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是一位善于創造散文意境的作家,他的散文意境顯示出 淡 而 雅 的特征。由于季羨林散文的題材內容的不同,其散文的意境構造也有所不同。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季羨林的文章，希望大家喜歡。

　　季羨林的文章一：我記憶中的老舍先生

　　老舍先生含冤逝世已經二十多年了。在這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我經常想到他，想到的次數遠遠超過我認識他以后直至他逝世的三十多年。每次想到他，我都悲從中來。我悲的是中國失去一個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正直的大作家，我自己失去一位從年齡上來看算是師輩的和藹可親的老友。目前，我自己已經到了晚年，我的內心再也承受不住這一份悲痛，我也不愿意把它帶著離開人間。我知道，原始人是頗為相信文字的神秘力量的，我從來沒有這樣相信過。但是，我現在寧愿做一個原始人，把我的悲痛和懷念轉變成文字，也許這悲痛就能突然消逝掉，還我心靈的寧靜，豈不是天大的好事嗎?

　　我從高中時代起，就讀老舍先生的著作，什么《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我都讀過。到了大學以后，以及離開大學以后，只要他有新作出版，我一定先睹為快，什么《離婚》、《駝駱祥子》等等，我都認真讀過。最初，由于水平的限制，他的著作我不敢說全都理解。可是我總覺得，他同別的作家不一樣。他的語言生動幽默，是地道的北京話，間或也夾上一點山東俗語。他沒有許多作家那種忸怩作態讓人讀了感到渾身難受的非常別扭的文體，一種新鮮活潑的力量跳動在字里行間。他的幽默也同林語堂之流的那種著意為之的幽默不同。總之，老舍先生成了我畢生最喜愛的作家之一，我對他懷有崇高的敬意。

　　但是，我認識老舍先生卻完全出于一個偶然的機會。三十年代初，我離開了高中，到清華大學來念書。當時老舍先生正在濟南齊魯大學教書。濟南是我的老家，每年暑假，我都回去。李長之是濟南人，他是我的惟一的一個小學、中學、大學“三連貫”的同學。有一年暑假，他告訴我，他要在家里請老舍先生吃飯，要我作陪。在舊社會，大學教授架子一般都非常大，他們與大學生之間宛然是兩個階級。要我陪大學教授吃飯，我真有點受寵若驚。及至見到老舍先生，他卻全然不是我心目中的那種大學教授。他談吐自然，藹然可親，一點架子也沒有，特別是他那一口地道的京腔，鏗鏘有致，聽他說話，簡直就像是聽音樂，是一種享受。從那以后，我們就算是認識了。

　　以后是激烈動蕩的幾十年。我在大學畢業以后，在濟南高中教了一年國文，就到歐洲去了，一住就是十一年。中國勝利了，我才回來，在南京住了一個暑假。夜里睡在國立編譯館長之的辦公桌上;白天沒有地方呆，就到處云游，什么臺城、玄武湖、莫愁湖等等，我游了一個遍。老舍先生好像同國立編譯館有什么聯系，我常從長之口中聽到他的名字。但是沒有見過面。到了秋天，我也就離開了南京，乘海船繞道秦皇島，來到北平。

　　以后又是更為激烈震蕩的三年。用美式裝備武裝到牙齒的國民黨反動軍隊，被徹底消滅。蔣介石一小撮到臺灣去了。中國人民苦斗了一百多年，終于迎來解放的春天。我們這一群知識分子都親身感受到，我們確實已經站起來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在當時所謂故都又會見了老舍先生，上距第一次見面已經有二十多年了。

　　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我們重逢時的情景。但是我卻清晰地記得起五十年代初期召開的一次漢語規范化會議時的情景。當時語言學界的知名人士，以及曲藝界的名人，都被邀請參加，其中有侯寶林、馬增芬姊妹等等。老舍先生、葉圣陶先生、羅常培先生、呂叔湘先生、黎錦熙先生等等都參加了。這是解放后語言學界的第一次盛會。當時還沒有達到會議成災的程度，因此大家的興致都很高，會上的氣氛也十分親切融洽。

　　有一天中午，老舍先生忽然建議，要請大家吃一頓地道的北京飯。大家都知道，老舍先生是地道的北京人，他講的地道的北京飯一定會是非常地道的，都欣然答應。老舍先生對北京人民生活之熟悉，是眾所周知的。有人戲稱他為“北京土地”。他結交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他能一個人坐在大酒缸旁，同洋車夫、舊警察等舊社會的“下等人”，開懷暢飲，親密無間，宛如親朋舊友，誰也感覺不到他是大作家、名教授、留洋的學士。能做到這一步的，并世作家中沒有第二人。這樣一位老北京想請大家吃北京飯，大家的興致哪能不高漲起來呢?商議的結果是到西四砂鍋居去吃白煮肉，當然是老舍先生做東。他同飯館的經理一直到小伙計都是好朋友，因此飯菜極佳，服務周到。大家盡興地飽餐了一頓。雖然是一頓簡單的飯，然而卻令人畢生難忘。當時參加宴會今天還健在的葉老、呂先生大概還都記得這一頓飯吧。

　　還有一件小事，也必須在這里提一提。忘記了是哪一年了，反正我還住在城里翠花胡同沒有搬出城外。有一天，我到東安市場北門對門的一家著名的理發館里去理發，猛然瞥見老舍先生也在那里，正躺在椅子上，下巴上白糊糊的一團肥皂泡沫，正讓理發師刮臉。這不是談話的好時機，只寒暄了幾句，就什么也不說了。等我坐在椅子上時，從鏡子里看到他跟我打招呼，告別，看到他的身影走出門去。我理完發要付錢時，理發師說：老舍先生已經替我付過了。這樣芝麻綠豆的小事殊不足以見老舍先生的精神;但是，難道也不足以見他這種細心體貼人的心情嗎?

　　老舍先生的道德文章，光如日月，巍如山斗，用不著我來細加評論，我也沒有那個能力。我現在寫的都是一些小事。然而小中見大，于瑣細中見精神，于平凡中見偉大，豹窺一斑，鼎嘗一臠，不也能反映出老舍先生整個人格的一個縮影嗎?

　　中國有一句俗話：“好死不如賴活著。”這一句話道出了一個真理。一個人除非萬不得已決不會自己拋掉自己的生命。印度梵文中“死”這個動詞，變化形式同被動態一樣。我一直覺得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印度古代語法學家深通人情，才創造出這樣一個形式。死幾乎都是被動的，有幾個人主動地去死呢?老舍先生走上自沉這一條道路，必有其不得已之處。有人說，人在臨死前總會想到許多許多東西的，他會想到自己的一生的。可惜我還沒有這個經驗，只能在這里胡思亂想。當老舍先生徘徊在湖水岸邊決心自沉時，眼望湖水茫茫，心里悲憤填膺，喚天天不應，喚地地不答，悠悠天地，仿佛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他會想到自己的一生吧!這一生是忠誠于祖國、忠誠于人民的一生，然而到頭來卻落到這等地步。為什么呢?究竟是為什么呢?如果自己留在美國不回來，著書立說，優游自在，洋房、汽車、聲名祿利，無一缺少，舒舒服服地過一輩子，說不定能壽登耄耋，富埒王侯。他不是為了熱愛自己的祖國母親，才毅然歷盡艱辛回來的嗎?是今天祖國母親無法庇護自己那遠方歸來的游子了呢?還是不愿意庇護了呢?我猜想，老舍先生決不會埋怨自己的祖國母親，祖國母親永遠是可愛的，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可愛的。他也決不會后悔回來的，但是，他確實有一些問題難以理解，他只有橫下一條心，一死了之。這樣的問題，我們今天又有誰能夠理解呢?我想，老舍先生還會想到自己院子里種的柿子樹和菊花，他當然也會想到自己的親人，想到自己的朋友。所有這一些都是十分美好可愛的。對于這一些難道他就一點也不留戀嗎?決不會的，決不會的，但是，有一種東西梗在他的心中，像大毒蛇纏住了他，他只能縱身一跳，投入波心，讓彌漫的湖水給自己帶來解脫了。

　　季羨林的文章二：賦得永久的悔

　　題目是韓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賦得”。但文章是我心甘情愿作的，所以不是八股。

　　我為什么心甘情愿作這樣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題目出得好，不但實獲我心，而且先獲我心：我早就想寫這樣一篇東西了。

　　我己經到了望九之年。在過去的七八十年中，從鄉下到城里;從國內到國外;從小學、中學、大學到洋研究院;從“志于學”到超過“從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既經過“山重水復疑無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悅與憂傷并駕，失望與希望齊飛，我的經歷可謂多矣。要講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選其中最深切、最真實、最難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為它片刻也沒有離開過我的心。

　　我這永久的悔就是：不該離開故鄉，離開母親。

　　我出生在魯西北一個極端貧困的村莊里。我們家是貧中之貧，真可以說是貧無立錐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熱的“老佛爺”，被她視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后快。她手下的小嘍羅們曾兩次竄到我的故鄉，處心積慮地把我“打”成地主，他們那種狗仗人勢窮兇極惡的教師爺架子，并沒有能嚇倒我的鄉親。我小時候的一位伙伴指著他們的鼻子，大聲說：“如果讓整個官莊來訴苦的話，季羨林家是第一家!”

　　這一句話并沒有夸大，他說的是實情。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親等三個兄弟，孤苦伶仃，無依無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我父親和九叔餓得沒有辦法，只好到別人家的棗林里去撿落到地上的干棗充饑。這當然不是長久之計。最后兄弟倆被逼背井離鄉，盲流到濟南去謀生。此時他倆也不過十幾二十歲。在舉目無親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經過千辛萬苦，九叔在濟南落住了腳。于是我父親就回到了故鄉，說是農民，但又無田可耕。又必然是經過千辛萬苦，九叔從濟南有時寄點錢回家，父親賴以生活。不知怎么一來，竟然尋(讀若xin)上了媳婦，她就是我的母親。母親的娘家姓趙，門當戶對，她家窮得同我們家差不多，否則也決不會結親。她家里飯都吃不上，哪里有錢、有閑上學。所以我母親一個字也不識，活了一輩子，連個名字都沒有。她家是在另一個莊上，離我們莊五里路。這個五里路就是我母親畢生所走的最長的距離。

　　北京大學那一位“老佛爺”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里，就有這樣一位母親。

　　后來我聽說，我們家確實也“闊”過一陣。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東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錢，買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災獎券，中了獎。兄弟倆商量，要“富貴而歸故鄉”，回家揚一下眉，吐一下氣。于是把錢運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鄉里的事由父親一手張羅，他用荒唐離奇的價錢，買了磚瓦，蓋了房子。又用荒唐離奇的價錢，置了一塊帶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時興會淋漓，真正揚眉吐氣了。可惜好景不長，我父親又用荒唐離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樣，豁達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轉瞬間，蓋成的瓦房又拆了賣磚、賣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變了主人。全家又回歸到原來的情況。我就是在這個時候，在這樣的情況下降生到人間來的。

　　母親當然親身經歷了這個巨大的變化。可惜，當我同母親住在一起的時候，我只有幾歲，告訴我，我也不懂。所以，我們家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曇花一現，我到現在也不完全明白。這謎恐怕要成為永恒的謎了。

　　不管怎樣，我們家又恢復到從前那種窮困的情況。后來聽人說，我們家那時只有半畝多地。這半畝多地是怎么來的，我也不清楚。一家三口人就靠這半畝多地生活。城里的九叔當然還會給點接濟，然而像中湖北水災獎那樣的事兒，一輩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九叔沒有多少錢接濟他的哥哥了。

　　家里日子是怎樣過的，我年齡太小，說不清楚。反正吃得極壞，這個我是懂得的。按照當時的標準，吃“白的”(指麥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餅子，最次是吃紅高粱餅子，顏色是紅的，像豬肝一樣。“白的”與我們家無緣。“黃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餅子顏色都是黃的)與我們緣分也不大。終日為伍者只有“紅的”。這“紅的”又苦又澀，真是難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餓，我真有點談“紅”色變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辦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個舉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們這一支是有錢有地的。雖然舉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親孫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鐘愛都傾注到我身上來。她是整個官莊能夠吃“白的”的僅有的幾個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給我留出半個或者四分之一個白面饃饃來。我每天早晨一睜眼，立即跳下炕來向村里跑，我們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聲：“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縮回到肥大的袖子，從口袋里掏出一小塊饃饃，遞給我，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時刻。

　　此外，我也偶爾能夠吃一點“白的”，這是我自己用勞動換來的。一到夏天麥收季節，我們家根本沒有什么麥子可收。對門住的寧家大嬸子和大姑——她們家也窮得夠嗆——就帶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麥子”。所謂“拾麥子”就是別家的長工割過麥子，總還會剩下那么一點點麥穗，這些都是不值得一撿的，我們這些窮人就來“拾”。因為剩下的決不會多，我們拾上半天，也不過拾半籃子，然而對我們來說，這己經是如獲至寶了。一定是大嬸和大姑對我特別照顧，以一個四五歲、五六歲的孩子，拾上一個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麥粒。這些都是母親親手搓出來的。為了對我加以獎勵，麥季過后，母親便把麥子磨成面，蒸成饃饃，或貼成白面餅子，讓我解饞。我于是就大快朵頤了。

　　記得有一年，我拾麥子的成績也許是有點“超常”。到了中秋節——農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親不知從哪里弄了點月餅，給我掰了一塊，我就蹲在一塊石頭旁邊，大吃起來。在當時，對我來說，月餅可真是神奇的東西，龍肝鳳髓也難以比得上的，我難得吃一次。我當時并沒有注意，母親是否也在吃。現在回想起來，她根本一口也沒有吃。不但是月餅，連其他“白的”，母親從來都沒有嘗過，都留給我吃了。她大概是畢生就與紅色的高粱餅子為伍。到了歉年，連這個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季羨林的文章三：新年抒懷

　　除夕之夜，半夜醒來，一看表，是一點半鐘，心里輕輕地一顫：又過去一年了。

　　小的時候，總希望時光快快流逝，盼過節，盼過年，盼迅速長大成人。然而，時光卻偏偏好像停滯不前，小小的心靈里溢滿了忿忿不平之氣。

　　但是，一過中年，人生之車好像是從高坡上滑下，時光流逝得像電光一般。它不饒人，不了解人的心情，愣是狂奔不已。一轉眼間，“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滑過了花甲，滑過了古稀，少數幸運者或者什么者，滑到了耄耋之年。人到了這個境界，對時光的流逝更加敏感。年輕的時候考慮問題是以年計，以月計。到了此時，是以日計，以小時計了。

　　我是一個幸運者或者什么者，眼前正處在耄耋之年。我的心情不同于青年，也不同于中年，紛紜萬端，決不是三兩句就能說清楚的。我自己也理不出一個頭緒來。

　　過去的一年，可以說是我一生最輝煌的年份之一。求全之毀根本沒有，不虞之譽卻多得不得了，壓到我身上，使我無法消化，使我感到沉重。有一些稱號，初戴到頭上時，自己都感到吃驚，感到很不習慣。就在除夕的前一天，也就是前天，在解放后第一次全國性國家圖書獎會議上，在改革開放以來十幾年的，包括文理法農工醫以及軍事等等方面的五十一萬多種圖書中，在###和財政部的關懷和新聞出版署的直接領導下，經過全國七十多位專家的認真細致的評審，共評出國家圖書獎四十五種。只要看一看這個比例數字，就能夠了解獲獎之困難。我自始至終參加了評選工作。至于自己同獲獎有份，一開始時，我連做夢都沒有夢到。然而結果我卻有兩部書獲獎。在小組會上，我曾要求撤出我那一本書，評委不同意。我只能以不投自己的票的辦法來處理此事。對這個結果，要說自己不高興，那是矯情，那是虛偽，為我所不取。我更多地感覺到的是惶恐不安，感覺到慚愧。許多非常有價值的圖書，由于種種原因，沒有評上，自己卻一再濫竽。這也算是一種機遇，也是一種幸運吧。我在這里還要補上一句：在舊年的最后一天的《光明日報》上，我讀到老友鄧廣銘教授對我的評價，我也是既感且愧。

　　我過去曾多次說到，自己向無大志，我的志是一步步提高的，有如水漲船高。自己決非什么天才，我自己評估是一個中人之才。如果自己身上還有什么可取之處的話，那就是，自己是勤奮的，這一點差堪自慰。我是一個富于感情的人，是一個自知文明超過需要的人，是一個思維不懶惰，腦筋永遠不停地轉動的人。我得利之處，恐怕也在這里。過去一年中，在我走的道路上，撒滿了玫瑰花;到處是笑臉，到處是贊譽。我成為一個“很可接觸者”。要了解我過去一年的心情，必須把我的處境同我的性格，同我內心的感情聯系在一起。

　　現在寫“新年抒懷”，我的“懷”，也就是我的心情，在過去一年我的心情是什么樣子的呢?

　　首先是，我并沒有被鮮花和贊譽沖昏了頭腦，我的頭腦是頗為清醒的。一位年輕的朋友說我似乎忘記了自己的年齡。這只是一個表面現象。盡管從表面上來看，我似乎是朝氣蓬勃，在學術上野心勃勃，我攬的工作遠遠超過一個耄耋老人所能承擔的，我每天的工作量在同輩人中恐怕也居上乘。但是我沒有忘乎所以，我并沒有忘記自己的年齡。在朋友歡笑之中，在家庭聚樂之中，在燈紅酒綠之時，在獎譽紛至潮來之時，我滿面含笑，心曠神怡，卻驀地會在心靈中一閃念：“這一出戲快結束了!”我像撞客的人一樣，這一閃念緊緊跟隨著我，我擺脫不掉。

　　是我怕死嗎?不，不，決不是的。我曾多次講過：我的性命本應該在十年浩劫中結束的。在比一根頭發絲還細的偶然性中，我僥幸活了下來。從那以后，我所有的壽命都是白揀來的;多活一天，也算是“賺了”。而且對于死，我近來也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看法：“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死是自然規律，誰也違抗不得。用不著自己操心，操心也無用。

　　那么我那種快煞戲的想法是怎樣來的呢?記得在大學讀書時，讀過俞平伯先生的一篇散文：《重過西園碼頭》，時隔六十余年，至今記憶猶新。其中有一句話：“從現在起我們要仔仔細細地過日子了。”這就說明，過去日子過得不仔細，甚至太馬虎。俞平伯先生這樣，別的人也是這樣，我當然也不例外。日子當前，總過得馬虎。時間一過，回憶又復甜蜜。宋詞中有一句話：“當時只道是尋常。”真是千古名句，道出了人們的這種心情。我希望，現在能夠把當前的日子過得仔細一點，認為不尋常一點。特別是在走上了人生最后一段路程時，更應該這樣。因此，我的快煞戲的感覺，完全是積極的，沒有消極的東西，更與怕死沒有牽連。

　　在這樣的心情的指導下，我想得很多很多，我想到了很多的人。首先是想到了老朋友。清華時代的老朋友胡喬木，最近幾年曾幾次對我說，他想要看一看年輕時候的老朋友。他說：“見一面少一面了!”初聽時，我還覺得他過于感傷。后來逐漸品味出他這一句話的分量。可惜他前年就離開了我們，走了。去年我用實際行動響應了他的話，我邀請了六七位有五六十年友誼的老友聚了一次。大家都白發蒼蒼了，但都興會淋漓。我認為自己干了一件好事。我哪里會想到，參加聚會的吳組緗現已病臥醫院中。我聽了心中一陣顫動。今年元旦，我潛心默禱，祝他早日康復，參加我今年準備的聚會。沒有參加會的老友還有幾位。我都一一想到了，我在這里也為他們的健康長壽禱祝。

　　我想到的不只有老年朋友，年輕的朋友，包括我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學生，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我也都一一想到了。我最近頗接觸了一些青年學生，我認為他們是我的小友。不知道為什么我對這一群小友的感情越來越深，幾乎可以同我的年齡成正比。他們朝氣蓬勃，前程似錦。我發現他們是動腦筋的一代，他們思考著許許多多的問題。淳樸，直爽，處處感動著我。俗話說：“長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我們祖國的希望和前途就寄托在他們身上，全人類的希望和前途也寄托在他們身上。對待這一批青年，惟一正確的做法是理解和愛護，誘導與教育，同時還要向他們學習。這是就公而言。在私的方面，我同這些生龍活虎般的青年們在一起，他們身上那一股朝氣，充盈洋溢，仿佛能沖刷掉我身上這一股暮氣，我頓時覺得自己年輕了若干年。同青年們接觸真能延長我的壽命。古詩說：“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我一不服食，二不求神。青年學生就是我的藥石，就是我的神仙。我企圖延長壽命，并不是為了想多吃人間幾千頓飯。我現在吃的飯并不特別好吃，多吃若干頓飯是毫無意義的。我現在計劃要做的學術工作還很多，好像一個人在日落西山的時分，前面還有頗長的路要走。我現在只希望多活上幾年，再多走幾程路，在學術上再多做點工作，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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