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子建是當代文壇上頗具才情的東北作家,步入文壇三十多年來,她始終保持著自己特有的淳樸、沉靜的寫作風格。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遲子建散文時間怎樣行走和其他經典代表作品，希望大家喜歡。

　　遲子建散文篇1：時間怎樣地行走

　　墻上的掛鐘,曾是我童年最愛著的一道風景.

　　我對它有一種說不出的崇拜,因為它掌管著時間,我們的作息似乎都受著它的支配.到了指定的時間,我們得起床上學,得做課間操,得被父母吆喝著去睡覺.雖然說有的時候我們還沒睡夠不想起床,在戶外的月光下還沒有戲耍夠不想回屋睡覺,都必須因為時間的關系而聽從父母的吩咐.他們理直氣壯呵斥我們的話與掛鐘息息相關:"都幾點了,還不起床!"要么就是:"都幾點了,還在外面瘋玩,快睡覺去!"

　　這時候,我覺得掛鐘就是一個拿著煙袋鍋磕碰著我們腦門的狠心的老頭,又兇又倔,真想把他給掀翻在地,讓它永遠不能再行走.在我的想象中,它就是一個看不見形影的家長,嚴厲而又古板.但有時候它也是溫情的,在除夕夜里,它的每一聲腳步都給我們帶來快樂,我們可以在子時鐘聲敲響后得到夢寐以求的壓歲錢,想著用這錢可以買糖果來甜甜自己的嘴,真想在雪地上暢快地打幾個滾.

　　我那時天真地以為時間是被一雙神秘的大手放在掛鐘里的.它每時每刻地行走著,走的不慌不忙,氣定神凝,不會因為貪戀窗外鳥語花香的美景而放慢腳步,也不會因為北風肆虐,大雪紛飛而加快腳步.它的腳,是世界上最能禁得起誘惑的腳,從來都是循著固定的軌跡行走.我喜歡聽它前行的聲音,總是一個節奏,好像一首溫馨的搖籃曲.時間藏在掛鐘里,與我們一同經歷著風霜雨雪,潮漲潮落.

　　我上初中以后,手表就比較普及了.我看見時間躲在一個小小的圓盤里,在手腕上跳舞.它跳得靜悄悄的,不像墻上的掛鐘那么清脆悅耳,"滴答——滴答——"的聲音不絕于耳.手表里的時間給我一種鬼鬼祟祟的感覺,少了幾分氣勢和威嚴,所以明明到了上課時間,我還會磨蹭一兩分鐘再進教室,手表里的時間也就因此顯得有些落寞.

　　后來,生活變得豐富多彩了,時間棲身的地方就多了.項鏈墜可以藏著時間,臺歷上鑲嵌著時間,玩具里放置著時間,至于電腦和手提電話,只要我們一打開它們,率先映入眼簾的就有時間.時間如繁星一樣到處閃爍著,它悅來越多,也就越來越顯得匆匆了.

　　十幾年前的一天,我在北京第一次發現了時間的痕跡.我在梳頭時發現了一根白發,它在清晨的曙光中像一道明麗的雪線一樣刺痛了我的眼睛.我知道時間其實一直悄悄地躲在我的頭發里行走,只不過它這一次露出了痕跡而已.我還看見,時間在目前的口腔里行走,她的牙齒脫落的越來越多.我明白時間讓花朵綻放的時候,也會讓人的眼角綻放出花朵——魚尾紋.時間讓一棵青春的小樹越來越枝繁葉茂,讓車輪的輻條越來越沾染上銹跡,讓一座老屋逐漸駝了背.時間好似變戲法的魔術師,它能讓一個活生生的人瞬間消失在他們辛勤勞作過的土地上,我的祖父,外祖父和父親,就讓時間給無聲地接走了,再也看不到他們的腳印,只能在清冷的夢中見到他們依稀的身影.他們不在了,可時間還在,它總是持之以恒,激情澎湃地行走著——在我們看不到的角落,在我們不經意走過的地方,在日月星辰中,在夢中.

　　我終于明白掛鐘上的時間和手表里的時間只是時間的一個表象而已,它存在于更豐富的日常生活中.只要我們在行走,時間就會行走.我們和時間如同一對伴侶,相依相偎著,不朽的它會在我們不知不覺間,引領著我們一直走到地老天荒。

　　遲子建精美散文篇2：飛向泥土的箭

　　我雖然第一次到新疆，但對它沒有陌生感。它的太陽，與我故鄉大興安嶺夏至前后的太陽太像了，對人間千般的不舍，遲遲不落。我曾在晚上8點鐘，和幾位朋友在伊犁河畔的一座八角亭里，看一對對盛裝的新人，沐浴著陽光，在音樂和清風中翩翩起舞。看過了婚禮的熱鬧，9點鐘吧，我又獨自溜到果園摘杏子吃。而這個時刻的太陽，還明晃晃得如一面銅鑼呢，惹得我直想往它身上投幾個杏子，砸出點回音來。

　　除了這仿佛被施了魔法的太陽，其滿面的青春氣讓我熟悉，還有一塊土地在我的意念中也是熟悉了的，那就是伊犁河南岸的察布查爾。

　　察布查爾，是錫伯語“糧倉”之意。而生活在這兒的錫伯人，是兩百多年前從東北遷徙而來的。

　　錫伯人最初游獵于大興安嶺東麓，它的始祖是鮮卑人。兩千年前，鮮卑人走出大興安嶺森林，挺進中原，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登上了歷史舞臺，歷時148年。在大興安嶺阿里河密林深處，有一個嘎仙洞，1980年在石室內發現了石刻祝文，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于公元443年派遣中書侍郎李敞祭祖時所刻的。這個神奇的洞窟，無疑是他們的“祖廟”。我曾在1986年探訪過嘎仙洞，洞口呈三角形，洞內寬大幽深得如精心開鑿的軍備庫，能容幾輛卡車并行。我還記得撫摩了一下鐫刻著祝文的石碑，其徹骨的陰涼至今難忘。那個年代，從中原到大興安嶺，快馬也要走上十天半月的。拓跋燾得天下后不忘宗祖，讓我對他油然而生敬佩之情。據史書記載，拓跋燾是一個驍勇善戰的，他崇尚節儉，厭惡奢華，率軍時賞罰分明，曾有“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的至理名言。可惜這樣的英雄，最終為手下的宦官所殺。看來自身的光芒過于耀眼了，刀劍的寒光逼近時，會難以辨析。而這混跡其中的不祥之光，往往跟毒蛇一樣，看準時機，就會突然下口，熄滅一種大光明。于是，歷史上也就有了一幕又一幕的黑暗時刻。

　　鮮卑后人的錫伯人，走出大興安嶺后，主要生活在松嫩平原和呼倫貝爾大草原上。他們騎馬善射，英勇無畏。所以，當清朝的西部邊疆頻頻受到外敵侵擾時，乾隆皇帝想到了他們，發動了偉大的“長征”，抽調了錫伯族官兵一千多人，連同他們的家眷，共計三千兩百多人，于1764年的農歷4月18日，讓集結在盛京(今沈陽)的他們，開始了西遷戍邊。

　　乾隆皇帝給他們西遷的期限是三年，而錫伯人用了不到一半時間。如果刨除被風雪和洪水圍困的日子，這支隊伍走完全程，僅僅用了半年多的時間，堪稱奇跡!最讓人震撼的是，隊伍到達目的地時，人員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這其中就有在旅途中出生的三百多個嬰孩!可以想見，在漆黑如墨的暴風雪的夜晚，在洪水泛濫的血色黎明，錫伯人身上涌動的那股原始的生命之泉，是多么的強旺。這樣的民族，無疑是人間的牧歌天堂!

　　我們來到察布查爾的時候，是晚上7時許。參觀錫伯族西遷紀念館時，我們走馬觀花地瀏覽了兩個館，看到的是一些兵器和生活用具，然后來到院子。那里有一個小型射箭場，兩面靶子豎在草地上。旅美學者查建英拉弓射箭，箭中靶上，歡呼雀躍;而我不得要領，幾次拉弓，箭在弦上，始終不發。館長便手把手教我，終于射出一箭，不過它沒有飛向靶子，而是一頭栽在泥土中，壁立于青草之間，仿佛它就是青草中的一員。

　　離開察布查爾后，我們去了喀什。從南疆返回烏魯木齊時，恰好是7月5日的黃昏。我們入住賓館不久，城區暴力恐怖事件的消息傳來。在那個不眠之夜，我幾次走到賓館的院子，在高大的樹叢中游魂似地飄來蕩去。那個夜晚的聲音和氣味，把我的心撕裂了。我的心在滴血的時候，眼前不時閃現出那支飛向泥土的箭。我多么希望這世界上所有的刀，只在歡歌時屠宰牲畜才亮出鋒刃;所有的石頭，只為女人在河畔哼著歌謠捶打衣服而生;而所有的棍棒，不過是為了打落果園中高掛枝頭的桃李。我多么希望，我射出的那支飛向泥土的箭，會在秋日的寒露中，與萬物同枯，與血腥永別，在轉年的春天，安然復蘇為一棵清香四溢的草，做露珠的巢。

　　遲子建經典散文篇3：那些不死的魂靈啊

　　俄羅斯的國土太遼闊了，它有荒漠、苔原，也有無邊的森林和草原。它有光明不眨眼的燦爛白夜，也有光明打盹的漫漫黑夜。穿行于這種地貌中的河流，性格也是多樣的，有的沉郁憂傷，有的明朗奔放。俄羅斯的文學，因為有了這樣的泥土和河流的滋養，就像落在雪地上的星光一樣，在凜冽中煥發著溫暖的光澤，最具經典的品質。

　　屠格涅夫的作品宛如敲窗的春風，恬適而優美。它的《獵人日記》和《木木》，使十七、八歲的我對文學滿懷憧憬，能被這樣的春風接引著開始文學之旅，是一種福氣啊。

　　20歲之后，我開始讀普希金、蒲寧、艾特瑪托夫和托爾斯泰的作品。也許是年齡的原因，我比較偏愛艾特瑪托夫的作品，他描寫的人間故事帶著天堂的氣象。這期間，有兩部蘇聯的偉大作品讓我視為神燈：一盞是阿斯塔菲耶夫的《魚王》，另一盞是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同樣具有神燈氣質的還有阿爾謝尼耶夫的《在烏蘇里莽林中》，其中的德爾蘇·烏扎拉是20世紀最豐滿的人物形象之一。

　　30歲后，我重點讀了契訶夫、果戈理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我開始迷戀陀斯妥耶夫斯基，這位對人類靈魂拷問到極致的文學大師，使增加了一些閱歷的我滿懷敬畏，他的《罪與罰》、《白癡》、《卡拉瑪佐夫兄弟》，無疑是19世紀文學星空中最奪目的星辰。

　　不僅是在中國，在俄羅斯，人們對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喜歡也是日盛一日，這使托爾斯泰的光芒相應黯淡了一些。前些年，我又重讀托翁的作品，也許《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還能讓一些挑剔的文學史家找出種種不和諧之處，但我覺得《復活》應該是無可爭議的史詩作品，托爾斯泰實際上是為一個已經消逝的時代唱了一曲挽歌。主人公內心的矛盾和痛苦正是造成托爾斯泰晚年悲涼出走的原因。也許是托爾斯泰生前獲得了太多的榮譽，人們才容易對飽嘗人世辛酸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產生更大的同情，情感天平的傾斜左右了人們對藝術價值的判斷。但我覺得他們之間不分高下，同樣偉大。托翁能在八十二歲高齡時出走，是不想讓那座富庶的莊園成為自己的埋葬之地!他把衰老的軀殼最后交付給了明月清風、草原溪流。交付給了它們，就等于交付給了自由!

　　契訶夫也是我喜愛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說幾乎篇篇精致。他的《第六病室》和《薩哈林旅行記》是杰作。能夠把小人物的命運寫得那么光彩勃發、感人至深，大概只有契訶夫可為。我甚至想，如果上蒼不讓契訶夫在44歲離世，他再多活十年二十年，其文學成就可能會遠遠超過托爾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他在去薩哈林島采訪苦役犯人之前，曾對托翁的《克萊采奏鳴曲》喜愛有加。然而三個月的薩哈林島采訪經歷，面對著排山倒海般撲面而來的苦難，他的藝術觀發生了裂變，遠行歸來，他覺得《克萊采奏鳴曲》有點可笑。他說：“要么我是在旅行中長大了，要么是我發了瘋。”毫無疑問，契訶夫沒有發瘋，他在薩哈林島，看到了生活和藝術的真相。可惜上蒼留給他揭示這一個個真相的時間微乎其微了。

　　俄羅斯有兩個人格高貴的詩人，其命運是那么的相似，都是死于決斗中：普希金和萊蒙托夫。這也是我最喜愛的兩個俄羅斯詩人。愛好文學的人，誰沒有讀過普希金的詩歌呢!聽吧：“我的豎琴質樸而高尚，從不曾將世間的神贊頌。我以自由而無比驕傲，從不肯對權貴巴結逢迎。”再聽：“有兩種愛對我們無限親切，我們的心從中得以滋養，一是愛我們的可愛的家鄉，二是愛我們祖宗的墳墓!”這是何等鏗鏘的男兒誓言，這是多么具有民族氣節的英雄氣概!難怪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果戈理等都對普希金的作品無限尊崇。而年輕的萊蒙托夫則在《我愛那層巒疊嶂的青山》中寫下了這樣的詩篇：“仍是這片草原，這輪明月，月兒向我垂下了目光，好像責備我這樣的夜晚，一個人竟敢騎一匹駿馬，同它爭奪草原上的霸權!”這股青春的豪情是多么動人啊。

　　俄羅斯的文學，根植于廣袤的森林和草原，被細雨和飛雪縈繞，樸素、深沉、靜美。今年6月我在俄羅斯旅行，有天清晨在慢行列車上看到窗外被白霧籠罩的森林時，心中涌起了濃濃的傷感。那曼妙的輕霧多么像靈魂的舞蹈啊。俄羅斯的作家，無不熱愛著這片溫熱而寒冷的土地，他們以深切的人道關懷和批判精神，把所經歷的時代的種種苦難和不平、把人性中的骯臟和殘忍深刻地揭示出來。同時，他們還以憂愁的情懷，抒發了對祖國的愛，對人性之美的追求和向往。這些品質，正是這個越來越物質化的時代的作家身上所欠缺的。我在哈爾濱見過俄羅斯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拉斯普京先生，他在評述馬爾克斯描寫妓女生活的新作時是那么憤懣：我簡直不能相信這出自《百年孤獨》的作者之手!我想只有在俄羅斯這片土壤成長起來的作家，才具有這種抗腐蝕的能力。難怪他在《伊萬的女兒，伊萬的母親》的中譯本的序言的結尾中說：惡是強大的，但愛和美更強大。

　　果戈理的不朽作品是《死魂靈》。在我眼中，我景仰的這些俄羅斯的文學大師們，他們的魂靈就是不死的。那些不死的魂靈啊，是從祭壇灑向這個齷齪的文學時代的最純凈的露滴，是我在俄羅斯的森林中望見的、能讓我眼睛一濕的縷縷晨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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