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1];欲流之遠者[2],必浚其泉源[3];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望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于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4],居域中之大[5],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6],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sè)源而欲流長者也。

凡百元首[7],承天景命[8],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9].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馀(yú[同“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10],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11].竭誠則吳越[12]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13].雖董之以嚴刑[14],振之以威怒[15],終茍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

奔車朽索，豈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16],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17];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18];樂盤游[19],則思三驅以為度[20];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21];慮壅(yōng)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22];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茲九德[23].簡能而任之[24],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25].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游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26]

作品鑒賞

文章一開始，作者運用了排喻的手法，作者首先舉出“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兩組比喻，從而引出了“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作者先設置這樣兩個形象性和哲理性都很強的比喻，而后引出了自己要表達的真實意圖，這種手法的應用是有很強的`說服力。如果作者開篇不用這十分形象的排喻，而只是簡單地講述抽象的道理，是很難吸引對方，使對方理解信服。作者引喻用得好，好就好在比喻用得“巧”、“俗”、“切”。比喻的應用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具體化，使深奧的問題通俗化。劉勰在《文心雕龍·論說》中所說的：“喻巧而理至”講的就是這個道理。設喻明理，比喻不但要設得巧，而且喻體要淺顯通俗，樹木、江河，處處可見，人人熟悉。所講的道理也是人人皆知，不難理解的通俗事理。劉勰在《文心雕龍·比興》中說：“比類雖繁，以切至為貴”。文章中比喻運用的“切”，實際上就是喻體與本意要相切合，要抓住重點，選最集中、最深刻、最精彩的喻體來表現本意，作者用十分熟悉的樹木，泉源，用這些微不足道的事物，引出國之大政，平易而自然。

使用了排喻的方法開篇后，作者又以三個“不”字的排比句從反面來說明問題，“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從而進一步強調了作者的政治意圖。作者使用的言辭尖銳，用反激法去激發對方。作者指出，自己所列舉的比喻和敘說的是連自己這樣愚笨的人都明白的道理，何況英明圣哲的皇帝。然后作者很明確地向唐太宗指出，做為一國之主的帝王，身負重任，就要在安樂時想到危難，盡量避免奢侈，要提倡節儉。不然的話就會做出像伐根而求樹茂，塞水而望流長一樣的愚蠢事。這里，在文章結構上前呼后應，環環緊扣，充分表達了作者進諫規諷的本意。

緊接著作者向唐太宗指明歷史上的君王，一開始創業時大多都能兢兢業業，而善始善終的就不多了。作者這里用了一個反問句來說明“創業容易，守業難”的道理。作者同時明確地告誡唐太宗，不要危難憂患時誠心待人，而成功后就放縱，傲慢待人。并指明，對人以誠相待，仇敵也團結成為一個整體;傲慢待人，即使是親人也會眾叛親離。對人民使用高壓鉗制，用威勢來統治他們，會造成他們與你貌合神離，表面十分順服而實際上卻十分怨恨。作者這里指出被激怒的百姓是十分可畏的。并再次用一個真切生動的比喻來說明帝王與百姓之間的辯證關系。作者將百姓妙喻為水，將帝王比喻為行船。水能浮載行船，但也可以將行船傾翻。這個比喻簡潔而傳神，直接明了地向唐太宗表明其利害關系。為諫勸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儉”，不要“縱情傲物，驕奢淫逸”。結合具體實例進行分析，妙喻警人，陳述利害。引用古圣先哲的“怨不在大，可畏惟人”和“載舟覆舟”等至理名言，哲理剴切，反復闡述，耐心說服，言語婉轉動人，用心不可謂不良苦。

道理述盡，作者便向唐太宗提出“十思”的建議。“十思”是作者前文提出的“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的具體內容。前邊提出問題并進行了分析，后邊則提出如何解決的建議。使得文章前后呼應，全文形成一篇結構嚴謹的統一體。而“十思”又以“謙沖而自牧”、“虛心以納下”、“慎始而敬終”、“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為中心，為至要。“十思”的角度不同，但都貫穿著“積其德義”的主線。作者告誡唐太宗“總比十思，宏茲九德”這樣就會達到天下“文武并用，垂拱而治”。只要做到這“十思”，就不必自己去勞神費思，代替百官去行使職權了。

全篇以“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為中心展開論述。先從正反兩方面進行論述，提出為君必須“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的結論。然后提醒太宗，守成之君易失人心。因在“殷憂”時易“竭誠以待下”;而在“得志”時則會“縱情以傲物”，便有“覆舟”之危。由此提出“積德義”必須“十思”。著重規勸太宗對于物質享受要適度，在自身修養上要“謙沖”，在用人上要“虛心納下”，在行施法制上要不計個人恩怨。結尾歸結出治國方法的關鍵在于知人 善任，選拔人才，達到“垂拱而治”的理想境界。作者的這些主張，為唐太宗所采納，有助于成就唐王朝的“貞觀之治”。全篇以“思”字作為貫穿行文線索，脈絡分明，條理清晰。文中多用比喻，把道理說得生動形象;并采用排比、對仗，句式工整，氣理充暢。

分段賞析

第一段從開頭至“塞源而欲流長也”，先正說，后反說。以固木之根、浚流之源，來比喻治國需要從積德這個根本做起。這是正說。接著以比喻的手法來反說，“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是萬萬不可能的。正說和反說，歸結到君主必須“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否則，那將是“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危及治國之本，動搖王朝的根基，葬送李唐的天下。

第二段從“凡百元首”至“所宜深慎”，分別從“在殷憂”和“既得志”等不同時期所采取的不同態度，正反論述。君主“在殷憂”時，一定能竭盡誠意對待手下的人;而君主如果能對部下竭盡誠意，就能使君臣契合，上下一心。君主在“既得志”時，往往為所欲為，傲視他人;而君主如果傲視他人，即使親屬也會變得如同行路人那樣互不相認。這樣分別從“在殷憂”和“既得志”等不同情況下正說反說，歸結到守業的君主容易失去人心，從而，告誡唐太宗不可以帝王之尊傲視群臣，與人結怨。因為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是與眾人結怨，如同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眾人能保護君主，也能推翻君主。

第三段從“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至結尾，以“十思”全面闡述“積德義”的具體內容。這“十思”，好象是魏征提醒唐太宗從多側面進行觀照，多側面地照一照“積德義”的鏡子。人以銅為鏡，唐太宗則以魏征為鏡，魏征又給唐太宗以“十思”之鏡。可以說，“十思”之鏡是一個多棱鏡。之所以說“十思”是多棱鏡，是因為它從多側面反映了“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的主旨，從多方面開拓了唐太宗“居安思危”的境界，從多方面開拓治理李唐王朝的途徑：“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

創作背景

唐太宗李世民跟隨其父親李淵反隋時作戰勇敢，生活儉樸，頗有作為。公元627年李世民即位，改元貞觀。在貞觀初年，他借鑒隋煬帝覆亡的教訓，進一步保持了節儉、謹慎的作風，實行了不少有利于國計民生的政策。經過十幾年的治理，經濟得到發展，百姓生活也富裕起來，加上邊防鞏固，內外無事，唐太宗逐漸驕奢忘本，大修廟宇宮殿，廣求珍寶，四處巡游，勞民傷財。魏征對此極為憂慮，他清醒地看到了繁榮昌盛的后面隱藏著危機，在貞觀十一年(637)的三月到七月，“頻上四疏，以陳得失”，《諫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第二疏，因此也稱“論時政第二疏”。唐太宗看了猛然警醒，寫了《答魏征手詔》，表示從諫改過。這篇文章被太宗置于案頭，奉為座右銘。貞觀十三年，魏征又上《十漸不克終疏》，直指太宗十個方面行為不如初期謹慎，被太宗書于屏風之上。

作者簡介

魏征(公元580—643年)，唐初政治家。字玄成，館陶(今屬河北)人。少年出家。曾參加隋末農民起義。后入唐為太子洗馬。太宗即位后，被擢為議諫大夫，歷任秘書監、侍中等職。參預朝政，先后向太宗陳諫二百余事，是歷史上有名的敢諫之臣。后以修史功，進位光祿大夫，封鄭國公。曾提出“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居安思危，戒奢以儉”，主張“薄賦斂”，“輕租稅”，“息末敦本”，“寬仁治天下”等，對太宗的行動及政策措施給以極有益的影響。其言論見于《貞觀政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