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是我國非常有名的散雜文大家，你們看過多少。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精心整理的朱自清散雜文，希望對大家有用。

　　朱自清散雜文1：我是揚州人

　　有些國語教科書里選得有我的文章，注解里或說我是浙江紹興人，或說我是江蘇江都人--就是揚州人。有人疑心江蘇江都人是錯了，特地老遠地寫信托人來問我。我說兩個籍貫都不算錯，但是若打官話，我得算浙江紹興人。浙江紹興是我的祖籍或原籍，我從進小學就填的這個籍貫;直到現在，在學校里服務快三十年了，還是報的這個籍貫。不過紹興我只去過兩回，每回只住了一天;而我家里除先母外，沒一個人會說紹興話。

　　我家是從先祖才到江蘇東海做小官。東海就是海州，現在是隴海路的終點。我就生在海州。四歲的時候先父又到邵伯鎮做小官，將我們接到那里。海州的情形我全不記得了，只對海州話還有親熱感，因為父親的揚州話里夾著不少海州口音。在邵伯住了差不多兩年，是住在萬壽宮里。萬壽宮的院子很大，很靜;門口就是運河。河坎很高，我常向河里扔瓦片玩兒。邵伯有個鐵牛灣，那兒有一條鐵牛鎮壓著。父親的當差常抱我去看它，騎它，撫摸它。鎮里的情形我也差不多忘記了。只記住在鎮里一家人家的私塾里讀過書，在那里認識了一個好朋友叫江家振。我常到他家玩兒，傍晚和他坐在他家荒園里一根橫倒的枯樹干上說著話，依依不舍，不想回家。這是我第一個好朋友，可惜他未成年就死了;記得他瘦得很，也許是肺病罷?

　　六歲那一年父親將全家搬到揚州。后來又迎養先祖父和先祖母。父親曾到江西做過幾年官，我和二弟也曾去過江西一年;但是老家一直在揚州住著。我在揚州讀初等小學，沒畢業，讀高等小學，畢了業;讀中學，也畢了業。我的英文得力于高等小學里一位黃先生，他已經過世了。還有陳春臺先生，他現在是北平著名的數學教師。這兩位先生講解英文真清楚，啟發了我學習的興趣;只恨我始終沒有將英文學好，愧對這兩位老師。還有一位戴子秋先生，也早過世了，我的國文是跟他老人家學著做通了的。那是辛亥革命之后在他家夜塾里的時候。中學畢業，我是十八歲，那年就考進了北京大學預科，從此就不常在揚州了。

　　就在十八歲那年冬天，父親母親給我在揚州完了婚。內人武鐘謙女士是杭州籍，其實也是在揚州長成的。她從不曾去過杭州;后來同我去是第一次。她后來因為肺病死在揚州，我曾為她寫過一篇《給亡婦》。我和她結婚的時候，祖父已經死了好幾年了。結婚后一年祖母也死了。他們兩老都葬在揚州，我家于是有祖塋在揚州了。后來亡婦也葬在這祖塋里。母親在抗戰前兩年過世，父親在勝利前四個月過世，遺憾的是我都不在揚州;他們也葬在那祖塋里。這中間叫我痛心的是死了第二個女兒!她性情好，愛讀書，做事負責任，待朋友最好。已經成人了，不知什么病，一天半就完了!她也葬在祖塋里。我有九個孩子。除第二個女兒外，還有一個男孩不到一歲就死在揚州;其余亡妻生的四個孩子都曾在揚州老家住過多少年。這個老家直到今年夏初才解散了，但是還留著一位老年的庶母的那里。

　　我家跟揚州的關系，大概夠得上古人說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現在亡妻生的四個孩子都已自稱為揚州人;我比起他們更算是在揚州長成的，天然更該算是揚州人了。但是從前一直馬馬虎虎的騎在墻上，并且自稱浙江人的時候還多些，又為什么呢?這一半因為報的是浙江籍，求其一致，一半也還有些別的道理。這些道理第一樁就是籍貫是無所謂的。那時要做一個世界人，連國籍都覺得狹小，不用說省籍和縣籍了。那時在大學里覺得同鄉會最沒有意思。我同住的和我來往的自然差不多都是揚州人，自己卻因為浙江籍，不去參加江蘇或揚州同鄉會。可是雖然是浙江紹興籍，卻又沒跟一個道地浙江人來往，因此也就沒人拉我去開浙江同鄉會，更不用說紹興同鄉會了。這也許是兩棲或騎墻的好處罷?然而出了學校以后到底常常會到道地紹興了。我既然不會說紹興話，并且除了花雕和蘭亭外幾乎不知道紹興的別的情形，于是乎往往只好自己承認是假紹興人。那雖然一半是玩笑，可也有點兒窘的。

　　還有一樁道理就是我有些討厭揚州人;我討厭揚州人的小氣和虛氣。小是眼光如豆，虛是虛張聲勢，小氣無須舉例。虛氣例如已故的揚州某中央委員，坐包車在街上走，除拉車的外，又跟上四個人在車子邊推著跑著。我曾經寫過一篇短文，指出揚州人這些毛病。后來要將這篇文收入散文集《你我》里，商務印書館不肯，怕再鬧出"親話揚州"的案子。這當然也因為他們總以為我是浙江人，而浙江人罵揚州人是會得罪揚州人的。但是我也并不抹煞揚州的好處，曾經寫過一篇《揚州的夏日》，還有在《看花》里也提起揚州福緣庵的桃花。再說現在年紀大些了，覺得小氣和虛氣都可以算是地方氣，絕不止是揚州人如此。從前自己常答應人說自己是紹興人，一半又因為紹興有些憨氣，而揚州似乎太聰明。其實揚州人也未嘗沒憨氣，我的朋友任中敏( 二北)先生，辦了這么多年漢民中學，不管人家理會不理會，難道還不夠"憨"的!紹興人固然有憨氣，但是也許還有別的氣我討厭的，不過我不深知罷了，這也許是阿Q 的想法罷了?然而我對于揚州的確漸漸親熱起來了。

　　揚州真象有些人說的，不折不扣是個有名的地方。不用遠說，李斗《揚州畫舫錄》里的揚州就夠羨慕的。可是現在衰落了，經濟上是一日千丈的衰落了，只看那些沒精打彩的鹽商家就知道。揚州在上海被稱為江北佬，這名字總而應該言之表示低等的人。江北佬在上海是受欺負的，他們于是學些不三不四的上海話來冒充上海人。到了這地步他們可竟會忘其所以的欺負起那些新來的江北佬了。這就養成了揚州人的自卑心理。抗戰以來許多揚州人來到西南，大半都自稱為上海人，就靠著那一點不三不四的上海話;甚至連這一點都沒有，也還自稱為上海人。其實揚州人在本地也有他們的驕傲的。他們稱徐州以此的人為侉子，那些人說的是侉話。他們笑鎮江人說話土氣，南京人說話大舌頭，盡管這兩個地方都在江南。吳語他們稱為蠻話，說這種話的人當然是蠻子了。然而這些話只好關著門在家里說，到上海一看，立即就會矮上半截，縮起舌頭不敢嘖一聲了。揚州真是衰落得可以啊!

　　我也是一個江北佬，一大堆揚州口音說是招牌，但是我卻不愿做上海人;上海人太狡猾了。況且上海對我太生疏，生疏的程度跟紹興對我也差不多;因為我知道上海雖然也許比知道紹興多些，但是紹興究竟是我的祖籍，上海是和我水米無干的。然而年紀大起來了，世界人到底做不成，我要一個故鄉。俞平伯先生有一行詩，說"把故鄉掉了"。其實他掉了故鄉又找到了一個故鄉;他詩文里提到蘇州度過他的童年，所以提起來一點一滴都親親熱熱的，童年的記憶最單純最真切，影響最深最久;種種悲歡離合，回想起來最有意思。"表燈有味是兒時"，其實不止青燈，兒時的一切回憶都是有味的。這樣看，在那兒度過童年，就算那兒是故鄉，大概差不多罷?這樣看，就只有揚州可以算是我的故鄉了。何況我的家又是"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呢?所以揚州好也罷，歹也罷，我總該算是揚州人的。

　　朱自清散雜文2：詩經

　　詩的源頭是歌謠。上古時候，沒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謠，沒有寫的詩。一個人高興的時候或悲哀的時候，常愿意將自己的心情訴說出來，給別人或自己聽。日常的言語不夠勁兒，便用歌唱;一唱三嘆的叫別人回腸蕩氣。唱嘆再不夠的話，便手也舞起來了，腳也蹈起來了，反正要將勁兒使到了家。碰到節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樂，唱歌的機會更多。或一唱眾和，或彼此競勝。傳說葛天氏的樂八章，三個人唱，拿著牛尾，踏著腳，似乎就是描寫這種光景的。歌謠越唱越多，雖沒有書，卻存在人的記憶里。有了現成的歌兒，就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隨時揀一支合適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悶。若沒有完全合適的，盡可刪一些改一些，到稱意為止。流行的歌謠中往往不同的詞句并行不悖，就是為此。可也有經過眾人修飾，成為定本的。歌謠真心說是"一人的機鋒，多人的智慧"了。

　　歌謠可分為徒歌和樂歌。徒歌是隨口唱，樂歌是隨著樂器唱。徒歌也有節奏，手舞腳蹈便是幫助節奏的;可是樂歌的節奏更規律化些。樂器在中國似乎早就有了，《禮記》里說的土鼓土槌兒、蘆管兒，也許是我們樂器的老祖宗。到了《詩經》時代，有了琴瑟鐘鼓，已是洋洋大觀了。歌謠的節奏最主要的靠重疊或叫復沓;本來歌謠以表情為主，只要翻來覆去將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著費話。重疊可以說原是歌謠的生命，節奏也便建立在這上頭。字數的均齊，韻腳的調協，似乎是后來發展出來的。有了這些，重疊才在詩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

　　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將那些歌謠紀錄下來，便是最初的寫的詩了。但紀錄的人似乎并不是因為欣賞的緣故，更不是因為研究的緣故。他們大概是些樂工，樂工的職務是奏樂和唱歌;唱歌得有詞兒，一面是口頭傳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兒。歌謠便是這么寫下來的。我們知道春秋時的樂工就和后世闊人家的戲班子一樣.老板叫作太師。那時各國都養著一班樂工，各國使臣來往，宴會時都得奏樂唱歌。太師們不但得搜集本國樂歌，還得搜集別國樂歌。不但搜集樂詞，還得搜集樂譜。

那時的社會有貴族與平民兩級。太師們是伺候貴族的，所搜集的歌兒自然得合貴族們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會入選的。他們搜得的歌謠，有些是樂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樂才好用。合樂的時候，往往得增加重疊的字句或章節，便不能保存歌詞的原來樣子。除了這種搜集的歌謠以外，太師們所保存的還有貴族們為了特種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獵等等作的詩。這些可以說是典禮的詩。又有諷諫、頌美等等的獻詩;獻詩是臣下作了獻給君上，準備讓樂工唱給君上聽的，可以說是政治的詩。太師們保存下這些唱本兒，帶著樂譜;唱詞兒共有三百多篇，當時通稱作"《詩》三百"。到了戰國時代，貴族漸漸衰落，平民漸漸抬頭，新樂代替了古樂，職業的樂工紛紛散走。樂譜就此亡失，但是還有三百來篇唱詞兒流傳下來，便是后來的《詩經》了。

　　"詩言志"是一句古話;"詩"這個字就是"言""志"兩個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謂"言志"和現在所謂"抒情"并不一樣;那"志"總是關聯著政治或教化的。春秋時通行賦詩。在外交的宴會里，各國使臣往往得點一篇詩或幾篇詩叫樂工唱。這很像現在的請客點戲，不同處是所點的詩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這可以表示這國對那國或這人對那人的愿望、感謝、責難等等，都從詩篇里斷章取義。斷章取義是不管上下文的意義，只將一章中-兩句拉出來，就當前的環境，作政治的暗示。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宴晉使趙孟于垂隴，趙孟請大家賦詩，他想看看大的"志"。子太叔賦的是《野有蔓草》。原詩首章云，"野有蔓草，零露博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愿兮。"子太叔只取末兩句，借以表示鄭國歡迎趙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詩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管了。可是這樣辦正是"詩言志";在那回宴會里，趙孟就和子太叔說了"詩以言志"這句話。

　　到了孔子時代，賦詩的事已經不行了，孔子卻采取了斷章取義的辦法，用《詩》來討論做學問做人的道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來說的是治玉，將玉比人。他卻用來教訓學生做學問的工夫。"巧笑情兮，美日盼兮，素以為絢兮"，本來說的是美人，所謂天生麗質。他卻拉出末句來比方作畫，說先有白底子，才會有畫，是一步步進展的;作畫還是比方，他說的是文化，人先是樸野的，后來才進展了文化--文化必須修養而得，并不是與生俱來的。他如此解詩，所以說"思無邪"一句話可以包括"《詩》三百"的道理;又說詩可以鼓舞人，聯合人，增加閱歷，以泄牢騷，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里面。"孔子以后，"《詩》三百"成為儒家的《六經》之-，《莊子》和《茍子》里都說到"詩言志"，個"志"便指教化而言。

　　但春秋時列國的賦詩只是用詩，并非解詩;那時詩的主要作用還在樂歌。因樂歌而加以借用，不過是一種方便罷了。至于詩篇本來的意義，那時原很明白，用不著討論。到了孔子時代，詩已經不常歌唱了，詩篇本來的意義，經過了多年的借用，也漸漸含糊了。他就按著借用的辦法，根據他教授學生的需要，斷章取義的來解釋那些詩篇。后來解釋《詩經》的儒生都跟著他的腳步走。最有權威的毛氏《詩傳》和鄭玄《詩箋》差不多全是斷章取義，甚至斷句取義--斷句取義是在一句兩句里拉出一個兩個字來發揮，比起斷章取義，真是變本加厲了。

　　毛氏有兩個人：一個毛亨，漢時魯國人，人稱為大毛公，一個毛萇莫，趙國人，人稱為小毛公;是大毛公創始《詩經》的注解，傳給小毛公，在小毛公手里完成的。鄭玄是東漢人，他是專給毛《傳》作《箋》的，有時也采取別家的解說;不過別家的解說在原則上也還和毛氏一鼻孔出氣，他們都是以史證詩。他們接受了孔子"無邪"的見解，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論世"的見解，以為用孔子的詩的哲學，別裁古代的史說，拿來證明那些詩篇是什么時代作的，為什么事作的，便是孟子所謂"以意逆志"。其實孟子所謂"以意逆志"倒是說要看全篇大意，不可拘泥在字句上，與他們不同。他們這樣猜出來的作詩人的志，自然不會與作詩人相合;但那種志倒是關聯著政治教化而與"詩言志"一語相合的。這樣的以史證詩的思想，最先具體的表現在《詩序》里。

　　《詩序》有《大序》《小序》。《大序》好像總論，托名子夏，說不定是誰作的。小序每篇一條，大約是大小毛公作的。以史證詩，似乎是《小序》的專門任務;傳里雖也偶然提及，卻總以訓詁為主，不過所選取的字義，意在助成序說，無形中有個一定方向罷了。可是《小序》也還是泛說的多，確指的少。到了鄭玄，才更詳密的發展了這個條理。他按著《詩經》中的國別和篇次，系統的附合史料，編成了《詩譜》，差不多給每篇詩確定了時代;《箋》中也更多的發揮了作為各篇詩的背景的歷史。以史證詩，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

　　《大序》說明詩的教化作用;這種作用似乎建立在風、雅、頌、賦、比、興，所謂"六義"上。《大序》只解釋了風雅頌。說風是風化(感化)、諷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頌是形容盛德的意思。這都是按著教化作用解釋的。照近人的研究，這三個字大概都從音樂得名。風是各地方的樂調，《國風》便是各國土樂的意思。雅就是"烏"字，似乎描寫這種樂的嗚嗚之音。雅也就是"夏"字，古代樂章叫作"夏"的很多，也許原是地名或族名。雅又分《大雅》、《小雅》，大約也是樂調不同的緣故。頌就是"容"字，容就是"樣子";這種樂連歌帶舞，舞就有種種樣子了。風雅頌之外，其實還該有個"南"。南是南音或南調，《詩經》中《周南》、《召南》的詩，原是相當于現在河南、湖北一帶地方的歌謠。《國風》舊有十五，分出二南，還剩十三;而其中田邶、[兩國的詩，現經考定，都是衛詩，那么只有十一《國風》了。頌有《周頌》、《魯頌》、《商頌》，《商頌》經考定實是《宋頌》。至于搜集的歌謠，大概是在二南、《國風》和《小雅》里。

　　賦比興的意義，說數最多。大約這三個名字原都含有政治和教化的意味。賦本是唱詩給人聽，但在《大序》里，也許是"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的意思。比興都是《大序》所謂"主文而譎諫";不直陳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諷刺叫"譎諫"。說的人無罪;聽的人卻可警誡自己。《詩經》里許多譬喻就在比興的看法下，斷章斷句的硬派作政教的意義了。比興都是政教的譬喻，但在詩篇發端的叫做興。《毛傳》只在有興的地方標出，不標賦比;想來賦義是易見的，比興雖都是曲折成義，但興在發端，往往關系全詩，比較更重要些、所以便特別標出了。《毛傳》標出的興詩，共一百十六篇，《國風》中最多，《小雅》第二;按現在說，這兩部分搜集的歌謠多，所以譬喻的句子也便多了。

　　朱自清散雜文3：三家書店

　　倫敦賣舊書的鋪子，集中在切林克拉斯路(Charing Cross Road);那是熱鬧地方，頂容易找。路不寬，也不長，只這么彎彎的一段兒;兩旁不短的是書，玻璃窗里齊整整排著的，門口攤兒上亂烘烘擺著的，都有。加上那徘徊在窗前的，圍繞著攤兒的，看書的人，到處顯得擁擁擠擠，看過去路便更窄了。攤兒上看最痛快，隨你翻，用不著"勞駕""多謝";可是讓風吹日曬的到底沒什么好書，要看好的還得進鋪子去。進去了有時也可隨便看，隨便翻，但用得著"勞駕""多謝"的時候也有;不過愛買不買，決不至于遭白眼。說是舊書，新書可也有的是;只是來者多數為的舊書罷了。

　　最大的一家要算福也樂(Foyle)，在路西;新舊大樓隔著一道小街相對著，共占七號門牌，都是四屋，舊大樓還帶地下室---可并不是地窖子。店里按著書的性質分二十五部;地下室里滿是舊文學書。這片店二十八年前本是一家小鋪子，只用了一個店員;現在店員差不多到了二百人，藏書到了二百萬種，倫敦的《晨報》稱為"世界最大的新舊書店"。兩邊店門口也擺著書攤兒，可是比別家的大。我的一本袖珍《歐洲指南》，就在這兒從那穿了滿染著書塵的工作衣的店員手里，用半價買到的。

在攤兒上翻書的時候，往往看不見店員的影子;等到選好了書四面找他，他卻從不知哪一個角落里鉆出來了。但最值得流連的還是那間地下室;那兒有好多排書架子，地上還東一堆西一堆的。乍進去，好像掉在書海里;慢慢地才找出道兒來。屋里不夠亮，土又多，離窗戶遠些的地方，白日也得開燈。可是看得自在;他們是早七點到晚九點，你待個幾點鐘不在乎，上天去幾趟也不在乎。只有一件，不可著急。你得像逛廟會逛小市那樣，一半玩兒，一半當真，翻翻看看，看看翻翻;也許好幾回碰不見一本合意的書，也許霎時間到手了不止一本。

　　開鋪子少不了生意經，福也樂的卻頗高雅。他們在舊大樓的四層上留出一間美術館，不時地展覽一些畫。去看不花錢，還送展覽目錄;目錄后面印著幾行字，告訴你要買美術書可到館旁藝術部去。展覽的書也并不壞，有賣的，有不賣的。他們又常在館里舉行演講會，講的人和主席的人當中，不缺少知名的。聽講也不用花錢;只每季的演講程度表下，"恭請你注意組織演講會的福也樂書店"。還有所謂午餐會，刻也在館里。他們請一兩個小名人做主角，隨便誰，納了餐費便可加入;英國的午餐很簡單，費不會多。假使有閑工夫，去領略領略那名雋的談吐，倒也值得的，不過去的卻并不怎樣多。

　　牛津街是倫敦的東西通衢，繁華無比，街上呢絨店最多;但也有一家大書店鋪，叫做彭勃思(Bumpus)的便是。這鋪子開設于一七九O年左右，原在別處;一八五O年在牛津街開了一個分店，十九世紀末便全挪到那邊去了，維多利亞時代，店主多馬斯.彭勃思很通聲氣，來往的有迭更斯、蘭姆、麥考萊、威治威斯等人;鋪子就在這時候出了名。店后本連著舊法院，有看守所，守衛室等，十幾年來都讓店里給買下了。這點古跡增加了人對于書店的趣味。法院的會議圓廳現在專作書籍展覽會之用;守衛室陳列插圖的書，看守所變成新書的貨棧。但當日的光景還可從一些畫里看出：如十八世紀羅蘭生(Rowwandson)所畫守衛室內部，是晚上各守衛提了燈準備去查監的情形，瞧著很忙碌的樣子。再有一個圖，畫的是一七二九的一個守衛，神氣夠兇的。看守所也有一幅畫，磚砌的一重重大拱門，石板鋪的地，看守室的厚木板門嚴嚴鎖著，只留下一個站方窗，還用十字形的鐵條界著;真是銅墻鐵壁，插翅也飛不出去。

　　這家鋪子是五層大樓，卻沒有福也樂家地方大。下層賣新書，三樓賣兒童書，外國書，四樓五樓賣廉價書;二樓賣絕版書，難得的本子，精裝的新書，還有《圣經》，祈禱書，書影等等，似乎是菁華所在。他們有初印本、精印本、著者自印本、著者簽字本等目錄，搜羅甚博，福也樂家所不及。新書用小牛皮或摩洛哥皮(山羊皮---羊皮也可仿制)裝訂， 燙上金色或別種顏色的立體派圖案;稀疏的幾條平直線或弧線，還有"點兒"，錯綜著配置，透出干凈、利落、平靜、顯豁，看了心目清朗。裝訂的書，數這兒講究，別家書店里少見。書影是仿中世紀的鈔本的一葉，大抵是禱文之類。中世紀鈔本用黑色花體字，文首第一字母和葉邊空處，常用藍色金色畫上各樣花飾，典麗df皇，窮極工巧，而又經久不變;仿本自然說不上這些，只取其也有一點古色古得罷了。

　　一九三一年里，這鋪子舉行過兩回展覽會，一回是劍橋書籍展覽，一回是近代插圖書籍展覽，都在那"會議廳"里。重要的自然是第一回。牛津劍橋是英國最著名的大學;各有印刷所，也都著名。這里從前展覽過牛津書籍，現在再展覽劍橋的，可謂無遺憾了。這一年是劍橋目下的辟特印刷所 (The Pitt Press)奠基百年紀念，展覽會便為的慶祝這個。展覽會由鼎鼎大名的斯密茲(General Smuts)開幕，到者有科學家詹姆士.金斯(James Jeans)，亞特.愛丁頓(Arthur Eddington)，還有別的人。

展覽分兩部，現在出版的書約莫四千冊是一類;另一類是歷史部分。劍橋的書字型清晰，墨色勻稱，行款合式，書扉和書衣上最見工夫;尤其擅長的是算學書，專門的科學書。這兩種書需要極精密的技巧，極仔細的校對;劍橋是第一把手。但是這些東西，還有他們印的那些冷僻的外國語書，都賣得少，賺不了錢。除了是大學印刷所，別家大概很少愿意承印。劍橋又承印《圣經》;英國準印《圣經》的只劍橋牛津和王家印刷人。斯密茲說劍橋就靠《圣經》和教科書賺錢。可是《泰晤士報》社論中說現在印《圣經》的責任重大，認真地考究地印，也只能夠本罷了。---一 五八八年英國最早的《圣經》便是由劍橋承印的。

　　英國印第一本書，出于倫敦威.甲克司登(William Caxton)之手，那是一四七七年。到了一五二一，約翰.席勃齊(John Siberch)來到劍橋，一年內印了八本書;劍橋印刷事業才創始。八年之后，大學方面因為有一家書紙店與異端的新教派勾結，怕他們利用書籍宣傳，便呈請政府，求英王核準在劍橋只許有三家書鋪，讓他們宣誓不賣未經大學檢查員審定的書。那時英王是亨利第八;一五三四年頒給他們敕書，授權他們選三家書紙店兼印刷人，或書鋪，"印行大學校長或他的代理人等所審定的各種書籍"。這便是劍橋印書的法律根據。不過直到一五八三年，他們才真正印起書來。那時倫敦各家書紙店有印書的專利權，任意抬高價錢。

他們妒忌劍橋印書，更恨的是賣得賤。恰好一六二O 年劍橋翻印了他們一本文法書，他們就在法庭告了一狀。劍橋師生老早不樂意他們抬價錢，這一來更憤憤不平;大學副校長第二年乘英王詹姆士第一上新市場去，半路上就遞上一件呈子，附了一個比較價目表。這樣小題大做，真有些書呆子氣。王和諸大臣商議了一下，批道，我們現在事情很多，沒工夫討論大學與諸家書紙店的權益;但準大學印刷人出售那些文學書，以救濟他的支絀。這算是碰了個軟釘子，可也算是勝利。那呈子，那批，和上文說的那本《圣經》都在這一回展覽中。席勃齊印的八本書也有兩種在這里。此外還有一六二九年初印的定本《圣經》，書扉雕刻繁細，手藝精工之極。又密樂頓力息達斯 (Lycidas)的初本也在展覽著，那是經他親手校改過的。

　　近代插圖書籍展覽，在圣誕節前不久，大約是讓做父母的給孩子們多買點節禮吧。但在一個外國人，卻也值得看看。展覽的是七十年來的作品，雖沒有什么系統，在這里卻可以找著各種美，各種趨勢。插圖與裝飾畫不一樣，得吟味原書的文字，透出自己的機鋒。心要靈，手要熟，二者不可缺一。或實寫，或想象，因原書情境。畫人性習而異。----童話的插圖卻只得憑空著筆，想象更自由些;在不自由的成人看來，也許別有一種滋味。看過趙譯《阿麗思漫游奇境記》里譚尼樂 (John Tenniel)的插畫的，當會有同感吧。---所展覽的，幽默、秀美、粗豪、典重，各擅勝場，琳瑯滿目;有人稱為"視覺的音樂"，頗為近之。

最有味的，同一作家，各家插畫所表現的卻大不相同。譬如莪默.伽亞謨(Omar Khayyam)，莎士比亞，幾乎在一個人手里一個樣子;展覽會里書多，比較著看方便，可以擴充眼界。插圖有"黑白"的，有彩色的;"黑白"的多，為的省事省錢。就黑白畫而論，從前是雕版，后來是照相;照相雖然精細，可是失掉了那種生力，只要拿原稿對看就會覺出。這兒也展覽原稿，或是灰筆畫，或是水彩畫;不但可以"對看"，也可以讓那些藝術家更和我們接近些。《觀察報》記者高這回展覽會，說插圖的書，字往往印得特別大，意在和諧;卻實在不便看。他主張書與圖分開，字還照尋常大小印。他自然指大本子而言。但那種"和諧"其實也可愛;若說不便，這種書原是讓你慢慢玩賞的，哪能能像讀報一樣目下數行呢?再說，將配好了的對兒生生拆開，不但大小不稱，怕還要多花錢。

　　詩籍鋪(The Poetry Bookshop)真是米米小，在一個大地方的一道小街上。"叫名"街，實在一條小胡同吧。門前不大見車馬，不說;就是行人，一天也只寥寥幾個。那道街斜對著無人不知的大英博物院;街口釘著小小的一塊字號木牌。初次去時，人家教在博物院左近找。問院門口守衛，也不知道有這個鋪子，問路上戴著常禮帽的老者，他想沒有這么一個鋪子;好容易才找著那塊小木牌，真是"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這鋪子從前在另一處，那才冷僻，邊斐歹克的地圖上都沒名字，據說那兒是一所老宅子，才真夠詩味，挪到現在這樣平常的地帶，未免太可惜。那時候美國游客常去，一個原因許是美國看不見那樣老宅子。

　　詩人赫洛德.孟羅(Harold Monro)在一九一二年創辦了主爿詩籍鋪。用意在讓詩與社會發生點切實的關系。孟羅是二十多年來倫敦文學生涯里一個要緊角色。從一九一一給詩社辦《詩刊》 (Poetry Review)起知名。在第一期里，他說："詩與人生的關系得再認真討論，用于別種藝術的標準也該用于詩。"他覺得能做詩的該做詩，有困難時該幫助他，讓他能做下去;一般人也該念詩，受用詩。為了削一件，他要自辦雜志，為了后一件，他要辦讀詩會;為了這兩件，他辦了詩籍鋪。這鋪子印行過《喬治詩選》(Georgian Poetry)，喬治是現在英王的名字，意思就是當代詩選，所收的都是代表作家。第一冊出版，一時風靡，買詩念詩的都多了起來;社會確乎大受影響。詩選共五冊，出第五冊時在一九二二，那時喬治詩人的詩興卻漸漸衰了。一九一九到二五年鋪子里又印行《市本》月刊(The Chapbook)，登載詩歌、評論、木刻等，頗多新進作家。

　　讀詩會也在鋪子里;星期四晚上準六點鐘起，在一間小樓上。一年中也有些時候定好了沒有。從創始以來，差不多沒有間斷過。前前后后著名的詩人幾乎都在這兒讀過詩：他們自己的詩，或他們喜歡的詩。入場券六便士，在英國算賤，合四五毛錢。在倫敦的時候，也去過兩回。那時孟羅病了，不大能問事，鋪子里頗為黯淡。兩回都是他夫人愛立達.克萊曼答斯基 (Alida Klementaski)讀，說是找不著別人。那間小樓也容得下四五十位子，兩回去，不都不少;第二回滿了座，而且幾乎都是女人---還有挨著墻站著聽的。屋內只讀詩的人小桌上一盞藍罩子的桌燈亮著，幽幽的。

她讀濟茲和別人的詩，讀得很好，口齒既清楚，又有頓挫，內行說，能表出原詩的情味。英國詩有兩種讀法，將每個重音咬得清清楚楚，頓挫折的地方用力，和說話的調子不相像，約翰.德林瓦特 (John Drinkwater)便主張這一種。他說，讀詩若用說話的調子，太隨便，詩會跑了。z但是參用一點兒，像克萊曼答斯基女士那樣，也似乎自然流利，別有味道。這怕要看什么樣的詩，什么樣的讀詩人，不可一概而論。但英國讀詩：除不吟而誦，與中國根本不同之外，還有一件：他們按著文氣停頓，不按著行，也不一定按著韻腳。這因為他們的詩以輕重為節奏，文名組織又不同，往往一句跨兩行三行，卻非作一句讀不可，韻腳便只得輕輕地沒過去。讀詩是一種才能，但也需要訓練;他們注重這個，訓練的機會多，所以詩人都能來一手。

　　鋪子在樓下，只一間，可是和讀詩那座樓遠隔著一條甬道。屋子有點黑，四壁是書架，中間桌上放著些詩歌篇子(She ts)，木刻畫。篇子有寬長兩種，印著詩歌，加上些零星的彩畫，是給大人和孩子玩兒的。跨角兒上一張小賬桌，坐著一個戴近視眼鏡的，和藹可親的，圓臉的中年婦人。桌前裝著火爐，爐旁蹲著一只大白獅子貓，和女人一樣胖。

有時也遇見克萊曼答斯基女士，匆匆地來匆匆地去。孟羅死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五日。第二晚上到鋪子里去，看見兩個年輕人在和那女人司賬說話;說到詩，說到人生，都是哀悼孟羅的。話音很悲傷，卻如清泉流瀉，差不多句句像詩;女司賬說不出什么，唯唯而已。孟羅在日最盡力于詩人文人的結合，他老讓各色的才人聚在一塊兒。又好客，家里爐旁(英國終年有用火爐的時候)常有許多人聚談，到深夜才去。這兩位青年的傷感不是偶然的。他的鋪子可是賺不了錢;死后由他夫人接手，勉強張羅，現在許還開著。