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國富論》有感
在寫讀后感時可以引用原文中的一些語句或者段落,這樣可以更好地證明自己的觀點和感受。寫讀《國富論》有感有什么要注意的呢?這里給大家帶來讀《國富論》有感,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讀《國富論》有感篇1
一次聽說《國富論》,是在初中歷史課上。我從課本上了解到,《國富論》出版于1776年,當時的英國正處于思想啟蒙時代,第一次工業革命已經發生,使用蒸汽動力機械進行大規模生產的工廠正在逐步替代手工工廠,生產規模和生產效率得到了有效提升,但殘余的封建制度和流行一時的商業體系限制政策還在很大程度上束縛著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處于幼年狀態的資本主義迫切需要從經濟哲學、市場機制理論、自由貿易理論、國家職能理論等根基著手,為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力構建一個全新而系統的理論體系。《國富論》便誕生于這一重要時期。它被認為是一部奠定了現代經濟研究基礎的偉大著作,備受不同流派學者的推崇,當時的英國政府官員甚至以自稱“斯密的弟子”為榮。看到這本書獲得如此之高的評價,我不禁萌生出了想要親自拜讀一遍的想法,可是當我在圖書館找到它時,我卻打了退堂鼓,因為這本書實在是太厚了。我國目前的初高中教育還是應試教育,并不允許我拿出大量時間來讀與考試無關的書籍,我只好先將這個想法擱置一旁。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我已經是一名積極向黨支部靠攏的大三學生了。恰逢學校推行“讀一百本經典”活動,加之寒假也沒什么事,我抓住這次機會將《國富論》細細讀了一遍。《國富論》這本書系統闡述了經濟自由主義理論及政策,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書中總結了歐洲各國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經驗,批判地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過程進行了系統描述。其經濟思想可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利己行為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完善了整個社會的福利;二是實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它對阻礙國民財富增長的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作了分析、比較和批判。考察了不正確的政策主張和學說怎樣妨礙國民財富的增長,實際上進一步論證了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的必要性。亞當?斯密發現的經濟規律如同牛頓的經典力學定律,其“看不見的手”的經濟原理就是經濟學領域的“牛頓定律”,可以說,它是支撐西方經濟學的基石。
讀《國富論》有感篇2
有位名人說過,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的知識水平,思想道德不近相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方式不一,自然就會有不同的觀點。接下來,我就這本書中所涉及的內容談談我的觀點。首先,我對斯密提出的自然權利與自由思想表示贊同。自然權利是自然秩序賦予我們的權利,而自然自由作為一種經濟自由,則是自然權利的一部分,為人們所享有。自然,是《國富論》中倡導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權利,也是它的核心概念。但是,亞當·斯密將自由理解為完全自由,這是不對了,我們都知道,任何事物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這里的自由也應該理解為相對自由,這也是今天在中國倡導發展的經濟理念,當然,這是后話了。其次,與自由秩序一致的理念還有平等觀念。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始終把公平,平等,平等對待作為理想。他解釋道:“兩個性格極不相同的兩個人,一個是哲學家,一個是醫生,他們的差異,不是起因于天性,而是起因于習慣,風俗與教育。”他關于平等觀的思想是超越了幾個世紀,與當代所倡導的平等自由相呼應,我想這大概就是偉人的獨特之處,他們永遠快于時代的步伐,他們永遠指引著前進的方向。同時,讓我不禁感嘆,思想是自由的,只要你敢想,亞當在那個黑暗的,被宗教思想所控制的時代都敢想公平自由,還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另外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并沒有把追逐個人利欲的行為排除在道德領域之外。他不僅承認出于同情、仁愛動機的行為具有商業價值,而且也認為出于自利動機的行為同樣具有道德價值。他重申了資本主義的商業精神能夠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而商業的本質中也有道德的基礎,會對社會習俗和道德風尚起到促進作用。我認為他的這種思想恰恰與“無奸不商”的說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也符合我國的一句俗語“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由此可見《國富論》不僅僅是一本只供商人獲得利息的指南,它還是一本具有思想內涵的書籍,在給予人經濟學領域知識的同時,還幫助人們樹立正確的思想。
當代中國經濟發展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將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充分發揮兩者的長處,達到優劣互補的效果,共同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其中市場經濟中所涉及的自主經濟、競爭經濟、效益經濟、服務經濟、網絡經濟、開放經濟等內容都能在《國富論》中找到源頭。由此可見,一本著作的影響之大,影響之廣,對今天中國經濟的發展也產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讀《國富論》有感篇3
每個國家成員的勞動都是為本國國民供給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用這部分產品換取外國的必需品和便利品。影響一國成員數量多少的原因,也就是說勞動供給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數量的多少的原因。斯密說有兩個:一個是勞動者勞動技能的熟練,也就是此刻所說的生產力,一個就是從事有用勞動和無用勞動的比例。相對這兩點,第一點的影響更大,因為在歷史的長河中,有很多禮貌未開化的種族中,人民有時候必須拋棄或者殺死其中的老弱病殘,以保證種族的延續;在許多禮貌開化的社會中,總是有許多從事無用的勞動的人,比如古代的官員和軍隊!
勞動分工使得同樣數量的人,生產的商品大大增加。這要歸因于三種情景:第一,每一個工人只從事一種工作,能提高勞動熟練程度;第二,節儉了從一種工作轉換到另一種工作的時間;第三,發明了一些機器,大大提高勞動效率。那造成分工的原因是什么,因為在人類族群內部是禁止偷盜和搶劫,所以某個人想要獲得某種物品僅有兩種途徑:一種是自我勞動獲得,一種經過交換獲得。在族群內,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善于制造弓矢的人發現自我專心制作弓矢比自我去打獵更有利;比如善于造房的人發現自我專心造房比種田更有利,于是他們就是專心從事某種勞動了,分工就產生了。交換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換本事即市場范圍的制約。因為市場太小,勞動者無法用他們自我消費不完的剩余勞動產品來隨意換得需要的別人的勞動產品。最先開化的種族都是在河流附近,因為在交通不發達的時代,相對來說,水運對于陸運有天然的優勢:第一,水運風險較低,陸運要經過野蠻民族的領地,危險較大;第二,成本相對較低,經過水運需要的人數和交通工具較少。所以由于水運的好處巨大,工藝和產生的改良出此刻水運便利的地方就理所當然,這樣改良要很久才會傳到內陸地區。
當勞動分工完全確立后,一個人自我的勞動只需要很小部分就能夠滿足自我的需求。他必須拿著自我用不完的勞動產品來換取其他人的勞動產品。在交換的過程中,有一些物品得到所有的人的公認,能夠換取所有的勞動產品。在這期間,有貝殼、糖很多的物品充當了這個主角,可是最終都被金屬所代替。這是因為金屬易于保存,易于分割。于是金屬貨幣就這樣產生了。
一個人是貧還是富,依照他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的多少和品質決定。商品的價值分為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任何商品的真實價格就等于該商品能使他購得或者支配的勞動量,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是尺度。世間所有財富,最初都是用勞動而不是用金銀購買的。雖然勞動是所有商品的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可是商品的價值通常并不是用勞動去衡量的,而是經過商品的名義價格去衡量的。通常而言,勞動也像商品一樣有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所謂真實價格就是報酬勞動的必須數量的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謂名義價格就是必須數量貨幣。勞動者的貧與富,不是與勞動的名義價格成比例,而是與勞動的真實價格成比例。勞動的真實價格,一年一年的來說貨幣更容易體現。一個世紀來說谷物更容易體現。
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之前,勞動是決定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主要標準。比如,兩個小時勞動才能獲得的物品的直接必定兩倍于一個小時就能獲得的物品。如果要讓資本投入生產,必須給其相應的報酬(也就是資本利潤),這個時候資本也參與了勞動產物的分配,資本的利潤與資本的規模有關。土地私有化之后,地主會要求土地上所有的產物中的一部分會自我(也就是地租),這個時候地租也參與勞動產物的分配。勞動不僅僅衡量價格中分解為勞動那一部分的價值,并且衡量價格中分解為地租和利潤的那部分價值。分開來說,每一件商品的價格或交換價值,都是由這個是那個部分全數或者其中之一構成。合起來說,構成一國全部勞動年產物的商品價格,比如由這三個部分構成,并且財富就是以這三種方式在不一樣的國民之間分配。一國財富的勞動產物的普通或平均價值是逐年增加,還是逐年減少要取決于工資,利潤以及地租是以怎樣樣的比例在國民間分配。
商品的自然價格就是一種商品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產,制造這商品乃至運送這商品到市場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資和利潤,這商品就是按自然價格出售的。商品的市場價格就是商品通常賣出的價格。商品的市場價格有時高于自然價格,有時低于市場價格。市場上愿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稱為有效需求者,他們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因為這種需求使得商品的出售可能實現。市場上任何一種商品的供售量,如果不夠滿足這種商品的有效需求,那種愿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就不能得到他們所需求的數量,他們當中有些人,寧愿支付高價格也不愿意得不到商品。于是競爭便在有效需求者之間發現,市場價格高于自然價格,價格上升程度大小,要看貨品的缺乏程度和競爭者富有程度和浪費程度的大小。反之,如果市場上的供售量超過了這種有效需求,這種商品就不能全部賣給愿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其中的一部分必須賣給出價較低的人,市場價格于是低于自然價格。下降程度的大小,要看賣方怎樣急于要把商品賣出,易腐敗的物品比耐久性商品在賣方之間競爭更大。市場價格雖然能長期高于自然價格,可是卻不能長期低于自然價格。如果市場價格低于自然價格,必然是工資,利潤或者地租中某一方或全部都不能到達自然率。這樣這三方肯定抽掉
一部分,使商品數量接近有效需要量,向自然價格靠近。自然競爭的市場價格一般都是賣方能承受的最低價格,壟斷的市場價格都是有效需求者能承受的最高價格。
關于勞動工資和利潤,如果一個人經過勞動不能獲取養活自我,那他必須經過坑蒙拐騙來獲取他活下去的必需品。所以在制定最低工資時必須要讓勞動者能養活全家人。最高工資不是出現最富裕的社會,而是出此刻最快富裕的社會,也就財富增加最快的社會。在不斷提高的社會資本具有較低的利潤,勞動者具有較高的工資;在財富停滯的社會資本具有較高的利潤,較低的工資;在即將衰退的社會,資本具有最高的利潤,最低的工資。
讀《國富論》有感篇4
當讀了這本書的速讀之后,我了解了很多很多,就是重新認識了市場經濟的不穩定性,和對國家宏觀調控的必要。這本書十分微妙地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巧妙的融合在了一起。他并不是一個把自己關在房子里的與世隔絕的作者,而是經過大量的調查實踐論證分析,所以,我們在少年階段必須要珍惜時間,抓好機會,拓展自己的知識面,為自己學習專業做輔助。
1、分工合作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在開始就講了分工,所以讀了這本書之后,對勞動分工的印象比較深。勞工分工可以提高勞動效率,勞動分工是勞動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其實我們在社會中感受非常深刻。針對分工的好處,我認為工作時間會縮短很多,工作效率也便提高了,還可以擴大影響力,他們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所以我們要懂得分工合作,取別人的長處來補充自己,這樣才能在以后競爭十分激烈的環境中立足。
2、勞動價值
我認為這本書比較受重視的還有勞動價值,在這里作者基本闡明了資本家和工人自己的勞動關系就是吸收工人身體里面的體力,當工人自己的創造的價值和他們的勞動所得持平或者低于自己所創造的價值的時候,資本家肯定會裁員,作者把這種勞動關系理解成衡量一切商品的尺度,這也最貼切不過了。
3、三個階級
這一部分主要講的是人一般分為三個階級,工人階級,地主階級,資本家,他們構成了工業時代生產力的三個基本要素,就是勞動收入——工資,資本的收入——利潤,地主的收入——地租,三個階級是一個生產力統一的整體里面肯定是相互制約,相互斗爭的。首先資本家雇傭工人都想減少勞動價格,加大勞動時間,提高勞動效率。但是工人希望標準的工作時間和豐厚的利潤,資本家和地主之間地租的相互磋商,這看似是獨立的整體無形中有了矛盾。
4、資本、勞動生產和再生產
資本家通過榨取工人的生產價值來積累自己的資本,加上勞動用的土地,工廠,機器等等,這個資本就叫固定資本,有類資本有野心的資本家還會“侵略”更多的資本,就這樣循環往復,只有不斷的生產,來吸收資本。
讀《國富論》有感篇5
1999年11月20日6時30分6秒,在朦朧的煙霧中,在千萬同胞的期待中,我國的第一艘宇宙飛船最終成功發射。中國,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又向未來近了一步,也更向科技發展的新時代更近了一步。
17年后的一天,我正坐在舒服的沙發上,專心致志的看著手中的這本《國富論》,竟情不自禁地把它與祖國的復興之路結合起來。
開《國富論》是蘇格蘭經濟學家,哲學家亞當斯密的一本專著。這本專著共為五卷。它從國富的源泉──勞動,說到增進勞動生產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起交換,論及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再探究商品的價格,以及價格構成的成分──工資,地租和利潤。書中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程做了系統的描述,它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論代:從《國富論》中文懂得了一個深刻的道理;自由主義對我國的經濟發展也是十分重大的。
在我國的今日,脫離了計劃經濟也可是三十年,與英國將近三百年的自由經濟意識還無法相比,東部開放的海城市還好,西部地區則明顯的體現出落后,不但經濟落后,思想也落后,表現命令不到絕對不作為的慵懶心態,與沿海開放區的那種創新思想大相徑庭,這也是西部發展不起來的主要原因。所以思想不自由,不主動,就會落后。有人認為中國是一個難以創新的國家,可是少年強,國則強,少年弱,國則弱。中國沒有因為別人的評論而放棄自我的夢想,從來沒有放棄過追夢。因為它深信,只要努力,就會成功,只要不放棄自我的信仰,就會成功。就算失敗了也要再爬起來,因為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夢。就好像每個人都能夠仰望星空,心光灑在每個人的臉上照亮更加豐沛的人生,也照亮更加燦爛的中國。
讀《國富論》有感篇6
這周拜讀了傳說中的《國富論》,沒有很懂。
本書共分為五篇,在讀第一篇論勞動生產力增進的原因,以及勞動生產物自然分配給各階級人民的順序時,總能看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影子。價格的生成、度量,價值與價格的關系是每一種經濟學說的核心理論之一。在這個問題上,亞當斯密認為勞動是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尺度,但他并沒有將這種關系定量。在《國富論》中,價格就像一個風箏,通過纖細的線牽在“勞動”手上。亞當斯密還給價格提供了一個參照物——谷物價格。與此相比,微觀經濟學的供求理論為價格“松綁”使風箏變成一只鳥。
本書有關金屬貨幣價值變動和紙幣的部分是我最混亂的部分。我對金銀礦藏的開發導致貨幣大量涌入市場、金銀兌換比例與實際價值的矛盾、紙幣的發行等等的影響與后果并沒有理清頭緒。只是隱約覺得貨幣的發展演變是一種價格與價值的“離心運動”并愈行愈遠。方便、快捷的代價是波動和變數。將商品與貨幣,價值與價格連接在一起的越來越是一種“信任”、“共識”,對國家權威,對長久以來形成的游戲規則。這種“信任”、“共識”帶有一種全民博弈的色彩,不知是實是虛,像一個只知開始和結局,過程藏在黑箱里的游戲,不知道“可控”與“失控”的界限在哪里。
一個優秀的經濟學家,也一定是個很好的心理學專家,經濟不是一堆枯燥數字的加減,也不僅僅是金錢的獲得與虧損,而跟人的心理息息相關的。
比如作者的這本巨著就是建立在蕓蕓眾生的自利(也可以說是自愛)的基礎上的,猜想一下,假如這個社會占多數的是耶穌釋迦牟尼一類的人物,作者的理論一定失去了用武之地。但也正因為大家的自利,通過那支看不見的手,也同時促成了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古人說:天道以其私濟其公。果然不假。
再如,作者對大家喜歡買彩票的行為進行分析,就很精彩,他說,有那么多的人愛買彩票,盡管他們也知道從概率學的角度來說,中大獎的概率為零,但還是要去買,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比別人幸運,自己是上帝的寵兒。
同樣,一些有風險的行業還是有那么多的青年去干,也常常因為認為自己更幸運,災禍不會降臨在自己的頭上。其實,對別人來說,自己也是別人的別人啊,老子在他的專著里說的好: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買彩票的人估計不信。
讀《國富論》有感篇7
在此書中,亞當.斯密駁斥了舊的重商學說。這種學說片面強調國家貯備大量金幣的重要性。他否決了重農主義者的土地是價值的主要來源的觀點,提出了勞動的基本重要性。亞當.斯密(分工理論)重點強調勞動分工會引起生產的大量增長,抨擊了阻礙工業發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斷的政治限制。
《國富論》的中心思想是看起來似乎雜亂無章的自由市場實際上是個自行調整機制,自動傾向于生產社會最迫切需要的貨品種類的數量。例如,如果某種需要的產品供應短缺,其價格自然上升,價格上升會使生產商獲得較高的利潤,由于利潤高,其他生產商也想要生產這種產品。生產增加的結果會緩和原來的供應短缺,而且隨著各個生產商之間的競爭,供應增長會使商品的價格降到“自然價格”即其生產成本。誰都不是有目的地通過消除短缺來幫助社會,但是問題卻解決了。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每個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無形的手牽著去實現一種他根本無意要實現的目的,……他們促進社會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們真正想要實現的還要好。”
斯密在《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最后問題是,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斗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臺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見第五編
,他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著牛羊群的出現,產生了比較復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為之辯護。他說,"文官政府是為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為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最后,斯密將演進描述為從封建主義走向一個需要有新制度的社會階段,這種新制度是由市場確定的而不是由同業公會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這在后來稱為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斯密稱之為完全自由的制度。這種物質生產基礎的連續改變,將帶來的上層建筑的必然改變,這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可是也有一個重大的差別:馬克思主義體系中的最后動力是階級斗爭,而在斯密的哲學史中,主要的推動機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驅使,由理智所指導。
在《國富論》中,斯密在一定程度上預見到了馬爾薩斯人口過剩的觀點。
讀《國富論》有感篇8
今天說的并不是老子,而是有經濟學之父譽稱的亞當﹒斯密,他在經濟學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說法,至少300年內,人們都將在市場經濟中生活,不會有人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推翻牛頓力學那樣推翻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亞當﹒斯密不僅是一位經濟理論學家,他也為這種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與準確的數字,確實做到了“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的治學態度,而這種治學態度正是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所缺少的態度。所以,熊彼得說亞當﹒斯密注重實際,將各種不同的數字與因素一并考慮,對以后作為抽象的理論奠立了基礎。
《國富論》研究的對象是人與人交換時的經濟行為,認為經濟行為的出發點是利己心,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這是人性的自然現象。茅于軾先生曾舉《鏡花園》里君子國里的故事加以說明人的利己行為,小說第十一回里描寫了君子國里一名隸卒買物的情況:隸卒﹒﹒﹒手中拿著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卻討恁般低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
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己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況貨并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
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為公道。試問哪個腹中無盤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了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討價,拿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哪里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路過兩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拿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
茅于軾先生講完這個故事給了我們兩點思考。第一,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們常常地錯誤認為,如果關心別人的利益勝過自己的利益,爭論就不會發生。而君子國里發生的事情,恰恰說明了把關心別人利益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同樣會有爭論。我們同樣得不到一個和諧的社會。
生活中我們會發現,在現實的商業交換中,買方和賣方通過討價還價,最終會達成協議。而在君子國這個人人為他的社會里,討價還價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說不得不借助兩個過路老翁來調解矛盾。這里包含著一個極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為目的談判雙方同意的均衡點,而以利他為目的的談判則不存在能使雙方同意的均衡點。
讀《國富論》有感篇9
乘著20-年春節假期的預先只管,我讀完了亞丹斯密的《國富論》。說起作者,很多菜,也很多產,他的另一部組作《道德起草論》也很初民。據說,本書是經濟學的開山鼻祖,這也是我拜讀此書的緣由。書中有大量的理論,顯然不好理解。
本書分了五篇來敘述作者的觀點,總結了各國在從事經濟活動的經驗,提出了很現代的經濟觀點,也批判了“重農主義”等迂腐落后的政治經濟學觀點。第一篇《論勞動生產力的增進的原因和論勞動生產物的自然分配給各階級人民的順序》重點論述了勞動分工、貨幣、價格等經濟元素,就商品價值的組成即地租、勞動工資、資本利潤展開分別論述;第二篇《論資產的性質、積累與使用》,分門別類的論述了貨幣、貸款、固定資本、流動資本、消費財富的觀點,說明了生產性勞動和自辦積累的關系。第三篇承接了前兩章的原理,論不同國家的財富展,如羅馬帝國衰敗以后,歐洲的農業發展和城市的興起,城市商業對農村發展的帶動作用。第四篇《論政治經濟學》,詳細闡述了重商主義,從兩個限制輸出,四個限制輸入的政策解剖了重商主義要義。第五篇《論君主即國家的收入》,重點論述國家應當承擔的三種開支,即司法費用、國防費用、基礎設施費用,其次論述了人民應當付出國家的三種收入:國有資辦的利潤、地租、稅賦,重點論述了各種稅賦的原理和利弊,最后,總結了家借債的各種情形。
不難看出,作者是從商家咱們,贊成“重商主義”和市場經濟的觀點,但是作者也聲明,提出“重商主義”的一定是生產者,因為整個學說都是再為生產者的利益考慮,本身也是一門有立場的學說。
讀《國富論》有感篇10
每個國家成員的勞動都是為本國國民供給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用這部分產品換取外國的必需品和便利品。影響一國成員數量多少的原因,也就是說勞動供給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數量的多少的原因。斯密說有兩個:一個是勞動者勞動技能的熟練,也就是此刻所說的生產力,一個就是從事有用勞動和無用勞動的比例。相對這兩點,第一點的影響更大,因為在歷史的長河中,有很多禮貌未開化的種族中,人民有時候必須拋棄或者殺死其中的老弱病殘,以保證種族的延續;在許多禮貌開化的社會中,總是有許多從事無用的勞動的人,比如古代的官員和軍隊!
勞動分工使得同樣數量的人,生產的商品大大增加。這要歸因于三種情景:第一,每一個工人只從事一種工作,能提高勞動熟練程度;第二,節儉了從一種工作轉換到另一種工作的時間;第三,發明了一些機器,大大提高勞動效率。那造成分工的原因是什么,因為在人類族群內部是禁止偷盜和搶劫,所以某個人想要獲得某種物品僅有兩種途徑:一種是自我勞動獲得,一種經過交換獲得。在族群內,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善于制造弓矢的人發現自我專心制作弓矢比自我去打獵更有利;比如善于造房的人發現自我專心造房比種田更有利,于是他們就是專心從事某種勞動了,分工就產生了。交換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換本事即市場范圍的制約。因為市場太小,勞動者無法用他們自我消費不完的剩余勞動產品來隨意換得需要的別人的勞動產品。最先開化的種族都是在河流附近,因為在交通不發達的時代,相對來說,水運對于陸運有天然的優勢:第一,水運風險較低,陸運要經過野蠻民族的領地,危險較大;第二,成本相對較低,經過水運需要的人數和交通工具較少。所以由于水運的好處巨大,工藝和產生的改良出此刻水運便利的地方就理所當然,這樣改良要很久才會傳到內陸地區。
當勞動分工完全確立后,一個人自我的勞動只需要很小部分就能夠滿足自我的需求。他必須拿著自我用不完的勞動產品來換取其他人的勞動產品。在交換的過程中,有一些物品得到所有的人的公認,能夠換取所有的勞動產品。在這期間,有貝殼、糖很多的物品充當了這個主角,可是最終都被金屬所代替。這是因為金屬易于保存,易于分割。于是金屬貨幣就這樣產生了。
一個人是貧還是富,依照他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的多少和品質決定。商品的價值分為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任何商品的真實價格就等于該商品能使他購得或者支配的勞動量,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是尺度。世間所有財富,最初都是用勞動而不是用金銀購買的。雖然勞動是所有商品的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可是商品的價值通常并不是用勞動去衡量的,而是經過商品的名義價格去衡量的。通常而言,勞動也像商品一樣有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所謂真實價格就是報酬勞動的必須數量的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謂名義價格就是必須數量貨幣。勞動者的貧與富,不是與勞動的名義價格成比例,而是與勞動的真實價格成比例。勞動的真實價格,一年一年的來說貨幣更容易體現。一個世紀來說谷物更容易體現。
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之前,勞動是決定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主要標準。比如,兩個小時勞動才能獲得的物品的直接必定兩倍于一個小時就能獲得的物品。如果要讓資本投入生產,必須給其相應的報酬(也就是資本利潤),這個時候資本也參與了勞動產物的分配,資本的利潤與資本的規模有關。土地私有化之后,地主會要求土地上所有的產物中的一部分會自我(也就是地租),這個時候地租也參與勞動產物的分配。勞動不僅僅衡量價格中分解為勞動那一部分的價值,并且衡量價格中分解為地租和利潤的那部分價值。分開來說,每一件商品的價格或交換價值,都是由這個是那個部分全數或者其中之一構成。合起來說,構成一國全部勞動年產物的商品價格,比如由這三個部分構成,并且財富就是以這三種方式在不一樣的國民之間分配。一國財富的勞動產物的普通或平均價值是逐年增加,還是逐年減少要取決于工資,利潤以及地租是以怎樣樣的比例在國民間分配。
商品的自然價格就是一種商品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產,制造這商品乃至運送這商品到市場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資和利潤,這商品就是按自然價格出售的。商品的市場價格就是商品通常賣出的價格。商品的市場價格有時高于自然價格,有時低于市場價格。市場上愿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稱為有效需求者,他們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因為這種需求使得商品的出售可能實現。市場上任何一種商品的供售量,如果不夠滿足這種商品的有效需求,那種愿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就不能得到他們所需求的數量,他們當中有些人,寧愿支付高價格也不愿意得不到商品。于是競爭便在有效需求者之間發現,市場價格高于自然價格,價格上升程度大小,要看貨品的缺乏程度和競爭者富有程度和浪費程度的大小。反之,如果市場上的供售量超過了這種有效需求,這種商品就不能全部賣給愿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其中的一部分必須賣給出價較低的人,市場價格于是低于自然價格。下降程度的大小,要看賣方怎樣急于要把商品賣出,易腐敗的物品比耐久性商品在賣方之間競爭更大。市場價格雖然能長期高于自然價格,可是卻不能長期低于自然價格。如果市場價格低于自然價格,必然是工資,利潤或者地租中某一方或全部都不能到達自然率。這樣這三方肯定抽掉
一部分,使商品數量接近有效需要量,向自然價格靠近。自然競爭的市場價格一般都是賣方能承受的最低價格,壟斷的市場價格都是有效需求者能承受的最高價格。
關于勞動工資和利潤,如果一個人經過勞動不能獲取養活自我,那他必須經過坑蒙拐騙來獲取他活下去的必需品。所以在制定最低工資時必須要讓勞動者能養活全家人。最高工資不是出現最富裕的社會,而是出此刻最快富裕的社會,也就財富增加最快的社會。在不斷提高的社會資本具有較低的利潤,勞動者具有較高的工資;在財富停滯的社會資本具有較高的利潤,較低的工資;在即將衰退的社會,資本具有最高的利潤,最低的工資。
讀《國富論》有感篇11
先說說這本書產生的時期。那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剛剛結束的時候,我們知道英國是最早的資本主義國家,由于時代較早,資產階級革命也相對不夠完善,實現了封建勢力與資產階級妥協,議會至上,王在法下的君主立憲制。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英國還擁有著大量的封建殘余,大量的封建主還擁有著土地,仍然可以在經濟上和資本家一較高下。而資本家都是一些新興的資產階級,仍然看不到商業的發展前景,也不知道該怎樣做。從微觀的資本家的角度來看既是如此,那么對于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英國來說,商業發展的影響更是巨大,東南面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經開辟出了新航路,而且通過殖民掠奪的方式奪得了美洲亞洲和非洲的絕大多數殖民地,也因此獲得了大量的資本積累,東邊的法國已經奪得了西歐的陸上霸權,掌握著西歐的經濟命脈,而長期居住在北歐的以海牧維生的荷蘭人,又霸占著國際的海路貿易。在這種四周環敵的地理位置與貿易格局之下,大英帝國如何崛起,新興資產階級如何生存,在他們的面前是一片黑暗。而在這個時候,先知誕生了,他不是救世主耶穌,也不是佛祖釋迦牟尼,他只是一個普通的,活生生的人,一個在海關任職的專員,而就是他教會了英國的資本家們該怎么做,使大英帝國在百年之內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一強國,這個人就是英國思想家,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先生,《國富論》的作者。
而《國富論》當中最為重要,也最有意義的思想莫過于自由主義了,也是我們高中政治經常提到的價值規律與市場調節,俗稱“看不見的手”,在當時的世界局勢當中,唯有英國敢于消除世界上任何的貿易壁壘而公開的和任何國家進行貿易合作,英國以自己對其他國家的貿易優惠來換取其他國家對自己的優惠。甚至在英法戰爭中,英國運用自己的財富采購著先進的武器來消滅法國部隊,而這些財富都是通過英國賣給法國軍隊用來做軍服的棉紡織品而賺來的。
當然,一味的自由主義雖然能使資本家取得高額的利潤,可是另一方面卻會使資本家過于的盲目對待市場,投資市場,為了高額的利潤哄抬物價,結果會出現生產出大量的剩余產品,資本家為了不使物價下降,公然違背價值規律,寧可把商品扔掉也不降價賣給消費者。而消費者由于消費不起干脆不消費,甚至______,這導致的最終結果只能是資本家破產,國家的統治不牢固。于是在第一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后,誕生了凱恩斯主義,即我們今天說的國家宏觀調控,俗稱“看的見的手,看不見的手,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只憑市場調節,就會出現經濟危機,只憑宏觀調控,就會使市場失去自由與活力,止步不前。
斯密死后,人們把《國富論》奉為經濟學的圣經,把他關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見的手”引導增進了社會利益的思想,作為市場經濟千古不變的基本原則,卻把《道德情操論》幾乎忘得一干二凈。于是,市場經濟缺少了道德,引發了許多罪惡,在個別地方甚至成為災難。
讀《國富論》有感篇12
實話實說,初讀《國富論》是由于它的聲望,有人說,它是經濟學領域的不朽巨著,有人說,它對人類幸福所作出的貢獻,超過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的貢獻的總和。帶著這些贊譽聲,我翻開了這本書。
《國富論》于1776年在英國出版,他的作者是西方經濟學的主要創建者―亞當·斯密。對經濟學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亞當·斯密,一個引領時代經濟發展的巨人,他的自由經濟思想,一直沿用至今。讀好一本書,必須先了解它問世的時代背景。在18世紀的西方,由于世界地理大發現,發現了新大陸,工業革命極大的促進了生產力的進步,新興資產階級積極進取,。在這些新背景下,就需要有新的制度來維系。
《國富論》由此產生。總的來說,貫穿整本書的思想就是自由主義,圍繞自由他談了自由經濟,自由市場,自由貿易。他在《國富論》中建立了以自由競爭為基石的一種新的經濟秩序。它解決了財富來源的問題,斯密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增加國民財富為主線,以資本主義社會3個階級的收入理論為核心,總結出國民財富增長的兩種途徑,一是分工和勞動生產卒的提高,二是增加勞動者數量和資本積累。斯密的《國度論》系統的論述了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共分為五個篇章,它不僅僅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的著作,還在思想學,社會學上發揮重要作用。
有位名人說過,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的知識水平,思想道德不近相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方式不一,自然就會有不同的觀點。接下來,我就這本書中所涉及的內容談談我的觀點。首先,我對斯密提出的自然權利與自由思想表示贊同。
自然權利是自然秩序賦予我們的權利,而自然自由作為一種經濟自由,則是自然權利的一部分,為人們所享有。自然,是《國富論》中倡導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權利,也是它的核心概念。但是,亞當·斯密將自由理解為完全自由,這是不對了,我們都知道,任何事物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這里的自由也應該理解為相對自由,這也是今天在中國倡導發展的經濟理念,當然,這是后話了。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始終把公平,平等,平等對待作為理想。他解釋道:“兩個性格極不相同的兩個人,一個是哲學家,一個是醫生,他們的差異,不是起因于天性,而是起因于習慣,風俗與教育。”他關于平等觀的思想是超越了幾個世紀,與當代所倡導的平等自由相呼應,我想這大概就是偉人的獨特之處,他們永遠快于時代的步伐,他們永遠指引著前進的方向。
讀《國富論》有感篇13
《國富論》研究的對象是人與人交換時的經濟行為,認為經濟行為的出發點是利己心,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這是人性的自然現象。茅于軾先生曾舉《鏡花園》里君子國里的故事加以說明人的利己行為,小說第十一回里描寫了君子國里一名隸卒買物的情況:隸卒﹒﹒﹒手中拿著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卻討恁般低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己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況貨并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為公道。試問哪個腹中無盤算,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了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討價,拿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哪里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路過兩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拿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
茅于軾先生講完這個故事給了我們兩點思考。第一,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們常常地錯誤認為,如果關心別人的利益勝過自己的利益,爭論就不會發生。而君子國里發生的事情,恰恰說明了把關心別人利益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同樣會有爭論。我們同樣得不到一個和諧的社會。
生活中我們會發現,在現實的商業交換中,買方和賣方通過討價還價,最終會達成協議。而在君子國這個人人為他的社會里,討價還價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說不得不借助兩個過路老翁來調解矛盾。這里包含著一個極為重要的道理:以自利為目的談判雙方同意的均衡點,而以利他為目的的談判則不存在能使雙方同意的均衡點。所以利己是可以達到一個和諧的社會,而利他則是一個糾紛不斷的社會。
讀《國富論》有感篇14
在談了分工巨大作用之后,亞當.斯密開始探討分工的原因。斯密認為,分工是由人類的“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的傾向造成的。”斯密指出,“由于我們所需要的相互幫忙,大部分是經過契約、交換和買賣取得的,所以當初產生分工的也正是人類要求互相交換這個傾向。”也就是說,交易在先,分工在后。
可是,在證明分工和交易的前后順序后,斯密又指出,“人們在多數場合表現出的不一樣才能,與其說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說是分工到結果。”斯密這句話的意思是,分工產生了人們的不一樣才能。人們出生的時候天賦才能差距并不大,人們在壯年時候表現出的在不一樣職業上的不一樣才能是分工的結果,就象我們平時說的,我們生下來都是一張白紙,被人畫成什么樣就是什么樣.前半句正是證明了斯密的話,而后半句我覺得應當改成這樣說更為恰當-----由于不一樣的人生在不一樣的家庭,成長環境不一樣,雖然在小時侯看不出明顯的差距,但在7-8歲以后,由于不一樣的人參與了不一樣的分工----=即職業不一樣,所以顯現出了他們不一樣的差異
總結上頭的兩段話,得出結論:交易——分工——本事差異。
那我們又產生了一個疑問,交易的原因是什么呢?按照斯密的邏輯,交易的產生是因為人們之間需要互通有無,互相幫忙。那么,人們為什么要互通有無呢?互通有無的意思就是雙方存在一種本事差異,就是"我有的你沒有,你有的我沒有"。那么這種本事差異又是怎樣發生的呢?只要是交換都是為了改善自我的處境,使自我活得更舒服體面,如果沒有這點動機我們為何要交換?我們有過交換經驗的人都明白,交換的雙方都是為了自我的利益才產生了交換,而君子國有了市場,而經過市場的交換卻是“利他”行為,這種動機顯然是矛盾的。
借用茅于軾先生趣味的例子,我們明白了亞當﹒斯密的理論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礎之上了,僅有人人自利,交易雙方才能有均衡點,才能構建一個和諧的社會。
分工起因于交換,所以分工的程度就要叢交換的大小來說幾受市場的限制.斯密舉了在小鄉村里走20里路都很難找到鐵匠,木匠和水泥匠,而農村的木匠不僅僅是木匠還是細工木匠,家具石等等,他們一人要會多種手藝.而他們在小鄉村需要這么多手藝還掙不到很多錢,因為市場即需求少,相反在大城市,他們只需要會一種手藝,同時他們能夠憑借這一種手藝掙到比在小鄉村更多的錢!所以他們當然會選擇在大城市.也就是選擇大的市場!這是和人的利己心里分不開的!
我讀國富論會被斯密的思路所吸引,因為斯密用的都是一各個事例來說明他的理論很有說服力.但我一向在思考一個問題:因為最早的分工是應當是男女分工,男人和女人為了使自身不一樣的特點得到最大的發揮,以他之強補己之弱.于是有了分工.可是這種分工的產生是在交易的前提下嗎
讀《國富論》有感篇15
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齊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說起國富論真的是經濟學當中的開山之作,至今200余年仍有很實際的經濟指導思想與教育意義。
先說說這本書產生的時期。那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剛剛結束的時候,我們明白英國是最早的資本主義國家,由于時代較早,資產階級革命也相對不夠完善,實現了封建勢力與資產階級妥協,議會至上,王在法下的君主立憲制。在這種情景下,當時的英國還擁有著很多的封建殘余,很多的封建主還擁有著土地,仍然能夠在經濟上和資本家一較高下。而資本家都是一些新興的資產階級,仍然看不到商業的發展前景,也不明白該怎樣做。從微觀的資本家的角度來看既是如此,那么對于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英國來說,商業發展的影響更是巨大,東南面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經開辟出了新航路,并且經過殖民掠奪的方式奪得了美洲亞洲和非洲的絕大多數殖民地,也所以獲得了很多的資本積累,東邊的法國已經奪得了西歐的陸上霸權,掌握著西歐的經濟命脈,而長期居住在北歐的以海牧維生的荷蘭人,又霸占著國際的海路貿易。在這種四周環敵的地理位置與貿易格局之下,大英帝國如何崛起,新興資產階級如何生存,在他們的面前是一片黑暗。而在這個時候,先知誕生了,他不是救世主耶穌,也不是佛祖釋迦牟尼,他只是一個普通的,活生生的人,一個在海關任職的專員,而就是他教會了英國的資本家們該怎樣做,使大英帝國在百年之內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一強
國,這個人就是英國著名思想家,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先生,〈國富論〉的獨家作者。
為何這本書有如此重大的意義呢?閱讀過本書后我們不難發現,本書雖然為經濟學的開山之作,而當中的經濟學思想卻十分縝密,確實能夠稱的上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里面的很多思想仍為我們此刻所用,經久不衰。
勞動分工思想,分工思想我們最早上在高中學政治時期提到的社會三次大分工,到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人類社會已經在不知不覺中進行了三次社會大分工:發生在原始社會中期的原始農業與原始畜牧業分離的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促進著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的過渡;發生在奴隸社會中期的農業和手工業分離的第二次社會大分工,促進著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第三次社會大分工是當時的英國所處的時代,商業與手工業的分離,促進著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這些思想雖然都是馬克思具體提出的,而這些思想的雛形卻是亞當。斯密的提出。一個資本主義思想的開山鼻祖,一個社會主義思想的無上宗師,似乎是兩個勢不兩立門派的絕頂高手,卻在社會發展與歷史研究這門武學中得出了同樣的結論與感悟。三次社會分工是生產力的三次飛躍使亞當。斯密充分明白分工合作的重要性,勞工分工能夠充分提高勞動效率。例如平時資本家們生產產品,都是讓工人一人對一臺機器的生產,而到了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時候,汽車的生產首次利用上了流水線作業的方法,每個工人都有屬于自我零件的任務分工,他們不用在一個人或幾個人對著一輛車子工作,每個的工作似乎都是一擰螺絲那么簡單,可是分工后出來的效果卻是企業效益的高度暴漲,這
就是勞動分工思想的魔力。
剩余價值論,這似乎又是馬克思提出的,而這也是亞當。斯密最先提出的,可是他們所處的角度不一樣,亞當。斯密站在資本家的角度,提出了利潤從何而來,就是從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中來,僅有這樣才能不斷的積累資本,擴大生產規模,進行再生產,這樣資本家們就會越來越富有,而資本主義國家也會所以而積累很多的財富而稱霸世界。馬克思是站在工人的角度,提出資本家取得利潤的實質就是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最終的目的就是讓工人們站起來,用無產階級暴力革命來推翻資產階級。
階級論,首次提出了封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關系,屬于生產關系之間相互矛盾卻又相互依靠的關系,地主為了取得高額利潤而抬高地租,資產階級又要為了減少成本和提高利潤而與地主討價還價和降低工人工資或提高工人勞動時間。而工人的目的就是少干點活以及提高自我的工資而與資本家進行交涉,甚至罷工與暴力革命。這生產關系的三環一環套一環,缺一不可。其實這個思想在我國的現實社會也是有很大的意義,我國最大的地主就是國家,因為土地是國有的,在可用土地資源日益緊張的今日,國家不得不將地租抬高,賣給有競爭力的房地產商,而代表資本家的房地產商為了支付高額的地租而抬高房價,而作為類似于三環中工人階級的消費者,就要和房地產商討價還價,甚至不斷變幻東家,以取得貼合自我經濟實力的住處。而在很多人因為買不起房子而擔憂的時候,國家又要研究消費者的實際情景下條文說如果房價再不下調,就對城市一二把手進行懲辦。所以說,三環之中一環套一環,環環相扣,互相影響,這種思想用在今日,用在中國也是完全適宜的。
而〈國富論〉當中最為重要,也最有意義的思想莫過于自由主義了,也是我們高中政治經常提到的價值規律與市場調節,俗稱“看不見的手”,在當時的世界局勢當中,唯有英國敢于消除世界上任何的貿易壁壘而公開的和任何國家進行貿易合作,英國以自我對其他國家的貿易優惠來換取其他國家對自我的優惠。甚至在英法戰爭中,英國運用自我的財富采購著先進的武器來消滅法國部隊,而這些財富都是經過英國賣給法國軍隊用來做軍服的棉紡織品而賺來的。
當然,一味的自由主義雖然能使資本家取得高額的利潤,可是另一方面卻會使資本家過于的盲目對待市場,投資市場,為了高額的利潤哄抬物價,結果會出現生產出很多的剩余產品,資本家為了不使物價下降,公然違背價值規律,寧可把商品扔掉也不降價賣給消費者。而消費者由于消費不起干脆不消費,甚至游行示威,這導致的最終結果只能是資本家破產,國家的統治不牢固。于是在第一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后,誕生了凱恩斯主義,即我們今日說的國家宏觀調控,俗稱“看的見的手,看不見的手,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只憑市場調節,就會出現經濟危機,只憑宏觀調控,就會使市場失去自由與活力,止步不前。
斯密死后,人們把《國富論》奉為經濟學的圣經,把他關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見的手”引導增進了社會利益的思想,作為市場經濟千古不變的基本原則,卻把《道德情操論》幾乎忘得一干二凈。于是,市場經濟缺少了道德,引發了許多罪惡,在個別地方甚至成為災難。
讀《國富論》有感篇16
財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開門見山地說:“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勞動是財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財富,就得提高勞動效率,或者是增加勞動數量。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很詳細的論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對生產效率的提高還是管理的時效性或者生產設備的創新方面都有著很重要的作用。
斯密認為,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換而產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換價值如何確定呢?斯密明確地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等于說,商品的價值取決于勞動。但是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或是土地變為私有,情況就要另當別論了。因為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為利潤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
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條結論: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發生之后,決定商品價值的就不光是勞動了,利潤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這樣一來,工資、利潤和地租,就不僅是一切收入的來源,而且還是“一切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
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覺地由勞動價值論,轉到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上去了。馬克思把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叫做的.“斯密的教條”,后來的西方經濟學的不少理論,如生產費用論、節欲論等,都可以從它那里找到思想源頭。斯密揭開了商品價值的神秘面紗,的確功不可沒,但另一方面,在價值問題上他又含糊其辭,舉棋不定,給后人留下了許多模棱兩可的答案。后來的經濟學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種解釋對他們的胃口,便采納哪一種。甚至連那些勢不兩立的學派,也能同時從斯密那兒,找到本派發端的痕跡。
《國富論》是經濟學的奠基之作。但其中的思想遠遠超出了經濟學的范疇。在其中也能找到關于人類發展歷史的描述。由于水運的便利優于陸路,水路有龐大的網狀結構,能將生產的產品運到很遠的地方去發生交換行為。同時水路是天然產生的,在幾千年前隨著人類的出現都一直存在,它的不易變根性決定了人類只能伴隨著河流而居,而改造河流也是近代科技發展的結果。河流對于交換的有利性,促進了經濟行為的發生。從而帶動了地區的繁榮,富裕了人民生活。這樣又吸引著更多人的遷入,加入經濟生產環節。如此循環,城市的規模就出現了。也就生出了人類的文明。
讀《國富論》有感篇17
《國富論》是一部偉大的著作,亞當﹒斯密把人的自利心與公利心做了和諧的統一,讓我們知道了自利與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有利于整體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社會自然有一只“看不見的手”來引導著人們做出有利于社會與個人的最佳選擇,沒有任何政府與個人會代替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必會帶來混亂。這只“看不見的手”是什么呢?斯密雖然沒有直接表達,但是全書已經告訴我們,那之“看不見的手”正是人類的利己之心。
中國經歷了計劃經濟的失敗,已經回歸了市場經濟。但是中國的市場經濟并不充分,在諸多領域內還存在著壟斷﹑不平等﹑欺騙﹑霸權,等現象,這些現象造成了社會的諸多不和諧。但這并不是市場經濟的錯,而是我們的市場經濟還不夠充分,當中還存在著過多的政府行為。斯密告訴我們一個好的政府所應該做的是1﹒保護國家不受其它國家侵犯。2﹒維護司法的正義。3﹒建立和維護特定的社會工程和公共制度。即使政府在履行這些職責時,政府也要考慮引入競爭機制;在目前社會轉軌其間,老百姓們切不要對市場經濟失去信心,如果我們拋棄市場經濟,我們將回到更壞的計劃經濟。政府更不要自以為是,以為沒了政府,市場經濟就會陷于混亂。在市場經濟中,經濟的發展主要是靠關心自己利益的人民來推動,而不在政府。市場經濟需要的是“小政府,大社會”,管理得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就如同老子所說,“太上,下知有之。”政府更要知道自己的界線在哪里,這樣才是一個好政府。
在文章最后,驢想起了一個故事:1956年10月是 的70大壽,當時蔣婉拒祝壽,但盼海內外同胞就國計民生問題直抒所見。《自由中國》雜志向胡適先生約稿,胡適先生有感而發,寫就《述艾森毫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胡適先生在結尾勸蔣說:“一國元首要努力做到‘三無’,就是要‘無智﹑無能﹑無為’;無智,故能使眾智也。無能,故能使眾能也。無為,故能使眾為也,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學。他希望蔣‘徹底思想這六字決’。努力做一個無智無能‘御眾智’,無能無為而能‘御眾能’的元首。”
讀《國富論》有感篇18
當讀了《國富論》這本書的速讀之后,我了解了很多很多,就是重新認識了市場經濟的不穩定性,和對國家宏觀調控的必要。這本書十分微妙地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巧妙的融合在了一起。他并不是一個把自己關在房子里的與世隔絕的作者,而是經過大量的調查實踐論證分析,所以,我們在少年階段必須要珍惜時間,抓好機會,拓展自己的知識面,為自己學習專業做輔助。
1、分工合作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在開始就講了分工,所以讀了這本書之后,對勞動分工的印象比較深。勞工分工可以提高勞動效率,勞動分工是勞動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其實我們在社會中感受非常深刻。針對分工的好處,我認為工作時間會縮短很多,工作效率也便提高了,還可以擴大影響力,他們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所以我們要懂得分工合作,取別人的長處來補充自己,這樣才能在以后競爭十分激烈的環境中立足。
2、勞動價值
我認為這本書比較受重視的還有勞動價值,在這里作者基本闡明了資本家和工人自己的勞動關系就是吸收工人身體里面的體力,當工人自己的創造的價值和他們的勞動所得持平或者低于自己所創造的價值的時候,資本家肯定會裁員,作者把這種勞動關系理解成衡量一切商品的尺度,這也最貼切不過了。
3、三個階級
這一部分主要講的是人一般分為三個階級,工人階級,地主階級,資本家,他們構成了工業時代生產力的三個基本要素,就是勞動收入工資,資本的收入利潤,地主的收入地租,三個階級是一個生產力統一的整體里面肯定是相互制約,相互斗爭的。首先資本家雇傭工人都想減少勞動價格,加大勞動時間,提高勞動效率。但是工人希望標準的工作時間和豐厚的利潤,資本家和地主之間地租的相互磋商,這看似是獨立的整體無形中有了矛盾。
4、資本、勞動生產和再生產
資本家通過榨取工人的生產價值來積累自己的資本,加上勞動用的土地,工廠,機器等等,這個資本就叫固定資本,有類資本有野心的資本家還會侵略更多的資本,就這樣循環往復,只有不斷的生產,來吸收資本。
讀《國富論》有感篇19
《國富論》,顧名思義,就是要研究什么是財富和如何增加財富的,即如何“富國裕民”的。以后的經濟學家把斯密的思想簡單地概括為三點:第一,追求財富增加是每個人和社會的目標;第二,利己是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動力,即人是經濟人;第三,市場上價格這只“看不見的手”把個人利己的行為引導向有利于整個社會,即經濟中的自由放任。這是現代人對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經濟學發展而來的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原則。
歷史上曾出現過的各種市場經濟,其中一大部分是壞市場經濟。原始資本積累時期的市場經濟是掠奪式市場經濟——靠對海外殖民地和國內勞動人民剝削和掠奪的市場經濟;東南亞、拉美和東歐國家的市場經濟是一種權貴市場經濟——少數人靠權力侵吞國有資產而致富,多數人墮落為赤貧者的市場經濟;許多國家曾經或正在形成的貧富對立的市場經濟——只注意效率而忽視公平,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的污染性市場經濟——以環境嚴重破壞和生態失衡為代價來發展經濟的市場經濟。當然還有各種半計劃半市場的偽市場經濟。這些都不是斯密心中的好市場經濟。
現代經濟活動追求的應該是斯密理想中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礎之上運用市場機制調節的好市場經濟。但這條路不是筆直的,在這個過程中出現偏差也不奇怪,關鍵是要及時糾正錯誤。例如,把GDP作為一切,用增長代替社會全面的發展。其結果是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社會矛盾加劇。這并不是說GDP不重要,只是說GDP不是惟一的。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強調的財富增加不等于幸福增長就是這個意思。
市場經濟承認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來發展經濟。這就體現在社會與企業激勵機制的建立上。但做到這一點并不難,難的是還要人們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我們目睹了金錢欲爆發之后的種.種罪惡,會感到斯密稱《道德情操論》比《國富論》更基本的含義。市場經濟應該是一個講道德的經濟。沒有誠信、同情心這些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市場經濟就會引發災難。道德的建立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教育。
讀《國富論》有感篇20
亞當·斯密是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他關于市場機制的論述已成為經濟學的基石,在他去世的200多年間一直被視為“至圣先師”。但是,斯密在天堂過得并不開心,人們崇拜他,談論他,但是卻并不了解他的思想真諦,只是用他的某個思想來為自己服務。《國富論》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動過程做了系統的描述。亞當.斯密第一次對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做出了系統的研究,創立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把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最后問題是,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斗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臺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在第五編,亞當.斯密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著牛羊群的出現,產生了比較復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為之辯護。他說,"文官政府是為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為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最后,斯密將演進描述為從封建主義走向一個需要有新制度的社會階段,這種新制度是由市場確定的而不是由同業公會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這在后來稱為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斯密稱之為完全自由的制度。這種物質生產基礎的連續改變,將帶來的上層建筑的必然改變。可見,在斯密的哲學史中,主要的推動機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驅使,由理智所指導。
斯密死后,人們把《國富論》奉為經濟學的圣經,把他關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見的手”引導增進了社會利益的思想,作為市場經濟千古不變的基本原則,卻把《道德情操論》幾乎忘得一干二凈。于是,市場經濟缺少了道德,引發了許多罪惡,在個別地方甚至成為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