到科舉的情況。以周進和范進為代表的那一批舉人進士，其窘態難道還不能讓你膽戰心驚，啼笑皆非嗎?

　　現在我們運氣好，得生于新社會中。然而那一個“考”字，宛如如來佛的手掌，你別想逃脫得了。幼兒園升小學，考;小學升初中，考;初中升高中，考;高中升大學，考;大學畢業想當碩士，考;碩士想當博士，考。考，考，考，變成烤，烤，烤;一直到知命之年，厄運仍然難免，現代知識分子落到這一張密而不漏的天網中，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我們的人生還談什么完滿呢?

　　災難并不限于知識分子：“人人有一本難念的經。”所以我說“不完滿才是人生”。這是一個“平凡的真理”;但是真能了解其中的意義，對己對人都有好處。對己，可以不煩不躁;對人，可以互相諒解。這會大大地有利于整個社會的安定團結。

　　季羨林的文章二：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多少年來我曾反復思考過這個問題。我曾一度得到兩個截然相反的答案：一個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學，“知識越多越反動”，我實在心有余悸。一個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還要學現在學的這一套。后一個想法最終占了上風，一直到現在。

　　我為什么還要上大學而又偏偏要學現在這一套呢?沒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我只不過覺得，我走過的這一條道路，對己，對人，都還有點好處而已。我搞的這一套東西，對普通人來說，簡直像天書，似乎無補于國計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先進國家，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經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輝煌的成績。這一套冷僻的東西與先進的科學技術之間，真似乎有某種聯系。其中消息耐人尋味。

　　我們不是提出了弘揚祖國優秀文化，發揚愛國主義嗎?這一套天書確實能同這兩句口號掛上鉤。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中村元博士在給我的散文集日譯本《中國知識人の精神史》寫的序中說到，中國的南亞研究原來是相當落后的。可是近幾年來，突然出現了一批中年專家，寫出了一些水平較高的作品，讓日本學者有“攻其不備”之感。這是幾句非常有意思的話。實際上，中國梵學學者同日本同行們的關系是十分友好的。我們一沒有“攻”，二沒有爭，只是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有了一點成績，日本學者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覺得過去對中國南亞研究的評價過時了。我覺得，這里面既包含著“弘揚”，也包含著“發揚”。怎么能說，我們這一套無補于國計民生呢?

　　話說遠了，還是回來談我們的本題。

　　我的大學生活是比較長的：在中國念了4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又念了5年，才獲得學位。我在上面所說的“這一套”就是在國外學到的。我在國內時，對“這一套”就有興趣，但苦無機會。到了哥廷根大學，終于找到了機會，我簡直如魚得水，到現在已經堅持學習了將近六十年。如果馬克思不急于召喚我，我還要堅持學下去的。

　　如果想讓我談一談在上大學期間我收獲最大的是什么，那是并不困難的。在德國學習期間有兩件事情是我畢生難忘的，這兩件事都與我的博士論文有關聯。

　　我想有必要在這里先談一談德國的與博士論文有關的制度。當我在德國學習的時候，德國并沒有規定學習的年限。只要你有錢，你可以無限期地學習下去。德國有一個詞兒是別的國家沒有的，這就是“永恒的大學生”。德國大學沒有空洞的“畢業”這個概念。只有博士論文寫成，口試通過，拿到博士學位，這才算是畢了業。

　　寫博士論文也有一個形式上簡單而實則極嚴格的過程，一切決定于教授。在德國大學里，學術問題是教授說了算。德國大學沒有入學考試。只要高中畢業，就可以進入任何大學。德國學生往往是先入幾個大學，過了一段時間以后，自己認為某個大學、某個教授，對自己最適合，于是才安定下來。在一個大學，從某一位教授學習。先聽教授的課，后參加他的研討班。最后教授認為你“孺子可教”，才會給你一個博士論文題目。再經過幾年的努力，搜集資料，寫出論文提綱，經教授過目。論文寫成的年限沒有規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長則漫無限制。拿到題目，十年八年寫不出論文，也不是稀見的事。所有這一切都決定于教授，院長、校長無權過問。寫論文，他們強調一個“新”字，沒有新見解，就不必寫文章。見解不論大小，唯新是圖。論文題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個人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只有這樣，學術才能“日日新”，才能有進步。否則滿篇陳言，東抄西抄，饾饤拼湊，盡是冷飯，雖洋洋數十甚至數百萬言，除了浪費紙張、浪費讀者的精力以外，還能有什么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論文題目的過程，基本上也是這樣。我拿到了一個有關佛教混合梵語的題目，用了三年的時間，搜集資料，寫成卡片，又到處搜尋有關圖書，翻閱書籍和雜志，大約看了總有一百多種書刊。然后整理資料，使之條理化、系統化，寫出提綱，最后寫成文章。

　　我個人心里琢磨：怎樣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兒呢?我覺得，那幾千張卡片，雖然抄寫時好像蜜蜂采蜜，極為辛苦;然而卻是干巴巴的，沒有什么文采，或者無法表現文采。于是我想在論文一開始就寫上一篇“導言”，這既能炫學，又能表現文采，真是一舉兩得的絕妙主意。我照此辦理。費了很長的時間，寫成一篇相當長的“導言”。我自我感覺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認為教授一定會大為欣賞，說不定還會夸上幾句哩。我先把“導言”送給教授看，回家做著美妙的夢。我等呀，等呀，終于等到教授要見我，我懷著走上領獎臺的心情，見到了教授。然而卻使我大吃一驚。教授在我的“導言”前畫上了一個前括號，在最后畫上了一個后括號，笑著對我說：“這篇導言統統不要!你這里面全是華而不實的空話，一點新東西也沒有!別人要攻擊你，到處都是暴露點，一點防御也沒有!”對我來說，這真如晴天霹靂，打得我一時說不上話來。但是，經過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覺到，教授這一棍打得好，我畢生受用不盡。

　　第二件事情是，論文完成以后，口試接著通過，學位拿到了手。論文需要從頭到尾認真核對，不但要核對從卡片上抄入論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對所有引用過的書籍、報刊和雜志。要知道，在三年以內，我從大學圖書館，甚至從柏林的普魯士圖書館，借過大量的書籍和報刊，耗費了大量的時間。當時就感到十分煩膩。現在再在短期內，把這樣多的書籍重新借上一遍，心里要多膩味就多膩味。然而老師的教導不能不遵行，只有硬著頭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論文中引用的大量出處重新核對一遍，不讓它發生任何一點錯誤。

　　后來我發現，德國學者寫好一本書或者一篇文章，在讀校樣的時候，都是用這種辦法來一一仔細核對。一個研究室里的人，往往都參加看校樣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樣，也可以協議分工。他們是以集體的力量，來保證不出錯誤。這個法子看起來極笨，然而除此以外，還能有“聰明的”辦法嗎?德國書中的錯誤之少，是舉世聞名的。有的極為復雜的書竟能一個錯誤都沒有，連標點符號都包括在里面。讀過校樣的人都知道，能做到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國人為什么能做到呢?他們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們比別人高出一頭的訣竅就在于他們的“笨”。我想改幾句中國古書上的話：德國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

　　季羨林的文章三：八十述懷

　　我從來沒有想到，我能活到八十歲;如今竟然活到了八十歲，然而又一點也沒有八十歲的感覺。豈非咄咄怪事!

　　我向無大志，包括自己活的年齡在內。我的父母都沒有活過五十;因此，我自己的原定計劃是活到五十。這樣已經超過了父母，很不錯了。不知怎么一來，宛如一場春夢，我活到了五十歲。那里正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我流年不利，頗挨了一陣子餓。但是，我是“曾經滄海難為水”，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我正在德國，我經受了而今難以想像的饑餓的考驗，以致失去了飽的感覺。我們那一點災害，同德國比起來，真如小巫見大巫;我從而順利地渡過了那一場災害，而且我當時的精神面貌是我一生最好的時期，一點苦也沒有感覺到，于不知不覺中沖破了我原定的年齡計劃，渡過了五十歲大關。

　　五十一過，又仿佛一場春夢似地，一下子就到了古稀之年，不容我反思，不容我踟躕。其間跨越了一個十年浩劫。我當然是在劫難逃，被送進牛棚。我現在不知道應當感謝哪一路神靈：佛祖、上帝、安拉;由于一個萬分偶然的機緣，我沒有走上絕路，活下來了。活下來了，我不但沒有感到特別高興，反而時有悔愧之感在咬我的心。活下來了，也許還是有點好處的。我一生寫作翻譯的高潮，恰恰出現在這個期間。原因并不神秘：我獲得了余裕和時間。在浩劫期間，我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后來不打不罵了，我卻變成了“不可接觸者”。在很長時間內，我被分配挖大糞，看門房，守電話，發信件。沒有以前的會議，沒有以前的發言。沒有人敢來找我，很少人有勇氣同我談上幾句話。一兩年內，沒收到一封信。我服從任何人的調遣與指揮，只敢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然而我的腦筋還在，我的思想還在，我的感情還在，我的理智還在。我不甘心成為行尸走肉，我必須干點事情。二百多萬字的印度大史詩《羅摩衍那》，就是在這時候譯完的。“雪夜閉門寫禁文”，自謂此樂不減羲皇上人。

　　又仿佛是一場縹緲的春夢，一下子就活到了今天，行年八十矣，是古人稱之為耄耋之年了。倒退二三十年，我這個在壽命上胸無大志的人，偶爾也想到耄耋之年的情況：手拄拐杖，白須飄胸，步履維艱，老態龍鐘。自謂這種事情與自己無關，所以想得不深也不多。哪里知道，自己今天就到了這個年齡了。今天是新年元旦，從夜里零時起，自己已是不折不扣的八十老翁了。然而這老景卻真如古人詩中所說的“青靄入看無”，我看不到什么老景。看一看自己的身體，平平常常，同過去一樣，看一看周圍的環境，平平常常，同過去一樣。金色的朝陽從窗子里流了進來，平平常常，同過去一樣。樓前的白楊，確實粗了一點，但看上去也是平平常常，同過去一樣。時令正是冬天葉子落盡了;但是我相信，它們正蜷縮在土里，做著春天的夢。水塘里的荷花只剩下殘葉，“留得殘荷聽雨聲”，現在雨沒有了，上面只有白皚皚的殘雪。我相信，荷花們也蜷縮在淤泥中，做著春天的夢。總之，我還是我，依然故我;周圍的一切也依然是過去的一切……

　　我是不是也在做著春天的夢呢?我想，是的。我現在也處在嚴寒中，我也夢著春天的到來。我相信英國詩人雪萊的兩句話：“既然冬天已經到了，春天還會遠嗎?”我夢著樓前的白楊重新長出了濃密的綠葉;我夢著池塘里的荷花重新冒出了淡綠的大葉子;我夢著春天又回到了大地上。

　　可是我萬萬沒有想到，“八十”這個數目字竟有這樣大的威力，一種神秘的威力。“自己已經八十歲了!”我吃驚地暗自思忖。它逼迫著我向前看一看，又回頭看一看。向前看，灰蒙蒙的一團，路不清楚，但也不是很長。確實沒有什么好看的地方。不看也罷。

　　而回頭看呢，則在灰蒙蒙的一團中，清晰地看到了一條路，路極長，是我一步一步地走過來的，這條路的頂端是在清平縣的官莊。我看到了一片灰黃的土房，中間閃著葦塘里的水光，還有我大奶奶和母親的面影。這條路延伸出來，我看到了泉城的大明湖。這條路又延伸出去，我看到了水木清華，接著又看到德國小城哥廷根斑斕的秋色，上面飄動著我那母親似的女房東和祖父似的老教授的面影。路陡然又從萬里之外折回到神州大地，我看到了紅樓，看到了燕園的湖光塔影。令人泄氣而且大煞風景的是，我竟又看到了牛棚的牢頭禁子那一副牛頭馬面似的獰惡的面孔。再看下去，路就縮住了，一直縮到我的腳下。

　　在這一條十分漫長的路上，我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路旁有深山大澤，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風;有山重水復，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絕處逢生。路太長了，時間太長了，影子太多了，回憶太重了。我真正感覺到，我負擔不了，也忍受不了，我想擺脫掉這一切，還我一個自由自在身。

　　回頭看既然這樣沉重，能不能向前看呢?我上面已經說到，向前看，路不是很長，沒有什么好看的地方。我現在正像魯迅的散文詩《過客》中的一個過客。他不知道是從什么地方走來的，終于走到了老翁和小女孩的土屋前面，討了點水喝。老翁看他已經疲憊不堪，勸他休息一下。他說：“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在這么走，要走到一個地方去，這地方就在前面。我單記得走了許多路，現在來到這里了。接著就要走向那邊去……況且還有聲音在前面催促我，叫喚我，使我息不下。”那邊，西邊是什么地方呢?老人說：“前面，是墳。”小女孩說：“不，不，不的，那里有許多野百合、野薔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們的。”

　　我理解這個過客的心情，我自己也是一個過客，但是卻從來沒有什么聲音催著我走，而是同世界上任何人一樣，我是非走不行的，不用催促，也是非走不行的。走到什么地方去呢?走到西邊的墳那里，這是一切人的歸宿。我記得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詩里，也講了這個意思。我并不怕墳，只是在走了這么長的路以后，我真想停下來休息片刻。然而我不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反正是非走不行。聊以自慰的是，我同那個老翁還不一樣，有的地方頗像那個小女孩，我既看到了墳，也看到野百合和野薔薇。

　　我面前還有多少路呢?我說不出，也沒有仔細想過。馮友蘭先生說：“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是八十八歲，“茶”是一百零八歲。我沒有這樣的雄心壯志，我是“相期以米”。這算不算是立大志呢?我是沒有大志的人，我覺得這已經算是大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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