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人之于國也》原文及解析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于鄰國也。”
“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涂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于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寡人之于國也》翻譯
梁惠王說:“我對于國家,總算盡了心啦。河內遇到饑荒,就把那里的老百姓遷移到河東去,把河東的糧食轉移到河內;河東遇到饑荒也是這樣做。了解一下鄰國的政治,沒有像我這樣用心的。鄰國的百姓不見減少,我的百姓不見增多,這是為什么呢?”
孟子回答說:“大王喜歡打仗,讓我用戰爭做比喻吧。咚咚地敲響戰鼓,兩軍開始交戰,戰敗的扔掉盔甲拖著武器逃跑。有人逃了一百步然后停下來,有的人逃了五十步然后停下來。憑自己只跑了五十步而恥笑別人跑了一百步,那怎么樣呢?”梁惠王說:“不行。只不過沒有跑上一百步罷了,那也是逃跑啊。”
孟子說:“大王如果懂得這個道理,就不要指望自己的百姓比鄰國多了。“
“不耽誤農業生產的季節,糧食就會吃不完。密網不下到池塘里,魚鱉之類的水產就會吃不完。按一定的季節入山伐木,木材就會用不完。糧食和水產吃不完,木材用不完,這就使百姓對生養死葬沒有什么不滿了。百姓對生養死葬沒有什么不滿,這是王道的開端。“
“五畝大的住宅場地,種上桑樹,五十歲的人就可以穿絲織品了。雞、豬、狗的畜養,不要耽誤它們的繁殖時機,七十歲的人就可以吃肉食了。“
百畝大的田地,不要耽誤它的耕作時節,數口之家就可以不受饑餓了。認真地興辦學校教育,把尊敬父母、敬愛兄長的道理反復講給百姓聽,須發花白的老人就不會背負或頭頂重物在路上行走了。七十歲的人能夠穿上絲織品、吃上肉食,百姓沒有挨餓受凍的,做到了這些而不能統一天下稱王的還從未有過。“
“豬狗吃人所吃的食物,不知道制止;道路上有餓死的人,不知道開倉賑濟。百姓死了,就說:‘這不是我的過錯,是因為年歲不好。’這種說法與拿刀把人殺死后,說‘殺死人的不是我,是兵器’有什么不同?大王不要歸罪于年成,那么天下的百姓都會來歸順了。”
古今異義
河內兇
古義:谷物收成不好,荒年
今義:常指人或運動暴躁,心腸狠
鄰國之民不加少
古義:更,再,副詞
今義:常指增加
或百步而后止
古義:有人,有時
今義:選擇連詞
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
古義:兵器
今義:戰士,士兵
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
古義:逃跑
今義:行
谷不可勝食也
古義:盡
今義:勝利
數罟不入洿池
古義:細、密
今義:數字或者數數
樹之以桑
古義:種植,動詞
今義:常指較高大的林木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古義:可以憑借
今義:表同意認可
課文分析
孟子是繼孔子之后儒家學派最有聲望的大師。他的學說的核心就是要講“仁義”行“仁政”,即實行所謂“王道”。其理論基礎就是民本思想,重視人的生存權利。因此孟子對那些不行仁政,殘酷掠奪百姓的封建王侯深惡痛絕。《寡人之于國也》就辛辣地嘲諷了以賢君自居的梁惠王,并憤怒地指出一些封建王侯自詡“為民父母”,可實際上卻“率獸而食人”,是人民的災星。
《孟子》善用比喻和寓言來說理,論辯技巧十分高明,這在本文中都有明顯的體現。運用各種驅誘論敵就范的手法,文辭鋪張揚厲,時露尖刻,喜用排比、對偶句,筆鋒咄咄逼人。
寫作背景
戰國時期,列國爭雄,頻繁的戰爭導致人口大批遷徙傷亡。而當時既無國籍制度,也無移民限制,百姓可以隨意地去尋找自己心目中的樂土。哪一個國家比較安定、富強、和樂就遷到那個國家為臣民。而一個國家人民的多少也是一個國家足穩定繁榮昌盛的標志之一。因此,各個諸侯為稱雄,都希望自己的國家人口增多。梁惠王也不例外。《寡人之于國也》選自《孟子·梁惠王上》,是該篇上部分的第三章。據《史記·魏世家》記載,梁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于是賢者數人其中就有孟子不遠千里來到魏都大梁。
二人一見面,梁惠王就想得到“以利吾國”的良策,孟子則以“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為對,指出專言求利的嚴重危害性和躬行仁義的重要意義。二人另一次會面是在禽獸嬉游的池沼邊上。梁惠王得意地問孟子:“賢者亦樂此乎?”孟子以“賢者而后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為對,并通過歷史事實的對比,證明了賢者“偕樂”與不賢者“獨樂”的不同結果:文王關愛百姓,百姓愛戴他,因而文王能享其樂;夏桀不恤百姓,百姓怨恨他,因而夏桀不能保其樂。正是在接觸、交談的過程中,孟子與梁惠王彼此有了進一步了解,于是有了《寡人之于國也》這篇傳誦千古的政事問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