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可憐”八句承“何處”句，寫思婦對離人的懷念。然而詩人不直說思婦的悲和淚，而是用“月”來烘托她的懷念之情，悲淚自出。詩篇把“月”擬人化，“徘徊”二字極其傳神：一是浮云游動，故光影明滅不定;二是月光懷著對思婦的憐憫之情，在樓上徘徊不忍去。它要和思婦作伴，為她解愁，因而把柔和的清輝灑在妝鏡臺上、玉戶簾上、搗衣砧上。豈料思婦觸景生情，反而思念尤甚。她想趕走這惱人的月色，可是月色“卷不去”，“拂還來”，真誠地依戀著她。這里“卷”和“拂”兩個癡情的動作，生動地表現出思婦內心的愁悵和迷惘。月光引起的情思在深深地攪擾著她，此時此刻，月色不也照著遠方的愛人嗎?共望月光而無法相知，只好依托明月遙寄相思之情。

　　最后八句寫游子，詩人用落花、流水、殘月來烘托他的思歸之情。“扁舟子”連做夢也念念歸家——花落幽潭，春光將老，人還遠隔天涯，情何以堪!江水流春，流去的不僅是自然的春天，也是游子的青春、幸福和憧憬。江潭落月，更襯托出他凄苦的寞寞之情。沉沉的海霧隱遮了落月;碣石、瀟湘，天各一方，道路是多么遙遠。“沉沉”二字加重地渲染了他的孤寂;“無限路”也就無限地加深了他的鄉思。他思忖：在這美好的春江花月之夜，不知有幾人能乘月歸回自己的家鄉!他那無著無落的離情，伴著殘月之光，灑滿在江邊的樹林之上……

　　“落月搖情滿江樹”，這結句的“搖情”——不絕如縷的思念之情，將月光之情，游子之情，詩人之情交織成一片，灑落在江樹上，也灑落在讀者心上，情韻裊裊，搖曳生姿，令人心醉神迷。

　　《春江花月夜》在思想與藝術上都超越了以前那些單純模山范水的景物詩，“羨宇宙之無窮，哀吾生之須臾”的哲理詩，抒兒女別情離緒的愛情詩。詩人將這些屢見不鮮的傳統題材，注入了新的含義，融詩情、畫意、哲理為一體，憑借對春江花月夜的描繪，盡情贊嘆大自然的奇麗景色，謳歌人間純潔的愛情，把對游子思婦的同情心擴大開來，與對人生哲理的追求、對宇宙奧秘的探索結合起來，從而匯成一種情、景、理水乳交溶的幽美而邈遠的意境。詩人將深邃美麗的藝術世界特意隱藏在惝恍迷離的藝術氛圍之中，整首詩篇仿佛籠罩在一片空靈而迷茫的月色里，吸引著讀者去探尋其中美的真諦。

　　全詩緊扣春、江、花、月、夜的背景來寫，而又以月為主體。“月”是詩中情景兼融之物，它跳動著詩人的脈搏，在全詩中猶如一條生命紐帶，通貫上下，觸處生神，詩情隨著月輪的生落而起伏曲折。月在一夜之間經歷了升起——高懸——西斜——落下的過程。在月的照耀下，江水、沙灘、天空、原野、楓樹、花林、飛霜、白沙、扁舟、高樓、鏡臺、砧石、長飛的鴻雁、潛躍的魚龍，不眠的思婦以及漂泊的游子，組成了完整的詩歌形象，展現出一幅充滿人生哲理與生活情趣的畫卷。這幅畫卷在色調上是以淡寓濃，雖用水墨勾勒點染，但“墨分五彩”，從黑白相輔、虛實相生中顯出絢爛多彩的藝術效果，宛如一幅淡雅的中國水墨畫，體現出春江花月夜清幽的意境美。

　　詩的韻律節奏也饒有特色。詩人灌注在詩中的感情旋律極其悲慨激蕩，但那旋律既不是哀絲豪竹，也不是急管繁弦，而是象小提琴奏出的小夜曲或夢幻曲，含蘊，雋永。詩的內在感情是那樣熱烈、深沉，看來卻是自然的、平和的，猶如脈搏跳動那樣有規律，有節奏，而詩的韻律也相應地揚抑回旋。全詩共三十六句，四句一換韻，共換九韻。又平聲庚韻起首，中間為仄聲霰韻、平聲真韻、仄聲紙韻、平聲尤韻、灰韻、文韻、麻韻，最后以仄聲遇韻結束。詩人把陽轍韻與陰轍韻交互雜沓，高低音相間，依次為洪亮級(庚、霰、真)——細微極(紙)——柔和級(尤、灰)——洪亮級(文、麻)——細微級(遇)。全詩隨著韻腳的轉換變化，平仄的交錯運用，一唱三嘆，前呼后應，既回環反復，又層出不窮，音樂節奏感強烈而優美。這種語音與韻味的變化，又是切合著詩情的起伏，可謂聲情與文情絲絲入扣，宛轉諧美。

　　江月照千古 孤篇蓋全唐——張若虛《春江花月夜》賞析(作者：都市隱俠)

　　《全唐詩》中存詩僅兩首的張若虛，在唐代燦如繁星的詩人群里實在毫不起眼，然而真正愛國學、愛唐詩宋詞的人，想必都知道張若虛及其著名詩篇《春江花月夜》

　　據說《春江花月夜》這個題目，始創于那個“全無心肝”的陳后主陳叔寶。然而陳叔寶究竟在這個美麗的題目下寫了些什么，卻因詩已失傳，無從知曉。荒淫無道的隋煬帝楊廣倒留下了現存最早的兩首《春江花月夜》，不過只五言四句，短淺空洞。陳叔寶還寫過一首《玉樹后庭花》，常被后人在文論中與《春江花月夜》并提，詩也還留存于世，雖是七言，卻僅六句，況且肉麻得緊，與隋煬帝如出一轍，都是臭名昭著的宮體詩。

　　宮體詩以宮廷為中心，以艷情為內容，描紅點翠，堆香砌玉，浮華荒謬，空虛無聊;從梁陳到隋唐，百余年間，主宰文壇，造成詩國的黑暗，遺下無數罪孽。南朝士族生活優裕，偷安成習，以能作五言詩作為表示自己是士流的手段，如果不會作詩就會被人鄙視、不能參加社會活動，詩歌完全成了荒淫腐朽生活的點綴，建安氣質、魏晉風骨早已蕩然無存。唐前期的詩歌創作沿襲了南朝文風，詩人們“競一韻之奇，爭一家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就是大唐開國創業英主李世民也不能免俗，表現不出象宋太祖趙匡胤《日出》詩那種“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萬國明”的氣魄。李世民對詩人張昌齡的文澡很賞識，但張昌齡等應進士科不第，李世民問原因，考官說他們文風浮靡，不是好材料，李世民也就默認了。

　　王勃、楊炯、盧照鄰和駱賓王同時入霸詩壇，稱為初唐四杰。四杰在古詩向律詩的過渡中起到了開拓作用。文武雙全的裴行儉對四人卻十分輕視，說士人要有遠大前程，首先靠器識，其次才是文藝。王勃雖有文才，浮澡淺露，不象享受爵祿的材料。楊炯大概可以做個知縣，其余人能得好死就算不錯了。這些評說足見新詩的發展道路艱難。對打破宮體詩的束縛、鋪平新詩發展之路，初唐四杰是有貢獻的，杜甫評四杰詩說“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這個評價既是對當時詩壇基本態度的客觀反映，也是對四杰詩的確評。

　　在六朝浮華文風籠罩下，宋之問、閻朝隱等宮廷幸臣成了詩壇上一伙把頭式人物。盧照鄰和駱賓王始終在齊梁余風里打轉，王勃和楊炯又一個早死、一個遠宦，因此初唐四杰的成就并不大。成就最高的王勃也不過給我們留下了“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之類的好詩句，而幾乎沒有令人振奮的好的詩篇，更不要說為盛唐詩人提供典范。把大唐引進詩歌朝代的，也許正是張若虛與他的《春江花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