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文學理論的研究領域里,朱自清有著不可忽視的地位。朱自清在文學領域里成為新文學建設和發展的承擔者,成為新時期中國古典文論向現代文論轉換的引領者。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朱自清散文賞析，希望大家喜歡。

　　朱自清散文賞析一：圣誕節

　　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誕節。英國人過圣誕節，好像我們舊歷年的味兒。習俗上宗教上，這一日簡直就是元旦;據說七世紀時便已如此，十四世紀至十八世紀中葉，雖然將元旦改到三月二十五日，但是以后情形又照舊了。至于一月一日，不過名義上的歲首，他們向來是不大看重的。

　　這年頭人們行樂的機會越過越多，不在乎等到逢年過節;所以年情節景一回回地淡下去，像從前那樣熱狂地期待著，熱狂地受用著的事情，怕只在老年人的回憶，小孩子的想象中存在著罷了。大都市里特別是這樣;在上海就看得出，不用說更繁華的倫敦了。再說這種不景氣的日子，誰還有心腸認真找樂兒?所以雖然圣誕節，大家也只點綴點綴，應個景兒罷了。

　　可是郵差卻忙壞了，成千成萬的賀片經過他們的手。賀片之外還有月份牌。這種月份牌一點兒大，裝在卡片上，也有畫，也有吉語。花樣也不少，卻比賀片差遠了。賀片分兩種，一種填上姓名，一種印上姓名。交游廣的用后一種，自然貴些;據說前些年也得勾心斗角地出花樣，這一年卻多半簡簡單單的，為的好省些錢。前一種卻不同，各家書紙店得搶買主，所以花色比以先還多些。不過據說也沒有十二分新鮮出奇的樣子，這個究竟只是應景的玩意兒呀。但是在一個外國人眼里，五光十色，也就夠瞧的。曾經到舊城一家大書紙店里看過，樣本厚厚的四大冊，足有三千種之多。

　　樣本開頭是皇家賀片：英王的是圣保羅堂圖;王后的內外兩幅畫，其一是花園圖;威爾士親王的是候人圖;約克公爵夫婦的是一六六○年圣詹姆士公園冰戲圖;馬利公主的是行獵圖。圣保羅堂莊嚴宏大，下臨倫敦城;園里的花透著上帝的微笑;候人比喻好運氣和歡樂在人生的大道上等著你;圣詹姆士公園(在圣詹姆士宮南)代表宮廷，溜冰和行獵代表英國人運動的嗜好。那幅溜冰圖古色古香，而且十足神氣。這些賀片原樣很大，也有小號的，誰都可以買來填上自己名字寄給人。此外有全金色的，晶瑩照眼;有蝴蝶翅的，閃閃的寶藍光;有雕空嵌花紗的，玲瓏剔透，如嚼冰雪。又有羊皮紙仿四折本的;嵌銅片小風車的;嵌彩玻璃片圣母像的;嵌剪紙的鳥的;在貓頭鷹頭上粘羊毛的：都為的教人有實體感。

　　太太們也忙得可以的，張羅著親戚朋友丈夫孩子的禮物，張羅著裝飾屋子，圣誕樹，火雞等等。節前一個禮拜，每天電燈初亮時上牛津街一帶去看，步道上挨肩擦背匆匆來往的滿是辦年貨的;不用說是太太們多。裝飾屋子有兩件東西不可沒有，便是冬青和蘋果寄生(mistletoe)的枝子。前者教堂里也用;后者卻只用在人家里;大都插在高處。冬青取其青，有時還帶著小紅果兒;用以裝飾圣誕節，由來已久，有人疑心是基督教徒從羅馬風俗里撿來的。蘋果寄生帶著白色小漿果兒，卻是英國土俗，至晚十七世紀初就用它了。從前在它底下，少年男人可以和任何女子接吻;但接吻后他得摘掉一粒果子。果子摘完了，就不準再在下面接吻了。

　　圣誕樹也有種種裝飾，樹上掛著給孩子們的禮物，裝飾的繁簡大約看人家的情形。我在朋友的房東太太家看見的只是小小一株;據說從烏爾烏斯三六公司(貨價只有三便士六便士兩碼)買來，才六便士，合四五毛錢。可是放在餐桌上，青青的，的里瓜拉掛著些耀眼的玻璃球兒，繞著樹更安排些哀斯基摩人一類小玩意，也熱熱鬧鬧地湊趣兒。圣誕樹的風俗是從德國來的;德國也許是從斯堪第那維亞傳下來的。斯堪第那維亞神話里有所謂世界樹，叫做乙格抓西兒(YgDgdrasil)，用根和枝子聯系著天地幽冥三界。這是株枯樹，可是滴著蜜。根下是諸德之泉;樹中間坐著一只鷹，一只松鼠，四只公鹿;根旁一條毒蛇，老是啃著根。松鼠上下竄，在頂上的鷹與聰敏的毒蛇之間挑撥是非。樹震動不得，震動了，地底下的妖魔便會起來搗亂。想著這段神話，現在的圣誕樹真是更顯得溫暖可親了。圣誕樹和那些冬青，蘋果寄生，到了來年六日一齊燒去;燒的時候，在場的都動手，為的是分點兒福氣。

　　圣誕節的晚上，在朋友的房東太太家里。照例該吃火雞，酸梅布丁;那位房東太太手頭頗窘，卻還賣了幾件舊家具，買了一只二十二磅重的大火雞來過節。可惜女仆不小心，烤枯了一點兒;老太太自個兒嘮叨了幾句，大節下，也就算了。可是火雞味道也并不怎樣特別似的。吃飯時候，大家一面扔紙球，一面扯花炮--兩個人扯，有時只響一下，有時還夾著小紙片兒，多半是帶著愛字兒的吉語。飯后做游戲，有音樂椅子(椅子數目比人少一個;樂聲止時，眾人搶著坐)，掩目吹蠟燭，抓瞎，搶人(分隊)，搶氣球等等，大家居然一團孩子氣。最后還有跳舞。這一晚過去，第二天差不多什么都照舊了。

　　新年大家若無其事地過去;有些舊人家愿意上午第一個進門的是個頭發深，氣色黑些的人，說這樣人帶進新年是吉利的。朋友的房東太太那早晨特意通電話請一家熟買賣的掌柜上她家去;他正是這樣的人。新年也賣歷本;人家常用的是老摩爾歷本(OldMoore′sAlmanack)，書紙店里買，價錢賤，只兩便士。這一年的，面上印著喬治王陛下登極第二十三年;有一塊小圖，畫著日月星地球，地球外一個圈兒，畫著黃道十二宮的像，如白羊金牛雙子等。古來星座的名字，取像于人物，也另有風味。歷本前有一整幅觀像圖，題道，將來怎樣?老摩爾告訴你。從圖中看，老摩爾創于一千七百年，到現在已經二百多年了。每月一面，上欄可以說是推背圖，但沒有神秘氣;下欄分日數，星期，大事記，日出沒時間，月出沒時間，倫敦潮汛，時事預測各項。此外還有月盈缺表，各港潮汛表，行星運行表，三島集期表，郵政章程，大路規則，做點心法，養家禽法，家事常識。廣告也不少，賣丸藥的最多，滿是給太太們預備的;因為這種歷本原是給太太們預備的。

　　1934年12月15-17日作。

　　朱自清散文賞析二：中國學術界的大損失

　　-悼聞一多先生

　　聞一多先生在昆明慘遭暗殺，激起全國的悲憤。這是民主運動的大損失，又是中國學術的大損失。關于后一方面，作者知道的比較多，現在且說個大概，來追悼這一位多年敬佩的老朋友。

　　大家都知道聞先生是一位詩人。他的《紅燭》，尤其他的《死水》，讀過的人很多。這些集子的特色之一，是那些愛國詩。在抗戰以前他也許是唯一的愛國新詩人。這里可以看出他對文學的態度。新文學運動以來，許多作者都認識了文學的政治性和社會性而有所表現，可是聞先生認識得特別親切，表現得特別強調。他在過去的詩人中最敬愛杜甫，就因為杜詩政治性和社會性最濃厚。后來他更進一步，注意原始人的歌舞：這是集團的藝術，也是與生活打成一片的藝術。他要的是熱情，是力量，是火一樣的生命。

　　但是他并不忽略語言的技巧，大家都記得他是提倡詩的新格律的人，也是創造詩的新格律的人。他創造自己的詩的語言，并且創造自己的散文的語言。詩大家都知道，不必細說;散文如《唐詩雜論》，可惜只有五篇，那經濟的字句，那完密而短小的篇幅，簡直是詩。我聽他近來的演說，有兩三回也是這么精悍，字字句句好似稱量而出，卻又那么自然流暢。他因此也特別能夠體會古代語言的曲折處。當然，以上這些都得靠學力，但是更得靠才氣，也就是想象。單就讀古書而論，固然得先通文字聲韻之學;可是還不夠，要沒有活潑的想象力，就只能做出點滴的餖?的工作，決不能融會貫通的。這里需要細心，更需要大膽。聞先生能夠體會到古代語言的表現方式，他的校勘古書，有些地方膽大得嚇人，但卻得細心吟味所得;平心靜氣讀下去，不由人不信。校書本有死校活校之分;他自然是活校，而因為知識和技術的一般進步，他的成就骎骎乎駕活校的高郵王氏父子而上之。

　　他研究中國古代，可是他要使局部化了石的古代復活在現代人的心目中。因為這古代與現代究竟屬于一個社會，一個國家，而歷史是聯貫的。我們要客觀的認識古代;可是，是我們在客觀的認識古代，現代的我們要能夠在心目中想象古代的生活，要能夠在心目中分享古代的生活，才能認識那活的古代，也許才是那真的古代--這也才是客觀的認識古代。聞先生研究伏羲的故事或神話，是將這神話跟人們的生活打成一片;神話不是空想，不是娛樂，而是人民的生命欲和生活力的表現。這是死活存亡的消息，是人與自然斗爭的紀錄，非同小可。他研究《楚辭》的神話，也是一樣的態度。他看屈原，也將他放在整個時代整個社會里看。他承認屈原是偉大的天才;但天才是活人，不是偶像，只有這么看，屈原的真面目也許才能再現在我們心中。他研究《周易》里的故事，也是先有一整個社會的影像在心里。研究《詩經》也如此，他看出那些情詩里不少歌詠性生活的句子;他常說笑話，說他研究《詩經》，越來越形而下了--其實這正表現著生命的力量。

　　他是有幽默感的人;他的認識古代，有時也靠著這種幽默感。看《匡齋尺牘》里《狼跋》一篇，便知道他能夠體會到別人從不曾體會到的古人的幽默感。而所謂匡齋本于匡衡說詩解人頤那句話，正是幽默的意思。他的《死水》里《聞一多先生的書桌》，也是一首難得的幽默的詩。他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常跟我們說要活到八十歲，現在還不滿四十八歲，竟慘死在那卑鄙惡毒的槍下!有個學生曾瞻仰他的遺體，見他遍身血跡，雙手抱頭，全身痙攣。唉!他是不甘心的，我們也是不甘心的!

　　(原載1946年《文藝復興》)

　　二

　　聞先生的慘死尤其是中國文學方面一個不容易補償的損失。

　　聞先生的專門研究是《周易》、《詩經》、《莊子》、《楚辭》、唐詩，許多人都知道。他的研究工作至少有了二十年，發表的文字雖然不算太多，但積存的稿子卻很多。這些并非零散的稿子，大都是成篇的，而且他親手抄寫得很工整。只是他總覺得還不夠完密，要再加些工夫才愿意編篇成書。這可見他對于學術忠實而謹慎的態度。

　　他最初在唐詩上多用力量。那時已見出他是個考據家，并已見出他的考據的本領。他注重詩人的年代和詩的年代。關于唐詩的許多錯誤的解釋與錯誤的批評，都由于錯誤的年代。他曾將唐代一部分詩人生卒年代可考者制成一幅圖表，誰看了都會一目了然。他是學過圖案畫的，這幫助他在考據上發現了一種新技術;這技術是值得發展的。但如一般所知，他又是個詩人，并且是個在領導地位的新詩人，他親自經過創作的甘苦，所以更能欣賞詩人與詩。他的《唐詩雜論》雖然只有五篇，但都是精彩逼人之作。這些不但將欣賞和考據融化得恰到好處，并且創造了一種詩樣精粹的風格，讀起來句句耐人尋味。

　　后來他在《詩經》、《楚辭》上多用力量。我們知道要了解古代文學，必須從語言下手，就是從文字聲韻下手。但必須能夠活用文字聲韻的種種條例，才能有所創獲。聞先生最佩服王念孫父子，常將《讀書雜志》、《經義述聞》當作消閑的書讀著。他在古書通讀上有許多驚人而確切的發明。對于甲骨文和金文，也往往有獨到之見。他研究《詩經》，注重那時代的風俗和信仰等等;這幾年更利用弗洛依德以及人類學的理論得到一些深入的解釋。他對《楚辭》的興趣似乎更大，而尤集中于其中的神話。他的研究神話，實在給我們學術界開辟了一條新的大路。關于伏羲的故事，他曾將許多神話綜合起來，頭頭是道，創見最多，關系極大。曾聽他談過大概，可惜寫出來的還只是一小部分。他研究《周易》，是愛其中的片段的故事，注重的是社會生活經濟生活的表現。近三四年他又專力研究《莊子》，探求原始道教的面目，并發見莊子一派政治上不合作的態度。以上種種都跟傳統的研究不同：眼光擴大了，深入了，技術也更進步了，更周密了。所以貢獻特別多，特別大。近年他又注意整個的中國文學史，打算根據經濟史觀去研究一番，可惜還沒有動手就殉了道。

　　這真是我們一個不容易補償的損失啊!

　　1946年7月20日作。

　　朱自清散文賞析三：論氣節

　　氣節是我國固有的道德標準，現代還用著這個標準來衡量人們的行為，主要的是所謂讀書人或士人的立身處世之道。但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會這種傳統的標準，他們在用著正在建立的新的標準，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這傳統，青年代卻不理會它，這種脫節的現象是這種變的時代或動亂時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討論。直到近年，馮雪峰先生才將這標準這傳統作為問題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這是在他的《鄉風與市風》那本雜文集里。

　　馮先生指出士節的兩種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說后者往往因為脫離了現實，成為為節而節的虛無主義者，結果往往會變了節。他卻又說士節是對人生的一種堅定的態度，是個人意志獨立的表現。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這種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來的時代，例如我們的時代。馮先生的分析，筆者大體同意;對這個問題筆者近來也常常加以思索，現在寫出自己的一些意見，也許可以補充馮先生所沒有說到的。

　　氣和節似乎原是兩個各自獨立的意念。《左傳》上有一鼓作氣的話，是說戰斗的。后來所謂士氣就是這個氣，也就是斗志;這個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氣，似乎就是這個氣的轉變與擴充。他說至大至剛，說養勇，都是帶有戰斗性的。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義就是有理或公道。后來所謂義氣，意思要狹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氣的分支。現在我們常說的正義感，雖然特別強調現實，似乎也還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氣聯系著的。至于文天祥所歌詠的正氣，更顯然跟浩然之氣一脈相承。不過在筆者看來兩者卻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強調那消極的節。

　　節的意念也在先秦時代就有了，《左傳》里有圣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的話。古代注重禮樂，樂的精神是和，禮的精神是節。禮樂是貴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說是目的。

　　他們要定等級，明分際，要有穩固的社會秩序，所以要節，但是他們要統治，要上統下，所以也要和。禮以節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著;樂以和為主，可也得跟節配合著。節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可以說所謂圣達節等等的節，是從禮樂里引申出來成了行為的標準或做人的標準;而這個節其實也就是傳統的中道。按說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節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亂，這就帶上消極性了。

　　向來論氣節的，大概總從東漢末年的黨禍起頭。那是所謂處士橫議的時代。在野的士人紛紛的批評和攻擊宦官們的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學。這些在野的士人雖然沒有嚴密的組織，卻已經在聯合起來，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們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領導人。這就是所謂黨錮或鉤黨，鉤是鉤連的意思。從這兩個名稱上可以見出這是一種群眾的力量。那時逃亡的黨人，家家愿意收容著，所謂望門投止，也可以見出人民的態度，這種黨人，大家尊為氣節之士。氣是敢作敢為，節是有所不為--有所不為也就是不合作。這敢作敢為是以集體的力量為基礎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氣與世俗所謂義氣只注重領導者的個人不一樣。后來宋朝幾千太學生請愿罷免奸臣，以及明朝東林黨的攻擊宦官，都是集體運動，也都是氣節的表現。

　　但是這種表現里似乎積極的氣更重于消極的節。

　　在專制時代的種種社會條件之下，集體的行動是不容易表現的，于是士人的立身處世就偏向了節這個標準。在朝的要做忠臣。這種忠節或是表現在冒犯君主尊嚴的直諫上，有時因此犧牲性命;或是表現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國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這種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離于現實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隱逸之士了。這兩種節，忠節與高節，都是個人的消極的表現。忠節至多造就一些失敗的英雄，高節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漢，甚至于一些虛無主義者。原來氣是動的，可以變化。我們常說志氣，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氣是配合著的。節卻是靜的，不變的;所以要守節，要不失節。有時候節甚至于是死的，死的節跟活的現實脫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結果變了節，馮雪峰先生論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從統治階級的立場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衛護著這個階級的，而清高之士消納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這個階級的。所以宋朝人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原先說的是女人，后來也用來說士人，這正是統治階級代言人的口氣，但是也表示著到了那時代士的個人地位的增高和責任的加重。

　　士或稱為讀書人，是統治階級最下層的單位，并非幫閑。他們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嘗不如此。固然在野的處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縛，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們得吃飯，這飯恐怕還得靠農民耕給他們吃，而這些農民大概是屬于他們做官的祖宗的遺產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門面話，就是偶然有個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淵明，精神上或意識形態上也還是在負著天下興亡之責的士，陶的《述酒》等詩就是證據。可見處士雖然有時橫議，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鬧架，他們生活的基礎一般的主要的還是在農民的勞動上，跟君主與在朝的大夫并無兩樣，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識形態，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終于變質了，這可以說是到了民國時代才顯著。從清朝末年開設學校，教員和學生漸漸加多，他們漸漸各自形成一個集團;其中有不少的人參加革新運動或革命運動，而大多數也傾向著這兩種運動。這已是氣重于節了。等到民國成立，理論上人民是主人，事實上是軍閥爭權。這時代的教員和學生意識著自己的主人身份，游離了統治的軍閥;他們是在野，可是由于軍閥政治的腐敗，卻漸漸獲得了一種領導的地位。他們雖然還不能和民眾打成一片，但是已經在漸漸的接近民眾。五四運動劃出了一個新時代。自由主義建筑在自由職業和社會分工的基礎上。教員是自由職業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補的官。學生也可以選擇多元的職業，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們于是從統治階級獨立，不再是士或所謂讀書人，而變成了知識分子，集體的就是知識階級。殘余的士或讀書人自然也還有，不過只是些殘余罷了。這種變質是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的一段，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在這過程中也曾盡了并且還在想盡他們的任務，跟這時代世界上別處的知識階級一樣，也分享著他們一般的運命。若用氣節的標準來衡量，這些知識分子或這個知識階級開頭是氣重于節，到了現在卻又似乎是節重于氣了。

　　知識階級開頭憑著集團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種種傳統，那時候是敢作敢為一股氣。可是這個集團并不大，在中國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與民眾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來的壓力，就抵擋不住。而一方面廣大的民眾抬頭要飯吃，他們也沒法滿足這些饑餓的民眾。他們于是失去了領導的地位，逗留在這夾縫中間，漸漸感覺著不自由，鬧了個四大金剛懸空八只腳。他們于是只能保守著自己，這也算是節罷;也想緩緩的落下地去，可是氣不足，得等著瞧。可是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識分子卻不如此，他們無視傳統的氣節，特別是那種消極的節，替代的是正義感，接著正義感的是行動，其實正義感是合并了氣和節，行動還是氣。這是他們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這個尺度成為標準，知識階級大概是還要變質的罷?

　　1947年4月13、14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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